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首次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倡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自此，大湾区建设正式成为国家级发展战略。随着粤港澳的规划即将出台，大湾区城市群在亚洲地区的角色及功能受到广泛关注，特别在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愈见重要的背景下，粤港澳城市群有望透过大湾区建设与东盟十国加强经济合作，成为亚洲区内两大增长引擎。

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的经济概况

从宏观数据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两大区域经济各有不同特色，显示双方有广阔的空间发挥互补优势。

首先，东盟有庞大的市场规模。2016年，十个成员国GDP总量达到2.56万亿美元，是继美国、中国、欧盟及日本后的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此外，东盟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及生产要素，区内面积约450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高至6.3亿人，其中超过一半是30岁以下的年青阶层。由于东盟成员国发展步伐不一，区内的人均收入相对不高，2016年整体名义人均GDP约4,000美元，而且其差距亦较大。

至于粤港澳大湾区，整个城市群包括广东省9个城市（广州、深圳、东莞、惠州、肇庆、佛山、中山、珠海及江门）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大湾区总面积约5.6万平方公里，2016年GDP总量1.39万亿美元，人口总数约6800万人。大湾区的市场规模相对较东盟为小。

然而，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较为成熟，区内居民一般有较高的收入2016年名义人均GDP约20,400美元，是东盟的五倍，拥有消费能力较高的中产阶层。另一方面，大湾区是中国东南部的主要进出口基地，2016年全区商品贸易总额接近1.9万亿美元，占其GDP比重达到137%（2016年东盟对外对易总额为2.2万亿美元，占其GDP比重87%）。因此，大湾区市场有潜质成为东盟商品的主要出口增长点。

值得一提，粤港澳大湾区和东盟过去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在大湾区城市群中，广东省9个城市过去五年的实质GDP增长普遍维持在8%水平以上，而香港及澳门两个特区的经济发展成熟，其增长相对较慢。整体而言，预期大湾区未来可保持约6%的经济增长。东盟方面，区内GDP增长过去五年稳定在5%水平。随着东盟逐渐形成庞大、稳定的内部消费市场，加上各成员国的国际竞争力近年都得到大幅提升，估算东盟中期经济增长仍可保持在5%左右。

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的宏观概况

资料来源：CEIC、ASEAN秘书处，中银香港经济研究

东盟对接大湾区形成综合制造业供应链

根据发改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的框架协议，大湾区建设的一项计划是把广东构建成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实现产业向高增值的方向发展。在发展创新及先进制造业的战略下，广东将推进产业的升级转型，集中投放资源于高技术研发、产品设计、装备制造、测试、核心零件生产等高端价值链活动，并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外移（例如：纺织、服装、玩具、家具及零件组装等生产活动），这趋势将为东盟带来大量新机遇。

由于香港及澳门有超过90%的经济活动属于服务业，大湾区制造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广东九市，其中东莞、佛山、江门、惠州、中山是不同商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根据大湾区的经济结构组成，制造业一直以来对其经济贡献约三分之一。然而，自2011年开始，大湾区制造业对整体经济的权重连续多年下降，由35.8%跌至2016年的33.2%，主因是制造业的增速不及第三工业，说明区内经济正出现结构性调整。

资料来源：CEIC，中银香港经济研究

事实上，多项因素正推动大湾区制造业朝较高增值转型发展。首先，工人成本不断上涨，2016年广东制造业工人的月均工资达到784美元，比多个新兴市场国家为高；第二，新一代年青劳动力的学历及文化程度较上一辈高，他们对工作条件、工资待遇及事业发展的要求较高，不愿意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第三，国内其他城市的工资及生活条件急起直追，这吸引外来人员回乡就业，令广东出现劳动力回流的迹象。此外，多年的高速增长令广东的土地价值趋升，工业用地及工人居住的成本持续上升，令制造业的劳动力供应进一步紧张。

东盟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及庞大的人口红利，而且地理上邻近粤港澳大湾区，加上中国内地及香港都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东盟成为大湾区制造业走出去的理想地。目前，东盟多个成员国仍有较高比例的农业人口，其中越南、缅甸及老挝有超过四成人口从事农业，整体有超过2亿农民。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及城市化发展，东盟将释出更多劳动力供应。在大湾区与东盟形成区域性供应链的过程中，大湾区企业可向产业的高价值领域发展，东盟则可受惠于制造业投资所带来的工厂职位，提升民众的收入及技术水平，令双方的合作达至互利共赢。

资料来源：World Bank，中银香港经济研究

大湾区与东盟具备物流贸易中心的优势

大湾区与东盟的共同优势是其地理位置优越及拥有良好的交通基建。根据联合国《2017年年海洋运输回顾》报告，在全球货柜吞吐量前40大的港口中，大湾区及东盟合共占有10席，其中新加坡、深圳及香港更排名第二、第三及第五。此外，国际机场协会发布全球最繁忙的20大机场名单上，香港、广州、雅加达及新加坡机场在总客运量分别排名第八、第十三、第十七及第十八，而香港更在总货运量排名第一。这些数据不单说明大湾区和东盟的对外贸易活动十分活跃，同时突显出双方作为区域物流中心的枢纽地位。

大湾区建设的重点合作领域之一是要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特别是在交通基建方面，旨在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大湾区内多个新落成的大型跨境项目（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粤澳新通道）将可配合现有港口、机场、高铁及高速公路网络，令国际与中国市场的连结得到提升。再者，大湾区内需市场的增长前景乐观，其中产阶层不断壮大。这些条件有助于大湾区发展成为中国与东盟接轨的经贸平台。现时，大湾区和东盟在物流方面有空间作进一步合作，例如：双方主要的国际港口及机场可开辟新航线或增加航班数目，以促进大湾区与东盟之间贸易、旅游及投资等商业活动。

另一方面，大湾区粤港澳三方可参考东盟推动自由贸易的创新措施。自2018年起，东盟的五个成员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开始实施贸易单一窗口，并接受成员国以电子方式交换产地来源证。东盟单一窗口的优点是透过建立共同的海关平台，使得货物报关流程得以精简化、标准化及一体化，为企业减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东盟整体的贸易竞争力。大湾区涉及内地九个城市和两个特区，粤港澳可考虑东盟单一窗口的模式，以解决制度不一的限制，令区内的贸易活动得到最大的便利。

大湾区可发挥基建融资功能，配合东盟的资金需要

东盟的基建发展一直未能​​赶及其经济迅速增长的步伐，令不同基建及公共服务出现严重供给缺口。亚洲开发银行指出，东盟每年平均需要投资2,100亿美元，才能满足区内的基建需要。

多年来，东盟的基建投资缺乏增长主要是受着两大因素所致。首先，政府财政不足支持兴建基础设施的资金需要。东盟成员国虽然有充足的外汇储备，而且其政府债务比率一般比其他新兴市场为低，但1997年年金融风暴的经验令成员国严守财政纪律，使东盟政府用于发展基建的财政资源受到制约。其次，基建项目融资有别于其他金融资产类别，其规模大、投资年期长、风险因素多，因此可投资（可投资）或可贷款（有利可图）的项目需要相当高的专业要求，涉及领域包括：项目审核、设计、营运、建造、法律、保险、风险管理、企业财务管理等。东盟缺乏可投资的基建项目令私人投资难以就风险及回报进行详细评估，使其未有利用环球低息流动性大举投资东盟项目。

大湾区的对外定位是培育国际合作，发挥城市群的独特优势，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其中，香港是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及仲裁中心，广东省是内地企业、承建商及资金的集结地，这些优势可协助大湾区打造成为东盟的海外基建融资中心。透过政策上的相互协调及合作，大湾区可开拓基建项目融资的相关产业活动，包括：提供全面的基建评估服务、解决基建项目风险及回报不对称的问题、就不同阶段的基建项目提供融资建议、发挥中介作用等，这些功能将有助东盟市场与内地及国际投资者进行对接。可见，大湾区的专业人才及平台角色已具备良好基础，为东盟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使基建资金得以到位。

大湾区与东盟有潜质共同发展创新科技

随着资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大湾区城市群与东盟成员国可突破双方在发展水平及人均收入的差异，在创新科技及数字经济方面加强合作，以进一步发挥各自市场的人才资源及市场规模。

近年，流动互联网及智能手机在东盟日渐普及化，为区内初创企业带来大量增长空间，使其规模不断壮大，并向国际市场扩张业务。享负盛名的初创企业包括：召车平台抓斗及GO-JEK，电商平台Lazada及Tokopedia、一站式旅游服务网站Traveloka、时装网店Zalora、拍卖平台Carousell等，部份企业更已在香港及内地开设据点，说明东盟初创企业的实力不容小觑。

大湾区建设的一项合作目标是要发展创新和科技事业。在创科领域上，大湾区和东盟可推动多方面合作，以提高双方的效率及培育经济增长的技术元素。首先，双方可建立一个创新资讯平台，透过举办研讨会、企业互访、投资配对、工作坊等活动，促进业界的交流及资源共享；第二，双方可共同推出研究合作项目，以协助双方企业抓住数字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增长机遇，例如：中小企业可如何利用电子商贸平台扩充其业务版图、增加外国买家对自身产品或服务的认识；第三，由于大湾区和东盟两大内部市场都面对着边境及制度不一的问题，令初创企业的跨境发展受到限制。双方可加强创科政策交流，就电子商贸征税、法例监管、网络安全、知识产权、个人资料保障、资金流动等议题进行沟通及分享经验，为企业营造有利​​于创新及科技发展的营商及监管环境。

总括而言，粤港澳城市群与东盟成员国都拥有良好的宏观发展条件及较佳的增长前景。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及大湾区建设的助力下，双方可在区域制造业供应链、物流及贸易、基建融资、创新及科技等领域深化合作，以达致优势互补，实现协同发展。

近期報告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开幕式的演讲中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出发，概括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理念，明确提出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在全球经济新格局下制定的顶层倡议，突破了传统以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主题的区域合作理念和方式，通过为沿线各国提供共同受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为持续低迷的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亦为解决当前全球经济贸易困境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管道地位提供新的思路和中国方案。在“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大主线中，资金融通具有系统重要性，建立高效、顺畅的资金融通网络和布局是把“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的重要一环。

一、资金融通具有系统重要性

在“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大主线中，资金融通具有系统重要性，建立高效、顺畅的资金融通网路和布局是把“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的重要环节。

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凸显金融服务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角色。解决融资瓶颈对互联互通的挑战，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路。

资金融通与四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资金融通是实现设施联通的基础。“一带一路”战略初始阶段把设施联通作为优先领域，以运输通道的互联互通为纽带，以经济走廊为依托，率先建立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本框架。以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有利于沿线国家民生改善的专案为重点，开展了一些关键的标志性工程。根据沿线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推进国际运输大通道建设，加快发展高铁、轨道交通弥补内陆国家经济地理不足，共同编组陆运、海运、空运和资讯等立体交通大网路，带动沿线基建投资强劲增长，产生了大量的资金缺口，需要资金融通满足投资需求。

其次，贸易畅通对资金融通提出更高的要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早期收获推动了资源和能源的开发利用，进一步提升沿线区域全方位的贸易服务往来，不断加强区域内的投资和贸易合作。估计未来十年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年均增长将超过10%，双边贸易额将增加到近3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也将提升到三分之一强。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都离不开资金融通的支持。

第三，资金融通的发展与政策沟通息息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法规政策不相容、地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文化宗教冲突、恐怖主义等风险因素，加强政策沟通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的重要保障。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商业机构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加强沟通磋商，充分发挥多边、双边、区域、次区域的合作机制和平台作用，寻找更多的利益契合点。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动力源泉。只有加强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才能通过经济合作促进沿线共同发展，打造牢固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目前，民心相通在沿线国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在一些国家的推进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事实上，“一带一路”所秉持的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体现了「和、敬、亲、融」、天下大同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亚洲国家 「多元一体、和谐共赢」的新地区主义理念相一致，是民心相通的根本所在。

二、进一步增强“一带一路”多元化融资体系的服务能力

为满足“一带一路”的融资需求，中国主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主要的资金平台，以多边开发机构形式为丝路建设注入大量流动性。此外，多种类型的区域性金融机构陆续加入“一带一路”资金平台，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资金平台的代表性。

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专案提供17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40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

新的多边机构专注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基建融资，与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实现功能互补，正在成为一个新的重要的国际融资及金融服务平台，为沿线的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援，推动改善区域基础设施，推进互联互通。

本次会议决定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新增3800亿元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

“一带一路”多边金融机构将同世界银行及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合作支援“一带一路”专案，同有关各方共同制定“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等新型多边开发平台在不断加强自身资金实力的同时，也在充分发挥市场引领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三、 运用市场手段，完善“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

把“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其中，推进“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模式的创新，完善“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将为中国金融业在丝路沿线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广阔的空间。

中国金融机构为满足「走出去」企业的金融需求，加快在沿线国家开设分支机构，提高投资、融资项目的成功率，及时把握其海外并购、资本运作、对外直接投资等业务机遇，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解决方案，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未来，可以在以下五个方面加以深化。

（1）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

该措施将进一步完善现有涉及“一带一路”的金融产品体系，提供新的币种选择，以银团贷款、专案贷款为主体，向沿线国家基建项目提供融资。以基建投资为切入点，实现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扩展全面发展的空间范畴。

未来相关金融机构将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一带一路”金融服务手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富，石油、天燃气储藏量大，开发价值较高，石油化工、冶金及深加工、采矿、机械制造和电子等产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已与多个国家签订产能合作协定，一大批重点专案纷纷落地，中方设立的各类边产能合作基金已超过数千亿美元，并将派生出众多金融业务的需求，为融资模式的创新提供有益的补充。

（2）引入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打造全新融资模式

充分利用PPP模式及银团贷款和发行基建债券等方式，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向丝路沿线国家的各类基建项目提供融资。除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多边机构提供资金以外，“一带一路”建设仍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为保证资金持续性就必须拓宽金融合作，构建强有力的投融资管道支撑。

（3）打造服务“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园区及经济走廊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作为推进“一带一路”的平台，中国相继在东盟、中亚、南亚、中东欧和边境地区共设立了多个产业园区。对于政治环境友好、基础设施具备一定条件、产业聚集达到一定程度的园区及入园企业，中国银行业可以以提供授信支援为核心，制定完善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为其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和多样化的资产配置工具，包括兑换平盘、同业拆借、银行间债券投资以及日常资金清算中的跨时区服务等多个方面。

（4）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

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金融市场体系，吸纳沿线成熟的投资专案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市，发行基建债券和基金等产品，打造国际化的融资平台。拓展亚投行、丝路基金与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合作的可行性，继续提升综合营运和融资能力。

近期可以加快推动区域债务工具市场发展，推动亚洲区域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以完善“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网路体系。通过支援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及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强化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构建具有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和良好的风险分散机制的投融资管道，从根本上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的资金短缺和融资不足问题。

预计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对“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近万亿人民币的资金支援，并通过同有关各方共同制定“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进一步提升各类机构满足“一带一路”融资需求的能力。

四、聚焦关键货币，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的稳定地位

“一带一路”倡议在聚焦关键通道、关键城市和关键专案的同时，在金融层面，也应聚焦关键货币。加快推动“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有机融合，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使之成为区域关键货币，以有效弥补“一带一路”沿线普遍存在的流动性不足，为丝路沿线各国提供流动性支援。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金需求庞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增加人民币的使用，提供更多人民币计价和投资工具，可以推动沿线金融市场的发展。2017年一季度中国对外投资额为205.4亿美元，同比下降48.8%。其中，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合计29.5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14.4%，同比上升5.4个百分点；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952份，完成营业额143.9亿美元，占总额近「半壁江山」。显然，中国资本大量涌入“一带一路”沿线，为推动人民币在当地市场使用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目前，人民币主要用于基建项目贷款以及清算、结算等服务。预计随着沿线经济增长及财富积累，各类机构、企业和个人持有多元化人民币资产并进行人民币资产管理的需求将陆续涌现，对人民币的需求将转向离岸市场拆借、离岸债券、汇兑交易和理财产品与套保工具衍生品等财资业务。

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使用，亦应探讨建设能源金融市场体系的可能性，以实现能源产业和金融行业的融合来应对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大幅度波动的挑战，提高能源安全，幷寻找机会发展石油人民币，扩大人民币在石油定价及交易中的使用。

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显然，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是为解决现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制度性缺陷提供新的公共产品和解决方案，随着中国与全球金融体系融合的加深，中国需要在维护和保持全球金融稳定方面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随着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后的制度性红利逐渐释放，人民币市场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各国央行和主权机构增持人民币资产的意愿将有所增强。人民币成为“一带一路”区域关键货币将有助于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鄂志寰,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