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孟加拉的「一带一路」沿线主要通道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项目提供资金，用于完成余下工程。

本月底，中国进出口银行预期会确定向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项目提供余下工程所需的3亿美元资金。过去数月，该项目由于资金不足，发展停滞不前。帕德玛大桥全长6.15公里，不但是孟加拉彻底改造国内交通网络计划的重点工程，也是「一带一路」沿线一条主要通道。

孟加拉于1999年首次提出兴建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项目，但到2006年才把工程合约正式批予中国中铁集团。中铁集团是一家国有建筑企业，总部位于北京，属全球最大的土木工程企业集团。帕德玛大桥是一条多用途桥梁，共有42个桥墩，造价36.9亿美元。截至今年10月，该项目已完成近半工程。

建造工程完成后，这座双层多用途大桥将横跨帕德玛河(即全球第三大河流恒河的下游)，把孟加拉首都达卡南部的娄哈让地区(Louhajong Region)与蒙希甘杰(Munshiganj)、沙里亚德布尔(Shariatpur)及马达里布尔(Madaripur)连接起来。大桥下层为铁路，上层则为4线行车公路，于2018年底通车后，将成为孟加拉最大桥梁，以及该国首条可供行车的跨河大桥。

帕德玛大桥是达卡-库尔纳铁路项目的重要一环。达卡-库尔纳铁路的规模更为庞大，具有重大策略意义，不但能够改善该国西南部地区与首都的交通往来，而且预期可推动达卡成为由沿海地区通往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客货运中转枢纽。

达卡-库尔纳铁路定于2022年前通车，往来达卡与该国第三大城市库尔纳之间的行车时间，将由目前的7个多小时大幅缩减至仅3个半小时。兴建工程除了铺设215公里的升级路轨、兴建66座大桥和244座小桥之外，还会增建14个车站以及重建现有6个车站。

达卡-库尔纳铁路线也会连接泛亚铁路南部走廊。泛亚铁路全长14,080公里，建成后最终可连通新加坡与土耳其。达卡-库尔纳铁路线的一个主要功用，是作为通往蒙拉港(孟加拉第二繁忙的航运港口)的快速陆路货运通道。此外，另一条铁路将会把达卡与正在兴建的南部深水港派拉港(Payra)互相连接。

帕德玛大桥和随后建设的铁路线是孟加拉七大发展项目之一。这些发展项目旨在改善国内基建、扩大经济基础、吸引更多海外投资者、创造就业以及消除困扰大部分国民的贫穷问题。其他进行中的主要项目包括多个核能和燃煤发电厂兴建工程、多个港口升级改造以及全新的气体加工设施。

对中国来说，帕德玛大桥连接线项目是孟中印缅(BCIM)经济走廊的一部分。该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沿线一条主要通道，建成后全长2,800公里，途经阿萨姆、孟加拉、曼尼普尔及缅甸，把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最大城市昆明连接起来。

特约记者　Geoff de Freitas　达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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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九大)10月在北京举行。会议报告将「一带一路」建设列为对外开放重点，而台湾的「新南向」政策重点推动的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高度重叠，因此台湾与香港在此区域合作，应是合作大于竞争，甚至互利互惠。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的报告中，清晰地勾勒了他的治国理念和施政方针，同时也擘划出未来30年的大陆发展蓝图，值得各界仔细研析，而与大陆经贸关系紧密的台湾和香港两地，更应该抓住大陆打造「新时代」的机遇，为台港两地经济注入新活力。

十九大报告标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顾题思义，习近平透过这份报告要向外界传递大陆发展目标，即短期达成全面小康社会，中长期则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指出，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大陆的发展将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至于第二个阶段，习近平指出，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大陆建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

除了确定了发展大方向，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在各个领域的具体作为。在宏观经济方面，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习近平重申「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由于中国大陆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经济增长持续保持6％以上的中高速成长，堪称东亚地区经济的领头羊。依十九大报告揭示的内容，随着调整经济结构的改革逐步进入收成期，大陆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维持中高速成长，是值得乐观期待的，而向来与大陆经贸关系紧密的台湾和香港，将可在大陆经济稳定成长中蒙受其利。

在产业发展上，十九大报告指出，将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十九大报告的产业发展方针，尤其值得以高端制造业为发展重心的台湾各界重视。近年随着「中国制造2025」政策的推进，大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渐收到成果，众多行业正向高端制造领域迈进，因此两岸经济合作的模式已不同于以往的上下游分工合作，而是需要两岸企业更多的横向结盟和技术交流。而上述十九大报告提到的大陆重点发展产业，正指引出两岸业者可密切合作的领域。

在金融领域，十九大报告指出，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服务业实力雄厚、竞争力强，长期以来就是国际资本进军中国大陆市场的滩头堡，因此对于内地金融政策的风吹草动也格外敏感。此次十九大报告在金融领域特别强调了市场监管和风险控制，这也意味着，大陆金融创新和市场开放步伐或将趋向谨慎保守，在此情况下，香港金融服务业扮演的中介角色仍将吃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会动摇。

十九大报告中另一个与台、港有密切关系的内容，就是对外开放。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报告还指出，将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自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大陆如火如荼地推动这项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战略，吸引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此次十九大报告再将「一带一路」建设列为对外开放重点，可以预期大陆将会加大推动的力度。

香港近年积极探寻在「一带一路」的机遇，特别是在庞大基础设施建设背后，所需要的投融资服务以及咨询顾问等专业服务，香港都具有极大优势，因此十九大后的一带一路建设，当为香港经济带来正面效益。

至于台湾，2016年5月政党轮替后，新政府开始推动「新南向」政策，而重点推动的地区，与「一带一路」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高度重叠。不过，大陆「一带一路」以推动大型基础建设为主，台湾「新南向」则是鼓励制造业前往投资，因此两岸在此区域应是合作大于竞争，甚至互利互惠。

特约记者　康彰荣　台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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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民、熊丽

一、引言

全球基础设施融资的需求量巨大，仅仅依靠政府及多边开发银行的投资远远不够，私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对于基础设施融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通常的几种投资模式中，股权投资对于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而言风险偏高；商业银行贷款则面临资金期限结构和监管条例的限制，即：银行贷款的短期性与基础设施开发的长期性之间存在期限错配，而巴塞尔协议III等监管条例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也使得银行从事长期贷款的意愿降低，从而限制了这一渠道的基础设施资金来源。相比之下，债券投资的长期性、低风险与机构投资者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更为契合，近年来发展迅猛，在欧洲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中，债券融资与银行贷款的比例一度从2008年的1/32上升至2014年的1/3。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基础设施债券市场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本文分析总结了债券市场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的国际先进经验，希望能对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有所启发。

二、债券市场支持基础设施融资的国际经验

通过分析总结债券市场支持基础设施融资的国际经验，可以看出，推动债券市场发展来为基础设施融资需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其一，如何降低债券风险；其二，如何提高债券收益。前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主要在于提高债券的信用评级，后一个问题的解决则基于债券设计的创新。

(一) 降低风险
由于基础设施项目往往无追索权或仅有有限追索权，施工期间还存在与施工、土地征用、融资和成本升级、产权实施等相关的多种融资风险，因此难以获得机构投资者的青睐。以印度为例，根据印度保险监管发展局的管理规定，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只能投资得到国内评级机构评级不低于AA的资产。然而，由于基础设施项目的诸多风险，项目成立之初通常只能得到BBB-这样较低的评级，即便进入运营阶段，也因承销和监管风险而止步于BBB+或A的评级。因此，提高信用评级以吸引机构投资者就成为基础设施债券发行的关键环节。

对债券实施信用增级的主体大概分为三类：国际金融机构、政府、国内评级较高的金融机构。

1.国际金融机构
本文以欧洲投资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为例，展示国际金融机构为基础设施债券提供信用增级的一些经验。

(1) 欧洲投资银行
为了响应"欧洲2020项目债券计划"，欧洲投资银行根据其制定的资格标准挑选出一批符合条件的项目债券，以贷款或应急援助的形式向它们提供信用增级。这种项目债券信用增级(project bond credit enhancement，PBCE)通常分为两种形式：提供启动资金的项目债券信用增级(funded PBCE)和提供应急资金的项目债券信用增级(unfunded PBCE)。不论是哪一种，欧投行都是通过真实的投资为项目债券提供信用增级，这与一般的信用担保有很大差异。采用这种模式的原因在于，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在短期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券的本息，只有依靠金融机构投入真金白银来帮助企业还款；而在长期中，基础设施项目能够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券的本息以及金融机构的贷款。

提供启动资金的项目债券信用增级从一开始就向项目公司提供贷款，而提供应急资金的项目债券信用增级当且仅当项目产生的现金流量不足以确保债券偿还或覆盖超额施工成本时，才以"信用证"的形式提供信用额度。这种信用证长期可用，如果在信用证额度被使用后项目再次遭遇资金困难，那么欧洲投资银行将会根据信用证进一步注资，直到最终完成债务偿还。用于项目债券信用增级的最大金额通常不超过2亿欧元或项目债券名义金额的20%。

(2) 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通过与印度国内金融机构如印度基础设施金融有限公司和其他评级较高的金融机构合作，以发行部分信用担保(PCGs)的形式为印度基础设施债券提供信用增级，从而推动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的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债券市场，解决长期基建资产与长期保险和养老基金负债的匹配问题。

部分信用担保(PCGs)的实施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负责基础设施融资的特殊目的实体(SPV)发行债券；第二，评级达标的相关金融机构通过向债券持有者提供"第一损失"担保，即约占债券未偿还本金20％-50％的担保金额，来将债券的信用评级提高到AA级；第三，亚洲开发银行向相关金融机构发行反担保，提供相关金融机构支付担保金额的一半，为其分担高达50%风险。

作为提供部分信用担保的回报，项目公司将根据项目的潜在风险和担保结构支付担保费用，并按比例分配给亚洲开发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如果SPV未能按照事先约定的条款发行债券从而造成违约，那么亚洲开发银行也不得向印度政府或合作的金融机构追究责任。

整个项目过程中，亚洲开发银行通过参与初期的信用增级，规范了操作流程，提升了市场信心，并在引导印度基础设施金融有限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掌握了提供信用增级的能力之后逐步退出。

2.政府
在西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公私合营(PPP)项目中，政府通常承诺，一旦出现违约它会通过承担全部或部分债务责任的方式提供债务担保，以此加大项目公司的信用强度，提升基础设施债券的信用评级。这种做法较为普遍，如美国"交通基础设施融资与创新行动"和"铁路修复与改善融资计划"、"欧洲2020项目债券计划"等都是由政府主办，并以债务担保形式为基础设施融资提供信贷援助。

但是，政府提供债务担保往往面临着重大的财政风险、代际不公平性以及道德风险。首先，发行债务担保可能招致巨额负债。例如，1997年墨西哥政府为25个收费公路特许经营公司承担了77亿美元的债务。同时，实施担保的行政费用也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财政风险。其次，这种债务担保通过将潜在的财政风险转移给未来，有利于当前的政府和人民，但却牺牲了未来政府和人民的福利，造成代际不平等。此外，政府提供无偿的债务担保，意味着担保费用由普通纳税人而非用户群体承担，违反了公平原则。最后，政府债务担保为私人部门过度的风险对冲保护，往往成为增加私人机构盈利的免费工具，扭曲了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在风险分配上的公平性。

为了避免出现上述问题，政府为基础设施债券提供债务担保并向项目公司收取相应的费用，这被称为"信用违约互换(CDS)"。信用违约互换将部分担保成本转移给了用户而非普通纳税人，补偿了政府未来的债务和管理成本，避免了私人部门对公共部门担保的依赖，实现了公共——私人部门之间的公平风险分配。资产结构、资产收益率和波动率、破产损失率、税率、违约概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等多个参数都会影响信用违约互换的定价。

3.国内评级较高的金融机构
前面提到的印度基础设施金融有限公司以及印度国内其他评级较高的金融机构即为此类。在亚洲开发银行退出之后，它们将继续通过发行部分信贷担保(PCGs)为印度基础设施债券实施信用增级，从而吸引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的资金，为基础设施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

(二) 提高收益
除了提高基础设施债券的信用评级从而降低机构投资者面临的风险之外，通过创新债券设计来提高债券收益也是吸引机构投资者的一大利器。其中，与绩效挂钩的息票债券、含适应性补偿资金的收益债券、碳收益债券、运营债券、可转换收益债券等有较为突出的表现。

1.与绩效挂钩的息票债券
与绩效挂钩的息票债券具有与股权类似的特征，它根据融资项目的不同表现，向债券持有人支付不同金额的回报，从而为投资者提供了比传统债券更强的投资回报机制。发行与绩效挂钩的息票债券能够更为高效地利用私人资金。

设计这种债券的时候应该将债券可变的利息支付与反映基础设施项目绩效的一组变量相联系，同时应当明确规定与表现挂钩的可变息率的上限，避免损害投资者提供股权资本的激励因素(如最大潜在回报)。此外，由于这种与绩效挂钩的息票债券可以看作是一种次级债券或夹层融资工具，而次级债券或夹层融资工具在基础设施融资中的使用较少，因此应当谨慎使用。

2.具有适应性补偿资金的收益债券
一种最直接提升债券收益的方式是由公共部门一次性注入一定数额公共资金来改善项目盈利水平。通过注入公共资金，可将融资项目的预期回报率提高到与市场利率相当的水平。这个机制关键在于"只做一次而不重复"，以此避免私人部门参与者如项目开发商造成的道德风险。近年来，印度中央政府为这种适应性补偿资金建立了专项预算。

3.环境信用额度债券
对于发展中国家一些特殊类型的基础设施项目，如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环境信用额度的出售作为项目运营之后的一大收入来源，可以增加项目的预期收益。

在电力生产中，过去开发商更多地采用不可再生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进行发电，这种生产方式将会带来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而随着一系列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如风力发电、水力发电、核能发电、太阳能发电等的建立并开始运营，开发商可以通过减少发电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获得碳信用额度，如减少1吨的二氧化碳排量，可以挣得1个碳信用额度，再将这些碳信用额度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销售，将会获得一笔独立于电力销售的收入。因此，开发商在项目初期，可以通过证券化碳信用额度的未来收入，向投资者出售碳收益债券，从而在项目开发阶段筹集资金，以支付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初期的巨额成本。

这种债券的一大特点是它通过将项目环境信用额度的未来销售收入证券化来发行债券，从而把开发商来自该项目的其他收入如电力销售的收入隔离并保护起来。相较于就整个项目的收益发行债券，开发商通过创造项目不同的收入来源让投资者独立地参与每个市场，既分散了项目风险，又拓展了融资渠道。

4.运营债券
从基础设施项目的时间范围来看，施工开始之后的3-5年的时期内，通常存在施工延误、竣工失效、成本过高等较高的潜在风险。这些风险可能导致较低的预期收益而难以吸引机构投资者进入。因此，政府可以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初始阶段承担成本，但并不为项目的整个周期提供担保，一旦项目竣工进入运营阶段，政府则将依据该项目后续阶段的现金流量发行＂运营债券＂来获得私人融资。在运营阶段，项目开始产生收入且风险较小，此时发行债券更易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5.可转换收益债券
可转换收益债券是将政府发行的项目债券嵌入固定息票利率(或预先确定的可变息率)和看涨期权，以便未来将其转换成与绩效挂钩的息票债券。基础设施项目竣工之后，债券持有人可以通过密切监测现金流量和项目绩效来决定是否根据可转换收益债券中的转换条款将政府债券转换为与绩效挂钩的债券。这种债券融合了传统债券和与绩效挂钩的息票债券这两种融资工具各自的优点，一方面，对于风险厌恶的债券持有人，他可以得到政府债券的固定收益；另一方面，对于风险偏好的债券持有人，他也可以通过行使看涨期权获得更高的回报。这样的债券设计有利于吸引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从而扩大资金来源。

例如，只要项目的预期回报率仍然低于政府债券的固定利率，债券持有者就不会行使其看涨期权，不将政府债券转换为与表现挂钩的息票债券。在此情况下，政府需要支付债权人固定利息。这使得政府在选择和资助基础设施项目时必须兼顾社会必要性和商业可行性。相应地，如果债券持有者希望获得较高的项目回报，可将政府债券转换为与表现挂钩的息票债券。

将政府债券转换为与表现挂钩的息票债券的比率称为转换比率，它反映了项目的绩效，如果债券持有者预期项目的收入较高，这个比率将会增加，相反，如果项目预期收入低于政府债券的固定票面或预先确定的可变票面利率，则该比率将较低或为零。投资者可以通过观测这一比率来监控和评估项目的绩效。

三、总结
除去财政投入外，我国目前的基础设施融资更多地依赖银行贷款，这导致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一带一路"的国际投资中，一方面资金缺口巨大，另一方面投资风险问题较国内更为突出。国际社会在利用债券市场支持基础设施融资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我国可以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并勇于创新，大力发展以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这不仅能够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融资提供增量的资金支持，还将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同时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结构，为我国建设金融强国做出贡献。

请按此阅览原文。

中国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最近对斯里兰卡作出巨额投资，令当地航运及工业发展有望脱胎换骨。

汉班托塔港: 中国与斯里兰卡合作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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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涵盖众多基建发展计划，当中不少首期工程接近完成，包括定于2018年通车的越南河内轻轨铁路，相关宏图大略也日渐清晰。

河内轻铁系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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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2016年6月23日举行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消息一出，全球商界都非常关注英国与欧盟「分手」会对世界经济带来甚么影响。预料英国会在2019年3月底左右退出欧盟，究竟脱欧是否有助英国重新壮大起来?对此争议甚多，意见纷纭。不少人警告，英国一旦失去进入单一市场的途径，被摒诸欧盟自由贸易区之外，则英国经济或有崩溃之虞。

为了解英国公司如何看待脱欧造成的影响，并评估他们面对脱欧的准备情况，以及今后到欧盟区外发掘商机的计划，香港贸发局研究部于2017年9月21日「迈向亚洲  首选香港」(Think Asia, Think Hong Kong)活动在伦敦举行期间，向77家英国公司的代表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一般还未感受到脱欧决定的负面影响。他们大多表示，会采取观望态度，暂时未有脱欧计划；或者打算今后更多关注或投资于欧盟以外的市场，首选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确，在这项调查中，75%受访者坦言有兴趣把握「一带一路」倡议衍生的商机。有意开拓新市场的公司中，很多都认为获取适当的专业服务支援，以及针对海外目标市场进行研究，是他们在英国脱欧后主要的业务发展策略。

有见亚洲发展中市场潜力优厚，「一带一路」商机涌现，近半受访者表示第一步会寻求香港、中国内地或新加坡等地的专业服务支援。值得注意的是，37%受访者表示考虑在香港设立地区办事处或地区总部，以便拓展他们属意的海外市场，并为这些市场提供服务。

超过八成受访者认为，香港的专业服务界别，包括提供金融、法律或市场营销服务的公司，对他们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机将有很大帮助。因此，他们乐意进一步了解香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担当的关键角色。

英国脱欧：影响未明

总的来说，大多数英国公司尚未感受到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很大部分预料长远情况也大致不变。有42%受访者表示，尚未或预料不会受到脱欧影响；不过有15%受访者预期，他们在欧盟的市场份额将会下降。有9%受访者则预期，在英国会较难聘用欧盟公民，届时可能出现劳工短缺的情况。

这些结果与英国商界近期的事态发展相当吻合。监管机构已建议金融服务界的众多企业，包括银行和保险公司，为英国脱离欧盟而又未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作好准备。同样，许多向来依赖欧盟市场或欧盟移民工人的零售连锁店和跨境电子商贸业者，正在加紧准备迎接英国脱欧后的挑战。

其他伴随而至的问题还有融资难度增加(7%受访者持这意见)、要克服在英国内部扩大市场份额的挑战(6%)，以及未能申请欧盟结构性基金和欧洲投资计划拨款，研发资金可能因而减少(4%)。

投资欧盟区外市场

调查中，有30%的受访者采取观望态度，未有制订策略；相反，35%的受访者表示有计划更多地关注或投资于欧盟以外的市场。这项结果大致上与英国政府的方针一致。英国政府承诺改善该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联系，并鼓励英国公司在英国脱欧后贸易地位有所调整时，把目光投向更远的目标市场。只有13%的受访者计划加强力度，扩大他们在欧盟市场的份额；11%则会集中发展本地市场。

在认定今后发展的首选海外市场方面，亚洲是整体上最受重视的地区(49%受访者持这意见)，其中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例如中国、印度和东盟等排第一位(38%)；亚洲发达经济体，例如日本和韩国，则排第四位(11%)。西欧(14%)、中东及非洲(11%)也排名甚高，获英国企业视为富有潜力的新市场。

海外服务市场

问及可能在海外目标市场中重点发展的业务，有35%受访者选择「提供专业服务」，反映接受调查的公司有意把现有的业务联系扩展到新市场。事实上，英国目前是欧盟区内最大的服务输出国。其次的选项是拓展消费市场(14%)和工业产品/服务/技术市场(12%)。

香港是可靠的合作伙伴

为大举进军海外新市场，许多英国公司承认，他们需要海外服务供应商的专业服务支援，例如金融、法律和市场营销服务。当问及他们首选哪个商业中心以便进入这些市场时，近四分之一受访者选择香港为取得所需专业服务支援的最佳地点，这正好与他们的海外目标市场互相配合。第二位是英国(17%)，其后为中国内地(15%)和新加坡(10%)。

为协助开拓海外目标市场或提供服务，78%的受访者承认有需要设立新的地区办事处或地区总部。37%的受访者表示有需要在香港设立地区办事处或地区总部，其次是新加坡(10%)、上海(6%)和纽约(6%)。

「一带一路」商机

总的来说，不少受访者看好「一带一路」倡议，并希望受惠于各种相关的商机。相比之下，只有13%的受访者声称对「一带一路」不感兴趣，另外有12%受访者表示没有留意这项倡议。

香港：超级联系人

对许多有意在脱欧后开拓海外新市场的英国公司来说，香港是独特而重要的合作伙伴，主要原因是本港的资本市场充满活力，融资渠道众多，而且专业和金融顾问服务十分全面，并衔接多个广泛的全球网络。

香港是区内的法律服务枢纽和争端解决中心，实行英国企业熟悉的普通法制度，司法独立，大有条件为首次探索亚洲市场的英商提供重要的专业服务支援。

香港是连接中国内地与世界各地市场的「超级联系人」，许多受访者认同这一点，并对香港充满信心，认为本港能发挥重要作用，协助他们把握「一带一路」倡议衍生的商机。总体而言，84%的受访者同意，香港专业服务界别对他们把握「一带一路」商机帮助很大，而88%的受访者更希望深入认识香港在「一带一路」担当的关键角色。

受访者概况

是次问卷调查访问了77家英国公司的代表，当中有46%在服务业公司工作，15%来自贸易公司，7%受聘于制造商。至于公司所在地，86%设于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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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高蓓

可持续发展的"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应主要采取多边模式，即构建多边融资平台和多边合作机制，这是支持"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可持续进行的基础。

2013 年下半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其中，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正式发布《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愿景与行动》外，国家能源局也与各国能源部门、有关国际组织积极沟通磋商，推动各种合作，如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合作项目、中俄原油管道扩建项目等，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如何有效构建多边融资平台，支持"一带一路"能源金融合作就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能源合作离不开金融支持。从前期勘探、采购设备、到后期以能源质押换取流动性，金融的支持贯穿了能源行业的整个流程。而且由于能源开发资金量需求较大，专业化程度较高，且风险较大，因此，能对能源开发提供金融服务的往往是实力雄厚且有专门能源部门的金融机构。这对"一带一路"落后国家来说，争取本国资金进行能源开发较为困难，相比之下，吸引外资共同开发是一条比较可行的捷径(简称"双边模式")。

虽然双边模式在短期内可能达到双赢，资金输入国利用他国资金开发本国能源，进而发展经济，资金输出国通过投资获取相应能源，但长期看，双边模式的能源合作存在许多潜在问题。

其一，双边模式下违约风险较高。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能源合作多为双边模式，如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合作项目、中俄原油管道扩建项目等，这些项目可能谈判和执行阶段较为简单，但由于项目以双边信用担保，很可能在国内政治动荡和政府更迭时出现违约风险。

其二，双边模式下容易引发能源输出国对国内能源安全的担忧。中国对外投资虽然刚刚起步，但在一些国家的比重已经很大，引发该国开始担心国家安全问题，不利于中哈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

其三，双边模式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批评。能源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所有国家都非常重视，但双边模式排斥了第三方参与的可能，容易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投资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影响项目的顺利进行，甚至可能导致恶性竞争。

因此，可持续发展的"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应主要采取多边模式，即构建多边融资平台和多边合作机制，这是支持"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可持续进行的基础。例如，前期可成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基金，时机成熟时，可发展为国际能源银行。

第一，新机构可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开展业务。新机构可定位为主要服务"一带一路"能源行业的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前期勘探、采购设备、以及以能源产品进行质押提供流动性等，对设备采购可提供融资租赁服务。

第二，新机构应以营利为目的，可作为现有多边机构的有益补充。现有多边机构多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项目选则中需要国家主权担保，不适宜承担过大风险。这些性质决定了其不能大规模在高风险的能源行业开展业务，但考虑"一带一路"国家本身的特点，可设立以营利为目的的新机构作为现有多边机构的有益补充。

第三，新机构可邀请所有有意向的银行和能源公司入股。新机构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可通过多家银行共同入股的方式设立，如国内的工、农、中、建、交5家大银行发起设立，可邀请域内有意向的银行参股，甚至可以邀请域外银行，但对域外银行可以设置股份限制，包括股份最高限额、股份权利限制等。当新机构以国际专业金融机构身份参与"一带一路"能源开发时，可以缓解和消除外界对中国在中亚能源开发的质疑和限制，同时，也可拓宽银行营利来源。

最后，新机构设立同时，也应制定国际能源合作规则。目前，各国能源行业的发展战略、政策法规、技术标准不一样，各国的信息沟通、人员往来、技术合作、标准互认尚不充分，合作还存在一定的障碍。合作规则的制定将有利于"一带一路"上能源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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