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志寰博士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新环境下制定的国家战略，突破了传统合作理念和方式，将开启国际合作的新格局，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亦将为香港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的四大创新

一带一路的合作理念和方式有四大创新：

「一带一路」以运输通道和互联互通为纽带、以多形式合作机制为动力、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突破传统区域合作理念，实现经济合作理念和模式创新。

「一带一路」建设新欧亚大陆桥、中蒙俄、中巴等六大经济走廊，为全球资金和人才提供用武之地。

「一带一路」沿线分别签订备忘录和路线图，实行「一国一策」，提供国际合作新范例。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筹集建设资金。

如果「一带一路」顺利推进，20年后该区域经济总量将占全球一半，形成「丝路半球」，成为新的全球经济重心和财富增长源头。

「一带一路」带来五大发展机遇

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发挥综合优势，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基建投资和管理平台。「一带一路」将带动沿线基建投资强劲增长，香港可以优先选择与中国贸易紧密、政治稳定、跨境合作完善、产业互补性高的国家，参与基建投资与管理。

沿线国家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储藏量大，开发价值高，石油化工、冶金及深加工、采矿、机械制造和电子等产业将加快发展，将为香港企业带来业务机会。

未来十年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额将超过2.6万亿美元，香港可以发挥传统贸易、保税贸易、离岸贸易以及国际转口转运贸易等优势，推进「一带一路」贸易与物流畅通。

配合中资企业到丝路沿线投资。「一带一路」推动中国企业到丝路沿线投资，去年相关直接投资达148亿美元。香港企业可以为中企提供融资、顾问谘询、会计、工程等专业服务，发挥各自优势，提高投资项目成功率。

香港金融业的优势和机会。香港可以加快建设服务六大经济走廊的综合金融平台，制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香港应争取成为亚投行等机构的海外主要营运中心和首要国际融资平台，为其提供国际性人才。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可为「一带一路」提供人民币金融产品和多样化的资产配置工具，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离岸市场功能。

抓机会不能忽视风险，要有效管理「一带一路」相关的政治、经济风险，趋利避害，提高核心竞争力。

原文刊载于香港总商会《工商月刊》2016年8月号，请按此阅览原文。

普华永道

普华永道研究报告对「一带一路」倡议下各国的资本专案和交易活动进行了回顾。报告显示，2016年七项核心基础设施领域（公用事业、交通、电信、社会、建设、能源和环境）的专案与交易总额超过了4,940亿美元。其中，中国占总量的三分之一，「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与地区占三分之二。

• 报告还指出，2016年经济呈活跃景象，基础设施项目总量和平均金额均有提升。

• 在中国，平均专案规模上涨了14%，主要得益于政府和公共部门对基础设施这项支柱经济政策的大力支持。

• 并购活动在总量和金额上均有下跌，反映出对品质的重视和对专案经济性的重新关注。

报告也揭示了「一带一路」区域资本专案规模的较大增长，平均项目价值较2015年上涨了47%。

请按此前往"普华永道"网站阅读全文。

香港总商会《工商月刊》

内地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透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该战略提出「五通」 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及民心相通，其中又以基建发展为主的设施联通作为重中之重。
 
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角色

「一带一路」沿线覆盖逾60个国家，涉及复杂的企业财资运作，当中包括现金流管理、外汇、跨境支忖、风险和责任控制等因素，因此需要一个地区企业财资中心，以集中所有财资功能，让跨国企业提升运作效率、减少外汇风险，以及在财资运作上实现规模经济。

香港是亚洲领先的企业财资中心，其优势在于拥有完善的金融基建，包括但不限于其具深度和流通性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不设资本限制、稳定和自由的汇率，以及汇聚了世界各地顶尖的银行。此外，香港拥有简单而具竞争力的税制、普通法制度、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口和商业专才，以及世界级的运输和电讯基建。更重要的是，香港毗邻中国内地，加上作为领先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使其成为实现「一带一路」 项目的理想地点。基于上述种种原因，香港显然是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在亚洲集资的首选市场。

新加坡是亚洲另一领先的企业财资中心，与香港有许多共通之处。与香港相比，新加坡更能吸引主要从事东南亚和印度业务的企业。当地亦为企业财资中心提供8％的优惠税率， 并为全球各地的财资企业推出多项奖励措施。另外，新加坡签署了80项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而香港迄今却只签订了少于40项，这方面的优势明显抛离香港。

财资业务能否有效运作，地理位置为关键的考虑因素。伦敦虽然是国际企业财资中心，但由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距甚远，所以在这方面较为逊色。

相比之下，对于正在拓展全球业务的中国公司(包括参与 「一带一路」项目的公司)来说，香港是设立财资中心的理想地点，亦是跨国企业进行财资活动的首选地点，因为愈来愈多贸易以人民币进行交易。

如前所述，「一带一路」项目需要对外融资，以填补巨大的资金差额。债务融资或债务证券化是有效的途径，为该等项目提供资金。有别于股本融资，这个方案让各地政府保留对公共项目的控制权，同时亦为长期投资者提供保证回报。

这个融资方式的另一好处，是可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另一主要目标，即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鼓励非居民企业和投资者持有和使用人民币，就要有一个具规模、市场主导的人民币债券市场。缺乏庞大而流通的离岸资本市场(债券、 股票、衍生工具和货币市场)，窒碍了人民币走出去的进程。内地急需尽快建立具规模的离岸债券市场，或开放其在岸债券市场。然而，由于后者仍然受到严格的监管，而且以公债为主，在可见的未来不大可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这正好是香港可参与其中的一环。香港具备发展成熟的金融基建，有利债务证券化和项目融资。香港亦是多元化的债券投资和发行基地，外币债务占本地市场的比例接近一半。 尽管新加坡的情况与我们近似，香港的优胜之处在于其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规模较大。

此外，香港拥有广泛多元的投资者基地，包括201个认可机构、158间保险和再保险公司，以及594个在香港依法成立的证监会认可基金。值得留意的是，2014年，超过七成的基金管理业务合计资产，即总值约2.3万亿美元，均来自海外投资者。

相比新加坡和伦敦等全球约20个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香港亦被视为基建投资的主要离岸人民币债券中心，包括结构型债券和基建债券。2015年年底，本港的未偿还点心债券总 额约3,680亿元人民币，远超以约500亿元人民币(2015年第二季）位列第二的对手新加坡。鉴于2015年本港的离岸人民币贷存比率仍然处于29.4％的甚低水平(相对于约70％的整体贷款比率)，本地市场亦对多元化和长远的投资工具如债券有殷切的需求。再者，随着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基建持续改善，将有助吸引环球投资者来港买卖债券。

建议

香港政府应游说亚投行于本港设立财资中心。此举将引起群聚效应(cluster effect)，鼓励其他已设立或有意设立财资中心的企业，选择落户香港，财资交易在同一地点进行，将提高成本效益。

虽然香港政府已为在香港成立的合资格企业财资中心提供优惠税率，其利润可按现行利得税率的50％课税(即8.25%)，但在现时的制度下，企业财资中心须为独立法团，或符合安全港规则。本会认为应撒销此项规定，让跨国企业无须为享有税务优惠而改变企业架构，否则这将削弱税务优惠带来的效益，无法达致预期的目标。

另外，香港政府应与更多地区签订避免双重课税协定，以提升竞争力，拉近与新加坡的距离。现时，约47个与新加坡签订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并未与香港签订有关协定，当中大部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应成立特别小组，带领并监督整个谈判过程，旨在加快扩大香港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网络。

债务融资中心

鉴于「一带一路」项目为债务融资带来庞大商机，香港因此获得难能可贵的机会，以建立规模与英国相当的债务市场。香港政府应与私人机构合作，积极游说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及丝路基金在香港发行外币债券、点心债券及基建债券。香港金融管理局辖下的「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职能应扩大至包括市场推广的角色，吸引更多企业在港进行债务融资活动。

香港政府应考虑提供税务优惠(例如计算利得税时扣除利息收入)，以鼓励企业持有债券。这包括扩大税务宽免范围，使不同政府及多边机构所发行的债务票据(不论任何货币)，其相关利息收入和买卖利润可获税务宽免。现时，合资格债务票据计划根据《税务条例》(第112章)第14A条及26A条，宽减来自若干债务票据的利息收入及买卖利润的利得税课税。当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外汇基金票据及债券、香港政府债券，以及多边代理机构发行的港元债务票据。此外，对于特定基金为基建项目发行的债券，政府亦可考虑豁免相关利息收入及买卖利润的利得税。

原文刊载于香港总商会《工商月刊》2016年9月号，请按此阅览原文。

CCR Advisory Group

2013年9月，才刚刚当选为中共总书记10个月、国家主席6个月的习近平就展开了其中亚之行。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意在将欧亚大陆整合为一体的“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部分。自此，"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经济与政治外交的基石，意图借此将中国影响力拓展到欧亚大陆、非洲及世界其它地区。

开发银行网

在"一带一路"名义下，中国组建了一系列投资开发银行，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亚投行"现在已经有57个成员国，这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国以及韩国和东盟的所有成员。中国还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5个创始成员国之一。仅这3家机构，就已经汇聚了240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中国政府除了向这三家国际机构提供资金外，还通过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向外提供了62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而这些项目并不在"一带一路"宣布的正式项目之中。自从中国2013年宣布“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建设银行每年都提供400亿美元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与新加坡国家开发董事会合作，向"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东南亚国家投资了额外的220亿美元项目。

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总结"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成就时称，中国已经与超过100家的政府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投资项目协议。"一带一路"也被外界称为"第二个马歇尔计划"，拥趸们指出，实际上"一带一路"的规模是"马歇尔计划"的12倍，它横贯整个欧亚大陆，范围覆盖了自中国东部至大西洋以及西欧多个内陆港口的广袤地区。

正在实施和筹划中的重大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中包含的项目以远东为起点、通过东南亚和中亚两条路径进入欧洲、中东和非洲。通过横跨大陆的铁路和公路网，将"海上丝绸之路"和"路上丝绸之路"连接一起。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中国对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巨大。近年来，中国在非洲投资的项目已经超过1000个，在非洲修建了2200公里的铁路和3300公里的公路。在习近平主席的南美之旅中，中国官员已经开始与当地政府协商修建东起巴西大西洋沿岸，西至秘鲁的太平洋海岸的跨大陆铁路项目了。

在欧亚大陆，中国最大的国有运输公司—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于2016年8月10日收购了希腊比雷埃夫斯港51%的股份，并对该港进行了现代化工程改造。

"一带一路"的中心项目就是修建连接欧亚大陆的货运与客运铁路网。这些铁路沿着三条欧洲大陆走廊延伸，将中国东部与西欧连接在一起。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修建的高速铁路比全世界的总和都要多。其中一些项目只是简单地将各地区之间的铁路连成网络，最显着的成果就是中欧之间已经建成并运行的数条跨洲铁路线，如西安至比利时、义乌到马德里、中国东部到德国杜伊斯堡(位于鲁尔河和莱茵河的汇合处)铁路线。最近，中国东部到伊朗的铁路线成功开通，两地运行时间缩短到14天，这节省了2/3的运输时间，极大地降低了商品成本。

规划中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包含的项目范围非常广泛，将直接影响到全世界65%的人口、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一、涵盖全球货物与服务的四分之一、占世界已经探明的能源供应的四分之三。这就意味着每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的经济活动将涉及到44亿人口、资金将达到21万亿美元。

要在全球推进这些宏大的铁路建设项目，只有依靠中国国企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国政府已经提议要出资修建连接巴西和秘鲁的铁路，由于要穿越亚马逊丛林和安第斯山脉，单单这一个项目就需要资金2500亿美元。作为将"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连接为一体的项目，中国正在修建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之间的高铁线路。通过穿越东南欧的铁路和公路网，中国将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口与多瑙河谷连接在一起。中国还正在投标美国筹划中的圣地亚哥至洛杉矶的高铁项目，准备为该项目出资一半。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项目之一，中国正在修建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初始费用已经投入了16亿美元。该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汇合点之一，还是包括运输液化天然气的更大的能源网线的重要节点之一。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国计划为修建"中巴经济走廊"投资460亿美元资金，这比自1970年以来巴基斯坦接受的所有外国直接投资总和都要多。

中国的财政资源能够满足所有的资金和管理需求吗?

中国的外汇储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剧烈下降后，目前已经稳定下来。至2016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储备额为3.18万亿美元。中国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满足其"一带一路"计划的雄心，而且也已经清楚地表明愿意将钱投资在所需要的地方。通过多边开发基金和中国对"一带一路"项目的直接投资，有相当一批令人瞩目的长期信贷资金已经到位。但据世界银行和其它一些国际机构估算，单单亚洲地区，为了填补"基础设施建设缺口"，每年就需要2-3万亿美元的资金。就算把中国以及其它那些新成立的多边开发基金的资金全部加起来，也只能满足一部分资金需求，至少在未来十年内都是如此。

然而，2015年，德国发展研究院的研究报告《资助全球开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做出结论称，如果能够合理地运用信贷手段，再加上与其它多边开发基金合作，只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家就能在短时期内每年筹集发放340亿美元的开发贷款。也就是说，这要比刚刚闭幕的金砖国家印度“果阿峰会”宣布的25亿美元贷款额的十倍还要多。从这个角度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已经与欧洲投资银行实力相当。2012年，欧洲投资银行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了320亿美元，当时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地区开发银行。

德国的研究报告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了很多的参考意见和指导说明。比如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贷款规模不能太少，否则就没有意义。衡量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作用的另一个指标是它是否能够创造金融杠杆，把政府资金和私人资金吸引进来，共同为项目提供资金。

报告还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还应该将国内、地区以及世界银行看作天然合作伙伴。事实上，无论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还是"亚投行"的设立，都反映出一种发展趋势，即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国家级的公共开发银行都得到了更多重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共识，考虑到私人金融系统在投资实体经济方面的局限性，运营良好的公共开发银行能够起到正面积极作用，特别是在需要大笔、长期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因为这些项目往往需要长时间的运营，投资方才能获得盈利，而私人银行一般不愿意借出此类贷款的，特别是在贫穷国家中。[1]

关于评估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可行性的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这些新成立的开发银行，如"亚投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否能够达到或超过国际标准。从第一开始，奥巴马政府就对中国提议建立的这些机构能否达到国际标准持保留意见。在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后，美国国安委在英国《卫报》上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亚投行的立场是清晰和一贯的。无论是美国还是全球其他的主要经济体均同意，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是迫切的。我们认为，任何新成立的多边机构都应该达到并符合世界银行和其它地区开发银行的高标准"。经过多轮讨论，我们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能否在管理水平、环保与社会责任方面达到世界高标准存疑……"亚投行"能否完善现有结构、能否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有效并肩合作，这对国际社会而言均存在重大利益。[2]

现在，18个月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当初对亚投行的那些怀疑、保留意见都有些夸大其词。由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加入了亚投行，全面参与了银行的管理结构设计与人事安排，他们已经在参与的过程中将国际标准和模式带进了亚投行。

由前墨西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担任主席的塞迪略委员会[3]曾经对世界银行改革提出建议，世界银行应该简化对关键贷款的审批手续，这样可以降低高昂的人工成本，缩短项目等待审批的时间。亚投行在设计自己的章程时也吸纳了这些改革建议。

安全与地缘政治挑战

在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解决了管理运营问题后，为了确保"一带一路"所有项目能够取得成功，还有与安全和地缘政治因素相关的一系列艰巨挑战需要克服，至少在运行的初期阶段难以避免。与这些挑战相比，结构性问题或短期资金短缺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本身就是应对安全和地缘政治挑战的最好诠释。该走廊通过铁路、公路将巴基斯坦与中国西部省份相连，包含的项目有修建许多石油和天然气管线和其它很多基础设施项目。但走廊沿线至少有“东突”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和俾路支斯坦分离武装分子等三支武装组织在活动，面临的安全挑战极为艰巨。该项目现在进展缓慢，因为巴基斯坦的安全部队连修建公路、铁路和石油管线的中国工人的安全都无法保证。另外，规划中的中巴经济走廊还要穿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这又引起印度不满。金砖五国峰会今年在印度召开，印度政府在公开场合选择强调五国的共同利益，但在印度总理莫迪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双边会见中，则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争论。一个是中国反对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二是中国反对印度推动的《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的批约工作，这个问题自1996年开始就是令联合国安理会头疼的难题。虽然印度声称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在2001年袭击印度议会大厦、策划2008年孟买大屠杀以及2016年在克什米尔发动恐怖袭击都是由巴基斯坦政府幕后支持操纵的，要对巴基斯坦进行经济制裁，但作为巴基斯坦的盟友，中国对此却一直保持沉默。

在2016年10月16日出版的《金砖国家邮报》上，印度德里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宾建议莫迪政府可以采取更积极的方式解决这些争端，比如说印度公开宣布加入"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这样就可以使印度在中巴推进经济发展时也分得一杯羹，也能更好地保护印度安全利益。他声称，如果印度政府这样做，就能转变中国反对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立场。中巴之间加强贸易纽带最终会使印度得利。中国已经主动提出要投资莫迪政府的招牌倡议─"品牌印度"，还答应对印度投资的伊朗恰赫巴哈尔港（位于阿拉伯海）注资[4]。

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只是中国与其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的缩影之一。中国的领导人对此也心中有数。中国社科院的许奉先最近写道，"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成功的最大挑战就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和沿途的安全挑战。他称，"中巴经济走廊"将是一个试验场，看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能否胜过民族矛盾与冲突?[5]

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情况也是决定"一带一路"战略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在未来十年，中国的GDP将保持6.5—7%的增长速度。也有一些分析家预测，由于中国国企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国内债务总额持续保持高位，在加上庞大的影子银行和工资增长压力(在过去十年，中国工资年增长率亚洲最高，达到10%)、建设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求等因素，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将陷入混乱。布鲁金斯学会的大卫•道罗在2015年7月的研究报告中称，"一带一路"倡议对解决中国国企产能过剩问题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6]

但同样在这份报告里，还有近期麦肯锡集团所做的一份报告中均称，"一带一路"倡议与奥巴马政府推动的TPP之间的冲突有点夸大其词。其实两者可以互相补充，即TPP为未来跨太平洋贸易提供"软件"服务，"一带一路"通过投资基础设施为经济增长提供"硬件"服务。[7]

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内在动机感到不安，这才是对该倡议提出各种怀疑的潜在原因。习近平主席声称要将"一带一路"打造称"双赢"的新模式，目的就是要建立全球"命运共同体"。

但是，在华盛顿和新德里看来，中国对瓜达尔港的建设就是为了让其充当中国日益强大的海军潜艇部队基地，目的就是将中国海军的投送能力扩展到印度洋。

在整个西方社会，对中俄正在形成的地缘政治联盟日益感到不安。最近数月，中俄海军已经在太平洋东北部联合开展了许多军事演习。而且，中俄之间已经签署了将"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远东开发计划相结合的初步协议，最近还签署了一份价值400亿美元的天然气大单。俄罗斯牵头的“欧亚经济联盟”也已经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同意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绕过了美元作为国际能源贸易储备货币的作用。

中国优先? 还是真正的"双赢"?

今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西雅图和华盛顿时，他向美国大公司的总裁们保证，中国仍然是现有国际金融结构中负责任玩家。他举例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通过坚定持有美国巨额政府债券，中国在稳定美元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中国政府一再安抚世界，但大家仍然对中国想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掩护，实现其长期的地缘战略野心感到不安。中国在2010年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了强硬举动，这让域内的小国家不得不在追求扩大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合作的同时，还寻求美国的军事保证。

2500多年以前，中国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孙子曾经在《孙子兵法》中写道"百战百胜不是最终目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为了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第二个马歇尔计划"，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让全世界相信，中国正在致力于推进全球系统改革，而非在"一带一路"的伪装下只追求"中国利益优先"。

1. 德国发展研究院政策文件《资助全球发展：金砖国家开发银行》；2013年第13号文件；作者斯蒂芬尼•格瑞夫斯•琼斯
2. 《美国对英国加入中国领衔的亚投行的怒火》，作者尼古拉斯•瓦特、鲍尔•路易斯和塔尼亚•布瑞尼甘；《卫报》，2015年3月12日
3. 《为21世纪的世界银行再加油》；世界银行管理现代化高级委员会报告；2009年10月期。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NEWS/Resources/WBGoveranceCOMMISSIONNREPORT.pdf
4. 《印度与"一带一路"：其实并不复杂》选自《金砖国家邮报》，2016年10月16日，郑嘉宾。http://thebricspost.com/india-and-obor-its-not-complicated/
5. 《中国习近平"一带一路"的关键项目会失败》，选自《时代杂志》2016年8月18日。作者查理•坎贝尔
6. 《中国作为地区和全球力量的崛起：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作者：大卫•道罗；布鲁金斯学会，2015年7月15日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chinas-rise-as-a-regional-and-global-power-the-aiib-and-the-one-belt-one-road/
7. 《中国的"一带一路"：能够重塑全球贸易?》麦肯锡集团播客；2016年7月，西西莉亚•马泽察、凯文•斯尼达和乔

请按此阅览原文。

香港总商会《工商月刊》

自中国于三年前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这个横跨三大洲的宏图大计已引起了全球的注视，尤其是沿线的多个亚洲国家。对香港而言，这个计划带来了庞大的机遇，但问题仍然在于如何掌握先机。面对物流、地理和政治方面的种种挑战，外界一直讨论「一带一路」战略的成效。总商会主席吴天海为第二届年度「中国日报亚洲领袖圆桌论坛」致开幕词时表示，这些都是切实的考虑，但计划一旦取得进展，香港将可受惠于沿线的贸易流通和市场开放。

他说：「纵观历史，经济增长总是与贸易流通和市场开放息息相关。香港的成功全赖贸易流通和市场开放。近年，香港愈趋保守封闭，不及以往开放，甚至近乎『保护主义』。过去百多年来，香港向全球各地开放市场，以『换取』全球各地向我们开放市场。我们的市场规模细小，必须不断开发新市场。」

吴天海呼吁香港以更开放的态度看待「一带一路」。他说：「无论我们是否参与其中，『一带一路』都会不断推进。我们或可选择不参与，但最终将落后于其他地区。香港是否对外开放通商？抑或是一个封闭的市场？」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枢纽，拥有发展成熟的金融服务业，我们能把这项优势同时应用于「一带一路」战略。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说：「如缺乏资金，『一带一路』及其庞大的基建项目便只能停留在构想阶段，无法落实。纵观多方面的因素，香港能够协助实践这个愿景。」

香港的金融专业知识并不仅限于传统的范畴，例如伊斯兰金融已成为发展中的一大领域。他补充道：「过去两年我们成功发行两批伊斯兰债券，向全球展示了本港有能力推出伊斯兰金融产品，并管理它们的融资需求。观乎支持『一带一路』的伊斯兰国家的数目，这个趋势只会有助于我们的未来发展。」

梁振英亦公布全新的支援计划，协助海外专业人士。政府已拨款2亿港元推行「专业服务协进支援计划」，旨在支援与境外专业人士合作进行的非牟利项目，并促进研究和推广活动，以推动业界发展。

另外，政府去年12月推出奖学金计划，以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来港升学。「一带一路」奖学金计划已率先在印尼推行，并刚于近日扩展至马来西亚。

梁特首说：「计划正逐步推展至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们刚把计划扩展到马来西亚，从下一个学年开始，为在港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的马来西亚学生提供10个奖学金名额。我们欢迎商界参与，合力提供『一带一路』奖学金。」

他认为机遇处处，但需要多下些工夫，才能把讯息传开。「如何让所有人抓紧机遇？那就要加强推广。事实上，很多人已看到『一带一路』的机遇，但他们或许仍需了解更多。」

梁振英又指，现时已有许多港人在海外就业。「现有30万人在内地工作，相等于8％的劳动人口。愈来愈多年青的香港建筑师正向印度叩门，并前赴马来西亚和印尼工作。」

多位讲者亦敦促港府更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加强联系，并缔结协定。

前海创新研究院院长陈坤耀教授说：「香港可以充当超级联系人，但联系的对象和方式为何？如能找到答案，我们就可以集中资源。」

陈教授告诫：「怎样联系？答案很简单，你必须先找出联系对象，否则永远无法建立联系。香港所欠的是一位伙伴，前海自由贸易区在多方面都可作为我们的伙伴，该市被中央政府划 为支援枢纽，并正试行金融创新。香港仍未了解到前海的重要性。」

国泰航空公司行政总裁朱国梁指出：「政府可在优化签证、贸易协定、税务协定和新的航空服务协定等方面多做点工作。」

香港亦被视为地区联系人，把内地与邻近国家联系起来。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博士说：「经香港前往东盟国家会比较畅顺，因为情况有时会较为敏感，例如越南。」

梁振英展望「一带一路」可为各方缔造多赢局面，呼吁香港各界同心协力，令香港成为重要的枢纽。「政府、商界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推动香港成为『一带一路』上及『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内地之间的『重要枢纽』和『超级联系人』，令人人受惠其中。」

原文刊载于香港总商会《工商月刊》2017年1月号，请按此阅览原文。

香港总商会《工商月刊》

匈牙利积极吸引中国投资者于当地设立欧洲业务枢纽，已逐渐取得成果。为抓紧「一带一路」所创造的机遇，两国正建立良好合作基础，发展前景预期将更为乐观。

匈牙利外交及贸易部部长 Peter Szijjarto对匈牙利与中国及香港的关系充满信心，认为有助该国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他在12月访港时向《工商月刊》表示：「匈牙利与香港是现代丝绸之路的两个终点，香港是东段的终点，而我们则是西段的终点，这给予双方加强合作的机会。」

内地不少大企业，如华为及比亚迪，已将欧洲总部设于匈牙利。匈牙利自2013年起推行「东向政策」，积极寻求内地投资，由于当地利得税率只有9%，加上劳动生产力高，内地企业在该国的投资额已达37亿美元。

他説：「随着内地企业在欧洲的发展愈来愈成功，他们希望能在欧洲站稳阵脚。资金正由东向西流，我们期望资金可投资在匈牙利。」

匈牙利吸引的中国投资者数目愈来愈多，令匈牙利受到部分欧盟成员国的批评，不过Szijjarto对此并不担心，而且坚定支持政府政策。

「这是竞争。大国不愿看到我们或其他中欧国家与中国做生意。大家都在争取更多投资，而我们正取得优势。」他续説：「除非他们和我们一样，积极向外寻求商机，并集中更多精力与中国做生意，否则我们将在这个竞争中继续领先。」

他相信香港能促进贸易及投资由东向西的流动，但他认为匈牙利需要多做工作，以提高香港各界对当地的认识。在访港期间，Szijjarto于12月1日与香港政府签署协议，设立双边工作假期计划，两地年龄介乎18至30岁的青年可申请工作假期签证，在匈牙利或香港逗留一年时间，期间可工作最长6个月以赚取旅费。协议将于2017年7月1日起生效，双方每年各有 200个名额。

他説：「我这次来港的主要目的，是签署工作假期协议。我也希望尽快与香港完成谈判，让更多匈牙利食品获准出口至香港市场。」

匈牙利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但其地理位置与香港相距甚远，难以在数量上竞争，不过Szijjarto相信该国有潜质在质量上取胜。他説：「我们目前获许出口家禽及猪肉到香港，进展顺利。我们不久前获准出口小牛肉，并快将与当局就兔肉及羊肉的出口逹成协议。」

对匈牙利而言，农产品出口增长固然锦上添花，更重要的是与香港签订保障双方投资的协议，如此下来，该国15%个人入息税率及9%利得税率对香港投资者将更具吸引力。协议让匈牙利更有机会发展成为内地「一带一路」的终点。

匈牙利已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预期申请将于2017年初通过。他说：「布达佩斯至贝尔格勒的铁路将进行现代化工程，相信能够促进基础建设发展。待工程完成后，该铁路将成为把中国货物从希腊皮拉鲁斯港口运送到欧洲中部及西部的最快路径。」

该铁路可让车身长达740米的货运火车行驶，时速达160公里。

北京往来布达佩斯的直航航线于2015年5月正式开通，前往匈牙利的内地旅客数目因此上升30%，而匈牙利对内地的出口亦增加22%。

Szijjarto总结道：「我已向香港官员提出开通香港往来匈牙利的直航航班，他们亦承诺会向国泰航空反映意见。若然最终能够成事，我们当然会十分高兴。」

原文刊载于香港总商会《工商月刊》2017年1月号，请按此阅览原文。

大成Dentons

一带一路项目是中国彰显其世界经济强国地位的重点项目之一。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了一带一路项目，显示了这个亚洲强国加快对外投资以及巩固国际地位的宏伟目标。一带一路项目在地理位置上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到西欧，贯穿南亚和东南亚、俄罗斯、波斯湾、中东、北非、地中海以及周边地区。这被称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部沿海，经过中国南海和南太平洋，向西通过印度洋，到达欧洲的地中海 …

结论：丝绸之路是用黄金铺成的吗？

无论从哪方面考量，一带一路战略都是全球范围内继二战马歇尔计划之后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经济战略。有许多关于一带一路战略能否成功的评论。对于像这样规模的战略，人们最终会通过项目成果来评价它。目前可以预计的是中国将不会缺乏一带一路需求的资源。习近平主席的执政水平必将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紧密相连，这样的压力或许很多人会望而却步，但习近平主席及其团队很明确地表现了积极的态度。这也为对一带一路成功抱有很大期望的沿线国家增强了信心。

即使有最好的目标和奋斗计划，一带一路必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上文讨论过的这种体量的项目必然会带来的几项明显的挑战。

然而一带一路战略为各方带来的好处也是目前不可估量的，不仅惠及中国及其人民，也将使得一带一路选择与中国合作的沿线国家获益，包括经济、政治、战略、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利益。对一些国家来说这些利益甚至将改变它们的现代历史进程。原本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基础设施如今将加速完成，随之而来的利益也将不可估量。

因此我们的答案是积极的，对于中国和愿意参与、共享这项倡议成果的国家来说，丝绸之路确实有可能是黄金铺成的。

请按此前往大成Dentons网页下载原文(中文报告)。

科法斯集团

世界贸易笼罩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下

在经历连续2年的全球增长趋缓后，2017年的增长前景略有改观(从2.5%升至2.7%)。这一回升主要由新兴国家企业复苏带动(增长率4.1%)，而这要归功于巴西和俄罗斯的反弹势头抵消了中国经济减速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则稳定在1.6%。

全球贸易一派萧瑟气象(预计2017年增长2.4%，2008到2015年间平均增长率为2.2%，但2002到2007年间平均增长率达7.0%)，而随着唐纳·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可能卷土重来，令本就恶劣的形势雪上加霜。短期来看，这些措施在本周期结束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1.8%)将小于那些对美国出口权重较高的国家，如：中美洲国家(尤其是宏都拉斯、萨尔瓦多、墨西哥和厄瓜多)和部分亚洲国家(如越南和泰国)。

鉴于墨西哥对出口美国的依赖性较强(占该国GDP的7%)，在通膨抬头而投资减退的情形下，科法斯拟将其国家风险评级降为B。而阿根廷相比之下"川普效应"有较强耐受性，在度过艰难的头一年后，有望从其改革中获益。因此，科法斯将阿根廷国家评级升为B级。

2017年全球政治风险将达史无前例的高度

在2017年，政治风险仍将是需要加以关注的重中之重。

发达经济体中，欧洲正陷入极大的政治变数之中，多场决定性的选战结果难测，而英国脱欧的具体条款细节仍有待推敲。在过去一年间，科法斯欧洲政治风险指数迅速攀升，德国、法国、义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的平均增幅达13个百分点。如果未来出现与英国脱欧公投相似规模的大型政局动荡，欧洲的平均增长率将被拖慢0.5个百分点。

而在社会不满情绪蔓延和安全风险骤升的推波助澜之下，新兴国家的政治风险也高于以往。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独立国家国协成员国(由于俄罗斯关系，2016年指数为100%中的63%)和北非/中东地区(土耳其与沙乌地阿拉伯同为62%)的风险最高，而南非评级下调至C则可部分归咎于经济增长极度低迷的背景下，其政治和社会失望情绪的蔓延。

包括恐怖攻击、冲突和谋杀在内的安全风险是政治风险指数中的一个新增因素。不出所料的是，这些风险最高的国家便是俄罗斯和土耳其。

信用风险：高额企业债是新兴国家银行业的一大威胁

这类信用风险的增长在不同国家可表现出不同的形式。

发达经济体的企业破产水平应可继续下降。但负面状况在于企业创建数量通常低于金融危机前水平(2015年与危机前峰值相比，德国为-19.8%，美国为-5.1%，义大利为-4.1%)。银行倾向给予高负债企业的贷款而忽略快速增长的年轻企业，令他们无法获得应有资源。

企业过度负债是新兴国家面临的另一大问题。中国的企业负债水平最高(相当于GDP的160%以上)，2015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第二季度期间，这一债务又增长了GDP的12%。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的银行业坏帐剧增，信贷条件日益趋紧。

欧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贸易风险评级上调

自2015年中以来，科法斯首次在国家风险评估中给予更多评级上调而非下调。

西班牙评级上调至A3，而冰岛和赛普勒斯(资本管控相关风险降低)的评级分别为A2和B。在科法斯进行评估的160个国家中，中欧诸国的评级持续改善。爱沙尼亚(A2)、塞尔维亚(B)和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C)等国的企业环境和经济增长均有改善，已达较满意水平。得益于适度的经济增长和银行业的持续巩固，保加利亚(A4)的复苏势头也已稳固。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较小国家的处境相比较大经济体要更为有利。表现最好的两个国家是迦纳(B)(在12月通过了民主成熟度测试，公共财政管理水平较好)和肯亚(A4)(获益于旅游业和公共投资的增长)。

请按此阅览原文。

香港中华总商会月刊《商荟》

特首在《施政报告》多番提及“一带一路”发展之后，如今相关话题已广为大众谈论。新国策蕴藏无穷机遇，对本地法律界而言，当然亦不例外。

在迈向大国的路途上，实施“一带一路”国策是重要的一步。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认为，大国不应只在乎船坚炮利，更应关注文化水平、政法制度、人民质素等。“一带一路”国策配合开放型经济体系，推进民主法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改善民生，完全符合大国崛起的步伐。

“一带一路”独特之处
梁爱诗指，从前区域合作上中国每每处于被动位置，“一带一路”使中国变得主动。原因首先在于它没有预设的规章，只要双方同意，毋须多方面的协调。而且，“一带一路”理念开放包容，互利互赢，不设门槛、不排他。

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合作的领域甚为多元化，包括基建、金融、服务、能源、环保、航运、物流、科技等，而丝路基金、亚投行、TPP、国际金融机构和开发性的金融基金，可为这些国家按需要提供其缺乏的资金和技能。这些活动不只为这些国家带来发展和机遇，对中国来说，亦极为重要。

体现一国两制
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梁爱诗指出香港享有不少优点：它既与国家一体，又实行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当中也包括了人民币离岸中心。香港也是中西方文化桥梁，具培育创意产业的新优势。在此基础下，梁爱诗深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走出去”战略是香港法律界的重大机遇。

香港法律优势明显
在可见将来，国家在“一带一路”概念下发展，过程必然会涉及大量合同。梁爱诗认为，凭藉香港既有法律地位，可以争取合同的适用法，争取香港法院和其他机构成为合同纠纷解决地，与内地和他国同行一道，贡献本地律师的智慧和努力。

她续指，香港律师对中西法律细节娴熟，而且自70 年代以来，香港的法律服务已对外开放，世界各国的律师多在香港设有分行，客户随时取得外国法律谘询。他们也藉香港踏入内地市场。香港律师不仅对普通法系国家比较了解，对大陆法系也不生疏，包括对伊斯兰国家的法律体系和融资方式，也渐有认识。而且香港律师还有双语的便利，他们有能力对合同双方不同要求精准分析，并与中国客户分享，协助他们作出准确的判断。

此外，梁爱诗更提到香港律师在与各国商界交往过程中，大量接触到各地商人，明白其需要，故他们是优质中介，其参与可以避免双方误解、增进相互理解，有效地促成双方的谈判。

她更赞扬香港国际法律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公正，程序规则齐全，案件处置严谨、按章办事，完全与国际惯例接轨。故香港有力为国家“一带一路”和“走出去”大战略，构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法律纠纷解决中心。她建议，香港可建立专门服务“一带一路”的法律纠纷处理中心。

放眼未来 寻觅机遇
前瞻未来，梁爱诗认为大家不应该期望“一带一路”能迎来即时利益，因为只有业界本身才最了解如何利用这次机遇。她期望各行业提出建议，提请政府纳入《施政报告》，并要求中央政府把建议纳入“十三五”规划，然后再予推动。情况一如CEPA，有赖大家主动寻找机会。

原文刊载于香港中华总商会月刊《商荟》2016年7月号，请按此阅览全文。

金杜律师事务所

到底有多少「一带一路」投标方研究合同草稿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并对此提出详细的意见？没有多少。然而，这一条款却是合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因为「一带一路」项目很容易遭遇各种索赔，毕竟当中许多项目都在带有高度政治、经营和法律风险的国家进行。如果各方没法达成和解，则他们将需要依赖争议解决条款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

各方总是自动以「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英格兰仲裁」、「新加坡仲裁」、「新加坡法律」等字眼起草合同，因为这就是他们习以为常的做法。但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务必要妥善考虑这些是否真是最适当的条款。

「一带一路」投标方很有必要停下来仔细考虑争议解决条款，并决定是否需要找到发包人和/或贷款人，向他们解释为何更慎重地考虑争议解决条款是一种更利于所有相关各方的做法。有些发包人/贷款人将会说：「不，我们不修改这一条款」。但另一些有可能会被说服(也许是为交换其他让步的条件)。

毫无疑问，「一带一路」项目的争议解决条款应把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主要模式。国际当事方更倾向于仲裁的原因在于：私密性强；不像法院程序那么正式；且更容易在不同管辖区强制执行。但是仲裁地选在哪里？以及根据哪个管辖区的法律仲裁呢？

一个好的争议解决条款应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 仲裁在哪里进行？

对于「一带一路」项目，通常观点认为，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贸仲委仲裁，抑或是「一带一路」东道国仲裁，都无法足够中立到令各方都能接受(至少会有一方无法接受)。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各方常选择在伦敦或新加坡(有时是斯德哥尔摩或巴黎)仲裁。不过，何不在香港仲裁呢？香港受惠于「一国两制」的法律制度，因此依旧是一个普通法管辖区，不仅拥有行事高效独立的普通法法官，也拥有专业水平位居全球前列的终审法院。

但「一带一路」东道国经常说，「我们会担心香港，因为它不是完全独立于中国的」。东道国在此犯了严重错误。这也显示出东道国实际上并不明白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倒是对东道国的「一带一路」参与方自己大有裨益。为什么呢？因为内地政府和香港政府之间订有特殊的安排，即，《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安排》」)。根据这项《安排》的规定，如任何一方未遵守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另一方可向相关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香港裁决。

最高人民法院已指令下一级法院在决定拒绝根据《安排》强制执行香港裁决时必须事先向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请示，并交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准予强制执行。言下之意是，未经事先上报，一概不会拒绝准予根据《安排》强制执行香港裁决。

换言之，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对东道国一方的有利之处在于，相较于在伦敦、新加坡、斯德哥尔摩或巴黎作出的裁决而言，香港裁决将会享有更优越的强制执行权利。对于中国参与方而言，香港也有明显的吸引力，这不仅体现为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更是因为香港拥有无懈可击的法治、处理案件时的办事效率、可供选择的多元化仲裁机构和仲裁规则，以及文化上的接近性。

• 管辖法律

中立的法律(例如，香港、英格兰及威尔士或新加坡法律)可被选作管辖实体争议的法律。在订明香港作为仲裁地的同时，考虑选择上述实体法也毫无问题。例如，一方可使用争议解决条款订明香港仲裁，同时选择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作为管辖法律…

请按此阅览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