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长远业务发展，不少中国内地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近年加紧布局国际业务，并进一步发掘「一带一路」市场商机。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科达洁能)表示，对外投资不应单看劳动力和直接生产成本，全盘生产布局更需考虑交通运输、物流、关税等整体成本，并根据市场需求定位有关投资策略，务求为公司业务寻求最大效益。

着眼「一带一路」市场潜力

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科达洁能，主要从事建材机械(陶瓷机械、墙材机械、石材机械等)、环保洁能(清洁煤气技术与装备、烟气治理技术与装备)与洁能材料(锂离子动力电池负极材料)等三大业务，并提供工程总承包管理和融资租赁服务。该公司旗下设有包括位于广东、安徽、江苏、河南、辽宁等地27家子公司，并拥有科达、恒力泰、科行、新铭丰、科达东大、埃尔、卓达豪等行业内知名品牌，目前销售遍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建材机械方面，科达洁能积极利用国产装备，拓展海外市场，现已在亚洲市场处领先地位。该公司董事钟应洲先生向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介绍：「科达洁能的建材机械生产属技术及资本密集型，在质量和技术方面均达国际水平，加上内地无论在金属原材料、电子/电气零部件等支援一应俱全，亦不乏高端设计和工程技术人才，有利生产高技术和『高性价比』的建材机械。虽然内地近年经历一般劳动力及生产成本上涨，但科达洁能仍集中完善内地的生产业务，以技术和质量取胜，进一步发展内地和海外市场。」

他表示，内地建材市场经过30年发展已迈向成熟，而下游生产商对建材生产装备需求亦转趋平稳。为业务的长远发展，科达洁能正逐步开发海外市场，并且十分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发展潜力，特别是不少沿线国家亟欲引进有关生产装备，在本国生产建材以支援当地不断增加的基础建设、建筑活动。

依据成本利润布局海外投资

科达洁能除了从中国内地出口建材装备，近年亦开始在海外布局投资生产业务，但有关投资项目却集中与建材装备相关的下游业务，包括在非洲国家投资生产陶瓷建材产品。该公司目前在非洲肯尼亚设立的磁砖生产线，已在2016年底开始投产，而在加纳的厂房预计在2017年中开始运营，另外在坦桑尼亚的建材生产项目亦处于基础建设阶段。

虽然中国制建材拥有低成本优势，但建材生产商往往因部分国家征收较高的进口关税，加上建材运输成本高昂，难以为中国制产品开拓距离较远的海外市场。另一方面，部分发展中地区如非洲等地，建设活动不断增加，对建材需求殷切，但缺乏具规模的本地投资者，在当地设立建材生产线供应本地市场。

钟先生指出：「在这背景下，科达洁能与部分非洲分销商合作，输出中国生产的装备往有关国家设立建材生产线，利用当地原材料生产磁砖产品供应非洲市场。事实上，在计及劳动力效率及其他生产成本，在非洲生产磁砖的成本不比内地便宜，但却大大省却进口关税和运输成本，使科达洁能可有效开拓非洲的建材终端市场。而且，非洲建材市场在需求带动下能承受较高价格，可带来更高利润，同时带动公司的装备业务销售往非洲。

在建材机械领域方面，科达洁能已实现陶瓷机械装备国产化，并迈向「世界建材装备行业强者」的目标。该公司在内地设有2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1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2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3个「院士工作室」等创新研发平台，配合内地的生产基地，为建材生产客户提供先进装备和相关的技术支援服务，现已是中国内地建材机械的龙头企业之一，获中国机械500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广东创新企业二十强等殊荣。

 

(注：上文是香港贸发局与广东省商务厅合作研究项目全球供应链转移与粤港产业发展关系的企业个案之一。更多详情，请参考前述的研究报告。)

由金杜律师事务所Paul Starr (合伙人) 和James McKenzie (资深律师) 撰写

王文英博士和Sarah Grimmer就一带一路倡议交换意见，包括该倡议将如何影响香港仲裁，及该倡议对相应的各个仲裁中心的作用和影响。

Paul Starr，金杜香港争议解决和基础设施团队领导人，James McKenzie，金杜香港资深律师，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CIETAC HK）秘书长王文英博士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秘书长Sarah Grimmer谈话。

一带一路倡议和香港

当您听到"一带一路"时，您认为这一倡议将为您的机构带来什么？

文英：一带一路倡议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世界各地的数十亿人和沿线60多个国家，这也创造了机会，巩固并提升香港作为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中心和争议解决中心的角色。由此也为包括CIETAC HK在内的香港争议解决服务机构创造了更多机会，中方和一带一路国家往往会考虑到香港的特殊性而选择其作为仲裁地。

香港将亚洲地区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在该倡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CIETAC HK的成立本身体现了贸仲会对香港在本地区的重要性的认可。香港的许多行业将发挥更大作用，也会从该倡议中获益。

香港的确是一座桥梁，事实上，香港政府将香港称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超级接口"。从HKIAC的角度来看，香港在“连接”方面尤为重要意味着什么？

Sarah：香港具有独立法律体系和司法机构，涵盖金融、财会、建造业和法律等领域的广泛专业服务网络，双语性，地理位置毗邻中国大陆等特点， 因而格外重要。该倡议下的投资项目将会有很大一部分取道香港，尤其是会通过香港成立的实体来进行。因此，香港是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中心。

单从法律行业来看，香港有1000多名大律师和6700多名执业律师，同时香港还是领先的国际仲裁地之一（在2015年由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国际仲裁学院及伟凯律师事务所共同进行的调查中入选为世界最理想的仲裁地第三位和亚洲第一位）。香港的龙头机构HKIAC和其他香港的仲裁机构，以及提供法律和仲裁服务的个人，需要思考他们的服务将如何契合一带一路的背景要求并推广服务。

思及香港的服务，两位所代表的机构要对俄罗斯或非洲的公司传达怎样的信息？这些公司先前只采用英国的仲裁体系，现在参与到一带一路项目之中，考虑将香港作为仲裁地。香港又有什么优势？

Sarah：许多公司正在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与中国公司做生意，它们应该预见到中方可能会选择在中国进行仲裁，或依据中国法律管辖相关仲裁。外方应当就在中国大陆进行仲裁意味着什么和/或中国法特点寻求意见。考虑到香港现代的仲裁法规及其独立的法律体系和司法机构，外方往往更愿意将香港作为仲裁地。同时，中国企业也愿意在香港进行仲裁，因此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折中方案。

在谈判仲裁条款时，熟悉普通法和英国仲裁体系的公司将会认为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或依据香港法律进行管辖极具吸引力，因为香港的普通法体系受到英国法律的很大影响。香港拥有大量的法律专业人才、独立的司法机构（包括最高法院来自其他普通法法域的非常任法官）和先进的仲裁规则，因此对于寻求与中国企业达成折中方案的各相关方而言，香港是可选的辖区。因在其他法域受到制裁，俄方企业尤其关注在亚洲寻求更多业务机会和和争议解决服务，俄方企业就时常向我们谘询服务。

文英：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中央政府会为香港的稳定、发展和繁荣提供支持。另一方面，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拥有包括终审权在内的独立司法权力。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和合同引起的争议而言，香港仍然是独立和中立的仲裁地。

香港仍然适用普通法，因此香港和英格兰、威尔士的仲裁实践具有相似性。但同时，香港也能够包容不同法律和文化背景的相关方和执业人员以解决争议。香港还为挑选仲裁员的各方提供较多选择，因为许多经验丰富的仲裁员就在香港居住或者在工作。

一带一路和争议解决

当然，另一层面的问题是，很多一带一路国家包含高度的法律和政治风险。您认为通过仲裁解决一带一路争议相较于其他争议解决方法，比如诉讼这样的方法而言，好处和坏处分别是什么？

Sarah：提交仲裁解决争议，避免了在不适用法治或法院并不独立审判的法域进行诉讼的风险。一些一带一路项目规模很大，涉及国家利益，因此不在当地法院进行争议至关重要。

此外，仲裁的一大优点是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一带一路争议将涉及中方，这意味着裁决可能针对中国资产在中国大陆执行。我们知道，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HKIAC和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在中国大陆的执行率很高。近期研究表明，在中国的执行率有所提高，尤其是实施报告系统之后，只有在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情况下才能拒绝执行仲裁裁决。香港法院执行过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仲裁裁决，外方可以放心。

文英：我同意，香港的仲裁裁决的执行率向来很高。中国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因此根据该公约，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可以在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得以执行。同时，近半数一带一路国家国内的仲裁法体系都包含《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仲裁法有一定的协调和统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香港的仲裁裁决能在中国大陆得以很好的执行。举个例子，就在最近，2016年12月13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中国大陆执行了由CIETAC HK作出的仲裁裁决，证明了中国大陆法院执行CIETAC HK裁决的能力。

这是令人鼓舞的发展。在"倾向于仲裁"的法域，比如香港，解决一带一路争议，对仲裁裁决的执行和寻求临时救济的能力而言有多重要？

文英：比如根据中国大陆的仲裁法规定，仲裁庭不得作出采取临时救济措施的裁定。在香港，根据《仲裁条例》，法院可作出救济的命令，仲裁庭也可以在需要时批准采取临时措施，以保护仲裁当事人的迫切利益。

临时救济十分重要，首先，可以在胜诉方赢得裁决时    ，推动裁决最终得以执行，免得裁决变成一纸空文。其次，临时救济可以推动争端各方讨论和解途径，从而更高效地解决争议。香港是着名的倾向于仲裁的法域，在寻求临时救济方面拥有全部的常见优点，同时，仲裁庭作出的临时救济的命令也能得以执行。

考虑到众多一带一路国家的运作风险和信贷风险，您认为在搭建投资平台或起草争议解决条款时，投资人应该考虑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Sarah：相对于在当地法院解决争议，投资人应当选择提交仲裁。投资人应当确保与一个特定项目相关的多份文书中的仲裁条款相互兼容。各方应当使用兼容的示范条款，且应考虑采用适用于所有相关合同的争议解决总条款。

我们现在向客户提供的谘询服务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投资条约权利的。当投资人在搭建其一带一路投资结构时，关于这些潜在的权利应当考虑什么？

Sarah：投资人和东道国应当了解适用于其投资的双边和/或多边投资条约，并为寻求条约保障决定如何搭建投资结构。这应该在争议出现前完成，包括评估是否可以通过应用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其他条约的规定。

投资条约往往包含争议解决条款，按照《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等将投资国之间争议提交仲裁。HKIAC已经主持了多个投资者-国家仲裁程序，并自1986年起按照《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管理仲裁，依据其独立的程序指引进行仲裁。而且，HKIAC提供的仲裁庭秘书服务对大型复杂案件尤为有利（投资者-国家仲裁往往属这类案件）。HKIAC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近期推出了"免费聆讯空间"倡议，免费向涉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列为发展援助受援国（70%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为该类国家）的仲裁涉事方提供聆讯设施。对于一些当事方而言，可以在聆讯设施上节省开支这一点将成为他们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香港的一个因素。

文英：要根据投资条约获得保护，参与投资的当事人或公司应符合"投资人"的资格。许多条约将"投资人"定义为拥有所在国家国籍的自然人或公司。不同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的定义有别，投资人应当随时核对相关条约的对应要求。尽管各个投资条约使用不同方法决定公司或个人是否为"外国的"，有意利用投资条约的各方应当证明自身具有条约缔约国的国籍。

一带一路和CIETAC HK / HKIAC

为鼓励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方通过贵中心解决争议，现在正在采取什么措施？

Sarah：2017年及之后，HKIAC将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积极作用。今年我们计划访问多个一带一路国家，向当地合同方说明承办一带一路项目时需要注意的关键事项。比如，在签订由中国国企出资的建造工程合同时，相关方应了解什么？同时涉及签订产能合同的中国实体的呢？如果项目由中国金融机构出资，不论是基础设施银行、私募股权公司或主权国家基金，相关方应了解什么？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时，相关方应当有这样一些实际的考虑。

由于一带一路项目的性质，由此引发的争议往往涉及多个合同和多个涉事方，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他国家的公共实体、私募基金和国有企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能会涉及包含重要政治因素的高风险争议。

《2013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规则")是为应对多方和多个合同争议的情景而设计的，如一带一路项目引发的争议——具体是，我们的规则允许针对多个合同整合、合并和启动单一仲裁，还允许默认委任选项。我们的规则条款还包括允许快速程序、紧急仲裁员程序和允许选择决定仲裁庭费用的方法，以节省开支。为帮助仲裁庭处理大型争议，HKIAC还提供基于多语种秘书处的仲裁庭秘书服务。他们有商事和投资仲裁的经验，也可以使用中英双语工作。

HKIAC最近发布了关于其程序所耗费的平均时长和费用的数据，表明在这两方面，其在大型国际仲裁机构中享有领先地位。HKIAC还拥有众多称职的中英双语仲裁员，可供涉事方和机构任命。

文英：CIETAC HK目前依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版)》审理案件。该规则良好地结合了中国和国际的仲裁实践，完美契合一带一路倡议下公司间的潜在商事争议的要求。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年里，不同机构的仲裁规则有所融合。然而，机构间的实践有一些显着的区别，比如在调解、裁决的审议和案件管理系统方面存在区别。

CIETAC HK在保持相对高效的仲裁程序方面享有较好声誉。2015年，自任命仲裁员起，其作出裁决的平均时长为115天。今年五月，CIETAC HK将更新其仲裁员人才库，增加其一带一路相关仲裁员资源，以提高其解决一带一路相关争议的能力。

在提供聆讯设施方面，两位认为各自的机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Sarah：HKIAC在香港商业中心区提供现代聆讯设施。在位置、性价比、员工能力和IT服务方面被票选为2015年和2016年国际最佳仲裁机构。此外，我之前也提到，HKIAC为在本机构进行仲裁的OECD官方发展援助受援国的仲裁涉事方提供免费聆讯空间。

文英：CIETAC拥有强大的全球网络，使得我们可以立即在中国和其他多个法域提供聆讯设施。CIETAC HK拥有充足的聆讯设施资源，可不断适应跨境聆讯的需求。两年内，CIETAC HK将迁移至法律枢纽(律政司提出的一个绝佳倡议)，我们想与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

对于CIETAC HK审理的传统商事仲裁案件，如果我们观察CIETAC的费用表就可以发现，CIETAC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不另外收取涉事方聆讯费用的国际仲裁机构之一。

我们谈到过一些关于投资人在选择仲裁地和仲裁机构中扮演的角色的内容。另外一个重要参与方是"资助人"。从机构的角度来看，资助人在选择争议解决条款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及为推广资助实体，您的机构在做什么？

Sarah：第三方资助人的主要关切是在程序中获得回报，不论是通过仲裁裁决还是和解协议获得。因此，最终裁决的有效执行便至关重要，选择经验丰富的仲裁员和采用现代规则的机构将极大地有助于确保裁决有效、可执行。我们在双方参与事件和指导用户方面与第三方资助人密切合作，我们还成立了特别工作组，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法规改革进行谘询，因为改革与香港的第三方资助规定相关。

文英：是的，当然我们在中国花费大量时间与这些群体进行沟通。我们认识到，作为资助方，他们在选择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

您的机构在联系这些组织机构、鼓励它们选择您的机构和香港作为仲裁地方面做了什么努力？

Sarah：我们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向中国国企推广我们的业务。比如，圣诞节前一周，我们接待了中国国企和香港仲裁中心的三个大型代表团。在中国大陆时，HKIAC的工作人员经常与承包商和出资人会面，以了解他们在不同交易中的处境，向他们推广HKIAC规则和服务。我们还在香港举行了一带一路研讨会，在中国对外投资对象国法域举行一带一路路演。

文英：我们将会针对不同投资人举办商事仲裁、知识产权争议、建筑争议等相关的活动，包括研讨会、模拟仲裁和谈判讲习会等。我们也与商会、政府、仲裁员协会一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仲裁服务对象就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的可能性进行沟通。

考虑之前关于资金的全部讨论，似乎谈论《仲裁条例》有关第三方资助的改革很切题。从您的机构的角度来看，改革将对一带一路相关的仲裁造成什么影响？

Sarah：条例改革将使得香港在仲裁的第三方资助方面与其他主要法域接轨。这是积极的进步，香港作为仲裁地也将更具吸引力。一些当事方(不论是无资产的当事方还是使用第三方资助作为资本和资金流动性管理的方式的专业实体)可能不希望以传统的方式获得争议解决资助，因此第三方资助安排就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文英：香港政府将推动香港成为亚太地区的领先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作为长期政策。近年来，第三方资助仲裁在多个法域越来越普遍。

《仲裁条例》修订案将允许第三方资助仲裁和调解程序，这对于香港的争议解决服务业而言是好消息。第三方资助将为意在提起仲裁案件的当事方提供更多选择。CIETAC HK在其工作组成员的协助下起草了指南，帮助当事方考虑仲裁资助时，了解各方和仲裁员应知悉的事项。

最后，两位如何看待未来CIETAC HK和HKIAC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参与？

文英：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CIETAC HK就已经是解决中国相关跨境商事争议的一大选择。随着投资和贸易量的不断增长，CIETAC HK将在这两方面引起的争议解决中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Sarah：2017年及以后，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HKIAC外联和能力建设工作的重要部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HKIAC已经为一带一路法域设计了路演，已经在菲律宾举行了路演。今年，我们还会去蒙古和其他法域。我们对推广香港成为解决一带一路相关争议的选择感到兴奋。

请按此阅览原文。

面对激烈竞争市场环境，以及工资和原材料成本上涨等问题，部分中国内地企业正考虑转移生产往较低成本地区营运。可是，也有不少企业选择采取转型升级策略，增强竞争力以应对各种挑战。广东省佛山市的南海区远山汽车设备有限公司(下称「远山」)，正积极提升自动化生产设备，同时制订策略性的生产布局，希望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引进机械人解决技术员短缺问题

远山从事的汽车举升机/液压设备的研发和制造业务，主要倚赖技术和质量取胜。随着外部环境转变，一些内地企业正转移生产方法以降低成本，但远山却积极增强研发能力，并引进焊接机械人和其他自动化生产设备，包括经改造的电脑数控(CNC)锯床、冲床和自动送料设备，一方面纾缓技术员短缺问题，同时加强制造高技术及高质量产品能力。

远山的代表向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指出：「汽车举升机生产属资本及技术密集型制造活动，所需的非技术工人数量很少，反而需要聘用熟练的『师傅』级技术员从事焊接和装嵌工序，但转移生产往海外低成本地区，往往不能解决技术员短缺问题。而且，有关作业需取得上游供应商在原材料方面的支援，包括优质铝材、钢铁等供应，利用合适的机械和生产设备，配合完善的质量控制系统，以保证产品能符合内地和海外市场严格的技术和质量要求。

「在东南亚部分低成本地区，其实也欠缺技术工人，而且当地原材料供应链仍有待发展，如利用中国生产的金属物料维持当地生产，所涉及的运输成本不菲，若只为了享受当地较低的非技术劳工成本而进行迁移，可能得不偿失。事实上，广东省拥有成熟的供应链及物流配套服务，为解决技术员供应不足问题，远山近年开始引进自动焊接机械人，并与一些高校、技术学院合作，以培训更多操作机械人和自动生产线的技术人才。」

不过，远山其实已在美国建立生产线，利用自动化设备生产和组装举升机及液压产品，并预计在2017年下半年正式投产，有关产品主要供应北美、南美和欧洲市场。这些举措显然不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是通过在美国组装降低有关产品(或原材料)进口美国的关税，及为当地客户提供更好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同时利用当地完善的物流网络降低物流成本和运输时间，以支援邻近美国其他市场的销售活动。

远山在1999年成立，目前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高技术、管理人才团队。产品包括具专利技术的单柱、双柱、四柱和剪式汽车举升机，均按美国标准协会(ANSI)及/或欧盟CE等技术标准设计、制造，达到相关质量检测标准，这些产品主要出口往海外市场，2016年该公司销售额约达1,700万美元。

 

(注：上文是香港贸发局与广东省商务厅合作研究项目全球供应链转移与粤港产业发展关系的企业个案之一。更多详情，请参考前述的研究报告。)

全球化发展促使区域供应链不断整合，不少在中国内地从事生产的企业近年积极「走出去」，转移部分生产业务往东南亚及其他地区，以应对内地生产成本上升挑战，优化整体生产布局。总部位于香港的联泰控股有限公司(下称「联泰」)执行副总裁陈祖恒先生指出，企业亦须考虑生产成本以外的一系列因素，例如外国贸易措施、转移生产地的供应链状况，和最终客户需求等，才能有效提升整体的生产及营运效率。

贸易优惠影响生产布局

陈祖恒先生对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表示：「劳动力和土地供应等当然会直接影响生产成本，但外国给予部分生产地的贸易优惠，亦可能对降低产品出口外国市场成本起关键作用。例如输往欧美的成衣及手袋等产品，一般进口关税率可高达双位数字(视乎产品而定)，不过，若果能享受关税减免，有关好处可能超过减省生产成本的幅度。」

他举例：「受惠于美国放宽普及特惠关税制度(GSP)，缅甸及柬埔寨等受惠国所生产的皮包产品出口至美国，现已获免关税待遇。另外，根据个别不同的GSP协议或自由贸易协定，两地出口手袋产品至欧盟、日本及中国等，亦获得免关税待遇。为把握机会，联泰近年于菲律宾及柬埔寨致力提高产能，并整合部分成衣生产设施转为生产皮包，加快在当地发展手袋制造业务，以享受有关税务优惠。」

提供策略性生产服务

联泰是全球领先的消费品生产及供应链集团之一，现时在香港交易所上市。联泰专业生产休闲服、时装及毛衣等成衣，和时款手袋、背包等配饰产品，利用具竞争力的价格、高质量、快速回应等优势，为国际知名品牌提供原设备制造(OEM)和原设计生产(ODM)服务。该公司业务策略之一，包括在中国内地、菲律宾、柬埔寨、越南、印尼等建立区域性生产网络，利用不同地点的生产优势，为客户提供策略性的生产服务。

联泰于上世纪80年代在香港开展成衣生产业务，并在广东省的东莞、番禺、梅州等建立生产网络。随着近年内地生产成本上升、出现劳动力不足等问题，联泰在过去十年已逐步在东南亚布局生产活动，以降低生产成本和享受当地的关税优惠。

陈先生补充：「不是每一个低成本地区都适合承接从内地转移的生产，视乎个别企业及实际情况而定。例如部分『一带一路』国家不是热门的外来投资接收地，企业可能不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本地文化，又不熟悉当地的劳工和生产支援情况，直接影响前往这些地点投资设厂的可行性。而且，低成本可能是因为缺乏供应链/生产物料支援、较差的交通基建和运输物流服务的结果。此外，部分国家拥有不俗的非技术劳动力供应，但缺乏熟练工人和技术人才，难以承接较高质量和高增值生产活动的业务。」

符合国际客户的业务发展

「生产因素以外，客户要求亦至关重要。国际知名品牌客户均快速回应市场变化，特别是近年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不同品牌竞相追逐消费者有限的购买力，相继提升产品的设计、用料、质量水平等，他们大多愿意把有关生产留在中国内地和其他拥有较成熟供应链的生产地，以便快速回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但对于部分较标准、或生命周期较长产品，例如一些T恤、内衣和运动型包袋，客户可能较着重低成本而愿意承担较高的生产风险、较长的生产周期，有关生产便可能需要转移到低成本的较落后的生产地点，例如孟加拉和埃塞俄比亚。」

联泰成功之道，除了有效利用中国内地和其他海外生产地点的不同优势，以满足客户不同要求外，亦积极配合客户的整体品牌发展策略。特别是知名品牌十分注重他们的品牌和企业形象，要求生产商严格实践企业公民责任；而联泰致力遵守各生产地的法律法规，确保符合相应的劳工和道德标准，并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以符合客户要求，达致业务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注：上文是香港贸发局与广东省商务厅合作研究项目全球供应链转移与粤港产业发展关系的企业个案之一。更多详情，请参考前述的研究报告。)

亚洲地区快速发展，不少区内企业以及跨国公司相继调整业务策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投资环境。位于香港的腾讯科技亚太有限公司(下称「腾讯亚太」)，主要从事资讯科技及电源产品业务，近年亦加紧整合其中国内地的生产活动，包括升级在广东省的生产设施，同时强化其深圳设计中心的研发能力，并转移部分零部件生产往较低成本的菲律宾厂房。腾讯亚太希望在未来进一步利用东南亚国家低廉的劳动力，生产电源零部件以支援其广东省的生产业务，利用不同地区优势精确布局生产业务，以便更好服务亚洲地区及欧美市场客户。

升级中国生产业务

腾讯亚太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张锦雄先生表示，生产成本优势以外，不少东南亚国家其实只拥有简单的生产条件和供应链体系。相对而言，中国内地拥有成熟的电子产品集群，零部件及生产支援服务一应俱全，技术人才充裕，无论在物料供应、模具设计制造、技术支援和提供解决方案等，均能有效为内地和区内的下游生产客户提供全面服务。所以，中国在可见将来仍会是该公司发展生产业务的主要地区。

张先生向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表示：「面对内地生产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等问题，腾讯亚太多年前已转移深圳的生产业务往中山厂房，以降低生产成本，并积极利用内地的科技资源强化深圳设计中心的研发能力。事实上，公司近年进一步升级中山厂房、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已大大纾缓劳动力不足问题，而公司亦可从事更高技术的生产活动。此外，公司更前往位处广东省西面较偏远的罗定市建立生产线，利用当地较充裕的劳动力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来扩充产能。」

为分散生产过分集中内地的风险，美国雅特生科技集团(腾讯亚太的母公司)在多年前通过该公司并购在菲律宾地区拥有厂房。面对目前内地生产成本上涨问题，菲律宾厂房无疑为该公司提供另一选项。张先生解释，菲律宾雇员拥有不俗的英语水平，能有效与香港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管理人员沟通，又因厂房员工流失率相对偏低，工人就业稳定有助生产管理及人才培训。加上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交通运输便利，物流成本位于合理区间，致使雅特生科技近年不断扩充菲律宾厂房产能，享受当地较低的生产成本优势生产电子零部件，以支援广东省的生产业务。

精确部署生产业务

「无论在供应链、生产配套和支援服务，以至技术人才供应方面，菲律宾仍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公司主要利用当地的劳动力资源，来生产相对劳动力密集的电源零部件，和需求比较稳定的电源供应器。至于中山和罗定生产线，在珠三角成熟供应链的支援下，主要负责生产高技术和广泛的终端产品。此外，公司亦加强工程设计，使产品能更多利用标准零部件以配合自动化生产要求，一方面减少在内地雇用非技术工人的需要，同时更多利用菲律宾的低成本劳动力生产电源零部件，善用不同地区优势精确部署生产业务，达到为下游客户提供具成本效益产品的目的。」

腾讯亚太是美国雅特生科技集团(Artesyn Embedded Technologies Inc.)成员之一，主力负责中国内地的生产业务。美国雅特生科技集团是高可靠性电源转换和嵌入式计算解决方案设计和制造先行者，其解决方案和产品适用于通讯、计算、医疗、军事、航太和工业自动化等多种行业和领域，并且是全球从事嵌入式电源业务最大的企业之一，为客户提供标准型的 AC-DC 产品，和多种 DC-DC 电源转换产品。该集团目前在全球拥有超过 20,000 名员工，10个卓越的工程中心、4个世界顶级的制造工厂以及全球销售和支援办事处。

 

(注：上文是香港贸发局与广东省商务厅合作研究项目全球供应链转移与粤港产业发展关系的企业个案之一。更多详情，请参考前述的研究报告。)

金杜律师事务所Max Bonnell (合伙人) Ruimin Gao (律师)和Erin Eckhoff (律师)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策计划，旨在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五大线路，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60多个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覆盖近44亿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63%，经济总量逾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这一宏大的倡议预计将带动大量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但是与之相伴的是无法预知的风险。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年底宣布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签署超过600份工程项目合同。未来将会签署更多跨境合同，特别是在2010–2020 期间，预计仅在亚洲就需要约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除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项目外，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物流和海事领域也可能迎来大力发展。

"一带一路"带来的重大机遇，同时也伴随着出现法律争议的重大风险，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商事合同的签署国双方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差异显着。出现争议时，金融风险方面的不确定性和发生争议时的其他不利影响威胁着每一项跨境交易。

我们将讨论跨境商事争议中的三大风险，提出预防和降低风险的策略，从而能在"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中充分获益。

风险1：不熟悉外国法院和法律

商事当事方将争议提交至外国法院会感到忧虑不安，因为这会引发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适用什么法律？法官是否公正？判决是否会在国外得到承认？这些风险与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商事关系尤为密切。对于不希望面对不熟悉的法院系统解决跨境争议的当事方，国际仲裁会带来很多帮助，尤其是在法院判决的可执行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当事方可自由选择争议适用的法律，审理地点、法庭成员、甚至是仲裁语言。在商业投资之初做好选择，会切实提高跨境商业活动的确定性。

在选择仲裁地点时，选择对仲裁友好的司法管辖区非常重要，因为在争议中，争议均由仲裁地(即进行仲裁程序的司法管辖区)法院进行监管。提供的支持包括向证人发出传票或出具第三方的文件，授予紧急救济或禁令救济。通常也是由仲裁地法院作出上诉判决或搁置诉讼程序的决定。对于"一带一路"投资者，沿线多个司法管辖区都是仲裁的理想选择，包括新加坡、香港和悉尼。这些司法管辖区通常拥有成熟的仲裁机构和普通法传统。

风险2：仲裁结果的不确定性和对声誉的不利影响

商事当事方面临不确定性的另一大方面在于争议结果：何时能解决争议，以及将作出什么终局裁决？而国际仲裁在这方面的一大优势在于，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即为终局裁决，对当事各方均有约束力，法院仅会出于有限的特定理由(大多为程序性理由)撤销裁决。仲裁裁决的这一相对确定性与国内法院作出的判决形成对比，法院判决通常会经过多级上诉或司法审查，这就伴随着时间和成本的耗费。

不确定性的另一个方面在于争议可能会对当事方的声誉造成潜在不利影响。良好的品牌声誉对正在进行交易和贸易的商事当事方至关重要。因此，当事方为避免负面公共影响，通常倾向将争议和终局裁决，特别是不利裁决予以保密。诉讼程序通常在公开法庭进行，判决也会公开。而仲裁则是保密的，以非公开方式进行，因此对于涉及商业秘密或保密商事交易、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案件，通常更多采用仲裁方式。

风险3：执行面临挑战

即使商事一方在争议中获得有利结果，风险仍然存在。判决或裁决最终要得以执行，如果无法有效执行，那么之前整个争议解决过程就失去意义，因此执行是争议中最重要的环节。

采用国际仲裁解决争议的一大优点在于仲裁裁决可以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的150多个缔约国获得执行。这相较于执行法院判决有明显优势，因为执行法院判决有赖于判决同时得到两国承认，通常需要有立法或其他法律基础。此外，不同国家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程序差异显着，这经常会为申请执行的当事方带来难度。

当事方在准备商业合同时，如果希望在《纽约公约》的150多个缔约国中的一国或多国执行仲裁裁决，应选择采用国际仲裁。而在起草仲裁条款时，当事方必须确保选择的仲裁所在地也为《纽约公约》缔约国。因为只有在《纽约公约》缔约国作出的仲裁裁决才能在另一缔约国获得执行。

国际仲裁之所以成为解决"一带一路"相关合同争议的理想选择，还在于全球范围内执行仲裁裁决相对宽松的态度。中国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7月发布的一份《意见》规定，应依法及时承认有关"一带一路"的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了相对宽松的态度。 最高人民法院还表示，非常支持利用国际商事和海事仲裁解决有关"一带一路"产生的跨境争议。

对企业的启发

"一带一路"作为开拓性的倡议将满载机遇，中国对基础设施的境外投资会重塑国际贸易和关系。不过，从机遇中获益还需要以恰当的方式管理相伴的风险。对此，国际仲裁可以使商事当事方有效降低风险、解决争议，最终促进商贸发展。

从根本上而言，国际仲裁捍卫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和法治规则，同时国际仲裁也是当事方所确定和熟悉的，从而可以按照各方的偏好和背景有针对性地制定争议解决程序。因此，纵然国际仲裁无法保证在每项仲裁中都获得有利结果，在面对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传统和文化差异显着的合作伙伴时，国际仲裁无疑是可供选择的最理想的争议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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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泰国的曼谷–廊开铁路动工，亚洲区的高速铁路网络计划亦迈进一步。

泰国的曼谷–廊开(Nong Khai)高速铁路项目是亚洲高铁网络计划的关键部分，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其中第一期工程是区内铁路网络不可或缺的衔接部分，上月初已获泰国政府正式授权动工。

昆明–老挝铁路是区域网络另一重要部分，工程曾经大为延误，但终在去年展开。最近，印尼亦批准兴建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此外，新加坡–吉隆坡铁路亦将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展开招标程序，项目预计于2026年前完成，届时两地之间的铁路车程只需90分钟。

曼谷–廊开高速铁路项目工程为期4年，造价1,790亿泰铢(53亿美元)。铁路全长253公里，连接曼谷及通往邻国老挝的门户城市呵叻(Nakhon Ratchasima)。铁路沿线共设6个车站，分别是挽赐(Bang Sue)、廊曼(Don Mueang)、阿瑜陀耶(Ayutthaya)、北标(Saraburi)、巴冲(Pak Chong)及呵叻。

事实上，这条铁路只是项目三期工程中的第一期，日后铁路将接驳至廊开，最后连接北标府的景溪县(Kaeng Khoi)及罗勇府(Rayong)的麦普塔普特港(Map Ta Phut)。现时，第二及第三期工程尚未确定竣工时间表。

虽然第一期工程的资金主要源自泰国国内，但泰国政府据报正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磋商，希望为采购铁路的高速列车取得融资。泰国计划由当地公司兴建路轨，而中国则供应列车及信号系统，并提供技术支援。

当局的长远目标是打造穿梭亚洲的高速铁路网络，旅客从曼谷前往老挝首都永珍只需4小时。铁路将从老挝延伸至中国西南部的昆明，与内地迅速扩展的城际高铁网络接轨。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高铁路轨合计长约22,000公里。泰国的高铁网络亦从曼谷向南伸展，并将大大缩短前往吉隆坡及新加坡所需时间。

虽然泰国在磋商及多项审批程序方面进展缓慢，且出现连番延误，但当局发展高铁网络的决心依旧，并相信铁路将为日后经济发展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2017年首季，泰国经济受惠于出口回升，录得3.3%增长，是近4年单季最高纪录。不过，虽然数据回升，但自2014年开始，泰国的经济增长始终较区内各国缓慢。

2016年，泰国的经济增长率为3.2%。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7年该国的经济增长率为3.5%，2018年将上升至3.6%。不过，这些数字仍然低于东盟的预计平均增长率，与泰国2012年录得的7.2%增长亦有明显差距。

泰国地理位置优越，是经济可望持续复苏的有利因素。泰国位处东南亚中心位置，毗邻缅甸、老挝、柬埔寨及马来西亚；其中，马来西亚又与坐拥全球第二繁忙港口的新加坡接壤。同时，东盟经济共同体宪章保证人员、产品及资本自由移动；泰国人口约6,900万，物流设施及金融制度发展成熟，大有条件享受个中好处。

此外，泰国亦期望铁路连接的改善有助推动旅游业发展。现时，旅游业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约11%。当局致力把国家发展成「东南亚旅游枢纽」，并已就此取得相当进展。例如，2016年，到访泰国的旅客总数达3,260万人次，带来16,400亿泰铢收益。现时，泰国希望继续吸引更多来自中国、印度及东盟各国的高消费旅客。

泰国旅游局相信，中国二三线城市将是新一代内地旅客的主要来源，因此在该些城市加强宣传泰国作为度假胜地的魅力。去年，泰国接待了约880万中国旅客及约860万东盟旅客。2017年上半年，泰国的进境旅客总数按年上升，但来自中国的旅客人数却下跌了3.83%。

很多人认为，中国旅客人数下跌是泰国政府打击「零团费」旅行团所致。以往，中国旅客参加团费低廉的旅行团，但被只收取佣金的导游强迫购买昂贵商品及于贵价餐厅用膳。不过，虽然人数下跌，但中国仍然是泰国最大的旅客来源，远远抛离其他国家；随后是马来西亚、韩国及老挝。

泰国积极参与亚洲区高铁计划，日后有望成为东南亚高铁网络的连接枢纽。在泰国的推动下，区内的铁路运输转型也迈出重要一步，对于亚洲区的旅游业及进出口商而言，无疑是一大喜讯。

特约记者　Geoff de Freitas　曼谷报道

乔治华盛顿大学阿米塔伊伊兹欧尼

丝绸之路再次登上新闻头条。约30位各国领导人最近在北京参加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商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倡议。已有68个国家和中国签署协议加入这一倡议，据称中国将为此投资近1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已被称为"世纪工程"。

对这一倡议的反复宣传令美国官员感到不悦，他们视其为改头换脸的地缘政治。特朗普的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最近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属于“进攻性”的中国投资。科茨还表示，这一倡议背后的目的是中国"通过基础设施项目来扩大其在亚洲的战略影响力和经济作用"。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金融和经济学教授富兰克林艾伦认为："这是一项经济倡议，但中国将趁机扩张其军事基地。"《经济学人》杂志视“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贸易领袖的尝试。

另一种戒备心不那么强的观点认为，整个项目被严重夸大了。关于投资的统计包含了之前已经启动的项目。一些项目(例如在缅甸和巴基斯坦的)已经失败，并令中国投资者损失了大部分投资。此外，正如美国在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或进行投资时发现的那样，这些措施往往招致憎恨而非提升影响力。并且，如果中国真的促进了中亚基础设施发展，并由此促进了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将令这一地区民众受益极大，并帮助相关国家实现稳定。

在决定如何回应"一带一路"倡议时，西方应当进行一项重要的战略评估：美国及其盟友是否计划阻止中国影响力的任何提升，或仅遏制那些中国利用武力控制他国的行动？

至关重要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崛起的中国类似于一波上涨的能量，相较于通过全方位阻断来封锁这股能量的战略，允许这股能量以不危害、甚至有利于国际秩序的方式扩张的战略更可能获得成功。执行这一战略意味着包容中国获得更大影响力的愿望，但阻止其胁迫行为。

区分影响力和胁迫至关重要。尽管中国很可能提升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但其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不应被视同于进攻性。影响力把在既定情境下如何行动的决定权留给了被影响者，而胁迫则杜绝了这种选择，并强迫被胁迫者服从胁迫者的偏好。例如，在欧盟事务上，德国相较于其他欧盟成员国拥有更大影响力，但这并没有让德国成为一个进攻方，更不用提地区霸权。在过去，美国是西半球霸权国家，恐吓那些不遵守其指令的国家。但现在，尽管美国对本地区大多数国家仍有较其他国家更大的影响力，但美国不再具有进攻性，也不再是霸权国家。因此，依照只否定进攻性行为的战略，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容忍本地区的胁迫行为(这将违反长期以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原则)。但是，当中国的行为被限制在寻求增加本地区影响力范围内时──例如通过公共外交、贸易、投资或文化交流，以及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大规模投资──那么美国应用相同的方式来应对，而非增强军力并暗示威胁动用军力。对于试图维持现状者(留给一个崛起的中国释放其增长能量的狭小空间)，以及试图收缩者(基于某种"美国优先"战略从亚洲后撤)来说，这都是更为合适的战略。

上述分析假设一个霸权和一个有影响力国家之间存在明确的区别。霸权的字典定义糅合了影响力和支配力。霸权的最佳定义是一个国家阻止其他国家(在其施加霸权的任何领域)作出霸权反对的决定的能力。相反，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仅能令其他国家在面对本国或其他国家偏好时，更多考虑有影响力国家的偏好。区分这些概念，凸显出两种战略的重要不同：其一寻求阻止中国变成一个支配性国家，其二寻求否定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没有理由反对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将有助于为建造公路、铁路、港口、大桥和输油管道融资。即便中国因此在亚洲获得了额外的影响力(这并非一定会发生)，也没有理由提高警惕。例如，自从美国在布什政府期间偏向印度之后，中国在巴基斯坦获得了更多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增加却几乎没有改变该地区的基本地缘政治格局。

诚然，如果爆发战争，一条发展成熟的丝绸之路或将令封锁中国──这是很多美国军事规划人士所呼吁的、比入侵大陆少具攻击性的策略──变得更加困难。不过，允许中国获得经济影响力而非军事支配力，并确保一条可以获得必要资源的必要通路，将令战争的风险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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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工业发展面貌正经历新一轮改变。自上世纪末先进国家大规模把生产活动转移往低成本地区，亚洲的工业生产活动大幅增加，特别是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不过，中国内地的投资环境近年亦开始转变，劳动力及生产成本上涨等问题正促使一些外资和本地企业调整业务策略，他们一方面转移部分生产往其它亚洲地区，同时升级内地业务，以提升竞争力。

粤港企业重整业务布局

在广东省从事生产及贸易的粤港企业，其实在多年前已开始采取不同策略应对珠三角投资环境转变，包括转移部分生产和采购活动往中国内地其它较低成本地区，少部分则选择同时前往东南亚等属于「一带一路」的地区设厂生产，或在当地采购各种商品和原材料，希望利用外部资源降低成本。不过，随着近年全球和内地市场增长放缓，以及来自其它低成本地区的竞争日益激烈，粤港企业更进一步在控制成本以外制订策略转型升级，从劳动力密集转往高增值业务方向发展，希望在中、长期而言达到业务可持续发展目的。

当中不少企业积极投资自动化生产，一方面纾缓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因应国际市场需求日趋严格，希望通过自动化设备生产更高质量和更高精密度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一些企业则加强投资科技研发，争取发展高技术业务，也有部分选择开发自家品牌以提升产品价值。随着全球化步伐加速，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日益精细，以致全球供应链发展转趋复杂，粤港企业亦因应不断转变的外部环境调整策略，务求达到更理想的转型升级效果。

中国/亚洲供应链日渐发展

珠三角拥有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和丰富的生产性支援服务，大部分海外地区难以相比。因此，粤港企业在规划未来业务时，大多继续选择在珠三角及广东省和邻近地区，保留甚至进一步发展较高增值和较高技术的生产业务。与此同时，随着亚洲其它低成本地区的工业活动日渐增加，中国与亚洲、包括东盟等地已逐渐建立紧密的供应链关系，为粤港企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和采购空间。

目前不少企业从珠三角及中国其它地区运送大量工业物料，前往亚洲及其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支援当地的工业生产，部分更向这些低成本地区转移生产和进行采购活动。有关企业在这些地区生产或采购的产品一方面会销往先进国家，同时会把相关的工业物料、零部件等运返珠三角等地以支援内地较高端的生产活动。随着亚洲地区分工日渐明显，中国和亚洲不同地区的上、下游供应商和生产商之间的贸易关系日趋密切，也刺激亚洲地区内部贸易快速扩张。

优化区域业务布局

由于亚洲较低成本地区普遍只拥有基本的生产条件，物流及其它配套服务有待提升，并且缺乏技术人才，所以企业转移生产大多局限较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工序，以及产品生命周期较长的轻工产品和零部件。除工资成本外，企业在海外生产亦须顾及运输物流、物料供应和管理等整体成本，加上跨区安排涉及较长的周转时间，需要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才能配合企业把握多变的国际市场商机。因此企业部署海外生产时，宜从多方面考虑因素出发，例如是否有利开发当地市场。而欧、美及其它出口市场实施的贸易壁垒和关税优惠，亦可以影响相关企业的区域生产和采购布局。

总括而言，在竞争越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以及全球供应链发展不断演变的情况下，粤港企业已不再是单靠降低直接生产成本，而是积极采用转型升级、提升业务价值策略，同时考虑市场需求及整体成本效益，优化区域业务布局以增强竞争力。

在这背景下，粤港两地可加强合作，制订合适政策促进两地企业进一步发展，例如引导他们聚焦应用智能制造技术以协助产业进一步升级，同时推进两地企业的科技合作、加速科研成果商业化；此外，粤港须进一步完善两地之间的运输物流网络，便利两地企业更有效布局他们的区域业务，并且鼓励企业携手「走出去」发掘「一带一路」商机，利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制订长远发展策略和控制风险，进一步连结亚洲日渐发展的区域供应链，更好利用不同地区资源开拓内地和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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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及「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国家战略，可为香港发展带来不可错失的新机遇，应尽早部署筹谋，善用香港在金融、专业服务和国际联系的优势，加强与广东合作，为香港经济未来持续繁荣发展开拓新领域、新动力。

香港在金融、专业服务和国际联系的优势亦可协助推动大湾区产业升级转型发展，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世界级城市群，并作为中国重要经济引擎，带动中南、西南等泛珠地区发展，以及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推动作用。在参考海外一些经济成熟湾区，并分析香港及珠三角的发展优势，本文就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在产业、贸易方面的发展及香港可发挥的功能，提出一些初步建议希望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参考。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优势

1. 对外交通物流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经济整体，集中了大珠三角地区主要的机场群和港口群，空运及海运的货物处理量不但领先全国，更在全球排名第一；珠三角还拥有以湾区为中心的放射状铁路和高速公路干网，拥有内外多式交通联动的物流优势。相对中国内地及海外其它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陆空综合运输大通道的区位及物流基建优势明显。

2. 上下游产业供应链

广东在全国省市工业增加值和出口均排名第一，而珠三角占广东全省工业增加值和出口比重分别是80%和95%。虽然近年珠三角生产成本上升，但珠三角有物流和产业结构及配套全面的优势，大部分企业仍选择将生产线留在珠三角，并向自动化生产及高产值方面提升。香港贸发局的问卷调查显示，70%受访制造商及贸易商仍以珠三角为最主要的生产或采购基地，81%的受访企业在珠三角采购生产所需原材料及半制成品。有计划扩建或迁移厂房的企业当中，59%表示仍会选址珠三角，其余的也大多会选择靠近珠三角的内地其它地区或东南亚地区。事实上，有已迁往越南北部的企业表示，当地的投资优势之一是能方便对接珠三角的供应链，提高生产效益及降低物流成本。

3. ICT及科研产业集群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动下，珠三角高新产业带已逐渐形成。珠三角高新产业带是由科技部批准的三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带之一，产业带内有广州、深圳、佛山、中山、珠海、惠州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莞、肇庆、江门3个省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珠海2个国家软体产业基地，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12个国家「863」成果转化基地和1个国家级的大学科技园。2015年珠三角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比重分别达53.9%和31.8%，研发经费支出比重达2.7%，百万人口发明专利申请量达1,728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3.33件，技术自给率超过71%。

4. 国际金融及专业服务

相对内地其它城市群，珠三角湾区的独有优势是在「一小时经济圈」内拥有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集合大量专业服务和国际人才，同时香港的经济和司法体系有别于内地，是跨国企业进入亚洲及中国市场的理想平台。据香港特区政府的调查显示，截至2016年6月，香港共有3,731家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代表其位于香港以外地区的母公司负责在中国内地、东北亚及东南亚的业务。香港亦因此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吸纳直接外来投资及输出向外直接投资的领先地区。此外，截至2016年底，香港占中国内地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52%，以及占中国2015年底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近60%。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融合发展前瞻

虽然粤港澳三地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存在很大差别，但通过现有政府合作架构和CEPA、自贸区等合作平台，粤港、粤澳已基本实现贸易自由化，港澳已计划开展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完成后粤港澳三地将连系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同时，香港作为内地引进来、走出去的服务平台，粤港两地产业集群的参与者，包括生产企业、服务供应商、资金提供者、大学、科研中心等，互相渗透参与的情况已非常普遍，实质已形成一个经济整体。这可以从粤港两地的人员流动、物流运输、资金融通、商业存在及企业投资可见一斑。

随着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的开建通车，环珠江口的交通连系和通关贸易往来将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目标之一，是要进一步推动湾区深度合作，协调港澳和珠三角城市的港口、机场、铁路和公路等基建项目的对接规划和建设，扩大金融和服务业开放合作，促进生产要素、产品、技术和服务在整个大湾区内更自由流动，提供一个有利于现有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和培养新的产业集群茁壮成长的生态环境，吸引更多海内外投资者和商贸活动在大湾区内集聚，为区内各城市带来更多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美国三藩市湾区由9个县区组成，虽然各个县区各有特色和优势，但整个湾区的经济产业发展同城化程度非常高，且互动性很强。湾区内各次区域的产业集群非常类近，主要是利用当地人才优势发展的行业，包括专业、科研和技术服务等，以及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大部分在湾区发展表现突出的行业都会在几乎所有次区域存在。虽然湾区的3个最重要、发展规模最大的产业集群主要落户在三藩市和圣荷西两个次区域，但四成三的次区域都会拥有最少两个湾区发展较好的产业集群。加上湾区内居民日常往来不同次区域工作及生活的联系非常频繁，在在显示三藩市湾区的经济运作是以一个整体共同推进。而各次区域间互动性之高，意味如一些发展策略只孤立地从一个县或次区域角度考虑，便会错过从湾区整体考虑所带来的利益[1]。

珠三角企业顺应市场及本身发展需要，已开始在多于一个城市设点。例如TCL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在惠州，其中国总部便设立在深圳，而香港办事处便负责海外业务。又例如桦岭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最早期发展只在惠州，但业务不断扩充后不同体育用品的生产线便分散在珠三角不同城市，更在广州设立中国总部和产品研发中心。未来桦岭为了更好地统筹逐渐扩大的海外业务，亦会考虑在香港开设办事处。可以预见珠三角企业将越来越多会就大湾区不同城市的竞争优势和经营环境来布局其业务。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产业发展同城化程度亦将提高，与此同时，湾区内各城市间的互动性亦会增强。

香港在大湾区未来发展可发挥的功能

1. 环球供应链管理及物流中心

近年中国生产成本增加，不少企业将生产线迁移或扩充至越南、孟加拉等新发展国家，逐步形成连接中国、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亚洲区域供应链， 与美洲和欧洲并列成为全球三大区域供应链之一。面对工资上涨及招工难的压力，不少在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服装及鞋等已将生产线搬迁往东南亚及南亚等热门地区，以致中国占美国和欧盟的服装进口比重由2012年的39%及42%分别下降至2016年的36%及34%。同期，中国占美国和欧盟的鞋进口比重由2012年的72%及51%下降至58%及45%。虽然如此，中国占美国及欧盟的整体进口比重同期不跌反升，而中国占全球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亦由2012年16.8%上升至2015年18.6%，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及出口已逐步向高增值和上游产品发展。

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半制成品占世界比重由2010年的9.6%上升至2014年的12%，当中很大部分是输往东南亚和南亚，反映这些地区国家与中国越趋紧密的供应链关系。珠三角目前是各类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世界工厂。随着中国企业及其它跨国企业扩大在东南亚及南亚的加工生产活动，他们必须进口在其它国家生产，包括他们在珠三角的厂房及上游供应商制造的各种零配件、组件和工业物料。

此外，由于东南亚及南亚新兴产地的工业基础仍处于发展初期，本地及外资企业在这些国家扩大生产的过程中，若要引入更先进的工序，便须寻求国外的专家和服务支援，包括广泛的工程、工具制造及环境服务等。香港是亚洲的国际商业物流中心，本地服务供应商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商业网络遍及多个国家地区，在连接中国与其它地区的供应链管理上可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上述的生产、物流及环保服务等。

除发展加工生产活动相关的供应链外，随着中国及其它亚洲新兴国家经济崛起，居民收入上升而产生大量消费进口需求，与之相关的物流供应链服务发展亦非常快。特别是近年电子商贸蓬勃发展，大大改变了经营业务的方式，产品更新流动速度进一步上升，对高效的国际供应链服务需求将进一步提升。从目前香港转口贸易的结构及增长看来，香港物流业在亚洲区域供应链中担当着重要角色。

凭藉香港、深圳和广州的机场和港口的服务网络和效率优势，加上粤港两地海关和港口的紧密合作，包括香港机场与南沙保税港区物流园区的一站式空陆联运超级干线的新型物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在未来连接环球主要区域供应链和服务中国连接亚洲的区域供应链发展中，将可维持物流枢纽的地位和竞争力。

不过大湾区内有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和珠海五个机场，香港、广州和深圳亦各自拥有其国际港口群，彼此间如何协调，形成合理错位发展和互补合作，从而加强大湾区整体的竞争力，有赖各参与成员沟通合作。有分析指东京湾区内有六个港口，包括东京港、横滨港、横须贺港、川崎港、千叶港和木更津港。为了避免恶性竞争，这些港口都经过协调规划，促进分工与合作，各港口依据自身基础和特色承担不同功能，协同发展港口群。

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港口和机场等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发展，也可以参照类似的模式，以协调促进彼此分工，优势互补。例如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有较强的国际航线(客运和货运)联系，可以通过与跟深圳的机场和港口的水陆交通连系和海关合作，提供连系中国内地城市和海外市场的多式联运服务。珠海机场在港珠澳大桥通车后，也可与香港机场有更紧密合作，进一步加强大湾区作为国际物流枢纽的竞争力。在促进大湾区的物流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方面，粤港两地可进一步加强合作，提升国际贸易线上物流、通关、支付、溯源、追踪等先进高效服务。

2. 先进生产及创新研发中心

科技与创新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具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城市群，科技与创新更是重要的推动元素。科技发展不单是要提升区内发展科技研发能力，还要把科技广泛应用到不同层面，例如智慧生产、智慧城市、物联网、环保节能等，以提升整体经济效率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珠三角区内工业发展本身亦可拉动更多的研发投入，形成良性循环。

广东的规划资料显示，珠三角就其已有产业优势，将建设五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广深、佛山等为重点，带动珠海、肇庆等市资讯产业发展，加快建设珠三角国家级资讯产业基地；打造一批新能源产业集群，以广深珠、东莞、惠州为重点，建设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以深莞和佛山、中山为重点，建设国家太阳能光伏高技术产业基地，支援深圳、江门、肇庆发展低碳经济，加快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打造世界级新能源和环保节能产业基地；以广州、佛山国家火炬计划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新材料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为依托，打造国家级新材料产业重要基地；以广深两个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和中山等基地为支撑，打造国家生物医药和现代重要重大创新产业基地；以广深为核心，深莞惠、广佛和中江国际级LED 新光源产业一体化发展，形成珠三角LED 新光源上下游一体化产业带。

相对美国加州大湾区工业结构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以及资讯业等范畴，珠三角有广泛领域的工业结构，除了高新科技行业外，仍有很多不同的传统制造业。科技的应用可在不同层面推进，除了智慧城市、物联网、环保节能等大方向外，如何促进大湾区内的科研及先进技术和现代专业服务与传统工业相结合，从而加速工业升级转型是不可忽略的发展方向。例如，珠三角内的制造业生产线正需要向自动化发展，区内各市的行业协会可加强交流合作，结合不同的产业提升资源及科学技术资源，发展适合自身行业的自动化设备。

目前内地企业具有不俗的科研能力，已开发不少在资讯科技(ICT)应用和解决方案、移动终端应用(Apps)等领域受市场欢迎的技术和产品；但较少企业能把有关技术从地区推扩至全国应用及利用符合国际标准的技术开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内地在部分先进技术领域正处于起步阶段，但又往往因为不同的技术规格和用者经验(user experience)，难以直接引进外国技术于内地应用。

相对内地，香港的科研投入和整体研发能力可能较弱，但香港企业熟悉国际科技潮流趋势及技术标准，同时拥有广泛国际市场网络的优势，可与深圳以至大湾区内城市合作，加强相关技术领域的人才流通、技术应用、规格标准等方面合作，除可帮助内地科技成果进行商业化开拓海外市场，亦可有效为内地业者引进合适的外国技术，同时进行本地化应用，促进大湾区整体发展。

在部分高科技产业，例如物联网应用、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等，内地一些企业目前仍缺乏部分专门知识，使有关研发及技术应用多少受到制约。香港科技业者熟悉外国先进科技，而且善于使用根据国际标准/框架开发的技术，或引进外国技术，协助内地有关项目进行商业化，切合市场需求。

事实上香港作为区内蓬勃的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对知识产权提供良好保护，并拥有优良的专业服务，一直吸引海外科技、创意、研发及众多自设研发部门的设计生产公司以香港为平台与中国内地及亚洲其它市场进行知识产权交易。因应大湾区未来科技与创新的发展需要，香港正可发挥知识产权贸易的优势，一方面引进所需海外技术等知识产权，同时协助大湾区的科研成果推出市场并发展国际市场业务。

金融科技是另一个香港可参与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的领域。广东省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推动深圳与香港共建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加上与内地在金融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为金融科技发展提供很好的合作基础和机遇。例如若有科技金融公司有意开发股票投资的金融科技，香港股票市场与上海和深圳的股票市场均有联系，当中可以有发展空间。要从事金融科技，必须同时具备金融服务知识和技术背景，香港拥有大批具备专业金融经验与知识的人才，同时有透明的法规及建全的监管，并注重资讯安全，大可以结合大湾区内的技术人才开发相关的金融科技。粤港若能做好协调大湾区内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包括系统的标准和连接等，将可促进大湾区内的金融科技应用和研究，达至领先的水平。

预料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将有更多的创客及投资者受到各种鼓励，投身于各类科创企业。除财政资源外，这些科创企业亦对技术、市场网络及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援服务大有需求。深圳以至大湾区内的科创企业，可以结合香港的优势，例如资讯及资金自由流通、国际市场网络及企业管理等，提升发展能力。要推动深圳与香港共建创新中心，可以加强深圳与香港有关科研单位及科技企业的交流联系，创造技术合作平台，还要把对接平台扩大到其它相关的金融及专业服务，希望能做到结合彼此的优势。

吸引人才汇聚是带动科技及创新的重要因素。香港配合深圳，在吸纳人材方面，特别是海外人才，也可以发挥其特点。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相对内地城市的生活，部分外国的人才可能较容易适应在这里生活。因此，为了吸纳外国的专业人才与内地及香港人员组成研究团队，可以发展香港和深圳比邻的两个相连的团队。外国的专业人才既可在香港一个较为国际化的环境生活，也可与珠三角地区，特别是深圳在研究工作上保持紧密联系。香港的对外联系与国际化背景也正好定位为大湾区对外科技交流合作基地。香港和深圳在落马洲河套地区计划合作发展的「深港创新及科技园」如果能够在这方面起到带领及示范作用，吸引国内外顶尖企业、大学或科研机构进驻，将有助推动大湾区未来发展。

3. 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以「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当中设施联通将是的倡议首个阶段的重点推进方向，带动基建项目发展。亚洲开发银行最新的资料显示，由2016-2030年，单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每年所须的基础建设投资便超过17,000亿美元。国有企业是目前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建项目的主力军。不过「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基建投资规模庞大、类别众多，所需的资金、风险承担、管理技术等远超政府或国有企业的能力负担。通过公私营部门合作(PPP) ，补足上述投资要素，并引入不同创新意念，对「一带一路」成功建设至关重要 。

PPP项目组织可以非常复杂，涉及来自不同国家的投资者，多元的投资主体亦代表不同利益目标。香港企业除拥有丰富的PPP项目经验外，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可以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优势，有效地为项目配对各方参与者及提供融资方案。广东省向来是中国内地对外承包工程的主要投资来源，广东企业以致中国内地企业在项目总承包的优势比较突出，但香港相关专业及商业服务在个别专门细分项目有其过人之处。例如不少香港的建筑、测量及工程服务公司达到世界一流水准，服务范围广泛，可以为广东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基建项目工程，提供顾问、设计、规划及监理等服务。加上国际经验丰富、掌握和分析海外资讯的能力较强，可以有效地为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及为项目投资提供适当风险管理。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另一重点内容。一方面，中国希望与沿线国家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以便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同时要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用以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包括鼓励合作建设各类产业园区，希望与「一带一路」国家携手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香港和中国内地特别是珠三角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至今珠三角企业在国际化发展方面，不管是引进来或走出去都是领先中国水平。2015年末，广东是中国拥有最多外商投资企业数目及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大的省份。

广东企业在技术、资本、管理等方面已经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不断增强，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特别是当前中国内地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利润率水平降低，若能积极主动地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发挥广东制造业的优势，将可加快「走出去」拓展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战略布局。

香港贸发局研究部在2016年第2及第3季向超过200家广东省有关企业进行问卷调查。80%受访企业表示会在未来1-3年考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掘商机。表示会考虑发掘「一带一路」商机的企业当中，最多企业表示希望增加销售产品往「一带一路」市场，部分企业选择前往「一带一路」投资设厂生产、在当地采购各类消费品/食品/原材料等供应内地市场、亦有部分表示希望在「一带一路」国家设立中转仓库以加强国际物流效率。

受访企业感兴趣发掘上述「一带一路」商机的地点，则绝大部分选择包括东盟国家的东南亚地区，占会考虑发掘「一带一路」商机企业83%。粤港澳大湾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物流枢纽，并已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有效的供应链关系。香港服务业者多年来协助广东及其它内地企业，处理在香港和海外市场的贸易及投资业务。随着内地推进「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进一步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海外，香港服务业将进一步就金融、法律、物流、税务、市场推广、风险评估等不同方面，加强与广东合作，发掘「一带一路」商机。

内地企业前往外国建立销售网络、进行直接投资、采购和各类型收购活动时，往往需要美元或其它外币资金为有关业务融资。目前企业通过内地的银行体系或其它融资渠道为海外投资项目筹集资金仍有不少限制。若内地企业能更便利地使用香港的商贸平台，利用香港资金流通和一应俱全的专业服务优势为海外业务融资，将可有效地解决他们「走出去」的投、融资问题。银行融资以外，香港其它的金融服务和投资者，例如创投及私募资金等不仅可提供股本资金，更可为内地企业注入国际元素，通过香港成立国际公司架构，为「走出去」的个别投资项目，进行具成本效益的股本和债务融资，以支持有关项目的发展和营运。

此外，港澳与大湾区内及与其它珠三角地区的港口和机场进一步加强紧密连系后，可进一步推广至与其它海外港口的合作，特别是与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南亚地区港口达成某种形式的联盟，目标是促进港口间货物进出口的便利化，例如通关安排，港区联动等。这些发展将有助提升大湾区发展生产、销售、供应链管理、国际物流库存及分拨等领域的竞争力。

以跨境网上销售为例，大湾区内的交通物流网络发展成熟，十分便利消费者的网购活动，以及各类小商品生产商发展电子商贸业务。现时内地网购及电商活动，绝大部分只着眼中国内地市场，国际业务仍有待发展。香港是最受欢迎的跨境网购目的地之一，拥有完善的电子商贸平台，在网络安全和个人资料私隐保障方面，特别为重视网络安全的外国用户所信赖，而且不同的国际支付工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能为消费者的跨境网购提供便利；加上本港拥有高效的国际物流网络，有关服务供应商能有效为消费者提供集运、代购、国际转运、清关等服务，是外国消费者网购大湾区以及其它内地商品，和大湾区网民寻找外国潮流产品的理想平台，若粤港双方能协力加强相关商品流通，进一步提供例如商品进出境的海关、商检等便利措施，可促进大湾区内有关业务发展。

总结

三藩市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等发展突出的区域经济体，其共通处是整个地区由多个互动性强的集群组成，而集群内的企业既能互惠发展，同时又共同享有集群赋予的竞争优势。由于这些集群的企业会分布在区域内不同城市，使整个区域的同城化程度增加，整个区域的经济运作因此有必要以一个整体共同推进，包括一些发展策略有必要从整个区域角度考虑，才能保障湾区经济带来的利益。因此国家发改委计划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是有其必要性。

不过粤港澳大湾区包含粤港澳三个不同的政治、行政和经济体系，与三藩市、纽约、东京等海外湾区，或内地环渤海，长三角等内地湾区不同，在进行整体规划时存在不少障碍。因此在制定规划时不可以过分依赖单一方专家论证分析，而必须要有各相关持分者代表的参与，进行谘询和讨论。

有分析认为，世界其它主要湾区经济都有「单核」的特征，例如纽约湾区以纽约市为中心，东京湾区则以东京都为中心，至于旧金山湾区则主要以三藩市，其次以圣荷西市为中心。至于珠三角大湾区内则有广州、深圳及香港三个主要城市，各自在人口、经济总量方面差距并不太远。如何整合各市在大湾区内协同发展及共同到海外推广将是重要课题。

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意见」)中提出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龙头，带动泛珠以致东南亚及南亚地区发展。在对中南、西南内陆地区的联系与及面向国际，辐射东南亚、南亚这个经济纽带功能上，香港与内地珠三角地区可以有分工协作。总体而言，香港作为国际商贸平台、金融中心应该继续发挥对外联系的功能，结合大湾区内联腹地的优势，提升整个湾区对更广泛地区的拉动作用。但在具体分工上，过去经验显示，不单是香港、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均希望成为区域或国际级的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各市都希望吸引国际企业及商业活动落户；各二三线城市事实上亦希望参与相关竞争，发展高增值回报的产业。

参考三藩市湾区等经济产业发展同城化发展的方向，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整体规划的目标，应在订定未来发展的宏观大方向后，然后朝着目标，通过如「意见」中提到泛珠地区要清理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推动各类生产要素跨区域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为了提供一个有利于现有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和培养新的产业集群茁壮成长的生态环境，吸引更多海内外投资者和商贸活动在大湾区内集聚，粤港应从扩大市场吸引力、优化营商环境和加强培养和吸引人才等方面加强合作，应对全球化大环境下国内及海外其它区域的竞争。

粤港澳大湾区从人口、面积、经济总量等指标比较，与大部分成熟海外湾区不遑多让，若果整个区域在市场准入、流通等方面真正做到市场融合，对吸引投资，推进高新科技和创新行业发展，以致提升大湾区作为世界级城市群都非常有利。

香港整体上可以在融资、国际运营和风险管理三方面提升功能，加强与珠三角企业合作，提升国际商贸平台作用，同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转型发展，并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挥「超级联系人」角色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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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Bay Area: A Regional Economic Assessment, Bay Area Council Economic Institute, October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