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地
由金杜律師事務所Paul Starr (合夥人) 和James McKenzie (資深律師) 撰寫
王文英博士和Sarah Grimmer就一帶一路倡議交換意見，包括該倡議將如何影響香港仲裁，及該倡議對相應的各個仲裁中心的作用和影響。
Paul Starr，金杜香港爭議解決和基礎設施團隊領導人，James McKenzie，金杜香港資深律師，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香港（CIETAC HK）秘書長王文英博士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秘書長Sarah Grimmer談話。
一帶一路倡議和香港
當您聽到"一帶一路"時，您認為這一倡議將為您的機構帶來什麼？
文英：一帶一路倡議將直接或間接影響世界各地的數十億人和沿線60多個國家，這也創造了機會，鞏固並提升香港作為一帶一路項目的融資中心和爭議解決中心的角色。由此也為包括CIETAC HK在內的香港爭議解決服務機構創造了更多機會，中方和一帶一路國家往往會考慮到香港的特殊性而選擇其作為仲裁地。
香港將亞洲地區的國家聯繫在一起，在該倡議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CIETAC HK的成立本身體現了貿仲會對香港在本地區的重要性的認可。香港的許多行業將發揮更大作用，也會從該倡議中獲益。
香港的確是一座橋樑，事實上，香港政府將香港稱為一帶一路倡議的"超級接口"。從HKIAC的角度來看，香港在“連接”方面尤為重要意味著什麼？
Sarah：香港具有獨立法律體系和司法機構，涵蓋金融、財會、建造業和法律等領域的廣泛專業服務網絡，雙語性，地理位置毗鄰中國大陸等特點， 因而格外重要。該倡議下的投資項目將會有很大一部分取道香港，尤其是會通過香港成立的實體來進行。因此，香港是一帶一路項目的重要中心。
單從法律行業來看，香港有1000多名大律師和6700多名執業律師，同時香港還是領先的國際仲裁地之一（在2015年由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國際仲裁學院及偉凱律師事務所共同進行的調查中入選為世界最理想的仲裁地第三位和亞洲第一位）。香港的龍頭機構HKIAC和其他香港的仲裁機構，以及提供法律和仲裁服務的個人，需要思考他們的服務將如何契合一帶一路的背景要求並推廣服務。
思及香港的服務，兩位所代表的機構要對俄羅斯或非洲的公司傳達怎樣的信息？這些公司先前只採用英國的仲裁體系，現在參與到一帶一路項目之中，考慮將香港作為仲裁地。香港又有什麼優勢？
Sarah：許多公司正在參與一帶一路項目，與中國公司做生意，它們應該預見到中方可能會選擇在中國進行仲裁，或依據中國法律管轄相關仲裁。外方應當就在中國大陸進行仲裁意味著什麼和/或中國法特點尋求意見。考慮到香港現代的仲裁法規及其獨立的法律體系和司法機構，外方往往更願意將香港作為仲裁地。同時，中國企業也願意在香港進行仲裁，因此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是比較有說服力的折中方案。
在談判仲裁條款時，熟悉普通法和英國仲裁體系的公司將會認為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或依據香港法律進行管轄極具吸引力，因為香港的普通法體系受到英國法律的很大影響。香港擁有大量的法律專業人才、獨立的司法機構（包括最高法院來自其他普通法法域的非常任法官）和先進的仲裁規則，因此對於尋求與中國企業達成折中方案的各相關方而言，香港是可選的轄區。因在其他法域受到制裁，俄方企業尤其關注在亞洲尋求更多業務機會和和爭議解決服務，俄方企業就時常向我們諮詢服務。
文英：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中央政府會為香港的穩定、發展和繁榮提供支持。另一方面，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擁有包括終審權在內的獨立司法權力。對於一帶一路倡議相關項目和合同引起的爭議而言，香港仍然是獨立和中立的仲裁地。
香港仍然適用普通法，因此香港和英格蘭、威爾士的仲裁實踐具有相似性。但同時，香港也能夠包容不同法律和文化背景的相關方和執業人員以解決爭議。香港還為挑選仲裁員的各方提供較多選擇，因為許多經驗豐富的仲裁員就在香港居住或者在工作。
一帶一路和爭議解決
當然，另一層面的問題是，很多一帶一路國家包含高度的法律和政治風險。您認為通過仲裁解決一帶一路爭議相較於其他爭議解決方法，比如訴訟這樣的方法而言，好處和壞處分別是什麼？
Sarah：提交仲裁解決爭議，避免了在不適用法治或法院並不獨立審判的法域進行訴訟的風險。一些一帶一路項目規模很大，涉及國家利益，因此不在當地法院進行爭議至關重要。
此外，仲裁的一大優點是仲裁裁決的可執行性。一帶一路爭議將涉及中方，這意味著裁決可能針對中國資產在中國大陸執行。我們知道，根據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HKIAC和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在中國大陸的執行率很高。近期研究表明，在中國的執行率有所提高，尤其是實施報告系統之後，只有在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情況下才能拒絕執行仲裁裁決。香港法院執行過針對中國國有企業的仲裁裁決，外方可以放心。
文英：我同意，香港的仲裁裁決的執行率向來很高。中國是《紐約公約》的締約國，因此根據該公約，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可以在超過150個國家和地區得以執行。同時，近半數一帶一路國家國內的仲裁法體系都包含《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因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仲裁法有一定的協調和統一。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香港的仲裁裁決能在中國大陸得以很好的執行。舉個例子，就在最近，2016年12月13日，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中國大陸執行了由CIETAC HK作出的仲裁裁決，證明了中國大陸法院執行CIETAC HK裁決的能力。
這是令人鼓舞的發展。在"傾向於仲裁"的法域，比如香港，解決一帶一路爭議，對仲裁裁決的執行和尋求臨時救濟的能力而言有多重要？
文英：比如根據中國大陸的仲裁法規定，仲裁庭不得作出採取臨時救濟措施的裁定。在香港，根據《仲裁條例》，法院可作出救濟的命令，仲裁庭也可以在需要時批准採取臨時措施，以保護仲裁當事人的迫切利益。
臨時救濟十分重要，首先，可以在勝訴方贏得裁決時 ，推動裁決最終得以執行，免得裁決變成一紙空文。其次，臨時救濟可以推動爭端各方討論和解途徑，從而更高效地解決爭議。香港是著名的傾向於仲裁的法域，在尋求臨時救濟方面擁有全部的常見優點，同時，仲裁庭作出的臨時救濟的命令也能得以執行。
考慮到眾多一帶一路國家的運作風險和信貸風險，您認為在搭建投資平臺或起草爭議解決條款時，投資人應該考慮的關鍵因素有哪些？
Sarah：相對於在當地法院解決爭議，投資人應當選擇提交仲裁。投資人應當確保與一個特定項目相關的多份文書中的仲裁條款相互兼容。各方應當使用兼容的示範條款，且應考慮採用適用于所有相關合同的爭議解決總條款。
我們現在向客戶提供的諮詢服務中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是關於投資條約權利的。當投資人在搭建其一帶一路投資結構時，關於這些潛在的權利應當考慮什麼？
Sarah：投資人和東道國應當瞭解適用於其投資的雙邊和/或多邊投資條約，並為尋求條約保障決定如何搭建投資結構。這應該在爭議出現前完成，包括評估是否可以通過應用最惠國待遇條款適用其他條約的規定。
投資條約往往包含爭議解決條款，按照《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等將投資國之間爭議提交仲裁。HKIAC已經主持了多個投資者-國家仲裁程序，並自1986年起按照《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管理仲裁，依據其獨立的程序指引進行仲裁。而且，HKIAC提供的仲裁庭秘書服務對大型複雜案件尤為有利（投資者-國家仲裁往往屬這類案件）。HKIAC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近期推出了"免費聆訊空間"倡議，免費向涉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列為發展援助受援國（70%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均為該類國家）的仲裁涉事方提供聆訊設施。對於一些當事方而言，可以在聆訊設施上節省開支這一點將成為他們選擇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和香港的一個因素。
文英：要根據投資條約獲得保護，參與投資的當事人或公司應符合"投資人"的資格。許多條約將"投資人"定義為擁有所在國家國籍的自然人或公司。不同雙邊或多邊投資條約的定義有別，投資人應當隨時核對相關條約的對應要求。儘管各個投資條約使用不同方法決定公司或個人是否為"外國的"，有意利用投資條約的各方應當證明自身具有條約締約國的國籍。
一帶一路和CIETAC HK / HKIAC
為鼓勵一帶一路倡議相關方通過貴中心解決爭議，現在正在採取什麼措施？
Sarah：2017年及之後，HKIAC將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發揮積極作用。今年我們計劃訪問多個一帶一路國家，向當地合同方說明承辦一帶一路項目時需要注意的關鍵事項。比如，在簽訂由中國國企出資的建造工程合同時，相關方應瞭解什麼？同時涉及簽訂產能合同的中國實體的呢？如果項目由中國金融機構出資，不論是基礎設施銀行、私募股權公司或主權國家基金，相關方應瞭解什麼？參與一帶一路項目時，相關方應當有這樣一些實際的考慮。
由於一帶一路項目的性質，由此引發的爭議往往涉及多個合同和多個涉事方，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其他國家的公共實體、私募基金和國有企業。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可能會涉及包含重要政治因素的高風險爭議。
《2013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機構仲裁規則》("規則")是為應對多方和多個合同爭議的情景而設計的，如一帶一路項目引發的爭議——具體是，我們的規則允許針對多個合同整合、合併和啟動單一仲裁，還允許默認委任選項。我們的規則條款還包括允許快速程序、緊急仲裁員程序和允許選擇決定仲裁庭費用的方法，以節省開支。為幫助仲裁庭處理大型爭議，HKIAC還提供基於多語種秘書處的仲裁庭秘書服務。他們有商事和投資仲裁的經驗，也可以使用中英雙語工作。
HKIAC最近發佈了關於其程序所耗費的平均時長和費用的數據，表明在這兩方面，其在大型國際仲裁機構中享有領先地位。HKIAC還擁有眾多稱職的中英雙語仲裁員，可供涉事方和機構任命。
文英：CIETAC HK目前依據《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2015版)》審理案件。該規則良好地結合了中國和國際的仲裁實踐，完美契合一帶一路倡議下公司間的潛在商事爭議的要求。我們看到在過去的幾年裡，不同機構的仲裁規則有所融合。然而，機構間的實踐有一些顯著的區別，比如在調解、裁決的審議和案件管理系統方面存在區別。
CIETAC HK在保持相對高效的仲裁程序方面享有較好聲譽。2015年，自任命仲裁員起，其作出裁決的平均時長為115天。今年五月，CIETAC HK將更新其仲裁員人才庫，增加其一帶一路相關仲裁員資源，以提高其解決一帶一路相關爭議的能力。
在提供聆訊設施方面，兩位認為各自的機構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Sarah：HKIAC在香港商業中心區提供現代聆訊設施。在位置、性價比、員工能力和IT服務方面被票選為2015年和2016年國際最佳仲裁機構。此外，我之前也提到，HKIAC為在本機構進行仲裁的OECD官方發展援助受援國的仲裁涉事方提供免費聆訊空間。
文英：CIETAC擁有強大的全球網絡，使得我們可以立即在中國和其他多個法域提供聆訊設施。CIETAC HK擁有充足的聆訊設施資源，可不斷適應跨境聆訊的需求。兩年內，CIETAC HK將遷移至法律樞紐(律政司提出的一個絕佳倡議)，我們想與大家分享這個好消息。
對於CIETAC HK審理的傳統商事仲裁案件，如果我們觀察CIETAC的費用表就可以發現，CIETAC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不另外收取涉事方聆訊費用的國際仲裁機構之一。
我們談到過一些關於投資人在選擇仲裁地和仲裁機構中扮演的角色的內容。另外一個重要參與方是"資助人"。從機構的角度來看，資助人在選擇爭議解決條款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及為推廣資助實體，您的機構在做什麼？
Sarah：第三方資助人的主要關切是在程序中獲得回報，不論是通過仲裁裁決還是和解協議獲得。因此，最終裁決的有效執行便至關重要，選擇經驗豐富的仲裁員和採用現代規則的機構將極大地有助於確保裁決有效、可執行。我們在雙方參與事件和指導用戶方面與第三方資助人密切合作，我們還成立了特別工作組，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法規改革進行諮詢，因為改革與香港的第三方資助規定相關。
文英：是的，當然我們在中國花費大量時間與這些群體進行溝通。我們認識到，作為資助方，他們在選擇合同的爭議解決條款方面有很大的發言權。
您的機構在聯繫這些組織機構、鼓勵它們選擇您的機構和香港作為仲裁地方面做了什麼努力？
Sarah：我們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向中國國企推廣我們的業務。比如，聖誕節前一周，我們接待了中國國企和香港仲裁中心的三個大型代表團。在中國大陸時，HKIAC的工作人員經常與承包商和出資人會面，以瞭解他們在不同交易中的處境，向他們推廣HKIAC規則和服務。我們還在香港舉行了一帶一路研討會，在中國對外投資對象國法域舉行一帶一路路演。
文英：我們將會針對不同投資人舉辦商事仲裁、知識產權爭議、建築爭議等相關的活動，包括研討會、模擬仲裁和談判講習會等。我們也與商會、政府、仲裁員協會一道，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仲裁服務對象就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的可能性進行溝通。
考慮之前關於資金的全部討論，似乎談論《仲裁條例》有關第三方資助的改革很切題。從您的機構的角度來看，改革將對一帶一路相關的仲裁造成什麼影響？
Sarah：條例改革將使得香港在仲裁的第三方資助方面與其他主要法域接軌。這是積極的進步，香港作為仲裁地也將更具吸引力。一些當事方(不論是無資產的當事方還是使用第三方資助作為資本和資金流動性管理的方式的專業實體)可能不希望以傳統的方式獲得爭議解決資助，因此第三方資助安排就是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
文英：香港政府將推動香港成為亞太地區的領先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作為長期政策。近年來，第三方資助仲裁在多個法域越來越普遍。
《仲裁條例》修訂案將允許第三方資助仲裁和調解程序，這對於香港的爭議解決服務業而言是好消息。第三方資助將為意在提起仲裁案件的當事方提供更多選擇。CIETAC HK在其工作組成員的協助下起草了指南，幫助當事方考慮仲裁資助時，瞭解各方和仲裁員應知悉的事項。
最後，兩位如何看待未來CIETAC HK和HKIAC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參與？
文英：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前，CIETAC HK就已經是解決中國相關跨境商事爭議的一大選擇。隨著投資和貿易量的不斷增長，CIETAC HK將在這兩方面引起的爭議解決中發揮更關鍵的作用。
Sarah：2017年及以後，一帶一路倡議將成為HKIAC外聯和能力建設工作的重要部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HKIAC已經為一帶一路法域設計了路演，已經在菲律賓舉行了路演。今年，我們還會去蒙古和其他法域。我們對推廣香港成為解決一帶一路相關爭議的選擇感到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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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上文是香港貿發局與廣東省商務廳合作研究項目全球供應鏈轉移與粵港產業發展關係的企業個案之一。更多詳情，請參考前述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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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亞太中國區董事總經理張錦雄先生表示，生產成本優勢以外，不少東南亞國家其實只擁有簡單的生產條件和供應鏈體系。相對而言，中國內地擁有成熟的電子產品集群，零部件及生產支援服務一應俱全，技術人才充裕，無論在物料供應、模具設計製造、技術支援和提供解決方案等，均能有效為內地和區內的下游生產客戶提供全面服務。所以，中國在可見將來仍會是該公司發展生產業務的主要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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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散生產過分集中內地的風險，美國雅特生科技集團(騰訊亞太的母公司)在多年前通過該公司併購在菲律賓地區擁有廠房。面對目前內地生產成本上漲問題，菲律賓廠房無疑為該公司提供另一選項。張先生解釋，菲律賓僱員擁有不俗的英語水平，能有效與香港及來自世界各地的管理人員溝通，又因廠房員工流失率相對偏低，工人就業穩定有助生產管理及人才培訓。加上菲律賓與中國之間的交通運輸便利，物流成本位於合理區間，致使雅特生科技近年不斷擴充菲律賓廠房產能，享受當地較低的生產成本優勢生產電子零部件，以支援廣東省的生產業務。
精確部署生產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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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亞太是美國雅特生科技集團(Artesyn Embedded Technologies Inc.)成員之一，主力負責中國內地的生產業務。美國雅特生科技集團是高可靠性電源轉換和嵌入式計算解決方案設計和製造先行者，其解決方案和產品適用於通訊、計算、醫療、軍事、航太和工業自動化等多種行業和領域，並且是全球從事嵌入式電源業務最大的企業之一，為客戶提供標準型的 AC-DC 產品，和多種 DC-DC 電源轉換產品。該集團目前在全球擁有超過 20,000 名員工，10個卓越的工程中心、4個世界頂級的製造工廠以及全球銷售和支援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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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政策計劃，旨在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五大線路，連接亞洲、歐洲和非洲的60多個國家。"一帶一路"倡議覆蓋近44億人口，約占全球總人口的63%，經濟總量逾20萬億美元，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30%。這一宏大的倡議預計將帶動大量基礎設施等項目建設，但是與之相伴的是無法預知的風險。
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年底宣佈實施"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簽署超過600份工程項目合同。未來將會簽署更多跨境合同，特別是在2010–2020 期間，預計僅在亞洲就需要約8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除基礎設施建設及相關項目外，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物流和海事領域也可能迎來大力發展。
"一帶一路"帶來的重大機遇，同時也伴隨著出現法律爭議的重大風險，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商事合同的簽署國雙方法律體系和法律傳統差異顯著。出現爭議時，金融風險方面的不確定性和發生爭議時的其他不利影響威脅著每一項跨境交易。
我們將討論跨境商事爭議中的三大風險，提出預防和降低風險的策略，從而能在"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中充分獲益。
風險1：不熟悉外國法院和法律
商事當事方將爭議提交至外國法院會感到憂慮不安，因為這會引發一系列令人擔憂的問題：適用什麼法律？法官是否公正？判決是否會在國外得到承認？這些風險與涉及多個司法管轄區的商事關係尤為密切。對於不希望面對不熟悉的法院系統解決跨境爭議的當事方，國際仲裁會帶來很多幫助，尤其是在法院判決的可執行性受到限制的情況下。當事方可自由選擇爭議適用的法律，審理地點、法庭成員、甚至是仲裁語言。在商業投資之初做好選擇，會切實提高跨境商業活動的確定性。
在選擇仲裁地點時，選擇對仲裁友好的司法管轄區非常重要，因為在爭議中，爭議均由仲裁地(即進行仲裁程序的司法管轄區)法院進行監管。提供的支持包括向證人發出傳票或出具第三方的文件，授予緊急救濟或禁令救濟。通常也是由仲裁地法院作出上訴判決或擱置訴訟程序的決定。對於"一帶一路"投資者，沿線多個司法管轄區都是仲裁的理想選擇，包括新加坡、香港和悉尼。這些司法管轄區通常擁有成熟的仲裁機構和普通法傳統。
風險2：仲裁結果的不確定性和對聲譽的不利影響
商事當事方面臨不確定性的另一大方面在於爭議結果：何時能解決爭議，以及將作出什麼終局裁決？而國際仲裁在這方面的一大優勢在於，仲裁裁決一經作出即為終局裁決，對當事各方均有約束力，法院僅會出於有限的特定理由(大多為程序性理由)撤銷裁決。仲裁裁決的這一相對確定性與國內法院作出的判決形成對比，法院判決通常會經過多級上訴或司法審查，這就伴隨著時間和成本的耗費。
不確定性的另一個方面在於爭議可能會對當事方的聲譽造成潛在不利影響。良好的品牌聲譽對正在進行交易和貿易的商事當事方至關重要。因此，當事方為避免負面公共影響，通常傾向將爭議和終局裁決，特別是不利裁決予以保密。訴訟程序通常在公開法庭進行，判決也會公開。而仲裁則是保密的，以非公開方式進行，因此對於涉及商業秘密或保密商事交易、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案件，通常更多採用仲裁方式。
風險3：執行面臨挑戰
即使商事一方在爭議中獲得有利結果，風險仍然存在。判決或裁決最終要得以執行，如果無法有效執行，那麼之前整個爭議解決過程就失去意義，因此執行是爭議中最重要的環節。
採用國際仲裁解決爭議的一大優點在於仲裁裁決可以在《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的150多個締約國獲得執行。這相較於執行法院判決有明顯優勢，因為執行法院判決有賴於判決同時得到兩國承認，通常需要有立法或其他法律基礎。此外，不同國家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程序差異顯著，這經常會為申請執行的當事方帶來難度。
當事方在準備商業合同時，如果希望在《紐約公約》的150多個締約國中的一國或多國執行仲裁裁決，應選擇採用國際仲裁。而在起草仲裁條款時，當事方必須確保選擇的仲裁所在地也為《紐約公約》締約國。因為只有在《紐約公約》締約國作出的仲裁裁決才能在另一締約國獲得執行。
國際仲裁之所以成為解決"一帶一路"相關合同爭議的理想選擇，還在於全球範圍內執行仲裁裁決相對寬鬆的態度。中國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7月發佈的一份《意見》規定，應依法及時承認有關"一帶一路"的外國仲裁裁決，承認了相對寬鬆的態度。 最高人民法院還表示，非常支持利用國際商事和海事仲裁解決有關"一帶一路"產生的跨境爭議。
對企業的啟發
"一帶一路"作為開拓性的倡議將滿載機遇，中國對基礎設施的境外投資會重塑國際貿易和關係。不過，從機遇中獲益還需要以恰當的方式管理相伴的風險。對此，國際仲裁可以使商事當事方有效降低風險、解決爭議，最終促進商貿發展。
從根本上而言，國際仲裁捍衛了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和法治規則，同時國際仲裁也是當事方所確定和熟悉的，從而可以按照各方的偏好和背景有針對性地制定爭議解決程序。因此，縱然國際仲裁無法保證在每項仲裁中都獲得有利結果，在面對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法律傳統和文化差異顯著的合作夥伴時，國際仲裁無疑是可供選擇的最理想的爭議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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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泰國的曼谷–廊開鐵路動工，亞洲區的高速鐵路網絡計劃亦邁進一步。
泰國的曼谷–廊開(Nong Khai)高速鐵路項目是亞洲高鐵網絡計劃的關鍵部分，也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一環，其中第一期工程是區內鐵路網絡不可或缺的銜接部分，上月初已獲泰國政府正式授權動工。
昆明–老撾鐵路是區域網絡另一重要部分，工程曾經大為延誤，但終在去年展開。最近，印尼亦批准興建雅加達–萬隆高速鐵路。此外，新加坡–吉隆坡鐵路亦將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展開招標程序，項目預計於2026年前完成，屆時兩地之間的鐵路車程只需90分鐘。
曼谷–廊開高速鐵路項目工程為期4年，造價1,790億泰銖(53億美元)。鐵路全長253公里，連接曼谷及通往鄰國老撾的門戶城市呵叻(Nakhon Ratchasima)。鐵路沿線共設6個車站，分別是挽賜(Bang Sue)、廊曼(Don Mueang)、阿瑜陀耶(Ayutthaya)、北標(Saraburi)、巴沖(Pak Chong)及呵叻。
事實上，這條鐵路只是項目三期工程中的第一期，日後鐵路將接駁至廊開，最後連接北標府的景溪縣(Kaeng Khoi)及羅勇府(Rayong)的麥普塔普特港(Map Ta Phut)。現時，第二及第三期工程尚未確定竣工時間表。
雖然第一期工程的資金主要源自泰國國內，但泰國政府據報正與中國進出口銀行磋商，希望為採購鐵路的高速列車取得融資。泰國計劃由當地公司興建路軌，而中國則供應列車及訊號系統，並提供技術支援。
當局的長遠目標是打造穿梭亞洲的高速鐵路網絡，旅客從曼谷前往老撾首都永珍只需4小時。鐵路將從老撾延伸至中國西南部的昆明，與內地迅速擴展的城際高鐵網絡接軌。截至2016年年底，中國高鐵路軌合計長約22,000公里。泰國的高鐵網絡亦從曼谷向南伸展，並將大大縮短前往吉隆坡及新加坡所需時間。
雖然泰國在磋商及多項審批程序方面進展緩慢，且出現連番延誤，但當局發展高鐵網絡的決心依舊，並相信鐵路將為日後經濟發展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2017年首季，泰國經濟受惠於出口回升，錄得3.3%增長，是近4年單季最高紀錄。不過，雖然數據回升，但自2014年開始，泰國的經濟增長始終較區內各國緩慢。
2016年，泰國的經濟增長率為3.2%。亞洲開發銀行預計，2017年該國的經濟增長率為3.5%，2018年將上升至3.6%。不過，這些數字仍然低於東盟的預計平均增長率，與泰國2012年錄得的7.2%增長亦有明顯差距。
泰國地理位置優越，是經濟可望持續復甦的有利因素。泰國位處東南亞中心位置，毗鄰緬甸、老撾、柬埔寨及馬來西亞；其中，馬來西亞又與坐擁全球第二繁忙港口的新加坡接壤。同時，東盟經濟共同體憲章保證人員、產品及資本自由流動；泰國人口約6,900萬，物流設施及金融制度發展成熟，大有條件享受箇中好處。
此外，泰國亦期望鐵路連接的改善有助推動旅遊業發展。現時，旅遊業佔泰國國內生產總值約11%。當局致力把國家發展成「東南亞旅遊樞紐」，並已就此取得相當進展。例如，2016年，到訪泰國的旅客總數達3,260萬人次，帶來16,400億泰銖收益。現時，泰國希望繼續吸引更多來自中國、印度及東盟各國的高消費旅客。
泰國旅遊局相信，中國二三線城市將是新一代內地旅客的主要來源，因此在該些城市加強宣傳泰國作為度假勝地的魅力。去年，泰國接待了約880萬中國旅客及約860萬東盟旅客。2017年上半年，泰國的進境旅客總數按年上升，但來自中國的旅客人數卻下跌了3.83%。
很多人認為，中國旅客人數下跌是泰國政府打擊「零團費」旅行團所致。以往，中國旅客參加團費低廉的旅行團，但被只收取佣金的導遊強迫購買昂貴商品及於貴價餐廳用膳。不過，雖然人數下跌，但中國仍然是泰國最大的旅客來源，遠遠拋離其他國家；隨後是馬來西亞、韓國及老撾。
泰國積極參與亞洲區高鐵計劃，日後有望成為東南亞高鐵網絡的連接樞紐。在泰國的推動下，區內的鐵路運輸轉型也邁出重要一步，對於亞洲區的旅遊業及進出口商而言，無疑是一大喜訊。
特約記者 Geoff de Freitas 曼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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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華盛頓大學阿米塔伊伊茲歐尼
絲綢之路再次登上新聞頭條。約30位各國領導人最近在北京參加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開幕式，商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標誌性的外交政策倡議。已有68個國家和中國簽署協議加入這一倡議，據稱中國將為此投資近1萬億美元。"一帶一路"倡議已被稱為"世紀工程"。
對這一倡議的反復宣傳令美國官員感到不悅，他們視其為改頭換臉的地緣政治。特朗普的國家情報總監丹科茨最近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屬於“進攻性”的中國投資。科茨還表示，這一倡議背後的目的是中國"通過基礎設施項目來擴大其在亞洲的戰略影響力和經濟作用"。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金融和經濟學教授富蘭克林艾倫認為："這是一項經濟倡議，但中國將趁機擴張其軍事基地。"《經濟學人》雜誌視“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貿易領袖的嘗試。
另一種戒備心不那麼強的觀點認為，整個項目被嚴重誇大了。關於投資的統計包含了之前已經啟動的項目。一些項目(例如在緬甸和巴基斯坦的)已經失敗，並令中國投資者損失了大部分投資。此外，正如美國在向其他國家提供援助或進行投資時發現的那樣，這些措施往往招致憎恨而非提升影響力。並且，如果中國真的促進了中亞基礎設施發展，並由此促進了這一區域的經濟發展，將令這一地區民眾受益極大，並幫助相關國家實現穩定。
在決定如何回應"一帶一路"倡議時，西方應當進行一項重要的戰略評估：美國及其盟友是否計劃阻止中國影響力的任何提升，或僅遏制那些中國利用武力控制他國的行動？
至關重要的基本假設是：一個崛起的中國類似於一波上漲的能量，相較於通過全方位阻斷來封鎖這股能量的戰略，允許這股能量以不危害、甚至有利於國際秩序的方式擴張的戰略更可能獲得成功。執行這一戰略意味著包容中國獲得更大影響力的願望，但阻止其脅迫行為。
區分影響力和脅迫至關重要。儘管中國很可能提升在本地區的影響力，但其不斷增長的影響力不應被視同於進攻性。影響力把在既定情境下如何行動的決定權留給了被影響者，而脅迫則杜絕了這種選擇，並強迫被脅迫者服從脅迫者的偏好。例如，在歐盟事務上，德國相較于其他歐盟成員國擁有更大影響力，但這並沒有讓德國成為一個進攻方，更不用提地區霸權。在過去，美國是西半球霸權國家，恐嚇那些不遵守其指令的國家。但現在，儘管美國對本地區大多數國家仍有較其他國家更大的影響力，但美國不再具有進攻性，也不再是霸權國家。因此，依照只否定進攻性行為的戰略，美國及其盟友不應容忍本地區的脅迫行為(這將違反長期以來的威斯特伐利亞主權原則)。但是，當中國的行為被限制在尋求增加本地區影響力範圍內時──例如通過公共外交、貿易、投資或文化交流，以及通過在"一帶一路"沿線大規模投資──那麼美國應用相同的方式來應對，而非增強軍力並暗示威脅動用軍力。對於試圖維持現狀者(留給一個崛起的中國釋放其增長能量的狹小空間)，以及試圖收縮者(基於某種"美國優先"戰略從亞洲後撤)來說，這都是更為合適的戰略。
上述分析假設一個霸權和一個有影響力國家之間存在明確的區別。霸權的字典定義糅合了影響力和支配力。霸權的最佳定義是一個國家阻止其他國家(在其施加霸權的任何領域)作出霸權反對的決定的能力。相反，一個有影響力的國家僅能令其他國家在面對本國或其他國家偏好時，更多考慮有影響力國家的偏好。區分這些概念，凸顯出兩種戰略的重要不同：其一尋求阻止中國變成一個支配性國家，其二尋求否定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所有這些都意味著，美國沒有理由反對中國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這將有助於為建造公路、鐵路、港口、大橋和輸油管道融資。即便中國因此在亞洲獲得了額外的影響力(這並非一定會發生)，也沒有理由提高警惕。例如，自從美國在布什政府期間偏向印度之後，中國在巴基斯坦獲得了更多影響力，但這種影響力增加卻幾乎沒有改變該地區的基本地緣政治格局。
誠然，如果爆發戰爭，一條發展成熟的絲綢之路或將令封鎖中國──這是很多美國軍事規劃人士所呼籲的、比入侵大陸少具攻擊性的策略──變得更加困難。不過，允許中國獲得經濟影響力而非軍事支配力，並確保一條可以獲得必要資源的必要通路，將令戰爭的風險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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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工業發展面貌正經歷新一輪改變。自上世紀末先進國家大規模把生產活動轉移往低成本地區，亞洲的工業生產活動大幅增加，特別是中國目前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生產國。不過，中國內地的投資環境近年亦開始轉變，勞動力及生產成本上漲等問題正促使一些外資和本地企業調整業務策略，他們一方面轉移部分生產往其他亞洲地區，同時升級內地業務，以提升競爭力。
粵港企業重整業務布局
在廣東省從事生產及貿易的粵港企業，其實在多年前已開始採取不同策略應對珠三角投資環境轉變，包括轉移部分生產和採購活動往中國內地其他較低成本地區，少部分則選擇同時前往東南亞等屬於「一帶一路」的地區設廠生產，或在當地採購各種商品和原材料，希望利用外部資源降低成本。不過，隨著近年全球和內地市場增長放緩，以及來自其他低成本地區的競爭日益激烈，粵港企業更進一步在控制成本以外制訂策略轉型升級，從勞動力密集轉往高增值業務方向發展，希望在中、長期而言達到業務可持續發展目的。
當中不少企業積極投資自動化生產，一方面紓緩勞動力短缺問題，同時因應國際市場需求日趨嚴格，希望通過自動化設備生產更高質量和更高精密度的產品在市場競爭。一些企業則加強投資科技研發，爭取發展高技術業務，也有部分選擇開發自家品牌以提升產品價值。隨著全球化步伐加速，不同產業之間的分工日益精細，以致全球供應鏈發展轉趨複雜，粵港企業亦因應不斷轉變的外部環境調整策略，務求達到更理想的轉型升級效果。
中國/亞洲供應鏈日漸發展
珠三角擁有成熟的供應鏈體系和豐富的生產性支援服務，大部分海外地區難以相比。因此，粵港企業在規劃未來業務時，大多繼續選擇在珠三角及廣東省和鄰近地區，保留甚至進一步發展較高增值和較高技術的生產業務。與此同時，隨著亞洲其他低成本地區的工業活動日漸增加，中國與亞洲、包括東盟等地已逐漸建立緊密的供應鏈關係，為粵港企業提供更為廣闊的市場和採購空間。
目前不少企業從珠三角及中國其他地區運送大量工業物料，前往亞洲及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支援當地的工業生產，部分更向這些低成本地區轉移生產和進行採購活動。有關企業在這些地區生產或採購的產品一方面會銷往先進國家，同時會把相關的工業物料、零部件等運返珠三角等地以支援內地較高端的生產活動。隨著亞洲地區分工日漸明顯，中國和亞洲不同地區的上、下游供應商和生產商之間的貿易關係日趨密切，也刺激亞洲地區內部貿易快速擴張。
優化區域業務布局
由於亞洲較低成本地區普遍只擁有基本的生產條件，物流及其他配套服務有待提升，並且缺乏技術人才，所以企業轉移生產大多局限較低端的勞動力密集工序，以及產品生命周期較長的輕工產品和零部件。除工資成本外，企業在海外生產亦須顧及運輸物流、物料供應和管理等整體成本，加上跨區安排涉及較長的周轉時間，需要高效的供應鏈管理才能配合企業把握多變的國際市場商機。因此企業部署海外生產時，宜從多方面考慮因素出發，例如是否有利開發當地市場。而歐、美及其他出口市場實施的貿易壁壘和關稅優惠，亦可以影響相關企業的區域生產和採購布局。
總括而言，在競爭越趨激烈的國際市場，以及全球供應鏈發展不斷演變的情況下，粵港企業已不再是單靠降低直接生產成本，而是積極採用轉型升級、提升業務價值策略，同時考慮市場需求及整體成本效益，優化區域業務布局以增強競爭力。
在這背景下，粵港兩地可加強合作，制訂合適政策促進兩地企業進一步發展，例如引導他們聚焦應用智能製造技術以協助產業進一步升級，同時推進兩地企業的科技合作、加速科研成果商業化；此外，粵港須進一步完善兩地之間的運輸物流網絡，便利兩地企業更有效布局他們的區域業務，並且鼓勵企業攜手「走出去」發掘「一帶一路」商機，利用香港的專業服務制訂長遠發展策略和控制風險，進一步連結亞洲日漸發展的區域供應鏈，更好利用不同地區資源開拓內地和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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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鐵路(亞吉鐵路)是中國在非洲一項最新的投資項目。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這類投資項目的數量必定會不斷增加，但中國與非洲的發展規劃是否協調一致？
吉布提是非洲最小的國家之一，而埃塞俄比亞素來被視為東非之角的經濟龍頭，現在，兩國均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受益者。「一帶一路」是中國主導的大規模國際基建及貿易發展計劃。
吉布提國土雖小，但其港口位處紅海入口的戰略位置，舉足輕重。吉布提有大量外國軍隊駐扎，當中包括美國在非洲的最大軍事基地。相比之下，埃塞俄比亞作為非洲第二人口大國，是區内的經濟發展亮點。
儘管兩個國家的情況截然不同，但現已被亞吉鐵路聯繫起來。亞吉鐵路主要由中國建設和投資，並由中國中鐵和中國土木工程集團負責興建，2016年10月正式通車，成為非洲首條跨境電氣化鐵路。整項工程造價達4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融資來自中國進出口銀行。
埃塞俄比亞地處内陸，而亞吉鐵路全長750公里，大大改善了該國的進出口運輸交通。最重要的是，亞的斯亞貝巴與吉布提港之間的公路運輸路程，原本需時7天，現在則大幅縮減至10個小時。該鐵路是中國與非洲戰略合作的成果，被視為「一帶一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蒙巴薩－內羅畢鐵路(蒙內鐵路)是另一項由中國出資/主導的項目，今年6月亦投入運作。蒙內鐵路全長485公里，實為一個價值140億美元的標準軌距鐵路網絡的第一期工程。該鐵路網絡規模遠超蒙內鐵路，最終將由肯尼亞延伸至烏干達，再抵達盧旺達。
上述鐵路網絡落成後，中國製造的商品可望透過蒙巴薩港打開東非多個内陸市場。中國對礦產的依賴程度正日益加深，而該項目料將改善非洲礦產出口的供應鏈。
中國在非洲已展開眾多工程項目，上述鐵路是其中兩個最新項目。早於1970年代，中國在非洲已興建坦贊鐵路，把內陸的贊比亞及其產銅帶與坦桑尼亞的三蘭港連接起來。當時坦贊鐵路是中國在非洲最大型的援助項目。
最近，中國承諾向非洲各國多個大型基建項目作出投資，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元素。顯然，中國希望在非洲的經濟發展中擔當重要角色，而這一方針勢必提高中國在非洲大陸的商業版圖。
在2015中非合作論壇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慷慨地承諾將向非洲提供600億美元的發展援助。其中大部分資金將投入若干大型基建項目，包括新的埃塞－吉布提鐵路和東非海岸一系列港口升級工程。
對於中國的策略，約翰内斯堡大學孔子學院政治分析員David Monyae評論道：「中國無條件進行投資及商業活動，成功提升在非洲大陸的影響力，營造了北京政府樂意支持非洲發展的印象。」
不過，其他分析員則以懷疑的眼光看待此事，斷言「一帶一路」乃中國打造一個全球貿易集團並建立「勢力範圍」的手段。南非安全研究所顧問Peter Fabricius便是其中之一。他認為：「習近平可能正利用一個偶然的機遇，務求擴大中國作為世界龍頭大國的經濟及政治影響力。衆所周知，美國由奉行孤立主義的特朗普出任總統，在全球事務中逐步退卻，因此中方正善加利用當前的時機。」
Fabricius與其他分析員均認為，有明顯跡象顯示國際市場正形成全新的經濟秩序。理由之一是，除美國和法國等多個國家之外，中國最近亦在吉布提建立軍事基地。
然而，其餘人士則不同意非洲各地進行的「一帶一路」項目乃是中國為暗地裡聚集勢力而作出的舉措。相反，他們堅信非洲人口達10億，中國在東非的投資純粹是為了建立更廣闊的貿易網絡，旨在進一步打開非洲的消費市場。因此，有關人士認為，推進「一帶一路」之目的應是透過改善貿易通路促進共同發展。
至於地緣政治野心和全球貿易網絡擴大二者能否真正分開而論，仍有討論空間。無論實況如何，南非著名商業記者Peter Bruce認為：「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巨大，引人注目，而其影響力的擴張速度極快。」
不少人認為，關鍵問題是適用於中國的方案是否亦適用於非洲。代表整個非洲大陸55個國家的非洲聯盟對此表示樂觀。非盟早已表明，歡迎中國合作參與非洲的基礎設施和技術項目。
南非經濟學家Greg Mills的見解或多或少解釋了非盟熱忱背後的原因，他指出：「中國的承包商和企業願意接受西方業界大多不會考慮的工作地點和條件。」
中國非洲製造
然而，非洲吸引中國投資者之處不止於基建。世界銀行表示，由於中國工資預期上升，導致成本壓力上漲，因此估計中國將對外輸出8,600萬個低技能製造業工作崗位。預料非洲最終將成為這一輪勞動力需求轉移的主要受益者。
對於這一轉變，Mills說：「低技術、勞力密集型製造活動實際上不能在中國進行。隨著中國經濟逐漸向上爬升，非洲確實有望把握有關的勞動力需求機遇。」
紡織業是正經歷這一進程的產業。中國已將部分紡織業生產設施遷往非洲，其中在東非的埃塞俄比亞，中國重金投資了若干大型製造業項目，而該國勢將成為非洲的製衣中心。
埃塞俄比亞原本已是非洲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該國一直實行低勞動成本政策，以維持競爭優勢。目前，該國首都亞的斯亞貝巴附近一個工業園區憑藉低/零關稅措施及廉價的勞動力，已吸引約80家中國紡織企業進駐。事實上，中國相對的薪酬水平比埃塞俄比亞高15倍。中國浙江省鞋履製造商華堅集團同樣投入了大量資金在園區內興建大型廠房，目前員工總數超過3,000人。
總體來說，主要由中國出資的運輸基建改善項目令整個非洲地區的製造業效率均得到提升。例如，亞吉鐵路開通後，過去被陸地環繞的埃塞俄比亞現有直通港口的交通路線。
因此，據說其他幾個非洲國家，尤其是摩洛哥、南非、喀麥隆和多哥，都在爭取北京的關注。鑒於中國企業已經在非洲創造了約60萬個就業機會，自然所有非洲國家都希望把握「一帶一路」可能帶來的機遇。
中國明顯認為，輸出部分製造業崗位將有助一些非洲國家進一步實現自給自足。不過，反對者堅稱，中國乃在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對非洲許多合作夥伴國的高壓統治和管治不善等問題視若無睹。
儘管存在上述種種憂慮，惟綜觀全球經濟環境，商品價格收入下滑將成為長遠趨勢，無可否認，非洲各國如要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必須擴大製造業。中國方面，顯然有意利用非洲的這一需求。
最後，與所有其他投資者一樣，中國希望確保其投資取得良好回報，對非洲基建項目的投資更明顯地反映了這個目標。對此Bruce特別指出：「中國在非洲的投資無一不為其帶來某種形式的利益，或是政治利益，或是經濟利益。」
與數年前中國的情況無異，非洲熱切希望更全面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許多人相信，「一帶一路」如果可以促進非洲的發展及帶動當地經濟，那麼只會對非洲大陸有利。
特約記者 Mark Ronan 開普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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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g Business Intelligence
2017年5月15日，在北京舉辦的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滿閉幕。與會的外國元首、政府首腦簽署了圓桌峰會聯合公報，各國之間形成了270多項具體成果清單，成績喜人。為期兩天的論壇以“加強國際合作，共建‘一帶一路’，實現共贏發展”為主題，吸引了來自130多個國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約1,500名代表參加，包括29位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是今年中國最高規格的外交盛會，也是自習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重大合作倡議以來，中國為此召開的首次國際會議。經過三年多的發展，目前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在論壇的閉幕式上，習近平主席宣佈中國將在2019年舉辦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受古代絲綢之路的啟發，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促進亞洲、歐洲、非洲以及其他地區的貿易和經濟一體化。它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參與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開放型合作平臺，以促進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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