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以顶层设计统筹政策

国务院在2018年10月16日发布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中定位海南自贸区为一个重大国家战略，中央政府以相应的顶层设计统筹各部门的政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成立了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担任组长，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及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担任副组长。发改委近年通过成立高层次领导小组，统筹区域战略发展。现时在发改委辖下的其他领导小组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均由韩正担任组长。由此可见，建设海南自贸港的战略意义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及「一带一路」倡议并列。值得注意的是，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亦是发改委辖下唯一一个只涵盖一个省份或地区的领导小组，证明建设海南自贸区同时具有地域经济及国家发展的深层意义。

中央部门已发布的重要文件及内容简要

2018年4月11日中央政府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亦称为「中央12号文件」)后，中央各部门陆续推出政策，为海南省政府制订相关政策订立方向。截至2019年1月，中央部门已发布的重要文件及简要内容详见下表：

海南自贸区落实政策最新情况

在中央政府承诺简政放权的方向下，海南省政府将会有更大自主权制订政策细则，推进自贸区发展及所需改革。海南省政府持续推出政策，务求在2020年时，显着改善营商环境及国际开放度。

2018年5月，省政府制订《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年)》，大力引进各类人才，并加强培养省内人才。省政府其后于6月发布有关人才住房保障及人才配偶就业安置实施办法的文件。

2018年12月，省政府发布《海南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2018—2019年)》，除了落实《总体方案》中列出对重点产业领域的开放措施外，也作出3天内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扩大「证照分离」改革事项至130项等承诺。

2019年1月，海南自由贸易账户于省内部分金融机构开始营运，客户在分账核算的规则下，可以开立以人民币为本位币的本币及外币可兑换账户。

海南省政府在2018年6月至11月间，也发布了有关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深入整治生态环境及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文件。

与此同时，海南省各地也开始推进自贸区相关基建。分别于2018年11月28日及12月28日，自贸区第一批及第二批建设项目集中签约及动工。第一批项目包括扩建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及三亚科技城，以落实《总体方案》中筹办大型国际展览会及建设国际一流的深海科技创新平台的政策方向。第二批项目包括在海口江东新区的国际学校及互联网总部项目，从而为吸引海外人才到海南就业及推动互联网经济提供基础设施。

位于海口的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第二期)工地。图左为会展中心第一期。

同时，海口的免税品商店及三亚机场的升级工程也快将完成，有望加强海南岛的旅客接待能力及吸引力。在2019年1月，财政部提前下达海南2019年新增债券额度166亿元，以保障各地方政府在筹建扶贫、防污及交通等重点项目的资金需求。因此，基建发展将会成为今年海南省经济发展的一大重点。

即将全面启用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新登机桥。

位于海口市中心日月广场，即将开业的免税店。

对港商的机遇

海南自贸区将会大幅放宽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以下列表显示《总体方案》与《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在服务业的放宽市场准入措施：

以上所见，海南自贸区在电信、文艺及建筑行业的某些业务范畴中，会对所有外资采取现时适用于港商的放宽市场准入措施。而在保险、海运、货代行业及农业的某些业务范畴甚至会比CEPA更宽松。对港商而言，海南自贸区大幅放宽服务业对外资的市场准入，虽然可能会使港商在海南面对来自其他外资的竞争，但是也可能为内地其他地区进一步开放提供诱因，为港商提供更多新机遇。

针对港商在海南发展，《总体方案》列出：「授权自贸试验区制定港澳专业人才执业管理办法，允许具有港澳执业资格的金融、建筑、规划、专利代理等服务领域专业人才经备案后为自贸试验区内企业提供专业服务。」以上内容已表明，海南自贸区将会提供专为港澳居民而设的特殊准入待遇。在海南自贸区大幅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的背景下，建筑、规划及专利代理界别的专业人士可望于海南寻找发展机会。同时，海南自贸区将会扩大开放金融业，当中包括：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探索投融资汇兑便利化等。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如何在海南自贸区的政策框架下，提供来自香港的金融服务，实在值得探索。

海南自贸区将对世界打开大门

海南自贸区将会对世界打开大门，发展旅游、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也会通过理顺政府及市场关系，改善营商环境。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8年4月10日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海南自贸区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最新举措，随着相关政策逐渐落实，自贸区将来还会推出的新政策及规划，值得持续留意。

中央政府宣布海南全岛建设自贸区

海南省位于中国南端，北以琼洲海峡与广东省相隔，西与越南以北部湾相对。2018年海南省人口有934万；本地生产总值4,832亿元人民币；人均生产总值51,955元人民币，在全国属中等水平[1]。海南省经济产业多元，农业、渔业、工业及服务业齐备。海南岛是中国其中一个旅游胜地，海口、三亚等城市广受游客欢迎。2009年，国务院定位海南岛为国际旅游岛。2018年，海南岛获得新定位—成为全国最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央政府于2018年4月11日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亦称为「中央12号文件」)，为海南省进一步发展拉开帷幕。随后，于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发表重要讲话(亦称为「4.13讲话」)，宣布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2]。海南岛将藉此逐步探索，建设成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国务院于2018年10月16日发布《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列出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具体计划。自此，海南自贸区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海南自贸区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扮演重要角色

2013年以来，中央政府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把处理政府及市场关系定为核心工作，令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3]。2013年，上海成立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随后分别在2015及2017年成立第二批3个及第三批7个自贸区，共11个自贸区。除了通过保税区等措施促进货物贸易，设立自贸区的目标还有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开放投资领域及探索制度创新，为最终改善全国营商环境提供试验场地。11个自贸区各自发挥着它们在地域经济上的功能，也协助全国探索各种新制度，如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等。

与之前11个自贸区以片区划分的情况不同，海南自贸区覆盖全岛共18个县市。中央12号文件中提及，海南在发展过程中，中央支持海南探索可复制及可推广的经验，以推动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及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由此可见，设立海南自贸区不单以发展海南省经济为目的，而是希望在这里的经验能帮助中国整体发展。国务院在《总体方案》中也明确表明，海南自贸区需要「发挥海南岛全岛试点的整体优势」。

同时，建设海南自贸区能与内地「一带一路」倡议带来联动效应。南海是国际海运到中国的重要干道。海南省如能利用自贸区带来的优势，有序地开发及使用海洋资源，强化中国的海洋经济，将会对中国开发南海及发展与东盟等邻国关系有重要的意义。《总体方案》更将海南自贸区定位为中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海南自贸区以建设自由贸易港为目标

自贸港是海南自贸区的最终发展目标。在中央12号文件中，列出以下海南由自贸区发展成自贸港的路线图：

海南自贸区的税收政策

习近平在4.13讲话中形容，自贸港是世界上最高水准的开放形态。海南自贸区将会探索更灵活的财税政策体系，以建立更开放的市场及营商环境。在未来，海南自贸区可以试行其他自贸区已成功试验的税收政策，以促进贸易发展。其中，在自贸区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可以试验选择性征收关税。详细财政税收政策方案有待省政府公布。下表列出在其他自贸区的方案中获提出试验的重点税收措施：

海南自贸区的重点发展产业

中央12号文件表示，建设海南自贸港不以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业为重点。《总体方案》其后亦列出，海南自贸区以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以下列出海南自贸区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方向：

旅游业

海南岛计划将会建设成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旅游业是海南岛的重要产业，海口、三亚等城市广受游客欢迎。目前海南旅游业绝大部分由国内游客支撑。2017年海南省接待的6,745万游客中，国内游客占6,633万，比率达98.3%[4]。为了吸引更多海外游客选择海南岛，《总体方案》中阐述了以下政策方向：

1. 为了令海外游客能更方便到达海南岛，政府将推动海口、三亚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航权安排，亦会鼓励中外航空公司新开或加密来往海南岛的国际航线。
2. 海南自贸区会放寛市场准入，允许外商在中方控股的前提下，投资文艺团体；也会通过举办国际博览会及节庆活动，吸引海外人士到海南岛。
3. 发展国际医疗旅游和高端医疗服务。
4. 提升高端旅游服务能力，如发展邮轮航线、简化游艇入境手续及实施外国游客乘坐邮轮免签政策。

现代服务业

拥有便利、开放、高效及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每一个自贸港的核心。因此，《总体方案》阐述了以下政策方向，以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及驱动服务业创新发展：

1. 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并在医疗、电讯、互联网、金融及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大幅放宽外资市场准入。
2. 为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海南自贸区将会探索建立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3. 支援跨国公司、贸易公司建立和发展全球或区域贸易网路，以建设区域性离岸贸易中心。
4. 在多个专业服务界别，如建筑、仲裁、会计、知识产权及会展业，引进国际化的规划及专业服务机构。
5. 利用面向南海的地域优势，发展航运保险、航运仲裁、航运交易等高端航运服务，以建设现代国际航运服务平台。
6. 加快金融业开放创新，以服务自贸区实体经济，例如：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探索投融资汇兑便利化及扩大金融业开放。

高新技术产业

海南省位处热带地区，气候有助农业发展及相关研究。而事实上，农业是海南省产业重要的构成部分，2017年第一产业占生产总值21.6%及全省就业率40.3%，远比全国的7.9%及27.0%高[5]。同时，海南省作为全国拥有海洋面积最大的省份，是发展海洋经济及相关科研的理想地点。通过自贸区政策，进口医疗仪器及药品也将会获得更多便利，惠及医疗范畴研究。《总体方案》中提出的政策方向如下：

1. 农业方面，海南自贸区将会在农业方面加大市场开放力度、建设全球动植物种资源中转基地、鼓励农业科技对外合作及建设农业人才培训基地。
2. 海洋经济方面，通过引进国际深远海领域科研机构、高校等先进科技资源，构建国际化深海科技创新平台。
3. 医疗研究方面，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发展国际医疗旅游和高端医疗服务，及支持在该区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及新药试点。先行区也会对部分需进口，但关税较高的医疗器械实施减税。

同时，实施于其他自贸区的措施也会同时进行，如：行政体制改革、行政管理职能优化、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高外国人才工作便利度及加强建设重大风险防控体系。换言之，海南自贸区一方面将会延续其他11个自贸区的政策思维，另一方面也藉发展重点产业，向建设自贸港迈进。

海南自贸区承先启后

2013年以来，中国先后设立11个自贸区，各自贸区功能定位及优势特色各有不同。2013年设立第一个位于上海的自贸区时，方案集中在通过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及航运业，服务上海城市经济。2015年设立第二批自贸区(天津、广东及福建)时，着眼点扩大至所在的区域经济(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湾区发展及两岸合作)。2017年设立第三批自贸区时，更多产业获得重点发展，例如：先进装备制造业、文化产业、大宗商品交易及农业等。例如：浙江自贸区中的舟山岛北片区重点发展油品等大宗商品贸易，陕西自贸区的杨淩示范区片区获支持建设为「一带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等。

海南自贸区将以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同时会利用全岛优势，为中国海洋经济服务，一方面为中国发展提供新经验，另一方面向建设自贸港迈进，对接全球。根据《总体方案》，海南自贸区是彰显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决心的重大举措」。海南自贸区在未来中国长远经济及政策发展中的重要性，实在不容忽视。

[1]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鍳2018》
[2]  海南自贸区实施范围只限海南岛，并不包括海南省其他岛屿。
[3]  资料来源：人民网《李克强：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2014年5月。
[4]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2018》
[5]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2018》

哈里发港(Khalifa Port)新码头启用，可能是中东新一轮「一带一路」发展项目的开端。

哈里发港拥有地利，扩建时机恰当。

2018年12月初，中远海运阿布扎比码头(CSP Abu Dhabi Terminal)正式启用，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另一重大项目顺利建成。这个半自动化的新码头是阿联酋主要海运货物处理设施——哈里发港的大规模扩建项目，由中远海运港口与阿布扎比港务局共同发展。中远海运港口是以上海为总部的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属下的港口营运商。

2015年，中方与阿布扎比港务局签订一项为期35年的协议。按照协议，新码头将由中远海运港口营运。据估计，中方已斥资约3亿美元用于码头建设，另外投资1.3亿美元兴建相连的货柜(集装箱)货运站。

该码头顺利建成，除在策略和物流上意义重大外，还为中国与阿联酋在「一带一路」总体框架下进一步合作铺平道路。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在启用仪式上致辞，表示新码头不仅是「一带一路」合作的里程碑，也是中国与阿联酋在各重要领域合作的良好开端。双方将继续在其他策略领域合作，共同实现「一带一路」更广泛的目标。

阿联酋国务部长兼阿布扎比港务局主席贾比尔博士(Dr. Sultan Al Jaber)在启用仪式上致辞时也表示：「与中远海运港口合作扩建哈里发港，不仅可以加强阿联酋作为东西方主要贸易通道的作用，也能促进阿联酋经济多元化，有助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促进全球互联互通的目标。」

从经济角度看，两国可因港口扩建而受惠，因此对前景相当乐观。新设施是一个半自动化深水货柜码头，设计年吞吐量250万个标准货柜(TEU)，水深达16.5公尺，可供载货量超过两万TEU的超级货柜船靠泊。

另外，新的货柜货运站总面积达27.5万平方公尺，提供全部保税和部分保税的货柜货运设施。货运站将经营各种货柜拼装服务，为拆箱货物提供仓库，以及加强与哈里发港其他码头的连接。

新码头除了地理位置优越，处理能力的扩大也来得相当及时，原因是美国不时利用关税来推动其外交政策，以致受影响国家不得不另觅贸易伙伴，其中包括中东的经济体。

不过，阿联酋已是中国在中东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2017年，两国双边贸易总额增长15%，其中非石油贸易额超过530亿美元，占阿联酋对外贸易总额的14.7%。同期，阿联酋占中国对中东的出口总额近30%，也占中东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总额约22%。预料到2020年，两国双边贸易额将达700亿美元。

新码头除有助两国扩大贸易额外，还可承担现时通过中东和非洲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区域转运业务。哈里发港扩建后，将从世界排名第89位的货柜港跃升至前25名内。该港已计划把年吞吐量提高到910万TEU，预料未来5年，其排名将会进一步上升。

新码头还有助毗邻的阿布扎比哈里发工业区(Khalifa Industrial Zone Abu Dhabi，简称KIZAD)吸引更多全球投资。KIZAD面积超过410平方公里，是区内最大的工业、制造和物流中心以及自由贸易区，拥有超过200个租户，已吸引177亿美元的投资。

此外，19家中国公司已在新建立的哈里发港自由贸易区(Khalifa Port Free Trade Zone)签署土地租赁协议。该自由贸易区于2017年8月正式启用，由中国江苏省海外合作投资有限公司发展。

特约记者　Geoff de Freitas　阿布扎比报道

土耳其位于欧洲、亚洲、中东和非洲的交汇处，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全球贸易、物流和制造业的重要战略枢纽。土耳其与欧盟已建立关税联盟，并与近30个国家订有自由贸易协定，得以免关税或优惠关税销售货品予约9亿消费者，经贸地位更为稳固。

同时，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Middle Corridor Initiative)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互相衔接，加上该国提供多项丰厚的投资优惠，对有意在当地进行贸易和投资的香港公司而言，吸引力与日俱增，尤其是目前中美贸易争端持续，不少港商都正另觅商机或有意迁厂，以减轻所受的影响。

中国内地近期调低进口关税，以转型为消费型经济体，也为香港公司带来与土耳其通商的良机。很多土耳其商家都希望善用进口管制放宽的良机，进一步拓展内地市场。香港服务供应商对内地市场有丰富的认识和经验，可成为这些商家的得力伙伴。

区域联系

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接轨，至今已初见成效，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Caspia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Route)便是一例。该通道横跨东南亚、中亚和里海，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最短陆上通道。

巴库(Baku)—第比利斯(Tbilisi)—卡尔斯(Kars)铁路是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的核心，于2017年10月开通，以阿塞拜疆的里海为起点，贯穿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东部，然后与土耳其和欧洲的铁路系统连接。

就亚洲货物而言，若要运往欧洲、非洲和中东，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不仅是较短的陆上通道，而且也更安全便宜。该走廊比中国—蒙古—俄罗斯经济走廊短1,500公里，较少受极端严寒天气影响。现时，从中国西北开出的货运列车只需8至14天便可到达黑海沿岸和土耳其，但货物若经海路运送，需时则可能长达60天。

土耳其也积极改善及发展新航运物流基础设施，尤其是在伊兹密尔(İzmir)。伊兹密尔有爱琴海明珠之称，以人口计是该国第三大城市，也是北爱琴海钱达尔勒港(North Aegean Çandarlı Port)所在地。该港口建成后将成世界十大海港之一，每年的货物处理能力高达1,200万个20英尺标准货柜(TEU)，预料可令土耳其的货物处理能力提高70%。

伊兹密尔位于土耳其西部，市内港口面向爱琴海。

基建热潮

土耳其政府订下进取目标，致力在2023年前把国家发展成为国内生产总值(GDP)达2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并因此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以期奠定坚实基础，令经济发展更加活力澎湃。伊斯坦布尔新机场是土耳其众多基建项目之一，将于2018年12月31日启用，取代已有93年历史的阿塔图尔克机场(Ataturk Airport)，预计每年客运量达2亿人次，几乎比现时全球客运量最高的亚特兰大国际机场(Hartsfield-Jackson Atlanta International Airport)多出1倍，预计将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空枢纽。

土耳其政府又计划在2023年前完成兴建全长11,700公里的高速铁路，连接全国41个城市，令当地铁路建设规模仅次于中国。土耳其目前有3,500个基建项目处于发展或规划阶段。其中，伊斯坦布尔运河(Kanal Istanbul)连接黑海与马尔马拉海(Marmara Sea)，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外另一条水路；塞利姆一世大桥(Yavuz Sultan Selim Bridge)设有两条铁路路轨和8条行车线，是全球最长、最高和最宽的悬索桥。其他重要项目还有欧亚大陆隧道、伊斯坦布尔金融中心，以及连接伊斯坦布尔与伊兹密尔的盖布泽—伊兹密尔高速公路项目(Gebze-Izmir Motorway Project)等。除此之外，土耳其多个城市也正进行各类建筑工程和市区重建项目，总值超过2,000亿美元。

土耳其政府希望以公私营合作方式，吸引3,500亿美元外商投资，作为基建项目的资金。该国迄今共完成225个公私营合作项目，总值约1,350亿美元。其中包括伊斯坦布尔新机场，承建商为Limak-Kolin-Cengiz-MaPa-Kalyon Consortium；塞利姆一世大桥和北马尔马拉高速公路，承建商为ICİÇTAŞ - Astaldi Consortium ICA；以及欧亚隧道，承建商为土耳其及韩国合资企业Eurasian Tunnel Operation Construction and Investment (ATAŞ)。

制造强国

土耳其经济不断发展，交通运输迅速改善，吸引有意迁移生产活动的国际制造商前往当地发展。为找紧机遇，土耳其政府积极鼓励外国出口导向型公司到当地19个自由区(Free Zone)、322个成熟化产业园区(Organised Industrial Zone)和56个技术开发区(Technology Development Zone)从事生产活动。

爱琴海自由区(Aegean Free Zone，简称ESBAŞ)位于伊兹密尔，凭藉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税务、法律和关税优惠，吸引越来越多国际制造商到区内投资，从而开展土耳其及周边地区业务。爱琴海自由区拥有近180个投资者和租户，主要从事食品加工和包装、汽车、机械、资讯科技、医疗设备、纺织、电子和电气、航空、航空电子和航天等行业。这些企业不乏世界级制造商，例如美国柴油发动机喷油器喷嘴、阀门和油泵零件供应商Delphi Diesel；法国的FTB Lisi Aerospace；德国高档时尚品牌Hugo Boss；意大利的Eldor Electronics；乌克兰呼吸防护设备制造商DEZEGA；日本母乳泵、奶瓶和奶嘴供应商Pigeon Corporation的附属公司Lasinoch。

爱琴海自由区于1990年开始营运，是土耳其第一个现代化生产和出口产品制造区。

爱琴海自由区汇聚多种高增值制造业务，誉为欧洲最成功的自由区之一。

中土合作

土耳其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顺理成章也是当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伙伴。事实上，早在「一带一路」倡议出现前，土耳其与中国的合作便已不断增多。2010年，土耳其兴建高速铁路连接爱第尼和卡尔斯两市，中国提供280亿美元贷款，在项目融资和建设中担当重要角色。另外，中国铁建股份公司和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则与土耳其的Cengiz Construction和Ibrahim Cecen Ictas Construction合组财团，携手兴建伊斯坦布尔—安卡拉高速铁路。

伊斯坦布尔—安卡拉高速铁路

资料来源：土耳其国家铁路公司(TCDD)

2015年，由中远太平洋、招商局国际和中投海外直接投资控股的中国合资企业Euro-Asia Oceangate收购了土耳其第三大货柜码头Kumport的大部分股权。该港口邻近伊斯坦布尔，而后者是土耳其最大城市和主要贸易中心，占全国贸易总额一半以上，也是经黑海和地中海运输货物的转运枢纽。近年，中远集团大力投资及发展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Piraeus)，上述投资正好与此形成自然的协同效应。

中土合作日趋紧密，可确保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及海上丝绸之路各个节点之间有更佳的协调，同时进一步巩固土耳其及其周边地区的优势，更充分发挥通往中东欧的亚洲航运门户作用。

投资优惠

土耳其立国近100周年[1], 预料将继续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改造计划，并充分利用改善后的物流设施，加强其作为区域制造强国的角色，趁着国内外需求上升，扩展工业园区网络，提升本地产能。在中美贸易争端影响下，不少香港制造商正考虑迁移生产活动，土耳其的发展正好为他们带来良机。

土耳其为吸引外商投资，推出在新兴经济体中数一数二的丰厚投资优惠，包括「投资项目优惠计划」。根据该计划，投资项目如可确保本土产量不足的商品和服务可维持充足供应，以及提升当地科技能力、科研成绩、竞争力和生产活动的增值能力等，且投资额不少于1亿美元，便合资格申请多种投资优惠。投资者可自订优惠组合，令投资更切实可行，回报更为丰硕。

土耳其还有其他多类投资优惠计划，配合投资规模、地区、行业和产品，提供适切的支援措施，包括增值税豁免、关税豁免、税务宽减、社会保障金(雇主供款)资助、贷款利息资助、土地划拨和增值税退税。若投资位于土耳其最不发达地区，还可获得所得税预扣豁免和社会保障金(雇员供款)资助。

另外，一些大型中资银行现已进驻土耳其，可为有意到当地发展的香港企业提供协助。例如，中国工商银行自2015年5月起在该国营业，而中国银行也于2017年12月1日获发银行牌照。

土耳其贸易

香港与土耳其的贸易增长迅速。2018年首9个月，香港对土耳其的出口比上年同期上升15%至7.75亿美元，高于香港首3季录得的9%出口总额增长。在土耳其较受欢迎的产品包括电讯设备和零件、电脑、供电路用电力器具、半导体及电子管等电子和电动产品，还有钟表、玩具、游戏和体育用品、首饰和珍珠，以及宝石和半宝石。

土耳其出口方面，该国目前是世界第七大农业生产国，日渐成为全球主要的农产品供应地之一。2017年，土耳其销售的榛子占全球市场总额超过75%，当地出产的坚果、无花果和橄榄油则出口至多达140个国家。其他受欢迎的食品饮料包括优质茶、葡萄酒、蜂蜜、乳制品和海产。

土耳其也是世界第四大家用纺织品供应地，以毛巾、家饰品、窗帘布和床单闻名。该国还是欧洲领先的电视机和白色家电产地，例如冷藏箱便出口至160多个国家。

网上销售潜力

网上销售在土耳其零售总额占比重甚低，仅为3.5%，换言之该国网上市场拥有庞大的发展潜力，有待全球电子商贸业者发掘。阿里巴巴已率先采取行动，最近宣布向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数个美国投资基金收购Trendyol公司。该公司是土耳其最大的网上时装零售商，每月访问量达9,000万次，注册用户为1,600万。阿里巴巴希望此次收购有助开拓该国市场，令他们更能吸引当地年轻、高收入、崇尚科技潮流且人数日增的年轻消费者。

另外，土耳其对专业服务和创新商业模式需求甚殷，港商在这两方面表现出众，可在当地找到大量商机。土耳其的庞大基建项目为数众多，除了需要大量项目资金和融资，还对其他专业服务大有需求，例如项目评估和谘询、工程、建筑、物流、资讯及通讯科技，以及营销等。

土耳其带来的商机并不仅限于该国境内。随着中国近期调低进口关税，土耳其企业也更渴望进军中国内地市场，从他们踊跃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可见一斑。进博会是全球首个仅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于2018年11月5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共有3,600多家参展商和40多万名买家参加。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土耳其展馆

在进博会举行期间，土耳其商家展出该国出口的各种产品，包括农产品、食品及饮料、机械和服务等，受到中国买家热烈欢迎。然而，虽然土耳其出口商和服务供应商似乎都已认定中国可为其产品提供现成市场，但他们大多承认不熟悉内地法律法规，更不用说消费者喜好和分销渠道方面的市场动态。

港商拥有语言优势，对内地市场及监管环境有较深入认识，加上靠近内地，大有条件担任土耳其公司的桥梁，协助他们把产品打入内地市场。

对有意在亚洲设立总部的土耳其企业来说，香港也是个一流的商业中心，能提供各种切合他们需要的增值服务，从融资到品牌策划以至研发等都一应俱全。

[1] 土耳其将于2023年庆祝立国100周年。

中国及缅甸双方代表终于就皎漂港首期工程的融资安排达成共识，项目动工之日再非遥不可及。

皎漂深水港可为中缅两国创造双赢局面，却因合同争拗迟迟未能动工。

缅甸的皎漂(Kyaukphyu)深水港是「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经过长达两年的谈判后，上月初终于取得重大进展。总部位于北京的中信集团承诺出资13亿美元，承担项目一期发展工程的成本。

中信与皎漂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代表达成上述协议，可谓迈进了一大步，扫清不少障碍，有助推动工程尽快动工。皎漂港除了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信在缅甸的首项巨额投资，对该公司意义深远。

皎漂港位于缅甸西部沿海的若开邦(Rakhine)，落成后将与位于巴基斯坦瓜达尔(Gwadar)、孟加拉吉大港(Chittagong)和斯里兰卡汉班托塔(Hambantota)的港口看齐，成为区内获「一带一路」资金投资发展的四大航运货物处理设施。皎漂港地理位置优越，是连接中国西部的理想门户，同时也可作为孟加拉、印度、中东和东非之间的货物往来枢纽。

此外，在皎漂港启用后，很多运往中国的货物便不用再绕过马来半岛，然后取道南海，送至华东及华南的港口。目前，中国已在营运两条连接皎漂与云南省省会昆明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新港口设施在物流方面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从缅甸的角度来看，皎漂港可望令该国蓬勃发展的经济更上一层楼。缅甸现在是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虽然基数较低，不过2018年增长率预料可达6.8%。一般估计，皎漂港在正式启用前便可为缅甸经济带来重大贡献。该项目将为当地创造10万个新职位，而中信也承诺会聘请缅甸籍员工出任90%管理职位。

皎漂港项目明显对中缅两国都有莫大裨益，但先前的发展进度却一直停滞不前，或许会令人感到费解。事实上，该项目的延误源于发展方案问题处处，不少至今仍未解决。

迄今为止，成本是发展皎漂港的最大问题。根据原先估算，该港口的重建总成本高达75亿美元左右，巨额造价自然令中信却步。为解决这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双方最终达成折衷方案，把该项目分为4期，让中信较易拨款。

同样，中缅代表也同意改变原来的发展计划，不再同时开发整个地区，而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项目首先会兴建规模略为缩小的码头，而邻近的马德岛(Made)及兰里岛(Ramree)码头工程则无限期搁置。

除了预算外，另一个分歧甚大的问题是控股权。按照原先设想，中信在项目建成后将持有85%股权，余下15%则属缅甸国有。其后缅甸政府更迭，出于政治考量，中信将拟定持股比例调低至70%。这样，缅甸政府日后便可将项目的15%股权出售予当地私营企业，同时保留另外15%。有消息指，当地已有约50家企业表示有意参与项目。

虽然上述两个问题都有进展，但中信在破土动工之前，仍要解决多个合同问题，除了涉及港口本身外，也涉及整体发展计划中的相邻工业园区。中信及缅甸当局要为各个问题签订独立的投资、股权和租赁协议，也要就港口营运达成特许经营协议。鉴于项目牵涉甚广，双方必须敲定每一细节，才能就各方面取得最终共识。因此，皎漂港恐怕还要过一段时间，才会迎来第一艘中国超级油轮。

特约记者　Geoff de Freitas　奈比多报道

甘肃与伊斯兰堡之间的公路及铁路线有助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并可加快货物运输时间。

新的公路及铁路线将减少逾一半货运时间。

今年10月底，一条由中国通往巴基斯坦的全新公路兼货运铁路线正式启用，令古丝绸之路的一段要道再次肩负重任，推动国际贸易。虽然该项目始于2005年，比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间还早，但却是中国整体经济布局的重要一环，因此获纳入「一带一路」。

这条新路线全长4,500公里，分设公路及铁路，其中铁路服务将有定期列车班次往来中国西北部甘肃省省会兰州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贸易重镇之一哈什市，而货物可由哈什市沿着大致上已修复的喀喇昆仑公路，付运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最终，这条贸易路线将通往中巴经济走廊重镇瓜达尔港。该港口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

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伊斯兰堡及该国较为富裕的消费市场出口的货物，大部分都经水路运送，需时至少4周。上述新的陆上贸易路线可以节省逾一半运输时间，货物从中国工厂付运，13天内便可送到巴基斯坦的零售商。

物流设施全面升级，势必大大增加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往来。此外，该铁路线将有一条延线，规划工作已经完成，开通后将会产生更大效益。最终，货运列车将可由兰州直达瓜达尔港及其他连接阿拉伯海航线的港口。不过，项目下一阶段的工程仍在规划中，预料于2030年后才可完成。

不过，项目最终建成后，将为该区带来彻底改变。屆时，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所有货物贸易都会经喀喇昆仑公路运送。巴基斯坦于12月至3月受冬季极端天气影响，喀喇昆仑公路变得寸步难行。喀喇昆仑公路穿越帕米尔高原及喀喇昆仑山脉，历史悠久，过去20年来已进行多项升级工程，不过现时仍然是一个运输瓶颈，相信铁路延线开通后将有助纾缓其运输压力。

喀喇昆仑公路之前进行的升级工程，包括重建巴基斯坦城市赖科特至中国边境地区红其拉甫口岸全长336公里的公路，成本达5.10亿美元。这条公路经年受到洪水侵袭，损毁严重，急需进行重建工程。此外，于2015年，在一段全长24公里的重建路段建成两条大桥及5公里长隧道。该路段曾于2010年遭山泥倾泻冲毁，附近地区形成阿塔巴德湖(Attabad Lake)。相关修建工程与赖科特至红其拉甫公路一样，均由中国承担兴建成本，据称最终成本约2.75亿美元。

目前，整条喀喇昆仑公路仅剩下赖科特至塔科特一段全长136公里的路段有待升级。塔科特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城镇，但位于印度河河岸之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巴基斯坦与中国于去年就该升级工程达成一项总额达6,400万美元的投资协议，但因当地出现财务不当行为，令投资暂时搁置。

喀喇昆仑公路升级后，即使铁路线还未全面开通，但已开始推动当地经济上升。喀喇昆仑公路是巴基斯坦至中国的主要陆上通道，也是一条不可或缺的供给运输路线，对该国南部众多「一带一路」基建及发电项目举足轻重，当中包括中巴经济走廊(投资总额达600多亿美元)不少核心项目。

与此同时，上述铁路和公路线也为该地区带来更多旅客，而附近的若羌楼兰机场于今年初启用，对旅游业发展更加有利。这个新机场毗邻红其拉甫口岸边境关卡，能够推动当地城镇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中国最西端城镇之一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所获裨益更为明显。

 特约记者　Geoff de Freitas　伊斯兰堡报道

中国和菲律宾虽然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争论不休，但两国近期携手发展多个桥梁项目，关系日趋紧密。

中国与菲律宾携手兴建马尼拉的岷伦洛–王城桥。

菲律宾近期饱受极端天气事件摧残，多项大型基建发展项目都受到破坏，有待善后。不过，这些问题未有严重影响当地重要项目的工程进度。另一方面，菲律宾与中国多年来一直关系紧张，合作较少，直至近年才渐趋紧密。最近，在覆盖地域不断扩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两国更同意在菲律宾合作进行多项桥梁工程。

菲律宾早前受超强台风「山竹」吹袭，满目疮痍，突显该国和其他大部分地区相比，更易受极端天气蹂躏。菲律宾是一个群岛国家，全国岛屿超过7,600个，因此桥梁建设及保养向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然而，当地每年都会经历连场台风和暴雨，令各地设施大受破坏，桥梁和高架道路的情况便更为严重，尤其是这类基建本已极为不足，难以满足社会需要。

例如，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被巴石河分为两部分，该河绵延27公里，不过只有19条桥连接两岸。相比之下，巴黎的塞纳河全长13公里，却有多达37条桥。

撇开天灾不谈，基建不足实际上是菲律宾很多主要城市面对的问题，交通拥挤也因此极为普遍。由于桥梁数目有限，桥口位置往往形成瓶颈，导致严重堵车。为纾缓问题，菲律宾政府在2016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为642条桥进行改善或强化工程，涉及的桥梁总长度超过29公里。同时，他们又全面翻新另外939条桥，总长度约40公里，并兴建204条合共8公里长的新桥。不过，这些工作只属杯水车薪，未能彻底解决问题。

菲律宾若要全面提升交通及运输基建水平，自然要花大量资金，而中国也就成为最大可能的投资来源。近年，中国凭借「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世界各地的基建发展和贸易融通，菲律宾的需要正好与其宗旨不谋而合。

从中国的角度而言，菲律宾在「一带一路」整体布局中显然举足轻重。该国人口超过1.04亿，可为中国出口产品提供庞大的现成市场，加上经济增长速度在东盟数一数二，吸引力有增无减。中国若可协助菲律宾改善基建，借此加强两国关系，便能更易开拓当地市场。

同时，菲律宾的地理位置对中国而言也有重大意义。近年，中国计划在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开拓贸易市场，并看中马尼拉东南面946公里外的达沃港，作为其重要的货物中转站及集散枢纽。就这点而言，中国向菲律宾作出的众多投资承诺中，便包括提供资金，协助重新发展该港口。

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已同意提供约73.4亿美元支持菲律宾的大型基建项目。事实上，2016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北京时，中方承诺会投资240亿美元推动菲律宾基建发展，因此这类资金往后还陆续有来。自2016年5月杜特尔特上台以来，中国在菲律宾的投资已急升5,682%，足见两国关系较以往紧密得多。

具体而言，今年较早时，中国按照承诺投资41.3亿菲律宾披索(7,800万美元)，发展巴石河两个桥梁项目，包括埃斯特雷亚–班沓良桥(Estrella-Pantaleon Bridge)翻新工程以及岷伦洛–王城桥(Binondo-Intramuros Bridge)建设工程，两者均在7月正式动工。埃斯特雷亚–班沓良桥长506公尺，连接马卡蒂市(Makati)及曼达卢永市(Mandaluyong)，而岷伦洛–王城桥落成后长度为734公尺，将把马尼拉两个历史悠久的市内区域连接起来。

另外，今年9月底，中国政府同意斥资15亿披索兴建达沃河布卡纳桥(Davao River Bridge-Bucana)，作为18公里长的达沃市沿海道路计划一部分。同时，中方又拨出1,340万美元资助菲律宾进行可行性研究，为规模宏大的班乃–吉马拉斯–内格罗斯大桥项目(Panay-Guimaras-Negros Bridge)制定施工计划。

中国主要通过今年4月成立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为上述项目供应资金。虽然该署成立至今只有半年左右，但菲律宾已提交12个成本巨大的基建项目供其审批，当中据指包括吕宋–萨马(马特诺格–艾伦)大桥(Luzon-Samar (Matnog-Alen) Bridge)、迪纳加特(莱特岛)–苏里高连接大桥(Dinagat (Leyte)-Surigao Link Bridge)、南甘马仁–卡坦端内斯友谊大桥(Camarines Sur-Catanduanes Friendship Bridge)、保和–雷伊泰连接大桥(Bohol-Leyte Link Bridge)、宿雾–保和连接大桥(Cebu-Bohol Link Bridge)及内格罗斯–宿雾连接大桥(Negros-Cebu Link Bridge)。

中菲近年关系紧密，虽然两国仍存在南海主权争议，但估计上述不少项目仍会得到中方首肯投资。一般舆论预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年底到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时，便会正式同意参与这些项目。

特约记者　Marilyn Balcita　马尼拉报道

毕马威中国

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是国家发展蓝图中的重大战略部署，旨在推进广东省九个城市与香港、澳门的深度合作，促进该地区的融合发展，以打造一个协同发展、互联互通的世界一流城市群。

凭藉各城市在金融、专业服务、高端制造以及科技创新等不同领域的优势，大湾区有潜力成为全球最多元化的城市群。与此同时，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融合也将促进货物、服务、资金、人员和信息的流动。随着该地区的不断发展，它将会在改善中国营商环境、促进落实"十三五"规划、以及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枢纽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本出版物概述了大湾区的主要发展趋势和最新动态，并展示毕马威如何能够与企业携手发掘该地区的机遇。

大湾区内各个城市多元化的行业和优势不仅能够为已在中国有业务的公司提供 巨大商机，也为计划开拓内地市场的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思路。毕马威的行业专责 团队，能为企业在大湾区的投资和业务策略提供专业建议。

以科技创新迎接智慧城市新时代：将大湾区打造为科技创新中心一直是大湾区建设的重点。这将为企业、创新者和其他商界人士提供更多的机会去提出并验证创新想法，扩大人才库，加强与战略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系，推动创新和数字驱动的增长。

打造以基建和房地产：为中心的基础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大湾区蓝图的关键支柱。我们预计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活动将日趋活跃，为现有和新加入的商家创造海量的投资机会。

蓄势待发的并购活动：随着大湾区的持续发展，在中国已有业务的公司以及有意开拓内地市场的企业将需要检视其中期和长期战略，并评估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这些机会。

互联互通的资本市场推动增长：大湾区拥有庞大的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资本实力雄厚，是国内外企业上市和证券交易的理想地。

助力推动跨境资金流动：金融服务业和高价值产业是大湾区的重点行业。大湾区的规模以及区内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正在为金融服务业带来重要机遇。

以企业战略获取巨大商机：大湾区的进一步互联互通以及区内城市行业的多样化，为寻求开拓中国市场的企业或有意扩大在中国现有业务的公司提供了巨大商机。

洞悉税务新格局：大湾区企业必须提前做好规划，妥善管理税务风险，并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所带来的人流和资金流获取更多机遇。

人才调动和配置：企业想要在大湾区取得长远成功，必须配置合适的人员并建立完善的组织结构。

请按此阅览原文。

来源：新华财金社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正在使区域经济融合驶入快车道。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建民表示，欧亚经济联盟所跨区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出国门的必经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实属必要，「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互为机遇、相互支撑，对接合作已进入从理念到行动的新阶段。

李建民介绍说，欧亚经济联盟是一个由俄罗斯主导的、在后苏联空间推动的一体化国际组织，成立于2015年，目标是建立类似于欧盟的经济联盟。目前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五国均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

近10年来，欧盟三次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经济空间,俄罗斯主导的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从2010年成立的俄、白、哈关税同盟，到2012年形成的统一经济空间；从2015年1月1日启动的欧亚经济联盟，再到2025年实现区域内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欧亚经济一体化路径业已形成。

「欧亚经济联盟战略目标是利用俄罗斯在现有区域内的优势来实现经济一体化。」李建民表示，区域一体化包括功能性一体化和制度性一体化两层含义，欧亚经济联盟是紧密的制度性一体化，成员国之间通过签订条约或协定逐步统一经济政策和措施，甚至建立超国家的统一组织机构，并由该机构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从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来看，制度性一体化更有效，也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建民认为，同样是区域一体化的组织，相较欧盟和东盟，欧亚经济联盟仅用5年时间就完成了「三级跳」，发展前景特别引人关注，影响其今后发展的重要因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现有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存在差距，另一方面，欧亚经济联盟面临协调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系。

「俄罗斯一家独大，一体化具有人为推动的特征，是欧亚经济联盟的一大特点。」李建民介绍说，俄罗斯具有国土面积和经济总量的优势，占欧亚经济联盟的市场份额约90%，成为联盟的「推进器」和「发动机」，作为主导国，该国的经济发展对联盟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欧亚经济联盟主要由俄罗斯推动，具有强制性和高效率的特点，但尚未实现预期效果，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太低。

李建民说，随着中俄两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中俄经济合作进入纵深发展的新阶段，而俄罗斯大力实施的「向东看」政策，为中俄经贸进一步发展释放更大合作潜力。今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中俄已启动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以「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为主线的合作格局进一步巩固。

至于对接路径，李建民表示，可以从战略层面、制度层面和优先领域三个方面考虑。职能部门间可以搭建一个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企业、行业间可以瞄准经贸、产能、互联互通等方面，若能落实贸易便利化措施，就能扩大贸易规模，利于繁荣欧洲和亚洲的经济。李建民建议说：「我们目前需要加强对欧亚经济联盟制度和运行机制的研究，并以法治化保证『一带一盟』对接，提高有效应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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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泊尔，由中国内地支持建设的能源项目时停时续，令人日益忧虑该国各地恐将继续发生停电事故。

「一带一路」水电项目能否及时解决尼泊尔的能源问题？

2018年9月19日，新当选的尼泊尔政府宣布取消与中国国营电力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的协议，收回造价15亿美元的西塞蒂水电(West Seti Hydropower)项目。西塞蒂水电项目位于尼泊尔西部，预计装机容量为750兆瓦，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国的旗舰计划之一，造价在尼泊尔政府历来批准的水力发电设施中高据第二。不过，在上述消息公布不足一星期，该国政府宣布重新委任中国葛洲坝集团为布达甘达基水电站(Budhi Gandaki)总承建商。该水电站的装机容量达1,200兆瓦，造价达25亿美元，是尼泊尔历来最昂贵的水力发电项目。

事实上，西塞蒂水电项目已酝酿了30年，但直到2012年底，尼泊尔政府才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签署有关的谅解备忘录。不过，过去数月，该公司对这个项目的整体可行性越来越不存希望。

早前，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与负责监督该项目的尼泊尔投资委员会一连两天举行会议，双方均无法再回避有关问题。尼泊尔方面提议将项目装机容量由750兆瓦削减至600兆瓦，并把日后一份电力购买协议的计价单位由尼泊尔卢比转为美元，以防汇率波动对交易构成负面影响。尽管如此，双方最终还是无法达成共识。

有看法认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退出项目，原因是担心要花大量资金，以重新安置受项目影响的乡民，以及纾缓工程对四周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目前，双方的谈判据指已陷入僵局，项目前景非常不明朗。

至于布达甘达基水电站方面，尼泊尔上届政府在10个月前宣布免去中国葛洲坝集团的总承建商职务。当时，前总理德乌帕(Sher Bahadur Deuba)领导的政府决定通过本土融资继续发展该项目。

尼泊尔现任通信和信息科技部长巴斯科塔(Gokul Baskota)谈到当局为何改变主意：「上届政府根本没有适当理据废除与中国葛洲坝集团的协议，因此我们决定改正错误。事实上，尼泊尔没有能力独自建设这么大的项目，而筹集所需资金也是一个挑战。」

现时，布达甘达基水电站的建造工程已重返正轨，完成后将令尼泊尔的水力发电能力提升1倍。为了在项目录得盈利前尽量保持收支平衡，中国葛洲坝集团同意采用设计、采购、建设和融资(EPCF)的模式施工，由尼泊尔承担多项成本。

然而，重新委任中国葛洲坝集团的决定并非毫无争议。其中，最主要的反对理据是尼泊尔政府根本未有进行任何实质招标，便把项目交回中国葛洲坝集团处理，白白错失降低总成本的机会。

同时，该项目也很大机会影响大量民居，相关迁徙问题已引起尼泊尔国内广泛关注。总括而言，工程料会影响逾8,000户民居，其中3,560间房屋将被项目的储水库淹浸，另有4,557间蒙受不利影响。

虽然尼泊尔居民对上述项目不无忧虑，但他们更无法忽视目前国家能源产量严重不足的问题。现时，尼泊尔须以高价从邻国印度购买电力，当地许多发电项目计划不断出现延误及超支，更令问题雪上加霜。

2015年，尼泊尔发生大地震，当地31所水电设施因而受损，全国发电能力一夜之间锐减20%，令能源问题进一步恶化。因此，当局已把布达甘达基水电站视为解决当地经常出现大规模停电问题的最佳办法，并期望项目可早日完工。

特约记者　Geoff de Freitas　加德满都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