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

自中國於三年前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以來，這個橫跨三大洲的宏圖大計已引起了全球的注視，尤其是沿線的多個亞洲國家。對香港而言，這個計劃帶來了龐大的機遇，但問題仍然在於如何掌握先機。面對物流、地理和政治方面的種種挑戰，外界一直討論「一帶一路」戰略的成效。總商會主席吳天海為第二屆年度「中國日報亞洲領袖圓桌論壇」致開幕詞時表示，這些都是切實的考慮，但計劃一旦取得進展，香港將可受惠於沿線的貿易流通和市場開放。

他說：「縱觀歷史，經濟增長總是與貿易流通和市場開放息息相關。香港的成功全賴貿易流通和市場開放。近年，香港愈趨保守封閉，不及以往開放，甚至近乎『保護主義』。過去百多年來，香港向全球各地開放市場，以『換取』全球各地向我們開放市場。我們的市場規模細小，必須不斷開發新市場。」

吳天海呼籲香港以更開放的態度看待「一帶一路」。他說：「無論我們是否參與其中，『一帶一路』都會不斷推進。我們或可選擇不參與，但最終將落後於其他地區。香港是否對外開放通商？抑或是一個封閉的市場？」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樞紐，擁有發展成熟的金融服務業，我們能把這項優勢同時應用於「一帶一路」戰略。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說：「如缺乏資金，『一帶一路』及其龐大的基建項目便只能停留在構想階段，無法落實。縱觀多方面的因素，香港能夠協助實踐這個願景。」

香港的金融專業知識並不僅限於傳統的範疇，例如伊斯蘭金融已成為發展中的一大領域。他補充道：「過去兩年我們成功發行兩批伊斯蘭債券，向全球展示了本港有能力推出伊斯蘭金融產品，並管理它們的融資需求。觀乎支持『一帶一路』的伊斯蘭國家的數目，這個趨勢只會有助於我們的未來發展。」

梁振英亦公布全新的支援計劃，協助海外專業人士。政府已撥款2億港元推行「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旨在支援與境外專業人士合作進行的非牟利項目，並促進研究和推廣活動，以推動業界發展。

另外，政府去年12月推出獎學金計劃，以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學生來港升學。「一帶一路」獎學金計劃已率先在印尼推行，並剛於近日擴展至馬來西亞。

梁特首說：「計劃正逐步推展至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我們剛把計劃擴展到馬來西亞，從下一個學年開始，為在港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馬來西亞學生提供10個獎學金名額。我們歡迎商界參與，合力提供『一帶一路』獎學金。」

他認為機遇處處，但需要多下些工夫，才能把訊息傳開。「如何讓所有人抓緊機遇？那就要加強推廣。事實上，很多人已看到『一帶一路』的機遇，但他們或許仍需了解更多。」

梁振英又指，現時已有許多港人在海外就業。「現有30萬人在內地工作，相等於8％的勞動人口。愈來愈多年青的香港建築師正向印度叩門，並前赴馬來西亞和印尼工作。」

多位講者亦敦促港府更積極尋求與其他國家加強聯繫，並締結協定。

前海創新研究院院長陳坤耀教授說：「香港可以充當超級聯繫人，但聯繫的對象和方式為何？如能找到答案，我們就可以集中資源。」

陳教授告誡：「怎樣聯繫？答案很簡單，你必須先找出聯繫對象，否則永遠無法建立聯繫。香港所欠的是一位夥伴，前海自由貿易區在多方面都可作為我們的夥伴，該市被中央政府劃 為支援樞紐，並正試行金融創新。香港仍未了解到前海的重要性。」

國泰航空公司行政總裁朱國樑指出：「政府可在優化簽證、貿易協定、稅務協定和新的航空服務協定等方面多做點工作。」

香港亦被視為地區聯繫人，把內地與鄰近國家聯繫起來。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博士說：「經香港前往東盟國家會比較暢順，因為情況有時會較為敏感，例如越南。」

梁振英展望「一帶一路」可為各方締造多贏局面，呼籲香港各界同心協力，令香港成為重要的樞紐。「政府、商界和社會必須團結一致，推動香港成為『一帶一路』上及『一帶一路』國家與中國內地之間的『重要樞紐』和『超級聯繫人』，令人人受惠其中。」

原文刊載於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2017年1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

匈牙利積極吸引中國投資者於當地設立歐洲業務樞紐，已逐漸取得成果。為抓緊「一帶一路」所創造的機遇，兩國正建立良好合作基礎，發展前景預期將更為樂觀。

匈牙利外交及貿易部部長 Peter Szijjarto對匈牙利與中國及香港的關係充滿信心，認為有助該國參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他在12月訪港時向《工商月刊》表示：「匈牙利與香港是現代絲綢之路的兩個終點，香港是東段的終點，而我們則是西段的終點，這給予雙方加強合作的機會。」

內地不少大企業，如華為及比亞迪，已將歐洲總部設於匈牙利。匈牙利自2013年起推行「東向政策」，積極尋求內地投資，由於當地利得稅率只有9%，加上勞動生產力高，內地企業在該國的投資額已達37億美元。

他説：「隨著內地企業在歐洲的發展愈來愈成功，他們希望能在歐洲站穩陣腳。資金正由東向西流，我們期望資金可投資在匈牙利。」

匈牙利吸引的中國投資者數目愈來愈多，令匈牙利受到部分歐盟成員國的批評，不過Szijjarto對此並不擔心，而且堅定支持政府政策。

「這是競爭。大國不願看到我們或其他中歐國家與中國做生意。大家都在爭取更多投資，而我們正取得優勢。」他續説：「除非他們和我們一樣，積極向外尋求商機，並集中更多精力與中國做生意，否則我們將在這個競爭中繼續領先。」

他相信香港能促進貿易及投資由東向西的流動，但他認為匈牙利需要多做工作，以提高香港各界對當地的認識。在訪港期間，Szijjarto於12月1日與香港政府簽署協議，設立雙邊工作假期計劃，兩地年齡介乎18至30歲的青年可申請工作假期簽證，在匈牙利或香港逗留一年時間，期間可工作最長6個月以賺取旅費。協議將於2017年7月1日起生效，雙方每年各有 200個名額。

他説：「我這次來港的主要目的，是簽署工作假期協議。我也希望盡快與香港完成談判，讓更多匈牙利食品獲准出口至香港市場。」

匈牙利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但其地理位置與香港相距甚遠，難以在數量上競爭，不過Szijjarto相信該國有潛質在質量上取勝。他説：「我們目前獲許出口家禽及豬肉到香港，進展順利。我們不久前獲准出口小牛肉，並快將與當局就兔肉及羊肉的出口逹成協議。」

對匈牙利而言，農產品出口增長固然錦上添花，更重要的是與香港簽訂保障雙方投資的協議，如此下來，該國15%個人入息稅率及9%利得稅率對香港投資者將更具吸引力。協議讓匈牙利更有機會發展成為內地「一帶一路」的終點。

匈牙利已申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預期申請將於2017年初通過。他說：「布達佩斯至貝爾格勒的鐵路將進行現代化工程，相信能夠促進基礎建設發展。待工程完成後，該鐵路將成為把中國貨物從希臘皮拉魯斯港口運送到歐洲中部及西部的最快路徑。」

該鐵路可讓車身長達740米的貨運火車行駛，時速達160公里。

北京往來布達佩斯的直航航線於2015年5月正式開通，前往匈牙利的內地旅客數目因此上升30%，而匈牙利對內地的出口亦增加22%。

Szijjarto總結道：「我已向香港官員提出開通香港往來匈牙利的直航航班，他們亦承諾會向國泰航空反映意見。若然最終能夠成事，我們當然會十分高興。」

原文刊載於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2017年1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大成Dentons

一帶一路項目是中國彰顯其世界經濟強國地位的重點項目之一。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起了一帶一路項目，顯示了這個亞洲強國加快對外投資以及鞏固國際地位的宏偉目標。一帶一路項目在地理位置上主要分為兩個方向。一個是陸上絲綢之路，從中國到西歐，貫穿南亞和東南亞、俄羅斯、波斯灣、中東、北非、地中海以及周邊地區。這被稱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另一個是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東部沿海，經過中國南海和南太平洋，向西通過印度洋，到達歐洲的地中海 …

結論：絲綢之路是用黃金鋪成的嗎？

無論從哪方面考量，一帶一路戰略都是全球範圍內繼二戰馬歇爾計劃之後範圍最廣、影響最大的經濟戰略。有許多關於一帶一路戰略能否成功的評論。對於像這樣規模的戰略，人們最終會通過項目成果來評價它。目前可以預計的是中國將不會缺乏一帶一路需求的資源。習近平主席的執政水平必將與一帶一路戰略的成功緊密相連，這樣的壓力或許很多人會望而卻步，但習近平主席及其團隊很明確地表現了積極的態度。這也為對一帶一路成功抱有很大期望的沿線國家增強了信心。

即使有最好的目標和奮鬥計劃，一帶一路必然面臨著諸多挑戰，例如上文討論過的這種體量的項目必然會帶來的幾項明顯的挑戰。

然而一帶一路戰略為各方帶來的好處也是目前不可估量的，不僅惠及中國及其人民，也將使得一帶一路選擇與中國合作的沿線國家獲益，包括經濟、政治、戰略、文化和社會方面的利益。對一些國家來說這些利益甚至將改變它們的現代歷史進程。原本需要幾個世紀才能完成的基礎設施如今將加速完成，隨之而來的利益也將不可估量。

因此我們的答案是積極的，對於中國和願意參與、共享這項倡議成果的國家來說，絲綢之路確實有可能是黃金鋪成的。

請按此前往大成Dentons網頁下載原文(中文報告)。

科法斯集團

世界貿易籠罩在貿易保護主義的威脅下

在經歷連續2年的全球增長趨緩後，2017年的增長前景略有改觀(從2.5%升至2.7%)。這一回升主要由新興國家企業復甦帶動(增長率4.1%)，而這要歸功於巴西和俄羅斯的反彈勢頭抵消了中國經濟減速的影響。發達國家的增長率則穩定在1.6%。

全球貿易一派蕭瑟氣象(預計2017年增長2.4%，2008到2015年間平均增長率為2.2%，但2002到2007年間平均增長率達7.0%)，而隨著唐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可能捲土重來，令本就惡劣的形勢雪上加霜。短期來看，這些措施在本週期結束時對美國經濟的影響(+1.8%)將小於那些對美國出口權重較高的國家，如：中美洲國家(尤其是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墨西哥和厄瓜多)和部分亞洲國家(如越南和泰國)。

鑑於墨西哥對出口美國的依賴性較強(佔該國GDP的7%)，在通膨抬頭而投資減退的情形下，科法斯擬將其國家風險評級降為B。而阿根廷相比之下"川普效應"有較強耐受性，在度過艱難的頭一年後，有望從其改革中獲益。因此，科法斯將阿根廷國家評級升為B級。

2017年全球政治風險將達史無前例的高度

在2017年，政治風險仍將是需要加以關注的重中之重。

發達經濟體中，歐洲正陷入極大的政治變數之中，多場決定性的選戰結果難測，而英國脫歐的具體條款細節仍有待推敲。在過去一年間，科法斯歐洲政治風險指數迅速攀升，德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和英國的平均增幅達13個百分點。如果未來出現與英國脫歐公投相似規模的大型政局動盪，歐洲的平均增長率將被拖慢0.5個百分點。

而在社會不滿情緒蔓延和安全風險驟升的推波助瀾之下，新興國家的政治風險也高於以往。在主要新興經濟體中，獨立國家國協成員國(由於俄羅斯關係，2016年指數為100%中的63%)和北非/中東地區(土耳其與沙烏地阿拉伯同為62%)的風險最高，而南非評級下調至C則可部分歸咎於經濟增長極度低迷的背景下，其政治和社會失望情緒的蔓延。

包括恐怖攻擊、衝突和謀殺在內的安全風險是政治風險指數中的一個新增因素。不出所料的是，這些風險最高的國家便是俄羅斯和土耳其。

信用風險：高額企業債是新興國家銀行業的一大威脅

這類信用風險的增長在不同國家可表現出不同的形式。

發達經濟體的企業破產水平應可繼續下降。但負面狀況在於企業創建數量通常低於金融危機前水平(2015年與危機前峰值相比，德國為-19.8%，美國為-5.1%，義大利為-4.1%)。銀行傾向給予高負債企業的貸款而忽略快速增長的年輕企業，令他們無法獲得應有資源。

企業過度負債是新興國家面臨的另一大問題。中國的企業負債水平最高(相當於GDP的160%以上)，2015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第二季度期間，這一債務又增長了GDP的12%。俄羅斯、印度、巴西和中國的銀行業壞帳劇增，信貸條件日益趨緊。

歐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貿易風險評級上調

自2015年中以來，科法斯首次在國家風險評估中給予更多評級上調而非下調。

西班牙評級上調至A3，而冰島和賽普勒斯(資本管控相關風險降低)的評級分別為A2和B。在科法斯進行評估的160個國家中，中歐諸國的評級持續改善。愛沙尼亞(A2)、塞爾維亞(B)和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C)等國的企業環境和經濟增長均有改善，已達較滿意水平。得益於適度的經濟增長和銀行業的持續鞏固，保加利亞(A4)的復甦勢頭也已穩固。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較小國家的處境相比較大經濟體要更為有利。表現最好的兩個國家是迦納(B)(在12月通過了民主成熟度測試，公共財政管理水平較好)和肯亞(A4)(獲益於旅遊業和公共投資的增長)。

請按此閱覽原文。

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

特首在《施政報告》多番提及“一帶一路”發展之後，如今相關話題已廣為大眾談論。新國策蘊藏無窮機遇，對本地法律界而言，當然亦不例外。

在邁向大國的路途上，實施“一帶一路”國策是重要的一步。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認為，大國不應只在乎船堅砲利，更應關注文化水平、政法制度、人民質素等。“一帶一路”國策配合開放型經濟體系，推進民主法治，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改善民生，完全符合大國崛起的步伐。

“一帶一路”獨特之處
梁愛詩指，從前區域合作上中國每每處於被動位置，“一帶一路”使中國變得主動。原因首先在於它沒有預設的規章，只要雙方同意，毋須多方面的協調。而且，“一帶一路”理念開放包容，互利互贏，不設門檻、不排他。

因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中國合作的領域甚為多元化，包括基建、金融、服務、能源、環保、航運、物流、科技等，而絲路基金、亞投行、TPP、國際金融機構和開發性的金融基金，可為這些國家按需要提供其缺乏的資金和技能。這些活動不只為這些國家帶來發展和機遇，對中國來說，亦極為重要。

體現一國兩制
在一國兩制原則下，梁愛詩指出香港享有不少優點：它既與國家一體，又實行不同的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制度，並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當中也包括了人民幣離岸中心。香港也是中西方文化橋樑，具培育創意產業的新優勢。在此基礎下，梁愛詩深信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和“走出去”戰略是香港法律界的重大機遇。

香港法律優勢明顯
在可見將來，國家在“一帶一路”概念下發展，過程必然會涉及大量合同。梁愛詩認為，憑藉香港既有法律地位，可以爭取合同的適用法，爭取香港法院和其他機構成為合同糾紛解決地，與內地和他國同行一道，貢獻本地律師的智慧和努力。

她續指，香港律師對中西法律細節嫻熟，而且自70 年代以來，香港的法律服務已對外開放，世界各國的律師多在香港設有分行，客戶隨時取得外國法律諮詢。他們也藉香港踏入內地市場。香港律師不僅對普通法系國家比較了解，對大陸法系也不生疏，包括對伊斯蘭國家的法律體系和融資方式，也漸有認識。而且香港律師還有雙語的便利，他們有能力對合同雙方不同要求精準分析，並與中國客戶分享，協助他們作出準確的判斷。

此外，梁愛詩更提到香港律師在與各國商界交往過程中，大量接觸到各地商人，明白其需要，故他們是優質中介，其參與可以避免雙方誤解、增進相互理解，有效地促成雙方的談判。

她更讚揚香港國際法律糾紛解決機制健全公正，程序規則齊全，案件處置嚴謹、按章辦事，完全與國際慣例接軌。故香港有力為國家“一帶一路”和“走出去”大戰略，構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法律糾紛解決中心。她建議，香港可建立專門服務“一帶一路”的法律糾紛處理中心。

放眼未來 尋覓機遇
前瞻未來，梁愛詩認為大家不應該期望“一帶一路”能迎來即時利益，因為只有業界本身才最了解如何利用這次機遇。她期望各行業提出建議，提請政府納入《施政報告》，並要求中央政府把建議納入“十三五”規劃，然後再予推動。情況一如CEPA，有賴大家主動尋找機會。

原文刊載於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2016年7月號，請按此閱覽全文。

金杜律師事務所

到底有多少「一帶一路」投標方研究合同草稿中的爭議解決條款，並對此提出詳細的意見？沒有多少。然而，這一條款卻是合同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因為「一帶一路」項目很容易遭遇各種索賠，畢竟當中許多項目都在帶有高度政治、經營和法律風險的國家進行。如果各方沒法達成和解，則他們將需要依賴爭議解決條款來解決他們之間的爭議。

各方總是自動以「英格蘭及威爾士法律」、「英格蘭仲裁」、「新加坡仲裁」、「新加坡法律」等字眼起草合同，因為這就是他們習以為常的做法。但在「一帶一路」項目中，務必要妥善考慮這些是否真是最適當的條款。

「一帶一路」投標方很有必要停下來仔細考慮爭議解決條款，並決定是否需要找到發包人和/或貸款人，向他們解釋為何更慎重地考慮爭議解決條款是一種更利於所有相關各方的做法。有些發包人/貸款人將會說：「不，我們不修改這一條款」。但另一些有可能會被說服(也許是為交換其他讓步的條件)。

毫無疑問，「一帶一路」項目的爭議解決條款應把仲裁作為解決爭議的主要模式。國際當事方更傾向於仲裁的原因在於：私密性強；不像法院程序那麼正式；且更容易在不同管轄區強制執行。但是仲裁地選在哪裡？以及根據哪個管轄區的法律仲裁呢？

一個好的爭議解決條款應包括以下幾個組成部分：

• 仲裁在哪裡進行？

對於「一帶一路」項目，通常觀點認為，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貿仲委仲裁，抑或是「一帶一路」東道國仲裁，都無法足夠中立到令各方都能接受(至少會有一方無法接受)。這也從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各方常選擇在倫敦或新加坡(有時是斯德哥爾摩或巴黎)仲裁。不過，何不在香港仲裁呢？香港受惠於「一國兩制」的法律制度，因此依舊是一個普通法管轄區，不僅擁有行事高效獨立的普通法法官，也擁有專業水平位居全球前列的終審法院。

但「一帶一路」東道國經常說，「我們會擔心香港，因為它不是完全獨立於中國的」。東道國在此犯了嚴重錯誤。這也顯示出東道國實際上並不明白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倒是對東道國的「一帶一路」參與方自己大有裨益。為什麼呢？因為內地政府和香港政府之間訂有特殊的安排，即，《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安排》」)。根據這項《安排》的規定，如任何一方未遵守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另一方可向相關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該香港裁決。

最高人民法院已指令下一級法院在決定拒絕根據《安排》強制執行香港裁決時必須事先向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請示，並交由最高人民法院決定是否准予強制執行。言下之意是，未經事先上報，一概不會拒絕准予根據《安排》強制執行香港裁決。

換言之，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對東道國一方的有利之處在於，相較於在倫敦、新加坡、斯德哥爾摩或巴黎作出的裁決而言，香港裁決將會享有更優越的強制執行權利。對於中國參與方而言，香港也有明顯的吸引力，這不僅體現為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更是因為香港擁有無懈可擊的法治、處理案件時的辦事效率、可供選擇的多元化仲裁機構和仲裁規則，以及文化上的接近性。

• 管轄法律

中立的法律(例如，香港、英格蘭及威爾士或新加坡法律)可被選作管轄實體爭議的法律。在訂明香港作為仲裁地的同時，考慮選擇上述實體法也毫無問題。例如，一方可使用爭議解決條款訂明香港仲裁，同時選擇英格蘭及威爾士法律作為管轄法律…

請按此閱覽原文。

徐晏卓

中國成為亞洲乃至世界性大國已不再是一個有爭議性的議題。現有文獻充分討論了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政治影響力對亞洲乃至全球秩序的衝擊和影響。一些研究比較樂觀地認為中國的崛起代表著"非西方世界"對美國主導下以民主和市場為金科玉律的國際秩序的反思，以及國際秩序公平化的大趨勢。中國在亞洲的領導作用將促進地區主義為基礎的亞洲秩序的轉變。另外一些研究人員比較悲觀地強調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對於現有亞洲格局不可避免的挑戰和衝擊以及由此引發的安全危機和治理危機，挑戰了以美國為中心的同盟體制，以及亞洲海洋國家和半島國家佔據優勢的海權。也有更多的研究介於兩者之間認為中國的崛起並不會大幅度顛覆現有的亞洲秩序，而是為其注入新的元素， 未來中國將成為亞洲秩序中最核心的成員，但隨之而來的大國角色的調整和轉換，可能引發相當長時期的動盪和磨合。這些研究廣泛探討了中國對亞洲秩序未來發展三種趨勢(美國為中心的溫和霸權體制；亞洲新強權的出現和正在興起的次區域主義)的影響，並從中美和周邊國家的視角分別予以政策建議。這些文獻的共同點是明確了中國在未來亞洲秩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地位，以及隨著中國外交愈發"奮發有為"對亞洲秩序不可避免的衝擊和影響，但是對中國在未來區域秩序中位置的判斷往往基於中國的經濟和軍事能力，而直接推定中國擁有的經濟和軍事資源會轉化為中國對周邊亞洲國家的影響力，以實現中國在亞洲的利益訴求，比如正向地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或負向地在亞洲地區爭霸。但中國所擁有的政治資源、經濟實力和軍事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轉化為亞洲國家對中國崛起後亞洲秩序變化的認同，多大程度上可以協助中國完成其既定目標，又或者中國不斷增強的國家實力是否反而成為其對周邊國家影響力的負資產，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維度和答案。本文選取"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戰略與周邊國家對中國重回亞洲中心位置的亞洲新秩序認同為例，旨在評估中國將其不斷增長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轉化為影響力的能力，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

一、確定中國的影響能力

1. 理論框架

社會學者基斯特賴布(Keith Tribe)在解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關於權力的經典論述時提出"一個行為體的權力資源可能會被利用與轉化成利己成果，但未必能夠完全轉化或者完全得以利用"。他的論述抽象地指出了行為體實力與影響力之間存在的轉化以及不對等轉化關係。政治學者考克斯(Robert W. Cox)和雅各布森(Harold R. Jacobson)在其解讀國家國際影響力的著作中對於影響力的定義與社會學者看法相類似，認為影響力實際上是一種"實質"(actuality)，其大小取決於被影響者多大程度可為施加影響者改變自身的行為以服務於施加影響者的目標。該定義將影響力這一抽象的概念和其模糊的衡量標準具體化，實物化。在國家層面，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於1990年將"權力"的論述延伸，提出了被廣泛關注的"軟權力"概念。根據奈的定義，"軟權力"是"使其他人想要你想要的後果"的能力。具體而言，奈認為其所提出的"軟權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識形態或政治價值觀念感召力及塑造國際規則和決定政治議題的能力，但他沒有解釋清楚"軟權力"與其相對應的"硬權力"之間的界限以及兩者之間的轉化關係。國際關係學者吳翠玲(Evelyn Goh)在其國家影響力的文章中把"軟權力"與"硬權力"銜接起來，認為權力是一種資源，而影響力則是資源的運用。而在如何衡量一個國家的影響力方面，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理論學者鮑德溫(David Baldwin)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視角。他在其著作中指出，當前衡量國際權力關係最大的缺失在於沒有明確範圍、重要性以及其導向的結果，而是過分誇大了權力資源對這三者的轉換。相比於一般的財富和物質轉移，將權力資源轉化為影響力是間接的，也是不完全對等的。為了將權力資源的轉化具體化，鮑德溫在該文章中不僅指出了權力資源轉化為實際影響力的局限性，同時將實際影響力的衡量指標具體分為三個方面，即範圍、權重和主導性。

通過上述的文獻綜述可以得出以下幾個推論：首先國家影響力不等同於國家的重要性，衡量一個國家的影響力並不僅僅是該國的實力和國際存在(也就是鮑德溫提出的權重和範圍)，而且還應包括該國對於其他國家的吸引力，以及影響其他國家服務於本國戰略的能力(即鮑德溫提出的主導性)。第二，國家影響力不同於國家的實力，一個國家不斷增長的資源和能力並不一定會轉化為該國的影響力。不同國家的國家實力轉化成國家影響力的能力並不相同。國際社會中不乏以小搏大的案例。第三，國家影響力不同於國家能力(state power)(或國家影響能力)，國家能力強調的是施加影響國對於本國自然資源、工業能力、軍事準備等實力要素的使用和轉化，而國家影響力的衡量不僅取決於施加影響方，同樣需要關注被影響國家或地區。國家實力轉化為國家影響力的能力不僅與施加影響國的國家能力有關，而且與受影響國的既有利益和戰略息息相關。第四，一國對其他國家的影響是國家"硬權力"與"軟權力"綜合運用的結果，很難將兩者割裂。比如，經濟實力就是一個介於"硬"和"軟"之間的地帶。

因此，本文認為衡量一個國家對於某個地區的影響力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橫向和縱向分析。1) 施加影響國的戰略目標與受影響國家的利益關係：與本國利益無直接相關性；關係到本國的經濟福利；關係到本國的國家安全。2) 施加影響國自身的影響能力: 範圍；權重；主導性。3) 施加影響國家所願意投入的資源：威望資源；引導說服；威懾。由於同一國家在同一地區和同一時間段內的自身影響力相對比較固定，因此，第1和3項標準的六個影響因素更具變動性。理論上這六項標準可以導出9種組合，具體上實施方式和效果取決於施加影響國與受影響國雙方的意願和投入的資源。儘管很顯然，與受影響國家利益關聯度低或者利好的訴求，更容易實施成功，但這一理論框架依然可以驗證一下三點內容：1. 表面上看來在國際事務中，綜合性大國具有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優勢，可以使用讓利、施壓、威懾等方式促使中小國家服務於自身的戰略或利益，但反過來中小國家同樣具有相當的實力促進或者削弱大國所實施的戰略規劃。2. 施加影響國家投入資源的升級(從威望到威懾)是否意味著受影響國家更容易聽從或屈服？3. 哪些因素是國家影響力實施的關鍵。

2. 中國的國家影響能力解析

結合上文的理論框架分析，本文在衡量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中，首先需要從範圍、權重和主導性三個方面入手確定中國在該地區的能力。而後再根據中國在該地區欲施加影響力的意願和受影響國家的接受度，具體衡量中國將國家資源產出為國家影響力的能力。因此，在分析"一帶一路"戰略與中國形塑亞洲影響力這一案例之前，先要確定中國在亞洲地區所擁有的影響能力。在本文中，範圍指的是中國在亞洲國家存在的格局和延伸的觸角，權重指的是中國在亞洲國家存在的意義和重要性，而主導性則指的是大體上中國在亞洲國家存在的方式和引導亞洲國家服務於本國戰略規劃的能力。當然這三個指標本身頗具主觀性且在不斷變動中，但為了更好地解釋"一帶一路"戰略與亞洲國家對中國形塑亞洲秩序的接受度這個案例，本文則假定中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能力這一指標在此案例分析期間為固定的，由此為基礎進一步將關注點投入到施加影響國與受影響國雙方的意志和意願。

首先，在衡量中國在亞洲影響範圍方面，最先受關注的通常是中國在經濟領域的影響範圍。一般研究認為中國已經與周邊國家建立了緊密的經濟聯繫，這一聯繫改變了本區域的政治經濟格局。潘峰華等借助社會網絡分析工具得出結論認為，"中國與周邊國家存在不平等的經濟依賴度;貿易網絡存在較為明顯的核心—邊緣結構；中國在周邊貿易網絡中佔據主導地位，經濟影響力不斷上升"。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在亞洲地區經濟比重的攀升以及與周邊國家產業鏈的增強，其也在通過進一步推動亞洲國家間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強在本地區經濟引擎的地位和延伸在本地區的經濟觸角，比如加入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成立絲路基金，設立亞投行等。鐘騰飛在對比亞洲開發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於亞洲的定義後認為，隨著中國在亞洲經濟比重的增加和中日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亞洲地緣經濟的範圍也在不斷擴大，亞洲的定義不僅包括傳統的中亞、東亞、南亞、東南亞和西亞等五個區域，還包括太平洋國家，其概念更接近"亞洲─太平洋"。在安全領域，一般認為中國推動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是其超越"東亞中心"地緣區域認知的表現，此後中國開始積極推進與周邊國家的經濟紐帶，參與構建地區安全機制，全面規劃與構建以中國為中心的周邊區域。2015年美國在其海上戰略綱領性文件中首次提出"印度洋─亞洲─太平洋"地區概念，儘管這一概念隱含著美日地緣政治的觀念，旨在防止中國在印度洋拓展勢力，但反過來看這也反映了美國亞太同盟體系正以一種更廣闊的視角看待中國的周邊地區。總之，中國根據自身的實力和發展，在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逐步擴展了在亞洲地區的存在和影響範圍。

第二，在衡量權重方面，從經濟領域來看，亞洲國家與中國經濟的緊密聯繫不僅提高了中國在亞洲地區的經濟比重，同時也大幅增加了中國在亞洲國家的經濟重要性。外匯儲備、出口能力、吸引外資和國內市場等方面的優勢和中國製造、中國投資的突出表現也為中國在亞洲積累了大量的國際經濟影響能力。在外交政策領域，大部分中國學者都同意中國的聲音、意見和主張受到了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的重視，區域事務的處理與區域爭端的解決也離不開中國的態度和協助。此外，中國在亞洲區域組織和區域多邊會議中的角色和地位，比如近年來成功舉辦了APEC峰會、亞信峰會；通過瀾湄合作補充已有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推動成立亞投行等等，不僅提高了中國對亞洲事務的參與度，更有助於中國增強在亞洲的重要性。也有學者指出近年來中國提升了周邊國家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倡導命運共同體的外交理念意在為亞洲發展中國家謀利，為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發聲，這將增加了中國外交的權重。在軍事領域，由於中國奉行不結盟原則，未如美國一般向盟友提供安全保障或大量的軍事援助，也像俄羅斯一般向其他國家轉讓或出售大量軍備和技術，因此中國在軍事上對周邊國家的權重比較有限。在政治制度和文化領域，中國具有不同於西方的國內政治體制和傳統文化，其獨特的發展經驗和傳統文化智慧受到周邊國家的關注。近年來，中國還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強中國當代文化的"軟權力"，比如製作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在烏鎮召開世界互聯網大會等。但畢竟國際社會的話語權還掌握在西方國家手裡，中國的政治文化語境也不同於西方國家，因此，中國在這一領域的權重也比較有限。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中國在亞洲經濟、外交領域成績斐然，但對於受影響國家來說，經濟、外交與軍事、政治對該國的重要性顯然不同，大部分國家在兩者不得不進行取捨的時候，一般會傾向於後者。這就解釋了為何在中國已經成為大部分亞洲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的情況下，亞洲地區依然出現了"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二元格局。因此，經濟上的成就和指標可以充分反映中國經濟在亞洲的權重，但並不能簡單地將之聯繫成中國主導亞洲事務的能力，更不能直接推定為中國的國家影響力。此外，權重帶來的影響結果可以是正向，也可以是負向，比如有學者認為批評中國或者美國再平衡政策的制定也是中國國際影響度提升的體現。本文認為中國被批評是地區國家對中國外交和發展的重視，體現的是中國在亞洲的權重，而中國的影響力則應局限於事物朝著積極或者有利中國的方向發展。

第三，在主導性方面，一些學者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國內的外交和國民情緒開始彌漫著一種勝利主義的心態，不僅期望華盛頓包容中國的第二大國地位，而且希望隨著中國對外實力的增加，中國可以較嚴厲和更容易地處置圍繞中國的多個較小的麻煩製造者。但隨著中國的崛起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加深，這些預期並未在短期內得以實現。根據2015年國防白皮書，美國持續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日本大幅調整軍事安全政策；鄰國在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上向華挑戰；朝鮮半島局勢不穩定均對中國的周邊安全造成不利影響。這間接顯示了中國主導周邊安全局勢的能力有限。此外，一般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參與亞洲區域組織的議程設置能力依然較弱，甚至與印度和韓國等依然各有千秋，這與我國十四億人口基數和國家實力並不相符，且在國際輿論中的"軟權力"不足。

更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安全領域主導力的局限性也逐漸對中國的優勢經濟領域造成衝擊。近期，美國不僅加強與其盟友的聯繫，更主動與東盟國家建立夥伴關係，並推動了一系列區域合作機制試圖將中國排擠到區域治理之外，比如次湄公河倡議；美國-東盟峰會；TPP等。儘管在經濟領域中國倡導的是廣泛的貿易協定但還是有不少亞洲國家選擇加入高標準的TPP，這其中不僅包括相對發達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甚至還包括經濟實力相對較弱的越南、老撾、泰國和印度等國家。這些跡象顯示中國主導周邊國家的能力與國家實力不匹配，不僅在其權重較弱的軍事安全領域，甚至在其優勢的經濟領域仍然很難主導區域治理機制。

按照本文的分類將國家影響能力細化為範圍、權重和主導性三個方面，那麼中國在亞洲的影響範圍、權重與主導性之間；以及經濟、外交領域的影響力與政治、軍事、安全的影響力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目前，儘管中國的國家實力使得中國在亞洲的觸角延伸廣泛，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中國運用這一實力設置議程，影響亞洲國家的能力仍顯得不足。在這一綜合判定的基礎上，下文將以"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戰略與亞洲國家對中國重回亞洲中心位置的亞洲新秩序認可度為例，進一步分析在中國實力與亞洲影響能力不匹配的情況下，中國作為施加影響國家對亞洲受影響國家的影響力如何，並嘗試通過分析哪些因素會左右中國施加影響力。

二、"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戰略分析

確定中國在亞洲的影響能力後，這一部分將以"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為例，從中國的戰略目標、戰略手段與亞洲國家的利益關係兩個層面進一步分析中國的亞洲影響力。

1. "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戰略目標

2013年10月24日、2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此次會議是2006年以來我國首次召開的針對外交政策的重要會議，也是自1949年以來第一個針對周邊外交的座談會。這次會議距離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僅相隔一個多月時間，充分顯示了亞洲周邊國家在"一帶一路"這一中長期戰略中被提升到與大國同等甚至更重要的位置，可以說亞洲國家是 "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基礎和關鍵。中國對亞洲國家實施影響力的大小決定了"一帶一路"推進順利與否。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本文認為中國構想的亞洲秩序可以具體細化到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區域戰略目標的擴大與完善。對"一帶一路"這一歷史概念的傳承和超越顯示了中國在強盛時期不同於西方"霸道"的"王道"治理邏輯，在現今體現了中國重拾大國地位的宏偉戰略目標以及中國崛起後與周邊國家利益共贏的歷史經驗和外交政策良意。在歷史上"絲綢之路"商路以中國為中心向外輻射，不僅展開了沿線國家的商品貿易往來，同時也由沿線國家共同保障和維護商路通道的安全。而商路通道的拓展與延伸，與中國的自身的經濟繁榮和沿線國家的社會穩定密不可分。因此可以推論這一歷史概念的再演繹包括了兩個含義，即經濟範圍與運用經濟實力提升影響力。一方面，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經驗都集中在內部資源與內部經濟結構的調整，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經濟發展的範疇將擴大到對整個區域和經濟帶資源的整合和結構調整，這無疑將進一步提高中國在亞洲的影響範圍和權重。另一方面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與亞洲周邊國家的往來是以經濟為先導，外交也是以經濟合作的方式為主。在現有"一帶一路"戰略框架下，為了與周邊國家創造更為全面和平衡的交往模式，外交，安全和軟實力等因素並重提升到與經濟並重的位置。

第二，與亞洲國家關係的轉變。在前兩任政府執政過程中，中國的外交戰略更多的著眼於大國政治與全球視野，亞洲周邊國家相比較之下有些冷門。在"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下，亞洲周邊國家被置於與大國同樣重要位置，與大國的關係也被放置到亞洲地區內重新審視。比如，與日本、俄羅斯和印度的關係從以往的大國政治逐漸轉變成為在亞洲多邊框架下的區域關係，中國與這三國的政治經貿往來也在東盟+3，南亞區域合作聯盟，上海合作組織和東亞峰會等東亞，南亞和中亞的多邊框架下進行。

第三，重拾中國亞洲中心國家的位置。"一帶一路"戰略將中國置於亞洲泛區域關係的中心位置，但這一中心位置並非封閉和排他性的，相反中方的態度是開放和包容的。儘管美國和俄羅斯並不屬於亞洲國家，但中國認可與其在亞洲周邊地區共存的現實。中方一直倡導的"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正是為了避免"一帶一路"倡議淪為大國零和政治遊戲。外交部長王毅將其解釋為"以合作取代對抗，以共贏取代獨佔，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贏者通吃那一套"。

2. "一帶一路"的亞洲戰略環境

"一帶一路"戰略於2013年提出，經過2014年廣泛的宣傳到2015年已經進入實施階段。中國逐步推進"一帶一路"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對亞洲周邊國家和地區秩序造成了影響和衝擊。表一使用了ABS亞洲風向標第三波和第四波調查數據資料，用以分析中國實施"一帶一路"的亞洲戰略環境。ABS亞洲風向標第三波數據調查在2010-2012年間開展，而第四波數據調查則於2014-2016年開展，期間的民意動態變化恰好可以反映中國在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前後，亞洲國家的民意變化。根據表一的數據，亞洲國家普遍認為中國在亞洲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在未來十年最有希望成為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國家。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絕大多數亞洲國家民眾支持中國是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國家這一看法的比率有所提高。對比未來十年與現在，所有亞洲國家認為中國將成為最具影響力國家的比率都有明顯大幅提升。這一趨勢體現了中國在亞洲被廣泛認可的影響能力，且這一影響能力在"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後有了穩步的提升。而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亞洲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認為美國是亞洲最具影響力國家的比率與認為是中國的基本持平。這反映了亞洲國家對於中美在亞洲地區共存的認可，但與此同時他們並沒有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做出非此即彼地選擇。隨著時間的推移認為美國是最具影響力國家的比率開始降低。此外，亞洲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普遍認為中國對本地區和本國帶來了積極的影響。在"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後，亞洲國家認為中國對本國帶來積極影響的比率有所提升，而對本地區所帶來的積極影響比率反而有所下降。這幾組數據的比率和趨勢顯示，亞洲國家對"一帶一路"戰略基本持積極的態度，認可其對本國的積極影響卻對本地區積極影響存疑，反映了亞洲國家不願錯過”一帶一路“戰略對本國經濟帶來的機會同時也對這一戰略對本地區格局帶來的影響在安全上表示擔憂。也就是說在短期內，"一帶一路"戰略並不能很快的改善目前亞洲"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的二元格局。然而儘管當前亞洲國家更傾向於處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但在中長期看來，亞洲國家一般認為中國有希望取代美國成為本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國家，而美國的影響力隨之下降。這也意味著"一帶一路"戰略在中長期看來有可能有助於中國形塑以中國為中心國家的亞洲秩序。

3. "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戰略手段分析

"一帶一路"戰略在形塑中國為中心亞洲秩序的過程中所使用的戰略手段可以分為三個層面：歷史概念的傳承；國內外的連接以及大國關係的博弈。歷史概念的傳承主要使用威望的戰略手段；國內外的連接主要使用經濟引導的戰略手段；而與大國關係的博弈主要使用的仍是引導，並逐步升級到主動防衛，但並未完全使用威懾的戰略手段。這個三個層面被亞洲國家的接受程度決定了中國亞洲影響力-主導性方面的能力。下文將從這三個方面入手分析這三方面戰略手段實施與受影響國家的接受度。

首先，"一帶一路"是一個歷史概念，很多學者認為重提這一概念蘊含了中華文明歷史上王道思想超越西方現代國際秩序維度的"軟權力"。根據表一的數據，與中華文化更接近的國家，比如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和韓國，以及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馬來西亞對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以及中國對本地區的積極作用更為認可和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與中華文化圈文化距離較遠的國家，比如菲律賓和緬甸等國對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和對亞洲的積極作用認可度較低。這一文化背景下的數據差異顯示亞洲國家對歷史概念的解讀與中方不盡相同。部分亞洲國家擔心“一帶一路”戰略下的亞洲秩序是中國意在恢復華夷秩序，本國恐淪為藩屬國的地位。此外，歷史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時期，是一個強大、先進、統一的中國與一個相對落後無序的亞洲，而當前"一帶一路"戰略的背景卻是一個正在崛起過程中的中國與一個文化身份認同各異，歷史問題仍未妥善解決的亞洲。因此，使用這一歷史概念形塑亞洲秩序需要處理的不僅是經濟領域與亞洲國家的聯動，更重要的是增強亞洲國家對中華文化圈和歷史史觀的認可和認同。

第二，"一帶一路"戰略是以中國為起點向多個方向延伸連接歐亞沿線國家。根據表一數據，亞洲國家在"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後更為認可中國對本國的積極影響，但對中國對本地區的積極影響認可度有所下降。這從另外一個方面驗證了很多學者提出的亞洲經濟安全二元格局現象。從對本國積極影響度的數據來看，經濟發展預期較好的國家，比如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對中國對本國經濟影響的看法比較積極，而相反經濟發展預期較差的國家和地區，比如菲律賓、蒙古和台灣地區對中國對本國經濟影響的看法比較消極。這一數據趨勢隱含著一個潛在的問題，儘管亞洲國家普遍認可"一帶一路"戰略為本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但對本國經濟消極的看法也與中國綁定在一起使得中國很容易成為亞洲國家國內經濟問題的"替罪羊"。

第三，與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不同，亞洲不再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相反它已經與全球體系緊密的連接在一起。儘管"一帶一路"戰略所形塑的亞洲秩序是一個開放、包容的亞洲，且尊重傳統域外大國，包括美國和俄羅斯在這一區域的存在和地位，但與中國的互聯互通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或削弱了部分國家與域外大國固有的連接方式和聯繫緊密度。表一的數據顯示在"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後，亞洲國家對中國對本國的積極影響度有所提升，而對本地區的積極影響看法有所下降，同時反映了亞洲對中國作為亞洲中心國家所產生的風險存在一定擔憂。也就是說儘管亞洲國家對與中國戰略對接有信心，對中國對本國的積極作用認可，但對與中國一道分擔亞洲區域風險的模式存在疑慮，對中美在亞洲共存持懷疑態度。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戰略資源投入的升級，比如在南海問題中從以往的經濟合作擴大到加強區域防衛，並沒有帶來主導這一事務能力的增加。不僅一些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借助大國之間的博弈試圖以小搏大，一些與中國沒有太多安全利益衝突的國家也隨著中國戰略資源投入的升級對中國主導區域秩序產生消極看法。從表一數據來看，東南亞國家中，不僅在領土爭端問題上態度強硬的菲律賓和越南不認可中國對亞洲的積極作用，與中國沒有領土爭端的新加坡、泰國和柬埔寨在2014年以來認可中國對亞洲積極作用的比率也有所下降。

三、中國對亞洲影響力評述

中外學者的分析和民意調查數據均顯示中國在亞洲具有相當的影響能力，但這一影響能力往往集中在影響範圍與權重上，在主導性方面中國影響亞洲的能力比較有限。且中國在經濟領域和外交領域的影響能力較強，而在政治文化和軍事領域的影響能力較弱。在評述"一帶一路"戰略形塑亞洲秩序這一案例上，儘管在該戰略提出後中國的影響能力得到穩步增強，但在影響範圍、權重和主導性之間影響能力的不平衡與經濟、外交和政治、軍事影響能力的不平衡表現尤為突出。因為，在分析"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過程中，衡量中國亞洲影響能力的參照對象是美國，而不是中國過去的狀況或者其他亞洲中等強國。這勢必對崛起中的中國的國家影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別是近年來美國在亞太的防衛心理越發嚴重，認為中國在亞洲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的正當行為是"強硬"和"挑釁"，通過其軍事和政治話語權的優勢，在亞洲國家取得了相當的影響力，削弱了中國憑藉自身實力解決亞洲事務的能力。但衡量中國亞洲影響力不單單是中美影響能力的比拼，而是對現有資源實力運用的能力的分析。因此，以案例為基礎衡量中國國家影響力不僅需要評估中國的國家影響能力，而且要分析受影響國家的態度以及中國為實現戰略目標所投入的資源和手段。

對於除了大國盟友之外的大部分亞洲國家來說，作為一個自主的國家行為體，其決策是基於各自國家利益權衡後的舉措，而不是遵循中美任何一方的態度。這表現在對於與亞洲國家利益相對較為無關的議題，比如中國的內政問題，這些國家往往尊重中國的態度和立場。這樣的尊重和支持與中國的國家實力運用並沒有太大的關聯，因為在中國尚未崛起的時候，亞洲國家也一貫尊重中國在內政問題上的主張和立場。也就是說在中國與美國在影響能力仍有差距的前提下，增強亞洲影響力的關鍵並不在於中美短期影響能力差距的縮小，而在於亞洲受影響國家的態度。就目前的數據調查結果看，中國國家實力增強後，亞洲國家普遍樂於借助中方提供的發展機會，對"一帶一路"帶來的經濟合作普遍表示歡迎。但在涉及本國政治和安全利益的問題上，這些國家並沒有因為中國實力的增強，而在一些與中國有安全利益衝突的問題上有所收斂，相反一些中小國家反而表現出了更強硬的態度。如果說菲律賓等盟友國家強硬的態度是美國圍堵中國縱容亞洲中小國家的結果，那麼一些原本較為溫和國家的強硬態度則反映了中國對亞洲國家政治安全影響力的不足，缺乏安全議題的議程設置能力和運用實力服務於自身安全利益的能力。

針對中國實力與亞洲影響力不平衡的現象，中國在實施"一帶一路"過程中採取了增加威望，說服引導到主動防衛的戰略手段。在穩步增加中國影響範圍和權重的基礎上，其"王道思想"的治理思維對於距離儒家文化圈文化距離較近的國家產生一定影響力，但對於那些距離儒家文化圈文化距離較遠或者一直試圖擺脫儒家影響的國家並未有足夠的說服力。引導經濟合作共贏的戰略手段對於經濟發展預期較好的國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作用，但容易被一些經濟衰退的國家當作國內經濟的"替罪羊"。其使用介於引導與威懾之間的主動防衛戰略手段，並未隨著中國戰略手段的升級而產生相應的影響力，相反應該警惕這一戰略手段所產生的副作用。

請按此閱覽原文。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中國企業融資部主管 黃耀和

在數個世紀前，絲綢之路曾是橫跨古代中國與歐亞各國間通商經貿的重要橋樑；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往東南亞進行國事訪問，為這條舉足輕重的經濟走廊賦予了全新的責任。這條現代絲綢之路是「一帶一路」戰略中的重要一環，旨在重塑歐亞大陸經濟格局，加強新興市場的商業合作與貿易往來。

「一帶一路」由「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組成，這兩條「絲綢之路」將推動中國與亞歐鄰國之間的互信，促進雙方的經貿合作。

「一帶一路」提出後，一連串的發展項目相繼實行。其中，位於「一帶一路」戰略中心地帶的陝西省，是推動貿易及促進文化交流的關鍵中樞。該省率先制定基於原產地證書的免稅政策，減免了生產於或出口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商品海關關稅。

除政策支持外，財政支持也隨即到位。2014年，中國投入400億美元成立絲綢之路基金，用於對「一帶一路」項目的投資。次年，中國再斥資400億美元於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各國開展的基建項目提供資金援助。在「一帶一路」戰略誕生至今的四年中，中國積極開展多項發展項目，其中包括總長420公里的中國老撾鐵路，以及耗資14億美元的斯里蘭卡港口城項目。

中國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引領下迅速發展的同時，外界對戰略背後的真正目標表示質疑，指「一帶一路」不過是中國為求擴張自身領導力的政治手段及地緣政治產物。然而，此等指責卻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近期新聞大相徑庭。

簡而言之，「一帶一路」並非外媒所指的政治工具，而是一個吸引各國共同參與、共同獲利的貿易平台。「一帶一路」的長期目標是開拓更多貿易往來，增加與其他國家的聯繫，促進文化交流。

2017年4月，一輛載滿30多個集裝箱的貨運列車，將英國製造的產品從倫敦送往中國義烏。鐵路為過往高昂的空運費用及耗時的海路運輸提供折衷的形式，有助英國拓展貿易網絡，這將對兩年內正式脫歐後的英國經濟起到至關重要的支持作用。

「一帶一路」戰略在促進沿線各國雙邊貿易合作的同時，也改變了亞洲的政治局勢。今年4月，印度政府再為孟加拉國提供高額貸款── 一筆高達50億美元的低息貸款，用作建設國防及重點基建項目。事實上，印度一直致力投資其基建項目，在中國宣佈「一帶一路」戰略後，印度的競爭力更大幅提升。至今，印度已為孟加拉17個基建工程提供資金援助，項目涉及新機場和高速鐵路的建設。「一帶一路」的發展也促使印度表明其與地域大國競爭的膽識，以及在當今亞洲經濟局勢下爭取話事權的決心。

最重要的是，「一帶一路」的核心目標並非僅僅是基礎建設項目，亦非一個純粹的投資平台。政策的另一重點是把中國古典文學傳播海外，儘管工作目前仍在起步階段，但自2014年絲綢書香項目成立以來，中國已與斯里蘭卡等地建立了雙邊古典文學互譯的合作關係。加上中國正向190多個國家出口古典名著，可望將中國文化在「一帶一路」沿路各國廣泛傳播，也帶領亞洲各國間的文化交流更上一層樓。

在此基礎上，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將在「一帶一路」戰略中扮演「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地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與多條國際貨運航線的中心，香港將充分利用其「一國兩制」的政治特色，積極輔助中國開拓商機，並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香港連續22年榮獲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殊榮，在資本市場累積了大量投資經驗，也將為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起重要的參考作用。而不容忽視的是，香港在過去二十年來，一直維持中西文化薈萃的獨特文化環境，其成功的城市管理方式可為未來將中國文化融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工作作為借鏡。

長遠來看，「一帶一路」的發展前景非常樂觀。由於醫院規模日益強大，醫療業務有望持續增長；國內對電力需求日增，亦將加速能源業發展。而發展潛力最大的則是鐵路建設業。當中旨在聯結亞歐的鐵路系統，將大大縮減中國與歐洲消費者市場的貨運時間。從較宏觀的經濟角度而言，企業並購基礎設施的市場將有所回暖。儘管增速放緩，但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九大」的影響下，可望成熟穩健的中國經濟將有助促進「一帶一路」市場實現更高風險但更高回報的可持續增長。

原文刊載於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2017年5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城大商學院》雜誌總編輯高賢思

梁日昌是香港鞋業總會會長，也是城大商學院工商管理博士生。梁先生此前榮獲2016年度倫敦GG2領袖人物大獎頒發的年度企業家獎。他投身製鞋業多年，先後在廣東和埃塞俄比亞開設廠房，他的創業故事同時反映出製造業遷離中國的現況。訪談中，梁先生分享了他在埃塞俄比亞開辦鞋廠的故事。

起初，這裡有些習俗是我完全無法理解的。」梁日昌娓娓道來。

他的工人曾經跟他說，「如果今晚沒月亮，我們就明天見。但是如果新月冒出來了，我們就不能來。」

如果碰上在這個時間你剛好要趕上在週末前生產二百雙高級品牌皮鞋並將之托運到米蘭去，那埃塞俄比亞看起來真不是開拓事業的好地方了。

「於是那天晚上，」梁繼續回憶道，「我就走出屋外看，沒有新月。我心想太好了，送米蘭的鞋沒問題了！但第二天當我回到工廠，卻發覺那裡一個人也沒有。」

「我問，人都在哪兒？他們告訴我說有人看到了新月，不過並非在埃塞俄比亞，而是在麥加。我說你是怎麼知道的？他們說，哦，人人都是這麼告訴我們的。」

埃塞俄比亞歡迎你！工人要慶祝下周即將到來的開齋節，米蘭的時尚皮鞋只好等著。哪止這些，其他問題還陸續有來。

「齋戒期對我們的影響非常之大。在日出之後、日落之前回教徒都不能進食，可是在齋月裡我們的工廠仍維持生產，上班時會有人累得昏倒。剛開始時，我們都不知所措，現在我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於是設立了一間工人休息室，讓他們累了可以歇一會。」

世界工廠

相比他在東莞那些令人信賴的工廠，這裡實在是相去甚遠。

九十年代初，梁的事業剛起步，那時的東莞是世界工廠。從冷氣機到真空保鮮袋，全都是在東莞生產的。而重工業則開設在大城市裡，像船舶和汽車行業就在上海。中國一個國家，彷彿包攬了所有東西的製造。

可是投資環境出現變化了。工人工資上漲，地價也大幅攀升。於是，製造商開始物色其他地方。

「每個行業都會遷往最好的地方去尋求發展。製衣業是最先撤離的，帶扣等配件很容易進口，而且製衣業不需要很強的配套行業去支援，所以他們嘗試把生產搬到別的地方，斯里蘭卡、越南、馬來西亞都試過，現在是緬甸。」

玩具行業則稍為複雜，它結合了注塑、模具製造和電子等工序。「一般而言，它的前期工序仍然留在國內，但基本上大部分的生產程序已被遷往印尼。」

電子行業的生態系統更龐大，這包括了零部件製造、電路板印刷、注塑模具製造等行業。如果牽涉到同時搬遷兩至三家專業工廠，事情就會複雜得多。所以大量的高端製造，特別是那些較易於實現自動化以節省勞動力的行業，目前仍然還留在中國生產。

進入埃塞俄比亞

「我有個義大利合夥人，他有一天跟我說，想到埃塞俄比亞去採購皮革。從那天開始足有兩年之久， 他不停地跟我嘮叨，叫我跟他一起去，最後我只好去了。」

「埃塞俄比亞給我的第一印象非常正面。」梁憶述說。

「當地人樂天開懷，讓我大感意外，要知道過去二三十年來，他們飽受戰亂之苦。他們擁有的東西不多，當時那裡連手機也沒有。」

「我在埃塞俄比亞的第一宗生意是在那裡購買皮革，這樣可以與當地建立聯繫。之後我給那裡的國營鞋廠下過幾張生產加工的訂單。他們的手藝蠻不錯的，我們也感到滿意。積累了兩年經驗之後，我們決定在那裡開設自己的工廠。」

物流

埃塞俄比亞是內陸國家，所以運輸物流是個大挑戰。

「從中國運過來的機器設備，共花了六個月才抵步。先是經過海路到達吉布地港，然後經陸路到達阿的斯阿貝巴。當時的吉布地港的港口設施管理，還未達到國際標準。」

「現在好多了，全程只需要35天，吉布地到阿的斯阿貝巴之間新開通的鐵路線，讓跨境運輸大為改善。」

原材料和零件供應對交貨期影響重大，是非常關鍵的一環。所以，梁先生已在當地建立起一套海運、空運相結合的混合方案。

生產製造

在非洲開設工場也是個挑戰，遠不像在國內，對很多事情能夠掌握預見。

「中國從前是個成熟的農業社會，依照季節變換耕作，我們亦有共同的文化傳統。在中國，因農曆新年所造成的生產停頓是最長的，雖然官方假期只有三天，但工人一般都休假兩周，這是可以理解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準確地瞭解工人何時離開、何時回來。這些都已成慣例。」

而在埃塞俄比亞，調整和適應還是花了不少時間。

「他們的新年在九月。官方假期是一天，實際上卻延長至一周。此外，這裡的兩個主要族群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但彼此都過對方的節日，所以生產製造的日程編排就更加困難。」

工作心態

過去，埃塞俄比亞部分地區是遊牧社會，人們要調整心態、生活節奏去適應工廠工作要求，過程也是頗費周折的。

「放牧的人把牲畜趕到山坡上吃草，自己只要坐在樹蔭下，看著牲口就行。上山這段路、坐在樹蔭裡看牲口，對他們來說都是工作。他們覺得這就是工作──幹活不幹活，也是工作。」

「就這樣他們進了工廠。動也罷、不動也罷，做也罷、不做也罷，在他們看來都是在工作。這就是他們最初的心態，得花點時間才能改變。」

時間也是另一個問題。幾乎所有埃塞俄比亞人用的都是一套十二小時製的計時法，一個週期從1點到12點由黎明開始到黃昏結束，另一個就是從黃昏到黎明。

「日出起床，日落回家。『加班』的概念讓他們困惑不已，他們是真的不理解加班這回事！」

智能手機來了

但變化來得很快。最近三到四年，來自中國的年輕企業家把智能手機的製造帶進了埃塞俄比亞。「中國的年輕人非常進取，什麼都想嘗試一下。」梁說。

「他們購入機器，然後運到阿的斯阿貝巴，組成一條生產線。這是套老舊的、勞動密集型技術，但他們買得便宜，用來製造適合當地市場的智能手機。」

結果是，移動電話的使用率在埃塞俄比亞騰飛了。

「他們的手機售價大概相等於當地的半個月工資。」按照梁的說法，智能手機就彷如特洛伊木馬，攻進了埃塞俄比亞人的心：「當他們開始使用手機，他們就變得現代得多了，因為想要更多的東西，所以就願意工作時間更長一些。簡簡單單的一部手機，帶來的是巨大改變。現在他們對加班絲毫也不介懷！拿到工資後，他們會盡情享受。」

埃塞俄比亞製造

「剛剛在埃塞俄比亞投產的時候，我沒有想過客戶會抗拒『埃塞俄比亞製造』。起初三年，買家給我的訂單很少。他們翻來覆去地檢查產品，不想冒風險。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他們希望買到的鞋，品質能有保證，不會出什麼問題。」

時移世易，現在梁在埃塞俄比亞生產的鞋比在廣東的還要多30%。

「短線產品還是在廣東生產為佳，但2萬以上的量產就可以放到埃塞俄比亞去了。」

這樣的生產分配是他的策略部署。他解釋道：「在阿的斯阿貝巴，新鞋款初投入生產時效率偏低，一個新款大約需要一周之後始能趕上正常進度。」

關係緊張

埃塞俄比亞是聯邦制政府，有別於中國那樣的中央集權制。阿的斯阿貝巴的人口雖有300多萬，城市的規模還是相對較小。過去十年間，中國公司修建了大量道路，現在城市正向周邊地區擴展。但這也引發了不少問題。

「我在兩個地方設有工廠，其中一個離機場非常近，另一個則需大約1小時40分鐘的車程。但六個月前，一條新開通的公路將時間縮短到30分鐘。政府希望擴大首都的面積，獲得更多土地，建造更多公共房屋。由於道路通暢，地價也變得越來越高。市政府與省級和村級領導之間的關係一直緊張，最終導致罷工。聯邦政府與省政府觀點相左，部份省份希望增加自己在國會裡的議席。」

「罷工期間，我從中國請來的管工很擔心他們的自身安全，但我們的工人擔保說，他們罷工只不過是要在村長與市政府的抗爭中，表達對村長的支持而已。」

非洲的工作機會

梁日昌近日在倫敦榮獲2016年度GG2領導人物大獎之年度企業家大獎。

「我在埃塞俄比亞的工作與英國的脫歐考量頗有關係。我對評委們說，要應對歐洲難民危機，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幫助像埃塞俄比亞和敘利亞這樣的非洲和中東國家發展自身經濟，而並非聚焦於如何阻止難民跨越地中海。」

「有些埃塞俄比亞人甚至考慮坐小船到土耳其。我在盡力幫助他們把家園建設得更好，創造更多工作機會。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我奪得這個大獎，恰恰是回應了英國在脫歐公投中所關注的移民和難民問題。」

每年九月到十二月，是趕製美國春季市場訂單的製造高峰期，梁在埃塞俄比亞僱用的當地工人多達1700人，還未算上30多名中國管工。今後，他有計劃把業務擴展到埃塞俄比亞的鄰近國家嗎？

「作為一家中小企業，我不可能把攤子鋪得太大。如果能在埃塞俄比亞做好，對我就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工商管理博士課程

這些日子，每個月梁日昌都要在香港、阿的斯阿貝巴和倫敦的家之間穿梭往來，因為他在忙碌的工作之中，報名參加了城大商學院的工商管理博士課程。他的博士論文順理成章地以埃塞俄比亞為主題，研究為何發展中國家雖然擁有豐富的原材料和低成本勞動力，但所獲的外國直接投資卻很少。

「埃塞俄比亞的主要問題是資源和物流，所以依賴理論 (Dependency Theory)非常適用，還有就是如何整合所有資源，以建立成功的業務。」

為了追隨自己的願景，梁正在努力跨越文化和地理上的距離。工作概念與守時觀念、基礎設施與物流，凡此種種的差異，再加上政治的不穩定性，為他帶來充滿挑戰的人生。正如梁自己所說：「工商管理博士課程所討論的，件件都是我在埃塞俄比亞遇到的煩惱事！」

原文刊載於城大商學院《CITY BUSINESS Magazine (2017春季)》，請按此閱覽原文。

《中美聚焦│文摘》主編張平

在中國看來，習近平主席和唐納德特朗普總統4月在佛羅里達會晤後，中美關係的基礎更加穩固了。這一峰會的成果之一"百日行動計劃"已收穫早期成果，驅散了貿易戰擔憂。儘管當初奧巴馬政府對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態度冷淡，但特朗普派出了一名高級顧問前往北京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為避免朝鮮半島事態失控，北京和華盛頓的合作比以往更為緊密。

中美雙邊關係中小波折依然存在：5月美國海軍"杜威"號驅逐艦在南海執行了"例行"航行自由行動，這是特朗普上台後首次；同一個月內，中國戰機兩次升空在中國沿海攔截美國飛機；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雖然被擱置，但依然存在不確定性。

兩國媒體、政界、智庫以及公眾都在頻繁談論這樣一個前景：更加自信的中國將填補美國總統特朗普政策倡議造成的全球領導力真空。

特朗普入主白宮後，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提出"美國優先"、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這些似乎都指向一個更加孤立主義的美國。一些人似乎已轉向中國，希望中國能採取行動成為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守護者，以及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啦啦隊長。

這種希望和期待多少有被誇大之嫌。中國有自己的目標：推動經濟增長，管理一系列國內優先事項，包括減少貧困以及實施對其經濟有直接影響的"一帶一路"地區基礎設施計劃。中國的全球角色雖然日益重要，但仍將受制於其能力，並需要與國內優先事項協調。

目前來看，沒有跡象顯示中國準備在管理雙邊關係和全球議題上衝撞美國。相反，中國似乎願意遵守現有國際治理架構的既定規則。諸如"一帶一路"這樣的中國倡議旨在改善全球制度、發掘新機遇。我們的特約撰稿人包道格和陳懋修認為，在國際秩序的諸多方面，中國大體上是一個規則接受者而非規則制定者。

本期的重點評論是關於"一帶一路"倡議。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陳東曉參加了5月13-14日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他呼籲在執行這一倡議時應加強預期管理，培養集體認同感。保羅塞達禮和齊思源認為，這一倡議可以被視為是崛起中的"以中國為中心"的"絲路體系"的一部分，和美國打造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是共生關係。

本期文摘的另一主題是中美百日貿易談判。何偉文認為，"早期收穫"值得稱讚。但他進一步指出在百日行動計劃之外，高科技、能源、鋼鐵，以及基礎設施融資也存在潛力巨大的合作機遇。克里斯托麥克納利分析了中美貿易談判的交易性策略，認為這一策略將導致僵局。

原文刊載於《中美聚焦│文摘》2017年6月號總第一期，請按此閱覽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