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 | 2016年05月04日

雲南作為「一帶一路」幅射中心的計劃

面向東南亞的輻射中心

「一帶一路」將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除了涉及沿線的六十多個國家外，中國內部不同省市地區對配合「一帶一路」的發展也十分積極。在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以下簡稱《願景與行動》)中也指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將發揮國內各地區比較優勢，其中提到將「發揮雲南區位優勢，推進與周邊國家的國際運輸通道建設」，並計劃把雲南「建設成為面向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心」。

《願景與行動》中描述從陸路發展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點合作方向有三個，其中包括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從陸上地理環境看，由中國到東南亞的陸上聯繫，雲南正處於一個關鍵的地理位置。雲南與東盟的緬甸、老撾、越南三國相連，國境線達4千多公里，與印度、泰國、柬埔寨、孟加拉等也相近。從雲南穿越緬甸，可以進入印度洋。有分析指從雲南進入印度洋，比經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路程縮短很多。因此，雲南在「一帶一路」中便定位為「面向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心」。

雲南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位置

 

「末梢 」變 「前沿」

以從中國內陸角度來看，雲南是邊緣地區，而交通聯繫上，據當地的說法是處於「末梢」，但隨著中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雲南將由以往的「末梢」變為面向東南亞、南亞開放的開放「前沿」和輻射中心。例如，從道路運輸距離看，由中國沿海地區經雲南昆明直達雲南瑞麗、碗町等邊境口岸，再通過這些口岸南下緬甸就可以直接進入印度洋。據報導，浙江杭州至雲南瑞麗高速公路剛全面貫通，杭瑞高速的貫通縮短了中國沿海與緬甸的陸路交通距離。如果能夠充分利用雲南的地理位置，建設通往東南亞、南亞的陸上交通網絡，將能使中國、南亞、東南亞幾塊經濟增長區和市場連繫起來，實現資源等生產要素更有效的流動和經濟的互補發展。

據雲南省發改委在接受貿發局訪問時指出，在「一帶一路」建設之中，雲南將主力發揮區位優勢，構建中國從陸路上連接印度洋及南太平洋的國際通道，並建設外向型特色產業基地，當中促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將成為優先發展。

建設聯通國內與東南亞交通樞紐

要發展成為中國面向東南亞陸上交通樞紐，必須同時加強與內陸及境外的聯繫。據雲南省交通廳介紹，現時雲南已建成或正提升多條面向內陸通道，包括昆明到北京(國家高速公路網編號G5)，省內段由昆明到永仁，對接四川攀枝花段已建成通車；昆明到銀川(G85)，出雲南後對接四川的宜賓；昆明到杭州(G56)的境內段正在全線改為高速公路；昆明到上海 (G60)的滬昆高速，經曲靖到貴州，省內段已建成；昆明到汕頭(G78)，經石林，對接貴州興義市，省內段正改建為高速公路；昆明到廣州(G80)，經廣西，雲南省內段亦已建成；昆明到拉薩，雲南省內段875公里，有477公里亦已建成高速公路。

至於雲南昆明與中南半島的交通規劃和建設包括多條公路線，包括昆明到河口再到越南的河內，這路線由昆明至河口401公里，河口至河內264公里，再由河內到海防105公里，現時只有30公里仍未建好高速公路，預計由昆明到河內只需約7小時。

昆曼通道則經雲南西雙版納的磨憨出口，經老撾到泰國，全長1,802公里，境內段是683公里，部分正在升級為高速公路，老撾境內有229公里，泰國境內是890公里。

另一條規劃中的重要通道是昆明經瑞麗至緬甸的皎漂(位於印度洋的深水港)，總里程1,922公里，由昆明到瑞麗742公里，緬甸境內是1,180公里。據雲南交通廳表示，現時由瑞麗到緬甸的曼德勒山區，公路的惰況仍有待進一步提升。由曼德勒到皎漂，路面情況甚至是季節性的，例如在雨季時可能影響通行，建設工程仍有待進一步推進。

至於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的公路建設，大致規劃是經緬甸的密支那到印度的加爾各答。總里程約2,597公里，雲南境內段由昆明到猴橋704公里，緬甸境內504公里(其中一段是史迪威公路)，印度境內892公里，孟加拉497公里，不過據雲南交通廳表示，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仍未到具體規劃的階段。

規劃中還有一條相當於雲南瑞麗到皎漂的支線公路，由昆明到清水河出境再到仰光，總里程1,746公里，昆明至清水河661公里，緬甸境內段1,085公里。

雲南規劃出境公路示意圖

 

鐵路聯繫規劃方面，泛亞鐵路將分東、中、西線。東線由雲南河口出境進入越南，中線由雲南磨憨出境，經老撾到泰國/馬來西亞，西線則由雲南瑞麗出境通往緬甸皎漂港。據報導，東線在雲南境內鐵路正在施工。中線的建設也取得一定進展，在2015年底，中國分別和老撾及泰國簽署了合作文件，預計建築工程將會展開。

據報導，緬甸皎漂特別經濟區於2016年初宣布，由中國中信集團與泰國正大集團及雲南建工等組成的中信聯合體，中標皎漂特區的工業園和深水港項目。緬甸皎漂的進一步發展，將有助推動雲南與緬甸之間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及兩地經貿和物流的聯繫。較長遠而言，中國與緬甸之間通道如果打通，可能吸引內陸貨物(特別是西南部)利用這通道出口至東南亞，甚至經印度洋港口轉運到世界其他地區。

除了交通硬件，通關便利化是提升經雲南陸路聯繫東南亞地區另一重點。現在通關的流程可進一步改善至更通暢。據雲南交通廳表示，現在仍要在中國、老撾和泰國邊境使用甩掛運輸的方式，將來如能簽署中老泰3邊方便運輸協定，過境通關便能夠更方便，不過，當中可能涉及證照、保險等比較複雜的問題。

昆明滇中新區是重要發展載體

雲南作為面向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心，推進與周邊國家的國際運輸通道建設，省會昆明將擔當重要角色。據昆明市發改委表示，計劃把昆明建設成為中國陸路通往南亞及東南亞的交通樞紐和全國性物流節點城市、區域性國際物流中心。不過，據雲南商務廳表示，雲南現時的物流業發展較分散，而且行業標準不高，因此，隨著雲南出境陸路聯繫逐步建成，物流服務仍有很大的發展和提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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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5月06日

「一帶一路」為香港帶來的機遇

香港總商會

自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之後，「一帶一路」的創新概念便受到了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密切關注，在香港業界也引起了很多討論。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發揮積極作用。

「走出去」
由於一些投資目的地國家和地區乃新興經濟體或發展中國家，他們的法律制度相對沒有那麼健全，可能為投資者帶來挑戰，例如對外商投資徵收較高的所得稅，或對某些涉及國際稅收的概念，比如常設機構等定義，未有參照國際慣例，甚至比國際慣常做法更加嚴格。

這些因素都可能令中國企業「走出去」時，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並引發稅收爭議。在這背景下，我們建議企業應考慮「走出去」的項目特點，並配合國家之間和本國的稅收法規，做好前期的稅收籌劃工作，從而減輕稅務負擔。

另外，「一帶一路」沿線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環境還不太明朗。所以，大型國內企業或會作為主導，與其他企業一同探索投資機會。

以中國與白俄羅斯合作的工業園為例，該園區將會為投資者提供「10+10」的稅收優惠模式，即入園企業自註冊之日起十年免繳各項公司稅收，十年期滿後下一個十年內稅收減半。此外，入園企業的員工亦可獲得稅收優惠，以及在企業設立和後續運營中享用「一站式」服務。目前，中國一拖、中興、華為、招商局等六家企業已經確定進駐，並簽訂了入園協定，另有十多家企業對入園表示濃厚興趣，正在研究入園方案。

香港作為「超級聯絡人」

儘管有亞投行、絲路基金、國開行等中國政府參與主導的資金支援，「一帶一路」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仍存在較大的資金缺口，根據市場普遍說法約為八萬億美元。

目前已經有一些香港金融保險機構積極參與這些「一帶一路」的項目，並充分發揮他們在金融服務業的經驗和優勢，通過開展跨境併購貸款、工程項目貸款、國際保理等業務，並綜合利用普通債務型、優先債務型等多種投融資組合，為企業融資提供多元化的選擇。

另一方面，香港憑藉獨一無二的經濟地位和地理位置，這個「超級聯絡人」在整個「一帶一路」藍圖中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作為投資平台，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雙邊稅收協定所提供的稅務優惠，將可為投資者帶來較高的稅務效益。

企業面對多地域運營、多幣種資金和跨境供應鏈所帶來的挑戰時，還可利用香港作為交通樞紐、國際金融中心及通往西方門戶的優勢，以提升其國際管理水平，並拓展全球市場網絡。事實上，很多中國企業已在香港構建了投融資平台，或正在考慮利用香港平台「走出去」。

在「一帶一路」政策這個備受矚目的背景下，中國企業「走出去」已經演變為一套結合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的機制。在複雜的外圍經濟環境下，伴隨產品、專案、投資和人員「走出去」的，還有日趨嚴苛的國際稅收環境。要妥善處理這些問題，將需要企業家、政府官員和各方專業人士集思廣益，共同努力。

原文刊載於香港總商會月刊《工商月刊》2016年1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 | 2016年05月10日

「一帶一路」：雲南與緬甸貿易及邊境合作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將發揮國內各地區比較優勢，雲南則定位為「面向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心」。在「一帶一路」建設之中，雲南將主力發揮區位優勢，構建中國從陸路上連接印度洋及南太平洋的國際通道，建設外向型特色產業基地，並將雲南建設成中國面向南亞及東南亞的區域性國際經濟貿易中心。

近年一些外向型加工產業正向邊境地區聚集，例如北汽雲南瑞麗汽車、銀翔摩托車等。除了昆明的滇中新區作為區域發展的重要載體外，雲南也將推進一些與緬甸和越南之間的邊境經濟合作區，例如與緬甸接壤的中緬瑞麗-木姐跨境經濟合作區，藉以發展邊境地區的經濟及跨境合作。

雲南與緬甸貿易為主

雲南與東盟貿易，由2011年60億美元增長到2014年的143億美元，出口約佔三分之二。東盟佔雲南貿易由2011年的37%上升至2014年的48%。2014年雲南與東盟的貿易之中，緬甸佔了49%，而雲南與緬甸的貿易則佔了中國與緬甸的貿易近30%。

據雲南商務廳表示，服裝、家電等製成品出口，都是從沿海地區過到雲南，這類產品基本上佔出口到東盟的一半，經雲南的貿易商多數進行一般貿易，而邊境貿易只佔約12%，以往邊境貿易對關稅及增值稅有優惠政策，但近年已把這些優惠逐步取消。據雲南商務廳指出，也有部分沿海地區的廠商到雲南以至邊境合作區落戶，經營出口到東南亞業務，但在那裡採購的較多是小批量、多批次，貿易規模小，但涉及的品種較多，因此經過貿易商較為方便。

雲南瑞麗口岸是中國最大的對緬貿易陸路口岸，與緬甸的木姐口岸對接。多年來，瑞麗口岸進出口貿易總額約佔雲南省對緬甸貿易的60%。

 

 

開發開放試驗區推動沿邊地區發展

中國國務院在2016年1月發布了《關於支持沿邊重點地區開發開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當中提出要促進沿邊地區特色優勢產業發展，並支持在沿邊重點地區優先布局進口能源資源加工轉化利用項目，以及進口資源落地加工項目，發展外向型產業集群；並提出研究設立沿邊重點地區產業發展基金。這些政策顯示中央以至地方均積極推動沿邊地區的產業發展。事實上，早於上述意見的發布，雲南近年已開始大力推進一些沿邊的開發政策。

 

 

推進中緬跨境經濟合作區的發展

位於瑞麗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內的瑞麗邊境經濟合作區佔地約6平方公里，當中更以「境內關外」方式成立姐告邊境貿易區(約1.92平方公里)，實施特殊監管辦法，從緬甸進出姐告邊境貿易區的運輸工具、貨物和物品免向中國海關申報和繳納關稅、進口環節稅；從內地進入姐告邊境貿易區的貨物和物品，超過關境線即視為出口。姐告邊境貿易區是中緬兩國邊境貿易的物流中心，是集貿易、加工、倉儲、旅遊為一體的面向東南亞的通道，並推動了玉石、紅木家具產業和貿易。自實施「境內關外」政策以來，姐告的貿易、倉儲和旅遊等功能發揮良好，成為對緬甸的貨物和人員流動的重要渠道。

 

 

 

姐告邊境貿易區也帶動了接壤的緬甸木姐地區的發展，因此緬甸也設立「木姐特殊經濟貿易區」，實施類似中國的海關特殊監管模式，這一舉措也帶動了緬甸木姐地 區的發展。在姐告邊境貿易區建設的經驗和基礎上，雲南正探討建立「中緬瑞麗 — 木姐跨境經濟合作區」，雲南方面提出了方案，並正與緬甸洽談，各出100平方公里，希望把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成集出口加工裝配、進口資源加工、倉儲物 流、金融和旅遊等綜合型的跨境經濟合作區。

資料提供

2016年05月17日

完善規劃、支援業界 ─ 切實把握「十三五」、「一帶一路」機遇

廖長江 (立法會功能界別商界(第二)議員)

《施政報告》對「十三五」及「一帶一路」構想的重視方向正確，但須與本地金融業結合發展，方可互惠共贏。政府未來於債券市場及金融科技法規等方面，尚有改善空間。

上月我在本欄提過，今年的《施政報告》重視「十三五」規劃及「一帶一路」構想是走對了方向， 接下來港府應該盡快展開有關的推進工作，而關鍵就在於政府有沒有站得夠高、看得夠遠來掌握全局，製訂目標及推進工作的藍圖。

就金融業而言，隨着國家深化金融開放改革，香港作為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大有潛力發展成為全球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定價中心。而隨着中國與全球市場快互相融合，港府應考慮擴充及延伸互聯互通模式至新資產類別，構建最有效率的跨市場互聯互通平台，以及發展匯集中外產品的本地市場，例如在定息及貨幣產品、大宗商品及債券方面建立新平台，確立基準價格，並開發風險管理工具， 以配合現有股票及衍生產品業務。另外，單就「一帶一路」基建的龐大資金需求估計已達1.04 萬億美元， 香港完全有能力成為其「財資中心」 及「一帶一路」沿綫國家企業首要的多渠道集資融資中心。但很可惜，在《施政報告》未見到政府有這個氣魄去設定以上的目標。

跟進施政報告的正確方向

在發展債券市場方面，本港金融業正好藉「一帶一路」的資金需求發展成為包括伊斯蘭債券等的多渠道融資中心，而施政報告亦有提及想達至有關目標，問題是本港債券市場發展大幅滯後，即使政府多年前已承認香港必須建立一個流通和活躍的債券市場， 但至今大部分債券只集中在外匯基金票據或以個別法定機構的名義發行債券集資，根本與我們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並不匹配。很可惜，《施政報告》亦未見提出有力的措施來促進債券市場突破發展的樽頸，財政司司長隨後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亦只表示政府會適時推出第三輪伊斯蘭債券，未有提及會如何深化債券市場發展。事實上，今年施政報告中「金融業」的章節篇幅只有短短四段，且與「十三五」 及「一帶一路」的章節分隔開來， 彷彿兩者毫不相干。但其實政府只要站得夠高，便會看到把產業的發展與「十三五」及「一帶一路」的機遇結合，才可以得到全局發展。

另外，近年「金融科技」發展迅速， 在支付、融資、投資理財、風險管理等多個範疇的發展一日千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本來大有潛力好像紐約和倫敦一樣，發展成為領先的金融科技中心，卻因為本港的法規跟不上新出現的創新商業模式，以致手機錢包、點對點(P2P)貸款及眾籌等範疇的發展一直落後其他城市，令「金融科技」蝸步發展。

金融科技發展要取得平衡

現時美國、歐盟及新加坡、日本等先進經濟體都已因應金融科技發展而紛紛修改法例，相比之下，香港只有《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一條與金融科技相關的法例，而且生效還不足三個月。在網上眾籌及P2P貸款等新興集資方式方面，香港規定借貸平台要由持牌放債人營運，對相關業務發展構成一定阻力。可惜對於這些法規跟不上發展的問題，未見《施政報告》作出處理。如果香港真正想發展「金融科技」，「金融科技督導小組」不但應該在法規上適當地拆牆鬆綁，與此同時，監管機構亦必須嚴謹地保障投資者的利益，務求在寬鬆法規及保障投資者利益上取得合理平衡，再在這個基礎上讓金融科技有序、健康地發展。按現時香港的法律框架，較合適的經營路徑，是將眾籌及P2P網上貸款等新興集資方式的客戶指定為專業投資者，而在今年三月初，業界就宣佈推出本港首個供專業投資者參與的P2P眾籌平台。

無獨有偶，法規追不上發展的問題， 同樣亦困擾着創新科技產業。本來今次《施政報告》史無前例地「大手筆」，建議向創新科技投入共47億元分別作科研、創業及應用科技用途是好事，可惜仍嫌力度不足，亦未有處理好例如法規問題等配套的政策。即使當中20億元的「創科創投基金」配對後增至60億元，相比於科研大國一年以千億元計的卻只是杯水車薪， 如美國2014 年便有4,650億元全國研發金額，當中企業投入達3,075億元。反觀本港，私營企業的投入一直偏低，以致本地研發開支相對GDP的比率只有0.73%。為了鼓勵企業投放更多科研資源，港府應該同時為科技發展行業提供稅務優惠，讓他們在研發、人員培訓及購買高科技設備的開支都可以獲得稅務扣減，另外亦可考慮為從事科研的初創企業設立免稅期及降低利得稅率。

創新科技產業需法規配合

其實早前行政長官與一些青年創新科技創業者座談時，都談論過本港法規存在過多限制，以致出現創新及科技產業發展受阻的問題，當中更談到一些例子，如互聯網金融、網絡召車服務、自動駕駛技術等，顯示這問題的實在性。如果政府一邊鼓吹發展創科產業，一邊卻任由過時的法規窒礙發展，亦不去積極處理新產業與舊有商業模式之間的矛盾，恐怕最終會落得心有餘而力不足。

基於篇幅有限，以上我只能揀選一些例子，來鼓勵政府盡快完善規劃，和盡全力落實有關的規劃措施，切切實實帶領及支援社會各界及時把握經濟發展的新機遇，為本港的持續繁榮安定打下基礎，相信這亦是社會大眾的期許。

原文刊載於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2016年4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2016年05月27日

勇拓海外：製造大國的全球夢

安永

2015年對中國投資者而言意義非凡。適逢全球市場動蕩加劇，中國經濟增長放緩，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創五年來新低，跌至6.9%。可是，去年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卻逆市猛增13.3%，創下1,395.3億美元的歷史新高。過去五年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約為7.4%，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復合增長率卻高達16.9%。對此，安永預計中國不斷壯大的對外投資未來有望成為驅動本國經濟增長、加速全球化的新動力。 步入2016年，全球經濟復蘇態勢仍不明朗，然而2016年首季度中國對外投資熱度始終不減，其中中國化工430億美元收購瑞士先正達更成為中企史上最大海外並購交易。…
 
隨著各項國家戰略的全面推進，中國企業海外擴張正迎來新機遇。不過機遇與風險往往並存，投資國的經濟和地緣政治風險、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都會給製造業「出海」帶來不確定性。要實現製造大國的全球夢想，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需要的是智慧與勇於突破。

請按此閱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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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一帶一路”新機遇——金融舖路、基建先行

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 | 2016年06月03日

德國杜伊斯堡：歐亞貿易新興物流樞紐

渝新歐鐵路由中國西南部的重慶市作起點，連通歐洲，有助促進商貿往來，而其西端的終點站就是德國杜伊斯堡。這個全球最大的內陸貨櫃港，已成為一個物流熱點，備受歐亞貿易商及物流業者歡迎。「一帶一路」各項配套政策及措施相繼落實後，歐洲與中國之間的貨運流量料會大增，而杜伊斯堡的跨大陸經貿聯繫持續擴大，廣及中國其他城市，如上海、北京、武漢及義烏，其內陸港地位日見重要。

歐亞貿易新樞紐

在德國16個聯邦州份中，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人口最多，也是最重要的經濟及工業地區，首府設在杜塞爾多夫。杜伊斯堡位於該州，堪稱全球最大的內陸貨櫃港，毗鄰航空交通四通八達的杜塞爾多夫機場(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最大的機場)。

在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是最受外資歡迎的投資目的地，佔全國外商直接投資總額30%。當地也是歐洲最大的消費市場，消費者數目超過3,000萬，市場規模達6,000億歐元，在半徑150公里範圍內就有300,000家公司設立，而基建設施也相當完善。

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與歐洲首屈一指的鐵路匯點(每星期有360多班火車開往80多個目的地)和最重要的水道(萊茵河)緊密相連，每年處理20,000班火車及20,000艘船舶，並且是一個交通匯點，有5條國際高速公路(A2、A3、A40、A57及A59)穿越，對當地的國際貿易及物流發展極為有利。

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地理位置優越，州內的多式聯運網絡四通八達，包括多條橫跨大陸的鐵路、公路以及短途海運航線，而且產業高度集中，計有機械製造、化工、煉油、汽車製造及電子產品等，得以吸引約18,000家國際企業到該州投資，如3M公司、英國石油(BP)、愛立信(Ericsson)、福特汽車(Ford)、樂喜金星電子(LG Electronics)、QVC、豐田(Toyota)、Vodafone，以及多家中國企業，其中包括生產建造機械的三一重工及從事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華為。

近期，在《外商直接投資雜誌》(fDi Magazine) 的「2016/17年度未來歐洲城市及地區」(European Cities and Regions of the Future 2016/17)最新排名中，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榮登「歐洲地區(European Region Overall)」之首，領先法國的巴黎首都圈、英格蘭東南部以及德國的巴登-符騰堡州。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工業興旺，投資活躍，是德國主要的採購樞紐，現時佔德國產品出口逾16%，佔總進口超過22%。

2015年，有81家中國企業到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投資。現時已有近900家中國公司到當地經營，其中多家大型企業更從事太陽能及照明技術等增長行業。由於水陸交通便利，加上輔助產業高度集中，當地逾三分之二中國企業從事產品貿易和銷售業務，涉及機械和工廠製品、家電、資訊及通訊科技、汽車、健康護理和冶金等，其次是服務業(15%)，如商業顧問或廣告公司，以及製造或研發活動(約50家公司)。

杜伊斯堡與中國之間的鐵路連繫日趨完善，亦推動了中國與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貿易與投資活動。往來重慶與杜伊斯堡的首班直通貨運列車(渝新歐鐵路)於2011年夏季啟程，沿新絲綢之路或歐亞大陸橋行走，途經多個歐亞地區，顯示雙方銳意把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發展成為歐亞貿易的工業及物流重鎮。

渝新歐鐵路全長11,000公里，可與現有的歐亞海運航線匹敵。經該鐵路由中國付運貨品到歐洲大陸，需時僅為11至20日，從海路則需30至45日。現時，有更多貨運列車沿歐亞大陸橋直達中國多個城市，包括武漢(經漢新歐鐵路)、成都(蓉新歐鐵路)、重慶(渝新歐鐵路)以及鄭州(鄭新歐鐵路)，因此，從中國運往歐洲的貨物，經鐵路付運更加靈活方便。
   
杜伊斯堡是歐洲舉足輕重的物流樞紐，也是歐洲主要的貨櫃集運樞紐，可在「一帶一路」倡議擔當獨特角色。杜伊斯堡港共設有9個貨櫃碼頭，有蓋貨櫃存放面積達200萬平方米。縱使歐洲的物流市場停滯不前，但該港口繼2014年貨櫃吞吐量增長13%至340萬個標準貨櫃(TEU)之後，2015年貨櫃吞吐量達360萬TEU(按年增長6%)，再次刷新紀錄。

 

值得留意的是，經杜伊斯堡付運的貨品種類日益繁多。鐵路聯繫有所擴大，除了吸引貿易商較多使用歐亞鐵路運輸外，所付運貨品的種類亦越趨多元化。據杜伊斯堡港的管理公司及營運商杜伊斯堡港口集團(Duisburger Hafen AG)表示，歐洲及亞洲貿易商日益願意採用這條嶄新的物流路線，並嘗試付運更多不同種類的貨品。

現時，從中國付運到杜伊斯堡的貨品中，以資訊科技或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產品為主，包括電訊設備及相關零部件，而從杜伊斯堡運往中國的貨品，則以汽車、汽車零件及機器為主。鐵路運輸較海運快一倍，成本亦遠較空運廉宜，因此越來越多貿易商採用鐵路運輸，把德國食品和飲料、嬰兒奶粉及奢侈品等消費品，從杜伊斯堡付運到中國。
   
中國投資者大有興趣在白俄羅斯、哈薩克及立陶宛等「一帶一路」沿途國家投資或開發自有物流及工業設施，如物流園、工業園、海港及陸港。杜伊斯堡位處歐洲大陸中心，隨著未來數年「一帶一路」項目相繼落實及深化，該市不但可繼續吸引中國貿易商，亦能引起製造商及投資者注目。

結合物流與製造的嶄新投資模式

杜伊斯堡除了在歐洲物流及區域配送方面擁有策略性優勢外，亦提供嶄新的投資模式，就是把物流營運與製造活動結合起來。自1998年起，杜伊斯堡港口集團開始在Krupp一家煉鋼廠原址發展及推廣一個名為Logport I的項目。Logport I地處杜伊斯堡，位於萊茵河左岸，佔地2,650,000平方米。

Logport I坐落德國工業樞紐魯爾區的心臟地帶，原址的煉鋼廠自1994年起已停止營運。該項目把這個閑置兼污染嚴重的工業區，改造為一個現代化的多式聯運物流中心，專為高檔貨物及國際物流服務供應商而設。現時，約有50家公司在Logport I經營，包括多家大型物流公司，如德迅(Kühne + Nagel)、德鐵信可(DB Schenker)、敦豪(DHL)和日本郵船株式會社(NYK)，還有多家企業的歐洲配送中心，其中包括達能(Danone Waters)、惠普(Hewlett Packard)、強生(Johnson & Johnson)和西門子(Siemens)。

隨後，Logport II、III、IV及V(已完成規劃)等項目在杜伊斯堡港周邊地區相繼發展，越來越多國際公司到當地建立全新物流設施，對杜伊斯堡的物流業發展充滿信心。例如，奧迪公司(Audi AG)全球最大的全散件組裝(CKD)物流中心便設於Logport II，自2013年8月起開始營運。此外，南京高精傳動設備製造集團[1]是傳動和驅動技術業的國際性企業，於2015年3月成為首家到杜伊斯堡港設立歐洲總部的中國企業，在當地設有1,000平方米的廠房。

不少德國及國際企業都有意於杜伊斯堡或附近地區設立歐洲總部或配送中心，此舉除可在銷售和配送方面與客戶直接接觸外，更可提供更佳的產品製造以及其他相關服務，如設計、採購、檢測、維修及售後支援。很多公司認為，在杜伊斯堡設點可以拉近與客戶(歐洲的進口商及分銷商)的距離，同時能提供現成庫存及產品技術知識，而且有助他們與歐洲業界聯繫，並能更快回應市場波動。

隨著中國實施「走出去」政策，並推行「一帶一路」以促進區域經濟合作，越來越多中國企業有意物色新的營運基地，以在歐洲擴充生產及配送業務，而杜伊斯堡提供嶄新的投資模式(結合物流與製造活動)，預期會吸引更多中國企業注意。

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大有條件為「一帶一路」沿線60多個國家出謀獻策，改造時勢。國泰航空即把握香港的優勢，自2015年9月起開辦往來香港至杜塞爾多夫(毗鄰杜伊斯堡港的國際機場)的直航客運服務，在日趨緊密的歐亞經濟關係下，方便兩地商貿交流。

除了上述新的航空服務外，香港和記港口集團亦在杜伊斯堡設立杜伊斯堡貨櫃碼頭(DeCeTe Duisburger Container Terminal)，並有鐵路及駁船服務，與荷蘭的鹿特丹、比利時的安特衛普，以及英國的提伯利和古爾等多個深水碼頭連接；此外，東方海外貨櫃航運有限公司設在杜塞爾多夫的辦事處，為港商提供通往德國及歐洲其他地區的貿易聯繫。

另一方面，哈薩克鐵路公司(Kazakhstan Railways)的全資附屬公司KTZ Express已於2014年6月在香港開設國際發展辦事處，推廣歐洲與中國之間途經哈薩克的多式聯運物流，因此，香港可以發揮一定作用，協助推廣、營運及整合各條歐亞貿易新鐵路貨運路線，包括渝新歐鐵路以及其他國際貨運鐵路線，如武漢至捷克的梅林克和帕爾杜比采、成都至波蘭的羅茲，以及鄭州至德國的漢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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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高精傳動設備製造集團於1969年創立，2007年在香港交易所上市，股份名稱為「中國高速傳動」。

資料提供

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 | 2016年06月06日

德國法蘭克福：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樞紐

法蘭克福是歐洲大陸最大的金融服務中心，以「美茵哈頓」(Mainhattan)自許。當地有大量金融業巨頭，歐洲中央銀行和德國中央銀行(即德意志聯邦銀行(Deutsche Bundesbank))的總部都設在這裡，而日受重視的金融科技也在此崛興。法蘭克福亦有效率卓越的多式聯運系統(由海、空和公路/鐵路組成)，更是歐洲第一個人民幣支付中心，不少中資企業已利用這些優勢，開拓歐洲的消費及資本市場。對有意在歐盟發展的中資企業來說，法蘭克福自然成為對外直接投資樞紐。

法蘭克福是歐洲大陸的金融中心

法蘭克福位於美茵河畔，一直是德國的金融首都，也是歐洲大陸最大的金融服務中心。該市是全球唯一擁有兩家中央銀行總部的地方，即歐洲央行和德國央行(德意志聯邦銀行)，亦是歐洲金融市場監管體系內多家重要機構的所在地，如歐洲系統性風險委員會、歐洲保險及職業養老金管理局，以及歐洲銀行業聯會等，而且匯聚了全球眾多大型金融機構，包括中國五大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德國最大的銀行—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和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以及德意志交易所集團(Deutsche BDeut AG)。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由德意志交易所集團經營，佔德國股市總成交額約90%。

 

 

2016年3月16日，德意志交易所集團與倫敦證券交易所宣布對等合併。合併後的新集團會分別在英國倫敦和德國法蘭克福開設總部。以收入計新集團將是全球最大的證券交易所經營者，而以市值計則是全球第二大，僅次於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團。

此次合併不但使交易所規模壯大，亦被認為有助提升法蘭克福的金融中心形象。過去10年，當地的競爭力不斷下降。根據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簡稱GFCI)，法蘭克福在2007年指數首次公布時名列第六，在歐洲居於倫敦(第一位)和蘇黎世(第五位)之後，而到2016年則名列第18位，在歐洲居於倫敦(第一位)、蘇黎世(第六位)、盧森堡(第14位)和日內瓦(第15位)之後。

法蘭克福是中國投資者的寵兒

法蘭克福作為金融中心，另一無可比擬的優勢是金融業與實體經濟緊密聯繫。法蘭克福萊茵/美因(Frankfurt Rhine-Main，簡稱FRM)地區是德國的先進製造基地之一，生產全國9%的產品，其中包括賽諾菲法蘭克福(Sanofi Frankfurt)最大的胰島素生產基地。

此外，法蘭克福的購買力較高，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5%，為中國製造商提供強大的客戶基礎。法蘭克福亦擁有全方位的多式聯運系統，包括歐洲最繁忙的貨運機場(2015年處理超過200萬公噸貨物)、8個內河貨運港連接重要水道，以及位於歐洲公路系統中心的最繁忙公路交匯處(Frankfurter Kreuz)，得以成為出口導向型外資公司的寵兒，當中包括中國內地的製造商和企業。

自2005年德中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生效以來，中國在德國的投資穩步上升，由當年的2.35億歐元增至2013年的12億歐元。目前在德國活躍的中資企業約有900家，主要經營機械工程、電子、消費品，以及資訊及通訊技術(ICT)等行業。

在德意志聯邦各州之中，黑森州(Hesse，法蘭克福是州內最大的城市)吸納的中國投資最多，佔總量的60%。中國工商界在黑森州設立的機構達600家，如中國電信、華為、中興通訊、普聯技術(TP-Link)、康佳、美的、海爾、鉑驪酒店、韻達、宏發、金發科技、中國國際航空、中國東方航空和上海航空公司、中國南方航空、中石化，以及多家中小企業。

隨著中國對歐洲大陸貿易及投資的興趣和需求與日俱增，法蘭克福成為歐洲首個離岸人民幣清算中心。自2014年11月起，以人民幣計價的交易，可以通過中國人民銀行選定的清算銀行—中國銀行法蘭克福分行，直接與中國內地、香港及其他離岸人民幣中心進行清算和結算。加強人民幣離岸市場是中國人民銀行實行人民幣國際化長期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讓國際及中國內地的貿易商和投資者有多一項選擇，可以用交易成本較低而且快捷方便的方法，以人民幣向其交易對手支付款項。

為開拓德國及歐洲資本市場，已有超過30家中資企業在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上市，其中包括中國特種玻璃(特種玻璃製造)、名樂體育(運動服裝製造)、索力(鞋履製造)、聯合動力科技(發動機驅動電力設備製造)、優必勝綠色紙業(環保亞麻板製造)及中德環保科技(廢物轉化能源技術)等。

2015年，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創下自2007年以來的新紀錄，共有24家公司上市，集資總額為70億歐元(77億美元)。中國的國營企業以至小型民營企業在首次公開招股及收購合併等方面的投資興趣日增，急需創新的信貸評級體系支持，為此，中國評級機構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於2015年將其歐洲總部從米蘭遷往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推動金融科技發展

鑒於金融科技初創公司及相關投資日漸增多，法蘭克福憑藉政府大力支持及毗鄰充滿活力的產業基地等優勢，對這趨勢迅速作出回應，以保持競爭力，並繼續引領金融業長足發展。大法蘭克福地區(或稱萊茵—美因—內卡(Rhein-Main-Neckar)地區)是德國第二大金融科技中心，僅次於柏林，在2015年全國250家金融科技初創公司中，有56家來自這個地區，比2014年的46家增加22%。

過去，法蘭克福並非以創新見長，與柏林等其他德國城市相比乏善可陳。不過州政府一直游說聯邦政府，爭取法蘭克福在金融科技的最新發展中分一杯羮。為推動金融科技業發展，法蘭克福金融中心的市場推廣機構Frankfurt Main Finance成立了Dialogforum FinTech平台，讓44家參與者就專為金融科技初創公司提供的服務、融資、營銷，監管、國際合作、研究及學術、聯繫交流和在法蘭克福建立強大的金融科技樞紐等方面交換意見及協調其活動。

另外，作為黑森州金融科技計劃的一部分，德意志交易所集團於2015年以6,500萬歐元收購了外匯交易平台360T AG，其後於2016年4月在法蘭克福開設設備齊全的場地，並由其所屬的Venture Network提供現場支援，協助金融科技初創企業發展經營理念。除互聯網等必不可少的基礎設施外，這項新舉措亦為新開辦的金融科技公司提供吸引的環境，以接近大型金融機構和市場監管機構。歐洲金融業規模龐大，但監管體系卻政出多門，在這情況下，預料上述舉措將可加強法蘭克福的獨特作用，促進及推廣風險管理及以合規管理等監管方面的知識，使當地成為各類金融科技尤其是監管科技(RegulationTechs)的現成實驗場地。

香港可發揮甚麼作用？

在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德國的「工業4.0」(即把物聯網、數據及服務結合一起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等多項未來發展願景之下，預料中歐貿易及中國對歐洲的直接投資將大增，香港在協助內地企業投資海外方面擁有一定優勢及豐富經驗，應可從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國內地約60%的對外直接投資是投向香港或經香港進行。香港作為亞洲的區域金融中心，將繼續成為中國內地企業以創新方式「走出去」的橋頭堡，以及德國企業和技術擁有者物色亞洲投資合作夥伴的理想平台。中國內地企業可以進行併購活動，或者投資於各類綠地投資項目和合資項目，例如利用物聯網及大數據實行數碼作業流程的智能城市/工廠等。

香港致力保護知識產權，並提供全面的專業服務，是德國技術向中國內地轉移的理想平台。舉例來說，中國「十三五規劃」制訂了環保及城鎮化發展的新方向，對有意在德國進行科技投資，以取得該國先進技術/經驗的中國內地相關業者來說，香港的環境保護和城市規劃與管理公司是現成的合作夥伴。

在「一帶一路」倡議方面，投資機會包括歐亞大陸橋沿線及區外的物流合作、海事金融，還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標、管理和融資。在德國的海事金融領域，KfW開發銀行(KfW Development Bank)和德意志銀行佔有領導地位；而在歐元區的低息環境下，德國的私營保險公司都積極尋找較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對基建方面的商機甚感興趣。

至於德國發展蓬勃的金融科技，盡管香港尚未發展為初創金融科技項目甚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不過也可為德國金融科技公司提供風險管理服務，為他們篩選來自中國內地及亞洲其他地區的投資者。這些服務對許多德國公司特別有用，因為他們往往不熟悉中國內地的投資者；此外，政府優惠措施及培育計劃、創業加速計劃、天使及風險投資者等需求甚殷的資源，在香港都唾手可得[1]，但在歐洲卻不易獲取。

香港的金融服務公司也是中德金融科技合作的理想促進者，可以代表或協助德國初創公司物色在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合作夥伴、與相關金融業監管機構建立聯繫，以及就創業程流提供協助，如租用辦公室、申請優惠及合同簽訂(例如在合同內加入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制訂的仲裁條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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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artmeup.hk是香港一個專為創業人士而設的一站式網站，詳列最新的創業活動，還提供各種創業資訊，包括政府的優惠措施和培養計劃、創業加速計劃、天使及風險投資者等。

資料提供

2016年06月08日

「兩會」揭開「十三五」序章

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年開端在「兩會」。中國發展受舉世關注，一年一度的「兩會」則已成為世界觀察中國的重要窗口。今年「兩會」，更加象徵着「十三五」規劃的開展。趁此時刻，分析其中內容，將有助香港企業早着先機。

竇樹華: 凝聚共識有利建設小康社會

對剛閉幕的「兩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竇樹華予以甚高評價。他認為今年的「兩會」為做好2016年工作準備部署，同時有助凝聚大眾的智慧和力量，以便「十三五」開局更為順暢。大會期間，代表們訂立了新發展理念，集思廣益以解決問題。「兩會」期間的積極作風傳播到社會上，將更有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更有效凝聚廣泛共識。

「兩會」成效卓著

竇樹華指出，「兩會」對國家及大眾的影響主要有兩點。首先，「兩會」為國家訂立共同目標，發揚民主意識。而會議的各項成果，也體現大眾意見所向。其次，「兩會」是中國形象的窗口，有助外國全面了解中國。他認為，本屆「兩會」在重點領域立法上力創新猷，同時也加強監督，推進了地方和人大工作。

首部《慈善法》意義重大

竇樹華同時也談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下稱《慈善法》)是貫徹中央依法治國，是推進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要法律，《慈善法》的實施意義重大。

《慈善法》聯繫國家慈善事業和扶貧工作，通過慈善力求深入扶貧。而且，《慈善法》着重慈善制度的頂層設計， 是中國慈善事業第一部法律，對慈善事業的機制及體制規範極為重要，從中國的實際需要出發，並借鑒世界各國的經驗，而且通過深入諮詢而得到公信力。最後，《慈善法》通過常委會決議以後，提交大會審議，為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常榮軍: 政協必須積極建言獻策和參政議政

在世界經濟發展乏力、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情況下，鼓舞士氣、堅定信心尤為重要。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常榮軍強調，「兩會」上委員參政議政的積極表現，乃源於政府對委員意見的重視，以及委員對政府工作的信心。其中，「十三五」規劃中涉及到的港澳部分，更是為香港澳門未來發展指明方向。

提案質優 具建設性

常榮軍認為，今次「兩會」是展望「十三五」規劃的藍圖，具有重大意義。「十三五」規劃是實現中國第一個百年目標。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來自全面改革，要凝聚各方力量，畫出最大「同心圓」。常榮軍讚揚本屆「兩會」的提案質量頗高，大部分經過深入調查及研究，甚具建設性。

根本解決履職問題

對於政協如何發揮建言獻策和參政議政作用，以及委員如何積極履職的問題，常榮軍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他引述流傳於政協間的一句話:「年委員、季常委、月主席。」那是指: 政協主、副主席一個月開一次會，常委一個季度開一次會，委員一年開一次會。為解決此現象，遂有「1420」之策。其中的「1」是一次全會，「4」是2次專題議政常委會議和2次專題協商會，「20」是全年舉行了20次雙周協商座談會。

港澳須把握機遇

他提到， 不少港澳委員向他表示「十三五」規劃給港澳地區未來的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港澳地區要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到「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的實施當中，當好內地與國際市場接軌的「超級連絡人」。他特別引述委員長張德江在與港澳委員座談的話，強調了信心之重要，並指出幾點希望，包括: 進一步堅定對國家發展和「一國兩制」的信心；排除干擾，抓緊新機遇，把精力集中到發展: 珍視法治，維護穩定。

最後，他認為「兩會」必須好好發揮橋樑作用，在分歧之中達成共識。他還引述政協主席俞正聲的話，指出廣大政協委員要積極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踐，務求使群眾感到致力為民的政協委員，一直如在身邊。

劉世錦: 「供給側改革」 重點「去產能」

在「十三五」 規劃下，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向如何成為不少人關心的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認為，目前中國經濟依然面臨着較大的下行壓力。

劉世錦研究日本、韓國、香港、台灣等多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發現經過長時間經濟增長以後，當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以後，無一例外地出現增長速度回落。因此，他推斷中國亦會依走勢於2013年前後，由高速增長變為中速增長。而六年時間過去，這個推論已然成為現今的「新常態」。

供求不同步致產能過剩

到底經濟增速何時觸底？劉世錦指出，觸底的時機需要從需求側及供應側兩方面判斷。他認為，從需求側來看，中國經濟基本已經穩住，預測的準確時間為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在供應側方面，出口、房地產都呈負增長，但建材、鋼鐵、石化等工業的下降速度比較慢，從而出現嚴重過剩產能。過剩產能的結果是工業品出口價格(PPI)超過47個月呈現負增長，工業盈利增長速度亦見負增長。

劉世錦表示，解決方法是去除多餘產能，讓PPI與相應利潤俱回升，而這正是供給側改革的出發點。他指出:  「供給側改革第一點就是去產能，只有達成這點，中國的供給側與需求側才能匹配，方可同時到底。」

提升效率最為關鍵

供給側改革核心問題在於提高效率，劉世錦指出，現時內地缺少市場主導的價格調整機制，因此應該創造一個更有利競爭的環境，讓市場自行調降價格，而非由官方主導。

他並建議，內地應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減少及消除各類型經濟泡沫。他又認為，應在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培育創新環境，官方不宜干預太多，但就必須在保護產權上着力，特別是智慧財產權。

觸底後「大L 加小W 」走勢

至於觸底後的形勢，劉世錦認為，觸底後實現L型比較可能出現，意味增速不會再繼續下行；但同時將有可能出現一些小波動，形成「大L 加小W」的新增長平台。他估計這情況應會維持十年或更長。

劉世錦強調:「供給側改革將是一場持久戰，必須使國企、土地、財稅、金融、社保、政府職能轉換等領域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為有品質、有效益、沒水分、可持續的增長打下牢固基礎。」

汪同三: 發展成績斐然但矛盾浮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汪同三分析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謂內地於多個層面上達成「十二五」預訂目標，但在發展同時卻存在不少隱憂。

「十二五」發展里程碑

201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7.7萬億元，增長6.9%，汪同三表示，中國GDP現在已是日本兩倍，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預測十年之內，中國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汪同三指出，「十二五」在結構調整方面取得重要進展，服務業成為國內第一大產業，消費則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國內城鎮化比率已超逾50%，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增長速度放緩

但他直言，不少國內外問題亦陸續浮現，為未來發展帶來考驗。目前世界經濟復甦乏力，汪同三預測，2015年世界經濟增速不會超過3%。國際貿易增長亦同樣低迷，對中國外需影響巨大。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導向分化，令國家的外部環境不確定因素由此增加。
 
國內方面，汪同三認為經濟具下行壓力，去年四個季度的GDP季度增長速度不斷下降。投資方面，去年增長乏力，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回落2.9%。汪同三又關注進出口貿易量的下跌:「不管以人民幣或美元計算， 去年內地進出口總額都出現下降。」

個別企業經營困難

另一個內部問題是地區和行業走勢分化，汪同三謂，各地區GDP增速差異明顯，重慶達11%；遼寧卻只有3%。而不同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走勢也有明顯差距，中部地區投資增長15.2%；東北地區則更下降11.1%。內地高新產業增長較快，利潤亦更高；但煤炭、鋼鐵等資源型行業則出現明顯利潤降幅。

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的問題亦反映在國有企業利潤總額上。去年國企利潤總額2.30萬億元，較之前一年下降6.7%。對比中央國企下降5.6%，地方跌幅達9.1%，更為嚴峻。汪同三解釋，經濟放緩連帶使各地工資指導線上漲幅度減緩，北京與上海的工資增長基準線分別下降1.5%及2%。

財政收支現矛盾

他又指出，去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52,217億元；而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則為175,768億元。此消彼長下，支出比收入多23,551億元，造成財政收支矛盾。

汪同三認為，內地金融領域存在風險隱患:「股市匯市波動明顯，一線城市與其他城市，特別是三四線城市，房價出現明顯分化，一線城市房價較快上漲，而三四線城市去庫存困難較多。」而去年外匯儲備下降13%，減少數千億美元，其中2月單月已減少額逾千億美元，亦反映其中不穩定性。

劉兆佳: 港參與「一帶一路」大勢所趨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剖析「一帶一路」對於香港的重要性，認為「長遠而言，關係到香港日後的發展速度、方式和方向，也關係到香港在國家和國際上的位置、角色和功能。」

劉兆佳指出，「一帶一路」一方面是國家因應國際格局的變化和本身發展需要而作出的主動和積極回應；另一方面則反過來改變現有的國際格局， 一旦成功的話，國際格局和國際關係將會出現丕變。於此情況下，亞洲的世界重要性將會提高，中國成為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國家，而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世界則會逐步終結。他認為，此時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會較為平等。他又形容「一帶一路」為「中國應對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的『西進』戰略」，目的在於為中國開拓更廣闊的戰略空間，讓中國的持續崛起有更雄厚的基礎。

香港對西方經濟依賴將減少

隨着國際格局的變化，香港的國際地位和角色亦產生相應變化。劉兆佳分析，倘若「一帶一路」成功，亞洲將成為世界經濟的重心和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香港發展將更多來自亞洲，尤其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西方經濟的萎靡不振及各種貿易壁壘將令香港對西方經濟的依賴不斷減少。

劉兆佳補充，隨着「一帶一路」催生的歐亞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香港將會獲得更多新的發展機遇、服務對象、就業機會和更重要的國際地位或角色，發揮新的功能和作出新的貢獻，有利鞏固和發展「一國兩制」，也有利促進港人與內地同胞的關係。

港人須因應變化調整心態

劉兆佳說:「港人必須明白香港處身的國內環境和國際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轉變，要保持過去和維持現狀都不可能。港人必須因應外圍情況的變化而作出心態上和行為上的調整。過去輕視亞洲和過分依附西方的傾向需要作出適當的調校和平衡。」他強調，儘管「一帶一路」 短期內對香港的影響和衝擊有限，但對香港的未來極為重要，關係到香港能否保持繁榮穩定發展、對國家的價值以及日後的國際地位。

對於香港參與「一帶一路」遇到的挑戰，劉兆佳表示，儘管「反對勢力」 及「本土主義者」提出質疑和設置障礙，但必須明白的是閉關自守和排外主張不利香港，也違反世界發展大勢。他建議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致力向港人講解「一國兩制」對香港的重大意義和克服反對者的阻撓。

原文刊載於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2016年5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2016年06月14日

「一帶一路」經濟版圖

經濟學人企業網絡組織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或英文簡稱「OBOR」倡議)已成為當今中國在全球經濟中角色的最為熱門的話題之一。經濟學人企業網絡組織撰寫出版的《「一帶一路」: 經濟版圖》─文旨在深化這一課題的研究，啟發各方深入思考並探討「一帶一路」戰略的影響。為此，報告對「一帶一路」倡議涉及的七個重要地區和國家─非洲、中亞、東歐、中東、俄羅斯、南亞和東南亞─的相關情況做了分析介紹。

由於「一帶一路」戰略尤為重視基礎設施的開發和建設，因此在地區分析章節中列舉了各地區相關基礎設施項目，其目的並不在於全面介紹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狀況，而在於通過典型個案揭示相關地區基礎設施開發活動的特點。為確保所提供數據的透明度和可核實性，經濟學人企業網絡組織採用了世界銀行、InfraPPP、CG/LA Infrastructure《戰略100強：2016年全球基礎設施報告》等公開來源提供的數據，數據和相關信息的截止時間為2016年2-3月。地區分析章節中還對區內國家的基礎設施需求做了概述，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介紹了「一帶一路」重要項目的進展、成果及其影響。

請按此閱覽全文。

2016年06月21日

華盛頓應如何回應“一帶一路”

趙明昊 (中國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美國的主要智庫開始真正把“一帶一路”當回事了。近日，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合作舉辦了有關“一帶一路”和中美關係的研討會。CSIS還展開了“重新連接亞洲研究計劃”。布魯金斯學會、美國進步中心、全國亞洲研究局(NBR)等機構學者也開始了對“一帶一路”的研究，甚至設立了專門的研究項目。

近年來，美國對中國倡議的“過度反應”給中美關係發展帶來了阻礙。實際上，華盛頓原本可以有更適當和更聰明的回應方式。對於總部位於北京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美國政府以達不到管理和貸款方面的“全球最高標準”等為借口，費勁地勸說歐洲盟友不要加入這一機制，但最終英國、德國、法國等不顧美國阻力選擇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

對此，曾供職於世界銀行的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稱，美國真正擔心的是中國建立的機制會削弱美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英國決定加入亞投行堪稱對美國的可貴衝擊。沃爾夫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是有益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世界需要新的機制，不會僅僅因為美國不參與就停止前進。

4月13日，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華盛頓與世界銀行行長金墉簽署了雙方首份聯合融資框架協議。這份協議可以讓這兩個機構共同資助開發項目，標誌着兩家國際機構在應對世界巨大的基礎設施需求方面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此前，亞投行還與美國和日本主導的亞開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以及英國國際發展部達成合作共識，共同為項目融資。亞投行預計今年將批准約12億美元融資，包括支持修建在中亞和巴基斯坦的交通道路。

亞投行更多的是對北京的考驗而不是針對美國的所謂勝利。這是中國人首次嘗試在國際發展領域提供公共產品，表明了中國對全球治理中多邊主義的積極擁抱。中國領導人有充分的動機，支持亞投行以符合“精干、廉潔、綠色”原則的方式發展。亞投行被期待能更有效率，不容忍腐敗和促進可持續發展。尤其是，亞投行希望在其註冊資本達到與世界銀行同等規模時，僱員僅為後者的三分之一。

未來十年全球基礎設施融資需求高達10萬億美元，亞投行與世行、亞開行等多邊開發機構擁有廣闊的合作空間，並不存在競爭。金立群多次強調，美國公司不會被排除在亞投行業務範圍之外。曾經在世界銀行任職近30年的美國律師娜塔莉.利希籐斯坦很早就被熱情地聘請為亞投行的顧問。亞投行重視的是人才資質和能力，而非這個人持哪國護照。

在“一帶一路”方面，北京對美國也保持著開放的態度。2015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期間，明確表示歡迎美國參與到“一帶一路”的合作中來。

為了促進阿富汗經濟發展以及中亞和南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美國在2011年提出“新絲綢之路”計劃。到了2014年，“新絲綢之路”計劃進一步聚焦四個主要領域，即發展地區能源市場、促進貿易和交通、提升海關和邊境管控、加強商業和人員聯繫。這與中國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目標非常相近，兩者存在相互對接的可能性。

事實上，中美近年已經在阿富汗事務上進行了開拓性的合作，現在需要大膽地再向前一步。雙方可以共同支持電網等基礎設施建設、升級邊境設施、推動過境貿易協定談判等。中美還可以在“中亞地區經濟合作”(CAREC)等多邊框架下開展合作。去年6月，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與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官員就如何使“新絲綢之路”計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互為補充展開商討。

北京並不奢望奧巴馬政府會熱情支持“一帶一路”，但希望美國方面認真地對待中美構建全球發展伙伴關係的巨大潛力。“一帶一路”為此提供了一個窗口。美國不應對中國提出的任何倡議都過度反應，它們並非零和遊戲。正如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何漢里所言，一個更成功和自信的美國應該更冷靜地面對中國的崛起，在國際發展領域，華盛頓不必緊張，它應當有信心採取另一種態度─讓中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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