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的意義和地位

綜觀全球幾個主要灣區經濟(包括東京灣區、紐約大都會區和三藩市灣區，見下表)，粵港澳大灣區 [1] 的發展速度最快，港口、機場容量最大，人口和土地面積最多。但在人均産值、第三産業發展水平等都相對滯後，反映發展潛力巨大。如果各灣區按當前增長速度發展，五年之內粵港澳大灣區的産值將達兩萬一千億美元，超越其他三大灣區。

世界主要灣區比較

註：¹ 2016年數
² 2015年數
³ 2014年數
⁴ 不包括群馬縣。紐約大都會區包括紐約、新澤西和賓夕法尼亞三州內的New York、Newark、Jersey三個中心城市和周邊的25郡。三藩市灣區包括環繞舊金山灣的9郡地區。東京灣區包括東京都和周邊7縣。
資料來源：各地區政府統計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有一個與衆不同的條件，就是「一國兩制」的制度差異。在同一個灣區內有兩個實行資本主義但內容各異的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實行社會主義的其餘大部份地區。這不單是其他國家的灣區所沒有，就是中國其他的灣區也沒有。

這「一國兩制」的制度差別對大灣區的發展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挑戰方面，制度差異對區內經濟社會的融合構成障礙，限制了區內生産要素的自由流動，防礙了區內企業、機構的平等競爭和深度整合，造成因區內制度差異而出現的尋租行爲和矛盾等。但另一方面，不同體制可互爲補充，譬如在岸與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多元體制的平行共存也爲國家體制改革提供參考和實驗的場地，這可見諸人民幣國際化在香港開展的經驗。如何揚「一國兩制」之長，避制度差異之短，將會是大灣區發展的關鍵。

相對於中國沿海其他主要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是最市場化、最開放、和最國際化的一個。這三個特點使粵港澳大灣區在三方面肩負著重要的意義和地位：

1. 推動中國經濟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
2. 助力「一帶一路」的全方位開放
3. 加速中國經濟與國際的融合和接軌，爲全球經濟的整合復蘇增添動力

所以，大灣區的整合應該以進一步推動整個灣區的市場化和國際化爲原則。這需要大灣區通過不同層次的官方和民間機構去協調，與利用計劃和市場等不同機制去推動合作。

政府層面的協作應主要在掃除粵港澳三地之間的體制、政策障礙以及强化基建聯通及技術標準、專業資格的協調融合。在這方面，有關頂層設計的體制政策協調，需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合力處理，包括由粵、港、澳三地政府和國家發改委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推動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2003年開始中央與港澳分別簽訂的CEPA和有關的補充與子協議等。

其次，灣區內各政府間的協調應著眼於爲灣區內各市以至各不同的産業提供一個跨灣區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由市場化發展的角度出發，透過商業運作，讓市場參與者决定以何種方式進行競爭、合作，以達至更大效益。除了政府層面，灣區內應考慮成立不同層面的跨區協調合作機制，調動行業、社團等專業、社會組織，推動私營部門的交流合作，提升行業水平，透過商業運作，促進資源配置。

香港在大灣區的角色

作爲灣區內最開放，最國際化，和最市場化的都市，香港在推動整個灣區的發展有其獨特和不可替代的地位。而且作爲一個自由港，在生産要素的流動方面香港也是最自由的地方。香港在灣區發展的主要功能就是推動整個灣區更開放，更國際化，更市場化，和生産要素在區內外的更自由流動。

上述的功能分工將具體體現在個別行業的發展上，如金融、航運、商貿、專業服務等。在「一國兩制」下，借助香港與國際接軌的制度優勢，既利用大灣區的特殊條件發展出香港的國際特色，亦擔當推動大灣區內整行業國際化的推手。譬如在金融方面，香港可借助大灣區龐大的經貿體量以鞏固其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帶動大灣區的金融開放和改革。同樣地，香港的航運、商貿，專業服務和其他主要行業也應該繼續發揮對外聯繫的國際中心和平台角色，結合大灣區內聯腹地的優勢，提升整個灣區對更廣泛地區經濟的拉動作用。

[1] 按當前通行理解，粵港澳大灣區在本文包括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以及珠江三角洲九市：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中山、江門、珠海、肇慶。

麥肯錫全球資深董事合夥人李廣宇、麥肯錫全球董事合夥人呂文博、麥肯錫項目經理李超

回顧2016年，全球"黑天鵝"事件頻頻發生：英國公投"脫歐"、美國特朗普意外勝選、意大利分離派"五星運動"支持率高企。此類"黑天鵝"事件掀起了一股"去全球化"的暗流，使得貿易保護主義得以抬頭。這對以全球化和貿易暢通為指向的"一帶一路"倡議形成了阻力。面對挑戰，中國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們認為，"一帶一路"2.0指的是運作機制市場化程度更高的階段，這意味著積極引入市場力量，用市場化的機制甄別投資項目。同時，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建立風險管控體系，並構建複合型的人才梯隊深耕海外市場，從而與沿線國家共同探尋解決矛盾的方案，積極引領經濟全球化的新走向。

"一帶一路"進入2.0階段，運作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將更高

"一帶一路"倡議自提出以來得到了100多個國家的響應，我國已經先後和沿線國家簽訂了將近50份政府間合作協議。過去的三年裡，基於與沿線國家政府的共商共議，建成了一批標誌性基建工程，如印尼雅萬高鐵、匈塞鐵路、中老鐵路，以及大量港口和基礎設施等，為"一帶一路"1.0的實施邁出了堅實一步，奠定了雙邊和多邊合作的基礎。

"一帶一路"2.0階段將側重在經貿領域展開全方位、深入的互通互聯，並將更多地拓展到社會、文化等多個領域，倡議的複合性色彩將會得到更多重視。相應的，以政府和大型央企為主導的“國家隊式”的運作模式也應向更為市場化的運作機制轉變。在"一帶一路"1.0階段，我們看到了沿線各國通過政府層面的合作積極推動了多個建設項目的實施落地，但也看到了這樣的國際合作在2.0階段面臨著多重挑戰。

首先，由於1.0階段的大型基建項目多由各國政府主導，以國企和央企參與為主，市場化主體缺位。目前一套成熟的、可持續的市場化機制體制尚未建立起來，用以支撐2.0階段多領域、多資金渠道、多參與方的項目挖掘和建設。

其次，"一帶一路"沿線以發展中國家居多，經濟發展不平衡，政經形勢和宏觀政策變化的風險難以避免，在文化習俗、營商環境、法律法規等方面具有極強的地域特徵。而"一帶一路"的項目建設又具有資金規模大、回收週期長、回報率偏低的特點(目前多以中國政府提供的長期低息貸款為支撐)，因此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在項目的風險管控方面通常缺乏對當地市場的瞭解和成熟經驗。

同時，隨著"一帶一路"邁向2.0階段，對人才的要求亦更高：既需要行業的專業技術人才，也需要複合型的管理人才；既需要人才從我國"走出去"，也需要加強海外市場的國際人才及當地人才的引入。

市場化運作，甄別與開發"Bankable projects"

在優質項目的發掘和構建方面，市場和政府應取長補短、展開合作。儘管政府擁有政治資源和金融資源，但缺乏行業專業知識以及市場化的機制體制，難以獨自發掘並構建一系列的"Bankable projects"(符合銀行擔保條件的項目)。相比之下，企業對所在行業具備了豐富的專業知識和項目經驗，同時擁有更市場化的機制體制和價值取向。要將市場化的運作模式帶入"一帶一路"的合作框架，不僅需要政府扮演積極倡導的角色，更需要市場主體充分發揮自身優勢，與政府合作發掘並構建優質的項目儲備，共同推動"一帶一路"可持續發展的進程，並從根本上解決項目"融資難"的問題。

為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建議政府引入市場資源，共同合作考慮採取以下四大舉措：首先，組建一支擁有豐富行業經驗、項目構建和執行經驗及當地市場經驗的多元化項目開發團隊；其次，針對不同項目所在細分行業，建立一套"Bankable projects"的衡量標準和對標體系，在考慮各細分行業差異化的同時，推進項目審核規則的標準化；第三，通過合作設立職能委員會等方式，運用市場化運作的治理模式，提高審批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優化項目流程，提供多元化的融資渠道以提升項目融資效率及質量，從而加快項目推進；第四，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確保項目管理層面的市場化程度和執行層面的投後技術支持，以使市場化的價值取向得以最終落地。

引入專業化市場資源，建立全面的風險管控機制

不熟悉海外社會經濟和營商環境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挑戰。這不僅體現在中國企業普遍缺乏與當地政府、機構以及團體交涉的經驗，更體現在他們缺乏應對地緣政治、安全、法律法規、運營等各方面突發風險的能力。海外風險管控能力的缺失，往往導致投資效率低、投資成效大打折扣。

我們認為，以市場化為特徵的"一帶一路"2.0應當以專業化的市場資源為抓手，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雙管齊下建立風險管控機制。在宏觀經濟環境層面，政府應該扮演保駕護航的角色，積極倡導並推動建立市場化的風險評估智庫(如EIU經濟學人雜誌智庫)，運用高度客觀、獨立、透明的風險模型對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行業風險進行分析、追蹤和預測，為政府和企業的前期投資決策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在微觀的業務運營層面，我國企業應在當地市場積極引入本地化、多元化的海外投資服務合作夥伴，為企業因地制宜地提供相應的風險預警和保護。

在這方面，我國已有某領先產業地產運營商進行了成功的嘗試。今年該民企與印尼當地政府以及財團和機構合作，共同在印尼開發產業新城。該民企不但提供包括工業地產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生活社區打造等硬件服務，還特別針對非印尼企業(尤其是中國企業)在當地投資面臨的風險提供一系列"軟件服務"，具體包括商務諮詢、人力資本服務，以及建立本地諮詢委員來應對包括暴動在內的運營風險等，以此滿足投資者對於投資風險管控的需求。

對接市場需求，搭建複合型人才梯隊深耕海外市場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了"五通"——政策、設施、貿易、金融以及民心相通的目標。想實現任何一項目標，合適的人才都是關鍵。企業若想成功深耕海外市場，逐步推進人才梯隊的搭建尤為重要。人才梯隊不僅對於企業短期打開當地市場舉足輕重，更是長期在當地生根發芽所不可或缺的。

在"走出去"初期，企業應吸引兼具國際視野和海外市場管理經驗的國際化人才，配備具有國際金融、法律、貿易背景的國際化團隊，迅速打開海外市場的局面。長期來看，更重要的是積極加快當地專業人才梯隊的建設，重視當地人才培養，充分利用好當地的人才資源，幫助企業真正融入當地市場。從全域來看，除了致力於培養中國自己的國際化人才，善用目標國人才，企業更應集合政府及當地教育機構之力，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培育當地的國際化人才，將"一帶一路"的跨國界人才資源作為佈局海外的一項長期投資。

前述的國內某領先產業地產運營商其"走出去"的第一步便是從國際領先的諮詢公司和國際企業招募具有國際視野的職業經理人以組建核心團隊，借此拓展其海外業務。在開展業務的過程中，圍繞投資者在當地市場發展的痛點，積極在企業運營、政府關係等領域招募優秀的當地專業人才，構建複合型人才梯隊，並打造國際人才和當地人才共融的工作環境和企業文化。

隨著"一帶一路"全球化、開放化和複合化程度的加深，2.0時代的機遇與挑戰並存。"一帶一路"2.0的成功一定是市場化運作的成功，即通過市場化的項目選擇、專業化的風險管控和複合型的隊伍建設，使市場主導的價值取向與政府推手形成真正合力，帶動"一帶一路"2.0的共榮。

請按此閱覽原文。

王小剛表示企業在落實投資前，應對有關項目進行多方面評估(一)。(相片由金杜律師事務所提供)

中國對外經濟活動不斷擴張，內地企業也加緊布局國際業務，除通過貿易拓展國際市場、加強向外採購以支援內地生產，不少企業更進一步前往歐美等成熟經濟體直接投資，部分則隨著國家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前往亞洲、非洲等地尋找投資機會，希望開發有關市場潛力，或利用當地資源擴充產能。有法律業者提醒，前往海外投資與從事貿易所需要的支援服務不盡相同，投資者須深入了解有關地點的商業環境，以保證順利開展投資項目，而且部分「一帶一路」國家法律制度尚未完善，可能對投資帶來額外風險。香港法律業者熟悉海外法律環境和商業文化，並且可通過廣泛的國際網絡利用各地資源，為投資者提供合適的盡職調查服務，控制風險。

私營企業成為對外直接投資主體

中國不少具實力的私營企業正積極拓展國際市場，同時加快對外投資步伐，希望更好利用海外資源促進業務可持續發展。有關情況正促使他們逐步替代國有企業成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根據商務部統計數字，非國有企業、包括私營企業及股份有限公司，佔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存量比例，由2006年底19%大幅上升至2016年底45.7%，若以2016年的單年投資流量計算，更有近7成的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是來自這些非公有經濟控股的投資單位[1]。雖然如此，仍有不少內地企業表示缺乏海外投資資訊，並對「一帶一路」的營商環境感到陌生，極需尋求專業服務支援他們走出去拓展海外業務。

王小剛表示企業在落實投資前，應對有關項目進行多方面評估(二)。(相片由金杜律師事務所提供)

金杜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王小剛接受訪問時表示[2]：「中國對外貿易發展蓬勃，不少內地企業已善用上海和香港作為中轉地，進行國際貿易，並且利用香港處理外匯貨款收支，及上海自貿區先行先試的創新金融政策，調撥外幣或人民幣資金，以提升財務和營運效率，在貿易方面操作十分純熟。但隨著企業進一步直接投資海外，單靠貿易經驗已不能滿足業務需要，他們除了須考慮有關投資的業務前景、項目融資等問題，更須顧及投資地的法律法規、稅務政策及營商環境。但不少投資者面對資訊不足問題，又因為語言及文化差異，對外國的商業習慣缺乏瞭解，直接增加海外投資風險。」

「企業在落實投資前，應對有關項目進行多方面評估，例如往海外投資設廠生產、設立中轉倉庫或分銷設施，便須深入了解投資地的商業環境、勞工政策、環保要求等，才能認清風險並作出相應措施，以保證順利開展投資項目。即使簡單如前往香港開設公司，亦須預先瞭解香港入境政策以利安排管理人員來港，及清楚香港的稅務政策以符合法律要求，又可同時享受有關好處，例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在2017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宣布將香港企業首200萬元利潤稅率由現時16.5%減至8.25%，及企業合資格研發開支可享有加倍稅務扣減等[3]；此外，內地企業又可利用香港服務平台為他們的國際業務進行稅務籌劃，以免除不必要的稅務負擔。」

專業服務降低併購風險

中國內地企業近年在海外進行收購合併活動十分活躍(一)。

另一方面，內地企業近年在海外進行收購合併活動十分活躍。統計數字顯示，2016 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併購涉及74 個國家和地區共765個項目，有關併購的直接投資金額達865 億美元，佔當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44.1%，並且通過境外為有關項目融資488 億美元，佔有關併購金額的36.1%，對外投資併購項目主要涉及製造業、訊息傳輸/軟件和資信科技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 的生產和供應業等行業[4]。

王小剛指出：「前往海外併購的複雜程度不亞於一般直接投資，除了上述風險管理措施外，有關投資者更須深入了解併購項目的股權、財務和資產等實際情況，若果前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特別是較冷門的投資地點，部分國家的法律制度有欠妥善，又可能缺乏與國際接軌的商業慣例，隨之而來的交易風險可能相對增加，內地投資者亟需利用專業服務處理這些問題。香港的法律業者擁有廣泛的國際網絡，加上香港資訊自由流通，可有效率領各地專業團隊為內地企業的投資項目提供盡職調查服務，釐清問題並加以評估，以便控制有關投資風險。」

中國內地企業近年在海外進行收購合併活動十分活躍(二)。

總部位於亞洲的金杜律師事務所，普遍認為是全球最具創新力的律師事務所之一，目前在全球27個城市擁有2,000多名律師團隊，包括位於中國內地11個城市的辦事處和香港分所，能有效協助客戶瞭解各地的商業和投資環境，和提供合適的解決方案。金杜的香港分所目前為跨國公司、投資銀行、內地企業及本地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務，並且善於利用該所律師團隊的專業知識及在亞洲的豐富經驗，為客戶提供有關跨境交易的專業服務。

按：有關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聯同上海市商務委員會代表走訪企業詳情，請參考「滬港合作發掘「一帶一路」商機研究系列」的其他文章。

[1] 資料來源：201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2] 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聯同上海市商務委員會代表於2017年第四季訪問金杜律師事務所(香港辦事處)。

[3] 有關詳情，請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2017年施政報告》

[4] 資料來源：201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來源：新華財金社

前中國銀行副行長、國際商會執行董事、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  張燕玲

中國企業走出去時有句名言叫抱團出海，到達目的地後叫先到幫後到。我們在迪拜就看到了這樣的企業──中國建材國際阿聯酋公司。

一、在迪拜傑貝阿裡 (Jeel ali) 自貿區有個中建材海外倉

迪拜是中東地區的商業集聚地，是全球重要的乘客及貨物樞紐。從迪拜國際機場出發，八小時航程即可覆蓋全球2/3人口居住地。迪拜還有全球最大的人造港和中東地區最大的港口──傑貝阿裡港，毗鄰該港是全球最大自貿區──傑貝阿裡自貿區，該區1985年設立，現有7300多家企業，中國企業超過250家。

中國建材國際阿聯酋公司於2004年在此註冊成立，目前已發展成為中東地區最大的集銷售、倉儲、物流、服務於一體的綜合性平台企業，擁有自營的跨境電商易單網 (Okorder.com) 和佔地5萬多平方米的物流園區，是中國外貿領域"跨境電商+海外倉"新模式的忠實踐行者。現有員工50人，中外員工各佔一半。在當地有十多年的屬地化經營經驗，諳熟當地市場狀況和貿易物流操作流程，在合規經營及企業風險防範等方面，具有一定經驗，能夠為剛剛走出來的企業提供建議，幫助他們在海外少走彎路。可謂先走出去的企業，為後走出來的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企業提供服務和支援的典型。

二、中國建材迪拜海外倉的優勢

1、該司管理人員長期駐紮海外，帶領並打造了一支以印度籍員工為主的20多人的銷售隊伍，主攻中東北非市場，瞭解客戶需求，B2B常規下單客戶超過一千餘家，並與當地大型建築商保持良好合作關係。

2、倉儲物流能力超強，擁有成熟的物流管理系統，轉口物流經驗豐富，完備齊整的倉庫操作設備，能夠保證客戶隨時追蹤自己的貨物，滿足客戶室內室外倉儲的不同需要。

3、海陸空運輸極其便利，而且倉儲期間無需交納5%關稅。轉口貿易尤其方便，對周邊國家擁有強大的貿易輻射能力，能夠保證貨物準確及時的發運到阿聯酋及其他國家客戶的手中。

4、保稅倉可享受傑貝阿裡自貿區優惠政策。如100%外資所有權 (區外的外資要找本國保人，至少佔股51%)、進口和再出口關稅均為零。

三、海外倉為其它企業提供的服務和支援

中建材海外倉已具備規模，目前入住的企業涉及建築材料、鋼材、建築機械、裝載設備、新能源元件、裝飾裝修材料、石油設備、安檢設備、勞保五金等行業，產品銷往包括海灣GCC六國，北非、東非等國家和地區。國內地方政府可引導當地中小企業利用該海外倉低成本，高效率的打開海外市場，擴大出口，對接中建材迪拜海外倉的優勢資源。

1、掙錢之前先省錢。走出去企業在前期市場培育階段，面臨著巨大的成本壓力，需要註冊公司，租賃辦公室，租賃倉庫，招聘銷售，購置設備等。很多企業由於扛不住前期壓力，導致很有優勢也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在海外市場競爭失利。如果與中建材迪拜海外倉合作，就可以幫助企業以較低的成本，實現海外倉儲，現貨前移，省掉了獨立設立海外公司的大筆費用。

2、降低物流運輸成本。國內企業能夠通過批量發貨，提高與物流供應商的議價能力，從而降低物流運輸成本，提高利潤。

3、提升物流配送時效，縮短訂單回應時間。通過將部分貨量提前發至海外倉庫，可以有效規避因排產或運輸問題造成的貨物遲到，同時通過及時退貨服務和售後服務，能夠提升客戶粘性和滿意度。

4、減少中間環節，提高產品銷售利潤。將現貨放到海外倉，可有效避開傳統外貿模式中的中間代理商環節，等於廠家將產品直接賣給終端客戶，贏得合理的利潤空間。

5、提升品牌知名度。由於國內很多生產企業，常年以貼牌的形式，通過中間商進行傳統貿易，導致海外客戶缺乏對國產品牌的認知度和接受度，即使產品品質符合要求，也很難打開市場。通過海外倉的合作，終端使用者可以直接看到產品，便於在終端市場建立自己的品牌知名度。

四、海外倉可為入駐企業帶來附加收益

1、線上服務。自由跨境電商平台"一單網"借助國際站這一"線上環球建材商品交易中心"，為生產企業提供全方位的，外貿電子商務解決方案及全流程線上出口服務。

2、產品展示。兩千平米的名優產品展示中心，為適合中東市場及有技術優勢的產品提供集中展示。通過展架樣品、視頻、噴繪等多種方式，對入駐企業及產品進行全方位的展示，打造中東不落幕的展銷會。

3、銷售支援。入駐企業如果不具備在中東市場自行銷售的能力，可以委託中國建材迪拜海外倉進行寄售，借助海外倉的銷售管道和客戶資源進行產品銷售。

4、市場調研。海外倉可派資深售帶領企業人員進行市場調研，瞭解市場需求和產品價格，説明企業選擇市場暢銷的產品和規格，制定正確的銷售策略。

5、風險控制。中國建材迪拜海外倉，在長期的屬地化運營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建立起一套完備的風險控制體系，可以幫助入駐企業規避風險，合規運營。

中國建材迪拜海外倉，有一套完整的入倉流程，包括，市場考察、簽訂協定、貨物發運、清關入庫、銷售出庫、銷售回款等等。對貨物銷售方式及定價，擁金比例也有詳細規定。

五、思考與建議

在我看來，中國建材迪拜海外倉正在踐行宋志平董事長的名言，獨行快，眾行遠，走出去不能吃獨食。幾年來取得了很好的業績。

我認為:海外倉的意義不僅是完成母公司的利潤指標，更重要的是創新了貿易方式，擴展了經濟共用理念。可凝聚更多中小企業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來。過去那種等客上門或自己走出去開店的方式已經落後，利用別人搭的橋走出去，是參與一帶一路最好的選擇之一。在國際貿易中去中間商也是節約成本，減少環節的必然選擇。海外倉方式使貿易變的更加透明，順暢，節省買賣雙方的成本，包括，時間、精力、差旅費用等等。

建議:各方可關注並充分利用(1)海外倉的優惠政策;(2)利用他們的人才和管理優勢;(3)利用寄售方式使產品進入國外市場。(4)加大海外倉的宣傳力度，使更多企業瞭解海外倉的運作方式。

中國建材國際阿聯酋公司總經理付廷濤在迪拜工作了十年，參與了中國建材迪拜海外倉從無到有的整個發展經歷。對集團建十個海外倉項目充滿信心。他認為，“在傳統外貿轉型升級過程中，央企共用海外倉，在聯動地方政府和企業，抱團出海，共同走出去方面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海外倉還有巨大的共用空間，是共用經濟在"一帶一路"的實踐應用，成果已經初步凸顯，對供給側改革實踐、對外貿出口轉型升級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鑒和總結意義。希望更多企業，早日搭上這列快車，充分利用這一平台為自己開拓海外市場。

原文鏈接

為配合全球化和區域工業及貿易融合發展，以及滿足城市和其他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全球各國正積極推動不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希望提升交通運輸、貨運及物流服務效率，增加能源供應、電訊、環境設施等服務能力。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最近估計，2016年至2030年間，全球平均每年約需投資6.9萬億美元於基建項目，以支持經濟可持續發展[1]。亞洲開發銀行的另一報告指出，單以發展中的亞洲地區而言，在期內平均每年便需要約1.7萬億美元基建投資，以滿足區內對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的龐大需求[2]。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過去數年中國企業對海外基建項目直接投資或工程承包的數目亦明顯增加，勢將引發內地企業對相關配套專業服務需求上升，為香港服務業者帶來更多機遇。

針對基建項目的財務規劃

中國目前除了躋身世界主要的外來直接投資接收地，利用外資發展不同產業和基建項目，也同時是全球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來源地。2016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達1,961 億美元，是繼2015年之後再次超過同年的外來投資金額(2016年達1,340 億美元），連續兩年成為資本淨輸出國[3]。而且，中國對外投資活動已從以往集中能源與天然資源類別，逐步向多元領域發展。商務部數字顯示，截至2016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100億美元的行業有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批發和零售業、採礦業、製造業及訊息傳輸/技術服務業，以及與基建或相關產業，包括房地產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建築業及電力/熱力/燃氣/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此外，中國對外投資進行併購項目近年也較多涉及基建，例如與交通運輸和電力/熱力等生產和供應有關的併購項目金額，2016年便高達250億美元，佔當年中國所有對外投資併購金額約19%。

葉偉文指出基建投資與一般項目所需專業服務內涵有所差異(一)。

葉偉文指出基建投資與一般項目所需專業服務內涵有所差異(二)。

德勤中國的中國併購重組服務全國主管合夥人葉偉文在接受訪問時指出[4]：「與製造或零售等其他產業一樣，投資海外的基建項目，例如高速公路、橋樑、鐵路和發電廠等，同樣需要利用金融、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以保證有關投資項目可持續發展。不過，基建投資與一般項目性質不盡相同，所需服務內涵有所差異。例如內地企業前往海外進行科技項目的收購合併，有關技術和設備的回報、折舊年期可能只是三數年時間，但基建投資動輒以5至十年為單位，而且回報期往往達十數年或以上，所以極需要長遠的發展規劃。規劃工作除涉及預測有關國家、地區經濟和產業的中長期發展等宏觀因素外，也需顧及城市發展轉變，或設施用戶隨著時間而改變的具體需求，加上其他外部因素影響，所以在基建投資規劃前期便需制訂應變計劃或措施，以適應不斷轉變的環境，提高整體投資的靈活性。」

基建投資是中國內地企業開拓「一帶一路」商機的重點領域之一(一)。

他表示：「中國內地企業目前在海外的基建投資多位於發展中地區，包括部分亞洲和非洲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除一般經濟和社會因素外，投資地的地緣 政治，以及多變的營商環境等，也可能對投資項目產生正面或負面作用，隨之而來的不確定性因素和風險相對較高。所以，從事基建投資的財務規劃時，一方面需要 預測不同投資場景出現的可能性，計算有關投資風險系數，和對資金或現金流等的影響。德勤中國在香港的團隊，不但可利用香港豐富的國際通訊資源，更具備專業 知識建立合適的財務模型，為內地和其他客戶的基建投資作完善的財務規劃。

「另一方面，雖然內地企業目前大多不乏資金來源，但在較長投資期和較多不確定性因素背景下，有關企業更需制訂合適的財務解決方案，例如通過香港的服 務平台，籌備由多個投資者組成的財團參與投資項目，同時利用不同渠道安排合適的融資方法或銀團貸款，通過增加持份者數目攤分投資風險。」

利用有效網絡進行盡職調查

在「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下，內地企業正增加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活動，而基建投資，包括道路、海運、航空、能源、通訊等項目，也成為內地企業開拓「一帶一路」商機的重點領域之一。

基建投資是中國內地企業開拓「一帶一路」商機的重點領域之一(二)。

但葉偉文提醒：「相對投資於先進國家，內地企業往『一帶一路』投資基建和其他設施，有效的盡職調查更形重要。事實上，部分『一帶一路』國家不是熱門 的外來投資地點，欠缺成熟的法律制度和商業規範，外商投資政策也可能隨著時間或政府更替而有所改變，直接增加投資者的風險。事實上，基建項目可能對投資地 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長遠影響，一些項目也會涉及土地徵收、環境規劃和環保問題，受影響者可能為數不少，對項目的可行性或未來發展構成影響。」

「所以，內地投資者極需利用有效的專業服務在投資規劃前期進行盡職調查，釐清可能影響項目的各種因素，才能有效控制風險。而具備豐富國際經驗的香港 業者，擁有完善的國際網絡，可成為內地對外投資基建項目的牽頭人，統籌不同地區的服務團隊以收集有關資訊並作出評估，加上香港一應俱全的專業服務，可為客 戶的『一帶一路』項目進行有效的全面盡職調查。」

德勤是全球領先的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在全球向客戶提供審計及鑒證、管理諮詢、財務諮詢、風險諮詢、稅務及相關服務。而德勤中國是德勤在中國的成 員所，目前擁有21 個辦事處，合共擁有13,000人的專業服務團隊，當中以香港、上海、北京和重慶為四大主要辦事處。此外，德勤中國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牽頭成立的「金管局基 建融資促進辦公室」(IFFO)合作夥伴之一，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透過匯聚主要持份者，共同促進基建投資及其融資等活動。

按：有關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聯同上海市商務委員會代表走訪企業詳情，請參考「滬港合作發掘「一帶一路」商機研究系列」的其他文章。

[1] (1) 包括與氣候兼容所需的投資金額；(2) 資料來源：“Investing in Climate, Investing in Growth”, OECD, 2017

[2] 資料來源：“Meeting Asia’s Infrastructure Need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7

[3] 資料來源：201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4] 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聯同上海市商務委員會代表於2017年第四季訪問德勤中國。

張杰博士表示香港可為企業提供眾多融資選擇。

根據英國智庫Z/Yen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近期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報告，香港是第三大最具競爭力的國際金融中心，排名僅次於倫敦和紐約，並領先新加坡和東京[1]。雖然上海名列第六位，是內地領先的金融中心，並且不乏本地融資渠道，但不少上海企業同時利用香港為投資項目融資，除了便利資金調度拓展國際市場業務，亦希望通過香港商貿平台取得各種具成本效益的資源，以優化融資結構及資金來源組合。

靈活利用內地及海外金融資源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電氣」)是中國綜合性裝備製造知名企業，主要產業聚焦高效清潔能源裝備、新能源及環保裝備、工業裝備和現代服務業四大領域，目前在上海和香港兩地上市。雖然香港缺乏有關裝備產業，在製造業務方面與上海電氣關係不大，但上海電氣早已在香港成立子公司，目的是利用香港的服務平台促進集團發展。

上海電氣的產品涵蓋火力發電機組、核電設備、風電設備、燃氣輪機、輸配電設備、電梯、大中型電動機、環保設備、機床、自動化設備和軌道交通等，該集團的主要生產基地位於上海的閔行和臨港地區。為配合該集團「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策略，並引進外部資源支持業務發展，上海電氣(及其關聯的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在2001年於香港成立上海電氣香港有限公司，並在2010年成立上海電氣集團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統稱為「上海電氣香港」)。

上海電氣香港的執行董事及總經理張杰博士在接受訪問時表示[1]：「內地的融資渠道已逐漸發展成熟，可為內地以至部分境外項目提供資金。雖然如此，香港不但享有資金自由流通優勢，而且擁有一個既深且廣的金融市場，能為企業提供更多融資選擇；加上中國與國際金融市場仍有所隔離，內地與國際市場的融資成本難免有所差異。而香港在市場操作原則下，可幫助集團利用各種渠道取得具成本效益的資金，所以集團同時利用內地和香港平台，為不同業務和投資項目融資，至於選擇融資地點，則以實際成本效益為首要考慮因素。」

有效調度資金投資海外

上海電氣通過香港平台為投資項目進行融資(一)。

上海電氣香港是上海電氣的境外投融資、資本運作和和資金管理的境外平台，已在香港開展了多種金融服務業務，包括外匯即期和遠期交易、外匯套期保值交易、貿易融資、海外融資等，希望聯繫香港和上海兩地金融市場資源，支援該集團的國際化業務發展策略，達到跨國經營、提升國際競爭力和品牌等目的。上海電氣香港的主要業務包括四大板塊：(1) 產業投資；(2) 資產管理；(3) 集團的海外財務中心；及(4) 貿易業務。截至2016年底的註冊資本合計達33.5億港元。

張杰博士指出：「除香港本地資金外，集團更通過香港平台取得來自國際資本市場資金為投資項目進行融資，有關資金亦有機會包括源自內地機構或投資者。無論如 何，項目融資重點不在於資金來源地，而是融資便利及成本。香港一方面是國際金融中心，又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集團通過香港可更容易取得符合成本 效益的人民幣或美元等資金，增加資本運作能力。」

上海電氣通過香港平台為投資項目進行融資(二)。

他補充：「特別是有關國際貿易、海外投資和併購等業務，內地在跨境資金流通方面仍保留相當管理措施，影響企業調度資金的靈活性，亦可能增加有關投資及融資成本。所以集團需要尋找便利的境外平台，以配合內地的金融資源降低成本、提升競爭力。香港的服務平台不但可幫助集團提升整體金融操作效率，而且簡單低稅和便利的營商環境，亦有利集團降低融資成本。例如集團通過香港管理海外投資業務，從海外取得的投資利潤不須在香港繳稅[3]；加上香港提供一應俱全的會計、法律等專業服務，可為投資者的國際業務籌劃有效的全球稅務安排，免卻不必要的稅務負擔，是集團『走出去』的理想服務平台。」

按：有關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聯同上海市商務委員會代表走訪企業詳情，請參考「滬港合作發掘「一帶一路」商機研究系列」的其他文章。

[1] 資料來源：“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22”, Z/Yen and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September 2017

[2] 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聯同上海市商務委員會代表於2017年第四季訪問上海電氣香港。

[3] 香港的稅務政策採用地域來源原則，向在香港經營任何行業、專業或業務所得的利潤徵稅。只有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利潤，才須予以徵收利得稅。任何人在香港 營商，但其利潤是從香港以外的地方獲得，則不須在香港就有關利潤繳稅。有關詳情，請向香港稅務局查詢。

在「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下，中國與沙特阿拉伯的關係更為緊密，有助中國西南部達到燃料供應自足的目標。

與「一帶一路」倡議有關的油管已投入運作，有助改善中國西南部的發展前景。

2017年底，總部設於達蘭的沙特阿拉伯國營石油公司Aramco行政總裁Amin Nasser證實，該公司與中國內地最大石油公司中國石油(PetroChina)的談判已進入最後階段。假若雙方同意相關條款，Aramco將成功收購中國石油的安寧煉油廠超過30%股份。安寧煉油廠位於西南地區雲南省，是中國最大型的石油加工設施之一，已於2016年10月投產，現時每天產量為26萬桶。

目前安寧煉油廠的成品只供應本省所需，但長遠來說也會供應其他地區，有助滿足中國未來對能源的需求。估計到2020年，中國的煉油產能需求量將高達每天220萬桶。除生產能力受重視外，安寧煉油廠也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安寧煉油廠靠近緬甸邊境，相信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可擔當一個重要角色。具體來說，預期安寧煉油廠有助拉近中國特大城市與低度開發省份之間的發展差異，同時改善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互連互通。這些都是「一帶一路」的主要目標。

安寧煉油廠加工的原油，是通過緬甸丹瑞區的石油及天然氣管道供應。管道的源頭是緬甸西海岸的皎漂港，全長770公里，由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及緬甸海外投資銀行合作投資建造。管道輸送的石油，來自鄰近的離岸天然氣田，以及定期運到港口的石油。總的來說，中國政府希望通過這個新安排，讓中國西南部地區輸入來自中東和非洲的原油時，不須依賴效率低又成本高的運輸途徑，改為把石油運到緬甸皎漂港，再通過陸上管道供應給煉油廠。

緬甸丹瑞區的管道，被視為「一帶一路」其中一個初步成果。從沙特阿拉伯的角度來看，這個安排有若干明顯好處。Aramco投資安寧煉油廠，預計投資額在10億至15億美元之間，是沙特阿拉伯從俄羅斯手上搶回市場佔有率的重要對策。目前俄羅斯是中國主要的原油供應國。

Aramco的對策有一個關鍵元素，就是策略性地投資在多所目標煉油廠，所得回報是這些煉油廠的設施須按照合約規定，只可(或至少大部分)為該公司的原油加工。中國石油方面也已默認，他們與Aramco的交易將令更大比例的沙特阿拉伯石油在安寧煉油廠加工。

沙特阿拉伯是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國，中國是最大原油進口國，上述交易促進了兩國之間的關係，也為未來更多的中沙合資合作鋪路。沙特阿拉伯顯然殷切希望盡快推動石油產業的發展。事實上，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部長兼Aramco主席Khalid al-Falih曾公開談及這項交易說：「我們的目標不單要成為中國最大的原油供應國，更要成為整體市場的最大投資者。」

Aramco將於今年稍後日子首次公開招股(IPO)，估計將是全球最大規模的IPO活動。據報道，中國石油有意買進Aramco的股份。同時，Aramco也對中國其他石油碳資產感興趣。事實上，Aramco已與中國北方工業公司(Norinco)簽署協議，在中國東北合作興建一座新的煉油廠和化工區。中國北方工業公司是中國最大的武器裝備承包商。此外，Aramco也持有由中國另一石油和天然氣巨頭中國石化(Sinopec)經營，位於福建的煉油廠的25%股份。

特約記者　Geoff de Freitas　利雅德報道

來源：新華財金社

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標誌著"一帶一路"倡議正式開始實施。"一帶一路"橫貫亞、歐、非三大洲，沿線多個國家，既有發達國家，也有正在快速發展的新興國家和經濟基礎較薄弱的地區，各國基礎設施建設極不平衡。對於發達國家而言，基礎設施存在著不斷更新升級的改擴建投資需求；對於新興國家和經濟基礎較薄弱的地區而言，基礎設施嚴重滯後，需要引進國外資本加快建設。結合"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實際情況，運用PPP模式支持"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可以釋放出社會資本的活力，緩解相關國家政府財政壓力，彌補投資不足，提高投資效率和質量，克服原有機制弊端。

我國PPP市場發展現狀及經驗

一、我國PPP市場發展現狀

截至2017年6月末，根據財政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相關數據，全國入庫項目共計13554個，累計投資額16.3萬億元，覆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新疆兵團和19個行業領域。其中，已簽約落地項目2021個、投資額3.3萬億元，覆蓋除天津、西藏以外的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新疆兵團和19個領域，落地率34.2% (落地率指執行和移交兩個階段項目數之和與準備、採購、執行、移交4個階段項目數總和的比值，不考慮識別階段項目)。

從地區分佈來看，入庫項目數前三位是貴州、新疆、內蒙古，項目數合計佔入庫項目總數的31.7%。落地項目數前三位是山東、新疆、安徽，合計佔落地項目總數的30.4%。

從行業分佈來看，入庫項目數前三位是市政工程、交通運輸、旅遊，合計佔入庫項目總數的54.1%；落地項目數前三位是市政工程、交通運輸、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合計佔落地項目總數的64.3%。

從回報機制來看，政府付費和政府市場混合付費項目數8625個、投資額11.4萬億元，分別佔入庫項目的63.6%和69.5%，佔比穩定。其中，落地項目1563個、投資額2.8萬億元。

從區域分佈來看，從入庫項目數及投資額看，東部佔全國的25%左右，中部佔近20%，西部佔50%左右，東北佔5%左右；從落地項目數及投資額看，東部佔全國的40%左右，中部佔20%左右，西部佔35%左右，東北佔近5%。西部地區對PPP模式需求更大。

從綠色低碳來看，綠色低碳項目合計7826個、投資額6.4萬億元，分別佔入庫項目的57.7%和39.3%。其中，落地項目1176個、投資額1.4萬億元。幸福產業，旅遊、文化、體育、健康、養老、教育"幸福產業"項目數3012個、投資額2.2萬億元，分別佔入庫項目的22.2%和13.2%。其中，落地項目數318個、投資額2,838億元。

從國家示範項目來看，國家示範項目共計700個，累計投資額1.7萬億元，覆蓋除西藏以外的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新疆兵團和18個領域。其中，已簽約落地項目495個、投資額1.2萬億元，覆蓋除天津、西藏以外的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新疆兵團和16個領域，落地率71.0%。在區域分佈上，河南、山東、安徽落地項目數居前三位，合計佔落地示範項目的25.9%。在行業分佈上，市政工程、交通運輸、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類落地項目數居前三位，合計佔落地示範項目的64.0%。在民企參與程度上，495個落地示範項目的簽約社會資本共785家，其中民企佔37.1%；民企參與的示範項目240個，佔48.5%。

二、我國PPP市場發展經驗

隨著PPP項目的推廣與應用，我國取得較大的發展成效，有效地激發了我國經濟活力以及創造力，提高了我國財政資金使用效益。

1、連續出台規範性文件

2014年以來，國務院及各相關部委從制度建設、政策設計等方面著手，先後以"指導意見""實施意見"等形式印發了PPP改革系列指導文件，為推進PPP改革提供了指導保障，成為地方制定PPP新規與推動PPP改革的主要政策依據。

2、建立激勵約束政策機制

國務院和財政部等部委出台了包括財稅、金融、價格、土地、資產管理等一系列激勵配套政策，加快了PPP 市場發展。同時也嚴厲制止各種政府變相兜底的違規舉債行為，防止出現系統和區域性金融風險。

3、建立協同推進機制

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各有關部委和各地方政府紛紛成立了相應的PPP實施機構，如財政部於2014年5月成立PPP領導小組，11月成立PPP中心，負責提供與PPP改革相關的業務指導與技術支持。多個地方政府成立“PPP工作領導小組”，建立了PPP聯席會議制度。

4、建立PPP項目庫和信息平台

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相關部委和各地方政府積極推動PPP項目庫建設，搭建綜合信息平台。財政部依託PPP中心搭建起全國範圍內的綜合信息平台，包括“一條通道、兩個平台、三大數據庫”。國家發改委公佈兩批PPP推介項目。

5、積極創新投融資機制

為解決PPP項目前期開發和融資困難問題，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積極設立PPP引導基金。財政部牽頭設立PPP融資支持基金，初始規模達到1800億元；國家發改委提出"推薦建立多元化、可持續的PPP項目資金保障機制"，聯合財政部印發《關於政府投資支持社會投資項目的通知》(發改投資[2015]823號文)，聯合銀監會、保監會下發《關於銀行業支持重點領域重大工程建設的指導意見》(銀監發[2015]43號文)、《關於保險業支持重大工程建設有關事項的指導意見》(發改投資[2015]2179號文)，從政府投資、開發性金融、商業銀行與保險機構等層面促進PPP模式發展。

我國PPP經驗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應用分析

PPP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關係是相互承接的。一方面，PPP模式順應"一帶一路"發展規劃的需要。"一帶一路"首先要求基礎設施建設要到位，需要大量資金支撐，通過PPP模式可以更好的引入社會資本。另一方面，"一帶一路"的核心“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PPP模式的紮根提供了一定的土壤基礎。如政策溝通目的是要為PPP區域化鋪平道路，貿易暢通是通過沿線國家和地區產業的互補互助，形成完整的產業鏈與供應鏈，這和PPP模式所展現的集設計、建設、運營、維護、移交等環節為一體的形式相呼應，有助於PPP模式的順利開展。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累計投資超過600億美元。中國企業已經在20多個國家建設56個經貿合作區，為沿線國家創造近11億美元稅收和18萬個就業崗位。2017年5月14日，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提出"要創新投資和融資模式，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將'一帶一路'建成繁榮之路"。進一步強調了PPP模式將在 "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中發揮重要作用。

一、做好國家間戰略與政策的對接

我國政府相關部門一方面要為跨境PPP 投資企業創造一個融洽的外交環境，與PPP項目所在國的各派政治力量保持較好的外交關係，瞭解項目所在國有明確需求、明確指向的項目，同時對於地緣政治以及大國的博弈因素採取審慎的態度，加強與域內外各大國的溝通交流及合作，謀求共同發展；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將發展中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理念融入到新的國際稅收規則中。同時開展對項目所在國的法律查明，包括項目所在國法律、稅收、外匯管制及金融體系相關因素中涉及到的相關法律查明和國際貿易領域涉及到的實地公司、實地或離岸結合公司、離岸公司的法律問題，對於跨境PPP項目中不同的合同關係適用法律以及司法管轄權問題應在相關合同中明確。

二、成立PPP專門機構和項目庫

為增強"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項目對社會資本的吸引力，發展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積極推進PPP 模式的應用，一方面，我國政府應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發展、外交、貿易等方面密切協同，制定基礎設施領域投資重點計劃項目清單，設計一批盈利性的產品或項目，構成"一帶一路"沿線PPP項目庫，吸引私營資本參與跨境PPP 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我國政府部門應設立專門機構對開展境外PPP 項目進行指導管理，包括質量控制、政策引導、技術援助、標準化等，為境外PPP項目的推進提供組織保障。

三、建立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

由於"一帶一路"建設的PPP項目規模較大且運行方式的多樣性，可能存在很多意想不到的風險，包括政治風險、市場風險和社會風險等，有效地識別並合理規避風險成為PPP項目成功的關鍵。一是增強政府的風險管理意識，將PPP項目風險管理貫穿整個PPP項目週期中，構建全過程的風險管理機制，增強PPP項目主管部門的風險意識，提高風險管理能力；二是建立合理的PPP風險分擔機制，通過科學的機制將PPP項目風險進行平衡、轉移和分擔；三是加強PPP人力資源建設，加強PPP專業人才培養，充分保障項目的實施進程和正常運營管理。

四、通過合同協議規避金融風險

跨境PPP項目投資金額巨大，利率、匯率及通貨膨脹的風險會對企業成本及收益造成較大的影響，甚至會使企業損失巨大，企業的融資構和期限也會對項目成本有較大的影響。跨境PPP項目投資企業可以通過合同或以協議來有效規避金融風險，實現風險的合理分擔。比如，若東道國有外匯管制，應由東道國政府主管金融部門作出承諾，保證企業投資收益匯出；對於利率、匯率或通貨膨脹的變化，可以在合同中約定變化調整的條款，由PPP項目的利益相關者共同分擔變化所帶來的額外支出。

五、進一步完善融資模式

"一帶一路"作為一項長期的規劃，其資金需求和缺口是較大，需要多元化的融資機制。一是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的先導作用和商業性金融的主體作用，完善銀企合作機制，支持金融機構拓展低成本的信貸融資渠道。二是改善對傳統的間接融資的支持和服務。如傳統信貸不夠，存在期限錯配問題，因此需要進行金融創新，使之能夠提供長期而且是低息的貸款。三是需要加強直接融資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支持和安排。加強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資本市場對接合作，來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資金支持和安排，包括各種基金的支持和安排。四是加強開發性金融方面的支持和安排。不僅包括國開行、進出口銀行，還有其他一些開發性金融的資金支持和安排。加強同開發性金融機構的合作，包括與國際多邊開發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五是加強保險業的支持和安排，不僅是出口險的支持，同時加強其他保險機構對於"一帶一路"建設的支持力度。

(呂漢陽 機械工業經濟管理研究院採購與PPP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姚麗媛 機械工業經濟管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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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菲關係緩和，中國承諾向菲律賓提供資金，支持該國的龐大基建計劃。

菲律賓獲「一帶一路」資金以改善全國鐵路系統。

菲律賓一條建議興建的鐵路線將成為「一帶一路」投資的最新受惠項目。該鐵路線全長610公里，建成後將把首都馬尼拉與南部城鎮馬特諾格(佔地50公頃的全新生態城)連接起來。去年11月在馬尼拉舉行的東盟峰會上，中國與菲律賓已就上述項目進行詳細商討，今年初料可簽署最終貸款協議，與最初開始商談的日期相距差不多12個月。

上述鐵路線前稱菲律賓國家鐵路南長途線項目，由比科爾區域發展委員會(Bicol Reg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於2015年首先提出。該委員會是一個跨省機構，負責重振該區經濟。其後，該項目成為「大建特建」(Build, Build, Build)計劃的旗艦工程之一。「大建特建」是一個大型基建發展計劃，由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提出。相信杜特爾特決心在2022年夏天任期結束前見到這個鐵路項目完工。

該鐵路項目規模龐大，總值1,510億披索(折合約30.1億美元)，由馬尼拉向南伸延至馬特諾格，途經索索貢省、內湖省、八打雁省、奎松省、南甘馬仁省和阿爾拜省，以及多個國際海港及經濟特區，有望大幅改善呂宋南部城市與多個區域增長樞紐之間的交通聯繫，最終提升工業、服務業及農業的生產力。

除此之外，該鐵路項目通車後首年可接載多達400,000名乘客，由馬尼拉至比科爾的車程由11小時縮短至僅6小時，預期可以推動比科爾地區的旅遊業增長多達30%。

該項目成本高昂，主要原因是需要動用大量資金把舊有路軌換成單線路軌系統。根據菲律賓運輸部的資料，該項目也須動用資金添置新車廂、車頭及其他輔助性設備。除中國資金外，有8億至70億披索是來自菲律賓政府的2016年及2017年財政預算，另有30億披索來自2018年的公共開支。

除了上述鐵路項目外，過去12個月，菲律賓政府也通過其他兩個大型鐵路項目，分別是3,580億披索的馬尼拉地鐵(Metro Manila Subway)及1,340億披索的菲律賓國家鐵路南客運線(PNR-South Commuter Line)。最終，3個鐵路項目將結合成一個綜合客運鐵路系統。

中國確定向菲律賓基建提供資金，由此可見，中菲關係正持續改善。因此，杜特爾特可以依靠「一帶一路」資金，支持總成本約1,670億美元的多個重點經濟重整及創造就業計劃。目前為止，中國已承諾提供共240億美元協助完成上述計劃。

特約記者　Marilyn Balcita　馬尼拉報道

馬來西亞東海岸鐵路獲中國內地資金支持，落成後將大大改善東部地區的發展前景，同時也可加強中國另一投資項目關丹港的對外連接。

東海岸鐵路將大大改善馬來西亞較落後地區的經濟前景。

馬來西亞即將展開兩個龐大的基建項目，分別是興建東海岸鐵路及關丹深水港的大型改善工程。兩個項目均獲中國資金支持，並由內地公司牽頭的財團管理，充分反映它們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重要角色。

東海岸鐵路全長700公里，造價估計約550億令吉(130億美元)，將是馬來西亞振興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項目由內地國有基建發展巨擘中國交通建設集團興建，預計於2024年7月投入運作。

東海岸鐵路是一條半月形的全電氣化鐵路，興建工程分兩期進行。完成後，鐵路以馬來西亞西岸的全國最大貨櫃港口巴生港為起點，連接首都吉隆坡，並延伸至東岸多個城市及港口，終點站為接近泰國邊境的北部重要城鎮彭加蘭古堡。客運列車速度將為每小時160公里，貨運列車則為每小時80公里。

東海岸鐵路途經15條高架橋及10條隧道，最長一條達5.6公里。日後，貨運服務將佔東海岸鐵路總用量七成，預計到2030年，鐵路處理的總貨物量將超過5,400萬公噸。鐵路餘下三成用量屬於客運，每年載客量料達540萬人次，成為馬來西亞的主要跨地區運輸系統。

項目第一期全長600.3公里，終點站分別位於雪蘭莪州的鵝嘜綜合交通總站及東北部吉蘭丹州首府哥打巴鲁。鐵路首階段共設21個車站，連接哥打薩斯、關丹港、珍拉丁、居茶港、居茶機場及東岸最大城市瓜拉登嘉樓。第二期工程包括南北兩條延線。北延線長24.5公里，由哥打巴鲁延伸至彭加蘭古堡；南延線長78.6公里，連接鵝嘜及巴生港。

東海岸鐵路項目的資金中，八成半由中國進出口銀行以貸款方式提供，按年利率3.25厘償還，餘下一成半透過馬來西亞伊斯蘭債券計劃集資。該計劃由該國3家本地銀行管理。

馬來西亞政府已把發展國內鐵路基建列為優先事項。鐵路發展是該國經濟轉型計劃的重要部分，目的是加強東西兩岸港口的連接，減少西岸與工業發展較落後的東部州份之間的發展差距。

此外，馬來西亞也希望透過鐵路發展來解決現時最逼切的基建缺陷。由於當地的城際鐵路大部分只連接南北地區，長久以來，東部很多城鎮、港口及工業區都只能依賴道路運輸。當局計劃大灑金錢興建鐵路，讓其發展水平與現有港口、航空及道路設施看齊。

東海岸鐵路的落成預料可為東海岸經濟區的經濟發展提供龐大動力。東海岸經濟區範圍覆蓋馬來西亞半島逾一半地區，人口數目約500萬。當局寄望新鐵路可在未來50年帶動區內生產總值每年增長1.5%。

除了東部地區外，關丹也是東海岸鐵路通車的主要受惠者。該市是彭亨州首府，也是關丹港的所在地。關丹港是馬來西亞東岸的最重要港口，通往南中國海，對經濟發展十分重要。現時，該港口正進行大型改善工程，估計完成後可處理5,200萬公噸貨物，即現時的一倍，同時還提供特大貨櫃船泊位。

關丹港的新深水碼頭第一期工程料於今年夏季完成，第二期則暫定於2019年竣工。關丹港現時已是馬來西亞進口工業用貨物及原材料的主要渠道，新設施將處理更多進口石油及天然氣。

關丹港的改善工程由關丹港口有限公司負責。該財團由馬來西亞頂尖建築集團怡保工程(IJM Corporation Berhad)及北部灣控股(香港)合營，後者是中國著名港口發展及管理公司廣西北部灣國際港務集團的附屬公司。現時，怡保工程與北部灣(香港)的持股比例為60:40，馬來西亞政府則擁有特別權利股份。

關丹港改善工程對鄰近的馬中關丹產業園區而言是一大喜訊。該產業園區是首個由馬來西亞與中國共同開發的經濟特區，目前的主要產業包括發電、節能及環保技術、高端設備和先進材料製造。

特約記者　Geoff de Freitas　吉隆坡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