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菲律宾虽然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争论不休，但两国近期携手发展多个桥梁项目，关系日趋紧密。

中国与菲律宾携手兴建马尼拉的岷伦洛–王城桥。

菲律宾近期饱受极端天气事件摧残，多项大型基建发展项目都受到破坏，有待善后。不过，这些问题未有严重影响当地重要项目的工程进度。另一方面，菲律宾与中国多年来一直关系紧张，合作较少，直至近年才渐趋紧密。最近，在覆盖地域不断扩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两国更同意在菲律宾合作进行多项桥梁工程。

菲律宾早前受超强台风「山竹」吹袭，满目疮痍，突显该国和其他大部分地区相比，更易受极端天气蹂躏。菲律宾是一个群岛国家，全国岛屿超过7,600个，因此桥梁建设及保养向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然而，当地每年都会经历连场台风和暴雨，令各地设施大受破坏，桥梁和高架道路的情况便更为严重，尤其是这类基建本已极为不足，难以满足社会需要。

例如，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被巴石河分为两部分，该河绵延27公里，不过只有19条桥连接两岸。相比之下，巴黎的塞纳河全长13公里，却有多达37条桥。

撇开天灾不谈，基建不足实际上是菲律宾很多主要城市面对的问题，交通拥挤也因此极为普遍。由于桥梁数目有限，桥口位置往往形成瓶颈，导致严重堵车。为纾缓问题，菲律宾政府在2016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为642条桥进行改善或强化工程，涉及的桥梁总长度超过29公里。同时，他们又全面翻新另外939条桥，总长度约40公里，并兴建204条合共8公里长的新桥。不过，这些工作只属杯水车薪，未能彻底解决问题。

菲律宾若要全面提升交通及运输基建水平，自然要花大量资金，而中国也就成为最大可能的投资来源。近年，中国凭借「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世界各地的基建发展和贸易融通，菲律宾的需要正好与其宗旨不谋而合。

从中国的角度而言，菲律宾在「一带一路」整体布局中显然举足轻重。该国人口超过1.04亿，可为中国出口产品提供庞大的现成市场，加上经济增长速度在东盟数一数二，吸引力有增无减。中国若可协助菲律宾改善基建，借此加强两国关系，便能更易开拓当地市场。

同时，菲律宾的地理位置对中国而言也有重大意义。近年，中国计划在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开拓贸易市场，并看中马尼拉东南面946公里外的达沃港，作为其重要的货物中转站及集散枢纽。就这点而言，中国向菲律宾作出的众多投资承诺中，便包括提供资金，协助重新发展该港口。

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已同意提供约73.4亿美元支持菲律宾的大型基建项目。事实上，2016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北京时，中方承诺会投资240亿美元推动菲律宾基建发展，因此这类资金往后还陆续有来。自2016年5月杜特尔特上台以来，中国在菲律宾的投资已急升5,682%，足见两国关系较以往紧密得多。

具体而言，今年较早时，中国按照承诺投资41.3亿菲律宾披索(7,800万美元)，发展巴石河两个桥梁项目，包括埃斯特雷亚–班沓良桥(Estrella-Pantaleon Bridge)翻新工程以及岷伦洛–王城桥(Binondo-Intramuros Bridge)建设工程，两者均在7月正式动工。埃斯特雷亚–班沓良桥长506公尺，连接马卡蒂市(Makati)及曼达卢永市(Mandaluyong)，而岷伦洛–王城桥落成后长度为734公尺，将把马尼拉两个历史悠久的市内区域连接起来。

另外，今年9月底，中国政府同意斥资15亿披索兴建达沃河布卡纳桥(Davao River Bridge-Bucana)，作为18公里长的达沃市沿海道路计划一部分。同时，中方又拨出1,340万美元资助菲律宾进行可行性研究，为规模宏大的班乃–吉马拉斯–内格罗斯大桥项目(Panay-Guimaras-Negros Bridge)制定施工计划。

中国主要通过今年4月成立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为上述项目供应资金。虽然该署成立至今只有半年左右，但菲律宾已提交12个成本巨大的基建项目供其审批，当中据指包括吕宋–萨马(马特诺格–艾伦)大桥(Luzon-Samar (Matnog-Alen) Bridge)、迪纳加特(莱特岛)–苏里高连接大桥(Dinagat (Leyte)-Surigao Link Bridge)、南甘马仁–卡坦端内斯友谊大桥(Camarines Sur-Catanduanes Friendship Bridge)、保和–雷伊泰连接大桥(Bohol-Leyte Link Bridge)、宿雾–保和连接大桥(Cebu-Bohol Link Bridge)及内格罗斯–宿雾连接大桥(Negros-Cebu Link Bridge)。

中菲近年关系紧密，虽然两国仍存在南海主权争议，但估计上述不少项目仍会得到中方首肯投资。一般舆论预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年底到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时，便会正式同意参与这些项目。

特约记者　Marilyn Balcita　马尼拉报道

毕马威中国

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是国家发展蓝图中的重大战略部署，旨在推进广东省九个城市与香港、澳门的深度合作，促进该地区的融合发展，以打造一个协同发展、互联互通的世界一流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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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财金社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正在使区域经济融合驶入快车道。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建民表示，欧亚经济联盟所跨区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出国门的必经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实属必要，「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互为机遇、相互支撑，对接合作已进入从理念到行动的新阶段。

李建民介绍说，欧亚经济联盟是一个由俄罗斯主导的、在后苏联空间推动的一体化国际组织，成立于2015年，目标是建立类似于欧盟的经济联盟。目前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五国均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

近10年来，欧盟三次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经济空间,俄罗斯主导的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从2010年成立的俄、白、哈关税同盟，到2012年形成的统一经济空间；从2015年1月1日启动的欧亚经济联盟，再到2025年实现区域内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欧亚经济一体化路径业已形成。

「欧亚经济联盟战略目标是利用俄罗斯在现有区域内的优势来实现经济一体化。」李建民表示，区域一体化包括功能性一体化和制度性一体化两层含义，欧亚经济联盟是紧密的制度性一体化，成员国之间通过签订条约或协定逐步统一经济政策和措施，甚至建立超国家的统一组织机构，并由该机构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从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来看，制度性一体化更有效，也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建民认为，同样是区域一体化的组织，相较欧盟和东盟，欧亚经济联盟仅用5年时间就完成了「三级跳」，发展前景特别引人关注，影响其今后发展的重要因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现有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存在差距，另一方面，欧亚经济联盟面临协调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系。

「俄罗斯一家独大，一体化具有人为推动的特征，是欧亚经济联盟的一大特点。」李建民介绍说，俄罗斯具有国土面积和经济总量的优势，占欧亚经济联盟的市场份额约90%，成为联盟的「推进器」和「发动机」，作为主导国，该国的经济发展对联盟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欧亚经济联盟主要由俄罗斯推动，具有强制性和高效率的特点，但尚未实现预期效果，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太低。

李建民说，随着中俄两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中俄经济合作进入纵深发展的新阶段，而俄罗斯大力实施的「向东看」政策，为中俄经贸进一步发展释放更大合作潜力。今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中俄已启动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以「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为主线的合作格局进一步巩固。

至于对接路径，李建民表示，可以从战略层面、制度层面和优先领域三个方面考虑。职能部门间可以搭建一个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企业、行业间可以瞄准经贸、产能、互联互通等方面，若能落实贸易便利化措施，就能扩大贸易规模，利于繁荣欧洲和亚洲的经济。李建民建议说：「我们目前需要加强对欧亚经济联盟制度和运行机制的研究，并以法治化保证『一带一盟』对接，提高有效应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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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泊尔，由中国内地支持建设的能源项目时停时续，令人日益忧虑该国各地恐将继续发生停电事故。

「一带一路」水电项目能否及时解决尼泊尔的能源问题？

2018年9月19日，新当选的尼泊尔政府宣布取消与中国国营电力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的协议，收回造价15亿美元的西塞蒂水电(West Seti Hydropower)项目。西塞蒂水电项目位于尼泊尔西部，预计装机容量为750兆瓦，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国的旗舰计划之一，造价在尼泊尔政府历来批准的水力发电设施中高据第二。不过，在上述消息公布不足一星期，该国政府宣布重新委任中国葛洲坝集团为布达甘达基水电站(Budhi Gandaki)总承建商。该水电站的装机容量达1,200兆瓦，造价达25亿美元，是尼泊尔历来最昂贵的水力发电项目。

事实上，西塞蒂水电项目已酝酿了30年，但直到2012年底，尼泊尔政府才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签署有关的谅解备忘录。不过，过去数月，该公司对这个项目的整体可行性越来越不存希望。

早前，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与负责监督该项目的尼泊尔投资委员会一连两天举行会议，双方均无法再回避有关问题。尼泊尔方面提议将项目装机容量由750兆瓦削减至600兆瓦，并把日后一份电力购买协议的计价单位由尼泊尔卢比转为美元，以防汇率波动对交易构成负面影响。尽管如此，双方最终还是无法达成共识。

有看法认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退出项目，原因是担心要花大量资金，以重新安置受项目影响的乡民，以及纾缓工程对四周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目前，双方的谈判据指已陷入僵局，项目前景非常不明朗。

至于布达甘达基水电站方面，尼泊尔上届政府在10个月前宣布免去中国葛洲坝集团的总承建商职务。当时，前总理德乌帕(Sher Bahadur Deuba)领导的政府决定通过本土融资继续发展该项目。

尼泊尔现任通信和信息科技部长巴斯科塔(Gokul Baskota)谈到当局为何改变主意：「上届政府根本没有适当理据废除与中国葛洲坝集团的协议，因此我们决定改正错误。事实上，尼泊尔没有能力独自建设这么大的项目，而筹集所需资金也是一个挑战。」

现时，布达甘达基水电站的建造工程已重返正轨，完成后将令尼泊尔的水力发电能力提升1倍。为了在项目录得盈利前尽量保持收支平衡，中国葛洲坝集团同意采用设计、采购、建设和融资(EPCF)的模式施工，由尼泊尔承担多项成本。

然而，重新委任中国葛洲坝集团的决定并非毫无争议。其中，最主要的反对理据是尼泊尔政府根本未有进行任何实质招标，便把项目交回中国葛洲坝集团处理，白白错失降低总成本的机会。

同时，该项目也很大机会影响大量民居，相关迁徙问题已引起尼泊尔国内广泛关注。总括而言，工程料会影响逾8,000户民居，其中3,560间房屋将被项目的储水库淹浸，另有4,557间蒙受不利影响。

虽然尼泊尔居民对上述项目不无忧虑，但他们更无法忽视目前国家能源产量严重不足的问题。现时，尼泊尔须以高价从邻国印度购买电力，当地许多发电项目计划不断出现延误及超支，更令问题雪上加霜。

2015年，尼泊尔发生大地震，当地31所水电设施因而受损，全国发电能力一夜之间锐减20%，令能源问题进一步恶化。因此，当局已把布达甘达基水电站视为解决当地经常出现大规模停电问题的最佳办法，并期望项目可早日完工。

特约记者　Geoff de Freitas　加德满都报道

越南决定选用内地和香港承建商，接手兴建当地两个燃煤热电厂项目。

越南决定把重要燃煤发电设施琼立1号热电厂转交内地企业管理。

越南早前决定把两个大型燃煤热电厂项目转交内地或香港发展商管理，原因是当局担心负责的当地承建商资金不足，以及欠缺相关技术知识完成工程。现时，该国大部分新能源项目都有赖「一带一路」资金支持，而内地和香港都是这项倡议的重要推手。因此，越南当地普遍认为，两个项目交由中港两地企业负责，无论在物流还是营运而言都合适不过。

越南于今年6月首先决定撤换琼立1号热电厂(Quynh Lap 1 Power Plant)承建商。该项目原先由当地国有采矿业巨擘越南国家煤炭矿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Vinacomin)负责，新承建商则为Geleximco-HUI，由河内投资公司Geleximco与香港港联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合资经营。越南政府在声明中指，鉴于Vinacomin的财政持续恶化，令人日益忧虑，故此有上述变动。该公司的负债超过78万亿越南盾(34亿美元)，债权比率达2.5倍。

到了7月，越南又考虑把隆富3号热电厂(Long Phu III Thermal Power Plant)的发展事宜交由其他公司负责。先前，该项目承建商为总部设于河内的当地国有石油及天然气巨企PetroVietnam。

目前，当局在新营运商方面仍未有最终定案，不过已选定两家入围公司，两者的大部分资金都源自内地。第一家是由河内私营能源公司WIN Energy与5家内地企业合组的财团，当中包括以香港为总部的公用事业公司浙江能源国际；另一家入围公司则是以广州为总部的国有供电公司中国南方电网。

越南对中国南方电网可谓绝不陌生。该公司现时是当地永新1号热电厂项目(Vinh Tan 1 Thermal Power Project)的主承建商。该热电厂造价17.5亿美元，是中国在越南的最大单一投资，预计今年年底前完工，经测试后便可投入运作，每年为越南全国电网提供72亿千瓦时电力。事实上，中国南方电网先前已在该国完成多个能源项目，合计发电量约达334亿千瓦时。

除了更换承建商外，热电厂项目本身也很有争议。近年，越南环保团体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减少兴建燃煤发电设施。然而，面对国内的强烈反对声音，越南官员重申政府别无他法，必须继续现行计划。

越南工业贸易部副部长黄国旺(Hoang Quoc Vuong)解释政府的立场：「由于再生能源成本不菲，加上每年国内电力需求持续上升10%至15%，我们除了推动燃煤发电业发展外，根本别无选择。

「政府也十分希望发展再生能源，只是实践方面至今仍困难重重，主要是因为技术问题，而国内的风能及太阳能发电设施表现也不稳定。」

就越南的燃煤发电项目而言，现时中国绝对是最大的资金来源。河内的绿色创新及发展中心(GreenID)一直主张该国发展再生能源。他们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越南27个燃煤热电厂中，14个由中国承建商兴建，而该国燃煤热电业获得的外国资金，也有一半左右来自内地(约80亿美元)。

上述数据也反映燃煤发电项目较以往更难取得非内地资金支持。现在，越来越多活跃于亚太区的银行都不再参与和煤炭有关的能源项目，总部设于伦敦的渣打银行便是最新例子。截至目前为止，星展、华侨和大华三大新加坡银行，以及日本的三井住友银行、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都已制定明确政策，不会参与相关投资。

特约记者　Marilyn Balcita　河内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