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产总值 (十亿美元)
114.96 (2019)
世界排名 82/194
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 (美元)
3,113 (2019)
世界排名 152/193
经济结构
(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对外贸易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73 (2019)
货币 (期内平均)
乌兹别克索姆
8836.79每美元 (2019)
政治制度
共和制
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大英百科全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Pew Research Center、联合国、世界银行
伊朗是中东北非地区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名义GDP估计达3,876亿美元。伊朗属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自2016年1月国际重大制裁解除后,不少外国投资者对该国甚感兴趣,有意在当地发掘商机。该国的特点是人口年轻并受过良好教育,其中大部分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出生。
有鉴于此,香港贸发局研究部最近到伊朗实地考察,评估该国是否适合作为电子、服装及家居用品等香港消费品的出口目的地,并探讨香港服务提供者在伊朗服务市场的商机,包括建造、项目管理、物流、设计及金融等领域。
伊朗逐渐重新融入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预料投资环境将有所改善。不过,在2016年1月联合国解除核相关制裁(或称「次要」制裁)后,涉及与美国个人或公司进行贸易的「主要」制裁依然存在,令人关注。此外,我们还检视了该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当地的商业惯例,以便深入了解目前当地的市场情况。
本报告概述伊朗存在的商机,至于抢先进入伊朗市场可能面对的风险,则在另一篇文章《伊朗解缚:权衡市场机遇与实际商业风险》中讨论。
全面协议:改变游戏规则
自鲁哈尼(Hassan Rouhani) 于2013年8月就任总统以来,伊朗政府在缓和该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上取得不少进展。这种紧张关系已导致美国、联合国及欧盟对伊朗实施一系列制裁,包括贸易禁运、冻结伊朗在海外的资产,并禁止与伊朗进行金融及银行交易。
经过约两年的谈判后,伊朗于2015年7月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达成名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的历史性协议。
根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条款,伊朗接受国际核查其核计划,以换取西方解除对该国的重大经济制裁。《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于2016年1月16日生效,除了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外,次要制裁(包括欧盟对伊朗的大部分制裁)亦宣告解除。虽然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主要制裁依然生效,不过这项协议为多家公司主要是欧洲企业重新进入伊朗,并在该国的交通、石油天然气、银行金融等多个主要经济部门投资铺平了道路。
冋时,估计约1,00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主要是在制裁期间售予亚洲国家并由托管账户持有的石油收益,已逐步发还给伊朗,为该国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在协议生效后的多个月内,伊朗已能达成多宗大型采购交易。
重新接入SWIFT降低交易成本
自2012年起,伊朗的国际银行业务受到严重限制,该国几乎所有银行均被禁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SWIFT系统本身是一项全球金融交易协定。
在《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实施后,伊朗于2016年2月恢复接入SWIFT系统,多家伊朗银行得以再度进行跨境交易。此举降低了伊朗公司的交易成本,否则须支付中介费用予迪拜的中间商,而且也改善了该国的整体贸易环境。
到目前为止,Bank Melli及Bank Mellat等约30家伊朗银行已重新加入SWIFT。中国工商银行亦已申请在伊朗开设分行,这是银行联系进一步正常化的迹象。据报道,在制裁解除后,意大利的Monte Paschi Di Siena Bank已为伊朗数家银行提供银行担保及信用证服务。即使这样,鉴于主要制裁仍在实施,许多国际大银行对是否与伊朗恢复商业联系依然犹豫不决。
宏观经济恢复稳定对经济前景有利
鉴于国际制裁对伊朗经济的影响,包括政府向伊朗中央银行大量借款以弥补不断扩大的赤字,鲁哈尼政府于2013年上台后,采取了一些针对通胀肆虐及失业问题的重大措施。
2013年,在美国及欧盟对伊朗的能源及银行业扩大实施制裁后,伊朗的通胀率飊升至40%的高峰。为平抑通胀,鲁哈尼政府推出多项措施,包括重大的补贴改革,并以非现金福利取代派发现金。结果,在上一个伊朗历年[2],消费物价通胀由再上一年度的15.6%放缓至11.9%。据伊朗中央银行预测,这种下降趋势将持续下去,预料到2017年3月通胀率可降至个位数。
2016年第一季,伊朗失业率达11.8%。为解决失业高企的问题,鲁哈尼政府建议通过一个私有化进程,实行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
伊朗的公营部门相当庞大,通过国有企业或半私营实体,如与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有联系的基金、养老金及公司等对经济实行实质性控制。2016年,该国宣布,由政府拥有的国家航空公司 — 伊朗航空,以及汽车工业,加上伊朗私有化组织在《2016年剥离清单》内公布的201家公司都会私有化。此举将有助提高效率,释放被不活跃项目占用的资源,以弥补预算资金不足,最终为私有化进程增添推动力。
制裁解除后发展需要外国投资
经过多年难以获得外部资金后,现时伊朗政府热衷于在多个行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新设备及新技术需求大的行业。
在短至中期内,预料伊朗经济的重点将是填补与重大投资项目有关的资金缺口。伊朗在2016至2021年第六个五年发展规划中,订下GDP增长8%的远大目标;为此,伊朗政府每年须吸引多达500亿美元的外资。
从长远来看,估计2016年至2025年期间,伊朗将为当地及国际投资者创造1.5万亿美元的投资机会。
按照《2025年愿景》,伊朗政府认定了该国将重点发展的多个核心产业,包括石化产品、金属和矿产、能源、食品、医药、工业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纺织服装及运输。
具体而言,长期发展规划已列出几个战略发展目标。其中包括通过采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专注于创新主导的制造业;实行经济多元化,从石油及天然气扩展至高增值的下游产业;设立合资工厂,降低出口成本。
另据报道,伊朗政府计划逐步提高在制造业的投资净额,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视将为外国公司提供大量机会,参与伊朗的持续转型,不管是投资于石化产品、钢铁、汽车及消费品的生产,还是提供与技术及生产流程改进,以及金融业有关的服务。
商机并不限于资本密集型产业
伊朗的天然气及原油储量分别居世界第二及第四位,该国的经济比区内其他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更多元化,石油出口收入仅占政府预算的30%左右。在截至2015年3月20日止的2014/15财政年度,石油业占伊朗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5.3%,其后是餐饮酒店业(15.0%);房地产、专门及专业服务业(15.0%);制造业(11.8%)和农业(9.3%)。
在制裁解除后,预料石油和天然气,以及交通和基础设施等大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将最直接受益,不过该国亦迅速引起多个非石油工业企业的注意。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受到制裁多年,伊朗的国内制造业依然相当庞大。换言之,伊朗与许多其他新兴市场不同,这些市场往往需要建设全新厂房,要有大笔的初始资本。相反,在伊朗的外商直接投资者可选择将现有设施升级改造,从而降低对初始资本的需求。此外,政府正致力为外商直接投资者提供不少优惠,这些优惠大多针对特定行业。
消费品商机
伊朗人口近8,000万,超过60%的公民年龄在30岁或以下,是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零售市场之一,进口货品的增长潜力很大。在被制裁期间,伊朗庞大的中产阶层仍然偏好外国产品,要从迪拜及土耳其进口来满足这方面的庞大需求。在联合国解除制裁后,相关商业活动将随着贸易及金融正常化而更为方便,预料这股需求将进一步加强。
香港贸发局研究部最近在伊朗实地考察时得悉,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公司(包括多家饮品公司)已与该国订立授权协议,在伊朗制造其产品。目前,伊朗的贸 易商及中间商通过迪拜及土耳其采购众多的国际品牌产品,再转口到伊朗。另据报道,货船会定期从迪拜的自由贸易区,如杰贝阿里港(Jebel Ali Port)把货物运往伊朗。国际产品会从伊朗的基什岛(Kish Island)和格什姆岛(Qeshm Island)等自由贸易区,运回该国内陆,其中不少是大众市场的快速流转消费品。
在联合国制裁解除前,伊朗大部分消费者不得不使用质量低劣的「国际产品」,其中不乏假货。现在制裁已经解除,预料伊朗的零售环境会迅速改变,以回应市场对正牌优质进口货品被压抑良久的需求,其中包括电子产品、通讯产品及配件、钟表、珠宝、服装及其他消费品。
由于美国仍然实施主要制裁,禁止美国公民、公司及金融机构与伊朗营商,因此伊朗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所有交易主要是以美元以外的货币进行,尤其是欧元或人民币。因此,可以用人民币结算支付的香港公司拥有明显优势。
此外,随着伊朗的消费市场进一步对国际公司开放,对现代零售设施的需求势将增加,以满足懂得科技的年轻消费者的需要。他们越来越喜欢光顾大型购物中心,多于传统的市集。这种情况可能推动建造业的进一步发展,目前不少新购物设施正在兴建,以满足这方面持续增长的需求。
「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贸易枢纽
在伊朗被西方制裁期间,中国与伊朗仍保持商业关系。中国连续6年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制裁解除后双方已有坚实的基础加强经济关系。
随着制裁解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6年1月访问伊朗。访问期间,两国就建立25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协议,在通讯、铁路、港口、能源、贸易和服务等领域深化合作。未来10年,双边贸易额将增加约10倍,超过6,000亿美元。
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伊朗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沿线的主要国家之一,可望从这项倡议重点推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合作中受益,并将刺激铁路及公路运输、能源、电讯和房地产等多个行业的需求。
在撰写本文时,据报道,中国轨道装备工程有限公司即将达成协议,投资30亿美元兴建由德黑兰至马什哈德(Mashhad)的高铁项目。此外,中国与伊朗还 计划在伊朗南部的贾斯克港(Jask Port)联合建设工业城,面积3,000至4,000公顷,重点是石化、炼油、钢和铝材生产等项目。
区域市场的潜在门户
伊朗位于南亚,滨临波斯湾、里海和阿曼湾,是通往人口逾4,000万的区域市场的门户。这个市场覆盖阿富汗、伊拉克、土耳其、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制裁解除后,货物移动将更方便,会带来大量贸易机会,有助伊朗发展为该区域的贸易及物流枢纽。
如上所述,伊朗也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沿线的主要国家之一,这个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倡议希望改善与各主要走廊沿线国家的海陆交通联系,而于2000年创建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ternational North-South Transport Corridor),则旨在通过伊朗把印度洋、波斯湾与里海连接起来,并经过俄罗斯的圣彼得堡通往北欧。这条多式联运走廊将令伊朗成为连接印度及俄罗斯等14个成员国的重要枢纽[3]。
此外,2016年5月,印度宣布计划投资2亿美元,在伊朗恰赫巴哈尔(Chabahar)港兴建两个码头及5个泊位,另外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提供3亿美元。据报道,伊朗政府正在寻求其他国家投资,协助全面开发该地区。
除建设项目外,有意向欧洲出口的亚洲制造商可考虑在该国设厂,以善用伊朗接近欧洲的地利。伊朗共有数十个自由区及经济特区,外国投资者可设立新工厂,并享受一系列投资优惠。
[1] 世界银行将伊朗列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126至12,735美元。
[2] 伊朗的1394历年于2016年3月19日结束。
[3] 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的成员国包括:伊朗、印度、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塔吉克、阿曼、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叙利亚、乌克兰、土耳其、吉尔吉斯和保加利亚(观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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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 | 2016年08月05日
香港作为亚太区的重要商贸平台拥有不少优势,包括良好的法律制度、资金及资讯自由流通、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一应俱全。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委员长曾光宇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内地企业投资「一带一路」国家时,更可利用香港引进外部资金,为海外投资项目及其他业务进行融资,并且通过香港作为地区总部的优势,利用香港高效的营商环境,协调内地、亚洲以至其他「一带一路」市场的投资项目,提升整体「走出去」的营运效率。
为海外投资项目融资
「与初创企业需要寻求种子或天使资金支持的情况不同,计划『走出去』投资海外的内地企业大多已具有一定业务规模,并拥有不俗的资产和现金流。虽然如此,大部分『走出去』企业仍需要为其海外项目融资,寻找足够资金支持有关项目发展。」
曾光宇先生向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表示:「香港的低税率和相对简单的税制结构、发达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通讯网络等,吸引了不少创业投资资本(venture capital)和私募投资资金(private equity fund)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开展业务。他们当中不乏源自本地的投资者,但更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资金。一方面,他们利用香港的网络拓展与中国内地有关的投资项目,同时也利用香港作为他们的区域投资总部,寻找投资机会和管理在亚太区的投资项目,并且覆盖例如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中亚地区、以至俄罗斯等「一带一路」国家。所以,在中国「走出去」拓展「一带一路」的前提下,香港的创投及私募资金与内地欲『走出去』的企业大有合作空间。」
他提到,香港是区内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低税及便利的营商环境等优势,而且在地理上接近正在急速发展的亚洲地区,和现时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中国内地,所以吸引不少欧美等地希望投资亚太地区的创投及私募资金,把营运据点迁移往香港成立地区总部,利用本港的资讯资源及网络寻找内地、亚洲以至「一带一路」等地的投资机会,同时进行筹集资金及其他融资活动,和利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处理会计、合同和法律等事宜,并管理在内地及其他地区的团队,在当地敲定、完成有关投资交易。
为走出去企业注入国际元素
曾光宇先生说:「内地企业发展海外业务,包括在外国建立销售网络、进行直接投资、采购和各类型收购活动,往往需要外币资金为有关业务融资。可是,若要利用内地渠道为海外投资项目筹集资金,目前仍有不少限制。若通过香港的商贸平台,利用香港资金流通优势为海外业务融资,便可有效为解决企业『走出去』的投、融资问题。事实上,香港的创投及私募资金投资者不仅可提供股本资金,更可为内地企业注入国际元素,通过香港成立国际公司架构,为『走出去』的个别投资项目,进行具成本效益的股本和债务融资,以支持有关项目的发展和营运。」
曾光宇先生表示,香港汇聚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而在本港设有据点的创投及私募资金,已成为亚太区内一个重要投资者集群,可有效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投资「一带一路」项目。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目前拥有340多家公司会员,当中包括190家私募股权机构,合共管理约一万亿美元资产,他们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创业基金、成长基金、并购基金等[1]。此外,有关数字亦显示,2015年亚洲共筹集约670亿美元私募资金,当中约18%是在香港筹集,而截至2015年底,合共有354家私募投资管理机构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2]。
[注:有关香港投资者如何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的例子,请参考:「走出去」发掘「一带一路」商机(专家意见五):通过联合投资走向全球的范例]
[1] 资料来源: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
[2] 资料来源:Asian Venture Capital Journal/香港特区政府引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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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 | 2016年08月12日
越来越多中国内地企业有意自行或通过收购合并到海外直接投资,以开拓新市场,或者获取劳动力或其他资源。不过,一家香港投资公司指出,股权联合投资(equity co-investment)或其他方式的股份制合作,可为意欲拓展海外业务,但同时希望控制风险的内地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选择。通过与联合投资者合作,内地企业不仅可以得到投资伙伴分担风险的好处,更能产生协同作用,得以借助投资伙伴的优势,进军新的业务领域,超越本身的业务限制。
另一种投资方式
邓亚力(Alex Downs)是古船投资有限公司(Ironsides Holdings Limited)董事。该公司是一家以香港作为营运基地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资金来自香港、美国及其他地区,直接投资于医疗保健、农业、物流和科技等领域的私人公司及项目。目前其投资项目涉及包括东南亚和中亚等地区,这些地区都属于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范围。
邓亚力最近接受香港贸发局研究部访问时表示:「中资企业投资海外项目或公司时,似乎倾向要取得控股权。不过,他们还可考虑与外国同业合作,藉此在海外市场大大提升实力,并且开拓新商机,这样可带来较高的利润,同时降低风险。
「中资企业可以通过与经验丰富的股权联合投资伙伴合作,降低海外投资的风险。这些伙伴只拥有少数股权,却能有效地就合作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尽职调查和长期可持续性分析。此外,若在『一带一路』沿线某些新兴经济体投资,内地投资者可考虑争取当地或其他有经验的伙伴进一步参与,以应对当地法规不明确和法制未完善、本土拥有权规定欠透明、当地商业及市场资讯不足,以及受劳工和其他文化问题困扰等所带来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通过联合投资伙伴,中资企业有机会将其业务扩展至原来的经营范围之外。」邓亚力以去年达成的一项农业投资为例,就此作出说明。在这项投资中,古船积极协助有关内地企业重塑品牌,并重新聚焦于其核心业务模式,以作投资计划的一环,因此该公司得以把业务扩展至国际市场。
邓亚力还谈及现时一些对采煤等中国内地重工业有支持作用的机遇。在这方面,联合投资者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让内地采煤企业将其过剩产能转移到东南亚的投资项目。在经验丰富的国际合作伙伴协助下,内地采煤企业可从根本上重整业务,开拓煤炭开采之外有利可图的新商业项目。这种联合投资可降低与投资相关的风险,同时亦能解决影响众多内地公司的产能过剩问题。最终,这些公司应能继续营运,并可确保业务在获得盈利的情况下增长。
协调不同合作伙伴的利益
邓亚力在分析其中利弊时说:「联合投资模式能否成功,取决于参与各方的贡献和合作伙伴之间的有效合作,当中,中资企业可能没有控股权,不过却有机会参与一个更大的项目,并进入原有业务以外的市场,得以从海外投资产生可持续的收入。对于没有足够经验、曝光度及/或资源的『走出去』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当然,他们必须决定,是单独投资于规模较小的项目以取得控制权,还是在一个较大的项目中占较少股份,与联合投资伙伴一起走向世界,并可能降低风险。」
他指出,中国正着手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同时在「一带一路」沿线寻求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在这方面,以香港为总部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例如古船投资,应可协助中国内地企业在亚洲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藉此转移其过剩产能。事实上,香港的投资公司在全球和中国内地均拥有广泛的商业联系,优势明显,因而可以接触到林林总总积极寻求增长机会的公司。
香港的投资者有资讯自由流通之利,而且熟悉中国内地及外国的营商环境,对内地及外国公司不同的业务需求十分了解,大有条件协助中国内地企业与外国合作伙伴结合互相的优势和资源,同时协调彼此的利益,藉此一起开拓新市场,沿价值链向上发展,并重新调配资源,推动业务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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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 | 2016年10月18日
外商投资近年不断流入中国发掘西部地区潜力,而内地沿海企业亦青睐西部的技术人才、较充裕的土地和劳动力供应,以应付生产成本上涨等挑战。加上西部近年大幅提升基础建设,并大力扩展交通运输网络,大大提升整体的物流配送能力,不仅使西部成为沿海企业转移生产的承接地,亦成为外商及内资企业扩展业务的理想地点,以便进一步拓展内销和海外市场。
特别是四川省的成都连同毗连的重庆市,拥有西部最大的产业集群,以及西部的商贸物流中心和交通枢纽地位,成渝地区目前是西部吸引外商及沿海企业投资的主要地点,不少投资更投放在当地的高技术产业,例如半导体、电脑、通讯设备和汽车项目等,促使四川及重庆的产业升级,由昔日的老工业地区,蜕变成为中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之一。
随着产业链发展日渐成熟,当地的工业和生产活动增加,并朝向多元化和更高技术的产业扩展,不但对广泛工业物料的需求迅速上升,同时对各类支援服务需求殷切,包括产品设计和技术解决方案、品牌和市场推广服务,以及国际物流等商业服务,可为香港的上游工业物料企业和服务供应商提供不俗的市场机会。
西部外来投资迅速增长
商务部最近资料显示,2016年1至8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按年增长4.5%(达859亿美元),而西部地区同期吸收外资增幅较高,按年增长31%。事实上,随着西部经济日渐发展,外商在区内的投资不断增加。特别是外商在四川及重庆的直接投资,在2005年至2015年间分别上升超过10倍及7倍,10年间每年平均增长分别达到27.5%和22%,增长速度超越全国7.7%的平均水平。
四川省在利用外资、引进国内省外企业投资等数量均居中国西部首位。例如截至2016年3月,累计共有271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成都,居中国中西部第一,当中除了境外企业202家以外,亦包括69家内地企业[1],可见除了外国企业,其他地区的内资企业亦希望利用当地优势投资扩充业务。
2015年四川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100.7亿美元,而同期国内省外资金投资四川更高达9,116亿元人民币(约为1,450亿美元),按年增长3.6%[2],有关投资遍及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饮料食品、油气化工、能源电力、汽车制造等广泛产业,显示无论外商及省外的内资企业,均看好四川的发展潜力。
至于重庆市的情况也相若,2015年利用外资107.7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37.7亿美元,而实际利用内资投资金额则达8,530亿元人民币(约为1,350亿美元),按年增长17.7%。[3] 但在产业方面,外来资金除了投资重庆的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外,多集中在电子设备和汽车相关产业。特别是投资在重庆市工业的外商企业,差不多一半的产值集中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另外约30%外商投资工业产值则属于汽车整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业[4],而来自其他地区的内资企业投资则较为分散。但整体而言,在重庆市的外来投资均以高技术产业为主。
科技巨企进驻四川、重庆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跨国科技公司和内资企业是近年投资四川及重庆的表表者,借助当地各种优势以满足他们全球业务发展所需。以电子产业为例,中国西部现已培养出大批电子工程师,特别是成都和重庆,当地拥有充足的电子科技人才和技术人员。另外,成都及重庆等西部地区的军事工业十分发达,而中国政府现正加快把更多的军事技术转为民用,遂使成都、重庆以至周边地区成为电子及其他科技业界发掘高科技人才的宝库。
成都及重庆的科技资源
成都
重庆
资料来源:成都市投资促进委员会;重庆市人民政府
目前,成都及重庆地区已孕育出中国西部最大的电子科技集群。例如在「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聚集英特尔(Intel)、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等200多家科技企业,并且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体系。高新区资料显示,现时全球每两台笔记本电脑的CPU,就有一枚是在成都封装测试。上游零部件方面,高新区现拥有先进的TFT-LCD生产线,和液晶玻璃基板等新型显示器件项目,而内资企业京东方正在投资建设第6代新型LTPS/AMOLED显示器件生产设施。
特别是英特尔在数年前把上海部分生产线西迁至成都后,同时把该公司在美国、以色列和大连厂房等生产的晶圆空运到成都厂房,封装测试后再从成都空运到中国市场和世界各地,其中部分经香港转口,使成都厂房成为该公司全球生产的晶片测试和封装主要设施之一。目前,英特尔正为成都厂房进行设备升级,希望进一步把以色列部分生产项目延伸段转移到成都生产。[5]
德州仪器最近亦为其在高新区的封装测试项目进行设备升级,并且扩充产能。而富士康在成都设有生产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相关的零部件厂房,并在2016年中开始为美国苹果公司生产成都制造的笔记本电脑。[6]
成都以外,四川省其实亦拥有一个电子制成品企业集群,当中包括长虹(彩色电视)和成都国腾通信(电讯/数据设备)等,还有一个可以支持这些生产活动的供应链。而其他外来的内资企业如TCL、联想(Lenovo),和外资企业戴尔(Dell)等,亦相继在成都投资生产高清电视机、电脑和其他资讯科技产品,加上上述的科技企业,使成都以至四川省的整体供应链日趋完善。
至于重庆,该市的四联集团(电气设备、半导体、LED产品等)和中冶赛廸(节能环保、资讯科技设备)在电子方面有长足发展,并跻身中国电子企业100强之列,而外来科技企业也纷纷前往重庆大力投资。特别是惠普HP在重庆投资厂房的产能日渐扩大,其组装的电脑及其他资讯产品同时供应发展蓬勃的内地和全球市场。HP以外,宏碁(Acer)、广达(Quanta)、英业达(Inventec)、富士康等台湾资讯科技设备生产商也到重庆设厂,直接推动重庆的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产量近年大幅跃升。
事实上,重庆的科技产业凭藉政府多项扶植电子制造和资讯产业等政策,规模一直有所扩大。例如,「重庆两江新区」于2010年中成立,属于国家级开发区,地位与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相若。这个新区以电子为目标产业之一,为投资者提供土地优惠政策、补贴和信贷支持等鼓励措施。另一例子是「重庆西永电子产业园区」,积极招揽资讯科技、集成电路和软件等产业投资。为吸引出口生产活动,「重庆两江新区」和「重庆西永电子产业园区」均设有保税设施。
在这些背景下,成都及重庆已发展成为电子业的重要产业基地,成绩有目共睹。根据「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6年中提供的资料:
利用川渝进军内地和海外市场
科技资源以外,四川及重庆是中国西部的交通中心,拥有便利的货物运输及物流网络,加上在「西部大开发」政策下,近年大幅提升基础建设,并大力扩展公路和水路的交通运输网络,大大提升当地与中部及沿海地区的整体物流配送能力。而成都及重庆市更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境外的空运和铁路连系,包括开通由成都至波兰罗兹(蓉欧)及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渝新欧)等「中欧班列」服务,完全改变了西部不便从事与国际贸易有关生产活动的旧印象。
[注:更多有「中欧班列」服务详情,请参阅:「中欧班列」加速开行发掘「一带一路」商机]
而且,四川省内8,100多万人口以往是沿海地区农民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但在沿海地区生活成本上涨情况下,及西部地区工作机会增加,现在他们积极返回西部寻找工作。加上重庆市拥有约3,000万人口,当地劳动力供应相对充裕。有见及此,沿海地区的内资和外商企业相继到四川及重庆地区设厂,以挽留工人继续进行生产,同时扩充产能。
事实上,四川及重庆政府亦积极寻求更多业者由经营成本较高的沿海地区内迁,包括引进较高技术产业的投资者到当地设厂生产,加上不少跨国及内资的科技和电子企业近年西进之举,遂刺激当地对各种生产物料需求不断增长,同时促使部分上游物料供应商跟随他们的客户到四川及重庆地区投资,以便开发日益增长的工业物料市场。
这些发展不单使西部地区成为沿海企业转移较高科技产业生产的承接地,亦成为外商及内资企业扩展业务的理想地点,以便进一步拓展内销和海外市场。在「外来」投资不断流入的情况下,2010至2014年间,四川及重庆的电子业销售额大幅增加至4,048亿元及2,954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分别增长约30%及76%。
同时,两地的产业由原本以内销占较大销售比例,转而由出口带动。2014年四川及重庆的电子产业出口占其总销售产值的62%及 74%,而两地的出口交货值总量在中国省市中分别排名第4和第6位,主要出口产品包括电脑、集成电路及通讯产品等。另一方面,虽然两地电子业的内销比例呈下降趋势,但其内销价值其实一直上升,只是增长速度逊于出口而已。由此显示,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商投资者,越来越多利用四川和重庆的技术、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
对港商的启示
外来企业日渐增加在中国西部的投资,显示西部日益受到重视。事实上,四川及重庆等地科技人才济济,劳动力充裕,西部地区更有具丰厚潜力的市场,有利电子科技及其他较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目前,不仅是跨国公司,连内地的大企业和台湾业界也加入投资四川和重庆之列,而上游供应商也跟随他们的客户到当地开发日益增长的工业物料市场。加上当地政府积极吸引更多业者由经营成本较高的沿海地区内迁,势将进一步刺激对各种生产物料的需求,为香港有关上游物料的供应商提供市场机会。
另一方面,四川及重庆产业正朝向高技术和服务业方面发展,两地政府亦向制造业以外的现代服务业招手,希望促进当地产业向多元化发展,除了电子制造业,亦包括应用于运输和轨道交通等通讯系统、卫星定位导航、物流管理等领域,同时加强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应用,希望帮助川渝地区的汽车产业进一步发展,而当地有关企业亦希望加强与其他地区的科技和服务业者合作,以增强竞争力开发更多内地和海外市场商机。这些发展除了可为香港科技企业提供进入西部市场的契机,亦可为香港其他服务供应商,例如产品设计和技术解决方案、品牌和市场推广,以致国际物流和其他商业服务等,提供不俗的市场机会。
而且四川及重庆地区的产业链日趋成熟,配以更有效率的对外物流配送系统,亦可为香港企业在转移内地沿海生产和扩充产能方面提供额外选择。同时,四川及重庆与沿海地区的供应链连系日趋紧密,随着下游客户日益受到吸引而前往西部投资,香港有关的上游供应商其实也可能需要考虑如何跟随客户内迁,或以其他方法解决支援客户的问题。
[注:更多有关四川及重庆的产业发展方向,和承接产业转移情况,请参阅:成都及重庆承接高技术转移产业启示]
[1] 资料来源:成都市投资促进委员会
[2] 资料来源:2015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 资料来源:2015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4] 资料来源:重庆统计年鉴
[5] 资料来源:「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6] 资料来源:「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资料提供 | ![]() |
国内生产总值 (十亿美元)
114.96 (2019)
世界排名 82/194
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 (美元)
3,113 (2019)
世界排名 152/193
经济结构
(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对外贸易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73 (2019)
货币 (期内平均)
乌兹别克索姆
8836.79每美元 (2019)
政治制度
共和制
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大英百科全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Pew Research Center、联合国、世界银行
国内生产总值 (十亿美元)
82.52 (2018)
世界排名 94/193
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 (美元)
12,506 (2018)
世界排名 87/192
经济结构
(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对外贸易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35.2 (2018)
货币 (期内平均)
土库曼马纳特
3.50每美元 (2019)
政治制度
共和制
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大英百科全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Pew Research Center、联合国、世界银行
国内生产总值 (十亿美元)
13.54 (2018)
世界排名 147/193
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 (美元)
1,329 (2018)
世界排名 173/192
经济结构
(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对外贸易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56.6 (2017)
货币 (期内平均)
塔吉克索莫尼
9.53每美元 (2019)
政治制度
共和制
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大英百科全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Pew Research Center、联合国、世界银行
国内生产总值 (十亿美元)
17.49 (2018)
世界排名 145/193
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 (美元)
2,471 (2018)
世界排名 163/192
经济结构
(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对外贸易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03.1 (2019)
货币 (期内平均)
吉尔吉斯索姆
69.79每美元 (2019)
政治制度
共和制
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大英百科全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Pew Research Center、联合国、世界银行
国内生产总值 (十亿美元)
33.78 (2018)
世界排名 121/193
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 (美元)
9,142 (2018)
世界排名 110/192
经济结构
(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对外贸易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16.9 (2019)
货币 (期内平均)
格鲁吉亚拉里
2.82每美元 (2019)
政治制度
统一多党共和制
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大英百科全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Pew Research Center、联合国、世界银行
国内生产总值 (十亿美元)
74.32 (2018)
世界排名 89/193
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 (美元)
7,251 (2018)
世界排名 107/192
经济结构
(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对外贸易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92.0 (2018)
货币 (期内平均)
阿塞拜强马纳特
1.70每美元 (2019)
政治制度
统一多党共和制
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大英百科全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Pew Research Center、联合国、世界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