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力管理諮詢 (深圳) 有限公司是一家為亞洲各地跨國企業及外商投資者提供會計、審計、稅務、資訊科技、人力管理等領域的專業諮詢公司,旨在幫助並引導企業順利建立、維護及發展在亞洲地區的相關業務,客戶在亞洲的辦公室覆蓋香港、中國內地、印度、越南、印尼及新加坡等「一帶一路」國家及地區。
客戶原先通過普通的互聯網以及IPSec VPN運行內部的應用資料,在協力管理部署微軟大型ERP系統後,共用式的互聯網難以支撐系統的正常運行,同時公司對資料的安全性需求也更加迫切。
香港電訊為協力管理制訂了企業虛擬專網、互聯網服務的綜合解決方案,提供優質、穩定、快速的網路服務,並實現訪問其他地區的高速互聯。
香港電訊為協力管理在大中華區的核心辦公室設立專網,實現各點互聯互通,各分支的頻寬完全獨享,同時結合服務品質保證 (QoS) 及流量控制技術 (CoS),保障客戶關鍵的ERP系統傳輸資料的高私密性與穩定性。
客戶同時在內地辦公室使用香港電訊的Premium Internet互聯網服務,解決公司員工在大中華區辦公室訪問其他地區時,網路連接不暢的問題。同時,載入其他區域網站、傳輸線上文檔的速度都有兩倍以上的提升,受到員工的一致好評。通過香港電訊的一站式解決方案,客戶位於北京的辦公室與其他分支機搆之間的數據傳輸時延,從120毫秒縮短至40毫秒,而與以往大於10%的丟包率比較*,新方案可達致近乎零的數據丟包。
在香港電訊的支援下,協力管理的業務正在快速擴展,透過其全面的外商直接投資諮詢服務,助力國際企業把握「一帶一路」市場機遇。
*註:以上所有測試結果的數據由協力管理提供。
中國飛機租賃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中飛租賃) 成立於香港,專門為全球各地航空公司提供飛機租賃、購後租回、結構融資,以及機隊規劃、機隊升級、飛機循環再製造等增值服務。中飛租賃現時是全中國規模最大的獨立飛機租賃公司,亦是亞洲首家大型飛機循環再製造基地的運營者,以機隊及訂單量資產總值計,集團已躋身成為全球十大飛機租賃商之一。近年飛機租賃業發展蓬勃,中飛租賃的全球業務正不斷擴張。
中飛租賃於香港聯交所上市,集團業務分兩大範疇,中飛租賃主要從事新飛機租賃,而成員公司國際飛機再循環有限公司(ARI)則專營老舊飛機、航材拆解及循環再造等服務。兩者透過獨特的業務模式,聯手為客戶提供覆蓋飛機整個生命週期的一站式解決方案。中飛租賃是亞洲首家飛機全產業鏈解決方案供應商,目前擁有及管理的機隊規模已達130架飛機,預計2023年將擴大至超過300架。
過去30年來,愈來愈多航空公司為增強營運效率和靈活性而減少購入飛機,改以租賃飛機方式營運,飛機租賃業亦隨之急速發展。近年的低息環境以及航空交通需求不斷增長,亦令業界的整體發展前景更為樂觀。在這大趨勢下,中飛租賃於2014年推出「全球化策略」,銳意拓展業務至全球各地。在短短兩年間,集團的客戶網大幅擴張,涵蓋亞太、東南亞、歐洲、中東、美國等地,不少客戶均是國家航空公司或當地市場的龍頭企業。
集團首先於中國東北的哈爾濱拓展業務。哈爾濱是「一帶一路」中「龍江絲路帶」的樞紐,以海陸兩路連接歐亞地區、太平洋及波羅的海等地。2014年,中飛租賃與哈爾濱市政府簽訂協議,合作成立中國飛機拆解基地。該項目是全中國首個且最大型的飛機拆解基地,設有舊機物料循環再造系統,能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服務。
同年,中飛租賃首次與海外航空公司合作,與印度航空達成租賃五架全新A320飛機的協議,並於2015年2月印度外長斯瓦拉吉訪華時交付首架A320。
隨著「空中絲路」迅速發展,中飛租賃的業務亦擴展至更多「一帶一路」國家。2016年,中飛租賃向土耳其具領先地位的的廉航公司飛馬航空交付兩架A320飛機,另向越南首家廉航捷星太平洋航空交付四架A320飛機。翌年,中飛租賃繼續向全球各地客戶提供飛機租賃服務,包括「一帶一路」最大市場之一的俄羅斯。
航空業是「一帶一路」發展的重要一環。截至2016年12月,中國已與120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雙邊空運協議。中飛租賃首席執行官潘浩文表示,集團管理層對「一帶一路」帶來的龐大發展機遇非常重視。
「中國市場對國內及國際航空運輸服務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長,當中包括航空金融服務。很多『一帶一路』國家都是新興經濟體,航空業並不發達。集團對自身的增長潛力很有信心,因為我們既是業界的先行者,亦是業內少數向全球客戶提供飛機全生命週期一站式解決方案兼增值服務的供應商。」潘浩文說。
然而,中飛租賃在業務不斷擴張之餘,亦面對不少挑戰。現今不少跨境產業均面對多重營運風險,當中包括政治、信貸和互聯互通等風險,飛機租賃行業亦不例外。潘浩文指出,中飛租賃憑藉其具豐富國際融資經驗的團隊,以及完善的風險管理系統,在「走出去」擴展業務時能有效管理風險。
潘浩文表示,中飛租賃作為香港企業,在邁向國際時得以善用香港的優勢,包括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成熟的銀行和金融業、普通法體系,以及香港作為「一帶一路」機遇促進者的角色。此外,香港特區政府去年推出新政策,向合資格的本地飛機租賃公司提供稅務寬減優惠,令香港在成為國際飛機租賃中心的路上邁進一大步。以上種種優勢,為中飛租賃業務擴展製造了理想條件,在「空中絲路」的發展過程中繼續扮演積極角色。
哈薩克斯坦近年經濟發展蓬勃,但十多年前卻較少香港人認識。香港商人艾秉禮早在2007年已洞悉先機,首次到訪哈薩克斯坦已察覺到該國充滿增長潛力。
菲律賓印尼混血的艾秉禮出生於香港。當年他以香港證券業協會主席及證券行主席的身份,參加由香港政府組織的哈薩克斯坦訪問團,鼓勵當地企業到香港上市。雖然那是他首次踏足哈薩克斯坦,但他並不感到陌生,因為該國的風土人情勾起他在澳洲留學的回憶。「哈薩克斯坦地大物博,當地人熱情友善,文化多元,這些都跟澳洲很相似,令我喜出望外。」
哈薩克斯坦對艾秉禮的吸引之處,還在於其龐大的增長潛力。哈薩克斯坦擁有豐富天然資源,並且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當中經濟最發達的中亞國家。在艾秉禮初訪該國幾個月後,當地一位商人便主動聯絡他,洽談從中國內地進口電視機機頂盒的合作。
「那位商人的公司本來從烏克蘭和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採購機頂盒,每個機頂盒成本40至50美元,但深圳製造商卻能做到30美元,所以他想改從中國直接入口。當時中哈貿易來往不算頻繁,加上有語言隔閡,所以中國企業一般會要求哈薩克斯坦買家在出貨前付清所有款項。」艾秉禮說。
「那個合作項目對我來說很簡單,我只需要到中國內地與製造商交涉,並協助安排運貨事宜,同時確保付款前後一切順利。香港一直是出入口貿易港,我們在處理這類交易方面具有優勢。」
艾秉禮與該名商人展開合作後,其他商機便接踵而來。不久另一家當地公司亦找他協助進口中國農用化學品到哈薩克斯坦。艾秉禮也開始涉足當地金融交易,如證券買賣及企業併購。2012年是他在哈薩克斯坦的事業轉捩點。當年意大利銀行UniCredit有意出售哈薩克斯坦五大銀行之一ATF銀行的股份,其時艾秉禮正在替一家哈薩克斯坦公司處理一宗併購交易,順理成章協助該公司收購ATF。經哈薩克斯坦國家銀行正式批准後,該項收購項目正式於2013年初完成,艾秉禮成為ATF的首席執行官,一直至今。
對於有意在哈薩克斯坦投資的香港公司,艾秉禮提出兩個成功要素:其一是要有耐性,其二是在當地找到可靠的合作夥伴。他說:「哈薩克斯坦商機處處,但要把握這些機會,需要的是時間。」
2013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於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說,並首次提出構建與「海上絲綢之路」合稱「一帶一路」的「絲綢之路經濟帶」。
對於「一帶一路」倡議,艾秉禮一直深感雀躍。他指:「中亞在『一帶一路』佔最大份額,而哈薩克斯坦正是幅員最廣闊的中亞國家,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享有許多優勢。」
哈薩克斯坦政府資料顯示,中哈兩國已計劃合作發展超過50個投資項目,投資總額達270億美元,當中涉及化學、採礦、基建、能源和農業等範疇。
艾秉禮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直為中國金融業扮演著中間人的角色,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將獲益匪淺。「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香港是哈薩克斯坦企業以及投資當地外資公司的理想集資地。我們可以利用自身的專業金融知識,幫助哈薩克斯坦企業進行可行性研究,並以較低成本集資。」艾秉禮亦指出:「香港不單擁有聯通優勢,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我們亦可協助哈薩克斯坦構建資本和債務市場。」
艾秉禮表示,哈薩克斯坦政府已定下戰略目標,透過私有化國有企業以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2018年2月,艾秉禮獲委任為哈薩克斯國家福利基金Samruk Kazyna行政總裁及董事會主席。Samruk Kazyna是哈薩克斯坦各大型國有企業的控股公司,艾秉禮現正為其旗下四家國企的私有化計劃擔任顧問;當私有化程序完成後,該四家公司將會在隸屬於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 (AIFC) 的阿斯塔納國際交易所 (AIX) 上市。
2018年7月正式開幕的AIFC是哈薩克斯坦的金融自由特區,旨在促進經濟對外開放、吸引外商到哈薩克斯坦投資,並把阿斯塔納塑造成中亞金融樞紐。AIFC按英國普通法制度運作,並實行稅收優惠制度,方便外商在哈薩克斯坦投資。艾秉禮指出,AIFC鼓勵哈薩克斯坦企業加入這個金融自由特區,在AIFC推出債務證券和產權證券,未來中亞各國企業也會選擇在AIFC上市,而香港可在有關企業私有化的過程發揮所長。
「香港以往在協助內地國有企業私有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擁有豐富經驗和專業知識,可以複製過去的成功經驗,協助哈薩克斯坦國有企業私有化。」艾秉禮說。
「如果有哈薩克斯坦公司打算同時在香港交易所和阿斯塔納國際交易所上市,那麼香港金融服務公司就有必要在AIFC開設業務,就香港交易所的上市條例提供顧問服務。另外,若有哈薩克斯坦公司要利用香港的平台到中國內地集資,本港的金融服務公司亦可提供有關稅務等諮詢服務。」
艾秉禮表示,香港政府、香港金融發展局及香港交易所應積極向外推廣香港的優勢,並協助香港金融服務公司「走出去」,往哈薩克斯坦發展。
總部位於上海的再鼎醫藥從事高科技生物製藥,致力研製創新藥物,其專業團隊在創新藥物研發方面擁有豐富經驗,與頂尖跨國公司及研發機構就較為成熟的候選臨床藥物共同進行研究,建立全面的產品線。對再鼎醫藥的日常業務而言,國際數據傳輸及網絡效能非常重要。
香港電訊為不少世界500強企業提供資訊及通訊科技解決方案,其項目團隊具備豐富經驗,曾服務眾多知名醫藥企業。 香港電訊按照再鼎醫藥的需求,制訂多協定標籤交換虛擬私人網絡(MPLS VPN)解決方案。香港電訊的資深顧問服務團隊充分掌握項目需要,逐一解決項目過程中遇到的難題,例如在很短時間內協調資源、工程等部門,令項目得以早於預定時間完成。
香港電訊為再鼎醫藥提供的MPLS VPN解決方案,大大改善其網絡效能,令員工更容易獲得外地網站的資訊,數據傳輸更快速、穩定、安全。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發展逐步落實,再鼎醫藥將繼續借助香港電訊的網絡及專業技術,進一步拓展全球業務,發掘更多商機。
除在港口、道路、橋樑等基建項目上合作外,「一帶一路」沿綫國家亦同意協調醫學研究和防疫工作,體現「一帶一路」加強國際合作、促進民心相通的理念。
2017年6月發表的「亞洲病毒性肝炎調查報告」,正是香港參與推動「一帶一路」合作的實例之一。是次調查由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全球衛生中心進行,並獲致力倡儀肝炎政策的獨立非牟利多學科組織「亞太撲滅病毒性肝炎聯盟」(CEVHAP)支持,為2012年起首次大規模進行的同類調查。
這項調查主要目的是在2030年撲滅病毒性肝炎的目標下,評估亞洲各地政府的相關系統及預防工作。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前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皆同意,從「一帶一路」夥伴國開始,在經濟發展中加入對全球衛生的關注。此調查涵蓋多個國家及地區,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台灣、日本、澳洲、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緬甸、泰國、越南、孟加拉及巴基斯坦。全球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受病毒性肝炎感染,當中大部分患者集中於亞太地區。病毒性肝炎被不少人稱為「隱形殺手」,估計每年導致全球超過一百萬人死亡。
FleishmanHillard(香港)高級客戶經理馮海容表示,該國際策略傳訊公司多年來參與肝炎政策的倡議工作,已準備好再次提供協助。FleishmanHillard過往曾與多家公營機構合作,包括支援CEVHAP的傳訊工作。在上述調查中,FleishmanHillard與中大全球衛生中心及CEVHAP緊密合作以提供企業傳訊服務,並協助編製最終調查報告。
馮海容指出:「香港是亞太地區的關鍵成員,作為一家紥根香港的媒介公司,我們希望出一分力,令肝炎未來絕跡於亞太地區。」香港有多個與衛生相關的著名研究機構,亦是全球公認的公共衛生及肝臟病學知識樞紐(肝臟病學是研究肝臟、膽囊和胰腺的醫學分支)。馮海容表示:「換言之,我們已具備一支符合國際標準的研究團隊。」馮同時指出,香港是亞太地區的傳媒樞紐,有逾50間具規模的國際傳媒機構運作,新聞網絡覆蓋全球。「香港既有高質素的研究夥伴,亦可接觸相關傳媒,是協調地區性調查的理想地方。」
亞洲聯合基建控股有限公司(AAIH)最近取得在菲律賓興建主要供水基礎設施的合同,主席彭一庭表示,集團憑藉在香港積累的經驗、全面的建築及技術知識,為探索「一帶一路」機遇奠定了基石。
亞洲聯合基建控股曾經參與香港多個大型綜合工程項目,包括中環灣仔繞道工程、港鐵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以及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集團在建築領域上擁有十分豐富的經驗,能夠進一步拓展業務到「一帶一路」的國家。
彭一庭表示:「菲律賓是我們探索區內其他與『一帶一路』有關建設機會的起點。我們透過此項目開展菲律賓業務,並尋找相關夥伴。透過技術轉移,當地夥伴可加快發展,並考慮在港上市,為亞洲聯合基建帶來項目與投資收益。」他認為,建設項目與「一帶一路」計劃相互聯繫,為香港建築業帶來更多機會,讓業界得以善用其來之不易的聲譽,為其他地區管理和建設世界級基礎設施項目。他說:「隨著越來越多『一帶一路』項目公布,我們應該尋求輸出香港一流的建築品牌,處理工程的優秀能力,以及應對複雜項目的技能到其他地區。」
集團聯同兩家獨立第三方公司與馬尼拉水務公司(Manila Water Company, Inc.)訂立合約,於菲律賓設計及建造 Novaliches-Balara Aqueduct 4輸水隧道,作價約54億菲律賓披索(約合8億港元),預期2021年完成,項目將改善馬尼拉大都會地區人口最多的奎松市Novaliches及Balara之間地段的長期供水服務。集團曾與其中一家獨立第三方公司在沙中線項目中合作興建啟德與鑽石山港鐵站之間的隧道。
除Novaliches-Balara Aqueduct 4項目外,亞洲聯合基建控股亦正在探索與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的工程公司合作。彭一庭說:「除了項目管理,我們也正在尋找有利建築供應鏈的建材和設備採購合作的方案。」他表示與當地利益持分者建立聯繫,引入一流的建設項目管理方法,就是體現「一帶一路」精神,促進合作、互相學習、互惠互利的一個最佳例子。
俊和建築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李家粦表示,今次的馬尼拉項目值得大家注意,這是首次在馬尼拉大都會範圍以隧道鑽挖機(TBM)建造的隧道。該條輸水隧道共7公里長,直徑近4米闊。使用隧道鑽挖機取代鑽井和爆破方法,需要專門的規劃和操作流程。李家粦說:「我們的項目管理團隊曾經面對香港隧道工程的挑戰,並將運用他們的技術和經驗來處理菲律賓的隧道工程。」在掘進工作開始之前,我們目前正在進行土工檢測工作,以評估土壤和地下水條件。
亞洲聯合基建控股的行政總裁助理楊家賢表示,通過與菲律賓承建商合作和聘用當地的勞工,集團可以引進最先進的施工技術,幫助他們加快提升技能。他表示:「菲律賓的建築業雖然未及香港成熟,但他們充滿熱誠,亦很有決心作出改善。」菲律賓政府視目前為「基礎設施的黃金時代」,啟動了一項大型公共開支項目,重點建設總值約1,670億美元的新建公路、橋樑、鐵路和機場。楊家賢說:「作為一家在項目管理和建設方面擁有豐富經驗的公司,亞洲聯合基建控股期待與合適的合作夥伴分享我們的專業知識。」
文萊正面對國際油價低企以及國內天然氣和石油儲量銳減的困局。中國企業投資150億美元在文萊建設煉油化工一體化項目,對重振文萊經濟應可發揮重要作用。
據報道,全長2.7公里,連接文萊首都斯里巴加灣(Bandar Seri Begawan)與大摩拉島(Pulau Muara Besar)的大橋已於上月底建成,標誌著該國首個「一帶一路」項目順利完工。這座大橋只是上述煉油化工一體化項目的一部分,日後,大摩拉島將發展成為區內一個主要的煉油石化中心。
這個煉油化工一體化項目投資額達150億美元,預計完成後可提供多達1萬個就業機會,有助文萊經濟擺脫多年來依賴原油和天然氣出口的狀況。大橋工程由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負責,該公司總部設於北京,是大型土木工程集團中國交通建設的附屬公司。廠區由總部設在杭州的浙江恆逸集團負責建設,該集團是中國最大的紡織原材料供應商之一。根據恆逸與文萊政府達成的協議,前者將斥資34億美元建設廠區,並在明年底投產後負責日常營運。
另一家專營石化系統的中國公司蘭州蘭石重型裝備,承建該煉油化工項目的主要生產裝置,包括年產150萬噸的芳烴裝置和年產220萬噸的加氫裂化裝置。
該煉油化工項目是中國企業在境外投資建造的最大型私營設施,也是迄今為止文萊最大規模的外商投資項目。設施建成後,每天可處理16萬桶原油,並為恆逸提供生產對苯二甲酸的原料。對苯二甲酸是生產聚酯所需的中間材料。預期該設施日後也能生產足夠水平的燃料,使文萊能與區內佔主導地位的石油中心新加坡競爭。
恆逸石化為該項目融資,於今年3月成為第一家發行「一帶一路」公司債券的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成功籌集7,900萬美元。「一帶一路」公司債券是中國證監會最新批准的金融工具。顯然,該公司需要更多資金來推進項目。
今年初,該公司宣布將進行大摩拉島項目二期開發,投資約120億美元,煉油能力將增加到每天28萬桶,並興建年產150萬噸乙烯和200萬噸對二甲苯(PX)的裝置。
該項目規模甚大,對文萊經濟相當重要。文萊的人均收入在東盟地區排第二位,僅次於新加坡,但近年油價低企,令文萊經濟顯著收縮,失業率上升。文萊經濟連續4年下跌,去年才略為回升,估計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1%,但仍遠低於許多東盟國家。
長期以來,石油和天然氣是文萊的經濟命脈,預料儲量將在20年內耗盡,是另一大問題。有鑒於此,不少國際石化公司已取消在該國進一步投資的計劃。
大摩拉島項目有助文萊從日漸萎縮的油氣儲量中盡量獲取利潤,以及培育具備相關能力和專業知識的人員,為在更廣泛區域陸續開發的油氣田提供服務。
然而,有些金融機構似乎不願繼續花費時間以觀察文萊能否重振經濟。例如,花旗銀行(Citibank)在文萊營業41年後,於2014年關閉當地分行,撤出該國。一年後,匯豐銀行也步花旗後塵,結束文萊業務。2016年,中國銀行卻逆水行舟,在文萊開設首家分行。鑒於最近的事態發展,以及對該國經濟前景的最新預測,中銀當年的舉措絕非輕率決定。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公布的《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經濟展望》,文萊經濟可望在2019年增長8%,其後幾年保持平均5%的增速。該報告指出,大摩拉島項目即將完成,是該國恢復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萊正致力重振經濟,參與「一帶一路」倡議顯然符合其利益,中國與這個貿易夥伴也可以互惠互利。早在2014年,兩國已承諾共同打造文萊—廣西經濟走廊,發展雙邊貿易,特別是在清真產品、旅遊和航運等方面。近年,文萊—廣西經濟走廊已納入為「一帶一路」倡議項目。
文萊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重要性,還在於該國位於東盟東部增長區(BIMP-EAGA,覆蓋文萊、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中心的優勢。隨著該地區日漸繁榮,「一帶一路」倡議應有助文萊重新擔起貿易中心的傳統角色,有利中國實現促進國際貿易的願望。
談到政治現實,中國與文萊均聲稱擁有南通礁(Louisa Reef)的主權。南通礁全長370公里,是南海其中一個備受爭議的區域。如今兩國加強經貿合作,或有助雙方日後共同開發南通礁的潛在經濟利益,令這個區域不再是雙方關係趨於緊張的根源。
特約記者 Marilyn Balcita 斯里巴加灣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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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華財金社
能源合作是"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重要領域,核電作為一種清潔的新型能源,在未來的世界能源結構中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技術(PEST)這四類影響因素入手,結合SWOT(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工具對中國核電走出去進行了全面和深入地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國核電走出去的基本方略:共建"一帶一路",加大融資支持,積極推動核電全產業走出去;研究區情行情,防範投資風險,努力開拓新興核電市場;搶抓戰略機遇,提升出口能力,促進出口核電與當地民生專案的融合發展;借鑒國際經驗,整合國內資源,深化國際核電市場的多重合作。
由於核電產業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其他多種原因,與快速發展的核電產業實踐和走出去的迫切需要相比,目前核電走出去的理論研究顯得相對薄弱,從核產業的特殊性出發進行系統性的分析和論證顯得不足,這種困境顯然與核電在全球能源結構中不斷上升以及"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的大趨勢不相適應,也難以對核電走出去的實踐提供有效指導。針對上述問題,對中國核電走出去的優勢、挑戰、機會和威脅進行全面分析,提出中國核電走出去的原則、思路、階段和推動模式,以期為中國核電提升全球的核心競爭力提供理論支援,從而為"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核電走出去提供決策依據。
一、中國核電走出去的意義
核電是重要的高科技產業,目前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生產能力已達到相當規模,具備了包括技術、設備、運行服務等在內的全產業鏈走向世界市場的能力。核電走出去是我國從核電大國向核電強國的轉變、由"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重要推動力,不僅可以使核電產業本身獲得更大發展,同時可以帶動上下游諸多產業的發展和外貿結構的合理化。
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實施包括核電在內的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有助於深化對外關係,尤其是加強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擴大中國在高科技產業領域的國際影響力。我國立足自身的技術和經濟優勢,推進國際核電合作,將會助力進口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僅可以保障其能源需求,帶動與核電相關的上下游產業獲得發展,而且能夠在基礎設施、就業、居民生活品質等方面改善當地民生,促進社會進步。核電作為低碳清潔的能源,可以提高合作物件國綠色能源的比例,促進其能源結構的合理化,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發揮積極的用。因此,中國核電走出去,不僅對我國具有重大的經濟和外交意義,而且對國際也有助於國際核電市場更公平的競爭,為核電的需求國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同時,核電份額的提供,也為應對全球變暖提供新的契機。
二、中國核電走出去的SWOT-PEST分析
SWOT-PEST模型是一般戰略分析的重要工具。SWOT通過分析研究物件內部因素的優勢(Strength)和劣勢(Weakness)以及外部因素的機會(Opportunity)和威脅(Threat),進行識別研究物件的內部特徵;PEST分析法是戰略諮詢顧問用來幫助企業檢閱其外部宏觀環境(指影響一切行業和企業的各種宏觀力量)的一種方法。對宏觀環境因素作分析,不同行業和企業根據自身特點和經營需要,分析的具體內容會有差異,但一般都應對政治(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al)和技術(Technological)這四大類影響企業的主要外部環境因素進行分析(見表1)。
(一) 優勢分析
1.中國核電走出去支持政策的趨向明顯
正因為核電走出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我國在相關的規劃、檔中都有關於鼓勵、支持和指導核電走出去的政策。核電已經成為繼高鐵之後我國產業"走出去"的新品牌專案,核電外交正逐漸成為我國促進對外貿易發展的新亮點。
我國出台了一系列促進和指導核電走出去的政策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指出:"深入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採用境外投資、工程承包、技術合作、裝備出口等方式,開展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推動裝備、技術、標準、服務走出去"。《國務院關於加快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的若干意見》(國發〔2015〕9號)規定:大力拓展產業投資。推動我國優勢產業產能走出國門,促進中外產能合作,拓展發展空間。鼓勵較高技術水準的核電等行業企業到"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國家能源局《關於印發建立服務核電企業科學發展協調工作機制方案的通知》(國能綜核電[2013]460號)提出,未來應提升核電行業的核心競爭力,加強對核電出口的組織和領導,按照"統一思想,集中目標,整合資源,形成合力"的原則,支援企業以工程建設、設備製造、技術支援和國家銀行貸款等多元化方式參與國際專案競爭,不斷提高我國核電整體水準和國際競爭力。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等部門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在"貿易暢通"指出:"加大金屬礦產等傳統能源資源勘探開發合作,積極推動核電等清潔、可再生能源合作,推進能源資源就地就近加工轉化合作,形成能源資源合作上下游一體化產業鏈。加強能源資源深加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合作。促進沿線國家加強在新能源等新興產業領域的深入合作,推動建立創業投資合作機制。"這些政策檔,為中國核電走出去指明了方向,也已形成了核電走出去的強大政策支持體系。
2. 我國具有核電站批量化建設能力和走出去的初步業績
我國核電建設已有三十年的歷史,國內核安全記錄良好。而核安全是發展核電的基本底線,也是核電走出去的基本前提。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國大陸核電機組運行已達177堆年,核電份額達2.39%。迄今為止,中國未發生過國際核事件分級2級及以上的運行事件,中國核設施周邊環境輻射水準處於正常範圍,核安全風險總體受控。中國現有運行核電機組30台,在建核電機組26台,共56台,如果按計劃開工,2016年機組數會超過法國的59台,成為世界第二。到2020年,中國核電機組數量將達到90餘台,裝機容量將超過法國,僅次於美國,成為世界第二核電大國。
與此同時,我國核電走出去也有一定的業績基礎。自1991年以來,我國已向巴基斯坦出口了6台核電機組,巴基斯坦是我國核電出口最多的國家。2013年,出口巴基斯坦的兩台百萬千瓦核電機組開工建設,實現了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走出國門零的突破,使我國成為國際上第4個能獨立出口三代核電技術的國家。"華龍一號"已經在巴基斯坦、阿根廷、肯雅落地,中國核電“走出去”最具現實性的"華龍一號"於2015年5月在中國國內開工,8月在巴基斯坦開工,目前進展順利,爭取2020年實現商業運行。"華龍一號"示範工程的建設,在國際上將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力。我國也與羅馬尼亞達成合作開發切爾納沃德核電站3、4號機組意向。我國與阿根廷、蘇丹、南非、埃及、肯雅等國家的核電合作意向談判也已取得積極進展[4]。2016年1月,中國與沙特簽訂了《沙特高溫氣冷堆專案合作諒解備忘錄》,標誌著中國第四代核電技術高溫氣冷堆專案實現"走出去"的重大突破。此外,已與阿聯酋迪拜、南非等國家和地區簽訂了高溫氣冷堆專案合作諒解備忘錄。雖幾經波折,2016年9月,中廣核以參股三分之一的比例,與法國電力集團合作角逐的英國欣克利角C核電項目,仍獲得擁有成熟完善核電評審和准入標準的英國政府批准,中法雙方後續還將共同推進塞茲維爾C和布拉德韋爾B兩大核電項目,而布拉德韋爾B專案擬採用中國自主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這意味著中國核電企業首次進入發達國家市場,給中國核電企業實現從"拼船出海"到"造船出海"增添了信心。英國核電項目的進展,將對中國核電開拓國際市場產生良好的示範效應,增強新興市場國家對"華龍一號"技術的信心。我國核電在國際市場上取得的初步業績,為中國核電擴大出口樹立了品牌,奠定了基礎,也將為中國核電繼續開拓國際市場創造了良好開端。
3.我國擁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核電技術且性價比高
經過二十多年的積累和創新,我國的核電技術不斷走向成熟,且已具備出口的技術實力。我國在核電研究開發、工程設計、設備製造、工程建設、運營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人員培訓、資金和人力資源等方面具有相對優勢,這些是我國核電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基礎。我國核電的研發能力已達到國際先進水準,先後掌握了30萬、60萬、100萬千瓦第二代反應堆技術,實現了核電自主設計、自主製造、自主建設、自主運營。目前已研發出了具有完整自主智慧財產權的第三代核電機型的自主品牌"華龍一號",通過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安全審查,示範工程已在福建福清開工建設。在研發能力方面,我國建立了世界上為數不多、相對完整的系列關鍵技術研究試驗裝置。針對國際上提出的第四代核電技術概念,我國相關科研單位對推薦的6種堆型都展開了不同深度的研究,部分成果已經走在世界前列,全球首台高溫氣冷堆示範電站已在山東榮成開工建設。
中國核電走出去也具有性價比高的經濟競爭力。從國際範圍來看,由於有強大的裝備製造能力作支撐,中國核電建設的成本較低、性價比較高,與國際同等安全型號相比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以中國三代核電自主品牌CAP1400為例,根據示範工程測算,其含稅電價低於0.4元/千瓦時,比標杆電價低,標準化和批量化之後,CAP1400的市場競爭力會更強。
(二) 劣勢分析
1.國內資源整合的合力不夠
目前,我國核電出口的企業主體呈現中核、中廣核和國核"三強並立"的局面,在核電走出去的過程中,不同程度存在著資源整合不夠、合力不強甚至惡性競爭的現象。中國核電走出去,必須形成一個拳頭,集中多種優勢,這樣才能應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市場的需求。由於引進技術來源不同,我國三代核電技術呈現中核、中廣核和國核技三足鼎立的格局。國核在AP1000技術引進消化吸收的基礎上,形成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三代核電技術CAP1400。中廣核和中核分別對自身現有的二代核電技術進行改進,開發出符合三代安全標準的核電技術ACPR1000和ACP1000。與日本、韓國核電技術裝備"走出去"主推一種技術不同,我國三條技術路線同時並存且相互競爭的局面,導致我國核電對外推銷技術時缺乏說服力。2014年,在政府的主導下中核與中廣核聯合開發"華龍一號",國內三代核電技術"走出去"的競爭路線由三條變為"華龍一號"和國核技的CAP1400這兩條技術路線,實際上技術路線相互競爭的局面並未得到根本改變。
2. 核電公眾接受性的挑戰
公眾接受是核電持續穩定發展的基本條件。在核電發展初期,更多考慮的是技術性和經濟性因素,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公眾的意識對核電政策的作用也將越來越強。核能的利用一直存在著公眾疑惑等挑戰,一些國家就是因為公眾的反對而放棄利用核電。公眾的"核態度"如同經濟性和安全性一樣,已成為核電持續發展的關鍵影響因素(陳潤羊,2015)。國外核電發展的實踐表明,公眾接受性對核電發展有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之分。一方面,由於公眾接受性的變化或者降低,使一些核能發展計畫被迫擱置,如美國的尤卡山高放廢物處置庫就因公眾的強烈反對而遲遲不能按計劃實施,瑞典和德國因公眾的抗議而不得不實行"棄核"政策等。另一方面,公眾接受性還可能間接地影響核電的安全目標和管理。如三裡島事故後,為了恢復公眾對核電的信任,美國核管會提高了核安全標準,加強了建設和運行階段的監查。日本福島核事故後,引起了世界範圍的反核高潮,同時也促進了對核安全標準的提升。這些嚴峻的事實表明,中國核電出口,不得不面對國際社會和進口國民眾對核電接受程度的考驗,需要做好應對這方面各種風險和複雜局面的準備。
3.出口運營經驗的不足
儘管我國核電走出去已經取得了初步業績,但我國畢竟是國際核電市場的後來者,無論是與美國、俄羅斯、法國等傳統的核電出口強國相比,還是與日本、韓國等國際核電市場的新秀相比,目前我國在核電技術推廣、對外行銷、國際化的經貿和法律等綜合人才、國家合作等能力方面都還有不小的差距。目前,我國僅與巴基斯坦等幾個國家有實質性的合作,核電出口的市場範圍和所占的市場份額小,出口運營經驗不足,核電技術本身的創新能力還不夠強。這些劣勢影響和制約了我國核電的對外出口,是核電走出去急需應對的挑戰。
(三) 機會分析
1.“一帶一路”建設的機遇
"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為中國核電走出去提供了難得的機遇。現在世界上有核能、正在發展核能和需要發展核能的國家有70多個,其中處於"一帶一路"的就有40多個。預計到2030年,"一帶一路"相關地區的核電機組將會達到近100台。有預測表明:如果能抓住"一帶一路"地區20%的核電市場機遇,將能產生3萬億元人民幣的產值。在"一帶一路"及其所能輻射的廣大地區,中國依靠經濟規模巨大、經濟增長速度和產業升級較快、產業體系相對齊全、對世界經濟影響能力較強等優勢,必將使包括核電在內的強優勢出口產業較快增強國際競爭力。如果中國核電能充分發揮完整核工業體系的優勢,那麼將帶動核燃料、核能裝備製造、核電運行服務、核設施退役治理及核技術應用等全產業鏈"走出去",形成規模更加巨大的輸出型核電產業體系。
2. 國際核電市場的空間廣闊
據世界核協會(WNA)的研究報告,全球核電在2030年甚至以後都將始終保持增長態勢。低情景下,到2030年核電將會保持8%的增長率,裝機規模將達到373吉瓦至401吉瓦;高情景下,裝機將可能達到700吉瓦,增長率升至88%。同時WNA所完成的供應鏈報告顯示,到2030年,全球計畫新建的核電總採購額將達到1.2萬億美元。國際原子能機構的預計同樣印證了核電國際市場的巨大機遇:未來10年,除中國外,全球將新建60~70台100萬千瓦級核電機組,海外核電市場空間將達1萬億元。另據統計,全球目前有約70座在建核反應爐,預計到2030年,擁有在運核電廠的國家數量將從目前的30個增至35個,核能發電量將比當前水準翻一番。全球核電市場在經歷日本福島核事故後出現了加速回暖的趨勢,這無疑為中國核電提供了海外大顯身手的機會。對於擁有先進的第三代成熟核電技術和第四代研發、試驗技術的中國核電來說,有堅實的基礎和條件利用好這種機會,成為世界核電強國。
3. 氣候變化對清潔能源的需要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關於全球氣候變化的最新評估報告表明,1880-2012年,全球海陸表面平均溫度呈線性上升趨勢,升高了0.85℃;2003-2012年平均溫度比1850-1900年平均溫度上升了0.78℃。全球變暖已經成為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2015年底的巴黎氣候大會達成協定,將本世紀末全球溫度升幅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180多個國家和地區積極回應,並作出了減排承諾。這對於有助於減排的核電產業來說,是個良好的發展機遇。美國國家能源部官員表示,要實現目標,必須要把核電的總量提高到現在的3倍。
在全球能源危機和環境惡化的嚴峻形勢下,核能作為一種清潔、高效、優質的現代能源,在世界能源結構中佔據著極為重要的位置。由於核能利用具有清潔、經濟、穩定等多方面的優勢,過去100 多年間,人類的能源利用總量在不斷增長的同時,能源結構也在不斷變化,其中核能具有不斷上升的趨勢。無論是從解決能源需求,確保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和不斷提高居民生活水準方面看,還是從遏止環境惡化趨勢、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應對全球變暖方面來說,核能在世界能源結構中都佔據重要地位。這就必然形成全球核電市場持續擴大、核電建設步伐加快、擁有優勢核電產業的國家將佔有更大的市場份額的基本趨勢,為中國核電走出去提供不斷增強的外部推動力和越來越多的項目機會。
(四) 威脅分析
1. 面臨多重風險的複雜性
由於"核"的特殊性,核電走出去不僅僅涉及技術和經濟問題,更多的是涉及到安全性和政治性問題,相比其他產品和服務的出口顯得更為複雜。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核電廠招評標導則檔內容,海外承建核電項目主要面臨如下主要風險:政治和政策風險、國別風險、融資風險、監管和許可風險、法律法規風險、信譽風險、電力市場風險、核事件風險、核責任風險、勞工/材料風險、環境風險、技術風險、完工風險、運營風險、售電風險等。
因此,核電"走出去"是一項涉及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等多方面的高度複雜的系統工程,突顯其複雜性。核能項目與普通的能源項目不完全相同,二者既有一定的共性,也有"核"與"非核"的特殊屬性。核能專案與普通能源專案都需要面對"走出去"過程中共同性的經濟、社會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常常因為地區、國別、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差異,而必須使用不同的方式和策略。核元素具有放射性等特殊自然屬性,這使得核能的開發利用蘊含著巨大的核事故風險,由此決定了核能走出去須遵守更為嚴格的管控規則,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等國際核能組織的監督約束。軍用核技術與民用核技術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尤其是核動力、鈾濃縮等軍民兩用技術包含著核擴散的風險,是國際上敏感的政治、軍事話題,這決定了核能"走出去"是有限制的普惠性能源項目。核電全產業鏈"走出去"涉及領域廣泛、技術複雜、單位眾多、時間漫長,其複雜性是其他產業難以相比的。應對這些複雜性、風險性難題,無疑將顯著增大核電建設的成本,但更重要的則是需要提高核產業的整體素質,具備支援核產業走出去的配套性經濟、社會、文化等綜合條件。
2. 國際核電市場激烈的競爭
目前國際上核電市場主要由具備完整的大型核電技術輸出能力的國家掌握,這些國家主要是具備百萬千瓦級別市場競爭力的美、法、俄、加、日、韓等國。從核電技術方面來看,全球核電技術呈現日本、美國和法國等三國為主導的局面,即日本東芝——美國西屋(提供AP1000技術)、日本三菱——法國阿海琺(提供EPR和APWR技術)、日本日立-美國GE(提供ABWR和ESBWR技術)。此外,全球三代核電技術還包括韓國的OPR1000和APR1400技術,俄羅斯的AES-92和AES-2006技術。在核電裝備製造領域,知名企業主要包括鬥山重工、東芝、三菱、日立、阿海琺、恩薩、安薩爾多等。在國際核電項目招標中,我國核電企業不可避免要面臨來自歐、美、日、韓等核電大國的激烈競爭,"走出去"面對的困難較大。
3. 反核運動的影響
總體而言,國際上存在擁核派和反核派兩種聲音,他們各自相互辯論並爭取輿論和公眾的認可。客觀地看,理性的反核派有助於核電建設向更安全的目標邁進。然而,國際上也存在部分激烈的核電抗爭者,並發起一系列的反核運動,以實現他們心中的所謂“無核家園”。儘管反核運動具有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但這種運動會影響到核電的發展,當然,也會影響核電的合作和出口。
反核運動是一個反對核能應用的社會運動,參加者多為環保主義者或專業人士,他們在當地、全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組織運動。較大的此種組織有國際防止核戰爭醫生組織、核裁軍運動、地球之友、綠色和平等。反核運動最初的目的是促成核裁軍,但現在,運動的重點已轉向了反對核能應用。在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之後的很多年裡,核能在大多數國家都沒有被提上議事日程,反核運動似乎取得了勝利。因此部分反核組織已經解散。但是,在20世紀初,由於核能工業的公共關係,核反應爐設計的改進和對氣候變化的擔心,核電重新回到了一些國家能源政策的討論中。2011年,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又使核電站的復興減緩,並且使全世界對核能的熱情下降,使部分國家不得不進入觀望狀態。因此,在2011年6月,澳大利亞、奧地利、丹麥、希臘、冰島、義大利、列支敦士登、盧森堡、馬爾他、葡萄牙、以色列、馬來西亞、新西蘭和挪威等國仍然拒絕核能的使用。同時,德國和瑞士決定逐漸放棄核能發電。
三、中國核電走出去的基本方略
通過中國核電走出去的SWOT-PEST分析,可以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技術等方面,識別出核電走出去存在的內部優勢和劣勢、外部機會和威脅,進而提出中國核電走出去的四種方略。S-O戰略:依靠內部優勢,利用外部機會。S-T方略:利用內部優勢,規避外部威脅。W-O方略:利用外部機會,彌補內部劣勢。W-T方略:減少內部劣勢,規避外部威脅。具體見表2。上述中國核電走出去的四種方略,可分別詳述如下。
(一) 共建"一帶一路",加大融資支持,推動核電全產業走出去
能源合作是"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主要內容,中國核電已經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如巴基斯坦等有了成功的合作專案。由於核電是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大部分"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為發展中國家,儘管對發展核電有巨大需求,但往往難以承擔數額龐大的核電前期投資。為了加快中國核電走出去的步伐,一方面需要依託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融資支持,另一方面,國內銀行也須加大對核電走出去企業的金融扶持力度,進而解決核電走出去資金缺乏的後顧之憂,並形成中國核電走出去的比較優勢之一。
現代核產業一般被看成是圍繞核技術的利用,涵蓋核礦藏的勘探、開發和核原料的生產、加工,核能發電和供熱,核廢料處置和處理,以及科研開發、工程設計、設備製造、測試認證、運行服務及人才培養等諸多領域的產業體系,其體系構成如圖1所示。從中可看出,核電產業是核產業的核心組成部分,但非動力的核技術應用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新興產業領域。核電作為現代核產業的核心構成部分,是動力核技術應用最廣泛的領域。核電產業包括核燃料迴圈、與核電站有關的科研設計、裝備製造、工程建設、設備採購、調試運營、維修退役以及與核電企業相連的電網等產業群。核電的關聯產業是指與核電的設備製造、技術研發、工程設計、運行維護、教育培訓、建設安裝及核技術應用等領域相關的產業。將眾多的分支行業、關聯行業維繫成一定的產業體系的主要紐帶就是產業鏈,其實質乃是不同產業或行業之間既相互依賴又相互制約的供給-需求關係。核產業鏈同樣也是一種供需關係,是核產業各分支行業和關聯行業之間因分工協作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物質、技術、服務的需求-供給關係鏈(陳潤羊,2013)。
中國核電走出去,就要發揮整體實力,推進包括核電的設備製造、技術研發、工程設計、運行維護、教育培訓、建設安裝等領域的全產業鏈的走出去,只有這樣,才能保障出口核電站的安全,增強中國核電的核心競爭力,提高中國核電品牌的影響力。
(二) 研究區情行情,防範投資風險,努力開拓新興核電市場
目前,中國核電走出去面臨的壓力是巨大的,在國外市場往往只是充當"小夥伴"的角色,離核電強國的目標還很遠。中國核電想要成功走向世界需要認真對待以下挑戰:技術問題、經驗缺乏、市場形勢、競爭激烈和政治考量。核電專案具有成本高、建造週期長等特點,在核燃料迴圈、核廢物管理、防擴散、跨境運輸、核損害、安全監管等領域存在特殊風險,必需嚴格遵守核安全、安保、保障監督、核責任等國際條約有關規定。在海外承建核電專案,由於地區的自然和經濟社會條件以及國別、民族、文化、宗教、政治等因素的影響,所遇到的各種風險、不確定性、困難和挑戰遠比國內要多。因此,中國核電走出去,就要深入研究出口目標國的區情國情,深入瞭解當地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能源政策、歷史文化,宗教傳統等諸多情況,構建包括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和金融風險在內的海外投資國家風險評估體系,對核電出口的潛在目標國進行全面細緻的風險評價,並實施相應的應對策略。
為避免與美、俄、法等核電巨頭形成過度競爭,中國核電走出去要實施錯位競爭的策略。因為核電走出去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涉及更為複雜的國際政治格局,因此,在出口區域導向上,先期以"一帶一路"相關及其輻射區域為重點,逐步開拓新興的國際核電市場。"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東面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西面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其間是廣袤的潛力巨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核電出口的目標市場戰略選擇還是應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兼顧發達國家,具體來說就是要不斷開拓和鞏固以阿根廷為重點的南美市場,以阿爾及利亞為重點的非洲市場和以巴基斯坦為重點的亞洲市場。為了有效配合核電出口,必須加快推進與合作國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建設,促進形成"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互容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三) 搶抓戰略機遇,提升出口能力,促進核電民生項目的融合
在經歷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之後,當前全球核電的回暖趨勢明顯,國家原子能機構和世界核學會的預測清楚地表明,未來國際核電市場需求旺盛、前景明朗。中國核電走出去要注重依託國家整體實力,通過加強雙邊、多變關係,搶抓難得的國際戰略機遇,提高中國核電的核心競爭力。需要打造一支以國內為主的設備供應商團隊,形成一支經驗豐富的工程建設專案管理團隊,擁有一個精通商務、法律的專業班子。中國核電出口的戰略推進和戰術跟進要配套,產品的安全性和經濟性要合理均衡,先進性和成熟性要有效統一,努力提升核電走出的設備配套供貨能力、工程建設管理能力、技術服務能力和技術轉讓能力。
化解當地公眾對發展核電的疑慮,爭取當地民眾對中國核電的認可,無疑是核電走出去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這就需要在實施中國核電走出去的過程中,考慮如何兼顧當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能源需要與創造就業、政府支持與民眾感受、長遠發展與當前利益等一系列關係的問題。借鑒和汲取國內水電開發、工程建設、基礎設施等產業先行走出去的經驗和教訓,核電走出去應與目標國亟需的基礎設施建設、民生改善等項目進行有機契合,從建設醫院、學校、道路等民眾能感受到實實在在利益的專案著手,努力投身於目標國的經濟發展進程和民生改善進程,只有這樣,才能為核電等能源合作創造良好的社會支持條件。
(四) 借鑒國際經驗,整合國內資源,深化國際核電市場的多重合作
作為核電出口的後發國家,我國核電走出去需要認真研究美、法、俄和韓、日等國豐富的出口經驗,避免走彎路。核能產業走出去能否上升為國家戰略,既需要國家的支援和定位,也需要核工業內部持續深化改革,進而加大科技創新力度並努力提升綜合實力。在此方面,俄羅斯有很好的經驗值得借鑒:明確的對外出口戰略,專業化一條龍出口模式,國內自主有序開發、國外積極拓展,制勝的創新理念和專業隊伍強力支持。美、法、日等國家核電出口的以下經驗也值得重視:核電出口離不開國家的全力支援,自主品牌是實施核電海外開發的核心競爭力,滿足市場需求是核電"走出去"成功實施的關鍵,注重培育自身的競爭優勢。
從世界核電出口的類型看:一是以美國和俄羅斯為主代表的原創出口型;二是以法國、韓國為主代表的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出口型;對我國而言,總體上也屬於後者,但我國憑藉強大的製造能力和學習創新能力,並已從引進消化吸收階段走向再創新出口階段。在核電出口的推動模式上,俄羅斯是"強政府+大業主"模式:其投標主體為Rosatom公司,設備和燃料供應商配套,可提供投融資和建設及運行等全套服務,承擔相關風險,競爭優勢在於政府推動和"大業主"式服務,一般不技術轉讓,當地語系化設備配套積極性有限;美國是"小業主+大市場"模式:反應堆供應商牽頭作為投標主體,AE公司+設備供應商+燃料供應商組團,競爭優勢在於技術先進並可轉讓,一般不投資以規避投資風險,政府介入少;法國是後來居上的"大業主"模式:法國是以EDF和AREVA組合為投標軸心,形成設備、燃料、投融資、建設和運行等全套服務,並承擔相關風險,以滿足不同業主的不同需要,競爭優勢在於政府推動和"大業主"式服務和部分設備當地語系化生產,一般不技術轉讓,設備配套積極性有限。
對於中國而言,就要實施"強政府+三國企+目標市場"模式:通過政府的強力推動,中核集團、中廣核集團和國家電力投資集團公司三大國企聯手,針對潛在的目標市場,進行整體性地競標、爭取和談判等相關工作,推進中國核電的走出去。統一思想、集中目標、整合資源、形成合力。實施分步走策略,先從裝備技術出口開始到最終實現核電全產業鏈的出口。以技術為牽引,型號為驅動,通過掌握並形成具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核心技術,推動包括推進包括設備製造、技術研發、工程設計、運行維護、教育培訓、建設安裝等領域的核電全產業鏈的走出去。在具體策略上,根據出口國核電專案的特點,既要與其他核電出口大國進行有限度合作,借船出海,並發揮各自的優勢;也要進一步整合國內資源,避免惡性競爭和互相壓價,增強中國核電走出去的整體競爭力,在國際核電市場上形成中國核電的強大品牌。
總之,能源合作是"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重要領域,核電作為一種清潔的新型能源,在未來的世界能源結構中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已經具備自主智慧財產權的我國核電"走出去",不但可以優化我國的貿易結構,也將為全球應對氣候變暖做出積極貢獻。"一帶一路"相關及其輻射區域是我國核電走出去的重點目標市場,中國核電走出去要以技術為牽引,型號為驅動,核電行業的核心競爭力提升為關鍵,核電全產業鏈走出去為導向,核電企業要以工程建設、設備製造、技術支援和金融服務等多元化方式參與國際核電專案競爭,不斷提高我國核電的整體水準和國際競爭力。
(陳潤羊 蘭州財經大學絲綢之路經濟研究院副教授、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區域經濟學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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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5年前的2013年,巴基斯坦的電力需求達到15,000兆瓦,但全國總發電量卻只有11,000兆瓦。巴國政府認為,電力供求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大,因此銳意加快發展核能發電項目,而中方除是重要資金來源外,也充當技術顧問及總承建商的角色。雙方期望透過合作,讓巴基斯坦全國總發電量於2050年前達到40,000兆瓦。
巴基斯坦是全球少數擁有核能發電設施的國家之一。事實上,早在1971年,即中國首度協助巴基斯坦發展核能前20多年,多倫多的GE Canada便於卡拉奇興建該國首座核能發電設施KANUPP-1,並一直營運至1976年,才因巴基斯坦拒絕簽署《核不擴散條約》而撤出當地。該公司離開後,KANUPP-1仍一直供電至2002年。經過4年的升級工程後,該設施目前已再度運作,但發電量卻較以往低。
中國於1993年8月開始參與巴基斯坦的核能計劃。當時,兩國在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旁遮普省合作發展恰希瑪核電站(Chashma Nuclear Power Complex),也標誌著中國首度向外國提供核能技術。恰希瑪核電站最初共設4台發電機組,兩台發電量為300兆瓦,另外兩台則為340兆瓦,現時均連接巴基斯坦全國電網。
2013年,中國及巴基斯坦同意在恰希瑪核電廠裝設第5台機組,現時預計於2020年投入運作。除此之外,兩國也於同年開始於KANUPP-1附近興建KANUPP-2及KANUPP-3核能發電設施,預計於2021年落成,屆時兩座設施將配備頂尖技術,發電量突破1,000兆瓦。上述項目得到國際原子能機構支持,由內地著名核能發電公司中國廣核集團、中國核工業集團及國家原子能機構共同發展,估計造價達100億美元,當中至少65億美元由中國核工業集團透過多筆低息貸款承擔。
KANUPP-2及KANUPP-3核能發電設施將會採用內地研發的第三代華龍一號反應堆。該型號是中國近年推動核能技術「走出去」的重要皇牌,現有1組於英國進行驗收測試,另一組日後則會成為阿根廷第五座核能設施的核心部分,相關工程已訂於2020年展開。另一邊廂,恰希瑪核電站不但有助巴基斯坦應對電力供應不足的問題,讓該國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踐中擔當更大角色,更是中國在發展安全、高效核能設施方面的一大成功例子,對塑造核能強國的形象發揮重要作用。
特約記者 Geoff de Freitas 拉合爾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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