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學甄潔明博士

毫無疑問，2017年的全球化之路註定是坎坷不平的。有許多前所未有的大事懸而未決。眾所周知，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的保護主義議題是巨大的障礙，對全球化帶來挑戰。另一方面，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邊界開放與強化經濟合作為基礎，提供了一個大相逕庭的願景。時間將會證明，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力量，究竟哪一方會更具影響力。我們是在見證一個時代的結束？還是說，我們將見證全球化浴火重生？

特朗普政權

在平穩的克林頓─布殊─奧巴馬時代，全球化進程也曾遭遇過一些大挫折，程度上卻難以跟目前的情況相比。自2017年1月以後，美國的國際政策作出了重大變化，大幅度轉向貿易保護主義。以特朗普為首的行政當局，一如既往地批評前任總統的貿易政策和移民政策，未能以促進美國的權益為依歸，也忽視了美國工人的福祉。因此，特朗普當局新出臺的政策，對全球化的貿易和移民兩個方面都作出了重大限制。

貿易限制

特朗普兌現了他的其中一個競選承諾，就是他就任總統後不久便簽署了退出《泛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的總統備忘錄。他還有意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進行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自1994年以來對北美經濟整合具有關鍵意義的貿易協定，在此協議下，墨西哥對美一半以上的出口商品以及美國對墨西哥三分之一的出口商品獲豁免關稅，該協定還建立起加美墨走廊，通過電信、鐵路、管道基礎設施，大大加強了三個成員國之間的聯繫。不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第2205條規定列明，成員國可於發出6個月通知後，退出這個協定。

特朗普反對《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協議對美國的就業產生影響。貿易自由化使美國的大企業得以將生產外判，這隨之引發爭議，認為這樣會導致美國的就業機會流失，並降低了美國工人工資。然而，這種看法至少忽略了經濟發展過程的三個重要的特徵事實。

首先，自由貿易總體上能夠增加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因為自由貿易降低了生活必需品如服裝和包裝食品等產品的成本，還拓闊了美國消費者的消費品選擇範圍。第二，美國的比較優勢在於知識密集型服務，這些行業需要的是具高技能的人力資源，有別於製造業所需的低技能勞動人口。與發展中國家展開在第二產業的競爭，並非是維護美國長期經濟增長的一項適當戰略，廣受認同的理論認為，創新和技術改良才是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動力。

產品生命週期理論

第三，產品生命週期理論表明，任何產品都會經歷由三個階段構成的生命週期。第一個是「新產品」階段，在這個階段，產品由先進國家(例如美國)動用大量資本和高技能勞動力研發出來，並以較高的價格推出市場，發明產品的國家佔有絕大多數的出口量。第二是「成熟產品」階段，來自其他先進國家的消費需求，帶動了需求增長，於是發明國便在這些國家建立生產設施，發明國銷售到這些先進國家的出口量因而逐步減少。最後一個階段是「標準化產品」階段，此階段的產品生產更加標準化，導致價格降低，發明國會利用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和南亞國家)的低生產成本，將生產外判予這些國家。在這個階段，發明國成為進口國。

按照上述理論，將生產程序外判予發展中國家，是產品生命週期中一個自然過程。為了維持出口總量，發明國應該將關注點放在新產品的持續研發上，而不是對成熟產品的生產加以限制，因為這恰恰與其國家的最佳經濟利益是相抵觸的。總括而言，期望在退出國際自由貿易協定後，便能夠將工廠的工作崗位帶回美國，無疑是水中撈月。相反，這會導致直接投資重新佈局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時還有可能遭到受影響國家的經濟報復。

貨幣操縱指控

特朗普政府還威脅說，要對那些被認定為「破壞全球貿易規則」的國家採取強硬措施。他們特別指出有意把那些據說是「從事不公平競爭」的出口大國帶上法庭，這其中包括了中國。特朗普指控中國操縱本國貨幣以獲得貿易優勢，如果這個指控得以證實，其他國家就有理由對中國的出口施加貿易限制。然而，2017年2月28日，特朗普針對中國提出的貨幣操縱指控，卻被美國自己的財政部所否認。事實上，從最近20年中國的名義匯率圖表看來，2014年之前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持續保持升值趨勢，並沒有證據顯示中國主動進行了單邊干預，以拉低貨幣價值。

實際上，特朗普限制貿易、限制移民的激進想法並非毫無隱患。如果美國挑起貿易戰，受影響的國家很可能會採取報復措施，中國在過去就採取了類似的報復行動。2009年，美國對中國的輪胎出口徵收懲罰性關稅，中國隨即作出反應，對美國的食品出口採取了反傾銷措施。同時，針對中國的任何貿易指控都必須取得世界貿易組織(WTO)所作出的正式爭議裁決，這是一個基於WTO過往判例的流程。

移民限制

特朗普在其上任的首90天，已經簽署了多項總統行政命令，禁止來自七個(後來變成六個)穆斯林國家的公民入境90天，這些國家分別是伊拉克、伊朗、利比亞、索馬里、蘇丹、敘利亞和也門(美國後來將伊拉克從名單中剔除)。儘管特朗普未來的貿易和移民政策尚未明朗，但一般意見認為，美國會更傾向於貿易保護主義，並將導致經濟勢力重新洗牌。國際貿易受挫的國家有可能會尋找新的經濟夥伴，設法保住自己的貿易地位。「一帶一路」計劃恰好為建立新的經濟關係提供了機會。

英國脫歐

2016年6月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震驚世界，將英國推上了脫離歐盟的不歸路。歐盟目前共有28個成員國，其中19個國家加入了歐元體系。脫離歐盟將使英國喪失參與歐盟單一市場的四大自由：貨物的自由流動、服務的自由流動、人員包括工人的自由流動，以及資本的自由流動。這些巨大轉變將會隨著英國與歐洲理事會達成退出協定，或者在其向歐洲理事會發出退歐盟意向通知後兩年生效。

在英國與其他歐盟成員國之間締結新的貿易和經濟協議之前，由於喪失了在歐盟單一市場的准入權利，英國對歐洲單一市場的貨物和服務的淨出口額，特別是對英國至關重要的金融服務行業，將會顯著下降。2014年，英國在金融和保險行業的貿易順差累計達到200億英鎊，這主要歸功於英國擁有歐盟的准入權利， 讓英國銀行和投資公司能夠通過設立分支機構，或是無需額外審批而直接提供跨境服務， 為歐洲經濟區的客戶提供服務。不僅如此，英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歐元交易中心(2016 年英國佔全球歐元交易的45%)的地位也會遭受歐洲中央銀行的挑戰。歐洲中央銀行的「當地政策」要求以歐元計價的貿易，必須通過位於歐元區的中央對手結算所(Central Counterparty Clearing Houses)進行清算。普華永道一份研究報告估計，英國脫歐將導致英國金融服務行業損失七至十萬個工作崗位。未來英國與歐盟之間新的貿易協定仍然懸而未決，這也是對當前全球化進程的一種反制。

一帶一路

面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風潮，以宣導經濟合作為前題的「一帶一路」計劃可說是反其道而行。2013年，由習近平主席首次提出的「一帶一路」或許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跨區域基礎設施開發計劃。該計劃的目標是沿著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非洲、中亞、東歐、中東、俄羅斯、南非以及東南亞諸多國家聯繫起來，這些國家覆蓋的總人口大約是44億，而美國的人口是三億、整個歐盟是五億，全球是74億人口(2016 年的資料)。這個計劃涉獵的範疇甚廣，大量基礎建設工程不單涵蓋通訊、道路、電力和鐵路等網路，還包括港口設施、空港設施、IT 基礎設施、零售與配送網路等。「一帶一路」被廣泛接受和認可，成為對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的一種對抗力量。「一帶一路」將歐亞大陸希望脫貧的國家連接起來，吸引基礎設施開發的投資財團，與中國形成更加緊密的經濟聯繫。

2017年全球化進程面臨許多重大挑戰，但國與國之間仍熱切尋求更多合作關係的開展。歸根究柢，各國都需要聯合起來實現多贏局面，不僅是為了促進相互的經濟增長，而且有助於提倡有序管治及環境保護。對於歐亞和非洲大陸，「一帶一路」是一個出路。

原文刊載於城大商學院《CITY BUSINESS Magazine (2017春季)》，請按此閱覽原文。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陳東曉

備受期待的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已經圓滿結束，並達成相當數量的協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閉幕式上宣布中國將在2019年舉辦第二屆"一帶一路"論壇，這標誌着論壇作為嶄新的更緊密的國際合作平台實現了制度化。作為這一重要事件的正式參與者，我目睹了所有與會者濃厚的興趣與熱情，以及媒體對論壇本身及其積極成果的稱頌。

與過去幾年一些國際媒體和觀察人士的懷疑相反，所有與我交談過的與會者都對論壇交口稱讚，讚揚中國為把"一帶一路"願景轉變為具體藍圖和非凡成果而作出的不懈努力。在我看來，反對者的預期之所以與我在會上聽到的高度評價形成反差，有三個原因。首先，論壇期間展現給人們的所有"一帶一路"倡議成果，包括五大關鍵領域76個項目中的270多個具體成果，都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期，提升了兩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獲益感，使它們增強了信心，消除了最初的疑慮。第二，基於"廣泛磋商、共同奉獻、共享利益"原則的新國際合作理念——即"新絲路精神"，我自己管它叫"一帶一路倡議原則"──作為"一帶一路"合作的管理規範已漸成形，起到了讓所有利益攸關方放心的作用。第三，"一帶一路"倡議如今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等其他主要發展議程對接，表明北京的努力旨在補充和加強現有國際經濟合作和全球經濟治理，而不是另起爐灶。所以，該倡議在某種程度上是為加強現有的多邊合作引路。

作為一個里程碑事件，首屆論壇不只是現狀評估，更重要的是合理規劃，擴大國際合作。為引導"一帶一路"倡議取得更大成功，我認為應在以下方面作出更大努力：

首先，加強預期管理，也即是說，塑造、協調和穩定國內國際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期望將使經濟政策的積極作用最大化，讓潛在的負面影響最小化。四年的成就和經驗清楚地表明，作為一項時空跨度大的"世紀工程"，"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承諾提供巨大的近期與潛在商業機會和經濟利益，也會帶來各種政治、經濟和安全風險及不穩定。作為市場實體，企業應在把握每一個可用機會之間取得平衡，防範可能出現的風險；作為政策實體，各國政府應有效並定期就“一帶一路”倡議的信息與政策進行溝通，幫助市場實體減少決策失誤。

其次，減少"一帶一路"倡議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制約至關重要。一方面，歷史表明，國際合作效果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這種合作能否實質性降低擁有不同政策、規則、標準和法律的夥伴之間的交易成本，這種成本也叫制度交易成本。這也是為什麼永遠要先進行政府層面的政策磋商，為什麼政策、規則和標準的"對接"被當作加強進一步合作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作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手段之一的政府層面政策磋商涉及潛在的資源再分配和各方利益再調整，除非有廣泛的社會共識和認可，否則註定遭遇極大的阻力。

因此，中國與沿線國家通過促進民心相通和增進文化、教育、科技、智庫及個人交流建立共識與信心，就變得具有戰略意義。就像中醫理論說的，打開人體經絡才能保證氣血運行順暢。促進民心相通是降低交易成本的社會基礎，它有助於協調各利益攸關方的政策、規則和標準。

第三，維持"一帶一路"倡議公共產品的提供。像這樣一個劃時代的工程需要穩定的公共產品供應，其中包括和平環境和健全的機制，以便創造積極的"溢出"效應。因此，項目中的國家政府、國際組織、企業、非政府組織等所有利益攸關方都要有所投入。各國政府應帶頭努力進行政策協調和戰略配合，提供足夠的安全和法律保障。與此同時，國際組織、企業和非政府組織應積极參与貿易、投資連通方面的政策磋商，推動規則制定更加透明和普惠，擴大"一帶一路"合作的制度溢出效應。"一帶一路"倡議下公共產品的持續供給還需要招募優秀的思考者和創新者提供智力支持，創建一個"智力絲路"。

最後，必須培養集體認同感。人類社會進化史表明，共同的歷史記憶和共同的奮鬥經歷是集體認同的基礎，集體認同得到強化，可以減少甚至化解利益衝突和觀念衝突。協調政策磋商、貿易促進、基礎設施聯通、金融合作和人員交流，將使這一偉大歷史工程中的所有利益攸關方提高責任共擔意識，增加互信。這不僅是突破利益至上的傳統國際政治模式的有效途徑，也是努力建立命運共同體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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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陳友華教授

面對國內生產成本上升，中國製造業出現轉移至美國和東南亞的現象。城大商學院管理科學系主任兼講座教授陳友華撰文探討箇中緣由、製造業轉移的最新走勢，以至中國投資如何促進美國經濟復蘇。

還是美國候任總統的特朗普於2017年1月與阿里巴巴集團董事會主席馬雲會面時，以其招牌式口吻聲稱「這是個很棒的會談」。他們討論的正是這位即將接掌大權的白宮新主人最感興趣的話題──美國的就業問題。翌日見報的新聞頭條標題是，為美國創造一百萬個就業崗位。

「我們關注的重點是小企業。」馬雲在會面結束後對記者說：「我們特別討論了.....支持一百萬家小企業的話題，特別是在美國中西部一帶。

馬雲表示，阿里巴巴的業務擴張將集中在服裝、葡萄酒和水果等產品，尤其重視東南亞和美國中西部市場的貿易。

毫無疑問，阿里巴巴氣勢驚人，在2015年參與其商業平臺的活躍賣家已超過1000萬個，據其內部估計，阿里巴巴已經在中國的零售市場創造了1500萬個以上的工作崗位。

美國製造業回流進度停滯不前，而中國在美投資卻蓬勃增長，是這次會面的背景。2012年以後，中國在美投資每年都超越在其他地區的投資，在2016年，中國企業投資在美國經濟中達到創紀錄的180億美元，涉及的領域涵蓋娛樂事業、微電子、資訊科技、家電及酒店業等。這些投資除了透過財務上的合併和收購，還包括了在棕地或綠色地塊興建新的製造工廠。

世界工廠？

早在2010年，彭博商業週刊就曾刊文《工廠何以紛紛撤離中國》。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指出，搬遷浪潮始於2012年，那一年中國服務業首次超越製造業，成為佔國內生產總值最大比重的第一產業，被認為是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里程碑。

魯政委認為，「形勢日趨嚴峻，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了.....當我們唱好服務業在經濟結構上日益重要的角色時，實際上這情況已經發生，那是2012年的事情了。」魯並指出，中國的高稅率及高土地成本是驅逐廠商逃離中國的重要因素。

中國的製造業基地的確正在變革。低端製造正逐漸轉移到越南和印尼等的東南亞國家和埃塞俄比亞等非洲國家。與此同時，自動化技術日益發達，推動著高增值的產品製造業發展。中國製造業的全盛期已成明日黃花，那是上世紀80、90年代，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那些年。那段時間，中國製造基地的增長與美國製造業後退有直接的關聯。部分消息來源認為，2001-2013年間，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相當於美國320 萬個工作崗位總值。製造業傾向於撤離經濟發達地區，而十年的時間已經讓中國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東南亞的繁榮

政治和經濟的多重因素交疊，正在形成另一個關鍵性的轉移──離開中國。太平洋兩岸的政府政策在發揮作用。在中國，北京正在鼓勵勞動力密集的業務轉移到其他地方，以便北京轉型發展高增值產業與自動化業務。在美國，特朗普總統提議可能要在兩國之間設立關稅作為貿易屏障，並且提倡「在美製造」。問題來了，究竟誰來製造？

對中國而言，新政策意味著制鞋及製衣業的重要性將會降低。越南從中國手中接過這些行業，成為耐克運動鞋的最大生產國。東南亞國家向歐盟、美國和日本的服裝出口，近年增長強勁，與中國的出口表現形成強烈對比。以台灣最大的服裝公司儒鴻企業為例，隨著日益困難的商務環境和飆升的工資成本，正在撤出中國。

高科技領域也受到影響。三星把超過50%的智能手機安排在越南組裝，並且有一間新的三星工廠正在當地興建中。據報導，三星將會把80%的中國生產量轉移到越南。此等巨型企業離開中國之後，與之相關的供應鏈夥伴早晚也會離開，接著便會是第二層的關聯企業及零件供應商。由此而產生的漣漪效應就是，越南公司在電子相關工業的投資大幅增加。

撤退潮

與中國製造業撤退潮緊密相伴的，是中國的外向投資迅猛發展。2016年首11個月的投資，較上一年同期相比增加了50%，其中製造業投資佔中國海外收購超過三分之一。與此同時，中國國內民營企業的投資增長只有3.1%。

外界對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能夠達成一致的心理預期，加速了上述供應鏈的轉移。TPP將促使越南轉化成開放型經濟體，並成為外商直接投資(FDI)更樂於選擇的投資地。鑒於其他東盟國家也有意加入此協定，一種類似於1990 年代的珠三角模式正在破土而出，包括像印尼等新興國家紛紛引入經濟刺激措施，吸引鼓勵外國投資，其匯率也保持在較低水準。整個地區自信滿滿，要利用低成本的優勢，將珠三角取而代之，成為世界低成本製造中心。

不過，今年一月特朗普總統不問青紅皂白地帶領美國退出TPP後，各國面向美國的出口業務前景因而添上陰霾。短期來看，美國本土投資回流以及外國在美的直接投資，將為美國多經濟注入新動力。在這疑霧重重的貿易環境下，只有一件事是毫無懸念的，那就是這些製造廠商不會再回到中國。

FDI超過投資回流

具諷刺意味的是，在美國製造業重生的過程中，外商直接投資發揮的作用看起來比熱炒的美國資本向本國回流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科爾尼管理諮詢公司合夥人Patrick Van den Bossche指出：「美資回流現象一度被很多人視為製造業決定性轉變的先導，但或許這只不過是一時的偶發現象。」Patrick是2016年4月出版的《回流指數研究》報告的聯合作者，這份報告直言，那些易受工資成本上升影響的行業已經離開中國，只是它們並沒有回流美國，而是在其他亞洲國家成功落戶。越南是受惠的新興國家之一，它吞噬了大部分從中國流出的製造業市場，特別是服裝行業。2015年美國從越南進口的製成品幾乎是2010年的三倍。

一日可達

在整個美國，中國的投資正在為製造業創造大量的工作崗位。在中國製造生產近60年後，天源服裝公司成為第一家在美國阿肯色州開設工場的中國服裝廠商，縮短與顧客之間的距離是其主要動機。

「我們的位置處於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中點，卡車一天的行程能夠覆蓋60%的美國人口。」阿肯色州經濟發展委員會執行總監Mike Preston表示。

天源還有五家工廠在中國運作，但它已將北美視為其最大的市場機會。阿肯色州是美國重要的棉花產地，其生態系統對於紡織和製衣廠商來說，具有特別的吸引力。投資激勵措施也很到位。作為對投資當地的鼓勵，天源獲得100萬美元的基礎設施資助，50萬美元是作為培訓的配套資金，另外還有每年3.9%的退稅，相當於每年160萬美元。這是一個雙贏局面，當天源的工廠改造完成後，將於2017 年下半年投入生產，預計屆時將會僱用400名美國員工。

投資外流的另一個著名企業，是中國最大的汽車玻璃製造商福耀玻璃。創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曹德旺說：「在美國，土地基本上是免費的，電力的價格是中國的一半，天然氣的價格則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福耀玻璃計劃於本年在美國開設第三家工廠，屆時其在美國投資總額將達到10億美元。

機器人潮

的確，美國的製造業正在重新走向繁榮，並在2016年創下史無前例的新紀錄。奇怪的是，這個成就並沒有大肆張揚，其原因在於自動化。與1987年相比，美國製造業的產值增加了85%，但僱用的工人卻只有當時的三分之二。在眼下民粹主義政治家們承諾把工作機會拿回美國的氛圍下，這個事實顯得有點礙眼。

下一個問題是，由誰來製造機器人？根據國際機械人聯合會的資料顯示，中國早在2013年成為了世界最大的工業機器人市場。2014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號召發起「機器人革命」。到2016年底，中國計劃要取代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工業機器人用家。中國正把機器人的用途擴大到工業生產之外，包括農業和其他的應用範圍。由於勞動力成本上升，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大量機器人正投入自動化生產的隊伍當中。這情況尤見於在富裕的東部沿海省份，單廣東省而言，已計劃在2015-2017年間向自動化領域投資80億美元。結果是什麼？僱用更少的工人，卻獲取更高的生產率。

告別「中國製造」？

沒有人預期製造業會從中國富裕的沿海地區銷聲匿跡。要在其他地方建立起從紡織到電子等各行各業的一套複雜的供應商網路，並非一朝一夕所能達到的事，需要經年累月的努力。

《全球採購趨勢調查》是一個面向全球採購經理進行的綜合調查，對風險環境及採購趨勢作出評估。調查資料顯示，中國作為低成本採購目標地域的地位正在減弱。

「2016年，認為中國是低成本採購目的地的人數比例首次降到50%以下。」IHS馬基特經濟師Paul Robinson表示：「與2012年調查時的70%相比，這是很顯著的下降。」

將中國視為全球供應鏈中樞的人越來越多。但對部份領域，比如化工、塑膠和紡紗這類能源消耗量高、人手需求少的行業而言，遷移到美國能夠降低成本。特朗普總統經常掛在嘴邊的減少企業稅倡議，正好進一步提高他們到美國發展的意欲。

很多中國公司計劃將高端工作留在中國沿海，而將不太複雜的工序轉移到別處。「一帶一路」基礎設施的西向擴張奠定了外向發展的格局，與此同時，中亞也在熱情地向企業招手。

美國品牌

去年11月，一家標誌性的美國製造商啟動了從中國重返美國的行動，或許特朗普贏得選舉就是促成其事的最後一把推動力。Trans-Lux公司是歷史悠久的製造業傳奇，它是紐約證券交易所電子顯示屏幕的製造商。是電子資訊顯示屏技術的先驅，早在1923年就在紐交所安裝了他們的系統。在過去二十年間，這些顯示屏幕都是在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製造的。現在，他們把生產線搬回美國，好處似乎遠不止降低成本這一點。

「與1997年相比，中國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運輸成本更像洪水猛獸，要設置新廠房擴大生產殊不容易。」Trans-Lux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J.M.Allain表示。

「重返美國在經濟上很有意義。」除此以外，還有更深一重的理由：「不管怎麽說，一個『美國製造』的標籤更能為產品增添聲譽。」隨著中國製造企業跨越太平洋而來，在重振美國品牌過程中，顯然這家公司不會是孤身上路的獨行者。

2016年創記錄的中國在美投資個案

1月 大連萬達集團以35億美元收購了美國電影製作及投資公司傳奇影業(Legendary Entertainment)，是迄今中國與荷里活最大的一宗交易。

4月 由中信資本、華創投資、金石投資等組成的中國企業財團以19億美元收購了豪威科技(Omnivision Technologies)，蘋果公司的iPhone手機採用的相機感測器就是由這間公司研發的。

4月 天津天海以60.7億美元收購英邁(Ingram Micro)，創下迄今以來中國公司收購美國資訊技術公司的最高金額記錄。

6月 青島海爾股份有限公司以56億美元購入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的家電部門，迅速擴大海爾在美國市場佔有率。

9月 中國最大的保險公司之一的安邦保險完成了作價65億美元的戰略酒店集團(Strategic Hotels and Resorts)收購。

10月 海航集團同意支付64.9億美元，從私募基金黑石集團(Black Stone Group)手中換取25%的希爾頓股權。此項交易是海航集團力圖強化其全球旅遊業務的策略手段之一。

在美國進行的中國製造

中國企業已經通過不同行業進入美國製造業。

造紙業：2014年6月，山東泉林紙業宣佈將投資約20億美元在維珍尼亞州里奇蒙市建設紙漿和造紙工廠。

紡織業：科爾集團已投資2.18億美元在南卡羅來納州建設棉紗工廠，並正在「棉花為王」的地方進行招聘。

工程機械業：三一重工在喬治亞州投資6000萬美元，設立辦公室及建造工程機械製造廠。

電腦：聯想集團於2013年6月在北卡羅來納州開設了一個電腦生產工廠。

汽車零部件業：中國最大的汽車零部件製造商萬向集團，在美國的14個州開設了28家工廠，僱員人數達6500人。

製衣業：2016年10月，中國服裝製造商天源服裝公司投資2000萬美元，生產Adidas、Reebok、Armani等品牌服裝──這是首家在美國生產服裝的中國製造商。

造紙業：2016年4月，中國紙品企業太陽紙業表示，其位於南阿肯色州的首間北美工廠正式開業，投資超過10億美元，用以建設一座全新的生物製品廠房，可為當地創造250個工作崗位。

鋼管業：天津鋼管集團以超過10億美元投資德州一家鋼管工廠，預料每年鋼管生產量可達50萬公噸，用於石油和天然氣供應系統。

原文刊載於城大商學院《CITY BUSINESS Magazine (2017春季)》，請按此閱覽原文。

中美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索拉布古普塔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訪問中亞期間，在阿斯塔納宣布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五點倡議。一個月後，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演講時，他又宣布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願景。

5月14-15日，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總統來到北京，與27位其他國家或政府首腦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和習主席共同商討未來計劃。早在2015年5月，"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計劃就已發佈，列出了指導原則、合作優先事項和機制。

"一帶一路"倡議完全實現之後，大規模高速公路、鐵路、連接通道(既包括實體的也包括數字的)，以及一系列港口基礎設施和藍色經濟項目，將通過南亞、東南亞、中亞和中東從路上和海上將中國與歐洲和非洲連接在一起。這一倡議被稱為"世紀工程"實不為過。

這一倡議的邏輯既簡單又具革命性。通過復興代表着和平與合作、開放與包容、互鑒與互利精神的古代絲綢之路，中國渴求守護並鞏固其曾參與構建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戰後國際秩序。同樣，通過復興支撐這些古代貿易路線的精神，中國也渴望書寫並分享全球發展中更為燦爛的新篇章，那是令中國實現快速崛起並令數億人脫貧的增長模式。在全球經濟缺乏增長動能的當下，對增長和發展的強調正當其時。

中國和其他中等收入、發展中和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國際產能共享合作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要素。批評者稱之為向易受影響的鄰國悄悄傾瀉過剩和過時產能的舉措。但這種批評是錯誤的。相反，這種產能合作受到了中國1978年之後工業發展升級成功模式的啟發。這一模式以兩大原則為前提。

首先，作為一個農業型、勞動力豐富、資本和資源稀缺的經濟體，中國的工業結構需要符合其既有(而非偏好)要素稟賦。快速啟動增長的投資，特別是對人力資源和有形資本而非軟性制度建設的直接投資，同樣應當符合短期國內現實而非抽象的發達國家處方或普適模型。當這種對人力資源和有形資本積累的投資轉化為增長和減貧的良性循環時，工業將需要升級其現有結構，並以與中國發展速度類似的速率向產業價值鏈上游攀升。

其次，貿易自由化和市場力量是最主要的資源配置機制。不過，由於基礎設施缺陷、制度短板、尋租以及普遍缺乏競爭，工業化導向的發展不能完全交給市場力量主導。積極的產業政策是必要的補充。當工業部門沿着產品精細化階梯上攀之際，政府的干預及其對硬件和軟件基礎設施的提升同樣需要進化以支持製造業的這種升級。在中國獲得中等收入地位之前，這種積極政策和生產結構之間的共生關係需要靈活地與該國的快速發展水平相適應。

中國30年來產能管理的成功肇始於改革開放後從其外國合作夥伴那裡接收的國際產能轉移。過去15年來，電子、建築材料、鐵路設備、航空和海上工程等領域積累了大量競爭優勢。通過將這些生產線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組成部分向國外轉移，中國可以傳遞經驗，並幫助其發展中和欠發達合作夥伴創造就業、提升工業產能並促進增長，正如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實現快速工業發展那樣。

在中亞，這種產能合作包括共同融資並建設具有戰略價值的跨境運輸走廊、工業和數字物流中心，以及化肥和合成燃料工廠。在非洲，產能合作可以打破基礎設施落後、人力資源不足和金融短缺等發展瓶頸。通過推動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工業化，還能幫助這些國家減少對作為單一增長驅動力的大宗商品出口的過度依賴。

正如將東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低工資的中國所引發的良性經濟循環的意義遠不止資本積累一樣，中國和非洲的產能合作和轉移同樣可以實現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轉移工業產能和世界級基礎設施並不是批評者所說的新殖民主義，它將降低非洲交易成本，並如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所指出的，令這些國家在它們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領域釋放螺旋式增長與發展的動能。

支撐"一帶一路"倡議的開放式設計、遠大的抱負和長期願景證明了習主席將和平發展提升為中國經濟外交重心的決心。2013年11月舉行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所發佈的改革文件提及"一帶"和"一路"概念，也證實了轉型是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尤其是需要改變其驅動經濟增長的成功但過時的生產者模式。這個如今中國正試圖出口到發展中國家同伴的模式，正是35年前的1978年11月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所倡導的。35年之後，如果"一帶"和"一路"成為習近平的不朽遺產，那麼他必須擁有40年前鄧所展示出的政治智慧和熱情，來實現中國增長模式轉向消費驅動的再平衡。當中國最終成為其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和欠發達國傢伙伴日益精巧的工業出口品的"最終消費者"時，"一帶一路"倡議才會真正確立各國發展戰略，找到互補性雙贏優勢，並實現其構想的令大多數人實現共同發展和繁榮的願景。海外的成功必須首先來自國內的成功。

請按此閱覽原文。

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院長嚴厚民教授

值此保護主義情緒瀰漫北大西洋兩岸之際，城大商學院院長嚴厚民教授撰文分析中國的「一帶一路」發展策略何以能夠通過利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促進歐亞大陸的互通與合作，中國又是如何出人意表地以全球自由貿易捍衛者的形象現身於國際舞台。

當前的全球化局面勢必改弦換轍，重新佈局。英國脫歐之期迫近，以及特朗普就任新一屆美國總統，都標誌著於過去二百年來高舉自由貿易旗幟的這兩個國家已然改變初衷，保護主義行將取代自由貿易，成為新的口號。在全球化進入新時代之際，另一教人意外的是，捍衛自由貿易的火炬正交到中國的手上。

歐洲正處於變化的局面。歐盟四大自由──商品、服務、資本和人員這四大自由流動，對於英國人民而言，是過猶不及。在這個歐洲大陸上，國家之間經濟發達程度迥異，四大自由中的第四個，即邊境開放的現實，最終被英國以極震撼的脫歐公投嚴辭拒絕了，歐洲其他國家的人民會不會以英國為榜樣，仍須觀望歐洲各國今年的選舉結果。

圍牆 vs 開放市場

在大西洋彼岸，特朗普總統要「美國優先」。作為新保護主義思潮的象徵，邊境圍牆正在修建當中。彼得．納瓦羅獲委任領導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他所採取的戰略就是重新檢視所有現有的貿易協議，並將不可取的予以廢除。這意味著美國將向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 說不，至少或需重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另一邊廂，在一月份舉辦的達沃斯經濟論壇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力讚全球化和市場開放帶來的好處。在英國脫歐當前，又遇上「美國優先」的混亂局面下，中國的「一帶一路」(OBOR) 發展策略，彷彿化身成為了全球自由貿易的防波堤。

首趟從中國直達英國的貨運列車

無縫物流是自由貿易的核心。2017年1月，英國首相文翠珊為英國脫歐一錘定音，翌日倫敦便迎來了首趟從中國直達英國的貨運列車。這班列車歷時18 天，走過1萬2 千公里，經歷兩次換軌，途經哈薩克、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德國、比利時和法國，最後穿過英倫海峽進入英國，帶來了34個集裝箱、價值四百萬英鎊的服裝，並生動地印證著「一帶一路」已經延伸到英國和歐洲大都會的心臟地帶。直接接通中國和歐洲國家的鐵路專線有14條， 這條路線僅僅只是其中之一。

互利共贏格局

「一帶一路」的核心是以倡導歐亞互聯互通與協作為目標的國家發展戰略。在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於2015年3月發表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所使用的語言與特朗普常掛嘴邊的保護主義口吻完全不同。這個倡議講求的是合作互利，追求的是相互合作的「利益契合點」和「最大公約數」，從而充分發揮各方的智慧和創造力、優勢與潛力。根據北京的說法，這是一種經典的互利共贏格局。「一帶一路」能夠培育協作關係，發揮各國在技術、管理和資源等各自的優勢。總而言之，「一帶一路」的願景就是改革生產結構。中國高品質服務及資源將沿著「一帶一路」流向各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為各方帶來利益。

政府和民間資本合作

新絲綢之路背後的動力，來自經過實踐檢驗的政府和民間資本合作 (PPP) 模式，這有見於各地大型項目大多以PPP 模式進行。根據證監會與國家發改委於2016年12月聯合發佈的聲明，已成立至少兩年的PPP 基礎設施項目可通過發行資產抵押債券，進行融資。鑒於國內已有超過1萬個PPP 項目，投資總額逾1.85 萬億美元，政府和民間資本合作模式勢必於不久的將來在新絲綢之路中發揮重大作用。

選擇PPP 模式有幾個主要原因。首先，PPP 是籌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資金與管理的卓越載體，其透明的投標機制有助篩選「一帶一路」項目，而具體實施形式亦有多種，諸如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建造—運營—轉移) 或特許經營等，可按不同項目的需要而定。其次，風險管理是PPP 模式極具優勢的另一領域，由於政府在法律相關的風險管理方面較為擅長，而民間資本則在財務風險和運營風險的管理方面較為卓越，兩者可互補長短。最後一點是，由於「一帶一路」項目屬長期性質，項目週期一般達20到30年，由政府充當擔保人的角色，對推動項目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線變面的多元化走向

由於北美、太平洋地區和英國都面臨許多不確定性因素，並有轉向保護主義的趨勢，因此， 以中國為核心的「一帶一路」成為了國際貿易的主要增長點。中國正發揮現有優勢去推動「一帶一路」，事實上GDP 增長最快的國家中很多都位於「一帶一路」走廊地帶，而中國正正是這些國家的最大交易夥伴。除此之外，「一帶一路」的歐洲終點地區也是重要的增長點，這也正是直達貨運專列發揮作用的地方。

然而，這絕非純粹是一個展現「東方生產、西方消費」傳統供應鏈系統的變奏。最近湧現的金融技術、推陳出新的物流系統、多管道行銷應用，以及無所不在的電子商務，導致在生產營銷過程中出現更多碎片化和多樣化的需求。無論是生產，還是消費都正在走向全球化，這是一個由線變面的多元化走向。

製造業流失，真的帶來損失？

作為這個進程的一部分，舊絲綢之路沿線的許多國家正在努力自我提升，盼重新成為主要生產國。以處於南亞製造業領先地位的孟加拉為例，在過去六年，其年均GDP 增長超過6%，多達1.6億的國民已經享受到強勁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大量服裝製造廠從中國遷移到當地，以貿易保護主義的思維看來，一定會將其視為對當前製造業大國的威脅。但中國真的為此而蒙受損失嗎？

作為世界最大的紡織原料進口國，中國擁有高度自動化的紡織品加工業，並且其產能更出現供過於求的狀況。製造行業向孟加拉轉移，實際上讓中國的紡織品出口從中受益。中國得以釋放過剩產能，加速製造行業朝向高增值行業的轉型。從經典供應鏈的角度看，將生產製造過程搬到低成本國家，能夠提升整個供應鏈的效率。與此同時，「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投資有助降低物流和貿易成本，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馬歇爾計劃

與1946年美國馬歇爾計劃和2014年歐盟容克計劃這兩個環球項目相比，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一帶一路」？對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馬歇爾計劃，坊間意見毀譽參半。有些人認為美國扮演了慈善家角色，幫助遭受戰火蹂躪的歐洲重新站穩腳步。有些人則認為這只是個權宜之計，是為美國開創市場，因為這個計劃只是將原有的工廠從軍需品生產改為民用品生產而已。其中當然還有政治的考慮，就是在鐵幕將要籠罩歐洲、蘇聯的擴張威脅迫在眉睫的時候，建立一個西方民主陣營。馬歇爾計劃通過提供金融、技術和設施等支持，強化了美國對歐洲的領導地位，同時建立了很多國際性的制度和體系，並且一直沿用至今。這個計劃為強化歐洲合作樹立了榜樣，並且被後來的歐盟奉為圭臬，直到今天，其影響力仍然存在。

容克計劃

2014年出台的容克計劃，背景則大為不同。這是一個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其設計初衷是釋放政府資本和私人資本作為對「實體經濟」的長期投資。經過七年的經濟停滯之後， 此計劃希望透過投資能源與交通運輸基礎設施，以及其他社會福利性產業，以推動歐洲經濟。從目前的情况看來，計劃似乎已取得積極成果：對實體經濟進行戰略投資的歐洲基金會已經成立起來，首18個月已有累計1383億歐元的新增投資投入到27個成員國。至於中期作用現在仍未有定論，歐洲始終還未擺脫危機。希臘和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創下歷史最高紀錄，數量龐大的敘利亞和非洲難民難以融入社會，對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產生嚴峻衝擊。展望未來，停滯不前的歐洲經濟以及迅速崛起的民族主義政黨，再加上甚囂塵上的貿易保護主義，無不威脅著該地區的統一。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與馬歇爾計劃的區別在於前者並非針對危機而提出的。當然，中國經濟在2009年後開始放緩，「一帶一路」倡議可以視為振興中國萎靡不振的國營企業的舉措。「一帶一路」與前兩個計劃的共通之處在於其雄心勃勃而又涉獵廣泛，它覆蓋了亞洲、非洲和歐洲的60多個國家，包括許多經濟環境迥異的發展中國家。有見於資金對建設基礎設施至為重要，中國已經設立了絲路基金及亞洲投資銀行，以鼓勵私營公司投資，促進政策、貿易、金融、資本，以至基建項目的流動，進而連通多國人民。新絲綢之路旨在擴大區域經濟，以創造共贏局面。

長期PPP 協議

「一帶一路」的動力來自政府與私營企業之間簽訂的長期PPP 協議，用以提供公共服務和發展基礎設施。雙方都共同承擔有責任，也享有回報。一般由擅長於分析、創新、運營和風險控制的私營企業提供資金。此外，通過長期PPP 營運合約也能為政府解決公共基礎設施維護不足的問題。

PPP 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到目前為止， 國家財政部已經批准了232個示範項目，總投資額達到8025.4億圓人民幣。已申報的項目有9285個，總投資額為10.6萬億圓。總體而言，私人資本的項目參與程度約為40%。

香港

因應前述有關PPP 的性質特點，香港必能在當中擔任重要角色。香港具備行之有效的金融與法律體系，加上成熟的物流和零售服務行業，可提供卓越融資、法律諮詢、物流後勤等多元化平台，支援PPP 項目。與體制較落後的國家合作，香港更可分擔「一帶一路」領導的角色。除此之外，城市大學商學院也將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新的公共運輸物流PPP卓越國際專家中心將開發「一帶一路」的研究項目、國際政策簡報，分享PPP最佳實踐，以及公共運輸物流領域的PPP 國際標準。

商貿巨輪

有人說，一部猶太人的歷史等於半部西方文明史，一部河南歷史等於半部中國史，一部絲綢之路的歷史等於半部全球一體化的歷史。然而，絲綢之路並不只限於歷史。新的篇章正在書寫，在這個四分五裂的世界，「一帶一路」的倡議、基礎設施、貿易、金融和資本，潤滑著世界商貿巨輪向前推動。與北大西洋保護主義潮流背道而馳的「一帶一路」計劃，有仍在增長的中國經濟的驅動與支持，必將為全球的經濟增長作出關鍵貢獻。世界全球化形勢行將重新佈局，中國和絲綢之路國家將成為保證商貿之輪持續運轉的關鍵軸心。

原文刊載於城大商學院《CITY BUSINESS Magazine (2017春季)》，請按此閱覽原文。

中國前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

這真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隨着大批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崛起，"先進國家"相對衰落，全球力量趨同加速，力量平衡繼續對發展中國家有利。這一宏大圖景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多稜鏡，透過它，對世界今天與明天更加清醒的認識——包括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全球自由秩序的未來——在我們腦海裡清晰地浮現出來。

自由秩序出現危機

毫無疑問，一段時間以來"自由民主世界"發生着一場危機，美國和許多歐洲國家出現了"黑天鵝事件"。這些事件給西方世界的政治生態系統帶來極大破壞，削弱了曾經作為美國主導的戰後世界自由秩序基石的中間派和進步力量。

對自由秩序和自由民主的挑戰既來自內部也來自外部，主要是來自內部，並帶來了由美國主導和定義的自由秩序能否繼續存在下去等諸多疑問。

在內部挑戰當中，首先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作為全球經濟治理理念的經濟新自由主義公信力喪失，這促使許多國家轉而向東方特別是中國尋求新思想、新觀念。

其次自然就是"特朗普現象"及其在歐洲國家的複製版，雖然在歐洲面臨歐盟解體深淵之際法國的大選結果讓人鬆了口氣。

特朗普總統上任已經四個多月，其間，他的聲明、行動以及深夜發的推特讓國內外的人們覺得美國有可能不再擔當世界自由秩序的擔保人。他關於美國衰落的觀點，他對規則和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奉為圭臬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本能蔑視，都讓人無法錯過和無視。那麼問題來了：美國還會在這個全球化新時代繼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嗎？或者說，它會退回到美國傳統權宜之計──孤立主義嗎？這也是為什麼弗蘭西斯福山在談到和寫到基於自由民主的秩序迅速消失時會不厭其煩地一再追問："我們還生活在自由的國際秩序之中嗎？"

中國提供了另一種選擇？

"一帶一路"倡議既是國家發展戰略，也是中國帶給全球治理的創新舉措，它為有關國家在平等互利基礎上擴大合作提供了重大機會。北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的成功廣受好評，證明它受到全世界的歡迎。論壇結束時與中國就"一帶一路"簽署諒解備忘錄的國家(及地區和國際組織)增加到68個。

然而，"一帶一路"也受到深深的懷疑，一些西方人士把這一倡議說成中國試圖擴大其政治經濟影響的勢力範圍，要用隱秘的議程推翻現有的自由民主國際體系。

這裡我們必須區分兩件完全不相關的事。自由民主和西方語境定義的自由秩序的確陷入了危機，因為它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被用來，或者被濫用於將西方治理模式強加給其他國家，而不顧這些國家的國內條件，這其中就包括"華盛頓共識"和"國家保護責任"。西方國家自己的資本所有者也如影隨形，儘可能多地從社會攫取利潤，無視它帶給部分國人尤其是非技術性工人的負面影響。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他著名的《21世紀資本論》中對這一醜惡現象作了非常詳細的描述。

富人與窮人之間差距的擴大，衝突的加劇，都被歸咎於全球化本身，而那些國家政府沒有能夠解決好這一顯而易見問題的事實，被有意地忘掉了。

這是中國主動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為什麼如此受歡迎的另一個原因。

至少有兩件事使"一帶一路"成為有吸引力的建議。一是，這一國際合作新理念深深植根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功，包括作出巨大努力減少和消除貧困的國內治理的成功。過去40年中國已經成功使7億多人脫貧。

另一個就是，中國的成功來自於走自己的發展道路這一事實，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為此提供了強大的制度保證。換句話說，中國並沒有遵循新自由主義提供的、有時被西方國家強加的治理模式。其他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以及眾多先進工業國家得出的結論是，雖然不能被簡單複製，但中國提供了經濟增長與良好全球治理的一個替代模式。"一帶一路"就是實實在在的例子。

習主席在"一帶一路"論壇上鄭重承諾，新絲綢之路將是"具有包容性和文明融合的和平、繁榮與創新之路"。"一帶一路"還可以成為應對和平赤字、治理赤字和發展赤字等嚴峻全球性挑戰的一個方向。

很顯然，"一帶一路"與西方某些學者專家所說的自由秩序或自由民主衰落與否無關。如果"一帶一路"對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的未來有什麼貢獻的話，那就是它蘊含機會，推動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使全球化成為一個更平等也因此更持久地讓各國共享利益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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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創新研究院"一帶一路"研究所　楊秋語

在"一帶一路"倡議落地之前，中國就一直與東南亞，尤其是東盟各國保持著密切的貿易聯繫。隨著2015年底東盟經濟共同體的建成，這個有著6.4億人口的全球第七大經濟體將會帶來一個擁有廣闊發展潛力的大市場。東盟經濟共同體日趨成熟的經貿發展正好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基礎，而"一帶一路"倡議也將東盟各國界定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和優先地區。可以說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東盟經濟體的貿易市場都將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雖然東盟經濟體對其各國成員的經濟貿易狀況改善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其成員間的經濟貿易狀況依然呈現出嚴重分化的狀況，而東盟成員國與中國的貿易總量也十分不平衡。

從商務部的統計數據來看，我國在東盟各國的非金融類對外貿易投資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印尼和馬來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越南和中國的貿易額占中國-東盟總貿易額的95%以上，而中國與緬甸、柬埔寨、文萊和老撾的貿易額不足5%。

世界銀行的經商指數也從側面佐證了東盟各國在貿易發展上的不均。從2015年與2016年的經商指數數據來看，緬甸、柬埔寨、文萊、老撾在經商環境上有些許改善。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的經商指數在合理的波動範圍內。泰國受其國內政局不穩的影響，經商指數有較大幅度的下降。

如果從經商指數的排名來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貿易環境良好，位於世界前列。印尼、緬甸、柬埔寨、文萊、老撾的貿易環境雖然依然處於靠後的位置，但相比2015年已有小幅改善。越南與菲律賓的排名有小幅下滑，而泰國的排名下滑非常嚴重。

目前，"一帶一路"已經確立了六大經濟走廊，其中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恰好覆蓋了東盟沿線各國。因此，在"一帶一路"這樣一個發展導向型的戰略下，如何處理中國與東盟各國的投資貿易關係就顯得尤為重要。

基於企業趨利的天性，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一直是中資企業的主要貿易投資地，但是這兩個國家基礎設施相對完善，基礎建設需求較小。

泰國、菲律賓和越南在投資上需要考慮到各國的政治風險。泰國近些年政局的持續動盪給整個國家的經商環境蒙上了一層陰影，而菲律賓和越南也在南海問題上正在與我國進行政治角力。

文萊作為一個富裕的小國，擁有良好的貿易基礎。但其主要貿易夥伴為日本、韓國和東盟各國，且企業間競爭十分激烈。國內企業需要仔細考量其市場的進入難度。

柬埔寨、緬甸和老撾都還是傳統的農業國，與我國貿易往來較少。雖然這三國看似在投資貿易，基建合作方面潛力巨大。但是其落後的市場條件，不完善的法規與金融市場難免對企業的發展形成制約。而且，在中國對柬埔寨長期進行經濟援助的情況下，在項目談判中如何權衡中國，合作國與第三方國家的共同利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由於東盟與我國在經濟上的緊密聯繫，"一帶一路"倡議在該地區確實擁有良好的投資貿易優勢。但東盟各國千差萬別的經濟，政治形勢也註定了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個複雜的多方利益權衡的過程。面對我國政府與企業間不同的利益訴求，如何更好的協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將是每個經濟走廊都會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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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

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節點，可通過其地理位置、開放的經濟體制、廣泛的人脈網絡和專業服務與國際接軌等多方面優勢，在配合“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

為響應國家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第15屆中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論壇早前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央政府相關部門領導、工商翹楚及專家學者集思廣益，共同探討如何透過“一帶一路”積極推進國際合作。本會會長蔡冠深應邀擔任論壇的主題演講嘉賓，深入剖析香港在“一帶一路”之下如何發揮獨特的優勢和功能，並就與內地企業聯合“走出去”提出一些看法。

香港聯繫人角色難取替

“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國家已先後跟沿線經濟體簽訂多項基建合作協議，這些國家不少都是發展中國家， 缺乏資金發展基建，蔡冠深認為，香港正好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通過企業發債、上市集資、銀團貸款等，為“一帶一路”的基建項目提供融資安排。他相信，隨着“一帶一路”不斷發展，未來使用人民幣交易和投資的情況將越來越多，香港作為境外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可善用龐大的人民幣存量，為沿線的投融資項目提供更多元化的人民幣金融和財務配套服務。

金融以外，專業服務管理和支援亦有助推動“一帶一路”項目發展。蔡冠深指出，香港的會計、法律、建築、項目管理等專業服務獲國際社會廣泛認同，可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專業支持，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並將內地的產能沿“一帶一路”投放到國際市場。

他舉例，香港的鐵路營運發展成熟，除提供本地鐵路服務，也有參與內地及海外的鐵路營運或管理，加上香港的鐵路營運特色，是將鐵路系統融入商業地產項目(如辦公室和商場)作綜合發展，能為項目長遠營運提供足夠資金。香港在交通營運管理的先進經驗，不但能促進區內人流、物流互動，更可以把內地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建產業有效地聯繫起來，幫助沿線基建項目持續發展，並推動國際產能進一步合作。

推動企業聯合“走出去”

香港在“一帶一路”除發揮金融和專業服務的“超級聯繫人”功能之外，蔡冠深認為，香港亦擔當投資者和營運者的角色。特別是在東盟地區，港商多年來在東盟國家有着龐大投資，到 2015 年為止，港商在東盟的累計投資總額超過1.4 萬億美元，是當地主要的外來投資來源。他指出，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東盟與香港和內地的貿易和投資往來愈益頻繁，港商在東盟地區發揮的作用將更見明顯。

東盟在2015 年底成立“東盟經濟共同體”，進一步推進東盟十國經濟一體化發展；美國新總統就任令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出現變數，這為中國牽頭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和亞太自貿區，或帶來正面推動。

蔡冠深表示，這些提倡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框架將為香港、內地和東盟企業深化合作提供機遇。但他亦指出，雖然港商在東盟地區擁有良好網絡，但畢竟大多是中小企業，相反內地企業規模龐大、生產能力高，如能配合港商在產品研發設計、市場推廣、開拓銷售渠道等領域的優勢，定可攜手 “走出去”，在東盟尋找更大商機。

建立“跨境電子商務中心”

近年跨境電子商貿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與創新發展的新動力。蔡冠深預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商貿往來頻密，區內中產壯大，網絡覆蓋率進一步提高，網上消費將更為普遍。目前，東南亞市場已成為互聯網巨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等拓展海外市場的戰略據點。

蔡冠深期望，香港與內地和東南亞企業能加強電子商貿領域的合作，攜手拓展東南亞電商市場。他並曾向中央提議把支持香港建立“跨境電子商務中心”納入國家規劃，將可帶動內地和香港物流業升級，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沿線產業更緊密地合作發展。

構建“粵港澳大灣區”

香港作為國家聯繫世界的 “南大門”，是海上絲路的重要節點。蔡冠深強調，要全面發揮香港的功能和地理優勢，加強跟周邊的廣東和澳門合作非常重要，因此他力推構建“粵港澳大灣區”，以配合“一帶一路”發展的觀點。

蔡冠深指出，他一直支持粵港澳必須加強合作，才能把三地在“一帶一路”發展中的優勢最好地發揮出來。他在去年政協提案，便建議加快推動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把三地的功能和定位分配好，例如廣東負責高端產業發展、香港提供專業服務、澳門發展特色商務旅遊，把整個灣區從廣州、前海、南沙、橫琴到香港、澳門連在一起，彼此優勢互補，並通過“一帶一路”部署，更有效地與內地企業共同“走出去”。

蔡冠深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經貿潛力，足以媲美日本的大東京灣、美國的紐約都會區和三藩市灣區，更可透過廣東自貿區建設加強粵港澳企業合作，提升不同行業在“一帶一路”的參與程度，長遠更可以推動大灣區與東盟地區進一步接軌。

香港既是國際城市，如紐約和倫敦，更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蔡冠深重申，香港應當發揮背靠祖國和“一國兩制”的優勢，配合國家在基礎建設和實體產業的硬實力，再加上香港在金融及專業服務等方面的軟實力，定能在“一帶一路”的拓展過程中，發揮“引進來、走出去”的作用，與內地企業一起開拓千載難逢的商機。

原文刊載於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2017年1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中國近期積極增加對泰國的投資，讓兩國攜手實現共同經濟目標。

泰國東部經濟走廊計劃與「一帶一路」倡議緊密配合。

泰國《東部經濟走廊法》今年5月正式生效，為實現「泰國4.0」發展策略寫下重要一頁。近年，中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支持世界各地基建發展，促進國際貿易融通。自2017年起，泰國政府連番推出措施，讓國家經濟策略與「一帶一路」接軌，而「泰國4.0」計劃預料也會與「一帶一路」產生相輔相成的作用。同時，兩國經貿往來日趨頻繁，也讓雙方合作的官僚阻力大幅減少。

上月，泰國總理巴育在官方發言中特別指出東部經濟走廊計劃與「一帶一路」產生的協同效應：「東部經濟走廊計劃應與『一帶一路』緊密連接，也要積極配合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甚至《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等區域倡議，為各方締造雙贏局面，合情合理，絕對毋庸置疑。」

中泰兩國為促進雙方合作的協同效應，發揮最大效益，同意攜手成立經濟發展組織，一同探討未來路向。今年6月22日，第一屆中泰智庫論壇於北京舉行，主辦機構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論壇雲集兩國80多位資深學者及高級政府官員，討論落實上述經濟計劃的最佳方法，以產生互惠互利效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在論壇結束後表示，泰國的發展策略提倡創新，與「一帶一路」的目標十分脗合，而中泰兩國都同樣期望加強與世界各國的聯繫，推動工業升級轉型。

高培勇認為，基建、電訊、數碼經濟、能源及互聯網技術是中泰雙邊合作的五大領域，也是兩國未來至少5年的優先合作重點。

泰國東部經濟走廊計劃的發展重點，是在北柳、春武里及羅勇等東部3個府發展5個經濟集群。其中，東部空港城是現時的優先發展項目之一，主要目標是提升烏塔保國際機場，並加建更多設施，以滿足更龐大的客運需求。現時，到訪泰國的旅客中，內地旅客數目居首。

東部經濟走廊計劃另一核心項目是於羅勇府旺川谷(Wangchan Valley)發展一個大型研發園區，即東部創新經濟走廊，隨後再發展其他項目，包括泰國數碼園、智能產業園及合美樂東海岸工業區第四期等。泰國政府計劃興建多條鐵路，並擴充空運貨站及強化港口設施，為這些園區提供完善配套，促進持久發展。

現時，中國在東部經濟走廊計劃的落實過程中擔當重大角色，包括運用「一帶一路」資金牽頭興建一條以曼谷為起點的高速鐵路，經老撾連接至華南地區。另外，截至現時為止，超過80家內地公司已在泰中工業園設立生產設施、研發中心或營運樞紐。

截至2016年年底，中國已對東部經濟走廊計劃投資超過300億美元。隨著中泰兩國各自的發展策略進一步互相配合，未來數月中國對泰國的投資額料將繼續上揚。

特約記者　Geoff de Freitas　曼谷報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宋爽

隨著11月29日李克強總理結束對匈牙利正式訪問，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又上層樓。中國─中東歐"16+1合作"機制已建立五年有餘，合作力度不斷加大，已成為具有重要影響的跨區域合作機制。五年來，中國企業對中東歐16國的累計投資從30億美元增長到90多億美元，中國從中東歐國家進口農產品的年均增長率超過10%，貝爾格萊德跨多瑙河大橋、匈塞鐵路、波羅的海高鐵等一批標誌性的基礎設施項目相繼啟動。作為投資、貿易、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支撐，金融合作在"16+1合作"平台下也穩步推進，並取得豐碩成果。

一、五年來金融合作碩果累累

金融合作一直是"16+1合作"的重要方面，在首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上就確定了設立總額100億美元專項貸款、發起設立"中國─中東歐投資合作基金"和探討貨幣互換、跨境貿易本幣結算等三項重要的金融合作舉措。此後，每年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時都會繼續強化金融合作，使雙方的金融合作進一步拓展至互相投資對方銀行間債券市場、在中東歐國家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成立中國─中東歐國家銀聯體等多樣領域。如今，"16+1合作"機制下的金融合作已經在金融機構、金融市場、投資基金、貨幣互換與本幣結算、多邊開發性金融和金融監管等方面取得顯著進展。

在金融機構互設與合作方面，中國銀行已先後在波蘭華沙、匈牙利布達佩斯和捷克布拉格等地設立分行，在塞爾維亞設立分支機搆；中國工商銀行在華沙和布拉格設立分行，並於2016年11月成立中國-中東歐金融控股公司；中國建設銀行也在華沙設立分行。此外，中國銀聯與中國銀行匈牙利分行於2017年1月合作發行了匈牙利福林、人民幣雙幣芯片借記卡。與此同時，中東歐國家金融機構也開始進入我國市場，匈牙利儲蓄商業銀行就於2017年10月在北京設立了代表處。

在投資基金方面，中國─中東歐投資合作基金一期順利展開，並啟動二期基金募集。中國─中東歐投資合作基金由中國進出口銀行作為主發起人，有限合夥人還包括匈牙利進出口銀行等中東歐國家金融機構，重點支持中東歐16國基礎設施、電信、能源、製造、教育及醫療等領域的發展。一期基金於2014年年初正式運營，封閉金額為4.35億美元，已在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展開投資。在本屆中國─中東歐國家經貿論壇上，李克強總理宣佈二期基金已完成設立，募集資金10億美元。

貨幣互換與本幣結算也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金融合作的重點方向。在貨幣互換方面，中國人民銀行在2013年9月分別與匈牙利央行、阿爾巴尼亞央行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此後又於2016年6月與塞爾維亞央行簽署中塞雙邊本幣互換協議，2016年9月與匈牙利央行續簽中匈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在本幣使用方面，中國銀行匈牙利分行於2015年6月獲准擔任匈牙利人民幣清算行，成為中東歐地區首家人民幣指定清算行。

在多邊開發性金融合作方面，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一直是中國與中東歐合作的重要平台。繼2016年6月波蘭成為亞投行正式成員後，羅馬尼亞於2017年5月成為意向新成員，匈牙利則于6月成為正式成員。此外，國家開發銀行(國開行)倡議設立的"中國-中東歐銀聯體"也於2017年11月正式成立，國開行將提供20億等值歐元開發性金融合作貸款。在此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14家中東歐國家金融機構與國開行簽署合作協議，加入中國─中東歐銀聯體。

在金融監管合作方面，我國各級監管部門與中東歐多國相關部門達成了監管合作協議。中國人民銀行已經與捷克國家銀行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中國銀監會與捷克中央銀行、立陶宛中央銀行、匈牙利中央銀行、波蘭銀行監管委員會等主要中東歐國家金融監管部門簽署了監管合作諒解備忘錄和監管合作協議，中國證監會與羅馬尼亞國家證券委員會、立陶宛銀行、波蘭金融監督管理局等簽署了證券期貨監管合作諒解備忘錄。此外，2015年5月在上海舉行了中亞、黑海及巴爾幹地區央行行長會議組織第33屆行長會，2018年還將在布達佩斯舉辦中國-中東歐國家央行行長會議。

二、與"一帶一路"倡議相輔相成

雖然中國-中東歐"16+1合作"機制的建立早於"一帶一路"倡議，但是如今二者已經有機結合，相輔相成。正如習近平主席多次指出的，要將"16+1合作"打造成"一帶一路"倡議融入歐洲經濟圈的重要承接地，推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果率先在中東歐落地。在此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的講話中，李克強總理強調了做大經貿規模、做好互聯互通、做強創新合作、做實金融支撐和做深人文交流五個重要合作方面，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五通"內容一脈相承，異曲同工。

一方面，"16+1合作"逐漸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標杆"，對"一帶一路"建設具有推動和示範作用。由於地處"一帶一路"北線遠端，中東歐國家雖然經濟制度穩定、營商環境良好，在"一帶一路"建設推進過程中卻常常面臨著鞭長莫及的窘境。"16+1合作"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建立了重要的跨區域機合作機制，不僅有助於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在中東歐次區域展開，還能夠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產生示範效應。就貸款和投資基金而言，在“16+1合作”平台上提出的專門面向中東歐國家的100億美元專項貸款和中國-中東歐投資合作基金,就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中國向中東歐國家金融支持機制不足的問題，推動了一批基礎設施建設、高新技術、綠色經濟項目的開展，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標杆項目。就債券市場而言，波蘭和匈牙利先後在我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熊貓債，佔據目前在中國發行熊貓債的三個"一帶一路"沿線主權國家的兩席，對沿線國家進入我國債券市場融資支持"一帶一路"建設起到示範作用。此外，"16+1合作"機制下推動的貨幣互換、開發性金融和金融監管合作，都對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進資金融通具有重要的示範意義。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倡議已經逐漸成為"16+1合作"的戰略支撐，對"16+1合作"機制深化帶來機遇、提供支持。"16+1合作"作為中國開展的眾多跨區域合作機制之一，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迎來新機遇，金融合作的理念和形式不斷創新。例如，2016年11月工商銀行設立中國─中東歐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並將發起設立100億歐元的中國─中東歐基金，以彌補雙方產能合作的融資短板。2017年11月，國開行牽頭發起設立中國─中東歐國家銀聯體，成為"16+1合作"框架下重要的多邊金融合作平台，國開行將提供20億等值歐元開發性金融合作貸款。同時，"一帶一路"倡議下的部分金融資源也被用於支持"16+1合作"機制。2016年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裡加綱要》中就指出，鼓勵包括絲路基金在內的中方金融機構積極拓展在中東歐地區的投資與合作，為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提供金融支持。2017年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布達佩斯綱要》則進一步提出，歡迎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設立"一帶一路"專項貸款、絲路基金與歐洲投資基金推動設立中歐共同投資基金，將相關資金用於中國─中東歐國家有關項目。

三、繼續深化“16+1合作”金融機制

中國與中東歐國家"16+1合作"機制已經搭建起良好基礎，取得了豐富成果。展望未來，雙方應基於各自的優勢和需求，繼續推進互利共贏的新型多雙邊合作關係。在金融層面，中國應與中東歐國家一起繼續創新合作方式，整合各類金融工具，建立更加全面、深入的金融合作機制。

首先，加強對中國─中東歐國家經貿合作的金融支持。"深化經貿金融合作"是此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的主題之一，足見經貿合作的重要意義。長期以來，中國在與中東歐國家貿易中都處於絕對順差優勢，未來“平衡發展”必將成為雙方貿易合作的主題。隨著中國加大對中東歐國家在農業、食品、飲料等優勢產品的進口，我國金融機構可積極憑藉多年來在供應鏈金融、互聯網金融等方面積累的服務經驗，促進中東歐企業對中國的貿易便利化。同時，根據雙方國家貿易拓展進程，適時擴大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貨幣互換和人民幣貿易結算，鼓勵中資銀行在中東歐國家設立更多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中心，以降低匯率風險。此外，為服務中國與中東歐國家企業開展跨境貿易和投資活動，應鼓勵雙方金融機構互相進入開拓業務，並加強相關金融基礎設施的建立。

其次，擴展對中國─中東歐國家互聯互通的金融支持。李克強總理在此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上指出，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是中東歐國家重要發展議程，也是"16＋1合作"的優先方向。目前我國對中東歐國家基礎設施項目的資金主要通過銀行貸款和投資基金予以支持，下一階段可進一步拓展資本市場對中東歐國家基礎設施項目的融資支持，以引入更加多元化的資金，分散風險。一是繼續支持中東歐國家和企業到中國發行熊貓債，鼓勵融資主體將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建設。二是歡迎中東歐國家和企業利用國際債券市場發行絲路債券，特別是開展以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債券融資，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國際債券市場融資機制的完善。三是發展中東歐國家債券市場的項目債融資機制，推動"16+1合作"下債券市場聯通，鼓勵在中東歐國家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的中資企業發行項目債。

最後，強化雙方在多邊開發性金融領域的合作。開發性金融應在跨區域合作中發揮先導作用，因此下一階段可繼續推進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多雙邊開發性金融合作以及區域開發性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第一，落實中國-中東歐銀行聯合體的作用，加強國家開發銀行與匈牙利開發銀行、立陶宛公共投資發展署等中東歐國家政策性銀行、開發性金融機構之間的多雙邊開發性金融合作。第二，加強亞投行與中東歐國家及相關區域多邊開發銀行的合作，歡迎更多中東歐國家加入亞投行，推動亞投行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歐洲投資銀行等區域開發性金融機構展開合作。第三，促進絲路基金和歐洲投資基金的合作，儘快落實雙方在促進共同投資框架備忘錄中提到的“中歐共同投資基金”，以支持歐洲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中小企業與中國對接合作。

原文刊載於《財經國家週刊》2018年第3期，請按此閱覽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