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

內地的「一帶一路」戰略旨在透過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超過60個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合作，促進地區經濟發展。該戰略提出「五通」 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及民心相通，其中又以基建發展為主的設施聯通作為重中之重。
 
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角色

「一帶一路」沿線覆蓋逾60個國家，涉及複雜的企業財資運作，當中包括現金流管理、外匯、跨境支忖、風險和責任控制等因素，因此需要一個地區企業財資中心，以集中所有財資功能，讓跨國企業提升運作效率、減少外匯風險，以及在財資運作上實現規模經濟。

香港是亞洲領先的企業財資中心，其優勢在於擁有完善的金融基建，包括但不限於其具深度和流通性的外匯和貨幣市場、不設資本限制、穩定和自由的匯率，以及匯聚了世界各地頂尖的銀行。此外，香港擁有簡單而具競爭力的稅制、普通法制度、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人口和商業專才，以及世界級的運輸和電訊基建。更重要的是，香港毗鄰中國內地，加上作為領先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使其成為實現「一帶一路」 項目的理想地點。基於上述種種原因，香港顯然是許多企業尤其是中國企業在亞洲集資的首選市場。

新加坡是亞洲另一領先的企業財資中心，與香港有許多共通之處。與香港相比，新加坡更能吸引主要從事東南亞和印度業務的企業。當地亦為企業財資中心提供8％的優惠稅率， 並為全球各地的財資企業推出多項獎勵措施。另外，新加坡簽署了80項避免雙重課稅協定，而香港迄今卻只簽訂了少於40項，這方面的優勢明顯拋離香港。

財資業務能否有效運作，地理位置為關鍵的考慮因素。倫敦雖然是國際企業財資中心，但由於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距甚遠，所以在這方面較為遜色。

相比之下，對於正在拓展全球業務的中國公司(包括參與 「一帶一路」項目的公司)來說，香港是設立財資中心的理想地點，亦是跨國企業進行財資活動的首選地點，因為愈來愈多貿易以人民幣進行交易。

如前所述，「一帶一路」項目需要對外融資，以填補巨大的資金差額。債務融資或債務證券化是有效的途徑，為該等項目提供資金。有別於股本融資，這個方案讓各地政府保留對公共項目的控制權，同時亦為長期投資者提供保證回報。

這個融資方式的另一好處，是可促進「一帶一路」戰略的另一主要目標，即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要鼓勵非居民企業和投資者持有和使用人民幣，就要有一個具規模、市場主導的人民幣債券市場。缺乏龐大而流通的離岸資本市場(債券、 股票、衍生工具和貨幣市場)，窒礙了人民幣走出去的進程。內地急需盡快建立具規模的離岸債券市場，或開放其在岸債券市場。然而，由於後者仍然受到嚴格的監管，而且以公債為主，在可見的未來不大可能滿足投資者的需求。

這正好是香港可參與其中的一環。香港具備發展成熟的金融基建，有利債務證券化和項目融資。香港亦是多元化的債券投資和發行基地，外幣債務佔本地市場的比例接近一半。 儘管新加坡的情況與我們近似，香港的優勝之處在於其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的規模較大。

此外，香港擁有廣泛多元的投資者基地，包括201個認可機構、158間保險和再保險公司，以及594個在香港依法成立的證監會認可基金。值得留意的是，2014年，超過七成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即總值約2.3萬億美元，均來自海外投資者。

相比新加坡和倫敦等全球約20個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香港亦被視為基建投資的主要離岸人民幣債券中心，包括結構型債券和基建債券。2015年年底，本港的未償還點心債券總 額約3,680億元人民幣，遠超以約500億元人民幣(2015年第二季）位列第二的對手新加坡。鑒於2015年本港的離岸人民幣貸存比率仍然處於29.4％的甚低水平(相對於約70％的整體貸款比率)，本地市場亦對多元化和長遠的投資工具如債券有殷切的需求。再者，隨著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基建持續改善，將有助吸引環球投資者來港買賣債券。

建議

香港政府應游說亞投行於本港設立財資中心。此舉將引起群聚效應(cluster effect)，鼓勵其他已設立或有意設立財資中心的企業，選擇落戶香港，財資交易在同一地點進行，將提高成本效益。

雖然香港政府已為在香港成立的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提供優惠稅率，其利潤可按現行利得稅率的50％課稅(即8.25%)，但在現時的制度下，企業財資中心須為獨立法團，或符合安全港規則。本會認為應撒銷此項規定，讓跨國企業無須為享有稅務優惠而改變企業架構，否則這將削弱稅務優惠帶來的效益，無法達致預期的目標。

另外，香港政府應與更多地區簽訂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以提升競爭力，拉近與新加坡的距離。現時，約47個與新加坡簽訂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國家，並未與香港簽訂有關協定，當中大部分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應成立特別小組，帶領並監督整個談判過程，旨在加快擴大香港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網絡。

債務融資中心

鑒於「一帶一路」項目為債務融資帶來龐大商機，香港因此獲得難能可貴的機會，以建立規模與英國相當的債務市場。香港政府應與私人機構合作，積極游說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及絲路基金在香港發行外幣債券、點心債券及基建債券。香港金融管理局轄下的「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職能應擴大至包括市場推廣的角色，吸引更多企業在港進行債務融資活動。

香港政府應考慮提供稅務優惠(例如計算利得稅時扣除利息收入)，以鼓勵企業持有債券。這包括擴大稅務寬免範圍，使不同政府及多邊機構所發行的債務票據(不論任何貨幣)，其相關利息收入和買賣利潤可獲稅務寬免。現時，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根據《稅務條例》(第112章)第14A條及26A條，寬減來自若干債務票據的利息收入及買賣利潤的利得稅課稅。當中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發行的人民幣債券、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香港政府債券，以及多邊代理機構發行的港元債務票據。此外，對於特定基金為基建項目發行的債券，政府亦可考慮豁免相關利息收入及買賣利潤的利得稅。

原文刊載於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2016年9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CCR Advisory Group

2013年9月，才剛剛當選為中共總書記10個月、國家主席6個月的習近平就展開了其中亞之行。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的納紮爾巴耶夫大學，習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意在將歐亞大陸整合為一體的“一帶一路”倡議，該倡議包括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兩部分。自此，"一帶一路"倡議成為中國經濟與政治外交的基石，意圖借此將中國影響力拓展到歐亞大陸、非洲及世界其它地區。

開發銀行網

在"一帶一路"名義下，中國組建了一系列投資開發銀行，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亞投行"現在已經有57個成員國，這其中包括美國在歐洲的主要盟國以及韓國和東盟的所有成員。中國還是“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5個創始成員國之一。僅這3家機構，就已經匯聚了2400億美元的啟動資金。中國政府除了向這三家國際機構提供資金外，還通過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向外提供了62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而這些項目並不在"一帶一路"宣佈的正式項目之中。自從中國2013年宣佈“一帶一路”倡議後，中國建設銀行每年都提供400億美元貸款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同時還與新加坡國家開發董事會合作，向"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東南亞國家投資了額外的220億美元項目。

2016年8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總結"一帶一路"倡議取得的成就時稱，中國已經與超過100家的政府和國際組織簽署了投資項目協議。"一帶一路"也被外界稱為"第二個馬歇爾計劃"，擁躉們指出，實際上"一帶一路"的規模是"馬歇爾計劃"的12倍，它橫貫整個歐亞大陸，範圍覆蓋了自中國東部至大西洋以及西歐多個內陸港口的廣袤地區。

正在實施和籌劃中的重大項目

"一帶一路"倡議中包含的項目以遠東為起點、通過東南亞和中亞兩條路徑進入歐洲、中東和非洲。通過橫跨大陸的鐵路和公路網，將"海上絲綢之路"和"路上絲綢之路"連接一起。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一部分，中國對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巨大。近年來，中國在非洲投資的項目已經超過1000個，在非洲修建了2200公里的鐵路和3300公里的公路。在習近平主席的南美之旅中，中國官員已經開始與當地政府協商修建東起巴西大西洋沿岸，西至秘魯的太平洋海岸的跨大陸鐵路項目了。

在歐亞大陸，中國最大的國有運輸公司—中國遠洋運輸公司於2016年8月10日收購了希臘比雷埃夫斯港51%的股份，並對該港進行了現代化工程改造。

"一帶一路"的中心項目就是修建連接歐亞大陸的貨運與客運鐵路網。這些鐵路沿著三條歐洲大陸走廊延伸，將中國東部與西歐連接在一起。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修建的高速鐵路比全世界的總和都要多。其中一些項目只是簡單地將各地區之間的鐵路連成網絡，最顯著的成果就是中歐之間已經建成並運行的數條跨洲鐵路線，如西安至比利時、義烏到馬德里、中國東部到德國杜伊斯堡(位於魯爾河和萊茵河的匯合處)鐵路線。最近，中國東部到伊朗的鐵路線成功開通，兩地運行時間縮短到14天，這節省了2/3的運輸時間，極大地降低了商品成本。

規劃中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包含的項目範圍非常廣泛，將直接影響到全世界65%的人口、佔世界GDP的三分之一、涵蓋全球貨物與服務的四分之一、佔世界已經探明的能源供應的四分之三。這就意味著每年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的經濟活動將涉及到44億人口、資金將達到21萬億美元。

要在全球推進這些宏大的鐵路建設項目，只有依靠中國國企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國政府已經提議要出資修建連接巴西和秘魯的鐵路，由於要穿越亞馬遜叢林和安第斯山脈，單單這一個項目就需要資金2500億美元。作為將"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連接為一體的項目，中國正在修建貝爾格萊德和布達佩斯之間的高鐵線路。通過穿越東南歐的鐵路和公路網，中國將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口與多瑙河谷連接在一起。中國還正在投標美國籌劃中的聖地亞哥至洛杉磯的高鐵項目，準備為該項目出資一半。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項目之一，中國正在修建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初始費用已經投入了16億美元。該港口也是"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的匯合點之一，還是包括運輸液化天然氣的更大的能源網線的重要節點之一。作為"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中國計劃為修建"中巴經濟走廊"投資460億美元資金，這比自1970年以來巴基斯坦接受的所有外國直接投資總和都要多。

中國的財政資源能夠滿足所有的資金和管理需求嗎?

中國的外匯儲備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劇烈下降後，目前已經穩定下來。至2016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外匯儲備額為3.18萬億美元。中國有足夠的資金用於滿足其"一帶一路"計劃的雄心，而且也已經清楚地表明願意將錢投資在所需要的地方。通過多邊開發基金和中國對"一帶一路"項目的直接投資，有相當一批令人矚目的長期信貸資金已經到位。但據世界銀行和其它一些國際機構估算，單單亞洲地區，為了填補"基礎設施建設缺口"，每年就需要2-3萬億美元的資金。就算把中國以及其它那些新成立的多邊開發基金的資金全部加起來，也只能滿足一部分資金需求，至少在未來十年內都是如此。

然而，2015年，德國發展研究院的研究報告《資助全球開發：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做出結論稱，如果能夠合理地運用信貸手段，再加上與其它多邊開發基金合作，只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一家就能在短時期內每年籌集發放340億美元的開發貸款。也就是說，這要比剛剛閉幕的金磚國家印度“果阿峰會”宣佈的25億美元貸款額的十倍還要多。從這個角度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已經與歐洲投資銀行實力相當。2012年，歐洲投資銀行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投資了320億美元，當時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地區開發銀行。

德國的研究報告為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提供了很多的參考意見和指導說明。比如說，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提供的貸款規模不能太少，否則就沒有意義。衡量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作用的另一個指標是它是否能夠創造金融槓桿，把政府資金和私人資金吸引進來，共同為項目提供資金。

報告還稱：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還應該將國內、地區以及世界銀行看作天然合作夥伴。事實上，無論是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還是"亞投行"的設立，都反映出一種發展趨勢，即無論是地區性的，還是國家級的公共開發銀行都得到了更多重視。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共識，考慮到私人金融系統在投資實體經濟方面的局限性，運營良好的公共開發銀行能夠起到正面積極作用，特別是在需要大筆、長期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因為這些項目往往需要長時間的運營，投資方才能獲得盈利，而私人銀行一般不願意借出此類貸款的，特別是在貧窮國家中。[1]

關於評估中國"一帶一路"項目可行性的第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就是，這些新成立的開發銀行，如"亞投行"、絲路基金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是否能夠達到或超過國際標準。從第一開始，奧巴馬政府就對中國提議建立的這些機構能否達到國際標準持保留意見。在英國宣佈加入"亞投行"後，美國國安委在英國《衛報》上發表聲明稱："美國對亞投行的立場是清晰和一貫的。無論是美國還是全球其他的主要經濟體均同意，在全球範圍內增加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是迫切的。我們認為，任何新成立的多邊機構都應該達到並符合世界銀行和其它地區開發銀行的高標準"。經過多輪討論，我們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能否在管理水平、環保與社會責任方面達到世界高標準存疑……"亞投行"能否完善現有結構、能否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有效並肩合作，這對國際社會而言均存在重大利益。[2]

現在，18個月已經過去了，現在看來，當初對亞投行的那些懷疑、保留意見都有些誇大其詞。由於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加入了亞投行，全面參與了銀行的管理結構設計與人事安排，他們已經在參與的過程中將國際標準和模式帶進了亞投行。

由前墨西哥總統埃內斯托•塞迪略擔任主席的塞迪略委員會[3]曾經對世界銀行改革提出建議，世界銀行應該簡化對關鍵貸款的審批手續，這樣可以降低高昂的人工成本，縮短項目等待審批的時間。亞投行在設計自己的章程時也吸納了這些改革建議。

安全與地緣政治挑戰

在亞投行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解決了管理運營問題後，為了確保"一帶一路"所有項目能夠取得成功，還有與安全和地緣政治因素相關的一系列艱巨挑戰需要克服，至少在運行的初期階段難以避免。與這些挑戰相比，結構性問題或短期資金短缺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中巴經濟走廊"本身就是應對安全和地緣政治挑戰的最好詮釋。該走廊通過鐵路、公路將巴基斯坦與中國西部省份相連，包含的項目有修建許多石油和天然氣管線和其它很多基礎設施項目。但走廊沿線至少有“東突”恐怖組織、巴基斯坦塔利班和俾路支斯坦分離武裝分子等三支武裝組織在活動，面臨的安全挑戰極為艱巨。該項目現在進展緩慢，因為巴基斯坦的安全部隊連修建公路、鐵路和石油管線的中國工人的安全都無法保證。另外，規劃中的中巴經濟走廊還要穿過巴控克什米爾地區，這又引起印度不滿。金磚五國峰會今年在印度召開，印度政府在公開場合選擇強調五國的共同利益，但在印度總理莫迪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雙邊會見中，則主要圍繞兩個問題展開爭論。一個是中國反對印度加入"核供應國集團"。二是中國反對印度推動的《關於國際恐怖主義的全面公約》的批約工作，這個問題自1996年開始就是令聯合國安理會頭疼的難題。雖然印度聲稱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在2001年襲擊印度議會大廈、策劃2008年孟買大屠殺以及2016年在克什米爾發動恐怖襲擊都是由巴基斯坦政府幕後支持操縱的，要對巴基斯坦進行經濟制裁，但作為巴基斯坦的盟友，中國對此卻一直保持沉默。

在2016年10月16日出版的《金磚國家郵報》上，印度德里中國研究所研究員鄭嘉賓建議莫迪政府可以採取更積極的方式解決這些爭端，比如說印度公開宣佈加入"中巴經濟走廊"項目，這樣就可以使印度在中巴推進經濟發展時也分得一杯羹，也能更好地保護印度安全利益。他聲稱，如果印度政府這樣做，就能轉變中國反對印度加入"核供應國集團"的立場。中巴之間加強貿易紐帶最終會使印度得利。中國已經主動提出要投資莫迪政府的招牌倡議─"品牌印度"，還答應對印度投資的伊朗恰赫巴哈爾港（位於阿拉伯海）注資[4]。

中國、印度、巴基斯坦三國之間的複雜關係只是中國與其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關係的縮影之一。中國的領導人對此也心中有數。中國社科院的許奉先最近寫道，"一帶一路"倡議能否成功的最大挑戰就是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和沿途的安全挑戰。他稱，"中巴經濟走廊"將是一個試驗場，看經濟發展帶來的利益能否勝過民族矛盾與衝突?[5]

中國國內經濟的發展情況也是決定"一帶一路"戰略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在未來十年，中國的GDP將保持6.5—7%的增長速度。也有一些分析家預測，由於中國國企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國內債務總額持續保持高位，在加上龐大的影子銀行和工資增長壓力(在過去十年，中國工資年增長率亞洲最高，達到10%)、建設真正的社會保障體系要求等因素，中國經濟未來十年將陷入混亂。布魯金斯學會的大衛•道羅在2015年7月的研究報告中稱，"一帶一路"倡議對解決中國國企產能過剩問題幾乎起不了什麼作用。[6]

但同樣在這份報告裡，還有近期麥肯錫集團所做的一份報告中均稱，"一帶一路"倡議與奧巴馬政府推動的TPP之間的衝突有點誇大其詞。其實兩者可以互相補充，即TPP為未來跨太平洋貿易提供"軟件"服務，"一帶一路"通過投資基礎設施為經濟增長提供"硬件"服務。[7]

世界主要大國對中國倡導"一帶一路"的內在動機感到不安，這才是對該倡議提出各種懷疑的潛在原因。習近平主席聲稱要將"一帶一路"打造稱"雙贏"的新模式，目的就是要建立全球"命運共同體"。

但是，在華盛頓和新德里看來，中國對瓜達爾港的建設就是為了讓其充當中國日益強大的海軍潛艇部隊基地，目的就是將中國海軍的投送能力擴展到印度洋。

在整個西方社會，對中俄正在形成的地緣政治聯盟日益感到不安。最近數月，中俄海軍已經在太平洋東北部聯合開展了許多軍事演習。而且，中俄之間已經簽署了將"一帶一路"與俄羅斯的遠東開發計劃相結合的初步協議，最近還簽署了一份價值400億美元的天然氣大單。俄羅斯牽頭的“歐亞經濟聯盟”也已經與中國的"一帶一路"簽署了合作協議，雙方同意在雙邊貿易中使用本幣結算，繞過了美元作為國際能源貿易儲備貨幣的作用。

中國優先? 還是真正的"雙贏"?

今年，習近平主席訪問西雅圖和華盛頓時，他向美國大公司的總裁們保證，中國仍然是現有國際金融結構中負責任玩家。他舉例說，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通過堅定持有美國巨額政府債券，中國在穩定美元地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中國政府一再安撫世界，但大家仍然對中國想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的掩護，實現其長期的地緣戰略野心感到不安。中國在2010年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的同時，在南海問題上採取了強硬舉動，這讓域內的小國家不得不在追求擴大與中國的投資貿易合作的同時，還尋求美國的軍事保證。

2500多年以前，中國偉大的軍事戰略家孫子曾經在《孫子兵法》中寫道"百戰百勝不是最終目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為了實現其雄心勃勃的"第二個馬歇爾計劃"，中國領導人正在努力讓全世界相信，中國正在致力於推進全球系統改革，而非在"一帶一路"的偽裝下只追求"中國利益優先"。

1. 德國發展研究院政策文件《資助全球發展：金磚國家開發銀行》；2013年第13號文件；作者斯蒂芬尼•格瑞夫斯•瓊斯
2. 《美國對英國加入中國領銜的亞投行的怒火》，作者尼古拉斯•瓦特、鮑爾•路易斯和塔尼亞•布瑞尼甘；《衛報》，2015年3月12日
3. 《為21世紀的世界銀行再加油》；世界銀行管理現代化高級委員會報告；2009年10月期。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NEWS/Resources/WBGoveranceCOMMISSIONNREPORT.pdf
4. 《印度與"一帶一路"：其實並不複雜》選自《金磚國家郵報》，2016年10月16日，鄭嘉賓。http://thebricspost.com/india-and-obor-its-not-complicated/
5. 《中國習近平"一帶一路"的關鍵項目會失敗》，選自《時代雜誌》2016年8月18日。作者查理•坎貝爾
6. 《中國作為地區和全球力量的崛起：亞投行和"一帶一路"》；作者：大衛•道羅；布魯金斯學會，2015年7月15日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chinas-rise-as-a-regional-and-global-power-the-aiib-and-the-one-belt-one-road/
7. 《中國的"一帶一路"：能夠重塑全球貿易?》麥肯錫集團播客；2016年7月，西西莉亞•馬澤察、凱文•斯尼達和喬

請按此閱覽原文。

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

自中國於三年前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以來，這個橫跨三大洲的宏圖大計已引起了全球的注視，尤其是沿線的多個亞洲國家。對香港而言，這個計劃帶來了龐大的機遇，但問題仍然在於如何掌握先機。面對物流、地理和政治方面的種種挑戰，外界一直討論「一帶一路」戰略的成效。總商會主席吳天海為第二屆年度「中國日報亞洲領袖圓桌論壇」致開幕詞時表示，這些都是切實的考慮，但計劃一旦取得進展，香港將可受惠於沿線的貿易流通和市場開放。

他說：「縱觀歷史，經濟增長總是與貿易流通和市場開放息息相關。香港的成功全賴貿易流通和市場開放。近年，香港愈趨保守封閉，不及以往開放，甚至近乎『保護主義』。過去百多年來，香港向全球各地開放市場，以『換取』全球各地向我們開放市場。我們的市場規模細小，必須不斷開發新市場。」

吳天海呼籲香港以更開放的態度看待「一帶一路」。他說：「無論我們是否參與其中，『一帶一路』都會不斷推進。我們或可選擇不參與，但最終將落後於其他地區。香港是否對外開放通商？抑或是一個封閉的市場？」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樞紐，擁有發展成熟的金融服務業，我們能把這項優勢同時應用於「一帶一路」戰略。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說：「如缺乏資金，『一帶一路』及其龐大的基建項目便只能停留在構想階段，無法落實。縱觀多方面的因素，香港能夠協助實踐這個願景。」

香港的金融專業知識並不僅限於傳統的範疇，例如伊斯蘭金融已成為發展中的一大領域。他補充道：「過去兩年我們成功發行兩批伊斯蘭債券，向全球展示了本港有能力推出伊斯蘭金融產品，並管理它們的融資需求。觀乎支持『一帶一路』的伊斯蘭國家的數目，這個趨勢只會有助於我們的未來發展。」

梁振英亦公布全新的支援計劃，協助海外專業人士。政府已撥款2億港元推行「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旨在支援與境外專業人士合作進行的非牟利項目，並促進研究和推廣活動，以推動業界發展。

另外，政府去年12月推出獎學金計劃，以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學生來港升學。「一帶一路」獎學金計劃已率先在印尼推行，並剛於近日擴展至馬來西亞。

梁特首說：「計劃正逐步推展至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我們剛把計劃擴展到馬來西亞，從下一個學年開始，為在港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馬來西亞學生提供10個獎學金名額。我們歡迎商界參與，合力提供『一帶一路』獎學金。」

他認為機遇處處，但需要多下些工夫，才能把訊息傳開。「如何讓所有人抓緊機遇？那就要加強推廣。事實上，很多人已看到『一帶一路』的機遇，但他們或許仍需了解更多。」

梁振英又指，現時已有許多港人在海外就業。「現有30萬人在內地工作，相等於8％的勞動人口。愈來愈多年青的香港建築師正向印度叩門，並前赴馬來西亞和印尼工作。」

多位講者亦敦促港府更積極尋求與其他國家加強聯繫，並締結協定。

前海創新研究院院長陳坤耀教授說：「香港可以充當超級聯繫人，但聯繫的對象和方式為何？如能找到答案，我們就可以集中資源。」

陳教授告誡：「怎樣聯繫？答案很簡單，你必須先找出聯繫對象，否則永遠無法建立聯繫。香港所欠的是一位夥伴，前海自由貿易區在多方面都可作為我們的夥伴，該市被中央政府劃 為支援樞紐，並正試行金融創新。香港仍未了解到前海的重要性。」

國泰航空公司行政總裁朱國樑指出：「政府可在優化簽證、貿易協定、稅務協定和新的航空服務協定等方面多做點工作。」

香港亦被視為地區聯繫人，把內地與鄰近國家聯繫起來。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博士說：「經香港前往東盟國家會比較暢順，因為情況有時會較為敏感，例如越南。」

梁振英展望「一帶一路」可為各方締造多贏局面，呼籲香港各界同心協力，令香港成為重要的樞紐。「政府、商界和社會必須團結一致，推動香港成為『一帶一路』上及『一帶一路』國家與中國內地之間的『重要樞紐』和『超級聯繫人』，令人人受惠其中。」

原文刊載於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2017年1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

匈牙利積極吸引中國投資者於當地設立歐洲業務樞紐，已逐漸取得成果。為抓緊「一帶一路」所創造的機遇，兩國正建立良好合作基礎，發展前景預期將更為樂觀。

匈牙利外交及貿易部部長 Peter Szijjarto對匈牙利與中國及香港的關係充滿信心，認為有助該國參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他在12月訪港時向《工商月刊》表示：「匈牙利與香港是現代絲綢之路的兩個終點，香港是東段的終點，而我們則是西段的終點，這給予雙方加強合作的機會。」

內地不少大企業，如華為及比亞迪，已將歐洲總部設於匈牙利。匈牙利自2013年起推行「東向政策」，積極尋求內地投資，由於當地利得稅率只有9%，加上勞動生產力高，內地企業在該國的投資額已達37億美元。

他説：「隨著內地企業在歐洲的發展愈來愈成功，他們希望能在歐洲站穩陣腳。資金正由東向西流，我們期望資金可投資在匈牙利。」

匈牙利吸引的中國投資者數目愈來愈多，令匈牙利受到部分歐盟成員國的批評，不過Szijjarto對此並不擔心，而且堅定支持政府政策。

「這是競爭。大國不願看到我們或其他中歐國家與中國做生意。大家都在爭取更多投資，而我們正取得優勢。」他續説：「除非他們和我們一樣，積極向外尋求商機，並集中更多精力與中國做生意，否則我們將在這個競爭中繼續領先。」

他相信香港能促進貿易及投資由東向西的流動，但他認為匈牙利需要多做工作，以提高香港各界對當地的認識。在訪港期間，Szijjarto於12月1日與香港政府簽署協議，設立雙邊工作假期計劃，兩地年齡介乎18至30歲的青年可申請工作假期簽證，在匈牙利或香港逗留一年時間，期間可工作最長6個月以賺取旅費。協議將於2017年7月1日起生效，雙方每年各有 200個名額。

他説：「我這次來港的主要目的，是簽署工作假期協議。我也希望盡快與香港完成談判，讓更多匈牙利食品獲准出口至香港市場。」

匈牙利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但其地理位置與香港相距甚遠，難以在數量上競爭，不過Szijjarto相信該國有潛質在質量上取勝。他説：「我們目前獲許出口家禽及豬肉到香港，進展順利。我們不久前獲准出口小牛肉，並快將與當局就兔肉及羊肉的出口逹成協議。」

對匈牙利而言，農產品出口增長固然錦上添花，更重要的是與香港簽訂保障雙方投資的協議，如此下來，該國15%個人入息稅率及9%利得稅率對香港投資者將更具吸引力。協議讓匈牙利更有機會發展成為內地「一帶一路」的終點。

匈牙利已申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預期申請將於2017年初通過。他說：「布達佩斯至貝爾格勒的鐵路將進行現代化工程，相信能夠促進基礎建設發展。待工程完成後，該鐵路將成為把中國貨物從希臘皮拉魯斯港口運送到歐洲中部及西部的最快路徑。」

該鐵路可讓車身長達740米的貨運火車行駛，時速達160公里。

北京往來布達佩斯的直航航線於2015年5月正式開通，前往匈牙利的內地旅客數目因此上升30%，而匈牙利對內地的出口亦增加22%。

Szijjarto總結道：「我已向香港官員提出開通香港往來匈牙利的直航航班，他們亦承諾會向國泰航空反映意見。若然最終能夠成事，我們當然會十分高興。」

原文刊載於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2017年1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大成Dentons

一帶一路項目是中國彰顯其世界經濟強國地位的重點項目之一。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起了一帶一路項目，顯示了這個亞洲強國加快對外投資以及鞏固國際地位的宏偉目標。一帶一路項目在地理位置上主要分為兩個方向。一個是陸上絲綢之路，從中國到西歐，貫穿南亞和東南亞、俄羅斯、波斯灣、中東、北非、地中海以及周邊地區。這被稱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另一個是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東部沿海，經過中國南海和南太平洋，向西通過印度洋，到達歐洲的地中海 …

結論：絲綢之路是用黃金鋪成的嗎？

無論從哪方面考量，一帶一路戰略都是全球範圍內繼二戰馬歇爾計劃之後範圍最廣、影響最大的經濟戰略。有許多關於一帶一路戰略能否成功的評論。對於像這樣規模的戰略，人們最終會通過項目成果來評價它。目前可以預計的是中國將不會缺乏一帶一路需求的資源。習近平主席的執政水平必將與一帶一路戰略的成功緊密相連，這樣的壓力或許很多人會望而卻步，但習近平主席及其團隊很明確地表現了積極的態度。這也為對一帶一路成功抱有很大期望的沿線國家增強了信心。

即使有最好的目標和奮鬥計劃，一帶一路必然面臨著諸多挑戰，例如上文討論過的這種體量的項目必然會帶來的幾項明顯的挑戰。

然而一帶一路戰略為各方帶來的好處也是目前不可估量的，不僅惠及中國及其人民，也將使得一帶一路選擇與中國合作的沿線國家獲益，包括經濟、政治、戰略、文化和社會方面的利益。對一些國家來說這些利益甚至將改變它們的現代歷史進程。原本需要幾個世紀才能完成的基礎設施如今將加速完成，隨之而來的利益也將不可估量。

因此我們的答案是積極的，對於中國和願意參與、共享這項倡議成果的國家來說，絲綢之路確實有可能是黃金鋪成的。

請按此前往大成Dentons網頁下載原文(中文報告)。

科法斯集團

世界貿易籠罩在貿易保護主義的威脅下

在經歷連續2年的全球增長趨緩後，2017年的增長前景略有改觀(從2.5%升至2.7%)。這一回升主要由新興國家企業復甦帶動(增長率4.1%)，而這要歸功於巴西和俄羅斯的反彈勢頭抵消了中國經濟減速的影響。發達國家的增長率則穩定在1.6%。

全球貿易一派蕭瑟氣象(預計2017年增長2.4%，2008到2015年間平均增長率為2.2%，但2002到2007年間平均增長率達7.0%)，而隨著唐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可能捲土重來，令本就惡劣的形勢雪上加霜。短期來看，這些措施在本週期結束時對美國經濟的影響(+1.8%)將小於那些對美國出口權重較高的國家，如：中美洲國家(尤其是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墨西哥和厄瓜多)和部分亞洲國家(如越南和泰國)。

鑑於墨西哥對出口美國的依賴性較強(佔該國GDP的7%)，在通膨抬頭而投資減退的情形下，科法斯擬將其國家風險評級降為B。而阿根廷相比之下"川普效應"有較強耐受性，在度過艱難的頭一年後，有望從其改革中獲益。因此，科法斯將阿根廷國家評級升為B級。

2017年全球政治風險將達史無前例的高度

在2017年，政治風險仍將是需要加以關注的重中之重。

發達經濟體中，歐洲正陷入極大的政治變數之中，多場決定性的選戰結果難測，而英國脫歐的具體條款細節仍有待推敲。在過去一年間，科法斯歐洲政治風險指數迅速攀升，德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和英國的平均增幅達13個百分點。如果未來出現與英國脫歐公投相似規模的大型政局動盪，歐洲的平均增長率將被拖慢0.5個百分點。

而在社會不滿情緒蔓延和安全風險驟升的推波助瀾之下，新興國家的政治風險也高於以往。在主要新興經濟體中，獨立國家國協成員國(由於俄羅斯關係，2016年指數為100%中的63%)和北非/中東地區(土耳其與沙烏地阿拉伯同為62%)的風險最高，而南非評級下調至C則可部分歸咎於經濟增長極度低迷的背景下，其政治和社會失望情緒的蔓延。

包括恐怖攻擊、衝突和謀殺在內的安全風險是政治風險指數中的一個新增因素。不出所料的是，這些風險最高的國家便是俄羅斯和土耳其。

信用風險：高額企業債是新興國家銀行業的一大威脅

這類信用風險的增長在不同國家可表現出不同的形式。

發達經濟體的企業破產水平應可繼續下降。但負面狀況在於企業創建數量通常低於金融危機前水平(2015年與危機前峰值相比，德國為-19.8%，美國為-5.1%，義大利為-4.1%)。銀行傾向給予高負債企業的貸款而忽略快速增長的年輕企業，令他們無法獲得應有資源。

企業過度負債是新興國家面臨的另一大問題。中國的企業負債水平最高(相當於GDP的160%以上)，2015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第二季度期間，這一債務又增長了GDP的12%。俄羅斯、印度、巴西和中國的銀行業壞帳劇增，信貸條件日益趨緊。

歐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貿易風險評級上調

自2015年中以來，科法斯首次在國家風險評估中給予更多評級上調而非下調。

西班牙評級上調至A3，而冰島和賽普勒斯(資本管控相關風險降低)的評級分別為A2和B。在科法斯進行評估的160個國家中，中歐諸國的評級持續改善。愛沙尼亞(A2)、塞爾維亞(B)和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C)等國的企業環境和經濟增長均有改善，已達較滿意水平。得益於適度的經濟增長和銀行業的持續鞏固，保加利亞(A4)的復甦勢頭也已穩固。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較小國家的處境相比較大經濟體要更為有利。表現最好的兩個國家是迦納(B)(在12月通過了民主成熟度測試，公共財政管理水平較好)和肯亞(A4)(獲益於旅遊業和公共投資的增長)。

請按此閱覽原文。

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

特首在《施政報告》多番提及“一帶一路”發展之後，如今相關話題已廣為大眾談論。新國策蘊藏無窮機遇，對本地法律界而言，當然亦不例外。

在邁向大國的路途上，實施“一帶一路”國策是重要的一步。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認為，大國不應只在乎船堅砲利，更應關注文化水平、政法制度、人民質素等。“一帶一路”國策配合開放型經濟體系，推進民主法治，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改善民生，完全符合大國崛起的步伐。

“一帶一路”獨特之處
梁愛詩指，從前區域合作上中國每每處於被動位置，“一帶一路”使中國變得主動。原因首先在於它沒有預設的規章，只要雙方同意，毋須多方面的協調。而且，“一帶一路”理念開放包容，互利互贏，不設門檻、不排他。

因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中國合作的領域甚為多元化，包括基建、金融、服務、能源、環保、航運、物流、科技等，而絲路基金、亞投行、TPP、國際金融機構和開發性的金融基金，可為這些國家按需要提供其缺乏的資金和技能。這些活動不只為這些國家帶來發展和機遇，對中國來說，亦極為重要。

體現一國兩制
在一國兩制原則下，梁愛詩指出香港享有不少優點：它既與國家一體，又實行不同的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制度，並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當中也包括了人民幣離岸中心。香港也是中西方文化橋樑，具培育創意產業的新優勢。在此基礎下，梁愛詩深信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和“走出去”戰略是香港法律界的重大機遇。

香港法律優勢明顯
在可見將來，國家在“一帶一路”概念下發展，過程必然會涉及大量合同。梁愛詩認為，憑藉香港既有法律地位，可以爭取合同的適用法，爭取香港法院和其他機構成為合同糾紛解決地，與內地和他國同行一道，貢獻本地律師的智慧和努力。

她續指，香港律師對中西法律細節嫻熟，而且自70 年代以來，香港的法律服務已對外開放，世界各國的律師多在香港設有分行，客戶隨時取得外國法律諮詢。他們也藉香港踏入內地市場。香港律師不僅對普通法系國家比較了解，對大陸法系也不生疏，包括對伊斯蘭國家的法律體系和融資方式，也漸有認識。而且香港律師還有雙語的便利，他們有能力對合同雙方不同要求精準分析，並與中國客戶分享，協助他們作出準確的判斷。

此外，梁愛詩更提到香港律師在與各國商界交往過程中，大量接觸到各地商人，明白其需要，故他們是優質中介，其參與可以避免雙方誤解、增進相互理解，有效地促成雙方的談判。

她更讚揚香港國際法律糾紛解決機制健全公正，程序規則齊全，案件處置嚴謹、按章辦事，完全與國際慣例接軌。故香港有力為國家“一帶一路”和“走出去”大戰略，構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法律糾紛解決中心。她建議，香港可建立專門服務“一帶一路”的法律糾紛處理中心。

放眼未來 尋覓機遇
前瞻未來，梁愛詩認為大家不應該期望“一帶一路”能迎來即時利益，因為只有業界本身才最了解如何利用這次機遇。她期望各行業提出建議，提請政府納入《施政報告》，並要求中央政府把建議納入“十三五”規劃，然後再予推動。情況一如CEPA，有賴大家主動尋找機會。

原文刊載於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2016年7月號，請按此閱覽全文。

金杜律師事務所

到底有多少「一帶一路」投標方研究合同草稿中的爭議解決條款，並對此提出詳細的意見？沒有多少。然而，這一條款卻是合同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因為「一帶一路」項目很容易遭遇各種索賠，畢竟當中許多項目都在帶有高度政治、經營和法律風險的國家進行。如果各方沒法達成和解，則他們將需要依賴爭議解決條款來解決他們之間的爭議。

各方總是自動以「英格蘭及威爾士法律」、「英格蘭仲裁」、「新加坡仲裁」、「新加坡法律」等字眼起草合同，因為這就是他們習以為常的做法。但在「一帶一路」項目中，務必要妥善考慮這些是否真是最適當的條款。

「一帶一路」投標方很有必要停下來仔細考慮爭議解決條款，並決定是否需要找到發包人和/或貸款人，向他們解釋為何更慎重地考慮爭議解決條款是一種更利於所有相關各方的做法。有些發包人/貸款人將會說：「不，我們不修改這一條款」。但另一些有可能會被說服(也許是為交換其他讓步的條件)。

毫無疑問，「一帶一路」項目的爭議解決條款應把仲裁作為解決爭議的主要模式。國際當事方更傾向於仲裁的原因在於：私密性強；不像法院程序那麼正式；且更容易在不同管轄區強制執行。但是仲裁地選在哪裡？以及根據哪個管轄區的法律仲裁呢？

一個好的爭議解決條款應包括以下幾個組成部分：

• 仲裁在哪裡進行？

對於「一帶一路」項目，通常觀點認為，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貿仲委仲裁，抑或是「一帶一路」東道國仲裁，都無法足夠中立到令各方都能接受(至少會有一方無法接受)。這也從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各方常選擇在倫敦或新加坡(有時是斯德哥爾摩或巴黎)仲裁。不過，何不在香港仲裁呢？香港受惠於「一國兩制」的法律制度，因此依舊是一個普通法管轄區，不僅擁有行事高效獨立的普通法法官，也擁有專業水平位居全球前列的終審法院。

但「一帶一路」東道國經常說，「我們會擔心香港，因為它不是完全獨立於中國的」。東道國在此犯了嚴重錯誤。這也顯示出東道國實際上並不明白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倒是對東道國的「一帶一路」參與方自己大有裨益。為什麼呢？因為內地政府和香港政府之間訂有特殊的安排，即，《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安排》」)。根據這項《安排》的規定，如任何一方未遵守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另一方可向相關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該香港裁決。

最高人民法院已指令下一級法院在決定拒絕根據《安排》強制執行香港裁決時必須事先向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請示，並交由最高人民法院決定是否准予強制執行。言下之意是，未經事先上報，一概不會拒絕准予根據《安排》強制執行香港裁決。

換言之，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對東道國一方的有利之處在於，相較於在倫敦、新加坡、斯德哥爾摩或巴黎作出的裁決而言，香港裁決將會享有更優越的強制執行權利。對於中國參與方而言，香港也有明顯的吸引力，這不僅體現為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更是因為香港擁有無懈可擊的法治、處理案件時的辦事效率、可供選擇的多元化仲裁機構和仲裁規則，以及文化上的接近性。

• 管轄法律

中立的法律(例如，香港、英格蘭及威爾士或新加坡法律)可被選作管轄實體爭議的法律。在訂明香港作為仲裁地的同時，考慮選擇上述實體法也毫無問題。例如，一方可使用爭議解決條款訂明香港仲裁，同時選擇英格蘭及威爾士法律作為管轄法律…

請按此閱覽原文。

徐晏卓

中國成為亞洲乃至世界性大國已不再是一個有爭議性的議題。現有文獻充分討論了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政治影響力對亞洲乃至全球秩序的衝擊和影響。一些研究比較樂觀地認為中國的崛起代表著"非西方世界"對美國主導下以民主和市場為金科玉律的國際秩序的反思，以及國際秩序公平化的大趨勢。中國在亞洲的領導作用將促進地區主義為基礎的亞洲秩序的轉變。另外一些研究人員比較悲觀地強調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對於現有亞洲格局不可避免的挑戰和衝擊以及由此引發的安全危機和治理危機，挑戰了以美國為中心的同盟體制，以及亞洲海洋國家和半島國家佔據優勢的海權。也有更多的研究介於兩者之間認為中國的崛起並不會大幅度顛覆現有的亞洲秩序，而是為其注入新的元素， 未來中國將成為亞洲秩序中最核心的成員，但隨之而來的大國角色的調整和轉換，可能引發相當長時期的動盪和磨合。這些研究廣泛探討了中國對亞洲秩序未來發展三種趨勢(美國為中心的溫和霸權體制；亞洲新強權的出現和正在興起的次區域主義)的影響，並從中美和周邊國家的視角分別予以政策建議。這些文獻的共同點是明確了中國在未來亞洲秩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地位，以及隨著中國外交愈發"奮發有為"對亞洲秩序不可避免的衝擊和影響，但是對中國在未來區域秩序中位置的判斷往往基於中國的經濟和軍事能力，而直接推定中國擁有的經濟和軍事資源會轉化為中國對周邊亞洲國家的影響力，以實現中國在亞洲的利益訴求，比如正向地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或負向地在亞洲地區爭霸。但中國所擁有的政治資源、經濟實力和軍事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轉化為亞洲國家對中國崛起後亞洲秩序變化的認同，多大程度上可以協助中國完成其既定目標，又或者中國不斷增強的國家實力是否反而成為其對周邊國家影響力的負資產，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維度和答案。本文選取"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戰略與周邊國家對中國重回亞洲中心位置的亞洲新秩序認同為例，旨在評估中國將其不斷增長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轉化為影響力的能力，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

一、確定中國的影響能力

1. 理論框架

社會學者基斯特賴布(Keith Tribe)在解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關於權力的經典論述時提出"一個行為體的權力資源可能會被利用與轉化成利己成果，但未必能夠完全轉化或者完全得以利用"。他的論述抽象地指出了行為體實力與影響力之間存在的轉化以及不對等轉化關係。政治學者考克斯(Robert W. Cox)和雅各布森(Harold R. Jacobson)在其解讀國家國際影響力的著作中對於影響力的定義與社會學者看法相類似，認為影響力實際上是一種"實質"(actuality)，其大小取決於被影響者多大程度可為施加影響者改變自身的行為以服務於施加影響者的目標。該定義將影響力這一抽象的概念和其模糊的衡量標準具體化，實物化。在國家層面，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於1990年將"權力"的論述延伸，提出了被廣泛關注的"軟權力"概念。根據奈的定義，"軟權力"是"使其他人想要你想要的後果"的能力。具體而言，奈認為其所提出的"軟權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識形態或政治價值觀念感召力及塑造國際規則和決定政治議題的能力，但他沒有解釋清楚"軟權力"與其相對應的"硬權力"之間的界限以及兩者之間的轉化關係。國際關係學者吳翠玲(Evelyn Goh)在其國家影響力的文章中把"軟權力"與"硬權力"銜接起來，認為權力是一種資源，而影響力則是資源的運用。而在如何衡量一個國家的影響力方面，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理論學者鮑德溫(David Baldwin)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視角。他在其著作中指出，當前衡量國際權力關係最大的缺失在於沒有明確範圍、重要性以及其導向的結果，而是過分誇大了權力資源對這三者的轉換。相比於一般的財富和物質轉移，將權力資源轉化為影響力是間接的，也是不完全對等的。為了將權力資源的轉化具體化，鮑德溫在該文章中不僅指出了權力資源轉化為實際影響力的局限性，同時將實際影響力的衡量指標具體分為三個方面，即範圍、權重和主導性。

通過上述的文獻綜述可以得出以下幾個推論：首先國家影響力不等同於國家的重要性，衡量一個國家的影響力並不僅僅是該國的實力和國際存在(也就是鮑德溫提出的權重和範圍)，而且還應包括該國對於其他國家的吸引力，以及影響其他國家服務於本國戰略的能力(即鮑德溫提出的主導性)。第二，國家影響力不同於國家的實力，一個國家不斷增長的資源和能力並不一定會轉化為該國的影響力。不同國家的國家實力轉化成國家影響力的能力並不相同。國際社會中不乏以小搏大的案例。第三，國家影響力不同於國家能力(state power)(或國家影響能力)，國家能力強調的是施加影響國對於本國自然資源、工業能力、軍事準備等實力要素的使用和轉化，而國家影響力的衡量不僅取決於施加影響方，同樣需要關注被影響國家或地區。國家實力轉化為國家影響力的能力不僅與施加影響國的國家能力有關，而且與受影響國的既有利益和戰略息息相關。第四，一國對其他國家的影響是國家"硬權力"與"軟權力"綜合運用的結果，很難將兩者割裂。比如，經濟實力就是一個介於"硬"和"軟"之間的地帶。

因此，本文認為衡量一個國家對於某個地區的影響力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橫向和縱向分析。1) 施加影響國的戰略目標與受影響國家的利益關係：與本國利益無直接相關性；關係到本國的經濟福利；關係到本國的國家安全。2) 施加影響國自身的影響能力: 範圍；權重；主導性。3) 施加影響國家所願意投入的資源：威望資源；引導說服；威懾。由於同一國家在同一地區和同一時間段內的自身影響力相對比較固定，因此，第1和3項標準的六個影響因素更具變動性。理論上這六項標準可以導出9種組合，具體上實施方式和效果取決於施加影響國與受影響國雙方的意願和投入的資源。儘管很顯然，與受影響國家利益關聯度低或者利好的訴求，更容易實施成功，但這一理論框架依然可以驗證一下三點內容：1. 表面上看來在國際事務中，綜合性大國具有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優勢，可以使用讓利、施壓、威懾等方式促使中小國家服務於自身的戰略或利益，但反過來中小國家同樣具有相當的實力促進或者削弱大國所實施的戰略規劃。2. 施加影響國家投入資源的升級(從威望到威懾)是否意味著受影響國家更容易聽從或屈服？3. 哪些因素是國家影響力實施的關鍵。

2. 中國的國家影響能力解析

結合上文的理論框架分析，本文在衡量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中，首先需要從範圍、權重和主導性三個方面入手確定中國在該地區的能力。而後再根據中國在該地區欲施加影響力的意願和受影響國家的接受度，具體衡量中國將國家資源產出為國家影響力的能力。因此，在分析"一帶一路"戰略與中國形塑亞洲影響力這一案例之前，先要確定中國在亞洲地區所擁有的影響能力。在本文中，範圍指的是中國在亞洲國家存在的格局和延伸的觸角，權重指的是中國在亞洲國家存在的意義和重要性，而主導性則指的是大體上中國在亞洲國家存在的方式和引導亞洲國家服務於本國戰略規劃的能力。當然這三個指標本身頗具主觀性且在不斷變動中，但為了更好地解釋"一帶一路"戰略與亞洲國家對中國形塑亞洲秩序的接受度這個案例，本文則假定中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能力這一指標在此案例分析期間為固定的，由此為基礎進一步將關注點投入到施加影響國與受影響國雙方的意志和意願。

首先，在衡量中國在亞洲影響範圍方面，最先受關注的通常是中國在經濟領域的影響範圍。一般研究認為中國已經與周邊國家建立了緊密的經濟聯繫，這一聯繫改變了本區域的政治經濟格局。潘峰華等借助社會網絡分析工具得出結論認為，"中國與周邊國家存在不平等的經濟依賴度;貿易網絡存在較為明顯的核心—邊緣結構；中國在周邊貿易網絡中佔據主導地位，經濟影響力不斷上升"。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在亞洲地區經濟比重的攀升以及與周邊國家產業鏈的增強，其也在通過進一步推動亞洲國家間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強在本地區經濟引擎的地位和延伸在本地區的經濟觸角，比如加入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成立絲路基金，設立亞投行等。鐘騰飛在對比亞洲開發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於亞洲的定義後認為，隨著中國在亞洲經濟比重的增加和中日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亞洲地緣經濟的範圍也在不斷擴大，亞洲的定義不僅包括傳統的中亞、東亞、南亞、東南亞和西亞等五個區域，還包括太平洋國家，其概念更接近"亞洲─太平洋"。在安全領域，一般認為中國推動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是其超越"東亞中心"地緣區域認知的表現，此後中國開始積極推進與周邊國家的經濟紐帶，參與構建地區安全機制，全面規劃與構建以中國為中心的周邊區域。2015年美國在其海上戰略綱領性文件中首次提出"印度洋─亞洲─太平洋"地區概念，儘管這一概念隱含著美日地緣政治的觀念，旨在防止中國在印度洋拓展勢力，但反過來看這也反映了美國亞太同盟體系正以一種更廣闊的視角看待中國的周邊地區。總之，中國根據自身的實力和發展，在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逐步擴展了在亞洲地區的存在和影響範圍。

第二，在衡量權重方面，從經濟領域來看，亞洲國家與中國經濟的緊密聯繫不僅提高了中國在亞洲地區的經濟比重，同時也大幅增加了中國在亞洲國家的經濟重要性。外匯儲備、出口能力、吸引外資和國內市場等方面的優勢和中國製造、中國投資的突出表現也為中國在亞洲積累了大量的國際經濟影響能力。在外交政策領域，大部分中國學者都同意中國的聲音、意見和主張受到了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的重視，區域事務的處理與區域爭端的解決也離不開中國的態度和協助。此外，中國在亞洲區域組織和區域多邊會議中的角色和地位，比如近年來成功舉辦了APEC峰會、亞信峰會；通過瀾湄合作補充已有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推動成立亞投行等等，不僅提高了中國對亞洲事務的參與度，更有助於中國增強在亞洲的重要性。也有學者指出近年來中國提升了周邊國家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倡導命運共同體的外交理念意在為亞洲發展中國家謀利，為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發聲，這將增加了中國外交的權重。在軍事領域，由於中國奉行不結盟原則，未如美國一般向盟友提供安全保障或大量的軍事援助，也像俄羅斯一般向其他國家轉讓或出售大量軍備和技術，因此中國在軍事上對周邊國家的權重比較有限。在政治制度和文化領域，中國具有不同於西方的國內政治體制和傳統文化，其獨特的發展經驗和傳統文化智慧受到周邊國家的關注。近年來，中國還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強中國當代文化的"軟權力"，比如製作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在烏鎮召開世界互聯網大會等。但畢竟國際社會的話語權還掌握在西方國家手裡，中國的政治文化語境也不同於西方國家，因此，中國在這一領域的權重也比較有限。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中國在亞洲經濟、外交領域成績斐然，但對於受影響國家來說，經濟、外交與軍事、政治對該國的重要性顯然不同，大部分國家在兩者不得不進行取捨的時候，一般會傾向於後者。這就解釋了為何在中國已經成為大部分亞洲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的情況下，亞洲地區依然出現了"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二元格局。因此，經濟上的成就和指標可以充分反映中國經濟在亞洲的權重，但並不能簡單地將之聯繫成中國主導亞洲事務的能力，更不能直接推定為中國的國家影響力。此外，權重帶來的影響結果可以是正向，也可以是負向，比如有學者認為批評中國或者美國再平衡政策的制定也是中國國際影響度提升的體現。本文認為中國被批評是地區國家對中國外交和發展的重視，體現的是中國在亞洲的權重，而中國的影響力則應局限於事物朝著積極或者有利中國的方向發展。

第三，在主導性方面，一些學者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國內的外交和國民情緒開始彌漫著一種勝利主義的心態，不僅期望華盛頓包容中國的第二大國地位，而且希望隨著中國對外實力的增加，中國可以較嚴厲和更容易地處置圍繞中國的多個較小的麻煩製造者。但隨著中國的崛起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加深，這些預期並未在短期內得以實現。根據2015年國防白皮書，美國持續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日本大幅調整軍事安全政策；鄰國在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上向華挑戰；朝鮮半島局勢不穩定均對中國的周邊安全造成不利影響。這間接顯示了中國主導周邊安全局勢的能力有限。此外，一般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參與亞洲區域組織的議程設置能力依然較弱，甚至與印度和韓國等依然各有千秋，這與我國十四億人口基數和國家實力並不相符，且在國際輿論中的"軟權力"不足。

更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安全領域主導力的局限性也逐漸對中國的優勢經濟領域造成衝擊。近期，美國不僅加強與其盟友的聯繫，更主動與東盟國家建立夥伴關係，並推動了一系列區域合作機制試圖將中國排擠到區域治理之外，比如次湄公河倡議；美國-東盟峰會；TPP等。儘管在經濟領域中國倡導的是廣泛的貿易協定但還是有不少亞洲國家選擇加入高標準的TPP，這其中不僅包括相對發達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甚至還包括經濟實力相對較弱的越南、老撾、泰國和印度等國家。這些跡象顯示中國主導周邊國家的能力與國家實力不匹配，不僅在其權重較弱的軍事安全領域，甚至在其優勢的經濟領域仍然很難主導區域治理機制。

按照本文的分類將國家影響能力細化為範圍、權重和主導性三個方面，那麼中國在亞洲的影響範圍、權重與主導性之間；以及經濟、外交領域的影響力與政治、軍事、安全的影響力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目前，儘管中國的國家實力使得中國在亞洲的觸角延伸廣泛，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中國運用這一實力設置議程，影響亞洲國家的能力仍顯得不足。在這一綜合判定的基礎上，下文將以"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戰略與亞洲國家對中國重回亞洲中心位置的亞洲新秩序認可度為例，進一步分析在中國實力與亞洲影響能力不匹配的情況下，中國作為施加影響國家對亞洲受影響國家的影響力如何，並嘗試通過分析哪些因素會左右中國施加影響力。

二、"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戰略分析

確定中國在亞洲的影響能力後，這一部分將以"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為例，從中國的戰略目標、戰略手段與亞洲國家的利益關係兩個層面進一步分析中國的亞洲影響力。

1. "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戰略目標

2013年10月24日、2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此次會議是2006年以來我國首次召開的針對外交政策的重要會議，也是自1949年以來第一個針對周邊外交的座談會。這次會議距離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僅相隔一個多月時間，充分顯示了亞洲周邊國家在"一帶一路"這一中長期戰略中被提升到與大國同等甚至更重要的位置，可以說亞洲國家是 "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基礎和關鍵。中國對亞洲國家實施影響力的大小決定了"一帶一路"推進順利與否。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本文認為中國構想的亞洲秩序可以具體細化到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區域戰略目標的擴大與完善。對"一帶一路"這一歷史概念的傳承和超越顯示了中國在強盛時期不同於西方"霸道"的"王道"治理邏輯，在現今體現了中國重拾大國地位的宏偉戰略目標以及中國崛起後與周邊國家利益共贏的歷史經驗和外交政策良意。在歷史上"絲綢之路"商路以中國為中心向外輻射，不僅展開了沿線國家的商品貿易往來，同時也由沿線國家共同保障和維護商路通道的安全。而商路通道的拓展與延伸，與中國的自身的經濟繁榮和沿線國家的社會穩定密不可分。因此可以推論這一歷史概念的再演繹包括了兩個含義，即經濟範圍與運用經濟實力提升影響力。一方面，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經驗都集中在內部資源與內部經濟結構的調整，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經濟發展的範疇將擴大到對整個區域和經濟帶資源的整合和結構調整，這無疑將進一步提高中國在亞洲的影響範圍和權重。另一方面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與亞洲周邊國家的往來是以經濟為先導，外交也是以經濟合作的方式為主。在現有"一帶一路"戰略框架下，為了與周邊國家創造更為全面和平衡的交往模式，外交，安全和軟實力等因素並重提升到與經濟並重的位置。

第二，與亞洲國家關係的轉變。在前兩任政府執政過程中，中國的外交戰略更多的著眼於大國政治與全球視野，亞洲周邊國家相比較之下有些冷門。在"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下，亞洲周邊國家被置於與大國同樣重要位置，與大國的關係也被放置到亞洲地區內重新審視。比如，與日本、俄羅斯和印度的關係從以往的大國政治逐漸轉變成為在亞洲多邊框架下的區域關係，中國與這三國的政治經貿往來也在東盟+3，南亞區域合作聯盟，上海合作組織和東亞峰會等東亞，南亞和中亞的多邊框架下進行。

第三，重拾中國亞洲中心國家的位置。"一帶一路"戰略將中國置於亞洲泛區域關係的中心位置，但這一中心位置並非封閉和排他性的，相反中方的態度是開放和包容的。儘管美國和俄羅斯並不屬於亞洲國家，但中國認可與其在亞洲周邊地區共存的現實。中方一直倡導的"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正是為了避免"一帶一路"倡議淪為大國零和政治遊戲。外交部長王毅將其解釋為"以合作取代對抗，以共贏取代獨佔，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贏者通吃那一套"。

2. "一帶一路"的亞洲戰略環境

"一帶一路"戰略於2013年提出，經過2014年廣泛的宣傳到2015年已經進入實施階段。中國逐步推進"一帶一路"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對亞洲周邊國家和地區秩序造成了影響和衝擊。表一使用了ABS亞洲風向標第三波和第四波調查數據資料，用以分析中國實施"一帶一路"的亞洲戰略環境。ABS亞洲風向標第三波數據調查在2010-2012年間開展，而第四波數據調查則於2014-2016年開展，期間的民意動態變化恰好可以反映中國在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前後，亞洲國家的民意變化。根據表一的數據，亞洲國家普遍認為中國在亞洲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在未來十年最有希望成為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國家。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絕大多數亞洲國家民眾支持中國是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國家這一看法的比率有所提高。對比未來十年與現在，所有亞洲國家認為中國將成為最具影響力國家的比率都有明顯大幅提升。這一趨勢體現了中國在亞洲被廣泛認可的影響能力，且這一影響能力在"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後有了穩步的提升。而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亞洲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認為美國是亞洲最具影響力國家的比率與認為是中國的基本持平。這反映了亞洲國家對於中美在亞洲地區共存的認可，但與此同時他們並沒有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做出非此即彼地選擇。隨著時間的推移認為美國是最具影響力國家的比率開始降低。此外，亞洲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普遍認為中國對本地區和本國帶來了積極的影響。在"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後，亞洲國家認為中國對本國帶來積極影響的比率有所提升，而對本地區所帶來的積極影響比率反而有所下降。這幾組數據的比率和趨勢顯示，亞洲國家對"一帶一路"戰略基本持積極的態度，認可其對本國的積極影響卻對本地區積極影響存疑，反映了亞洲國家不願錯過”一帶一路“戰略對本國經濟帶來的機會同時也對這一戰略對本地區格局帶來的影響在安全上表示擔憂。也就是說在短期內，"一帶一路"戰略並不能很快的改善目前亞洲"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的二元格局。然而儘管當前亞洲國家更傾向於處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但在中長期看來，亞洲國家一般認為中國有希望取代美國成為本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國家，而美國的影響力隨之下降。這也意味著"一帶一路"戰略在中長期看來有可能有助於中國形塑以中國為中心國家的亞洲秩序。

3. "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戰略手段分析

"一帶一路"戰略在形塑中國為中心亞洲秩序的過程中所使用的戰略手段可以分為三個層面：歷史概念的傳承；國內外的連接以及大國關係的博弈。歷史概念的傳承主要使用威望的戰略手段；國內外的連接主要使用經濟引導的戰略手段；而與大國關係的博弈主要使用的仍是引導，並逐步升級到主動防衛，但並未完全使用威懾的戰略手段。這個三個層面被亞洲國家的接受程度決定了中國亞洲影響力-主導性方面的能力。下文將從這三個方面入手分析這三方面戰略手段實施與受影響國家的接受度。

首先，"一帶一路"是一個歷史概念，很多學者認為重提這一概念蘊含了中華文明歷史上王道思想超越西方現代國際秩序維度的"軟權力"。根據表一的數據，與中華文化更接近的國家，比如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和韓國，以及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馬來西亞對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以及中國對本地區的積極作用更為認可和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與中華文化圈文化距離較遠的國家，比如菲律賓和緬甸等國對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和對亞洲的積極作用認可度較低。這一文化背景下的數據差異顯示亞洲國家對歷史概念的解讀與中方不盡相同。部分亞洲國家擔心“一帶一路”戰略下的亞洲秩序是中國意在恢復華夷秩序，本國恐淪為藩屬國的地位。此外，歷史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時期，是一個強大、先進、統一的中國與一個相對落後無序的亞洲，而當前"一帶一路"戰略的背景卻是一個正在崛起過程中的中國與一個文化身份認同各異，歷史問題仍未妥善解決的亞洲。因此，使用這一歷史概念形塑亞洲秩序需要處理的不僅是經濟領域與亞洲國家的聯動，更重要的是增強亞洲國家對中華文化圈和歷史史觀的認可和認同。

第二，"一帶一路"戰略是以中國為起點向多個方向延伸連接歐亞沿線國家。根據表一數據，亞洲國家在"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後更為認可中國對本國的積極影響，但對中國對本地區的積極影響認可度有所下降。這從另外一個方面驗證了很多學者提出的亞洲經濟安全二元格局現象。從對本國積極影響度的數據來看，經濟發展預期較好的國家，比如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對中國對本國經濟影響的看法比較積極，而相反經濟發展預期較差的國家和地區，比如菲律賓、蒙古和台灣地區對中國對本國經濟影響的看法比較消極。這一數據趨勢隱含著一個潛在的問題，儘管亞洲國家普遍認可"一帶一路"戰略為本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但對本國經濟消極的看法也與中國綁定在一起使得中國很容易成為亞洲國家國內經濟問題的"替罪羊"。

第三，與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不同，亞洲不再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相反它已經與全球體系緊密的連接在一起。儘管"一帶一路"戰略所形塑的亞洲秩序是一個開放、包容的亞洲，且尊重傳統域外大國，包括美國和俄羅斯在這一區域的存在和地位，但與中國的互聯互通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或削弱了部分國家與域外大國固有的連接方式和聯繫緊密度。表一的數據顯示在"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後，亞洲國家對中國對本國的積極影響度有所提升，而對本地區的積極影響看法有所下降，同時反映了亞洲對中國作為亞洲中心國家所產生的風險存在一定擔憂。也就是說儘管亞洲國家對與中國戰略對接有信心，對中國對本國的積極作用認可，但對與中國一道分擔亞洲區域風險的模式存在疑慮，對中美在亞洲共存持懷疑態度。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戰略資源投入的升級，比如在南海問題中從以往的經濟合作擴大到加強區域防衛，並沒有帶來主導這一事務能力的增加。不僅一些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借助大國之間的博弈試圖以小搏大，一些與中國沒有太多安全利益衝突的國家也隨著中國戰略資源投入的升級對中國主導區域秩序產生消極看法。從表一數據來看，東南亞國家中，不僅在領土爭端問題上態度強硬的菲律賓和越南不認可中國對亞洲的積極作用，與中國沒有領土爭端的新加坡、泰國和柬埔寨在2014年以來認可中國對亞洲積極作用的比率也有所下降。

三、中國對亞洲影響力評述

中外學者的分析和民意調查數據均顯示中國在亞洲具有相當的影響能力，但這一影響能力往往集中在影響範圍與權重上，在主導性方面中國影響亞洲的能力比較有限。且中國在經濟領域和外交領域的影響能力較強，而在政治文化和軍事領域的影響能力較弱。在評述"一帶一路"戰略形塑亞洲秩序這一案例上，儘管在該戰略提出後中國的影響能力得到穩步增強，但在影響範圍、權重和主導性之間影響能力的不平衡與經濟、外交和政治、軍事影響能力的不平衡表現尤為突出。因為，在分析"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過程中，衡量中國亞洲影響能力的參照對象是美國，而不是中國過去的狀況或者其他亞洲中等強國。這勢必對崛起中的中國的國家影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別是近年來美國在亞太的防衛心理越發嚴重，認為中國在亞洲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的正當行為是"強硬"和"挑釁"，通過其軍事和政治話語權的優勢，在亞洲國家取得了相當的影響力，削弱了中國憑藉自身實力解決亞洲事務的能力。但衡量中國亞洲影響力不單單是中美影響能力的比拼，而是對現有資源實力運用的能力的分析。因此，以案例為基礎衡量中國國家影響力不僅需要評估中國的國家影響能力，而且要分析受影響國家的態度以及中國為實現戰略目標所投入的資源和手段。

對於除了大國盟友之外的大部分亞洲國家來說，作為一個自主的國家行為體，其決策是基於各自國家利益權衡後的舉措，而不是遵循中美任何一方的態度。這表現在對於與亞洲國家利益相對較為無關的議題，比如中國的內政問題，這些國家往往尊重中國的態度和立場。這樣的尊重和支持與中國的國家實力運用並沒有太大的關聯，因為在中國尚未崛起的時候，亞洲國家也一貫尊重中國在內政問題上的主張和立場。也就是說在中國與美國在影響能力仍有差距的前提下，增強亞洲影響力的關鍵並不在於中美短期影響能力差距的縮小，而在於亞洲受影響國家的態度。就目前的數據調查結果看，中國國家實力增強後，亞洲國家普遍樂於借助中方提供的發展機會，對"一帶一路"帶來的經濟合作普遍表示歡迎。但在涉及本國政治和安全利益的問題上，這些國家並沒有因為中國實力的增強，而在一些與中國有安全利益衝突的問題上有所收斂，相反一些中小國家反而表現出了更強硬的態度。如果說菲律賓等盟友國家強硬的態度是美國圍堵中國縱容亞洲中小國家的結果，那麼一些原本較為溫和國家的強硬態度則反映了中國對亞洲國家政治安全影響力的不足，缺乏安全議題的議程設置能力和運用實力服務於自身安全利益的能力。

針對中國實力與亞洲影響力不平衡的現象，中國在實施"一帶一路"過程中採取了增加威望，說服引導到主動防衛的戰略手段。在穩步增加中國影響範圍和權重的基礎上，其"王道思想"的治理思維對於距離儒家文化圈文化距離較近的國家產生一定影響力，但對於那些距離儒家文化圈文化距離較遠或者一直試圖擺脫儒家影響的國家並未有足夠的說服力。引導經濟合作共贏的戰略手段對於經濟發展預期較好的國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作用，但容易被一些經濟衰退的國家當作國內經濟的"替罪羊"。其使用介於引導與威懾之間的主動防衛戰略手段，並未隨著中國戰略手段的升級而產生相應的影響力，相反應該警惕這一戰略手段所產生的副作用。

請按此閱覽原文。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中國企業融資部主管 黃耀和

在數個世紀前，絲綢之路曾是橫跨古代中國與歐亞各國間通商經貿的重要橋樑；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往東南亞進行國事訪問，為這條舉足輕重的經濟走廊賦予了全新的責任。這條現代絲綢之路是「一帶一路」戰略中的重要一環，旨在重塑歐亞大陸經濟格局，加強新興市場的商業合作與貿易往來。

「一帶一路」由「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組成，這兩條「絲綢之路」將推動中國與亞歐鄰國之間的互信，促進雙方的經貿合作。

「一帶一路」提出後，一連串的發展項目相繼實行。其中，位於「一帶一路」戰略中心地帶的陝西省，是推動貿易及促進文化交流的關鍵中樞。該省率先制定基於原產地證書的免稅政策，減免了生產於或出口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商品海關關稅。

除政策支持外，財政支持也隨即到位。2014年，中國投入400億美元成立絲綢之路基金，用於對「一帶一路」項目的投資。次年，中國再斥資400億美元於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各國開展的基建項目提供資金援助。在「一帶一路」戰略誕生至今的四年中，中國積極開展多項發展項目，其中包括總長420公里的中國老撾鐵路，以及耗資14億美元的斯里蘭卡港口城項目。

中國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引領下迅速發展的同時，外界對戰略背後的真正目標表示質疑，指「一帶一路」不過是中國為求擴張自身領導力的政治手段及地緣政治產物。然而，此等指責卻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近期新聞大相徑庭。

簡而言之，「一帶一路」並非外媒所指的政治工具，而是一個吸引各國共同參與、共同獲利的貿易平台。「一帶一路」的長期目標是開拓更多貿易往來，增加與其他國家的聯繫，促進文化交流。

2017年4月，一輛載滿30多個集裝箱的貨運列車，將英國製造的產品從倫敦送往中國義烏。鐵路為過往高昂的空運費用及耗時的海路運輸提供折衷的形式，有助英國拓展貿易網絡，這將對兩年內正式脫歐後的英國經濟起到至關重要的支持作用。

「一帶一路」戰略在促進沿線各國雙邊貿易合作的同時，也改變了亞洲的政治局勢。今年4月，印度政府再為孟加拉國提供高額貸款── 一筆高達50億美元的低息貸款，用作建設國防及重點基建項目。事實上，印度一直致力投資其基建項目，在中國宣佈「一帶一路」戰略後，印度的競爭力更大幅提升。至今，印度已為孟加拉17個基建工程提供資金援助，項目涉及新機場和高速鐵路的建設。「一帶一路」的發展也促使印度表明其與地域大國競爭的膽識，以及在當今亞洲經濟局勢下爭取話事權的決心。

最重要的是，「一帶一路」的核心目標並非僅僅是基礎建設項目，亦非一個純粹的投資平台。政策的另一重點是把中國古典文學傳播海外，儘管工作目前仍在起步階段，但自2014年絲綢書香項目成立以來，中國已與斯里蘭卡等地建立了雙邊古典文學互譯的合作關係。加上中國正向190多個國家出口古典名著，可望將中國文化在「一帶一路」沿路各國廣泛傳播，也帶領亞洲各國間的文化交流更上一層樓。

在此基礎上，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將在「一帶一路」戰略中扮演「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地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與多條國際貨運航線的中心，香港將充分利用其「一國兩制」的政治特色，積極輔助中國開拓商機，並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香港連續22年榮獲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殊榮，在資本市場累積了大量投資經驗，也將為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起重要的參考作用。而不容忽視的是，香港在過去二十年來，一直維持中西文化薈萃的獨特文化環境，其成功的城市管理方式可為未來將中國文化融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工作作為借鏡。

長遠來看，「一帶一路」的發展前景非常樂觀。由於醫院規模日益強大，醫療業務有望持續增長；國內對電力需求日增，亦將加速能源業發展。而發展潛力最大的則是鐵路建設業。當中旨在聯結亞歐的鐵路系統，將大大縮減中國與歐洲消費者市場的貨運時間。從較宏觀的經濟角度而言，企業並購基礎設施的市場將有所回暖。儘管增速放緩，但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九大」的影響下，可望成熟穩健的中國經濟將有助促進「一帶一路」市場實現更高風險但更高回報的可持續增長。

原文刊載於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2017年5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