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
前海创新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所 杨秋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之前,中国就一直与东南亚,尤其是东盟各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随着2015年底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成,这个有着6.4亿人口的全球第七大经济体将会带来一个拥有广阔发展潜力的大市场。东盟经济共同体日趋成熟的经贸发展正好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基础,而"一带一路"倡议也将东盟各国界定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和优先地区。可以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东盟经济体的贸易市场都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东盟经济体对其各国成员的经济贸易状况改善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其成员间的经济贸易状况依然呈现出严重分化的状况,而东盟成员国与中国的贸易总量也十分不平衡。
从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在东盟各国的非金融类对外贸易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和中国的贸易额占中国-东盟总贸易额的95%以上,而中国与缅甸、柬埔寨、文莱和老挝的贸易额不足5%。
世界银行的经商指数也从侧面佐证了东盟各国在贸易发展上的不均。从2015年与2016年的经商指数数据来看,缅甸、柬埔寨、文莱、老挝在经商环境上有些许改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的经商指数在合理的波动范围内。泰国受其国内政局不稳的影响,经商指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如果从经商指数的排名来看,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贸易环境良好,位于世界前列。印尼、缅甸、柬埔寨、文莱、老挝的贸易环境虽然依然处于靠后的位置,但相比2015年已有小幅改善。越南与菲律宾的排名有小幅下滑,而泰国的排名下滑非常严重。
目前,"一带一路"已经确立了六大经济走廊,其中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恰好覆盖了东盟沿线各国。因此,在"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发展导向型的战略下,如何处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投资贸易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企业趋利的天性,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直是中资企业的主要贸易投资地,但是这两个国家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基础建设需求较小。
泰国、菲律宾和越南在投资上需要考虑到各国的政治风险。泰国近些年政局的持续动荡给整个国家的经商环境蒙上了一层阴影,而菲律宾和越南也在南海问题上正在与我国进行政治角力。
文莱作为一个富裕的小国,拥有良好的贸易基础。但其主要贸易伙伴为日本、韩国和东盟各国,且企业间竞争十分激烈。国内企业需要仔细考量其市场的进入难度。
柬埔寨、缅甸和老挝都还是传统的农业国,与我国贸易往来较少。虽然这三国看似在投资贸易,基建合作方面潜力巨大。但是其落后的市场条件,不完善的法规与金融市场难免对企业的发展形成制约。而且,在中国对柬埔寨长期进行经济援助的情况下,在项目谈判中如何权衡中国,合作国与第三方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由于东盟与我国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确实拥有良好的投资贸易优势。但东盟各国千差万别的经济,政治形势也注定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多方利益权衡的过程。面对我国政府与企业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如何更好的协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是每个经济走廊都会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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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华总商会月刊《商荟》
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可通过其地理位置、开放的经济体制、广泛的人脉网络和专业服务与国际接轨等多方面优势,在配合“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响应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第15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早前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工商翘楚及专家学者集思广益,共同探讨如何透过“一带一路”积极推进国际合作。本会会长蔡冠深应邀担任论坛的主题演讲嘉宾,深入剖析香港在“一带一路”之下如何发挥独特的优势和功能,并就与内地企业联合“走出去”提出一些看法。
香港联系人角色难取替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家已先后跟沿线经济体签订多项基建合作协议,这些国家不少都是发展中国家, 缺乏资金发展基建,蔡冠深认为,香港正好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通过企业发债、上市集资、银团贷款等,为“一带一路”的基建项目提供融资安排。他相信,随着“一带一路”不断发展,未来使用人民币交易和投资的情况将越来越多,香港作为境外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可善用庞大的人民币存量,为沿线的投融资项目提供更多元化的人民币金融和财务配套服务。
金融以外,专业服务管理和支援亦有助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发展。蔡冠深指出,香港的会计、法律、建筑、项目管理等专业服务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可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支持,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将内地的产能沿“一带一路”投放到国际市场。
他举例,香港的铁路营运发展成熟,除提供本地铁路服务,也有参与内地及海外的铁路营运或管理,加上香港的铁路营运特色,是将铁路系统融入商业地产项目(如办公室和商场)作综合发展,能为项目长远营运提供足够资金。香港在交通营运管理的先进经验,不但能促进区内人流、物流互动,更可以把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产业有效地联系起来,帮助沿线基建项目持续发展,并推动国际产能进一步合作。
推动企业联合“走出去”
香港在“一带一路”除发挥金融和专业服务的“超级联系人”功能之外,蔡冠深认为,香港亦担当投资者和营运者的角色。特别是在东盟地区,港商多年来在东盟国家有着庞大投资,到 2015 年为止,港商在东盟的累计投资总额超过1.4 万亿美元,是当地主要的外来投资来源。他指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东盟与香港和内地的贸易和投资往来愈益频繁,港商在东盟地区发挥的作用将更见明显。
东盟在2015 年底成立“东盟经济共同体”,进一步推进东盟十国经济一体化发展;美国新总统就任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出现变数,这为中国牵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亚太自贸区,或带来正面推动。
蔡冠深表示,这些提倡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框架将为香港、内地和东盟企业深化合作提供机遇。但他亦指出,虽然港商在东盟地区拥有良好网络,但毕竟大多是中小企业,相反内地企业规模庞大、生产能力高,如能配合港商在产品研发设计、市场推广、开拓销售渠道等领域的优势,定可携手 “走出去”,在东盟寻找更大商机。
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中心”
近年跨境电子商贸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与创新发展的新动力。蔡冠深预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贸往来频密,区内中产壮大,网络覆盖率进一步提高,网上消费将更为普遍。目前,东南亚市场已成为互联网巨头包括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拓展海外市场的战略据点。
蔡冠深期望,香港与内地和东南亚企业能加强电子商贸领域的合作,携手拓展东南亚电商市场。他并曾向中央提议把支持香港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中心”纳入国家规划,将可带动内地和香港物流业升级,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产业更紧密地合作发展。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
香港作为国家联系世界的 “南大门”,是海上丝路的重要节点。蔡冠深强调,要全面发挥香港的功能和地理优势,加强跟周边的广东和澳门合作非常重要,因此他力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以配合“一带一路”发展的观点。
蔡冠深指出,他一直支持粤港澳必须加强合作,才能把三地在“一带一路”发展中的优势最好地发挥出来。他在去年政协提案,便建议加快推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把三地的功能和定位分配好,例如广东负责高端产业发展、香港提供专业服务、澳门发展特色商务旅游,把整个湾区从广州、前海、南沙、横琴到香港、澳门连在一起,彼此优势互补,并通过“一带一路”部署,更有效地与内地企业共同“走出去”。
蔡冠深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经贸潜力,足以媲美日本的大东京湾、美国的纽约都会区和三藩市湾区,更可透过广东自贸区建设加强粤港澳企业合作,提升不同行业在“一带一路”的参与程度,长远更可以推动大湾区与东盟地区进一步接轨。
香港既是国际城市,如纽约和伦敦,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蔡冠深重申,香港应当发挥背靠祖国和“一国两制”的优势,配合国家在基础建设和实体产业的硬实力,再加上香港在金融及专业服务等方面的软实力,定能在“一带一路”的拓展过程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与内地企业一起开拓千载难逢的商机。
原文刊载于香港中华总商会月刊《商荟》2017年1月号,请按此阅览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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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期积极增加对泰国的投资,让两国携手实现共同经济目标。

泰国《东部经济走廊法》今年5月正式生效,为实现「泰国4.0」发展策略写下重要一页。近年,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支持世界各地基建发展,促进国际贸易融通。自2017年起,泰国政府连番推出措施,让国家经济策略与「一带一路」接轨,而「泰国4.0」计划预料也会与「一带一路」产生相辅相成的作用。同时,两国经贸往来日趋频繁,也让双方合作的官僚阻力大幅减少。
上月,泰国总理巴育在官方发言中特别指出东部经济走廊计划与「一带一路」产生的协同效应:「东部经济走廊计划应与『一带一路』紧密连接,也要积极配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甚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区域倡议,为各方缔造双赢局面,合情合理,绝对毋庸置疑。」
中泰两国为促进双方合作的协同效应,发挥最大效益,同意携手成立经济发展组织,一同探讨未来路向。今年6月22日,第一届中泰智库论坛于北京举行,主办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论坛云集两国80多位资深学者及高级政府官员,讨论落实上述经济计划的最佳方法,以产生互惠互利效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在论坛结束后表示,泰国的发展策略提倡创新,与「一带一路」的目标十分脗合,而中泰两国都同样期望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推动工业升级转型。
高培勇认为,基建、电信、数字经济、能源及互联网技术是中泰双边合作的五大领域,也是两国未来至少5年的优先合作重点。
泰国东部经济走廊计划的发展重点,是在北柳、春武里及罗勇等东部3个府发展5个经济集群。其中,东部空港城是现时的优先发展项目之一,主要目标是提升乌塔保国际机场,并加建更多设施,以满足更庞大的客运需求。现时,到访泰国的旅客中,内地旅客数目居首。
东部经济走廊计划另一核心项目是于罗勇府旺川谷(Wangchan Valley)发展一个大型研发园区,即东部创新经济走廊,随后再发展其他项目,包括泰国数字园、智能产业园及合美乐东海岸工业区第四期等。泰国政府计划兴建多条铁路,并扩充空运货站及强化港口设施,为这些园区提供完善配套,促进持久发展。
现时,中国在东部经济走廊计划的落实过程中担当重大角色,包括运用「一带一路」资金牵头兴建一条以曼谷为起点的高速铁路,经老挝连接至华南地区。另外,截至现时为止,超过80家内地公司已在泰中工业园设立生产设施、研发中心或营运枢纽。
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已对东部经济走廊计划投资超过300亿美元。随着中泰两国各自的发展策略进一步互相配合,未来数月中国对泰国的投资额料将继续上扬。
特约记者 Geoff de Freitas 曼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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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宋爽
随着11月29日李克强总理结束对匈牙利正式访问,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又上层楼。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机制已建立五年有余,合作力度不断加大,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跨区域合作机制。五年来,中国企业对中东欧16国的累计投资从30亿美元增长到90多亿美元,中国从中东欧国家进口农产品的年均增长率超过10%,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匈塞铁路、波罗的海高铁等一批标志性的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启动。作为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支撑,金融合作在"16+1合作"平台下也稳步推进,并取得丰硕成果。
一、五年来金融合作硕果累累
金融合作一直是"16+1合作"的重要方面,在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就确定了设立总额100亿美元专项贷款、发起设立"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和探讨货币互换、跨境贸易本币结算等三项重要的金融合作举措。此后,每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时都会继续强化金融合作,使双方的金融合作进一步拓展至互相投资对方银行间债券市场、在中东欧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成立中国─中东欧国家银联体等多样领域。如今,"16+1合作"机制下的金融合作已经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投资基金、货币互换与本币结算、多边开发性金融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取得显着进展。
在金融机构互设与合作方面,中国银行已先后在波兰华沙、匈牙利布达佩斯和捷克布拉格等地设立分行,在塞尔维亚设立分支机构;中国工商银行在华沙和布拉格设立分行,并于2016年11月成立中国-中东欧金融控股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也在华沙设立分行。此外,中国银联与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于2017年1月合作发行了匈牙利福林、人民币双币芯片借记卡。与此同时,中东欧国家金融机构也开始进入我国市场,匈牙利储蓄商业银行就于2017年10月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
在投资基金方面,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一期顺利展开,并启动二期基金募集。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主发起人,有限合伙人还包括匈牙利进出口银行等中东欧国家金融机构,重点支持中东欧16国基础设施、电信、能源、制造、教育及医疗等领域的发展。一期基金于2014年年初正式运营,封闭金额为4.35亿美元,已在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展开投资。在本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宣布二期基金已完成设立,募集资金10亿美元。
货币互换与本币结算也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金融合作的重点方向。在货币互换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在2013年9月分别与匈牙利央行、阿尔巴尼亚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此后又于2016年6月与塞尔维亚央行签署中塞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6年9月与匈牙利央行续签中匈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本币使用方面,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于2015年6月获准担任匈牙利人民币清算行,成为中东欧地区首家人民币指定清算行。
在多边开发性金融合作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一直是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重要平台。继2016年6月波兰成为亚投行正式成员后,罗马尼亚于2017年5月成为意向新成员,匈牙利则于6月成为正式成员。此外,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倡议设立的"中国-中东欧银联体"也于2017年11月正式成立,国开行将提供20亿等值欧元开发性金融合作贷款。在此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14家中东欧国家金融机构与国开行签署合作协议,加入中国─中东欧银联体。
在金融监管合作方面,我国各级监管部门与中东欧多国相关部门达成了监管合作协议。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捷克国家银行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银监会与捷克中央银行、立陶宛中央银行、匈牙利中央银行、波兰银行监管委员会等主要中东欧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签署了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和监管合作协议,中国证监会与罗马尼亚国家证券委员会、立陶宛银行、波兰金融监督管理局等签署了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外,2015年5月在上海举行了中亚、黑海及巴尔干地区央行行长会议组织第33届行长会,2018年还将在布达佩斯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央行行长会议。
二、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辅相成
虽然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机制的建立早于"一带一路"倡议,但是如今二者已经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正如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的,要将"16+1合作"打造成"一带一路"倡议融入欧洲经济圈的重要承接地,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率先在中东欧落地。在此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的讲话中,李克强总理强调了做大经贸规模、做好互联互通、做强创新合作、做实金融支撑和做深人文交流五个重要合作方面,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内容一脉相承,异曲同工。
一方面,"16+1合作"逐渐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杆",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推动和示范作用。由于地处"一带一路"北线远端,中东欧国家虽然经济制度稳定、营商环境良好,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却常常面临着鞭长莫及的窘境。"16+1合作"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了重要的跨区域机合作机制,不仅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东欧次区域展开,还能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产生示范效应。就贷款和投资基金而言,在“16+1合作”平台上提出的专门面向中东欧国家的100亿美元专项贷款和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就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向中东欧国家金融支持机制不足的问题,推动了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绿色经济项目的开展,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标杆项目。就债券市场而言,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在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熊猫债,占据目前在中国发行熊猫债的三个"一带一路"沿线主权国家的两席,对沿线国家进入我国债券市场融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起到示范作用。此外,"16+1合作"机制下推动的货币互换、开发性金融和金融监管合作,都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资金融通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已经逐渐成为"16+1合作"的战略支撑,对"16+1合作"机制深化带来机遇、提供支持。"16+1合作"作为中国开展的众多跨区域合作机制之一,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迎来新机遇,金融合作的理念和形式不断创新。例如,2016年11月工商银行设立中国─中东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并将发起设立100亿欧元的中国─中东欧基金,以弥补双方产能合作的融资短板。2017年11月,国开行牵头发起设立中国─中东欧国家银联体,成为"16+1合作"框架下重要的多边金融合作平台,国开行将提供20亿等值欧元开发性金融合作贷款。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部分金融资源也被用于支持"16+1合作"机制。2016年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里加纲要》中就指出,鼓励包括丝路基金在内的中方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与合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提供金融支持。2017年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达佩斯纲要》则进一步提出,欢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设立"一带一路"专项贷款、丝路基金与欧洲投资基金推动设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将相关资金用于中国─中东欧国家有关项目。
三、继续深化“16+1合作”金融机制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机制已经搭建起良好基础,取得了丰富成果。展望未来,双方应基于各自的优势和需求,继续推进互利共赢的新型多双边合作关系。在金融层面,中国应与中东欧国家一起继续创新合作方式,整合各类金融工具,建立更加全面、深入的金融合作机制。
首先,加强对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的金融支持。"深化经贸金融合作"是此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主题之一,足见经贸合作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在与中东欧国家贸易中都处于绝对顺差优势,未来“平衡发展”必将成为双方贸易合作的主题。随着中国加大对中东欧国家在农业、食品、饮料等优势产品的进口,我国金融机构可积极凭藉多年来在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等方面积累的服务经验,促进中东欧企业对中国的贸易便利化。同时,根据双方国家贸易拓展进程,适时扩大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货币互换和人民币贸易结算,鼓励中资银行在中东欧国家设立更多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心,以降低汇率风险。此外,为服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企业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资活动,应鼓励双方金融机构互相进入开拓业务,并加强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的建立。
其次,扩展对中国─中东欧国家互联互通的金融支持。李克强总理在此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指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中东欧国家重要发展议程,也是"16+1合作"的优先方向。目前我国对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主要通过银行贷款和投资基金予以支持,下一阶段可进一步拓展资本市场对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支持,以引入更加多元化的资金,分散风险。一是继续支持中东欧国家和企业到中国发行熊猫债,鼓励融资主体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欢迎中东欧国家和企业利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丝路债券,特别是开展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券融资,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债券市场融资机制的完善。三是发展中东欧国家债券市场的项目债融资机制,推动"16+1合作"下债券市场联通,鼓励在中东欧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中资企业发行项目债。
最后,强化双方在多边开发性金融领域的合作。开发性金融应在跨区域合作中发挥先导作用,因此下一阶段可继续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多双边开发性金融合作以及区域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第一,落实中国-中东欧银行联合体的作用,加强国家开发银行与匈牙利开发银行、立陶宛公共投资发展署等中东欧国家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多双边开发性金融合作。第二,加强亚投行与中东欧国家及相关区域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欢迎更多中东欧国家加入亚投行,推动亚投行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区域开发性金融机构展开合作。第三,促进丝路基金和欧洲投资基金的合作,尽快落实双方在促进共同投资框架备忘录中提到的“中欧共同投资基金”,以支持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小企业与中国对接合作。
原文刊载于《财经国家周刊》2018年第3期,请按此阅览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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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礼德齐伯礼律师行高级律师刘洋
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7年12月14日签署了《关于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安排》),是香港进一步参与「一带一路」的蓝图。
《安排》明确表示支持建立香港成为国际法律枢纽和亚太区争议解决服务中心,从而为「一带一路」提供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为切实落实《安排》下的政策及一系列针对香港的优惠政策,香港特区政府与法律界亟需商讨以制定具体措施。因此,香港未来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把握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优惠政策,充分利用香港高度自治的优势,吸引更多内地和海外企业使用香港的法律和争端解决服务处理与「一带一路」有关商业交易引起的争议。
鼓励中国企业选择香港作为争议解决地点
随着贸易全球化和「一带一路」不断发展,跨境交易更加活跃。因此,与跨境投资和国际贸易有关的争议数量将相应增加。试想像一宗交易中,一方是中国企业,另一方是海外企业,海外企业总是会找海外仲裁机构解决潜在的合同纠纷,因为海外企业普遍不理解内地的法律制度及仲裁机构,对它们亦缺乏信任。相反,中国企业也不愿意到海外解决争议,还会担心法律费用高昂。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作为中国唯一的普通法管辖区,受到《基本法》的保障,地理位置独特,东西方文化融合,无疑是可为各方接受的理想仲裁地点。
随着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讨价还价的能力逐渐增强,「留在家中」处理跨境投资和交易争议是必然的选择。因此,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建立跨部门工作组,积极与负责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沟通的国家部门和组织建立合作机制。工作组应以向各类中国企业推广香港的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为目标,鼓励这些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商业争议的仲裁地点。
为香港的仲裁裁决在内地获承承认和执行提供条件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预计内地及自由贸易区将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及外商独资企业落户。根据中国现行法例,若两家公司同意在海外进行仲裁(包括香港),相关仲裁裁决很可能不被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文件,为「一带一路」提供司法协助和保护。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提到,支持「一带一路」各方解决争议。因此,香港特区政府应与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内地部门进行磋商,提出相关司法解释,确认在上述情况下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执行不会受到影响。若能成事,将吸引更多的商业合同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点,因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地位,同时有助改善中国内地的整体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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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师会理事会会长苏绍聪
2017年12月,香港特区政府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署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安排》)。
《安排》突显了香港在特定重要领域的独特优势,勾勒了香港在「一带一路」长远发展中的角色。《安排》中的26项条款,详列了中央政府在金融投资、基础设施和海事服务、经贸和争议解决方面向香港提供的支持和合作机遇。
香港拥有所需人才和专业知识,因而在「一带一路」中担当重要角色。香港将作为超级平台,协助跨境限制投资活动、基础建设项目融资及实施管理(包括谘询、项目监督、维护、保险、环保)等。《安排》鼓励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与香港企业合作,以香港作为迈向国际的平台。《安排》亦包括进一步向香港开放内地市场和加强《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条款,并支持香港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作为双向开放平台,便利国际及内地投资者进出大湾区城市。《安排》确认了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海运和航空服务以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
《安排》亦为香港未来参与「一带一路」设定了方向,将影响未来数个世代。随着发展的推进,对专业服务的需求将会增加。法律界必须作好准备,适时把握机遇。
然而,有指香港特区政府往往只着重法律专业的争议解决能力,其宣传偏重仲裁服务,但除了仲裁外,香港律师提供的服务涵盖资本市场、银行金融、并购、房地产和建筑、保险、航运等诸多领域。《安排》的主要措施显示,在许多这些领域,法律服务支援将需求殷切。
每当有合适机会,律师会均向国际社会推广香港提供的全面法律服务。此外,考虑到「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大部分属跨司法管辖区,律师会将推出更多跨境交易培训课程,让我们的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技能。
此外,律师会一直致力加强香港作为世界级法律服务提供者的品牌形象。这涵盖各方面的工作,包括通过对会员进行相关有效培训,以保持专业水平,及与其他司法管辖区分享我们的专业法律培训。
「一带一路」为各新兴经济体的法律服务市场带来了巨大机遇。律师会一直致力开拓这些新兴市场,向它们推广香港律师提供的优质服务。2017年5月12日,律师协会召开了首届「一带一路」论坛,吸引了650多人参加。论坛为会员创造平台,向海外司法管辖区的潜在商业伙伴展示他们的能力和建立联系。在会议期间,来自24个司法管辖区的39个律师协会共同签署了《香港宣言》,承诺致力推动法律界的利益,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商机。
今年,律师会将于9月28日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主题为「人工智能、区块炼和云端」。科技浪潮已席卷全球,以至法律和道德要求可能因科技创新而被忽略。2018年论坛将重点关注建设智慧型「一带一路」的法律和道德挑战。一如去年,2018年论坛亦将邀请「一带一路」沿线的海外同业参加,让会员扩阔网络,与海外同业建立联系和进行专业交流。2018年论坛的详情将适时公布,有兴趣参加者,请记下这个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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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图存有疑虑,令「一带一路」项目在东南亚的开展受阻。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的进展不如在南亚及中亚般顺利,原因之一是南海局势持续紧张,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图存有疑虑。
现时,东盟10国一方面关注中国在南海的政治意图,另一方面又期望进一步加强对华贸易关系。外界普遍认同,东南亚可以受惠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项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由现在到2020年,东南亚需要投资1万亿美元发展基础建设,才能保持现有的经济增长水平。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力说明一带一路倡议面对的挑战。他认为,中国招揽东南亚国家的工作做得不够多。相反,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却有增无减。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新加坡—昆明铁路就像一个试验场。这条高铁路线将贯穿老挝、泰国及马来西亚,以新加坡为终点,全长逾3,000公里。不过,至今工程进展并非如中国所愿。
老挝段的兴建工程已经延期。由于老挝未能负担70亿美元的工程费用,因此很可能由中国全数支付。泰国方面,谈判已经中断,现在泰国政府只愿意兴建部分路段,不会延伸到老挝边境。而且,泰国打算自行融资,拒绝中国参与。
新加坡—马来西亚延线的工程合约将于明年决定花落谁家,现时以多家中国及日本公司呼声最高。不过,一些东南亚国家不满中国要求过分,融资条件不利。2014年,缅甸以兴建工程会影响当地环境为由,退出铁路项目。
印尼亦出现类似情况。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总值51亿美元,被视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初步成功的例证,但现在也许需要更多资金才可完成工程。此外,印尼不满中国渔船闯入该国水域,但已尝试低调处理,表示纯属「海洋资源争端」,以免令中国投资者却步。相比之下,菲律宾的态度较为强硬,主要原因是中国并非主要贸易伙伴。现时,在东盟成员国之中,菲律宾和越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背后意图疑虑最大。
新加坡在南海不涉及直接的利害关系,依然十分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今年3月,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十分重要,有利加强与中国及邻国的联系。
陈振声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大量机遇,让新加坡以至广大东南亚地区的商界与中国加强合作。中国与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地区越趋融合,合作越多,对东南亚乃至全球经济越是有利。
今年,中国与新加坡签署了多项备忘录。4月,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签订备忘录,向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中国和新加坡公司提供300亿美元。现时,两家机构正与约30家公司商讨基建及电讯发展项目。
在6月,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与中国工商银行签署另一项备忘录,提供900亿美元支援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新加坡公司。
特约记者 Ronald Hee 新加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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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刘遵义
摘要
粤港澳大湾区内一共有11个城市——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惠州和江门。2016年大湾区的总人口为6千8百万,总境内生产总值 (GDP) 为1.39万亿美元,而人均GDP为20,412美元。英国现时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人口与大湾区相若,而GDP则差不多两倍于大湾区。以大湾区经济现时增长的速度,十年最少可以翻一番,大湾区经济规模在十年后应可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大湾区内城市各有所长,应当迈向经济一体化,才能高效利用它各个城市的资源,充分发挥它们的潜力和经济互补性,实现规模报酬,协调各城市各自专门化、分工协作与有序发展,避免重复建设与恶性竞争,构造正和与多赢局面。要组合大湾区的经济,应当考虑在区内成立试点自由贸易区,先行先试。经济要一体化,就必须做到在大湾区内四通。就是:货物与服务流通、人员流通、资金流通与资讯流通。大湾区内的基础建设,应当都可以相互共用。港深齐心协力合作,可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球创新、创投与融资中心。大湾区最终可成为一个超巨型的国际大都会,而届时人均GDP也会超过4万美元,进入发展经济体行列!
1.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内一共有11个城市——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惠州和江门。2016年大湾区的总人口为6千8百万,总境内生产总值 (GDP) 为1.39万亿美元,而人均GDP为20,412美元。现时大家都很关心中国能否脱离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大湾区早已经超过中等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了。粤港澳大湾区内11个城市各有所长,但需要协调,多元分工与有序发展,避免重复建设与恶性竞争。大湾区的总和大于其所有部分的总和。这不是零和游戏,一定可以做到正和与多赢!
香港基本上已经没有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但拥有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可以为大湾区培养科技、工程与医疗人才以及供应研发服务,尤其是基础研究。香港亦有强大与国际化的金融业,可以支援其它大湾区城市的政府与企业,以发行债券或股票方式,在香港筹集资金发展,以及走出去到海外投资。香港亦有丰富的创意人才,可支持创意产业,例如电影业,在大湾区内发展。
澳门是以博彩业与旅游业为主,还有会议与展览业务,但它的经济需要更多元化。
广州是广东省的省会,是政治与经济中心,有重工业(例如汽车制造业)、轻工业与服务业,也有一流的大学(例如中山大学与华南理工学院),也是广东省的运输枢纽。
深圳有非常成功的高科技企业,例如华为、中兴、比亚迪与华大基因等等,在研发方面有大量投入,也有蓬勃发展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要服务民企,但在高等教育与医疗方面,还相对比较不足。
珠海有制造业(例如电子仪器及机械),亦有可加强利用的国际机场。港珠澳大桥通车后,应当有更高速的发展。
佛山是全国出口商品的综合基地之一,产品包括家用电器、电子、纺织、塑胶、皮革、食品、陶瓷、服装、印刷、建材、铸造与机械等,主要以轻工业为主。
中山是消闲中心,港珠澳大桥通车后,也会成为香港与澳门的市郊,适宜港澳市民长期居住。
东莞正在转型过程中,从中小型轻工业转为高科技企业的后院,支援大湾区高科技产业的持续发展。中山是消闲中心,港珠澳大桥通车后,也会成为香港与澳门的市郊,适宜港澳市民长期居住。
肇庆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优秀的旅游城市,人均GDP现时较低,有大幅度增长的潜力。
惠州有电子制造业与石化工业,还有大量发展的空间。
江门是纺织服装、化学纤维、食品、皮革与纸制产品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可供应大湾区内外市场。
大湾区内这十一个城市之间,除了地理邻接之外,还有方言、文化、历史与乡土、血缘的关系,同时它们的经济互补性大于经济竞争性,应当比较容易协调合作,创造多赢。
2.愿景
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总人口为6千8百万,总境内生产总值为1.39万亿美元,而人均GDP为20,412美元。英国现时(2016年)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人口为6千5百1十万,境内生产总值为2.63万亿美元,而人均GDP为40,399美元。英国人口与大湾区相若,而GDP则差不多两倍于大湾区。以大湾区经济现时增长的速度,十年最少可以翻一番,而英国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在加上脱欧影响,大湾区到2027年就可以赶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而大湾区人均GDP也会超过4万美元,进入发展经济体行列!大湾区最终会成为一个超巨型的国际大都会。
3.大湾区的机遇与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的总和应可大于其所有部分的总和。大湾区应当迈向经济一体化,才能高效利用它各个城市的资源,充分发挥它们的潜力和经济互补性,实现规模报酬,构造正和与多赢局面。假使大湾区经济能一体化,它的增长速度会比现时更高。要组合大湾区的经济,应当考虑在区内成立试点自由贸易区,先行先试。当然,还有广东省自己本身的自由贸易区,比大湾区要更大。希望能够在大湾区里面先试点成立自由贸易区,再逐渐延伸到整个粤港澳。
经济要一体化,就必须做到在大湾区内四通。什么叫四通?就是:货物与服务流通、人员流通、资金流通与资讯流通。大家都说纽约大湾区、东京大湾区与三藩市大湾区都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榜样,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能做到这四通,没有限制,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所缺乏的。大湾区要做到全面四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除了需要所有十一个城市齐心通力合作外,也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领导和支持,才有可能做得成功,但也需要一段比较长的磨合时期(最少五到十年),假如在这段时间内能够做到四通,就非常不错了。
4.大湾区经济一体化——四通:货物与服务流通、人员流通、资金流通与资讯流通
货物与服务流通
货物在大湾区中能够自由流通,至为重要,若需要重重检查,则费时失事。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建立大湾区试点自由贸易区,引进高科技的办法来解决,让在大湾区内生产的商品,在区内可以全免关税、自由流通。准备跨境往来,从港澳到大湾区内其它城市,或从大湾区内其它城市到港澳的商品,可以预先设置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无线频率鉴定)”) 标记。RFID是一种可附在商品上的电子标记,可证明原产地,以便于在大湾区内可以自由通行。RFID亦可记载其它资料,例如价格、生产日期、适用时期、商品成分、质素验证与曾否课税等等。
港澳地区运到境内大湾区外地区的商品,可在港澳预检并预付关税,以RFID标记证明,经保税密封运输工具直接送到大湾区外地区。无RFID标记证明已预付关税之商品,在进入大湾区外境内地区,就必须完税,这是在高科技时代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从境内大湾区外地区运到港澳地区的商品,亦可以经过RFID标记证明,在内地预检并如有需要预缴法定税款后,自由进入港澳。
货物流通做成功之后,可以进一步考虑服务业的流通。在大湾区内每个城市的合格服务业经营者,应可申请到其它城市注册,提供服务,但需要完全符合其它城市的资格要求,并严格遵守其它城市的法律与规章。
人员流通
首先,在大湾区内各内地城市有正式户籍的居民,都可以向香港或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申请港澳通行证,获得批准之后,可以凭证自由往来港澳,比照现时港澳有永久居住权的中国公民,可以申请通行证,凭证自由往来内地。但这并不包括长期居留,长期居留还需要另行申请。为方便人员流通,也可考虑允许港澳居民在大湾区内各内地城市,成立香港或澳门子弟学校,也允许大湾区各内地城市居民在港澳成立内地子弟学校。现时在内地的台商子弟学校,就是先例。
其次,是资格互认,专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实行互认,标准可以用大湾区内各城市现行标准之中之最高标准,一旦获得通过,该专业人员可以在大湾区内所有的城市服务。专业可以包括工程、会计、设计、医疗、看护与法律等等,其中法律可能是最困难的,因为需要同时达到港澳与内地的最高标准。大学学位与其它学历也都可以按各城市之最高标准互认。
第三,是税负理顺。港澳与大湾区内内地城市永久居民跨境就业时,除了避免双重课税之外(但也应避免双重不课税),其它与就业有关的负担,例如“强积金”与“四险一金”,可以按该雇员之永久居留地办法处理,这样就比较简单化。(例如香港永久居民在境内大湾区任职,其内地雇主可为该雇员向香港强积金供款,而不需要供内地的四险一金。内地大湾区永久居民在港澳任职时,雇主亦可为该雇员向其永久居留地付需要的四险一金,而不须付港澳的强积金或退休金或其它不是必须的保险。)在大湾区内各城市有正式户籍的学术与研究人员,跨境在大湾区其它城市工作时,可以豁免当地(包括中央政府与港澳)个人所得税三年,只需缴付永久居留地的个人所得税,以鼓励大湾区内学术与研究人员交流、促进合作创新。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之间已有此协议。在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之间尚未达成协议之前,可能需要大湾区地方政府暂时补贴。
第四,假如大湾区人员跨境流通需要畅顺,就必须实行“一地两检”。一地两检,甚至一地多检,不乏世界先例:从加拿大去美国,是在加拿大先验证;从瑞士到法国,从欧洲大陆坐特快车 (Eurostar) 到伦敦,也是一地两检。现时假如从香港乘车经深圳湾到深圳,过境时就是实行一地两检,香港的进出口关卡就设在深圳那边。假如不推行一地两检,所有连接大湾区的跨境基建工程,成效会大打折扣,也是资源的浪费。期望“一地两检”能早日落实。
其实,“一地两检”的主要受惠者是香港居民。在“一地两检”之下,香港居民乘高铁可直接来往内地各大城市,不必在中途下车受检;不然的话,香港需要派遣官员,分驻内地各大城市高铁车站,预先检查高铁乘客之后,乘客才能上直通车赴港。另外也方便内地各大城市访港旅客,无论是商务或旅游,鼓励他们多来香港,促进香港经济持续繁荣。
此外,在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之后,可以考虑“三地车”的安排。已有粤港两地牌的汽车,如有需要,可向澳门特区政府申请在澳门行驶的牌照。已有粤澳两地牌的汽车,如有需要,亦可向香港特区政府申请在香港行驶的牌照。假如有需要控制跨境车辆流量,可以利用跨境牌照费来调整,让最有需要在粤港澳三地往来的车辆(例如大型公共汽车),能优先获得三地牌,也可考虑引进临时三地牌,只能在短时期内作一次往来使用。
资金流通
在大湾区内,应当全面实行国民待遇。跨城市投资与在本城市投资,只要合法,都一视同仁。资金在大湾区内,无论是人民币、港币、澳门币、美元、欧元或是其它货币,除了牵涉到资本帐户下资金从境内非大湾区进出大湾区时,均可随时自由流动,经常帐户下资金流动更是完全没有限制。
资本帐户下资金从境内非大湾区进入大湾区内内地城市时,不受限制,但要转到境外,就必须先存放在商业银行户口里一年以上,并需经核准后方可。就是说:在境内大湾区外的资金,转到大湾区里面,要存放一年以上,才能够继续转到境外。这是一个权宜办法,要不然,就等于全国内地资本帐户下流出境外变成完全没有管制了。同样地,资本帐户下资金从境外进入境内大湾区内内地城市时,亦不受限制,但要转到境内非大湾区,也必须存放在商业银行户口里一年以上,并需经核准后,才能再转到境内非大湾区。现款于银行入存或提出,超过十万元人民币等值,就必须登记日期、数目、来源和去处。这其实主要是倚靠高科技,就是说:每笔银行存款都有数码数据注明原始来源地、存入、转帐和提出的日期。
资讯流通
资讯一致,是经济效率最优化的重要条件。资讯在大湾区内互联网上,经过用户实名登记后,可以考虑开放,因为完全可以追踪。电视与电台新闻报导(例如天气预告),在大湾区内,经过实际负责人实名注册登记后,亦可以考虑开放。其它媒体、书籍与文化产品,经实际负责人实名注册并志愿受检合格通过后,亦可以考虑开放在大湾区内自由流通。
原文刊载于2017年8月,请按此阅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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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封小云教授预期,「十三五」将会是粤港合作的跨越期。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策略下,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的目标将促使粤港合作格局出现跨越发展。香港作为大珠三角地区唯一的全球城市,将引领珠三角「走出去」,全面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成为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封小云教授于今年5月一个国际论坛上表示,「十三五」将是粤港合作的重大跨越期。就这一观点,香港贸发局研究副总监邱丽萍相约封教授在广州中大学人馆进行访谈。
粤港合作在「十三五」是重大跨越期,原因是根据2010年广东和香港及澳门签订的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到2020年三地要合作建成一个世界级城市群的 目标。因此,在未来五年,即「十三五」时期,粤港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基本形成世界级城市群格局过程中,必须在合作模式、合作机制等要有重大跨越。
一般来说,城市群应该有两方面定义,一是这个区域内城市的空间一体化,二是城市的功能一体化。功能一体化即每个城市会有其专业功能,然后这些功能会形成互补关系。这样整个城市群就会形成不同的功能分工,每个城市承担不同的经济功能,合作形成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城市群体。
珠三角城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内已有明确的功能分工,包括将广州定位为华南地区的现代服务业中心;深圳为科研创新中心;佛山、东莞为国际高端制造业基地;珠海、中山、江门为内地先进制造业基地;惠州是石化基地等。
香港的定位应该是引领珠三角城市迈向国际的全球城市。香港在整个粤港澳城市群内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具有全球网络优势。每一个城市群都会有一个城市承担把整个城市群引导到全球网络的功能,而承担这个功能的城市是属于全球城市的定位。目前粤港澳11个城市中,包括珠三角的9个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门,唯一的全球城市就是香港,所以香港承担这个功能就是其比较优势的体现。
香港无论在国际交通,以至金融、法律服务、会计、市场推广等商用服务的国际联系水平都领先珠三角城市。通过广东自贸区制度创新,深入推进粤港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有助香港引领整个城市群与全球网络接轨,以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国务院三部委较早前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文件中,便专门提到要通过广东自贸区,充分发挥它的功能,深化与港澳合作,然后在海上丝绸之路内形成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区域,而这个区域将会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记:广东省政府于6月3日公布了《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提出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海上丝绸之路一流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交通航运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并就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贸易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物流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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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总商会《工商月刊》编辑宋海伦
古丝绸之路沿线的重大基建项目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然而,除了兴建高速公路、港口和电讯网络,该倡议也在较冷门的领域创造不少机遇。
拉丁美洲在地理上远离古丝绸之路,因此该区起初在「一带一路」的角色并不明显。
不过,自从内地去年形容该区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形势就起了变化。随着绿灯已开,拉丁美洲有望增加投资和贸易。
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解释,经济协作并非新鲜事。过去十年,随着拉丁美洲将石油、铜和大豆等各样产品出口至中国,贸易已大幅增长。
夏乐表示:「从相互依赖的角度看,不只是拉丁美洲倚赖中国,中国在某程度上也倚赖拉丁美洲的商品。因此,中国与拉美之间的相互联系在近年亦显着加强。」
政策转变
政策的转变看来会继续产生影响。中国政府就「一带一路」订下了目标,因此如要提升在出口等领域的表现,自然会积极考虑与拉美合作。
然而,中国对拉丁美洲的海外直接投资却滞后于人,远低于日本的总投资额。
夏乐说:「以往中国并没有作出太多海外直接投资,但投资现正拾级而上。」他预期能源和基建方面,以及电讯、运输、物流、资讯科技、电力、采矿和航空等领域的投资在短期内有所增长。
中央政府已推出政策,推动若干行业的投资。总理李克强提出中拉合作「3X3」新模式,合力发展物流、电力和信息。
大部分主要交易均涉及中国国有企业的重大协议,例如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收购巴西电力企业CPFL Energia,以及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购入巴里克黄金公司旗下位于阿根廷的Veldero金矿(全球最大金矿之一)之五成股份。近日活跃于区内的其他中国公司包括海航集团、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和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夏乐又指出,基于「某些政策阻力」,所指的是严控资金外流,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在投资拉丁美洲和其他海外市场时,或会面对更多困难。
「有关注指,小型企业有意将生产线迁离中国,藉此把资金移往海外。在短期以至中期,即未来数年,这些小型企业将面对中国政府规管所带来的重重压力。」
不过,这并不表示中国全面禁止资金外流。生产商如能提供合理的投资理由,当局仍会予以鼓励。
与此同时,香港企业或能找到发挥金融、法律和仲裁技能的出路。夏乐指出这情况已经发生,因为包括内地国有企业在内的公司已透过香港注资其在拉美的项目。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仍然是最国际化的营商地点,因而更容易担当『一带一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
当然,拉丁美洲市场并非单一市场。部分国家长久以来与美国建立了稳固的关系,其他国家则倾向亲近中国内地。然而,随着特朗普上台,明言收紧贸易政策,这意味着拉美态度随时转向。
夏乐说:「现在愈来愈多拉美国家开始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事实上,西班牙对外银行进行的一项研究已显示区内对中国的态度有变。「我们确实发现,拉美国家现在对中国投资的兴趣有所增加。这是个好征兆,为建立双边关系奠下良好的基础。」
总商会中国委员会主席余鹏春同样见证「一带一路」在拉丁美洲引起更广泛关注。
他说:「超过2,000家中国企业已在拉丁美洲开设业务,2017年首十个月的双边贸易更超逾2,100亿美元。该区正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而该倡议与拉美国家的发展蓝图之间的协同作用,将打开增长机遇的大门。」
他补充,随着中国推动与拉美贸易,其对发展完善的基建网络以将货物由制造中心运至南美太平洋沿岸的出口枢纽尤感兴趣。「中国投资基础建设以及农业、能源和天然资源等范畴,反映了其对于南美的重要性。」
余鹏春预期中国内地与拉丁美洲日益增加的合作可惠及香港。「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在金融与投资、基建与船运、经济与贸易协作和推广、人际联系、项目接口和调解纷争等方面,将担当重要的角色。」
未来挑战
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屈爱青谈及投资拉美或会面对的挑战。
她近日出席总商会的研讨会时指出:「一旦出现纠纷,大部分拉美国家未必有健全的法律体制以保障你的权益。」
她补充,要把事情办妥也可花上一段时间。以墨西哥为例,当地企业须在公众登记册上注册合并,合并才具有法律效力,而这个过程可能需时两个月。
不过,问题有时也未必如起初般糟糕。她表示,了解当中的关键议题及它们会否影响交易至为重要。
「我们必须强调尽职调查的重要性,除了文书工作,还要进行面谈和答问环节。」
区内政局不稳和贪腐问题亦成为投资者的隐忧。但正如屈爱青指出,这种反覆不定的情况同时会带来机遇。
她解释:「巴西一项反贪调查横扫全国,带动最新一轮的中国投资。」
该项名为「洗车行动」的调查揭发政要、国营企业和私营承包商之间的连串贪腐行为,导致一些企业破产,并迫使其他企业变卖资产。
「这个最后亦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是近年带动大量投资的动力,因为霎时间港口、高速公路、机场、铁路等统统被放售。」
绿色机遇
企业要物色「一带一路」倡议下较冷门的机遇,亦可利用他们的世界级专业知识。绿色科技便是香港企业具备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其中一个范畴。
兆丰科技设备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兆辉指出,可持续发展是众多「一带一路」项目的首要考虑。这种转变始于中国内地实施对外开放。
他说:「过去40年,中国成功扶助人民脱贫,但同时也衍生许多环境问题。」
中国已汲取教训,「一带一路」也不会沿用该模式,避免污染环境。「这也是我们强调绿色『一带一路』,即生态经济发展,而非单单着眼于经济发展的原因。」
当局对绿色发展的需求也为法律和金融专才缔造机遇,为这些跨境交易提供框架。黄兆辉亦指出,香港的枢纽角色显示本地企业具备充分的条件,能够召集所需的环球人才。
黄兆辉是工程师出身,于1991年成立工程顾问公司兆丰科技,在2000年将业务重心转至能源业。他坦承,这转变略为「过早」,但该集团凭藉其专业技能,已在越南、印尼和孟加拉等全球各地市场闯出一片天。
兆丰科技专注能源、废物管理和基础建设,「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对这些范畴都有庞大需求。该公司成功赢得多份合约,正好说明了这类提供特定专门技术的企业可享有源源不绝的机遇。
对于寻求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港企,黄兆辉建议他们需提供「顶尖,甚至超越国际水平的服务。我们要精益求精。」
至于怎样成功投得这些合约,他说:「你要在自己身处的市场中保持领先,稳守第一。」
原文刊载于香港总商会月刊《工商月刊》2018年3月号,请按此阅览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