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晏卓

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性大国已不再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议题。现有文献充分讨论了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对亚洲乃至全球秩序的冲击和影响。一些研究比较乐观地认为中国的崛起代表着"非西方世界"对美国主导下以民主和市场为金科玉律的国际秩序的反思，以及国际秩序公平化的大趋势。中国在亚洲的领导作用将促进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的转变。另外一些研究人员比较悲观地强调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对于现有亚洲格局不可避免的挑战和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安全危机和治理危机，挑战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制，以及亚洲海洋国家和半岛国家占据优势的海权。也有更多的研究介于两者之间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会大幅度颠覆现有的亚洲秩序，而是为其注入新的元素， 未来中国将成为亚洲秩序中最核心的成员，但随之而来的大国角色的调整和转换，可能引发相当长时期的动荡和磨合。这些研究广泛探讨了中国对亚洲秩序未来发展三种趋势(美国为中心的温和霸权体制；亚洲新强权的出现和正在兴起的次区域主义)的影响，并从中美和周边国家的视角分别予以政策建议。这些文献的共同点是明确了中国在未来亚洲秩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地位，以及随着中国外交愈发"奋发有为"对亚洲秩序不可避免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对中国在未来区域秩序中位置的判断往往基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能力，而直接推定中国拥有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会转化为中国对周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以实现中国在亚洲的利益诉求，比如正向地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或负向地在亚洲地区争霸。但中国所拥有的政治资源、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化为亚洲国家对中国崛起后亚洲秩序变化的认同，多大程度上可以协助中国完成其既定目标，又或者中国不断增强的国家实力是否反而成为其对周边国家影响力的负资产，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维度和答案。本文选取"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战略与周边国家对中国重回亚洲中心位置的亚洲新秩序认同为例，旨在评估中国将其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转化为影响力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一、确定中国的影响能力

1. 理论框架

社会学者基斯特赖布(Keith Tribe)在解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权力的经典论述时提出"一个行为体的权力资源可能会被利用与转化成利己成果，但未必能够完全转化或者完全得以利用"。他的论述抽象地指出了行为体实力与影响力之间存在的转化以及不对等转化关系。政治学者考克斯(Robert W. Cox)和雅各布森(Harold R. Jacobson)在其解读国家国际影响力的着作中对于影响力的定义与社会学者看法相类似，认为影响力实际上是一种"实质"(actuality)，其大小取决于被影响者多大程度可为施加影响者改变自身的行为以服务于施加影响者的目标。该定义将影响力这一抽象的概念和其模糊的衡量标准具体化，实物化。在国家层面，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于1990年将"权力"的论述延伸，提出了被广泛关注的"软权力"概念。根据奈的定义，"软权力"是"使其他人想要你想要的后果"的能力。具体而言，奈认为其所提出的"软权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感召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但他没有解释清楚"软权力"与其相对应的"硬权力"之间的界限以及两者之间的转化关系。国际关系学者吴翠玲(Evelyn Goh)在其国家影响力的文章中把"软权力"与"硬权力"衔接起来，认为权力是一种资源，而影响力则是资源的运用。而在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方面，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理论学者鲍德温(David Baldwin)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他在其着作中指出，当前衡量国际权力关系最大的缺失在于没有明确范围、重要性以及其导向的结果，而是过分夸大了权力资源对这三者的转换。相比于一般的财富和物质转移，将权力资源转化为影响力是间接的，也是不完全对等的。为了将权力资源的转化具体化，鲍德温在该文章中不仅指出了权力资源转化为实际影响力的局限性，同时将实际影响力的衡量指标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即范围、权重和主导性。

通过上述的文献综述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推论：首先国家影响力不等同于国家的重要性，衡量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并不仅仅是该国的实力和国际存在(也就是鲍德温提出的权重和范围)，而且还应包括该国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以及影响其他国家服务于本国战略的能力(即鲍德温提出的主导性)。第二，国家影响力不同于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不断增长的资源和能力并不一定会转化为该国的影响力。不同国家的国家实力转化成国家影响力的能力并不相同。国际社会中不乏以小搏大的案例。第三，国家影响力不同于国家能力(state power)(或国家影响能力)，国家能力强调的是施加影响国对于本国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等实力要素的使用和转化，而国家影响力的衡量不仅取决于施加影响方，同样需要关注被影响国家或地区。国家实力转化为国家影响力的能力不仅与施加影响国的国家能力有关，而且与受影响国的既有利益和战略息息相关。第四，一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国家"硬权力"与"软权力"综合运用的结果，很难将两者割裂。比如，经济实力就是一个介于"硬"和"软"之间的地带。

因此，本文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对于某个地区的影响力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横向和纵向分析。1) 施加影响国的战略目标与受影响国家的利益关系：与本国利益无直接相关性；关系到本国的经济福利；关系到本国的国家安全。2) 施加影响国自身的影响能力: 范围；权重；主导性。3) 施加影响国家所愿意投入的资源：威望资源；引导说服；威慑。由于同一国家在同一地区和同一时间段内的自身影响力相对比较固定，因此，第1和3项标准的六个影响因素更具变动性。理论上这六项标准可以导出9种组合，具体上实施方式和效果取决于施加影响国与受影响国双方的意愿和投入的资源。尽管很显然，与受影响国家利益关联度低或者利好的诉求，更容易实施成功，但这一理论框架依然可以验证一下三点内容：1. 表面上看来在国际事务中，综合性大国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可以使用让利、施压、威慑等方式促使中小国家服务于自身的战略或利益，但反过来中小国家同样具有相当的实力促进或者削弱大国所实施的战略规划。2. 施加影响国家投入资源的升级(从威望到威慑)是否意味着受影响国家更容易听从或屈服？3. 哪些因素是国家影响力实施的关键。

2. 中国的国家影响能力解析

结合上文的理论框架分析，本文在衡量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中，首先需要从范围、权重和主导性三个方面入手确定中国在该地区的能力。而后再根据中国在该地区欲施加影响力的意愿和受影响国家的接受度，具体衡量中国将国家资源产出为国家影响力的能力。因此，在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形塑亚洲影响力这一案例之前，先要确定中国在亚洲地区所拥有的影响能力。在本文中，范围指的是中国在亚洲国家存在的格局和延伸的触角，权重指的是中国在亚洲国家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而主导性则指的是大体上中国在亚洲国家存在的方式和引导亚洲国家服务于本国战略规划的能力。当然这三个指标本身颇具主观性且在不断变动中，但为了更好地解释"一带一路"战略与亚洲国家对中国形塑亚洲秩序的接受度这个案例，本文则假定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能力这一指标在此案例分析期间为固定的，由此为基础进一步将关注点投入到施加影响国与受影响国双方的意志和意愿。

首先，在衡量中国在亚洲影响范围方面，最先受关注的通常是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范围。一般研究认为中国已经与周边国家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这一联系改变了本区域的政治经济格局。潘峰华等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不平等的经济依赖度;贸易网络存在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在周边贸易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在亚洲地区经济比重的攀升以及与周边国家产业链的增强，其也在通过进一步推动亚洲国家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在本地区经济引擎的地位和延伸在本地区的经济触角，比如加入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成立丝路基金，设立亚投行等。钟腾飞在对比亚洲开发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亚洲的定义后认为，随着中国在亚洲经济比重的增加和中日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亚洲地缘经济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亚洲的定义不仅包括传统的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和西亚等五个区域，还包括太平洋国家，其概念更接近"亚洲─太平洋"。在安全领域，一般认为中国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其超越"东亚中心"地缘区域认知的表现，此后中国开始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纽带，参与构建地区安全机制，全面规划与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周边区域。2015年美国在其海上战略纲领性文件中首次提出"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概念，尽管这一概念隐含着美日地缘政治的观念，旨在防止中国在印度洋拓展势力，但反过来看这也反映了美国亚太同盟体系正以一种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周边地区。总之，中国根据自身的实力和发展，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逐步扩展了在亚洲地区的存在和影响范围。

第二，在衡量权重方面，从经济领域来看，亚洲国家与中国经济的紧密联系不仅提高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经济比重，同时也大幅增加了中国在亚洲国家的经济重要性。外汇储备、出口能力、吸引外资和国内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和中国制造、中国投资的突出表现也为中国在亚洲积累了大量的国际经济影响能力。在外交政策领域，大部分中国学者都同意中国的声音、意见和主张受到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重视，区域事务的处理与区域争端的解决也离不开中国的态度和协助。此外，中国在亚洲区域组织和区域多边会议中的角色和地位，比如近年来成功举办了APEC峰会、亚信峰会；通过澜湄合作补充已有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推动成立亚投行等等，不仅提高了中国对亚洲事务的参与度，更有助于中国增强在亚洲的重要性。也有学者指出近年来中国提升了周边国家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倡导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意在为亚洲发展中国家谋利，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声，这将增加了中国外交的权重。在军事领域，由于中国奉行不结盟原则，未如美国一般向盟友提供安全保障或大量的军事援助，也像俄罗斯一般向其他国家转让或出售大量军备和技术，因此中国在军事上对周边国家的权重比较有限。在政治制度和文化领域，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国内政治体制和传统文化，其独特的发展经验和传统文化智慧受到周边国家的关注。近年来，中国还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强中国当代文化的"软权力"，比如制作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乌镇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等。但毕竟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还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也不同于西方国家，因此，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权重也比较有限。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在亚洲经济、外交领域成绩斐然，但对于受影响国家来说，经济、外交与军事、政治对该国的重要性显然不同，大部分国家在两者不得不进行取舍的时候，一般会倾向于后者。这就解释了为何在中国已经成为大部分亚洲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的情况下，亚洲地区依然出现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格局。因此，经济上的成就和指标可以充分反映中国经济在亚洲的权重，但并不能简单地将之联系成中国主导亚洲事务的能力，更不能直接推定为中国的国家影响力。此外，权重带来的影响结果可以是正向，也可以是负向，比如有学者认为批评中国或者美国再平衡政策的制定也是中国国际影响度提升的体现。本文认为中国被批评是地区国家对中国外交和发展的重视，体现的是中国在亚洲的权重，而中国的影响力则应局限于事物朝着积极或者有利中国的方向发展。

第三，在主导性方面，一些学者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国内的外交和国民情绪开始弥漫着一种胜利主义的心态，不仅期望华盛顿包容中国的第二大国地位，而且希望随着中国对外实力的增加，中国可以较严厉和更容易地处置围绕中国的多个较小的麻烦制造者。但随着中国的崛起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加深，这些预期并未在短期内得以实现。根据2015年国防白皮书，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邻国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向华挑战；朝鲜半岛局势不稳定均对中国的周边安全造成不利影响。这间接显示了中国主导周边安全局势的能力有限。此外，一般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参与亚洲区域组织的议程设置能力依然较弱，甚至与印度和韩国等依然各有千秋，这与我国十四亿人口基数和国家实力并不相符，且在国际舆论中的"软权力"不足。

更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安全领域主导力的局限性也逐渐对中国的优势经济领域造成冲击。近期，美国不仅加强与其盟友的联系，更主动与东盟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并推动了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试图将中国排挤到区域治理之外，比如次湄公河倡议；美国-东盟峰会；TPP等。尽管在经济领域中国倡导的是广泛的贸易协定但还是有不少亚洲国家选择加入高标准的TPP，这其中不仅包括相对发达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甚至还包括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越南、老挝、泰国和印度等国家。这些迹象显示中国主导周边国家的能力与国家实力不匹配，不仅在其权重较弱的军事安全领域，甚至在其优势的经济领域仍然很难主导区域治理机制。

按照本文的分类将国家影响能力细化为范围、权重和主导性三个方面，那么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范围、权重与主导性之间；以及经济、外交领域的影响力与政治、军事、安全的影响力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尽管中国的国家实力使得中国在亚洲的触角延伸广泛，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中国运用这一实力设置议程，影响亚洲国家的能力仍显得不足。在这一综合判定的基础上，下文将以"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战略与亚洲国家对中国重回亚洲中心位置的亚洲新秩序认可度为例，进一步分析在中国实力与亚洲影响能力不匹配的情况下，中国作为施加影响国家对亚洲受影响国家的影响力如何，并尝试通过分析哪些因素会左右中国施加影响力。

二、"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战略分析

确定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能力后，这一部分将以"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为例，从中国的战略目标、战略手段与亚洲国家的利益关系两个层面进一步分析中国的亚洲影响力。

1. "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战略目标

2013年10月24日、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是2006年以来我国首次召开的针对外交政策的重要会议，也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个针对周边外交的座谈会。这次会议距离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仅相隔一个多月时间，充分显示了亚洲周边国家在"一带一路"这一中长期战略中被提升到与大国同等甚至更重要的位置，可以说亚洲国家是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础和关键。中国对亚洲国家实施影响力的大小决定了"一带一路"推进顺利与否。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本文认为中国构想的亚洲秩序可以具体细化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区域战略目标的扩大与完善。对"一带一路"这一历史概念的传承和超越显示了中国在强盛时期不同于西方"霸道"的"王道"治理逻辑，在现今体现了中国重拾大国地位的宏伟战略目标以及中国崛起后与周边国家利益共赢的历史经验和外交政策良意。在历史上"丝绸之路"商路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不仅展开了沿线国家的商品贸易往来，同时也由沿线国家共同保障和维护商路通道的安全。而商路通道的拓展与延伸，与中国的自身的经济繁荣和沿线国家的社会稳定密不可分。因此可以推论这一历史概念的再演绎包括了两个含义，即经济范围与运用经济实力提升影响力。一方面，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经验都集中在内部资源与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经济发展的范畴将扩大到对整个区域和经济带资源的整合和结构调整，这无疑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范围和权重。另一方面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往来是以经济为先导，外交也是以经济合作的方式为主。在现有"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为了与周边国家创造更为全面和平衡的交往模式，外交，安全和软实力等因素并重提升到与经济并重的位置。

第二，与亚洲国家关系的转变。在前两任政府执政过程中，中国的外交战略更多的着眼于大国政治与全球视野，亚洲周边国家相比较之下有些冷门。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亚洲周边国家被置于与大国同样重要位置，与大国的关系也被放置到亚洲地区内重新审视。比如，与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从以往的大国政治逐渐转变成为在亚洲多边框架下的区域关系，中国与这三国的政治经贸往来也在东盟+3，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峰会等东亚，南亚和中亚的多边框架下进行。

第三，重拾中国亚洲中心国家的位置。"一带一路"战略将中国置于亚洲泛区域关系的中心位置，但这一中心位置并非封闭和排他性的，相反中方的态度是开放和包容的。尽管美国和俄罗斯并不属于亚洲国家，但中国认可与其在亚洲周边地区共存的现实。中方一直倡导的"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是为了避免"一带一路"倡议沦为大国零和政治游戏。外交部长王毅将其解释为"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

2. "一带一路"的亚洲战略环境

"一带一路"战略于2013年提出，经过2014年广泛的宣传到2015年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中国逐步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秩序造成了影响和冲击。表一使用了ABS亚洲风向标第三波和第四波调查数据资料，用以分析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亚洲战略环境。ABS亚洲风向标第三波数据调查在2010-2012年间开展，而第四波数据调查则于2014-2016年开展，期间的民意动态变化恰好可以反映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前后，亚洲国家的民意变化。根据表一的数据，亚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在亚洲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未来十年最有希望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绝大多数亚洲国家民众支持中国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这一看法的比率有所提高。对比未来十年与现在，所有亚洲国家认为中国将成为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率都有明显大幅提升。这一趋势体现了中国在亚洲被广泛认可的影响能力，且这一影响能力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有了稳步的提升。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认为美国是亚洲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率与认为是中国的基本持平。这反映了亚洲国家对于中美在亚洲地区共存的认可，但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非此即彼地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认为美国是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率开始降低。此外，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对本地区和本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亚洲国家认为中国对本国带来积极影响的比率有所提升，而对本地区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比率反而有所下降。这几组数据的比率和趋势显示，亚洲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基本持积极的态度，认可其对本国的积极影响却对本地区积极影响存疑，反映了亚洲国家不愿错过”一带一路“战略对本国经济带来的机会同时也对这一战略对本地区格局带来的影响在安全上表示担忧。也就是说在短期内，"一带一路"战略并不能很快的改善目前亚洲"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格局。然而尽管当前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处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但在中长期看来，亚洲国家一般认为中国有希望取代美国成为本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而美国的影响力随之下降。这也意味着"一带一路"战略在中长期看来有可能有助于中国形塑以中国为中心国家的亚洲秩序。

3. "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战略手段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在形塑中国为中心亚洲秩序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战略手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历史概念的传承；国内外的连接以及大国关系的博弈。历史概念的传承主要使用威望的战略手段；国内外的连接主要使用经济引导的战略手段；而与大国关系的博弈主要使用的仍是引导，并逐步升级到主动防卫，但并未完全使用威慑的战略手段。这个三个层面被亚洲国家的接受程度决定了中国亚洲影响力-主导性方面的能力。下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分析这三方面战略手段实施与受影响国家的接受度。

首先，"一带一路"是一个历史概念，很多学者认为重提这一概念蕴含了中华文明历史上王道思想超越西方现代国际秩序维度的"软权力"。根据表一的数据，与中华文化更接近的国家，比如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和韩国，以及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马来西亚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对本地区的积极作用更为认可和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与中华文化圈文化距离较远的国家，比如菲律宾和缅甸等国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和对亚洲的积极作用认可度较低。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数据差异显示亚洲国家对历史概念的解读与中方不尽相同。部分亚洲国家担心“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亚洲秩序是中国意在恢复华夷秩序，本国恐沦为藩属国的地位。此外，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是一个强大、先进、统一的中国与一个相对落后无序的亚洲，而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却是一个正在崛起过程中的中国与一个文化身份认同各异，历史问题仍未妥善解决的亚洲。因此，使用这一历史概念形塑亚洲秩序需要处理的不仅是经济领域与亚洲国家的联动，更重要的是增强亚洲国家对中华文化圈和历史史观的认可和认同。

第二，"一带一路"战略是以中国为起点向多个方向延伸连接欧亚沿线国家。根据表一数据，亚洲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更为认可中国对本国的积极影响，但对中国对本地区的积极影响认可度有所下降。这从另外一个方面验证了很多学者提出的亚洲经济安全二元格局现象。从对本国积极影响度的数据来看，经济发展预期较好的国家，比如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对中国对本国经济影响的看法比较积极，而相反经济发展预期较差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菲律宾、蒙古和台湾地区对中国对本国经济影响的看法比较消极。这一数据趋势隐含着一个潜在的问题，尽管亚洲国家普遍认可"一带一路"战略为本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但对本国经济消极的看法也与中国绑定在一起使得中国很容易成为亚洲国家国内经济问题的"替罪羊"。

第三，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同，亚洲不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相反它已经与全球体系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尽管"一带一路"战略所形塑的亚洲秩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亚洲，且尊重传统域外大国，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一区域的存在和地位，但与中国的互联互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削弱了部分国家与域外大国固有的连接方式和联系紧密度。表一的数据显示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亚洲国家对中国对本国的积极影响度有所提升，而对本地区的积极影响看法有所下降，同时反映了亚洲对中国作为亚洲中心国家所产生的风险存在一定担忧。也就是说尽管亚洲国家对与中国战略对接有信心，对中国对本国的积极作用认可，但对与中国一道分担亚洲区域风险的模式存在疑虑，对中美在亚洲共存持怀疑态度。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战略资源投入的升级，比如在南海问题中从以往的经济合作扩大到加强区域防卫，并没有带来主导这一事务能力的增加。不仅一些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借助大国之间的博弈试图以小搏大，一些与中国没有太多安全利益冲突的国家也随着中国战略资源投入的升级对中国主导区域秩序产生消极看法。从表一数据来看，东南亚国家中，不仅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态度强硬的菲律宾和越南不认可中国对亚洲的积极作用，与中国没有领土争端的新加坡、泰国和柬埔寨在2014年以来认可中国对亚洲积极作用的比率也有所下降。

三、中国对亚洲影响力评述

中外学者的分析和民意调查数据均显示中国在亚洲具有相当的影响能力，但这一影响能力往往集中在影响范围与权重上，在主导性方面中国影响亚洲的能力比较有限。且中国在经济领域和外交领域的影响能力较强，而在政治文化和军事领域的影响能力较弱。在评述"一带一路"战略形塑亚洲秩序这一案例上，尽管在该战略提出后中国的影响能力得到稳步增强，但在影响范围、权重和主导性之间影响能力的不平衡与经济、外交和政治、军事影响能力的不平衡表现尤为突出。因为，在分析"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过程中，衡量中国亚洲影响能力的参照对象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过去的状况或者其他亚洲中等强国。这势必对崛起中的中国的国家影响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在亚太的防卫心理越发严重，认为中国在亚洲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正当行为是"强硬"和"挑衅"，通过其军事和政治话语权的优势，在亚洲国家取得了相当的影响力，削弱了中国凭藉自身实力解决亚洲事务的能力。但衡量中国亚洲影响力不单单是中美影响能力的比拼，而是对现有资源实力运用的能力的分析。因此，以案例为基础衡量中国国家影响力不仅需要评估中国的国家影响能力，而且要分析受影响国家的态度以及中国为实现战略目标所投入的资源和手段。

对于除了大国盟友之外的大部分亚洲国家来说，作为一个自主的国家行为体，其决策是基于各自国家利益权衡后的举措，而不是遵循中美任何一方的态度。这表现在对于与亚洲国家利益相对较为无关的议题，比如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些国家往往尊重中国的态度和立场。这样的尊重和支持与中国的国家实力运用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因为在中国尚未崛起的时候，亚洲国家也一贯尊重中国在内政问题上的主张和立场。也就是说在中国与美国在影响能力仍有差距的前提下，增强亚洲影响力的关键并不在于中美短期影响能力差距的缩小，而在于亚洲受影响国家的态度。就目前的数据调查结果看，中国国家实力增强后，亚洲国家普遍乐于借助中方提供的发展机会，对"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合作普遍表示欢迎。但在涉及本国政治和安全利益的问题上，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中国实力的增强，而在一些与中国有安全利益冲突的问题上有所收敛，相反一些中小国家反而表现出了更强硬的态度。如果说菲律宾等盟友国家强硬的态度是美国围堵中国纵容亚洲中小国家的结果，那么一些原本较为温和国家的强硬态度则反映了中国对亚洲国家政治安全影响力的不足，缺乏安全议题的议程设置能力和运用实力服务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能力。

针对中国实力与亚洲影响力不平衡的现象，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采取了增加威望，说服引导到主动防卫的战略手段。在稳步增加中国影响范围和权重的基础上，其"王道思想"的治理思维对于距离儒家文化圈文化距离较近的国家产生一定影响力，但对于那些距离儒家文化圈文化距离较远或者一直试图摆脱儒家影响的国家并未有足够的说服力。引导经济合作共赢的战略手段对于经济发展预期较好的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但容易被一些经济衰退的国家当作国内经济的"替罪羊"。其使用介于引导与威慑之间的主动防卫战略手段，并未随着中国战略手段的升级而产生相应的影响力，相反应该警惕这一战略手段所产生的副作用。

请按此阅览原文。

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企业融资部主管 黄耀和

在数个世纪前，丝绸之路曾是横跨古代中国与欧亚各国间通商经贸的重要桥梁；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为这条举足轻重的经济走廊赋予了全新的责任。这条现代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旨在重塑欧亚大陆经济格局，加强新兴市场的商业合作与贸易往来。

「一带一路」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组成，这两条「丝绸之路」将推动中国与亚欧邻国之间的互信，促进双方的经贸合作。

「一带一路」提出后，一连串的发展项目相继实行。其中，位于「一带一路」战略中心地带的陕西省，是推动贸易及促进文化交流的关键中枢。该省率先制定基于原产地证书的免税政策，减免了生产于或出口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品海关关税。

除政策支持外，财政支持也随即到位。2014年，中国投入400亿美元成立丝绸之路基金，用于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次年，中国再斥资400亿美元于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各国开展的基建项目提供资金援助。在「一带一路」战略诞生至今的四年中，中国积极开展多项发展项目，其中包括总长420公里的中国老挝铁路，以及耗资14亿美元的斯里兰卡港口城项目。

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迅速发展的同时，外界对战略背后的真正目标表示质疑，指「一带一路」不过是中国为求扩张自身领导力的政治手段及地缘政治产物。然而，此等指责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近期新闻大相径庭。

简而言之，「一带一路」并非外媒所指的政治工具，而是一个吸引各国共同参与、共同获利的贸易平台。「一带一路」的长期目标是开拓更多贸易往来，增加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促进文化交流。

2017年4月，一辆载满30多个集装箱的货运列车，将英国制造的产品从伦敦送往中国义乌。铁路为过往高昂的空运费用及耗时的海路运输提供折衷的形式，有助英国拓展贸易网络，这将对两年内正式脱欧后的英国经济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在促进沿线各国双边贸易合作的同时，也改变了亚洲的政治局势。今年4月，印度政府再为孟加拉国提供高额贷款── 一笔高达5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用作建设国防及重点基建项目。事实上，印度一直致力投资其基建项目，在中国宣布「一带一路」战略后，印度的竞争力更大幅提升。至今，印度已为孟加拉17个基建工程提供资金援助，项目涉及新机场和高速铁路的建设。「一带一路」的发展也促使印度表明其与地域大国竞争的胆识，以及在当今亚洲经济局势下争取话事权的决心。

最重要的是，「一带一路」的核心目标并非仅仅是基础建设项目，亦非一个纯粹的投资平台。政策的另一重点是把中国古典文学传播海外，尽管工作目前仍在起步阶段，但自2014年丝绸书香项目成立以来，中国已与斯里兰卡等地建立了双边古典文学互译的合作关系。加上中国正向190多个国家出口古典名着，可望将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沿路各国广泛传播，也带领亚洲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更上一层楼。

在此基础上，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将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地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多条国际货运航线的中心，香港将充分利用其「一国两制」的政治特色，积极辅助中国开拓商机，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香港连续22年荣获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殊荣，在资本市场累积了大量投资经验，也将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起重要的参考作用。而不容忽视的是，香港在过去二十年来，一直维持中西文化荟萃的独特文化环境，其成功的城市管理方式可为未来将中国文化融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作作为借镜。

长远来看，「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由于医院规模日益强大，医疗业务有望持续增长；国内对电力需求日增，亦将加速能源业发展。而发展潜力最大的则是铁路建设业。当中旨在联结亚欧的铁路系统，将大大缩减中国与欧洲消费者市场的货运时间。从较宏观的经济角度而言，企业并购基础设施的市场将有所回暖。尽管增速放缓，但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的影响下，可望成熟稳健的中国经济将有助促进「一带一路」市场实现更高风险但更高回报的可持续增长。

原文刊载于香港总商会《工商月刊》2017年5月号，请按此阅览原文。

《城大商学院》杂志总编辑高贤思

梁日昌是香港鞋业总会会长，也是城大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生。梁先生此前荣获2016年度伦敦GG2领袖人物大奖颁发的年度企业家奖。他投身制鞋业多年，先后在广东和埃塞俄比亚开设厂房，他的创业故事同时反映出制造业迁离中国的现况。访谈中，梁先生分享了他在埃塞俄比亚开办鞋厂的故事。

起初，这里有些习俗是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梁日昌娓娓道来。

他的工人曾经跟他说，「如果今晚没月亮，我们就明天见。但是如果新月冒出来了，我们就不能来。」

如果碰上在这个时间你刚好要赶上在周末前生产二百双高级品牌皮鞋并将之托运到米兰去，那埃塞俄比亚看起来真不是开拓事业的好地方了。

「于是那天晚上，」梁继续回忆道，「我就走出屋外看，没有新月。我心想太好了，送米兰的鞋没问题了！但第二天当我回到工厂，却发觉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问，人都在哪儿？他们告诉我说有人看到了新月，不过并非在埃塞俄比亚，而是在麦加。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们说，哦，人人都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埃塞俄比亚欢迎你！工人要庆祝下周即将到来的开斋节，米兰的时尚皮鞋只好等着。哪止这些，其他问题还陆续有来。

「斋戒期对我们的影响非常之大。在日出之后、日落之前回教徒都不能进食，可是在斋月里我们的工厂仍维持生产，上班时会有人累得昏倒。刚开始时，我们都不知所措，现在我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设立了一间工人休息室，让他们累了可以歇一会。」

世界工厂

相比他在东莞那些令人信赖的工厂，这里实在是相去甚远。

九十年代初，梁的事业刚起步，那时的东莞是世界工厂。从冷气机到真空保鲜袋，全都是在东莞生产的。而重工业则开设在大城市里，像船舶和汽车行业就在上海。中国一个国家，彷佛包揽了所有东西的制造。

可是投资环境出现变化了。工人工资上涨，地价也大幅攀升。于是，制造商开始物色其他地方。

「每个行业都会迁往最好的地方去寻求发展。制衣业是最先撤离的，带扣等配件很容易进口，而且制衣业不需要很强的配套行业去支援，所以他们尝试把生产搬到别的地方，斯里兰卡、越南、马来西亚都试过，现在是缅甸。」

玩具行业则稍为复杂，它结合了注塑、模具制造和电子等工序。「一般而言，它的前期工序仍然留在国内，但基本上大部分的生产程序已被迁往印尼。」

电子行业的生态系统更庞大，这包括了零部件制造、电路板印刷、注塑模具制造等行业。如果牵涉到同时搬迁两至三家专业工厂，事情就会复杂得多。所以大量的高端制造，特别是那些较易于实现自动化以节省劳动力的行业，目前仍然还留在中国生产。

进入埃塞俄比亚

「我有个义大利合伙人，他有一天跟我说，想到埃塞俄比亚去采购皮革。从那天开始足有两年之久， 他不停地跟我唠叨，叫我跟他一起去，最后我只好去了。」

「埃塞俄比亚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正面。」梁忆述说。

「当地人乐天开怀，让我大感意外，要知道过去二三十年来，他们饱受战乱之苦。他们拥有的东西不多，当时那里连手机也没有。」

「我在埃塞俄比亚的第一宗生意是在那里购买皮革，这样可以与当地建立联系。之后我给那里的国营鞋厂下过几张生产加工的订单。他们的手艺蛮不错的，我们也感到满意。积累了两年经验之后，我们决定在那里开设自己的工厂。」

物流

埃塞俄比亚是内陆国家，所以运输物流是个大挑战。

「从中国运过来的机器设备，共花了六个月才抵步。先是经过海路到达吉布地港，然后经陆路到达阿的斯阿贝巴。当时的吉布地港的港口设施管理，还未达到国际标准。」

「现在好多了，全程只需要35天，吉布地到阿的斯阿贝巴之间新开通的铁路线，让跨境运输大为改善。」

原材料和零件供应对交货期影响重大，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所以，梁先生已在当地建立起一套海运、空运相结合的混合方案。

生产制造

在非洲开设工场也是个挑战，远不像在国内，对很多事情能够掌握预见。

「中国从前是个成熟的农业社会，依照季节变换耕作，我们亦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因农历新年所造成的生产停顿是最长的，虽然官方假期只有三天，但工人一般都休假两周，这是可以理解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工人何时离开、何时回来。这些都已成惯例。」

而在埃塞俄比亚，调整和适应还是花了不少时间。

「他们的新年在九月。官方假期是一天，实际上却延长至一周。此外，这里的两个主要族群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但彼此都过对方的节日，所以生产制造的日程编排就更加困难。」

工作心态

过去，埃塞俄比亚部分地区是游牧社会，人们要调整心态、生活节奏去适应工厂工作要求，过程也是颇费周折的。

「放牧的人把牲畜赶到山坡上吃草，自己只要坐在树荫下，看着牲口就行。上山这段路、坐在树荫里看牲口，对他们来说都是工作。他们觉得这就是工作──干活不干活，也是工作。」

「就这样他们进了工厂。动也罢、不动也罢，做也罢、不做也罢，在他们看来都是在工作。这就是他们最初的心态，得花点时间才能改变。」

时间也是另一个问题。几乎所有埃塞俄比亚人用的都是一套十二小时制的计时法，一个周期从1点到12点由黎明开始到黄昏结束，另一个就是从黄昏到黎明。

「日出起床，日落回家。『加班』的概念让他们困惑不已，他们是真的不理解加班这回事！」

智能手机来了

但变化来得很快。最近三到四年，来自中国的年轻企业家把智能手机的制造带进了埃塞俄比亚。「中国的年轻人非常进取，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梁说。

「他们购入机器，然后运到阿的斯阿贝巴，组成一条生产线。这是套老旧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但他们买得便宜，用来制造适合当地市场的智能手机。」

结果是，移动电话的使用率在埃塞俄比亚腾飞了。

「他们的手机售价大概相等于当地的半个月工资。」按照梁的说法，智能手机就彷如特洛伊木马，攻进了埃塞俄比亚人的心：「当他们开始使用手机，他们就变得现代得多了，因为想要更多的东西，所以就愿意工作时间更长一些。简简单单的一部手机，带来的是巨大改变。现在他们对加班丝毫也不介怀！拿到工资后，他们会尽情享受。」

埃塞俄比亚制造

「刚刚在埃塞俄比亚投产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客户会抗拒『埃塞俄比亚制造』。起初三年，买家给我的订单很少。他们翻来覆去地检查产品，不想冒风险。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们希望买到的鞋，品质能有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

时移世易，现在梁在埃塞俄比亚生产的鞋比在广东的还要多30%。

「短线产品还是在广东生产为佳，但2万以上的量产就可以放到埃塞俄比亚去了。」

这样的生产分配是他的策略部署。他解释道：「在阿的斯阿贝巴，新鞋款初投入生产时效率偏低，一个新款大约需要一周之后始能赶上正常进度。」

关系紧张

埃塞俄比亚是联邦制政府，有别于中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制。阿的斯阿贝巴的人口虽有300多万，城市的规模还是相对较小。过去十年间，中国公司修建了大量道路，现在城市正向周边地区扩展。但这也引发了不少问题。

「我在两个地方设有工厂，其中一个离机场非常近，另一个则需大约1小时40分钟的车程。但六个月前，一条新开通的公路将时间缩短到30分钟。政府希望扩大首都的面积，获得更多土地，建造更多公共房屋。由于道路通畅，地价也变得越来越高。市政府与省级和村级领导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最终导致罢工。联邦政府与省政府观点相左，部份省份希望增加自己在国会里的议席。」

「罢工期间，我从中国请来的管工很担心他们的自身安全，但我们的工人担保说，他们罢工只不过是要在村长与市政府的抗争中，表达对村长的支持而已。」

非洲的工作机会

梁日昌近日在伦敦荣获2016年度GG2领导人物大奖之年度企业家大奖。

「我在埃塞俄比亚的工作与英国的脱欧考量颇有关系。我对评委们说，要应对欧洲难民危机，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帮助像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这样的非洲和中东国家发展自身经济，而并非聚焦于如何阻止难民跨越地中海。」

「有些埃塞俄比亚人甚至考虑坐小船到土耳其。我在尽力帮助他们把家园建设得更好，创造更多工作机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我夺得这个大奖，恰恰是回应了英国在脱欧公投中所关注的移民和难民问题。」

每年九月到十二月，是赶制美国春季市场订单的制造高峰期，梁在埃塞俄比亚雇用的当地工人多达1700人，还未算上30多名中国管工。今后，他有计划把业务扩展到埃塞俄比亚的邻近国家吗？

「作为一家中小企业，我不可能把摊子铺得太大。如果能在埃塞俄比亚做好，对我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工商管理博士课程

这些日子，每个月梁日昌都要在香港、阿的斯阿贝巴和伦敦的家之间穿梭往来，因为他在忙碌的工作之中，报名参加了城大商学院的工商管理博士课程。他的博士论文顺理成章地以埃塞俄比亚为主题，研究为何发展中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和低成本劳动力，但所获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很少。

「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问题是资源和物流，所以依赖理论 (Dependency Theory)非常适用，还有就是如何整合所有资源，以建立成功的业务。」

为了追随自己的愿景，梁正在努力跨越文化和地理上的距离。工作概念与守时观念、基础设施与物流，凡此种种的差异，再加上政治的不稳定性，为他带来充满挑战的人生。正如梁自己所说：「工商管理博士课程所讨论的，件件都是我在埃塞俄比亚遇到的烦恼事！」

原文刊载于城大商学院《CITY BUSINESS Magazine (2017春季)》，请按此阅览原文。

《中美聚焦│文摘》主编张平

在中国看来，习近平主席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4月在佛罗里达会晤后，中美关系的基础更加稳固了。这一峰会的成果之一"百日行动计划"已收获早期成果，驱散了贸易战担忧。尽管当初奥巴马政府对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态度冷淡，但特朗普派出了一名高级顾问前往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避免朝鲜半岛事态失控，北京和华盛顿的合作比以往更为紧密。

中美双边关系中小波折依然存在：5月美国海军"杜威"号驱逐舰在南海执行了"例行"航行自由行动，这是特朗普上台后首次；同一个月内，中国战机两次升空在中国沿海拦截美国飞机；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虽然被搁置，但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两国媒体、政界、智库以及公众都在频繁谈论这样一个前景：更加自信的中国将填补美国总统特朗普政策倡议造成的全球领导力真空。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提出"美国优先"、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这些似乎都指向一个更加孤立主义的美国。一些人似乎已转向中国，希望中国能采取行动成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守护者，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啦啦队长。

这种希望和期待多少有被夸大之嫌。中国有自己的目标：推动经济增长，管理一系列国内优先事项，包括减少贫困以及实施对其经济有直接影响的"一带一路"地区基础设施计划。中国的全球角色虽然日益重要，但仍将受制于其能力，并需要与国内优先事项协调。

目前来看，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准备在管理双边关系和全球议题上冲撞美国。相反，中国似乎愿意遵守现有国际治理架构的既定规则。诸如"一带一路"这样的中国倡议旨在改善全球制度、发掘新机遇。我们的特约撰稿人包道格和陈懋修认为，在国际秩序的诸多方面，中国大体上是一个规则接受者而非规则制定者。

本期的重点评论是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参加了5月13-14日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他呼吁在执行这一倡议时应加强预期管理，培养集体认同感。保罗塞达礼和齐思源认为，这一倡议可以被视为是崛起中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丝路体系"的一部分，和美国打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共生关系。

本期文摘的另一主题是中美百日贸易谈判。何伟文认为，"早期收获"值得称赞。但他进一步指出在百日行动计划之外，高科技、能源、钢铁，以及基础设施融资也存在潜力巨大的合作机遇。克里斯托麦克纳利分析了中美贸易谈判的交易性策略，认为这一策略将导致僵局。

原文刊载于《中美聚焦│文摘》2017年6月号总第一期，请按此阅览原文。

香港城市大学甄洁明博士

毫无疑问，2017年的全球化之路注定是坎坷不平的。有许多前所未有的大事悬而未决。众所周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议题是巨大的障碍，对全球化带来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边界开放与强化经济合作为基础，提供了一个大相迳庭的愿景。时间将会证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究竟哪一方会更具影响力。我们是在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还是说，我们将见证全球化浴火重生？

特朗普政权

在平稳的克林顿─布殊─奥巴马时代，全球化进程也曾遭遇过一些大挫折，程度上却难以跟目前的情况相比。自2017年1月以后，美国的国际政策作出了重大变化，大幅度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以特朗普为首的行政当局，一如既往地批评前任总统的贸易政策和移民政策，未能以促进美国的权益为依归，也忽视了美国工人的福祉。因此，特朗普当局新出台的政策，对全球化的贸易和移民两个方面都作出了重大限制。

贸易限制

特朗普兑现了他的其中一个竞选承诺，就是他就任总统后不久便签署了退出《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的总统备忘录。他还有意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进行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自1994年以来对北美经济整合具有关键意义的贸易协定，在此协议下，墨西哥对美一半以上的出口商品以及美国对墨西哥三分之一的出口商品获豁免关税，该协定还建立起加美墨走廊，通过电信、铁路、管道基础设施，大大加强了三个成员国之间的联系。不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2205条规定列明，成员国可于发出6个月通知后，退出这个协定。

特朗普反对《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协议对美国的就业产生影响。贸易自由化使美国的大企业得以将生产外判，这随之引发争议，认为这样会导致美国的就业机会流失，并降低了美国工人工资。然而，这种看法至少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的三个重要的特征事实。

首先，自由贸易总体上能够增加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因为自由贸易降低了生活必需品如服装和包装食品等产品的成本，还拓阔了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品选择范围。第二，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这些行业需要的是具高技能的人力资源，有别于制造业所需的低技能劳动人口。与发展中国家展开在第二产业的竞争，并非是维护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一项适当战略，广受认同的理论认为，创新和技术改良才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第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表明，任何产品都会经历由三个阶段构成的生命周期。第一个是「新产品」阶段，在这个阶段，产品由先进国家(例如美国)动用大量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研发出来，并以较高的价格推出市场，发明产品的国家占有绝大多数的出口量。第二是「成熟产品」阶段，来自其他先进国家的消费需求，带动了需求增长，于是发明国便在这些国家建立生产设施，发明国销售到这些先进国家的出口量因而逐步减少。最后一个阶段是「标准化产品」阶段，此阶段的产品生产更加标准化，导致价格降低，发明国会利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南亚国家)的低生产成本，将生产外判予这些国家。在这个阶段，发明国成为进口国。

按照上述理论，将生产程序外判予发展中国家，是产品生命周期中一个自然过程。为了维持出口总量，发明国应该将关注点放在新产品的持续研发上，而不是对成熟产品的生产加以限制，因为这恰恰与其国家的最佳经济利益是相抵触的。总括而言，期望在退出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后，便能够将工厂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无疑是水中捞月。相反，这会导致直接投资重新布局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时还有可能遭到受影响国家的经济报复。

货币操纵指控

特朗普政府还威胁说，要对那些被认定为「破坏全球贸易规则」的国家采取强硬措施。他们特别指出有意把那些据说是「从事不公平竞争」的出口大国带上法庭，这其中包括了中国。特朗普指控中国操纵本国货币以获得贸易优势，如果这个指控得以证实，其他国家就有理由对中国的出口施加贸易限制。然而，2017年2月28日，特朗普针对中国提出的货币操纵指控，却被美国自己的财政部所否认。事实上，从最近20年中国的名义汇率图表看来，2014年之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保持升值趋势，并没有证据显示中国主动进行了单边干预，以拉低货币价值。

实际上，特朗普限制贸易、限制移民的激进想法并非毫无隐患。如果美国挑起贸易战，受影响的国家很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中国在过去就采取了类似的报复行动。2009年，美国对中国的轮胎出口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随即作出反应，对美国的食品出口采取了反倾销措施。同时，针对中国的任何贸易指控都必须取得世界贸易组织(WTO)所作出的正式争议裁决，这是一个基于WTO过往判例的流程。

移民限制

特朗普在其上任的首90天，已经签署了多项总统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后来变成六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入境90天，这些国家分别是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美国后来将伊拉克从名单中剔除)。尽管特朗普未来的贸易和移民政策尚未明朗，但一般意见认为，美国会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并将导致经济势力重新洗牌。国际贸易受挫的国家有可能会寻找新的经济伙伴，设法保住自己的贸易地位。「一带一路」计划恰好为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提供了机会。

英国脱欧

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震惊世界，将英国推上了脱离欧盟的不归路。欧盟目前共有28个成员国，其中19个国家加入了欧元体系。脱离欧盟将使英国丧失参与欧盟单一市场的四大自由：货物的自由流动、服务的自由流动、人员包括工人的自由流动，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些巨大转变将会随着英国与欧洲理事会达成退出协定，或者在其向欧洲理事会发出退欧盟意向通知后两年生效。

在英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缔结新的贸易和经济协议之前，由于丧失了在欧盟单一市场的准入权利，英国对欧洲单一市场的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额，特别是对英国至关重要的金融服务行业，将会显着下降。2014年，英国在金融和保险行业的贸易顺差累计达到200亿英镑，这主要归功于英国拥有欧盟的准入权利， 让英国银行和投资公司能够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或是无需额外审批而直接提供跨境服务， 为欧洲经济区的客户提供服务。不仅如此，英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欧元交易中心(2016 年英国占全球欧元交易的45%)的地位也会遭受欧洲中央银行的挑战。欧洲中央银行的「当地政策」要求以欧元计价的贸易，必须通过位于欧元区的中央对手结算所(Central Counterparty Clearing Houses)进行清算。普华永道一份研究报告估计，英国脱欧将导致英国金融服务行业损失七至十万个工作岗位。未来英国与欧盟之间新的贸易协定仍然悬而未决，这也是对当前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反制。

一带一路

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以宣导经济合作为前题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说是反其道而行。2013年，由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的「一带一路」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跨区域基础设施开发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非洲、中亚、东欧、中东、俄罗斯、南非以及东南亚诸多国家联系起来，这些国家覆盖的总人口大约是44亿，而美国的人口是三亿、整个欧盟是五亿，全球是74亿人口(2016 年的资料)。这个计划涉猎的范畴甚广，大量基础建设工程不单涵盖通讯、道路、电力和铁路等网路，还包括港口设施、空港设施、IT 基础设施、零售与配送网路等。「一带一路」被广泛接受和认可，成为对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对抗力量。「一带一路」将欧亚大陆希望脱贫的国家连接起来，吸引基础设施开发的投资财团，与中国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

2017年全球化进程面临许多重大挑战，但国与国之间仍热切寻求更多合作关系的开展。归根究柢，各国都需要联合起来实现多赢局面，不仅是为了促进相互的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提倡有序管治及环境保护。对于欧亚和非洲大陆，「一带一路」是一个出路。

原文刊载于城大商学院《CITY BUSINESS Magazine (2017春季)》，请按此阅览原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

备受期待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已经圆满结束，并达成相当数量的协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闭幕式上宣布中国将在2019年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这标志着论坛作为崭新的更紧密的国际合作平台实现了制度化。作为这一重要事件的正式参与者，我目睹了所有与会者浓厚的兴趣与热情，以及媒体对论坛本身及其积极成果的称颂。

与过去几年一些国际媒体和观察人士的怀疑相反，所有与我交谈过的与会者都对论坛交口称赞，赞扬中国为把"一带一路"愿景转变为具体蓝图和非凡成果而作出的不懈努力。在我看来，反对者的预期之所以与我在会上听到的高度评价形成反差，有三个原因。首先，论坛期间展现给人们的所有"一带一路"倡议成果，包括五大关键领域76个项目中的270多个具体成果，都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提升了两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获益感，使它们增强了信心，消除了最初的疑虑。第二，基于"广泛磋商、共同奉献、共享利益"原则的新国际合作理念——即"新丝路精神"，我自己管它叫"一带一路倡议原则"──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管理规范已渐成形，起到了让所有利益攸关方放心的作用。第三，"一带一路"倡议如今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等其他主要发展议程对接，表明北京的努力旨在补充和加强现有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而不是另起炉灶。所以，该倡议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加强现有的多边合作引路。

作为一个里程碑事件，首届论坛不只是现状评估，更重要的是合理规划，扩大国际合作。为引导"一带一路"倡议取得更大成功，我认为应在以下方面作出更大努力：

首先，加强预期管理，也即是说，塑造、协调和稳定国内国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期望将使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最大化，让潜在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四年的成就和经验清楚地表明，作为一项时空跨度大的"世纪工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承诺提供巨大的近期与潜在商业机会和经济利益，也会带来各种政治、经济和安全风险及不稳定。作为市场实体，企业应在把握每一个可用机会之间取得平衡，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作为政策实体，各国政府应有效并定期就“一带一路”倡议的信息与政策进行沟通，帮助市场实体减少决策失误。

其次，减少"一带一路"倡议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制约至关重要。一方面，历史表明，国际合作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这种合作能否实质性降低拥有不同政策、规则、标准和法律的伙伴之间的交易成本，这种成本也叫制度交易成本。这也是为什么永远要先进行政府层面的政策磋商，为什么政策、规则和标准的"对接"被当作加强进一步合作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作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手段之一的政府层面政策磋商涉及潜在的资源再分配和各方利益再调整，除非有广泛的社会共识和认可，否则注定遭遇极大的阻力。

因此，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促进民心相通和增进文化、教育、科技、智库及个人交流建立共识与信心，就变得具有战略意义。就像中医理论说的，打开人体经络才能保证气血运行顺畅。促进民心相通是降低交易成本的社会基础，它有助于协调各利益攸关方的政策、规则和标准。

第三，维持"一带一路"倡议公共产品的提供。像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工程需要稳定的公共产品供应，其中包括和平环境和健全的机制，以便创造积极的"溢出"效应。因此，项目中的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要有所投入。各国政府应带头努力进行政策协调和战略配合，提供足够的安全和法律保障。与此同时，国际组织、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应积极参与贸易、投资连通方面的政策磋商，推动规则制定更加透明和普惠，扩大"一带一路"合作的制度溢出效应。"一带一路"倡议下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还需要招募优秀的思考者和创新者提供智力支持，创建一个"智力丝路"。

最后，必须培养集体认同感。人类社会进化史表明，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奋斗经历是集体认同的基础，集体认同得到强化，可以减少甚至化解利益冲突和观念冲突。协调政策磋商、贸易促进、基础设施联通、金融合作和人员交流，将使这一伟大历史工程中的所有利益攸关方提高责任共担意识，增加互信。这不仅是突破利益至上的传统国际政治模式的有效途径，也是努力建立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请按此阅览原文。

香港城市大学陈友华教授

面对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中国制造业出现转移至美国和东南亚的现象。城大商学院管理科学系主任兼讲座教授陈友华撰文探讨个中缘由、制造业转移的最新走势，以至中国投资如何促进美国经济复苏。

还是美国候任总统的特朗普于2017年1月与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马云会面时，以其招牌式口吻声称「这是个很棒的会谈」。他们讨论的正是这位即将接掌大权的白宫新主人最感兴趣的话题──美国的就业问题。翌日见报的新闻头条标题是，为美国创造一百万个就业岗位。

「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小企业。」马云在会面结束后对记者说：「我们特别讨论了.....支持一百万家小企业的话题，特别是在美国中西部一带。

马云表示，阿里巴巴的业务扩张将集中在服装、葡萄酒和水果等产品，尤其重视东南亚和美国中西部市场的贸易。

毫无疑问，阿里巴巴气势惊人，在2015年参与其商业平台的活跃卖家已超过1000万个，据其内部估计，阿里巴巴已经在中国的零售市场创造了1500万个以上的工作岗位。

美国制造业回流进度停滞不前，而中国在美投资却蓬勃增长，是这次会面的背景。2012年以后，中国在美投资每年都超越在其他地区的投资，在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在美国经济中达到创纪录的180亿美元，涉及的领域涵盖娱乐事业、微电子、资讯科技、家电及酒店业等。这些投资除了透过财务上的合并和收购，还包括了在棕地或绿色地块兴建新的制造工厂。

世界工厂？

早在2010年，彭博商业周刊就曾刊文《工厂何以纷纷撤离中国》。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指出，搬迁浪潮始于2012年，那一年中国服务业首次超越制造业，成为占国内生产总值最大比重的第一产业，被认为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里程碑。

鲁政委认为，「形势日趋严峻，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当我们唱好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上日益重要的角色时，实际上这情况已经发生，那是2012年的事情了。」鲁并指出，中国的高税率及高土地成本是驱逐厂商逃离中国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制造业基地的确正在变革。低端制造正逐渐转移到越南和印尼等的东南亚国家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与此同时，自动化技术日益发达，推动着高增值的产品制造业发展。中国制造业的全盛期已成明日黄花，那是上世纪80、90年代，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那些年。那段时间，中国制造基地的增长与美国制造业后退有直接的关联。部分消息来源认为，2001-2013年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相当于美国320 万个工作岗位总值。制造业倾向于撤离经济发达地区，而十年的时间已经让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东南亚的繁荣

政治和经济的多重因素交叠，正在形成另一个关键性的转移──离开中国。太平洋两岸的政府政策在发挥作用。在中国，北京正在鼓励劳动力密集的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以便北京转型发展高增值产业与自动化业务。在美国，特朗普总统提议可能要在两国之间设立关税作为贸易屏障，并且提倡「在美制造」。问题来了，究竟谁来制造？

对中国而言，新政策意味着制鞋及制衣业的重要性将会降低。越南从中国手中接过这些行业，成为耐克运动鞋的最大生产国。东南亚国家向欧盟、美国和日本的服装出口，近年增长强劲，与中国的出口表现形成强烈对比。以台湾最大的服装公司儒鸿企业为例，随着日益困难的商务环境和飙升的工资成本，正在撤出中国。

高科技领域也受到影响。三星把超过50%的智能手机安排在越南组装，并且有一间新的三星工厂正在当地兴建中。据报导，三星将会把80%的中国生产量转移到越南。此等巨型企业离开中国之后，与之相关的供应链伙伴早晚也会离开，接着便会是第二层的关联企业及零件供应商。由此而产生的涟漪效应就是，越南公司在电子相关工业的投资大幅增加。

撤退潮

与中国制造业撤退潮紧密相伴的，是中国的外向投资迅猛发展。2016年首11个月的投资，较上一年同期相比增加了50%，其中制造业投资占中国海外收购超过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民营企业的投资增长只有3.1%。

外界对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能够达成一致的心理预期，加速了上述供应链的转移。TPP将促使越南转化成开放型经济体，并成为外商直接投资(FDI)更乐于选择的投资地。鉴于其他东盟国家也有意加入此协定，一种类似于1990 年代的珠三角模式正在破土而出，包括像印尼等新兴国家纷纷引入经济刺激措施，吸引鼓励外国投资，其汇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准。整个地区自信满满，要利用低成本的优势，将珠三角取而代之，成为世界低成本制造中心。

不过，今年一月特朗普总统不问青红皂白地带领美国退出TPP后，各国面向美国的出口业务前景因而添上阴霾。短期来看，美国本土投资回流以及外国在美的直接投资，将为美国多经济注入新动力。在这疑雾重重的贸易环境下，只有一件事是毫无悬念的，那就是这些制造厂商不会再回到中国。

FDI超过投资回流

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制造业重生的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发挥的作用看起来比热炒的美国资本向本国回流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科尔尼管理谘询公司合伙人Patrick Van den Bossche指出：「美资回流现象一度被很多人视为制造业决定性转变的先导，但或许这只不过是一时的偶发现象。」Patrick是2016年4月出版的《回流指数研究》报告的联合作者，这份报告直言，那些易受工资成本上升影响的行业已经离开中国，只是它们并没有回流美国，而是在其他亚洲国家成功落户。越南是受惠的新兴国家之一，它吞噬了大部分从中国流出的制造业市场，特别是服装行业。2015年美国从越南进口的制成品几乎是2010年的三倍。

一日可达

在整个美国，中国的投资正在为制造业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在中国制造生产近60年后，天源服装公司成为第一家在美国阿肯色州开设工场的中国服装厂商，缩短与顾客之间的距离是其主要动机。

「我们的位置处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中点，卡车一天的行程能够覆盖60%的美国人口。」阿肯色州经济发展委员会执行总监Mike Preston表示。

天源还有五家工厂在中国运作，但它已将北美视为其最大的市场机会。阿肯色州是美国重要的棉花产地，其生态系统对于纺织和制衣厂商来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投资激励措施也很到位。作为对投资当地的鼓励，天源获得100万美元的基础设施资助，50万美元是作为培训的配套资金，另外还有每年3.9%的退税，相当于每年160万美元。这是一个双赢局面，当天源的工厂改造完成后，将于2017 年下半年投入生产，预计届时将会雇用400名美国员工。

投资外流的另一个着名企业，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玻璃。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曹德旺说：「在美国，土地基本上是免费的，电力的价格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的价格则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福耀玻璃计划于本年在美国开设第三家工厂，届时其在美国投资总额将达到10亿美元。

机器人潮

的确，美国的制造业正在重新走向繁荣，并在2016年创下史无前例的新纪录。奇怪的是，这个成就并没有大肆张扬，其原因在于自动化。与1987年相比，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增加了85%，但雇用的工人却只有当时的三分之二。在眼下民粹主义政治家们承诺把工作机会拿回美国的氛围下，这个事实显得有点碍眼。

下一个问题是，由谁来制造机器人？根据国际机械人联合会的资料显示，中国早在2013年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号召发起「机器人革命」。到2016年底，中国计划要取代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用家。中国正把机器人的用途扩大到工业生产之外，包括农业和其他的应用范围。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大量机器人正投入自动化生产的队伍当中。这情况尤见于在富裕的东部沿海省份，单广东省而言，已计划在2015-2017年间向自动化领域投资80亿美元。结果是什么？雇用更少的工人，却获取更高的生产率。

告别「中国制造」？

没有人预期制造业会从中国富裕的沿海地区销声匿迹。要在其他地方建立起从纺织到电子等各行各业的一套复杂的供应商网路，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事，需要经年累月的努力。

《全球采购趋势调查》是一个面向全球采购经理进行的综合调查，对风险环境及采购趋势作出评估。调查资料显示，中国作为低成本采购目标地域的地位正在减弱。

「2016年，认为中国是低成本采购目的地的人数比例首次降到50%以下。」IHS马基特经济师Paul Robinson表示：「与2012年调查时的70%相比，这是很显着的下降。」

将中国视为全球供应链中枢的人越来越多。但对部份领域，比如化工、塑胶和纺纱这类能源消耗量高、人手需求少的行业而言，迁移到美国能够降低成本。特朗普总统经常挂在嘴边的减少企业税倡议，正好进一步提高他们到美国发展的意欲。

很多中国公司计划将高端工作留在中国沿海，而将不太复杂的工序转移到别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西向扩张奠定了外向发展的格局，与此同时，中亚也在热情地向企业招手。

美国品牌

去年11月，一家标志性的美国制造商启动了从中国重返美国的行动，或许特朗普赢得选举就是促成其事的最后一把推动力。Trans-Lux公司是历史悠久的制造业传奇，它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电子显示屏幕的制造商。是电子资讯显示屏技术的先驱，早在1923年就在纽交所安装了他们的系统。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些显示屏幕都是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制造的。现在，他们把生产线搬回美国，好处似乎远不止降低成本这一点。

「与1997年相比，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运输成本更像洪水猛兽，要设置新厂房扩大生产殊不容易。」Trans-Lux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J.M.Allain表示。

「重返美国在经济上很有意义。」除此以外，还有更深一重的理由：「不管怎麽说，一个『美国制造』的标签更能为产品增添声誉。」随着中国制造企业跨越太平洋而来，在重振美国品牌过程中，显然这家公司不会是孤身上路的独行者。

2016年创记录的中国在美投资个案

1月 大连万达集团以35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电影制作及投资公司传奇影业(Legendary Entertainment)，是迄今中国与荷里活最大的一宗交易。

4月 由中信资本、华创投资、金石投资等组成的中国企业财团以19亿美元收购了豪威科技(Omnivision Technologies)，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采用的相机感测器就是由这间公司研发的。

4月 天津天海以60.7亿美元收购英迈(Ingram Micro)，创下迄今以来中国公司收购美国资讯技术公司的最高金额记录。

6月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56亿美元购入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的家电部门，迅速扩大海尔在美国市场占有率。

9月 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的安邦保险完成了作价65亿美元的战略酒店集团(Strategic Hotels and Resorts)收购。

10月 海航集团同意支付64.9亿美元，从私募基金黑石集团(Black Stone Group)手中换取25%的希尔顿股权。此项交易是海航集团力图强化其全球旅游业务的策略手段之一。

在美国进行的中国制造

中国企业已经通过不同行业进入美国制造业。

造纸业：2014年6月，山东泉林纸业宣布将投资约20亿美元在维珍尼亚州里奇蒙市建设纸浆和造纸工厂。

纺织业：科尔集团已投资2.18亿美元在南卡罗来纳州建设棉纱工厂，并正在「棉花为王」的地方进行招聘。

工程机械业：三一重工在乔治亚州投资6000万美元，设立办公室及建造工程机械制造厂。

电脑：联想集团于2013年6月在北卡罗来纳州开设了一个电脑生产工厂。

汽车零部件业：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万向集团，在美国的14个州开设了28家工厂，雇员人数达6500人。

制衣业：2016年10月，中国服装制造商天源服装公司投资2000万美元，生产Adidas、Reebok、Armani等品牌服装──这是首家在美国生产服装的中国制造商。

造纸业：2016年4月，中国纸品企业太阳纸业表示，其位于南阿肯色州的首间北美工厂正式开业，投资超过10亿美元，用以建设一座全新的生物制品厂房，可为当地创造250个工作岗位。

钢管业：天津钢管集团以超过10亿美元投资德州一家钢管工厂，预料每年钢管生产量可达50万公吨，用于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系统。

原文刊载于城大商学院《CITY BUSINESS Magazine (2017春季)》，请按此阅览原文。

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索拉布古普塔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期间，在阿斯塔纳宣布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五点倡议。一个月后，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他又宣布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

5月14-15日，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总统来到北京，与27位其他国家或政府首脑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和习主席共同商讨未来计划。早在2015年5月，"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计划就已发布，列出了指导原则、合作优先事项和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完全实现之后，大规模高速公路、铁路、连接通道(既包括实体的也包括数字的)，以及一系列港口基础设施和蓝色经济项目，将通过南亚、东南亚、中亚和中东从路上和海上将中国与欧洲和非洲连接在一起。这一倡议被称为"世纪工程"实不为过。

这一倡议的逻辑既简单又具革命性。通过复兴代表着和平与合作、开放与包容、互鉴与互利精神的古代丝绸之路，中国渴求守护并巩固其曾参与构建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秩序。同样，通过复兴支撑这些古代贸易路线的精神，中国也渴望书写并分享全球发展中更为灿烂的新篇章，那是令中国实现快速崛起并令数亿人脱贫的增长模式。在全球经济缺乏增长动能的当下，对增长和发展的强调正当其时。

中国和其他中等收入、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产能共享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要素。批评者称之为向易受影响的邻国悄悄倾泻过剩和过时产能的举措。但这种批评是错误的。相反，这种产能合作受到了中国1978年之后工业发展升级成功模式的启发。这一模式以两大原则为前提。

首先，作为一个农业型、劳动力丰富、资本和资源稀缺的经济体，中国的工业结构需要符合其既有(而非偏好)要素禀赋。快速启动增长的投资，特别是对人力资源和有形资本而非软性制度建设的直接投资，同样应当符合短期国内现实而非抽象的发达国家处方或普适模型。当这种对人力资源和有形资本积累的投资转化为增长和减贫的良性循环时，工业将需要升级其现有结构，并以与中国发展速度类似的速率向产业价值链上游攀升。

其次，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力量是最主要的资源配置机制。不过，由于基础设施缺陷、制度短板、寻租以及普遍缺乏竞争，工业化导向的发展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力量主导。积极的产业政策是必要的补充。当工业部门沿着产品精细化阶梯上攀之际，政府的干预及其对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提升同样需要进化以支持制造业的这种升级。在中国获得中等收入地位之前，这种积极政策和生产结构之间的共生关系需要灵活地与该国的快速发展水平相适应。

中国30年来产能管理的成功肇始于改革开放后从其外国合作伙伴那里接收的国际产能转移。过去15年来，电子、建筑材料、铁路设备、航空和海上工程等领域积累了大量竞争优势。通过将这些生产线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组成部分向国外转移，中国可以传递经验，并帮助其发展中和欠发达合作伙伴创造就业、提升工业产能并促进增长，正如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实现快速工业发展那样。

在中亚，这种产能合作包括共同融资并建设具有战略价值的跨境运输走廊、工业和数字物流中心，以及化肥和合成燃料工厂。在非洲，产能合作可以打破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源不足和金融短缺等发展瓶颈。通过推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还能帮助这些国家减少对作为单一增长驱动力的大宗商品出口的过度依赖。

正如将东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低工资的中国所引发的良性经济循环的意义远不止资本积累一样，中国和非洲的产能合作和转移同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转移工业产能和世界级基础设施并不是批评者所说的新殖民主义，它将降低非洲交易成本，并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所指出的，令这些国家在它们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领域释放螺旋式增长与发展的动能。

支撑"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式设计、远大的抱负和长期愿景证明了习主席将和平发展提升为中国经济外交重心的决心。2013年11月举行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发布的改革文件提及"一带"和"一路"概念，也证实了转型是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尤其是需要改变其驱动经济增长的成功但过时的生产者模式。这个如今中国正试图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同伴的模式，正是35年前的1978年11月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所倡导的。35年之后，如果"一带"和"一路"成为习近平的不朽遗产，那么他必须拥有40年前邓所展示出的政治智慧和热情，来实现中国增长模式转向消费驱动的再平衡。当中国最终成为其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伙伴日益精巧的工业出口品的"最终消费者"时，"一带一路"倡议才会真正确立各国发展战略，找到互补性双赢优势，并实现其构想的令大多数人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愿景。海外的成功必须首先来自国内的成功。

请按此阅览原文。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院长严厚民教授

值此保护主义情绪弥漫北大西洋两岸之际，城大商学院院长严厚民教授撰文分析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策略何以能够通过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促进欧亚大陆的互通与合作，中国又是如何出人意表地以全球自由贸易捍卫者的形象现身于国际舞台。

当前的全球化局面势必改弦换辙，重新布局。英国脱欧之期迫近，以及特朗普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都标志着于过去二百年来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的这两个国家已然改变初衷，保护主义行将取代自由贸易，成为新的口号。在全球化进入新时代之际，另一教人意外的是，捍卫自由贸易的火炬正交到中国的手上。

欧洲正处于变化的局面。欧盟四大自由──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这四大自由流动，对于英国人民而言，是过犹不及。在这个欧洲大陆上，国家之间经济发达程度迥异，四大自由中的第四个，即边境开放的现实，最终被英国以极震撼的脱欧公投严辞拒绝了，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会不会以英国为榜样，仍须观望欧洲各国今年的选举结果。

围墙 vs 开放市场

在大西洋彼岸，特朗普总统要「美国优先」。作为新保护主义思潮的象征，边境围墙正在修建当中。彼得．纳瓦罗获委任领导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他所采取的战略就是重新检视所有现有的贸易协议，并将不可取的予以废除。这意味着美国将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 说不，至少或需重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另一边厢，在一月份举办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力赞全球化和市场开放带来的好处。在英国脱欧当前，又遇上「美国优先」的混乱局面下，中国的「一带一路」(OBOR) 发展策略，彷佛化身成为了全球自由贸易的防波堤。

首趟从中国直达英国的货运列车

无缝物流是自由贸易的核心。2017年1月，英国首相文翠珊为英国脱欧一锤定音，翌日伦敦便迎来了首趟从中国直达英国的货运列车。这班列车历时18 天，走过1万2 千公里，经历两次换轨，途经哈萨克、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比利时和法国，最后穿过英伦海峡进入英国，带来了34个集装箱、价值四百万英镑的服装，并生动地印证着「一带一路」已经延伸到英国和欧洲大都会的心脏地带。直接接通中国和欧洲国家的铁路专线有14条， 这条路线仅仅只是其中之一。

互利共赢格局

「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以倡导欧亚互联互通与协作为目标的国家发展战略。在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于2015年3月发表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所使用的语言与特朗普常挂嘴边的保护主义口吻完全不同。这个倡议讲求的是合作互利，追求的是相互合作的「利益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从而充分发挥各方的智慧和创造力、优势与潜力。根据北京的说法，这是一种经典的互利共赢格局。「一带一路」能够培育协作关系，发挥各国在技术、管理和资源等各自的优势。总而言之，「一带一路」的愿景就是改革生产结构。中国高品质服务及资源将沿着「一带一路」流向各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为各方带来利益。

政府和民间资本合作

新丝绸之路背后的动力，来自经过实践检验的政府和民间资本合作 (PPP) 模式，这有见于各地大型项目大多以PPP 模式进行。根据证监会与国家发改委于2016年12月联合发布的声明，已成立至少两年的PPP 基础设施项目可通过发行资产抵押债券，进行融资。鉴于国内已有超过1万个PPP 项目，投资总额逾1.85 万亿美元，政府和民间资本合作模式势必于不久的将来在新丝绸之路中发挥重大作用。

选择PPP 模式有几个主要原因。首先，PPP 是筹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资金与管理的卓越载体，其透明的投标机制有助筛选「一带一路」项目，而具体实施形式亦有多种，诸如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建造—运营—转移) 或特许经营等，可按不同项目的需要而定。其次，风险管理是PPP 模式极具优势的另一领域，由于政府在法律相关的风险管理方面较为擅长，而民间资本则在财务风险和运营风险的管理方面较为卓越，两者可互补长短。最后一点是，由于「一带一路」项目属长期性质，项目周期一般达20到30年，由政府充当担保人的角色，对推动项目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线变面的多元化走向

由于北美、太平洋地区和英国都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并有转向保护主义的趋势，因此， 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主要增长点。中国正发挥现有优势去推动「一带一路」，事实上GDP 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很多都位于「一带一路」走廊地带，而中国正正是这些国家的最大交易伙伴。除此之外，「一带一路」的欧洲终点地区也是重要的增长点，这也正是直达货运专列发挥作用的地方。

然而，这绝非纯粹是一个展现「东方生产、西方消费」传统供应链系统的变奏。最近涌现的金融技术、推陈出新的物流系统、多管道行销应用，以及无所不在的电子商务，导致在生产营销过程中出现更多碎片化和多样化的需求。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正在走向全球化，这是一个由线变面的多元化走向。

制造业流失，真的带来损失？

作为这个进程的一部分，旧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国家正在努力自我提升，盼重新成为主要生产国。以处于南亚制造业领先地位的孟加拉为例，在过去六年，其年均GDP 增长超过6%，多达1.6亿的国民已经享受到强劲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大量服装制造厂从中国迁移到当地，以贸易保护主义的思维看来，一定会将其视为对当前制造业大国的威胁。但中国真的为此而蒙受损失吗？

作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原料进口国，中国拥有高度自动化的纺织品加工业，并且其产能更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制造行业向孟加拉转移，实际上让中国的纺织品出口从中受益。中国得以释放过剩产能，加速制造行业朝向高增值行业的转型。从经典供应链的角度看，将生产制造过程搬到低成本国家，能够提升整个供应链的效率。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助降低物流和贸易成本，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马歇尔计划

与1946年美国马歇尔计划和2014年欧盟容克计划这两个环球项目相比，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对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坊间意见毁誉参半。有些人认为美国扮演了慈善家角色，帮助遭受战火蹂躏的欧洲重新站稳脚步。有些人则认为这只是个权宜之计，是为美国开创市场，因为这个计划只是将原有的工厂从军需品生产改为民用品生产而已。其中当然还有政治的考虑，就是在铁幕将要笼罩欧洲、苏联的扩张威胁迫在眉睫的时候，建立一个西方民主阵营。马歇尔计划通过提供金融、技术和设施等支持，强化了美国对欧洲的领导地位，同时建立了很多国际性的制度和体系，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这个计划为强化欧洲合作树立了榜样，并且被后来的欧盟奉为圭臬，直到今天，其影响力仍然存在。

容克计划

2014年出台的容克计划，背景则大为不同。这是一个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其设计初衷是释放政府资本和私人资本作为对「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经过七年的经济停滞之后， 此计划希望透过投资能源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社会福利性产业，以推动欧洲经济。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计划似乎已取得积极成果：对实体经济进行战略投资的欧洲基金会已经成立起来，首18个月已有累计1383亿欧元的新增投资投入到27个成员国。至于中期作用现在仍未有定论，欧洲始终还未摆脱危机。希腊和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数量庞大的叙利亚和非洲难民难以融入社会，对欧洲多元文化主义产生严峻冲击。展望未来，停滞不前的欧洲经济以及迅速崛起的民族主义政党，再加上甚嚣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无不威胁着该地区的统一。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的区别在于前者并非针对危机而提出的。当然，中国经济在2009年后开始放缓，「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视为振兴中国萎靡不振的国营企业的举措。「一带一路」与前两个计划的共通之处在于其雄心勃勃而又涉猎广泛，它覆盖了亚洲、非洲和欧洲的60多个国家，包括许多经济环境迥异的发展中国家。有见于资金对建设基础设施至为重要，中国已经设立了丝路基金及亚洲投资银行，以鼓励私营公司投资，促进政策、贸易、金融、资本，以至基建项目的流动，进而连通多国人民。新丝绸之路旨在扩大区域经济，以创造共赢局面。

长期PPP 协议

「一带一路」的动力来自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签订的长期PPP 协议，用以提供公共服务和发展基础设施。双方都共同承担有责任，也享有回报。一般由擅长于分析、创新、运营和风险控制的私营企业提供资金。此外，通过长期PPP 营运合约也能为政府解决公共基础设施维护不足的问题。

PPP 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到目前为止， 国家财政部已经批准了232个示范项目，总投资额达到8025.4亿圆人民币。已申报的项目有9285个，总投资额为10.6万亿圆。总体而言，私人资本的项目参与程度约为40%。

香港

因应前述有关PPP 的性质特点，香港必能在当中担任重要角色。香港具备行之有效的金融与法律体系，加上成熟的物流和零售服务行业，可提供卓越融资、法律谘询、物流后勤等多元化平台，支援PPP 项目。与体制较落后的国家合作，香港更可分担「一带一路」领导的角色。除此之外，城市大学商学院也将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新的公共运输物流PPP卓越国际专家中心将开发「一带一路」的研究项目、国际政策简报，分享PPP最佳实践，以及公共运输物流领域的PPP 国际标准。

商贸巨轮

有人说，一部犹太人的历史等于半部西方文明史，一部河南历史等于半部中国史，一部丝绸之路的历史等于半部全球一体化的历史。然而，丝绸之路并不只限于历史。新的篇章正在书写，在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一带一路」的倡议、基础设施、贸易、金融和资本，润滑着世界商贸巨轮向前推动。与北大西洋保护主义潮流背道而驰的「一带一路」计划，有仍在增长的中国经济的驱动与支持，必将为全球的经济增长作出关键贡献。世界全球化形势行将重新布局，中国和丝绸之路国家将成为保证商贸之轮持续运转的关键轴心。

原文刊载于城大商学院《CITY BUSINESS Magazine (2017春季)》，请按此阅览原文。

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

这真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随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崛起，"先进国家"相对衰落，全球力量趋同加速，力量平衡继续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这一宏大图景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多棱镜，透过它，对世界今天与明天更加清醒的认识——包括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全球自由秩序的未来——在我们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来。

自由秩序出现危机

毫无疑问，一段时间以来"自由民主世界"发生着一场危机，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出现了"黑天鹅事件"。这些事件给西方世界的政治生态系统带来极大破坏，削弱了曾经作为美国主导的战后世界自由秩序基石的中间派和进步力量。

对自由秩序和自由民主的挑战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主要是来自内部，并带来了由美国主导和定义的自由秩序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等诸多疑问。

在内部挑战当中，首先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公信力丧失，这促使许多国家转而向东方特别是中国寻求新思想、新观念。

其次自然就是"特朗普现象"及其在欧洲国家的复制版，虽然在欧洲面临欧盟解体深渊之际法国的大选结果让人松了口气。

特朗普总统上任已经四个多月，其间，他的声明、行动以及深夜发的推特让国内外的人们觉得美国有可能不再担当世界自由秩序的担保人。他关于美国衰落的观点，他对规则和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本能蔑视，都让人无法错过和无视。那么问题来了：美国还会在这个全球化新时代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吗？或者说，它会退回到美国传统权宜之计──孤立主义吗？这也是为什么弗兰西斯福山在谈到和写到基于自由民主的秩序迅速消失时会不厌其烦地一再追问："我们还生活在自由的国际秩序之中吗？"

中国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国家发展战略，也是中国带给全球治理的创新举措，它为有关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扩大合作提供了重大机会。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的成功广受好评，证明它受到全世界的欢迎。论坛结束时与中国就"一带一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及地区和国际组织)增加到68个。

然而，"一带一路"也受到深深的怀疑，一些西方人士把这一倡议说成中国试图扩大其政治经济影响的势力范围，要用隐秘的议程推翻现有的自由民主国际体系。

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两件完全不相关的事。自由民主和西方语境定义的自由秩序的确陷入了危机，因为它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用来，或者被滥用于将西方治理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而不顾这些国家的国内条件，这其中就包括"华盛顿共识"和"国家保护责任"。西方国家自己的资本所有者也如影随形，尽可能多地从社会攫取利润，无视它带给部分国人尤其是非技术性工人的负面影响。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他着名的《21世纪资本论》中对这一丑恶现象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富人与穷人之间差距的扩大，冲突的加剧，都被归咎于全球化本身，而那些国家政府没有能够解决好这一显而易见问题的事实，被有意地忘掉了。

这是中国主动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什么如此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

至少有两件事使"一带一路"成为有吸引力的建议。一是，这一国际合作新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包括作出巨大努力减少和消除贫困的国内治理的成功。过去40年中国已经成功使7亿多人脱贫。

另一个就是，中国的成功来自于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事实，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为此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证。换句话说，中国并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提供的、有时被西方国家强加的治理模式。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以及众多先进工业国家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不能被简单复制，但中国提供了经济增长与良好全球治理的一个替代模式。"一带一路"就是实实在在的例子。

习主席在"一带一路"论坛上郑重承诺，新丝绸之路将是"具有包容性和文明融合的和平、繁荣与创新之路"。"一带一路"还可以成为应对和平赤字、治理赤字和发展赤字等严峻全球性挑战的一个方向。

很显然，"一带一路"与西方某些学者专家所说的自由秩序或自由民主衰落与否无关。如果"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的未来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它蕴含机会，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使全球化成为一个更平等也因此更持久地让各国共享利益的进程。

请按此阅览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