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地

Country Region

2015年9月,英中貿易協會與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聯合發表一份新報告,全面探討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鴻圖大計。該報告旨在為英國公司提供實用指南,以便發掘「一帶一路」商機。報告分為多個章節,內容簡明扼要,涉及7個主要領域及13個主要地區,幫助有關公司瞭解所屬行業可以把握的機遇,以及應該如何作出部署。

英國駐華大使吳百納(Barbara Woodward):

「英國公司應可擔當重要角色.....新市場將打開大門,而新供應鏈將改變全球貨物運輸的途徑。」

詳情參見:www.cbbc.org/sectors/one-belt,-one-road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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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華永道中國

主要發現匯總

  • 自2014年以來,中國大陸企業在醫藥領域的海外投資呈大幅增長態勢,交易量上升6倍多,交易金額複合年增長率高達85%,於2017年上半年達43.53億美元(約289.5億元人民幣)。造成該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國內並購交易市場火熱導致優質標的數量減少但估值升高,因此國內企業紛紛將目光投向海外,尋求估值合理的收購標的;另一方面是人民幣近年來面臨貶值壓力,驅使國內企業選擇收購海外資產。
  • 民營企業主導海外醫藥並購市場,近三年來交易總額高達國有企業的21倍。該現象與我國政府大力鼓勵社會辦醫,促使民營企業在醫療健康市場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相一致。
  • 具體至行業方面,較醫療器械產業而言,國內企業更多地選擇在生物製藥產業進行海外投機交易。但無論哪個細分產業,國內企業從事海外投資的主要目的是將海外的優質醫療資源或業務模式引進國內,加速其國內醫療健康業務戰略佈局,同時將收購的作為海外開拓市場的平台。
  • 在投資地區方面,中國企業依然傾向於在歐美發達國家和地區投資大健康產業,原因主要是這些國家和地區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醫藥科技、平台和品牌,並有巨大而成熟的消費者市場。
  • 相較於國內企業並購而言,海外企業來華開展醫藥領域投資的交易數量及金額都小得多,顯示目前在醫藥投資領域,更多是我國企業"走出去",而非將海外資源"引進來",主要原因是國內醫藥企業的研發能力尚存較大提升空間。


未來展望

  • 中央政府於2017年8月發佈《關於進一步引導和規範境外投資方向指導意見的通知》,明確表示要"重點推進有利於'一帶一路'建設和周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境外投資","加強與境外高新技術和先進製造業企業的投資合作,鼓勵在境外設立研發中心",均為國內企業參與海外醫藥領域投資交易,尤其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提供良好政策基礎。因此,國內企業出境開展醫藥領域投資交易的勢頭預計將繼續增長。
  • 受"一帶一路"戰略的影響,亞太區有望成為中國投資者日漸關注的新興投資目的地。同時,在歐美國家和地區,國內投資者特別是民營企業,可能在海外投資面臨更大的壓力及挑戰。例如,在收購高科技等敏感行業方面,2016年2月,出於對美國當局的監管壓力,美國某半導體生產企業就拒絕了華潤集團旗下公司價價值26億美元的收購邀約。
  • 同時,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持續推進,將可能有越來越多的海外投資者來華投資醫藥領域,尤其是促進國內養老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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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 CITY BUSINESS Magazine

沉寂百年之後,曾經的中亞通衢今天再次華麗登臨歷史的舞台。就此,城大商學院雜誌編緝Eric Collins探幽索隱古代絲綢之路的緣起,並追尋二十一世紀新絲綢之路的深意所在。

逶迤崎嶇的絲綢之路,發端古遠,綿延至今。自中國而起,穿越塔克拉瑪幹沙漠到達驛路的中心點撒馬爾罕,再經中亞細亞大草原,抵地中海之濱而迄,悠長的絲綢之路無疑是當今世界全球化的開山鼻祖。馱滿香料、絲綢、香水和寶石的駱駝隊在中國和歐洲之間冉冉穿行,引發幾許浪漫遐思。然而,這究竟是一條怎樣的通道?何人何物循何路何往?流通其上的僅止於商品貨物,抑或也盛載着文化和思想的遷移?史上絲路之意蘊幾許深長?與當今中國發展政策「一帶一路」之間又有何聯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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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明昊 (中國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美國的主要智庫開始真正把“一帶一路”當回事了。近日,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合作舉辦了有關“一帶一路”和中美關係的研討會。CSIS還展開了“重新連接亞洲研究計劃”。布魯金斯學會、美國進步中心、全國亞洲研究局(NBR)等機構學者也開始了對“一帶一路”的研究,甚至設立了專門的研究項目。

近年來,美國對中國倡議的“過度反應”給中美關係發展帶來了阻礙。實際上,華盛頓原本可以有更適當和更聰明的回應方式。對於總部位於北京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美國政府以達不到管理和貸款方面的“全球最高標準”等為借口,費勁地勸說歐洲盟友不要加入這一機制,但最終英國、德國、法國等不顧美國阻力選擇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

對此,曾供職於世界銀行的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稱,美國真正擔心的是中國建立的機制會削弱美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英國決定加入亞投行堪稱對美國的可貴衝擊。沃爾夫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是有益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世界需要新的機制,不會僅僅因為美國不參與就停止前進。

4月13日,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華盛頓與世界銀行行長金墉簽署了雙方首份聯合融資框架協議。這份協議可以讓這兩個機構共同資助開發項目,標誌着兩家國際機構在應對世界巨大的基礎設施需求方面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此前,亞投行還與美國和日本主導的亞開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以及英國國際發展部達成合作共識,共同為項目融資。亞投行預計今年將批准約12億美元融資,包括支持修建在中亞和巴基斯坦的交通道路。

亞投行更多的是對北京的考驗而不是針對美國的所謂勝利。這是中國人首次嘗試在國際發展領域提供公共產品,表明了中國對全球治理中多邊主義的積極擁抱。中國領導人有充分的動機,支持亞投行以符合“精干、廉潔、綠色”原則的方式發展。亞投行被期待能更有效率,不容忍腐敗和促進可持續發展。尤其是,亞投行希望在其註冊資本達到與世界銀行同等規模時,僱員僅為後者的三分之一。

未來十年全球基礎設施融資需求高達10萬億美元,亞投行與世行、亞開行等多邊開發機構擁有廣闊的合作空間,並不存在競爭。金立群多次強調,美國公司不會被排除在亞投行業務範圍之外。曾經在世界銀行任職近30年的美國律師娜塔莉.利希籐斯坦很早就被熱情地聘請為亞投行的顧問。亞投行重視的是人才資質和能力,而非這個人持哪國護照。

在“一帶一路”方面,北京對美國也保持著開放的態度。2015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期間,明確表示歡迎美國參與到“一帶一路”的合作中來。

為了促進阿富汗經濟發展以及中亞和南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美國在2011年提出“新絲綢之路”計劃。到了2014年,“新絲綢之路”計劃進一步聚焦四個主要領域,即發展地區能源市場、促進貿易和交通、提升海關和邊境管控、加強商業和人員聯繫。這與中國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目標非常相近,兩者存在相互對接的可能性。

事實上,中美近年已經在阿富汗事務上進行了開拓性的合作,現在需要大膽地再向前一步。雙方可以共同支持電網等基礎設施建設、升級邊境設施、推動過境貿易協定談判等。中美還可以在“中亞地區經濟合作”(CAREC)等多邊框架下開展合作。去年6月,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與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官員就如何使“新絲綢之路”計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互為補充展開商討。

北京並不奢望奧巴馬政府會熱情支持“一帶一路”,但希望美國方面認真地對待中美構建全球發展伙伴關係的巨大潛力。“一帶一路”為此提供了一個窗口。美國不應對中國提出的任何倡議都過度反應,它們並非零和遊戲。正如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何漢里所言,一個更成功和自信的美國應該更冷靜地面對中國的崛起,在國際發展領域,華盛頓不必緊張,它應當有信心採取另一種態度─讓中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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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企業網絡組織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或英文簡稱「OBOR」倡議)已成為當今中國在全球經濟中角色的最為熱門的話題之一。經濟學人企業網絡組織撰寫出版的《「一帶一路」: 經濟版圖》─文旨在深化這一課題的研究,啟發各方深入思考並探討「一帶一路」戰略的影響。為此,報告對「一帶一路」倡議涉及的七個重要地區和國家─非洲、中亞、東歐、中東、俄羅斯、南亞和東南亞─的相關情況做了分析介紹。

由於「一帶一路」戰略尤為重視基礎設施的開發和建設,因此在地區分析章節中列舉了各地區相關基礎設施項目,其目的並不在於全面介紹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狀況,而在於通過典型個案揭示相關地區基礎設施開發活動的特點。為確保所提供數據的透明度和可核實性,經濟學人企業網絡組織採用了世界銀行、InfraPPP、CG/LA Infrastructure《戰略100強:2016年全球基礎設施報告》等公開來源提供的數據,數據和相關信息的截止時間為2016年2-3月。地區分析章節中還對區內國家的基礎設施需求做了概述,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介紹了「一帶一路」重要項目的進展、成果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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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年開端在「兩會」。中國發展受舉世關注,一年一度的「兩會」則已成為世界觀察中國的重要窗口。今年「兩會」,更加象徵着「十三五」規劃的開展。趁此時刻,分析其中內容,將有助香港企業早着先機。

竇樹華: 凝聚共識有利建設小康社會

對剛閉幕的「兩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竇樹華予以甚高評價。他認為今年的「兩會」為做好2016年工作準備部署,同時有助凝聚大眾的智慧和力量,以便「十三五」開局更為順暢。大會期間,代表們訂立了新發展理念,集思廣益以解決問題。「兩會」期間的積極作風傳播到社會上,將更有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更有效凝聚廣泛共識。

「兩會」成效卓著

竇樹華指出,「兩會」對國家及大眾的影響主要有兩點。首先,「兩會」為國家訂立共同目標,發揚民主意識。而會議的各項成果,也體現大眾意見所向。其次,「兩會」是中國形象的窗口,有助外國全面了解中國。他認為,本屆「兩會」在重點領域立法上力創新猷,同時也加強監督,推進了地方和人大工作。

首部《慈善法》意義重大

竇樹華同時也談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下稱《慈善法》)是貫徹中央依法治國,是推進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要法律,《慈善法》的實施意義重大。

《慈善法》聯繫國家慈善事業和扶貧工作,通過慈善力求深入扶貧。而且,《慈善法》着重慈善制度的頂層設計, 是中國慈善事業第一部法律,對慈善事業的機制及體制規範極為重要,從中國的實際需要出發,並借鑒世界各國的經驗,而且通過深入諮詢而得到公信力。最後,《慈善法》通過常委會決議以後,提交大會審議,為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常榮軍: 政協必須積極建言獻策和參政議政

在世界經濟發展乏力、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情況下,鼓舞士氣、堅定信心尤為重要。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常榮軍強調,「兩會」上委員參政議政的積極表現,乃源於政府對委員意見的重視,以及委員對政府工作的信心。其中,「十三五」規劃中涉及到的港澳部分,更是為香港澳門未來發展指明方向。

提案質優 具建設性

常榮軍認為,今次「兩會」是展望「十三五」規劃的藍圖,具有重大意義。「十三五」規劃是實現中國第一個百年目標。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來自全面改革,要凝聚各方力量,畫出最大「同心圓」。常榮軍讚揚本屆「兩會」的提案質量頗高,大部分經過深入調查及研究,甚具建設性。

根本解決履職問題

對於政協如何發揮建言獻策和參政議政作用,以及委員如何積極履職的問題,常榮軍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他引述流傳於政協間的一句話:「年委員、季常委、月主席。」那是指: 政協主、副主席一個月開一次會,常委一個季度開一次會,委員一年開一次會。為解決此現象,遂有「1420」之策。其中的「1」是一次全會,「4」是2次專題議政常委會議和2次專題協商會,「20」是全年舉行了20次雙周協商座談會。

港澳須把握機遇

他提到, 不少港澳委員向他表示「十三五」規劃給港澳地區未來的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港澳地區要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到「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的實施當中,當好內地與國際市場接軌的「超級連絡人」。他特別引述委員長張德江在與港澳委員座談的話,強調了信心之重要,並指出幾點希望,包括: 進一步堅定對國家發展和「一國兩制」的信心;排除干擾,抓緊新機遇,把精力集中到發展: 珍視法治,維護穩定。

最後,他認為「兩會」必須好好發揮橋樑作用,在分歧之中達成共識。他還引述政協主席俞正聲的話,指出廣大政協委員要積極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踐,務求使群眾感到致力為民的政協委員,一直如在身邊。

劉世錦: 「供給側改革」 重點「去產能」

在「十三五」 規劃下,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向如何成為不少人關心的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認為,目前中國經濟依然面臨着較大的下行壓力。

劉世錦研究日本、韓國、香港、台灣等多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發現經過長時間經濟增長以後,當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以後,無一例外地出現增長速度回落。因此,他推斷中國亦會依走勢於2013年前後,由高速增長變為中速增長。而六年時間過去,這個推論已然成為現今的「新常態」。

供求不同步致產能過剩

到底經濟增速何時觸底?劉世錦指出,觸底的時機需要從需求側及供應側兩方面判斷。他認為,從需求側來看,中國經濟基本已經穩住,預測的準確時間為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在供應側方面,出口、房地產都呈負增長,但建材、鋼鐵、石化等工業的下降速度比較慢,從而出現嚴重過剩產能。過剩產能的結果是工業品出口價格(PPI)超過47個月呈現負增長,工業盈利增長速度亦見負增長。

劉世錦表示,解決方法是去除多餘產能,讓PPI與相應利潤俱回升,而這正是供給側改革的出發點。他指出:  「供給側改革第一點就是去產能,只有達成這點,中國的供給側與需求側才能匹配,方可同時到底。」

提升效率最為關鍵

供給側改革核心問題在於提高效率,劉世錦指出,現時內地缺少市場主導的價格調整機制,因此應該創造一個更有利競爭的環境,讓市場自行調降價格,而非由官方主導。

他並建議,內地應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減少及消除各類型經濟泡沫。他又認為,應在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培育創新環境,官方不宜干預太多,但就必須在保護產權上着力,特別是智慧財產權。

觸底後「大L 加小W 」走勢

至於觸底後的形勢,劉世錦認為,觸底後實現L型比較可能出現,意味增速不會再繼續下行;但同時將有可能出現一些小波動,形成「大L 加小W」的新增長平台。他估計這情況應會維持十年或更長。

劉世錦強調:「供給側改革將是一場持久戰,必須使國企、土地、財稅、金融、社保、政府職能轉換等領域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為有品質、有效益、沒水分、可持續的增長打下牢固基礎。」

汪同三: 發展成績斐然但矛盾浮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汪同分析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謂內地於多個層面上達成「十二五」預訂目標,但在發展同時卻存在不少隱憂。

「十二五」發展里程碑

201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7.7萬億元,增長6.9%,汪同三表示,中國GDP現在已是日本兩倍,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預測十年之內,中國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汪同三指出,「十二五」在結構調整方面取得重要進展,服務業成為國內第一大產業,消費則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國內城鎮化比率已超逾50%,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增長速度放緩

但他直言,不少國內外問題亦陸續浮現,為未來發展帶來考驗。目前世界經濟復甦乏力,汪同三預測,2015年世界經濟增速不會超過3%。國際貿易增長亦同樣低迷,對中國外需影響巨大。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導向分化,令國家的外部環境不確定因素由此增加。

國內方面,汪同三認為經濟具下行壓力,去年四個季度的GDP季度增長速度不斷下降。投資方面,去年增長乏力,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回落2.9%。汪同三又關注進出口貿易量的下跌:「不管以人民幣或美元計算, 去年內地進出口總額都出現下降。」

個別企業經營困難

另一個內部問題是地區和行業走勢分化,汪同三謂,各地區GDP增速差異明顯,重慶達11%;遼寧卻只有3%。而不同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走勢也有明顯差距,中部地區投資增長15.2%;東北地區則更下降11.1%。內地高新產業增長較快,利潤亦更高;但煤炭、鋼鐵等資源型行業則出現明顯利潤降幅。

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的問題亦反映在國有企業利潤總額上。去年國企利潤總額2.30萬億元,較之前一年下降6.7%。對比中央國企下降5.6%,地方跌幅達9.1%,更為嚴峻。汪同三解釋,經濟放緩連帶使各地工資指導線上漲幅度減緩,北京與上海的工資增長基準線分別下降1.5%及2%。

財政收支現矛盾

他又指出,去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52,217億元;而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則為175,768億元。此消彼長下,支出比收入多23,551億元,造成財政收支矛盾。

汪同三認為,內地金融領域存在風險隱患:「股市匯市波動明顯,一線城市與其他城市,特別是三四線城市,房價出現明顯分化,一線城市房價較快上漲,而三四線城市去庫存困難較多。」而去年外匯儲備下降13%,減少數千億美元,其中2月單月已減少額逾千億美元,亦反映其中不穩定性。

劉兆佳: 港參與「一帶一路」大勢所趨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剖析「一帶一路」對於香港的重要性,認為「長遠而言,關係到香港日後的發展速度、方式和方向,也關係到香港在國家和國際上的位置、角色和功能。」

劉兆佳指出,「一帶一路」一方面是國家因應國際格局的變化和本身發展需要而作出的主動和積極回應;另一方面則反過來改變現有的國際格局, 一旦成功的話,國際格局和國際關係將會出現丕變。於此情況下,亞洲的世界重要性將會提高,中國成為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國家,而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世界則會逐步終結。他認為,此時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會較為平等。他又形容「一帶一路」為「中國應對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的『西進』戰略」,目的在於為中國開拓更廣闊的戰略空間,讓中國的持續崛起有更雄厚的基礎。

香港對西方經濟依賴將減少

隨着國際格局的變化,香港的國際地位和角色亦產生相應變化。劉兆佳分析,倘若「一帶一路」成功,亞洲將成為世界經濟的重心和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香港發展將更多來自亞洲,尤其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西方經濟的萎靡不振及各種貿易壁壘將令香港對西方經濟的依賴不斷減少。

劉兆佳補充,隨着「一帶一路」催生的歐亞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香港將會獲得更多新的發展機遇、服務對象、就業機會和更重要的國際地位或角色,發揮新的功能和作出新的貢獻,有利鞏固和發展「一國兩制」,也有利促進港人與內地同胞的關係。

港人須因應變化調整心態

劉兆佳說:「港人必須明白香港處身的國內環境和國際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轉變,要保持過去和維持現狀都不可能。港人必須因應外圍情況的變化而作出心態上和行為上的調整。過去輕視亞洲和過分依附西方的傾向需要作出適當的調校和平衡。」他強調,儘管「一帶一路」 短期內對香港的影響和衝擊有限,但對香港的未來極為重要,關係到香港能否保持繁榮穩定發展、對國家的價值以及日後的國際地位。

對於香港參與「一帶一路」遇到的挑戰,劉兆佳表示,儘管「反對勢力」 及「本土主義者」提出質疑和設置障礙,但必須明白的是閉關自守和排外主張不利香港,也違反世界發展大勢。他建議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致力向港人講解「一國兩制」對香港的重大意義和克服反對者的阻撓。

原文刊載於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2016年5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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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

2015年對中國投資者而言意義非凡。適逢全球市場動蕩加劇,中國經濟增長放緩,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創五年來新低,跌至6.9%。可是,去年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卻逆市猛增13.3%,創下1,395.3億美元的歷史新高。過去五年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約為7.4%,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復合增長率卻高達16.9%。對此,安永預計中國不斷壯大的對外投資未來有望成為驅動本國經濟增長、加速全球化的新動力。 步入2016年,全球經濟復蘇態勢仍不明朗,然而2016年首季度中國對外投資熱度始終不減,其中中國化工430億美元收購瑞士先正達更成為中企史上最大海外並購交易。…
 
隨著各項國家戰略的全面推進,中國企業海外擴張正迎來新機遇。不過機遇與風險往往並存,投資國的經濟和地緣政治風險、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都會給製造業「出海」帶來不確定性。要實現製造大國的全球夢想,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需要的是智慧與勇於突破。

按此閱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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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商會

自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之後,「一帶一路」的創新概念便受到了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密切關注,在香港業界也引起了很多討論。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發揮積極作用。

「走出去」
由於一些投資目的地國家和地區乃新興經濟體或發展中國家,他們的法律制度相對沒有那麼健全,可能為投資者帶來挑戰,例如對外商投資徵收較高的所得稅,或對某些涉及國際稅收的概念,比如常設機構等定義,未有參照國際慣例,甚至比國際慣常做法更加嚴格。

這些因素都可能令中國企業「走出去」時,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並引發稅收爭議。在這背景下,我們建議企業應考慮「走出去」的項目特點,並配合國家之間和本國的稅收法規,做好前期的稅收籌劃工作,從而減輕稅務負擔。

另外,「一帶一路」沿線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環境還不太明朗。所以,大型國內企業或會作為主導,與其他企業一同探索投資機會。

以中國與白俄羅斯合作的工業園為例,該園區將會為投資者提供「10+10」的稅收優惠模式,即入園企業自註冊之日起十年免繳各項公司稅收,十年期滿後下一個十年內稅收減半。此外,入園企業的員工亦可獲得稅收優惠,以及在企業設立和後續運營中享用「一站式」服務。目前,中國一拖、中興、華為、招商局等六家企業已經確定進駐,並簽訂了入園協定,另有十多家企業對入園表示濃厚興趣,正在研究入園方案。

香港作為「超級聯絡人」

儘管有亞投行、絲路基金、國開行等中國政府參與主導的資金支援,「一帶一路」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仍存在較大的資金缺口,根據市場普遍說法約為八萬億美元。

目前已經有一些香港金融保險機構積極參與這些「一帶一路」的項目,並充分發揮他們在金融服務業的經驗和優勢,通過開展跨境併購貸款、工程項目貸款、國際保理等業務,並綜合利用普通債務型、優先債務型等多種投融資組合,為企業融資提供多元化的選擇。

另一方面,香港憑藉獨一無二的經濟地位和地理位置,這個「超級聯絡人」在整個「一帶一路」藍圖中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作為投資平台,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雙邊稅收協定所提供的稅務優惠,將可為投資者帶來較高的稅務效益。

企業面對多地域運營、多幣種資金和跨境供應鏈所帶來的挑戰時,還可利用香港作為交通樞紐、國際金融中心及通往西方門戶的優勢,以提升其國際管理水平,並拓展全球市場網絡。事實上,很多中國企業已在香港構建了投融資平台,或正在考慮利用香港平台「走出去」。

在「一帶一路」政策這個備受矚目的背景下,中國企業「走出去」已經演變為一套結合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的機制。在複雜的外圍經濟環境下,伴隨產品、專案、投資和人員「走出去」的,還有日趨嚴苛的國際稅收環境。要妥善處理這些問題,將需要企業家、政府官員和各方專業人士集思廣益,共同努力。

原文刊載於香港總商會月刊《工商月刊》2016年1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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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亞非 (前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

展望新的一年,世界充滿變數和挑戰。

首先,還是“笨蛋!問題是經濟”這個老問題。2016年世界經濟將繼續緩慢增長,金融風險不斷聚積。世界經濟仍處在“L”型的底部,根據共識預測(Consensus Forecasts), 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為2.8%,略高於2015年的2.6%。除了美國和英國,發達國家2016年會是一片淒涼,GDP增速全都低於2%。

今年全球經濟景觀中有幾個關鍵點要留意:

1、隨著美聯儲加息和美元走強,一些債務纏身的發展中國家正經受足可以毀掉其經濟的資本外逃、信貸緊縮和財政緊縮。歐元區和一些資源出口國的債務危機似乎也迫在眉睫。系統性金融風險和傳染依然存在。2009年以來,各大央行創造了高達12萬億美元的廉價美元流動性,其結果是全球債務自2007年以來額外增加了57萬億美元。國際清算銀行稱這一債務水平“令人恐懼”。

2、大宗商品特別是石油的價格持續下跌,由於增長乏力全球需求依然低迷。這將給巴西、俄羅斯、南非、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資源出口國帶來不利影響。巴西和俄羅斯2015年已經出現3.5%到3.8%的負增長,這種趨勢估計仍將繼續。

3、由於經濟變數增加,全球投資與貿易將再度萎縮,從而進一步打擊已經萎靡不振的世界市場。世界貿易過去幾年的年平均增幅為3%,而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為7%。未來的變數包括潛在的美聯儲加息、歐元區需求疲軟和高失業率,以及可能從債務纏身國家擴散到全球的系統性金融風險。

第二,中東等地的地緣政治動蕩依然存在,牽扯進來的大國競爭不斷加劇,這不僅使地區衝擊惡化,也沉重打擊了全球經濟增長。隨著美國大選來臨,選舉年熱將使地區衝突變得更複雜、更加難以解決。

我們來看看全球的問題地區:

烏克蘭危機持續惡化,軍事衝突沒有停止的跡象,導致俄羅斯與美國陷入戰略僵局,而這將影響未來歐洲的安全,以及俄羅斯同歐盟和美國的關係。烏克蘭、俄羅斯、美國與歐盟四方之間的衝突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繼續上演。

中東複雜而危險的局勢仍然看不到“隧道盡頭的光”。近期沙特與伊朗外交關係破裂,巴林和蘇丹跟隨沙特同伊朗斷交,該地區及其他地方遜尼派與什葉派穆斯林的衝突與“代理人戰爭”會愈演愈烈。近年美國的戰略收縮包括撤出中東專注於亞太,更多致力於實現“亞洲的再平衡”。

不過,被美國政府作為重大外交政策成就而大力吹捧的伊朗核協議,似乎成為沙特和伊朗所代表的遜尼派與什葉派穆斯林之間關係惡化的催化劑。在以色列、沙特等美國中東盟友看來,美國對它們的承諾變得不太可靠。在這種情況下,直接軍事對抗看來無法排除。

中東地區衝突的另一個方面是“伊斯蘭國”(IS) 的擴張及其在全球的恐怖活動。盡管IS最近在伊拉克損失了小部分領地,但它肯定不會撤退,即使許多專家預測今年IS會滅亡,但沒有人說出怎樣才能打敗它。

隨著美國采取更積極的行動,在全球踐行它所謂的神聖不可侵犯的航行自由規則,南海與西太平洋的緊張局勢將加劇,接下來的一年裡有可能出現軍事衝突。最近美國對中國主權島嶼領空的“誤入”,就是典型的美國冒險主義。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艦船與戰機在南海巡邏正在醞釀當中。而菲律賓似乎不管總統選舉結果如何,都決心將賭注押在即將到來的國際海洋法法庭裁決上。

地緣政治動蕩正變得日益嚴峻而複雜,這勢必對全球經濟環境產生負面影響。

第三,隨著大國的參與力度加大,全球治理和規則制定今年進入實質性階段,進而繼續塑造21世紀世界政治經濟秩序。

2015年見證了全球治理的重大演進,通過采取積極行動推動結構性改革,作為整體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取得了進展。

僅舉幾個例子。

中國的聯合國會費分攤份額上升到近8%,維和行動出資超過10%,分別居第三和第二位。

亞投行於2015年底全面運營。這個全球金融體系的新成員既代表中國對全球治理的貢獻,也說明中國決心為需要基建融資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替代選擇。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亞投行的超額認購說明,現有全球金融治理結構絕對已經是超負荷,需要補充和加強。它同時告訴我們,全球治理亟需像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這樣的新思想。

2015年末,中國人民幣被正式納入IMF的SDR貨幣籃子,並將於2016年10月1日生效。這再次表明全球貨幣體系正在向著更加健全高效的方向改革。IMF和世界銀行有關增加發展中國家投票權份額的決定長期未獲執行,去年年末也終於得到解決,這給世界帶來了希望,說明全球治理改革實際上是所有國家的共同期盼。

上述所有進展象徵性地顯示出“西方治理”正在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變。由於中國將於9月份主辦杭州G20峰會,全球治理的這個大趨勢無疑將在2016年繼續延續。中國有望就世界經濟應如何重組提供新思路,以便為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動力。

第四,今年大國合作與摩擦都會增加,這種有趣的互動發展反映著大國關係的重塑。為了讓世界對所有人來說都變得更加美好,大國至少應在三個領域內密切合作。

毋庸置疑,G20必須更好地進行宏觀經濟協調。全球經濟在過時的增長模式下失去動力,一直在苦苦尋找經濟發展的新路徑。在這個過渡時期,幾乎所有國家都在進行結構調整。然而沒有密切合作與政策協調,世界經濟仍會步履蹣跚並再次跌倒。G20擁有全球80%以上的GDP,已經取代G7成為全球經濟合作的主要平台,其成員作為全球經濟的主要利益攸關方有負責讓經濟再度增長。避免一國經濟政策產生負面溢出效應的必要性顯而易見,美聯儲加息時機就是一個例子。

另一個要務是大國通過密切合作與協商,減少各個熱點地區的緊張,打擊恐怖主義,尤其是在中東地區。必須加強聯合國的作用,對聯合國實現和平與維護和平的努力要給予更大的支持。

中國率先提出在合作與協商基礎上建設“新型大國關係”。在這方面,美中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G20核心成員,應在沿著上述路線塑造國家關係方面發揮領導作用。

羅列需要解決的問題和困難是容易的,匯聚我們的智慧與決心,為這些問題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則完全是另一回事,而這正是新年伊始應該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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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 (香港中美交流基金會主席、團結香港基金主席)

中美交流基金會主席董建華1月25日在紐約出席了由美中公共事務協會舉辦的午餐會,並以“如何看待今日之中國”為題發布了主旨演講,論述中國的戰略意圖和中美關係。他說:中國沒有想要領導世界的野心。以下是董建華先生英語演講中文譯文的節選:

中國在國際上追求什麼?中國的長期戰略意圖為何?為了實現中國的願景,中國需要尋求的,不是暫時而是長久保持與其鄰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和平。唯有和平,我們才能共享繁榮。

清朝末期外國列強的侵略,使中國喪失了三分之一的大好河山。如今的中國將會毫不動搖地捍衛國家的領土完整,並通過和平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

美國的有些人會認為,隨著實力的上升,中國會取代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但先看一下幾個事實。第一,美國身處世界上最優越的地理位置,只有加拿大和墨西哥與之毗鄰,太平洋、大西洋和加勒比海把美國同世界其他國家隔開。美國也在科學、技術、創新、世界頂尖大學數量方面獨領風騷,無懈可擊。同時,美國也是最優秀、最聰明的人想要移居的國家,自然資源豐富得令人羨慕。

相比之下,中國有14個鄰國,超過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其中一些鄰國還同中國有著曆史恩怨。中國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超過20%,但僅僅擁有世界可耕地面積的7%,其他自然資源匱乏。對中國來講,有超過13億的人口規模,要實現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著實是個巨大的挑戰。因此,中國知道自己要始終保持謹慎、如履薄冰、不斷前行、避免犯錯。中國現階段所取得的成功實屬來之不易。

因為有如此大規模的人口,中國的經濟總量,就GDP而言,有一天是會超越美國,這是事實。但中國的人均GDP則依舊是美國的一小部分。未來十年,假設以現在的增速持續下去,我們兩國間的GDP將會非常接近。但考慮到人口基數的不同,美國人均GDP仍將會是中國的4倍。

總有些人認為中國有一天會想要領導全世界。這一觀點是錯誤的。

真相是:中國沒有想要領導世界的野心。中國需要處理的國內問題如此之多,困難如此之艱巨,這才是中國所要全力以赴的地方。

即使到了2049年,如同中國所期盼的那樣,成為了發達國家,中國也沒有殖民或征服外國領土的志向。的確,中國人民對被侵略時期所遭受的傷害和痛苦仍記憶猶新。中國沒有影響其他民族或滲入他國領土的在宗教或意識形態上的動機。在明朝的鼎盛時期,盡管中國當時的GDP占世界的30%,中國仍是彬彬有禮,並沒有侵犯他國。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想要重塑全球治理體系。然而事實是,現階段的中國是當今全球治理體系的受益者。中國所希望的,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想要有更多的發言權,以確保發展中國家的訴求得到滿足。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就是恰當的例子。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都無法滿足亞洲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需要。

從全球來看,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複雜的世界裡,面對諸多挑戰,這也是個事實。“萬眾同心,其力斷金”,所有國家要攜起手來才能應對挑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隨著中國的經濟蒸蒸日上,當然想成為有利於世界的一股力量。從這一角度出發,中國與美國維持穩定和建設性的關係尤為重要。只要中美兩國協同合作,許多全球問題和全球挑戰就能夠解決。

讓我們審視一下這些全球挑戰,看看美國與中國能夠以及正在一起做些什麼。

首先,讓我想到的是去年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大會的成功舉辦歸功於美中兩國的通力合作。其次,是在國際熱點問題上的合作,例如伊朗核協議、中國在阿富汗國家建構上的積極參與等。再次,是需要兩國加大合作力度,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無核化。最後,要眾志成城,應對全球恐怖主義。

當我們步入2016年,全球經濟依舊跌跌撞撞、跌宕起伏。許多人談論即將來臨的全球經濟衰退。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中國次之。如果兩國能夠與其他大國協同合作,將為全球經濟復蘇注入強心劑。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可以為東南亞、南亞、中亞、中東和東歐部分國家的經濟提供助力。中國相信,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將為這些國家經濟快速發展打下基礎,成為世界經濟新的驅動力。兩國在非洲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合作,不僅可以提振經濟,更能夠提高生活質素,減少難民潮的發生。美中在這些地域的合作將變得非常重要。

如果我們不加以合作,想要克服擺在面前的挑戰將困難重重。如果我們互相對立,合作將不再可能。這就是從尼克遜總統至奧巴馬總統,先後8位美國總統,和自毛主席到習主席的5位中國領導人,堅定不移地促進美中更好關係發展的原因。他們清楚地認識到,這對世界至關重要。

今天,我們正在攜手合作。但是,為了不辜負全世界的期望和兩國的需要,我們仍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事實上,彼此之間仍被太多的不信任和猜疑所阻隔,仍被太多的誤解所障礙。畢竟,我們有不同的曆史和文化。我們也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致使我們的需求各異。因此,兩國間的分歧的確存在。幸運的是,這些分歧至今得到了很好的管控。

但我們不能知少為足,需要加大力量,增加信任和理解。擴大社會各層次的交流,是實現信任和理解的最佳方法。如今兩國最高領導人每年要見面三到四次。兩國的戰略與經濟對話成員每一年要見兩次。在官方層面上,有著大量的溝通。

但在美國參眾兩院和中國全國人大之間的溝通交流可以做得更好。對增加互信和理解極其重要的人文交流上,也需要進一步加強。令人鼓舞的是,有30萬中國學子在美留學。同時,美國也在著力促進和提高美國學生來華學習的人數。2016年是美中旅遊年,這是雙方領導人致力於推動兩國旅遊的具體措施。其他交流方式也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諸如在智庫、大學和媒體,以及通過文化交流、貿易、商業和投資活動等,這些都將能夠加深理解和信任。

1970年的乒乓外交啟動了兩國關係。如果我們能按照上述所說的去做,水滴石穿、久久為功,那麼兩國間的友誼將無可限量,兩國人民所得的利益將無可限量,我們共同為世界所作出的貢獻也將無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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