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數字絲綢之路超級樞紐
概要
這項顧問研究是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委託香港理工大學的3個研究中心，即大數據分析中心實驗室、智慧城市實驗室和尚乘金融科技中心組成的項目團隊進行，旨在從宏觀角度探討香港在為全球建設數碼經濟的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中的優勢和定位。
為全球建設數碼經濟
當前的數碼化轉型時代不是另一次互聯網泡沫，而是一個為人類社會帶來根本性改變的大趨勢，說這是未來至為重要的議題也不為過。推出數字絲綢之路(Digital Silk Road)倡議的願景正是為了引領這次歷史性轉變，從而改善整個世界。通過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連接、包容、無中介和共享的數碼生態系統，數字絲綢之路應可減少貿易摩擦，提高效率，為全球經濟的包容性增長作出巨大貢獻。
數字絲綢之路倡議成功的先決條件
數碼經濟涉及數碼基礎設施的建設，包括電纜網絡、衛星導航和通訊系統、5G電訊及數碼科技(如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
不少中資公司在這些領域處於領先地位，大有條件輸出技術，為世界作出貢獻，但是此舉並非沒有困難。中國在過去30至40年間高速增長，但是其社會環境、法律結構和企業文化不一定與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完全脗合，形成了妨礙交流的壁壘。在資金、人才、技術和資訊的跨境流動方面，也可能出現摩擦。
數字絲綢之路取得成功的另一個條件是要制訂法律、政策和貿易協議，找到數據跨境傳輸的方式。此舉還涉及數據所有權、數據私隱和知識產權保護等非常敏感的問題。
香港獨特的角色和優勢
香港在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中擔當非常獨特的角色。香港從轉口港起家，長期以來善於充當中國內地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橋樑。現在，香港可以繼續發揮其超級聯繫人的作用，在數字絲綢之路這條數碼高速公路上，把中國的數碼科技帶到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也可以協助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進軍中國市場。在這情況下，香港大可成為數字絲綢之路的數碼門戶。
香港大有條件發揮上述作用。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實行簡單低稅制，自由貿易，資金自由流動，而且長年從事貿易和商業，培養出專注投入及靈活變通的創業精神。香港位處華南，靠近內地的製造和供應設施，以及龐大的內地市場。香港地理位置優越，位於亞洲中心，全球一半人口在5個小時內就可以飛抵香港，這有利於快速擴展商網和促進國際交流。
資金方面，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吸引不少國際資本前來投資，其中包括天使基金、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等。本港對初創企業和研發創新的資金支持非常多，政府也推出多項政策，創造有利於科技發展的環境。
人才方面，香港是國際城市，具有包容、開放的文化和專業精神，吸引全球人才前來工作和開展業務。
此外，在一國兩制的架構下，香港處於獨特位置，可促進中國與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數碼科技交流。香港奉行全球商業廣泛採用的普通法制度，擁有獨立的司法機構、高質素的法律專業人士和高效的執法機制，為保護知識產權、私隱和商業合同權利等提供了可堪信賴的平台。
香港在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中的角色和優勢，得到以太坊(Ethereum)創辦人兼區塊鏈專家Vitalik Buterin、 Feron Stablecoin創辦人兼海外初創專才Dimitri Senchenko，以及這次研究訪問的中國內地公司創辦人或高級管理人員肯定。這些公司有專注量子科技的國盾量子、大數據服務供應商時代大數據、涉足金融科技的平安銀行和鳳凰金融、提供環境衛生訊息方案的蘇州伏泰信息科技、經營虛擬實境設備的深圳市掌網科技、開發軟件的北京神州泰岳，以及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等。
大灣區的戰略重要性和潛力
粵港澳大灣區對香港十分重要，也有助香港為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作出貢獻， 可發揮至少3方面的作用。首先，市場需求是推動科技穩步發展的重要力量。大灣區市場規模大，對不同科技應用需求殷切，環境亦佳。其次，中國許多先進技術和人才匯聚深圳和廣州。香港公司，包括初創企業在內，可以利用大灣區的人才庫來推動其數碼化轉型及業務發展。另一方面，香港可以協助輸出這些世界領先的技術到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
第三，大灣區涉及不同的法律和課稅制度、貨幣、海關等，這使政策執行、資金流動、人才交流和商業運作變得複雜。因此，大灣區可為相關監管機構提供一個大環境，共同制訂政策和措施，以盡量減少這類跨界摩擦和障礙。從這個意義來看，大灣區可被視為一個解決跨境業務困難的巨大試驗場，而在數字絲綢之路，這些困難的規模和範圍可能大得多。
東盟 — 更大的市場和試驗場
沿著數字絲綢之路，東盟國家理所當然是香港和中國內地的重點市場。與大灣區類似，東盟有助促進香港對數字絲綢之路倡議所作的貢獻。東盟是香港擴展科技和金融科技業務的另一大市場，不僅為香港科技公司和初創企業提供大量商機，也使香港有不少機會把中國內地的科技帶進東盟。一些來自東盟的受訪者，例如新加坡萊佛士商業通的創辦人和印尼領創智信的董事總經理均認同香港在這方面的潛力，但認為還需要做更多工作來加強區域合作。
另一方面，東盟可以被視為一個更大的試驗場。大灣區依然屬於單一政治體制，基本上處於相同的中國文化之下。東盟則複雜得多，涉及不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各有不同的文化，並使用不同的貨幣。如果香港不僅能協助東盟國家克服地理和技術障礙，還可減少文化和社會政治障礙，那麼將是朝著數字絲綢之路整體取得成功邁出重要一步。
香港的定位
根據香港的優勢，這次研究指出香港有潛力進一步發展成數字絲綢之路數碼大門的領域，供政策制訂者和企業參考，詳見下文。不過，應該強調的是，香港多年來取得的成功，是建基於香港企業靈活變通，能發現商機並迅速應變的能力，而非自上而下的具體指示。因此，這次研究提出的發展領域只屬於一般建議，僅作參考之用。
- 雲端數據中心/平台
世界各地每天產生大量數據，若經過妥善整理和編排，會有很大的利用價值。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家開發的同態加密(homomorphic encryption)技術，是最新的保護機密和數據私隱技術，可在加密環境中完成計算，因而可以對加密數據進行數據分析。
香港應研究建立一個雲端數據平台，鼓勵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共享並使用數據。香港擁有眾多優勢，是設立數字絲綢之路雲端中心的理想地點，不但能完全管控數據和資訊，並能維護其完整性。此外，香港可以在數據標準方面與開放數據研究所(Open Data Institute)進行更多合作。雖然雲端中心涉及巨額投資，但一個由政府支持(可以是政府所有或以公私營合作方式營運)的數字絲綢之路雲端中心相當重要。
- 數碼國際金融中心
毫無疑問，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可以吸引國際資金支持本港的初創公司和創新項目，也能為數字絲綢之路的數碼基建招攬資本投資。然而，若要成為數碼國際金融中心，至少有4個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首先，數碼國際金融中心本身應是金融科技中心，提供以金融科技為本的金融服務。其次，香港可以作為離岸人民幣交收及結算中心，支援數字絲綢之路的線上及流動支付。第三，數碼國際金融中心應該有一家交易所，買賣在數碼化過程中產生的新一類資產，即數碼資產。這也有助推動香港邁向「代幣經濟」。最後，香港作為數字絲綢之路的數碼門戶，有獨特機會推出加密貨幣，支持數字絲綢之路的交易。
- 數字絲綢之路仲裁中心
香港採用普通法，司法制度獨立，具有公信力，加上作為數字絲綢之路的數碼門戶，大有條件成為數字絲綢之路仲裁中心。數碼科技本身將為仲裁過程帶來改變。例如，電子仲裁和網上仲裁可能成事。然而，在數字絲綢之路國家的不同法律環境中，實施網上爭議解決的標準存在困難。香港應迅速採取行動，確立規範，並創造可行的環境。
- 智慧轉口港
香港是重要的轉口港，擁有完善的物流基建和港口設施。順理成章，香港應把目前已達世界級水平的港口轉型為用先進數碼科技強化起來的智慧港口，以提升海港和機場的貨運處理能力和效率。利用區塊鏈技術，為供應鏈融資，並盡量減少進出口貿易的大量文書工作，有助香港實現數碼化轉型，從傳統的轉口港發展為成熟的智慧轉口港。
據此，香港應加強大灣區的超級連接網絡，以及與其他鄰近市場的聯繫，建立高效的物流及供應鏈，特別是在區內電子商貿市場快速發展之際，支持與日俱增的「按需交付」要求。
- 智慧城市及智能經濟
發展智慧城市是各地政府處理各種城市難題的重要目標。香港應發展為智慧城市，作為東盟和其他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示範。
香港要勝任數字絲綢之路門戶的角色，應發展為四大要素俱備的智能經濟。這些要素包括市場、資本、政策和人才。香港是大灣區的一部分，並且與東盟和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建立了聯繫，大有機會開拓這個龐大的市場。香港擁有便利營商和有效率的行政架構，也有適當的政策和環境支持本港持續發展。香港是個國際文化薈萃的城市，擁有多家世界級研究型大學，有利於培養、羅致和留住本地及國際的人才和企業家。
要強調的是，香港需要的人才不僅僅是技術人才，還要有具創業思維能力的人才，他們能識別可予利用的商業環境和機會，並帶領一批技術專家應用數碼科技，推動業務轉型和發展。香港中小型企業以靈活變通、善於應對環境轉變見稱。他們留意並積極參與數碼科技的發展，在香港轉型為智能數碼化經濟，以及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各國中小企邁向數碼化的進程裡，可以作出重要的貢獻。
在這次研究中受訪的鏈知是個面向全球的數碼平台，協助客戶聯繫有關專家並獲取他們的建議和意見；Intria則是一家旅遊科技顧問服務和解決方案供應商。從這兩個例子可見，在香港本土成長的公司可以為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作出貢獻。
香港面臨的挑戰
數字絲綢之路倡議為香港帶來機遇，也帶來挑戰和困難，包括來自區內其他城市的競爭。不過，最大的障礙或許就是宏觀環境。
對香港來說，至關重要的本地宏觀環境就是一國兩制的架構。這個體制對香港把握數字絲綢之路的機遇並取得成功非常重要。關鍵不在於香港認為自己在維護這個體制方面做得多好，而是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世界各地認為香港做得有多好。因此，加強一國兩制的公信力和各界對這個制度的信心至關重要。
對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不利的全球宏觀環境因素是「去全球化」，特別是中美關係緊張，以致有些人認為兩國會各走各路，可能形成兩種互相競爭的科技體系，即中國科技體系與美國科技體系。如果數碼世界一分為二，無論哪種體系居主導地位，對全球發展都會極為不利。數字絲綢之路倡議應以協助形成可促進通用科技體系發展的生態系統為目標。兩個科技體系可以互補，香港應對此和對世界作出貢獻。
其中一位受訪者智慧城市專家鄧淑明博士指出，「競合」有助健康發展。通過合作競爭，競爭各方都可獲益。事實上，數碼科技的發展和應用一日千里。沒有人可以擁有一切，只著眼於競爭只會導致保護主義抬頭，使全球數碼經濟萎縮。真正的合作有助於發展每個人都能獲益的生態系統。歸根究柢，數字絲綢之路倡議的願景，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結論
數字絲綢之路要取得成功，需要有科技基礎設施，以及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可以互惠互利的上層建築。由於香港與內地和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已建立緊密的聯繫和公信力，香港可發揮超級聯繫人和數字絲綢之路數碼門戶的獨特作用。香港應利用這種獨特優勢，把握千載難逢的機會，為全球數碼化轉型時代作出貢獻。如果香港做得對，應可從根本轉型，實現量變，走向「智能經濟」的全新經濟增長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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