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

在早前於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策略機遇論壇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對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提出四點期望：瞄準國家所需，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發揮香港所長，合力提升優勢和互補效應；增強創新意識；弘揚絲路精神，積極促進人文交流。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認為，這正正顯示中央支持和重視香港，特別是香港在金融、經貿、專業服務等方面擁有獨特優勢，尤要珍視和善用。他指出，香港應積極、主動配合國家發展，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作用，實現張德江委員長所言"國家發展始終需要香港，也必將不斷地成就香港"的期望。

"十三五規劃"的《港澳專章》明確支持港澳於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發揮作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以及跨省區合作平台建設。聶德權提到，特區政府於去年七月在國家主席習近平見證下簽署框架協議，協議簽署後，特區政府先後向多個商會及團體收集意見，探討如何推動相關發展。他透露，局方積極與國家發改委、廣東及澳門政府溝通，制訂發展規劃，目前亦已呈交中央審批，可望於不久將來公佈。他相信，規劃出台後，將為香港在功能、定位等方面提供更清晰勾劃，有助具體落實各個計劃與項目。

大灣區重視整體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潛力非凡，聶德權認為，大灣區發展與過去粵港合作的分別，主要在於大灣區是考慮整個區域的發展，故區域內部的優勢互補至為重要，務求達到錯位發展的效果。然而，大灣區包括兩種制度及三個不同的關稅區，制度設計上難免存在障礙，情況比世界其他灣區複雜，故此局方首務是推動達成區內的互聯互通。

大灣區是最開放的灣區，廣東省市場龐大，香港則與國際接軌，聶德權認為，彼此合作正好發揮彼此最大潛力。為了促進合作，協調機制必不可少，他指出，三地的合作現由中央發改委協調，日後亦將設立協調機制，透過國家發改委、國務院港澳辦及相關的中央部委，相互溝通落實相關計劃。他認為，大灣區內各城市群必須推動優勢互補、錯位發展，香港可在"一國兩制"優勢下，推動制度創新，強化人員、貨物、資金、訊息的流通，建立有效協調機制。他提到，政府未來將成立大灣區辦公室，一站式推動與內地及澳門相關部門的聯繫，以及協調特區政府內部不同部門的溝通、合作，並專責與商會及專業團體聯絡的工作。

延續改革開放

事實上，特區政府與內地的合作絕不限於大灣區發展，聶德權表示，國家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涉及多個省市，局方亦將全面加強與各省市的合作。現時香港已與包括北京、上海、福建的多個城市商議合作，合作領域包括商貿、創新科技、專業服務、文化藝術、青年交流等。

聶德權提到，今年是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特區政府計劃舉辦活動，讓大眾認識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人物及故事。他認為，此舉對改革開放的回顧與前瞻別具意義，"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發展將是內地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具體體現和契機，特別是推動傳統優勢產業發展及開拓新的經濟增長點。於此過程之中，透過加強與內地合作，將為香港未來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共同迎來光輝未來。

原文刊載於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2018年3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柬埔寨的大規模公路網和港口擴展計劃獲得中國支持，預期有助柬埔寨經濟持續增長。

築橋修路：多個基建項目令中柬夥伴關係更為緊密。

上月底，柬埔寨公共工程和運輸部宣布，該國已經完成2,000公里新公路、7座主要橋樑及金邊自治港1個貨櫃碼頭的建造工程。這些項目大部分得到中國支持，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框架下獲提供資金。

柬埔寨的6號國道路段剛剛正式開通，全長251公里，連接東南部的磅湛省和西北部的暹粒省，為柬埔寨首都金邊與主要旅遊景點吳哥窟之間提供快速的直通通道，具有特殊經濟意義。

這條6號國道是柬埔寨公路網主要的組成部分，花了4年零兩個月完成工程，總承建商是上海建工集團。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上海大部分建築改造工程都是由上海建工負責。6號國道整個項目的成本估計約為2.55億美元，其中95%由中國提供的優惠貸款支付，其餘由柬埔寨政府負責。

對柬埔寨來說，這條公路十分重要，但其實這項工程只是「一帶一路」倡議下柬埔寨交通基建改造的一小部分。柬埔寨公共工程和運輸部提供的資料顯示，該國約70%的新公路和大橋是在中國支持下修建的。迄今為止，已完成的新公路達2,301公里，另外有735公里的新路工程仍在進行。其中最新的工程項目是今年3月獲批的11號國道，長96公里，連接波羅勉省和特本克蒙省。

此外，合共長6.8公里的7座新橋已經完工。第八座大橋於今年2月施工，將會橫跨湄公河，連接磅湛省的上丁區和西北部特本克蒙省的Krouch Shmar區。大橋長約1公里，建造費估計為5,700萬美元。總承建商也是上海建工集團，預期工程需時3年半，2021年初落成開通。

目前中國對柬埔寨公路和大橋重建工程的投資總額約為20億美元。儘管柬埔寨國內有意見表示擔憂債務過重，以及過度依賴中國，但也有人抱持更務實的看法，認為該國若要切實提升基建，依靠中國融資是唯一選擇。

人們普遍認為，隨著柬埔寨冒起為區內的製造業中心，改善交通基建實屬必要。雖然債務增加，但考慮到近年經濟起飛，柬埔寨政府未來應有能力應付。過去6年，柬埔寨國內生產總值(GDP)每年平均增長7%。該國政府認為，要維持這個勢頭，必須開展這些基建重建計劃。值得慶幸的是，種種跡象顯示柬埔寨政府的信心沒有錯放。

中柬兩國已成為關係日益密切的夥伴，而第一個合作成功的項目可說是柬埔寨首都的自治港。這個新建貨櫃碼頭是柬埔寨最大的淡水港口，資金來自中國的2,820萬美元優惠貸款。

這個貨櫃碼頭於2013年1月投入運作，令貨櫃裝卸量驟增至原來的3倍。當時的目標是每年處理150,000個20呎標準貨櫃(TEU)，現已超出最樂觀的預測，2017年吞吐量接近180,000個標準貨櫃，比官方預期目標多20%。柬埔寨其他獲中國支持的基建發展計劃如能取得佳績，與自治港貨櫃碼頭看齊，毫無疑問，那些揮之不去的反對聲音終將沉寂下來。

特約記者　Geoff de Freitas　金邊報道

中國外經貿企業服務網

2013年9月和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期間先後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倡議，得到了沿線國家的廣泛支持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外交部與商務部聯合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簡稱《願景與行動》)，正式將"一帶一路"列為中國新一輪"走出去"戰略重點。"一帶一路"橫跨三大洲，貫通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獨聯體、西亞北非和中東歐7大區域，涵蓋66個國家，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達21萬億美元，是世界上跨度最長的經濟大走廊。沿線絕大多數國家屬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經濟發展後發優勢強勁，與中國經濟具有良好的互補性；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基礎設施十分落後，是目前制約中國與沿線各國深度合作與共同發展的薄弱環節。為此，《願景與行動》明確指出，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在尊重相關國家主權和安全關切的基礎上，沿線國家宜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技術標準體系的對接，共同推進國際骨幹通道建設，逐步形成連接亞洲各次區域以及亞歐非之間的基礎設施網絡，從而實現沿線各國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續的發展。"一帶一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是一項長期、複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涉及國家之多、跨越空間之廣前無古人，沿線各國在經濟發展、地緣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必然給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帶來無法回避的風險和挑戰。為此，深入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各區域基礎設施的發展現狀和投資需求潛力，探討中國面臨的投資合作機遇、外在風險與自身挑戰，提出應對思路和策略選擇，對於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構建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投資的進展與挑戰

(一)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投資的進展

從投資規模來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合作規模日益加強。2015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60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3987份，新簽合同額926.4億美元，佔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44.1%，同比增長7.4%；完成營業額692.7億美元，佔同期中國完成營業額總額的44.9%，同比增加7.6%。2016年，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61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8158份，新簽合同額1260.3億美元，佔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6%，同比增長36%；完成營業額759.7億美元，佔同期總額的47.7%，同比增長9.7%。

從區位分佈來看，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主要集中在東南亞、西亞北非和南亞地區，中東歐地區吸引中國投資的起點較低，但增長迅速，未來潛力巨大。根據商務部《中國對外投資合作發展報告2016》，2015年，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沙特阿拉伯、老撾、孟加拉、泰國、越南、埃及和土耳其是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承包工程領域十個最大的國別市場，其中東南亞國家5個，南亞國家2個，西亞北非國家3個，中國與這十個國家新簽合同額合計570.2億美元，佔“一帶一路”市場的61.5%；完成營業額合計352.2億美元，佔"一帶一路"市場的50.8%。

從行業分佈來看，電力、交通和房屋建築是目前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的重點領域。根據商務部《中國對外投資合作發展報告2016》，2015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中，電力工程建佔27.4%，交通運輸建設佔16.2%，房屋建築項目佔15.7%。目前，中國企業參與投資合作的巴基斯坦喀喇昆侖公路二期、卡拉奇高速公路、中老鐵路已開工建設，土耳其東西高鐵、匈塞鐵路等項目也正順利推進，這些項目的推進將有效地改善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條件，有力帶動當地的經濟與社會發展。

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關係發展勢頭良好，經濟結構互補優勢明顯，現有的合作機制趨向成熟穩定，現有的合作基礎也越來越穩固扎實，這為實現"一帶一路"沿線的設施相通和共同發展目標提供了重要基礎和強大助力。但是，"一帶一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是一項長期、複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戰略的具體規劃和實施還需進一步完善和細化，中國企業對沿線基礎設施供求狀況瞭解、投資環境適應、風險程度把握、相關信息分析、資金市場運作等都缺乏經驗，戰略的推進實施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這裡既有來自於沿線東道國的外在風險，也有來自於中國的自身挑戰，既有經濟方面的因素，也有非經濟方面的因素。

(二)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投資的外在風險

大部分國家經濟基礎薄弱，市場機制不健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或新興經濟體，整體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經濟結構單一，市場化程度低、法律法規不健全、政府管理水平落後、經濟穩定性差、經濟發展動力不足；也有一些國家國內市場封閉，與中國經濟依賴度較低，外資進入難度大。如果選擇對上述問題十分嚴重的國家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很難依靠市場機制來投資運營，因此會對國內投資企業的利益和分配帶來潛在風險。

部分國家政治風險較高，投資環境較差。東南亞、南亞、中亞和西亞北非等地區的部分國家地緣政治複雜、政權更迭頻繁，再加上宗教、民族矛盾突出以及地緣政治敏感導致部分地區武裝摩擦和衝突不斷，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盛行，區域政治風險極高，投資環境惡化。而"一帶一路"中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大、週期長、收益慢，項目能否順利推進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合作國家的政治穩定和對華關係狀況，兩者的矛盾必然對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基礎設施投資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例如，由於當地政局不穩，中泰高鐵計劃流產，中緬密松大壩工程被叫停，中國在利比亞、伊拉克、烏克蘭、敘利亞等國的投資也遭遇到困境和損失。

主權爭端局部凸顯，政治互信不容樂觀。東南亞、南亞等部分國家與我國存在有關領土和領海主權的爭端問題，再加上美、日等戰略實施區域外因素的干擾，不僅可能激化既有矛盾，引發沿線國家更多的安全疑慮，甚至還會引爆局部的地緣衝突；少數國家與我國缺乏政治互信，再加上西方大國宣揚的"中國威脅論"，導致一些國家對中國推行實施和平發展戰略心存疑慮；還有些國家擔心中國企業投資會衝擊當地傳統產業，破壞當地的資源與環境，等等。這些爭端和矛盾可能會使"一帶一路"所依託的穩定發展環境遭受破壞，對中國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造成壓力和挑戰。

各國利益和制度環境的差異加大協調難度與風險。"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與合作建設涉及相關多國的利益，不同國家存在不同的利益目標，即使同一國家內部的各級政府、企業和居民的利益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要順利推進中國對"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必須要建立有效的協調機制，促使各國以及各主體間的利益能夠保持一致性。因此，中國對沿線基礎設施投資必然要承受較高的協調成本和投資風險；另外，沿線各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社會體制、法律和政策體系等也存在明顯的差異，這又進一步加大了國家之間的協調難度，從而也加大了基建企業的投資風險。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通過借用"經濟基礎、償債能力、社會彈性、政治風險和對華關係"五大指標，對中國海外投資風險進行評級，其中包括"一帶一路"沿線35個國家的風險評級。評級結果表明，"一帶一路"地區的投資風險較高，其中政治風險是最大的潛在風險，而經濟基礎薄弱則是最大的掣肘。從總的評級結果來看，低風險級別僅有新加坡一個國家；中等風險級別包括26個國家，佔35個國家的74%；高風險級別有8個國家，分別為西亞北非的伊拉克和埃及，獨聯體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南亞的孟加拉，中亞的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三)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投資的自身挑戰
 
"走出去"起步晚，企業經驗不足。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才剛剛起步，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項目週期長，設備移動性能要求高，工程難點大，資金需求量大，基建企業大規模"走出去"跨國經營管理、大範圍國際拓展與合作等經驗尚且不足，特別是中國對外承包工程企業在從原有的工程建設承包向股權投融資方向轉變過程中，缺乏成熟完善的運作機制，從而制約了企業"走出去"的步伐。

中國企業海外基礎設施投資缺乏更多融資支持。"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建設資金需求量較大，但目前融資渠道單一，雖然絲路基金、亞投行、金磚銀行等金融機構相繼成立並投入運營，但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缺口仍然巨大。主要原因在於中國企業海外融資中，只有少部分企業選擇境外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等)，大部分境外項目融資支持都是以主權借款和以能源、資源做抵押的借款，而且融資規模比較小；國內金融機構開展外匯貸款的意願不強，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非常有限，而且與國際相比，國內融資成本比較高，這又進一步加大了企業境外投資的風險。

國際化專業人才缺乏，專業中介機構能力不強。由於語言限制、文化差異、以及國內專業人才培養不夠等因素的影響，與國際同行相比，中國的涉外會計、律師、諮詢等中介機構的發展程度較低，專業能力不強，特別是涉及國際調研、項目設計、信息諮詢和風險評估等方面能力不足且缺乏國際經驗，這些都會影響中國對外進行大規模和高水平的基礎設施投資。

部分中國企業過於急功近利，缺乏社會責任意識。一些國內企業只注重短期利益，缺乏對項目現實合理性的評判，不顧及項目的前景和當地財政實力，盲目簽約，導致項目停產，如中鐵在委內瑞拉的高鐵項目如今已變成廢墟，75億美元打了水漂。還有一些企業在國內習慣了不顧及自然生態環境，只關注經濟利益，並將這套陳舊的思維模式運用到"走出去"對外基礎設施投資建設中，忽視當地民眾對於環境保護方面的要求，導致投資項目屢屢被叫停。如商務部牽頭、中國企業投資1.8億美元的墨西哥"坎昆龍城"項目，因亂砍亂伐當地森林而墨西哥環境保護署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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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把握「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河南鄭州致力發展成為中國中部地區重要的現代綜合交通物流樞紐。鄭州地理位置優越，「2小時航空圈」能覆蓋全國九成人口和95%以上的經濟總量，輻射國內三大經濟圈，包括環渤海經濟圈、長三角經濟圈和珠三角經濟圈。因此，在中歐班列(鄭州)發展迅速之際，鄭州同時也推動航空港的發展，建設「空中絲綢之路」。

過去數年，鄭州致力發展和完善其航空運輸體系。2013年，鄭州設立「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以下簡稱航空港實驗區)，以暢通鄭州航空物流通道為目標，並吸引與航空關聯的高端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於區內集聚發展。隨著發展漸有規模，鄭州航空港下一步將加快連接國際重要樞紐機場。

2017年9月，河南省政府發布《推進鄭州－盧森堡「空中絲綢之路」建設工作方案》，確立以位於歐洲中心地帶的盧森堡為鄭州「空中絲綢之路」的第一個對接點。鄭州、盧森堡兩物流樞紐加快對接，「雙樞紐」協同發展，將有助推動鄭州成為國際航空物流中心。

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

鄭州於過去數年間致力推動航空港的發展，其中，設立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為建設鄭州－盧森堡「空中絲綢之路」的發展策略打好基礎。2013年，鄭州政府以鄭州新鄭國際機場(以下簡稱鄭州機場)為核心，設立全國唯一以航空港經濟為主導的國家級實驗區，至今成立5年。

雖然航空港實驗區位於中國(河南)自由貿易試驗區之外，但屬於與自貿區同步實踐的區域，以暢通國際交通物流通道為主要目標。航空港實驗區的規劃面積達415平方公里，劃分為4個功能區域，包括以鄭州航空港為主體的空港核心區，以及周邊的城市綜合性服務區、臨港型商展交易區和高端製造業集聚區。

航空港實驗區定位國際航空物流中心，透過打通連接世界重要樞紐機場和主要經濟體的航空物流通道，完善陸空集散網絡，藉以提升貨運中轉和集散能力。物流以外，航空港實驗區正打造以航空經濟為主導的現代產業基地，包括航空物流業、高端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航空港實驗區也將擴大航空服務對外開放、推進內陸口岸經濟創新發展，構建鄭州為現代航空都市。

區港聯動　構建航空樞紐

將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以下簡稱新鄭綜保區)納入規劃對鄭州發展成航空樞紐尤其重要。新鄭綜保區是全國第13個，更是中部地區第一個綜合保稅區。新鄭綜保區於2011年底正式開始營運，具有4個功能，包括保稅加工、保稅物流、口岸作業和綜合服務。

為了加速構建鄭州航空樞紐，新鄭綜保區和鄭州航空港互相配合，推動「區」「港」聯動。其中，新鄭綜保區特別於2015年新設口岸作業區，並於2016年初正式投入運作。口岸作業區主理口岸業務，將報關、查驗、檢收等通關手續集中於作業區內，24小時全天候運作。現時，每日有多達3,500車次進出口岸作業區。

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內的口岸作業中心。

雖然新鄭綜保區和鄭州航空港相距不到3公里，但是兩者各設有海關，分開操作。因此，口岸作業區設立以前，經新鄭綜保區出口的貨物需要先在區內通關一次，再於鄭州機場通關多一次，所有清關流程執行兩次。及至口岸作業區設立以後，所有進出新鄭綜保區的貨物都要經過口岸作業區。通過通關一體化系統，往來新鄭綜保區和鄭州機場的貨物只需要通關、檢驗一次，整個清關流程大大簡化，清關所需時間由3小時大幅減至40分鐘，提高時效性之餘，大幅節省物流成本。

航空港實驗區更為企業出台適切的通關流程和便利措施。2017年，鄭州吸引國際知名服裝品牌Zara進駐新鄭綜保區，成為Zara於中國內地的集散中心。航空港實驗區為Zara設計便利的通關流程，運用「先入區、後報關」制度，簡化其通關手續。Zara將進口中國內地的服裝集中空運到鄭州，貨物從飛機卸貨後，即由貨車直接送抵新鄭綜保區內的口岸作業中心。待完成分揀和報關後，進口貨物即可從口岸作業中心直接運往重慶、成都、西安等全國20個城市的300個店舖銷售。此物流集散模式簡便及時，由貨物抵達口岸作業中心到進行配送只需數小時，預計未來此集散模式將越加普遍，有利鄭州發展為亞太集散中心之一。

除此之外，新鄭綜保區獲台資企業富士康科技集團進駐區內，主要生產蘋果手機，並為全球蘋果手機提供售後維修、檢測等服務。2015年，富士康進行「港倉內移」計劃，全球待維修的蘋果手機不用再集中透過香港的中轉倉庫轉移到鄭州，而直接空運到新鄭綜保區進行維修。原本經香港中轉需時20多天，現在只需約兩星期就可以抵達新鄭綜保區，大幅減低蘋果手機維修周期和成本。航空港實驗區內包含生產手機、製造核心零組件、維修配套等業務，擁有完整的手機產業鏈。2017年，全區智能手機產量接近3億部，超過全球總產量七分之一，更是全球最大的蘋果手機生產基地，成就鄭州成為重要的智能終端產業製造基地之一。

鄭州經開綜合保稅區。

鄭州經開綜合保稅區內的鄭州跨境電子商務監管中心。

航空港實驗區內的空港跨境進口商品直購中心。

河南保稅物流中心內的中大門保稅直購體驗中心。

鄭州－盧森堡「空中絲綢之路」

隨著航空港發展漸具規模，鄭州現正致力提升其作為對外門戶功能，加快鄭州航空港與國際物流樞紐對接。2017年，河南省政府發布的《推進鄭州－盧森堡「空中絲綢之路」建設工作方案》，確立盧森堡為鄭州「空中絲綢之路」的第一個對接點。

「空中絲綢之路」的起始點為鄭州。鄭州是中國內地中部地區的物流樞紐，鄭州機場是中國八大樞紐機場之一。根據中國民用航空局，2017年，鄭州機場貨郵吞吐量達50萬公噸，比2016年增長10%，於內地共229個民航機場中排名第七，中部地區排名第一。另外，旅客吞吐量超過2,400萬人次，比2016年大幅增長17%，排全國第13位。

鄭州「空中絲綢之路」另一端的盧森堡地處歐洲的中心地帶，毗鄰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盧森堡與鄭州同樣擁有天然的地理優勢，位處倫敦、巴黎、法蘭克福和蘇黎世歐洲4個主要金融中心的中心點。盧森堡機場是歐洲第六大的貨運機場，2017年貨運吞吐量超過93萬公噸，按年增長14%。同年，盧森堡機場的旅客吞吐量達360萬人次，較2016年增長接近兩成。

借助兩地的區位優勢，鄭州致力加快鄭州、盧森堡兩物流樞紐對接，推動「雙樞紐」協同發展模式。2014年，河南民航發展投資有限公司收購於盧森堡機場內營運規模最大的全貨運航空公司－盧森堡國際貨運航空(Cargolux Airlines International)－35%的股權。Cargolux既是歐洲最大，也是全球第六大的全貨運航空公司，擁有覆蓋全球的航線網絡。鄭州機場與盧森堡機場合作，加密鄭州－盧森堡航班，構建以鄭州為亞太物流中心、以盧森堡為歐美物流中心的國際貨運航空網絡。

「雙樞紐」效應令鄭州和盧森堡的貨運往來漸趨頻繁。2014年6月，鄭州－盧森堡國際貨運航線正式開通。開通初期，貨航航班量每周1班，至2014年底增至每周6班，到2017年加密至每周16班。鄭州到盧森堡的貨運吞吐量也由2014年的1.47萬公噸，大幅增加至2017年的14.7萬公噸，佔鄭州機場的總貨運量近三分之一。過去數年，鄭州機場與盧森堡機場的貨運吞吐量雙雙穩步增長。

除此之外，鄭州繼續拓展其航線網絡。去年，鄭州機場新增57條航線，其中10條屬於貨運航線。貨運航線總數達34條，其中29條為國際航線。鄭州機場更已經與全球前30位貨運樞紐機場中17個通航。鄭州機場的貨運航空公司數量、貨運航線、通航城市、全貨機運力及航班量均居全國第五位。貨運以外，鄭州至盧森堡的國際客運航線有望於年內開通。

鄭州將繼續深化鄭州－盧森堡「空中絲綢之路」發展。2018年，鄭州機場將加密國際貨運航班，以連接全球樞紐機場為重點，完善通航點布局。貨郵吞吐量方面，鄭州機場目標年內達55萬公噸，到2020年突破100萬公噸，其中國際地區貨運量佔六成。鄭州機埸也將啟動3期工程，並建設盧森堡貨航及其成員企業的專屬作業區。透過建設鄭州－盧森堡「空中絲綢之路」，將有助推動鄭州朝向成為國際航空物流中心的發展，為相關物流業界帶來更多市場發展空間。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博士

"十九大"明確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重點；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更親臨香港，見證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充分顯示中央高度重視粵港澳區域的未來發展。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貿中心，在推動大灣區未來具體規劃可擔當關鍵角色。我今年亦特意就如何善用香港優勢促進灣區發展提出多項政協提案建議，包括透過深化創科產業合作、建立灣區自由貿易港、並探討由國家級領導統籌具體規劃，全面提升發展功能與效率，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國家經濟持續增長和多元發展的重要樞紐。

構建大河套區創新走廊

香港與深圳兩地政府已落實共同發展落馬洲河套區創新及科技園。該區位於港深邊界，既處“一國＂之內，又在深圳之邊、"港制"之中，享有"一國"和"兩制"雙重優勢，是驅動大灣區創新與科技發展的重要據點。建議可把毗鄰河套的深圳河兩岸一些片區也納入，並將福田保稅區改造成科技產業後勤和孵化基地，進一步提升河套區未來發展規模，形成大河套區創新發展走廊，透過加強知識產權保障和適當優惠政策，促進區內要素自由流動，佈局區域協同創新環境，推動大灣區發展成為國家級創新科技、研發與應用中心。

港深兩地可研究成立管理局，為大河套區整體規劃制訂具體分工，並給予區內科技人員及認可人士便利出入境工作安排、取消跨境科研撥款限制及免徵進口科研設備關稅等，為拓展大灣區創科發展做好基礎準備。

支援大灣區自貿港發展

"十九大"報告亦提出要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作為世界開放水準最高的特殊經濟功能區。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法律制度健全、資訊自由流通、資本市場成熟、基礎建設完善和跨國人才滙聚，相關優勢可成為大灣區自貿港發展的重要參照。中央可探討以香港為藍本，支持前海、南沙、橫琴等自貿區升級為自由貿易港，加強與包括港澳地區的境外商貿、資金與人才自由流動，為香港及全球優秀人才進駐提供便利措施，並考慮在稅務架構和優惠等方面與香港看齊。

當局亦可研究在前海、南沙等自貿港設立人民幣在岸及離岸中心，與香港攜手探索拓寬境外人民幣雙向流動通道，吸引更多香港主流及新興金融機構進駐，打造多元化跨境金融產品與服務。在促進貿易便利化發展方面，可參照香港報關模式，實施免進出口關稅政策安排，並為吸引更多海內外企業進駐提供便利、規範和高效的管理制度和經營環境，特別是支持港商爭取相關市場的准入國民待遇。

由國家級領導統籌大灣區發展

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各項規劃建設有效落實執行，並在促進全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關鍵功能，中央有必要把大灣區規劃正式納入國家發展戰略。鑒於粵港澳涉及不同社會制度和經濟體系，亦是獨立關稅區，而且三地的主政官員級別均相當高，因此宜加強大灣區管理的頂層設計，由中央政府牽頭成立大灣區統籌委員會，由一位國家級高層領導親自掛帥，督導落實整體發展規劃，並統籌國務院發改委、相關中央部委和粵港澳三地政府，負責區內重大合作事項的研究決策、協調具體執行工作推動區內各城市融合，避免重複建設。

事實上，中總和本港工商界均殷切期待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能盡快落實執行，為港商的經營拓展提供龐大新機遇。我們將積極推動粵港澳三地企業家、商會和工商團體加強聯繫，構建企業家合作平台，探討如何推動工商企業更有效參與灣區建設，並與相關政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協助反映業界訴求，為企業抓緊大灣區發展機遇提供全面支援。

原文刊載於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2018年3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中國外經貿企業服務網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訪問中亞四國和東盟期間，先後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並在2013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進一步明確提出："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是時代的要求，是把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國家利益結合起來，利用中國自身發展優勢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帶動其他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偉大創舉。

亞洲開發銀行(簡稱"亞開行")在2014年發佈的《亞洲發展展望報告》裡面指出，雖然亞洲區域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其仍然是全球主要國家中增速最快的區域，尤其是該區域主要經濟體正在執行的改革措施將繼續推動該區域領銜全球經濟增長，因此亞洲區域是實行"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

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相應的配套設施，然而目前亞洲國家在基礎設施上依然存在巨大的不足。根據亞開行的預測，2010-2020年亞太地區對基礎設施的需求高達8萬億美元。基礎設施的建設是支持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實現"一帶一路"倡議互聯互通的基本要求，而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巨額資金的支持。

"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的資金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領域：一是通信、供水和環衛設施等基礎設施領域。沿線的中亞、東南亞等國家的基礎設施較為落後，對基礎設施的新增需求強烈。二是交通、港口等跨境通道領域。"一帶一路"的暢通需要提升鐵路、公路、管道等通道能力。三是能源、資源領域。"一帶一路"跨越的地區能源和資源豐富，特別是中亞、俄羅斯等地區蘊藏著豐富的礦產、石油、天然氣等資源，開發潛力巨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雖然經濟發展迅速，但是差異較大，一些國家市場制度不完善，在這些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存在資金需求量大，投資回報期長而且未來收益不確定的問題。與此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目前跨境金融合作的層次較低，大部分的貸款集中在油氣資源開發，管道運輸等能源領域，其他領域未能從中受益。因此，為了順利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為"一帶一路"沿線特別是亞洲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我們需要對融資進行總體的規劃，構建以絲路基金為引導，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為重要支撐，以國內政策性銀行、國內商業銀行以及民間投資機構為主要基礎的多元聯動的融資機制。

充分發揮絲路基金的引導作用

2014年11月，在加強互聯互通夥伴關係對話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聯通引領發展夥伴聚焦合作》的重要講話：中國將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絲路基金成立的初衷是為“一帶一路”服務，主要使命是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產業合作等有關項目提供投融資支持。絲路基金是一個開放的平臺，它的包容性和多元化可以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提供豐富的融資渠道和方式，可以吸引有資金實力、有知識和管理經驗的銀行和投資機構參與，多方匯聚就可以優勢互補，博採眾長。絲路基金的定位是中長期的開發投資基金，注重合作項目，更注重中長期的效益和回報。不同於以往股權投資7~10年的投資週期，絲路基金的投資期限能夠到1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可以滿足一些發展中國家中長期的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需求。絲路基金首期資本金100億美元(首期注入的資本為美元)，這主要是便於國內外投資者通過市場化方式加入進來，外匯儲備通過其投資平臺出資65億美元，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亦分別出資15億、15億和5億美元。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推進，相信會有更多的資本進入。

2015年4月20日，絲路基金、三峽集團及巴基斯坦私營電力和基礎設施委員會在伊斯蘭堡共同簽署了《關於聯合開發巴基斯坦水電項目的諒解合作備忘錄》(以下簡稱《諒解備忘錄》)，該項目是絲路基金註冊成立後投資的首個項目。根據《諒解備忘錄》，絲路基金將投資入股由三峽集團控股的三峽南亞公司，為巴基斯坦清潔能源開發、包括該公司的首個水電項目——吉拉姆河卡洛特水電項目提供資金支持。電力行業是巴基斯坦政府未來十年發展規劃中優先支持的投資領域，絲路基金首個對外投資項目落地巴基斯坦的電力項目，標誌著絲路基金開展實質性投資運作邁出了重要一步，而"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旗艦，表明絲路基金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使命。從項目運營管理模式來看，卡洛特水電站計劃採用"建設—經營—轉讓"(BOT)模式運作，於2015年底開工建設，2020年投入運營，運營期30年，到期後無償轉讓給巴基斯坦政府；從項目融資方式來看，絲路基金投資卡洛特水電站，採取的是股權加債權的方式：一是投資三峽南亞公司部分股權，為項目提供資本金支持。在該項目中，絲路基金和世界銀行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同為三峽南亞公司股東；二是由中國進出口銀行牽頭並與國家開發銀行、國際金融公司組成銀團，向項目提供貸款資金支持；從控制風險方面來看，通過股權加債權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通過股權鎖定長期投資的高額回報，獲取一定股份，參與公司治理，提高投資收益的確定性，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債權獲取優先清償權，有助於控制風險。絲路基金不是援助性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逐利的，因此絲路基金在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同時要評估項目的風險，平衡好風險和收益之間的關係。

然而，就絲路基金目前的設計規模來看，即使不斷加入新的投融資機構，其資金也難以滿足"一帶一路"沿線上萬億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需求，因此我們有必要充分發揮絲路基金的引導作用，為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以及國內政策性銀行、國內商業銀行以及民間投資機構等投資指引方向，通過不同方式吸納調動各方資金，服務"一帶一路"建設。

絲路基金的資金是政策性質，象徵性和號召力較強，因此當絲路基金決定投資某一項目時，就為外界傳遞一種積極的信號，這時商業資本的逐利性和風險規避性決定了當其發現這一項目有政府保障而且有利可圖的時候，商業資本就會參與項目投資，這樣就可以吸引國際金融機構以及商業性金融機構參與進來。絲路基金還可以通過吸納境內外資金支持戰略開發項目，充分依託政府信用，向境內外金融市場發行“一帶一路”倡議專項債券，引導外匯儲備、社保、保險、主權財富基金等參與"一帶一路"投資。

充分認識國內政策性和商業性銀行以及投資機構的基礎作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目眾多，在這些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不僅需要巨大的資金，而且需要有專門的海外項目投融資的知識和經驗。

國內政策性銀行的資金為政策性質，國家信用擔保，並且本身資金實力雄厚，可以對大型、長期的項目提供融資服務。雖然政策性銀行的境外服務網絡不多，但是其合作代理行較多，因此可以通過信貸產品的發行為"一帶一路"融資服務。如2014年中國進出口銀行對"一帶一路"周邊29個國家累計貸款超過1200億美元，其中向巴基斯坦的能源和基礎設施領域提供了約8億美元融資支持，隨後還將為其提供多達十億美元的融資支持，這可以有力的促進巴基斯坦基礎設施建設，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2014年，國家開發銀行向"一帶一路"周邊29個國家累計貸款超過1200億美元，目前國家開發銀行已與世界69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多家區域、次區域金融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在中長期投融資方面具有顯著優勢，可以為"一帶一路"基礎設施的建設提供有益支持。除了本身的項目貸款，中國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還應該積極的支持有實力的中國企業"走出去"，為企業開展對外投資提供貸款支持，幫助企業進行項目的建設融資。

商業銀行的信用較好，籌資能力較強，對於"一帶一路"中的一些大型項目可以採取銀團貸款的方式為其提供融資服務，也可以利用自身境外網點眾多，牌照比較齊全等優勢，為"一帶一路"各種項目和各個企業提供各種金融服務，如可以利用人民幣發放境外貸款降低融資成本或者也可以在離岸市場開發新的避險產品，幫助境外企業降低匯兌風險。因此我們要積極發揮商業銀行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的重要作用。2015年，中國銀行將為"一帶一路"相關項目提供不低於200億美元的授信支持，而中國建設銀行也已確立相關項目資金需求約2000億元。中國工商銀行借助其境外網絡優勢，如今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的18個國家和地區擁有120家分支機搆，並與700多家銀行建立了代理行關係，其在2014年支持的"一帶一路"境外項目已達到73個，總金額達109億美元，業務遍及33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而且目前中國工商銀行已經儲備了131個"一帶一路"的重大項目，支持項目投資額高達1588億美元，涉及電力、交通、油氣、礦產、電信、機械、園區建設、農業等行業，基本實現了對"走出去"重點行業的全面覆蓋。

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簡稱"中投")是中國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在絲路基金首期資本金100億美元中，中投出資15億美元，超過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的出資額。中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國家角色"，在全球資本佈局、海外商業網絡等多方面擁有獨特優勢，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積極發揮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的重要作用。

另外，我們還要積極鼓勵民間的投資機構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為"一帶一路"建設添磚加瓦。目前中國最大的民營投資集團是中國民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民投")，註冊資本500億元人民幣，由中國59家知名的民營企業發起成立，參股股東均為大型民營企業。2015年3月27日，中民投宣佈將帶領數十家國內優勢產業龍頭民營企業，共同在印度尼西亞投資50億美元建設中民投印尼產業園，且投資規模短期內將超過百億美元，主要包括鋼鐵在內的水泥、鎳礦、港口等四大產業項目，這是中民投貫徹落實"一帶一路"國家倡議、踐行企業國際化的最新舉措。民營企業在技術、管理、工藝等方面都具有比較大的優勢，但是相比政府背景的銀行和機構來說，抵禦風險的能力較低，因此他們在選擇投資項目時會事先對其進行詳細的考察、論證，在形成一套比較成熟的投資方案之後才會最終確定投資方案。這樣就可以保證確定的項目在一定時間內基本上都能順利完成，減少爛尾風險，可以有效的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

我們應該摒棄以往參與跨國基礎設施援助項目和部分工程承包項目中"政府主導"的觀念，以更加"市場化"的運作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因此要鼓勵民間資本參與"一帶一路"信貸項目，加快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步伐，創新公私合營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簡稱PPP模式)。通過PPP模式既可以在不過度增加財政負擔和不加稅的情況下改善一國基礎設施建設並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也可以有效的"撬動"私營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建設，所以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涉及到的能源、水和污水處理、運輸和通訊等部門可充分發揮PPP模式的作用。

綜上所述，助力"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各個資金提供機構之間不是各自為戰、相互競爭的關係，而是相互合作、協同發展的關係。為了推進項目融資的有效進行，我們要形成多方聯動的融資機制。"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一般項目都需要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相配合，在充分發揮絲路基金的引導作用的基礎上，由絲路基金聯合其他投資機構比如亞投行共同投資股權，中投也可以附加參與一部分股權投資，啟動一些本來因缺少資本金而難於獲得貸款的項目，然後由中國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跟進發放貸款，由商業銀行為項目參與企業提供銀行業務，積極引進民間資本參與項目建設，多方聯動，共同促進項目實施，有力的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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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對外銀行亞洲首席經濟學家夏樂

中國內地對外直接投資的強勁勢頭在去年遭受重創。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投資)增長率達到了49.3%。

然而，監管當局去年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資本外流。去年8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規範了對境外直接投資的監管，並將對外投資劃分成三個組別：受鼓勵的投資、限制性的投資 和禁止性的投資。

受鼓勵的投資組別包括對國家的發展和經濟增長有重要意義的領域，例如與「一帶一路」相關的基礎建設投資、高科技投資、先進製造業及研發投資等；受限制的投資組別包括對房地產、體育、酒店、娛樂及電影業的投資；而禁止的投資組別則包括賭博和色情行業。

監管當局對海外直接投資的收緊措施證實是有效的。自2017年8月起，中國在房地產、體育和娛樂領域再也沒有錄得對外投資。與此同時，對大宗商品和能源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比例則開始上升。2017年，這些領域共佔整體對外直接投資的49.4%，遠超2016年的29%。

儘管去年對外直接投資全面下降，當局仍然繼續強調他們對發展「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決心。因此，內地去年對65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總額仍然跟2016年持平，而對「一帶一路」國家投資的所佔比率亦從2016年的8%上升至2017年的12%。

當局對海外投資的選擇性限制措施，導致國有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超出了私營企業，因為前者的海外投資項目大多與政府偏好的「一帶一路」投資相關。此外，他們在國際建築項目中也獨具優勢，有更多機會作出建築相關的投資。

然而，這些國有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國有銀行資金的支持，這引起了國際社會對公平競爭環境的關注。

展望未來，中國內地的對外直接投資機遇與挑戰並存。值得鼓舞的是，儘管全球民粹主義抬頭，惟很多國家對境外投資的態度在過去兩年持續改善。我們的研究發現，與2015年相比，海外媒體對中國投資境外基建的情緒在2017年有所提升。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機遇同樣存在於政府主導的項目。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成立了價值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以促進基建投資。此外，北京以500億美元的資金分別創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和新金磚國家開發銀行。

2015年，國家也設立了中拉合作基金和中拉產能合作基金，以促進與拉美國家的合作。隨著經濟合作和基礎建設融資與日俱增，中國對這些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將會顯著增加。因此，拉美國家將得到更多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今後也將出現更多的雙邊借貸和投資項目。

然而，中國對外投資也面對內外挑戰。近年，日益升溫的反全球化運動令國際大環境增添不確定因素。美國已多次表示對中國利用對外直接投資獲取技術的行為不滿。歐盟也發布了審查外資的新框架，避免外資在某些敏感行業進行敵意收購。該框架目前獲得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支持。隨著中國在商業、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影響力日益增加，澳洲近期也表示將收緊電力設施和農業土地領域的外國直接投資。

儘管全球環境動盪不穩，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長遠仍會有所增長。這是因為當局正不斷推進「一帶一路」項目，同時也支持中國企業對外收購先進技術和戰略性資產。另外，基於中國內地與金磚國家的合作日趨頻繁，預期雙方的投資和貿易聯繫也將不斷加強，而國家的眾多產業也將受惠。這些政府倡導的措施將有助促進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並擴大中國商品和服務的海外市場，為中國企業創造更多商機。

在貼息融資的支持下，工程與建築、設計、鐵路信號系統與機車車輛、鋼鐵機械、航太及防禦等領域將於短期內得益。從中長期來看，我們認為港口運營、鐵路和其他的公共設施將會從中國內地與「一帶一路」國家的雙邊投資中獲益。此外，礦業、運輸基礎設施、製造和信息傳訊等領域也會受惠。

內地對外投資的領域將從房地產、酒店和娛樂行業轉向基礎設施領域，並繼續由國有企業支配。中期來說，由政府主導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等計劃不僅可推動基建相關投資，而且促進雙邊貿易的發展。這些舉措也將增加人民幣在基建項目和貿易投資中的使用，從而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原文刊載於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2018年4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雖然印度多次公開質疑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動機，卻慢慢成為相關基建資金的一大受惠國。

亞投行出資協助印度中央邦改善落後的道路網絡。

今年6月，總部設於北京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在孟買舉行第三屆理事會年會，不少人都對選址大感意外。然而，這個決定不但符合該行的長遠願景，也充分體現其近期的投資趨向。印度過去多次公開抨擊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質疑背後暗藏政治動機，可是過去一年多以來，中印雙方卻攜手投資多個基建項目，而亞投行正是主要的投資工具。

事實上，印度是亞投行第二大股東，僅在中國之後，近期更是最大得益者之一。截至目前為止，亞投行合共批出53億美元貸款，當中印度項目獲得約13億美元，佔總貸款額約四分之一。

亞投行行長金立群是一位學者，也曾經是銀行高層，在6月25日的年會開幕禮上談到該行與「一帶一路」的關係：「除了正式合作外，亞投行的成員國也參與各種各樣的地區基建及貿易安排，『一帶一路』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金立群也出席了7月2日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法治合作國際論壇，並在致辭時重申上述觀點：「我認為，亞投行投資的所有項目都與『一帶一路』息息相關。」

亞投行至今共批准了28個投資項目，當中7個位於印度，包括兩項為當地基建而設的基金，以及5個發展項目，全部都可為「一帶一路」帶來助益。現時，該行正審批另外5項與印度有關的投資。

在基建基金方面，今年6月24日，亞投行通過向印度政府主導的國家投資及基建基金第一期注資1億美元，令基金總額達7億美元，用作投資當地各項基建項目，解決現時部分工程面對的資金不足問題。North Haven India Infrastructure Fund則是一個由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管理的私募基金，集資目標為7.5億至10億美元，亞投行已承諾注資1.5億美元。

印度中央邦農村道路發展計劃是最新一個獲亞投行注資的項目。中央邦是印度第二大邦，不過也是最貧困的地區之一。上述項目將斥資5.02億美元，改善邦內道路網絡，預計可惠及5,640條村莊約150萬居民，讓他們更易前往各地，享用教育、醫療及零售設施。

中央邦農村道路發展計劃規模浩大，包括為10,000公里長的現有道路鋪蓋路面物料，又會興建全長510公里的新道路，並設立市政輔助設施，管理及維護建成後的道路網絡。為實現這些目標，亞投行同意投資1.4億美元，另外2.1億美元來自世界銀行，餘下金額則由印度政府承擔。

亞投行又決定注資3.29億美元，與印度古吉拉特邦政府攜手落實當地的農村道路計劃。該行還參與印度兩項以改善輸電設施為目標的項目，包括為安德拉邦的無間斷全民供電計劃提供1.6億美元資金，大幅改善當地輸電網絡。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及安德拉邦政府都是該項目的出資方。

另外，亞投行承諾提供1億美元，協助印度第11大邦泰米爾納德邦落實當地的輸電系統強化計劃。該項目的資金來源還包括亞洲開發銀行及印度電網公司(Power Grid Corporation)。

班加羅爾地鐵計劃第六線發展工程是亞投行目前在印度的最大投資項目。工程旨在拓展班加羅爾的現有地鐵系統，包括發展全長22公里的新路線，以及興建18個新車站，預計總成本達17.85億美元。現時，亞投行已承諾出資3.35億美元，歐洲投資銀行及印度政府也會提供資金。

特約記者　Geoff de Freitas　孟買報道

尼泊爾剛與中國簽署14項「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之後也須更加積極與印度保持睦鄰友好關係。

跨越喜馬拉雅的貿易路線十分重要，尼泊爾得以成為「一帶一路」主要合作夥伴。

上月，尼泊爾新當選總理奧利(Khadga Prasad Sharma Oli)往訪北京，行程為期5天，相信已為「一帶一路」合作敞開大門，而14個相關項目現已獲尼泊爾政府批准動工。此外，該國多個已動工的水力發電站項目也重新啟動。根據中國與尼泊爾簽署的多項諒解備忘錄，這些新項目旨在提升兩國的跨境聯繫。

兩國在奧利結束訪華行程後發表聲明，同意「加快落實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開展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加強口岸、公路、鐵路、航空及通訊等方面的互聯互通，打造跨喜馬拉雅立體互聯互通網絡。」中國總理李克強與奧利舉行會談，並表示：「希望短期內能與尼泊爾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不過，整體而言，奧利訪華的最重要成果，是允許中國青藏鐵路網絡由現時鄰近尼泊爾邊境的終點站延伸至加德滿都，把尼泊爾首都與拉薩連接起來，繼而通往廣大的中國鐵路網。雖然這個鐵路延伸項目尚有多方面未有最終定案，但中國已同意提供資助，以深入研究鐵路延線的可行性。

這項初步研究將於下個月完成，隨後將進行更為深入的評核，為期兩年。鐵路延線項目將須鋪設總長度約540公里的路軌，預期於2025年通車。

根據現時估計，鐵路延線項目的最終成本由25億美元至80億美元不等。鑒於尼泊爾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僅多於200億美元，該國應難以獨力承擔全部成本。尼泊爾尋求融資的對象自然是兩大鄰邦，即中國及印度，期望兩國可以為這項龐大的基建升級工程以及多個已動工能源項目出資。若由尼泊爾獨自出資，將為往後數代國民帶來沉重債務負擔，直至22世紀才有望產生回報。

從上述問題可見，尼泊爾在尋求經濟發展時，也要在中印兩大鄰邦之間取得平衡，不能過分靠攏或疏遠任何一方。不過，中印兩國一直互相競爭，合作較少。長久以來，印度差不多壟斷了尼泊爾的對外及內部貿易，但尼泊爾政府官員已明言，力求推動貿易多元化政策，但印度政府對此不以為然，令當地形勢更加複雜。

不過，當前局勢未有阻止中國公然攏絡這個人口達3,000萬的內陸鄰國，而印度對尼泊爾的援助金額卻相形見絀。舉例來說，2017年，中國承諾提供83億美元支援尼泊爾的基建及能源發展項目，較同期印度提供的3.17億美元多逾26倍。

中國投資尼泊爾雖有眾多挑戰，但潛在回報卻十分吸引。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目標之一是為西部落後地區(包括西藏及新疆)開拓新市場，所以，開通一條經尼泊爾至印度的暢通貿易路線顯然是一項優先要務。

為此，中國官員已提出建立中尼印經濟走廊的構思，相當於中國-巴基斯坦-印度經濟走廊建議。目前為止，印度拒絕參與其中。事實上，毗鄰尼泊爾邊境的北方邦是印度主要的食品生產及製造樞紐之一，若有一條直接通往中國的路線，顯然對當地有利。鑒於三國都可以從經濟走廊中受惠，因此仍然大有可能達成三方互聯互通貿易協定。

特約記者　Geoff de Freitas　加德滿都報道

中國外經貿企業服務網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現狀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起步較晚，遲至2007年才開始大規模直接投資。但在過去的10多年間，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一直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呈現出如下特點：

1. 持續快速增長趨勢

從流量看，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統計，2003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OFDI流量僅2.02億美元，2015年飆升到189.3億美元，同比增長38.6%，年均增速高達46.0%，比同期中國OFDI總流量年均38.8%的增速快7.2個百分點，占中國OFDI總流量的比例也從 7.1%上升至 13%。從存量看，2003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存量為13.2億美元，佔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4%，2015年，這一指標飆升為1156.8億美元，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10.5%，2003年-2015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投資存量年均增速高達45.2%，比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增速快11.4個百分點。

2. 近鄰化分佈趨勢

近些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在空間分佈上，呈現出先近後遠的特徵。按照規模大小，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最集中地區依次為東南亞、北亞(俄羅斯和蒙古)、中東、中亞和南亞，除中東地區外，均為我國鄰國。其中東盟10國是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最集中的地區。

3. 集聚化趨勢

從空間分佈來看，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金額有明顯集聚化趨勢。截至2015年，有15個國家承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20億美元。據此，作者計算了首位國家集中度等指標。結果發現，無論是首位國家集中度、前3名國家集中度、前5名國家集中度，還是前10名、前15名國家集中度都基本隨著時間序列的推進，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集聚化趨勢。

4．東道國排名變化大，與大宗商品價格漲落保持一致性的順週期性趨勢

近年來，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還出現了東道國年度排名變化比較大，與大宗商品價格漲落保持較明顯一致性等順經濟週期性特徵。從流量上看，2014年有10個國家承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超過了5億美元，但在2015年，只有8個國家超過了5億美元，除新加坡、俄羅斯、印尼、阿聯酋和老撾5國外，巴基斯坦、泰國、伊朗、馬來西亞和蒙古5國直接出局，新增了印度、土耳其、越南3國。而資源豐富的中亞、北亞和西亞地區，近年來隨著大宗商品價格走軟，已經變成了我國主要的撤資地區，其中哈薩克斯坦撤資25.1億美元，伊朗撤資5.5億美元，分別名列我國總撤資榜的第2位和第4位。這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非常明顯的順週期性，這種結構並不利於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獲取穩定的資源供給。從存量看，東道國排名也顯現出明顯的變化。2015年，承接我國OFDI存量累計超過40億美元的國家一共有8個，依次是：新加坡、俄羅斯、印尼、哈薩克斯坦、老撾、阿聯酋、緬甸、巴基斯坦。其中，阿聯酋進步最大，從第14位前進到了第6位；蒙古則退步最大，從第7位退到了第10位；哈薩克斯坦雖然只從第3位退到了第4位，但對其投資存量大幅下降了32.4%。

5. 產業多元化和升級化趨勢

近十年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行業結構呈現多元化和升級化趨勢。從三次產業角度劃分，我國直接投資主要分佈在農業、能源、金屬、化學、其他工業和公用事業等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占比雖僅15.6%，但其佔比不斷提升。其中2005年-2011年，第三產業佔比平均為7.6%；2012年-2016年上半年，第三產業佔比升至24.9%，2012年和2016年上半年佔比還分別升至34.2%和35.1%，產業升級特徵明顯。如表5所示，中國投資是先從能源、化學等行業起步，2006年開始擴展到農業、金屬、交通、地產等行業，2007-2009年又拓展至科技教育、金融等更高技術含量行業，2012-2013年開始涉足娛樂和旅遊等服務業，2015年以後還涉足公用事業，呈現出從資源導向到資金密集型行業，進而升級到高科技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趨勢。

總體來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目前還不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中國對其投資尚比較有限。目前中國對"一帶一路"投資主要流向有較穩定合作機制的周邊國家，例如中國東盟自貿區中的新加坡、印尼、緬甸和老撾等國，上海合作組織中的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等成員國及印度、巴基斯坦、蒙古等觀察員國。值得提到的是，近年來中國對老撾、緬甸、柬埔寨和蒙古等欠發達鄰國的直接投資有了較大增長，但對經濟發展水平更高、制度環境也更為穩健的東歐諸國以及東盟中的馬來西亞、泰國直接投資的重視程度則明顯不夠。當然，由於近年來主權糾紛，中國對菲律賓、越南的直接投資也不多。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中存在的問題

鑒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處地緣政治敏感區和風險集中帶，這使得我國OFDI面臨的問題比較多，具體說來，主要表現在：

1．空間分佈不合理，大多數東道國投資環境不好

鑒於中國OFDI有近鄰化趨勢，而這些國家投資環境卻大多不太理想。根據中國電子科學研究院2016年所編制的"絲路信息化指數"，"一帶一路"國家總體得分均不高，其中得分最高的為新加坡，評分為7.05；排名最低的國家為不丹，評分僅為2.93。從地區分佈來看，中東歐國家信息化投資環境最為成熟，平均得分在4.88分，但我國對其投資非常少。東南亞居其次，平均得分4.81，是我國對外投資分佈最多的地區。獨聯體國家平均得分排名第三，但除俄羅斯外，我國對其直接投資都不多。中東和中亞國家雖普遍在能源資源方面具有強大保障能力，也是我國直接投資分佈較集中的地區，但其平均得分分別為4.47和4.03。南亞國家平均值僅為3.62，大多數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非常薄弱，但近幾年我國對其投資卻增長很快。很顯然，中國OFDI這種空間佈局不是太好，有重構必要。

2．對外直接投資行業集中，投資失敗案件比較高

長期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的行業分佈一直比較集中。據Merger market數據，在2005年至2016年6月這段時間內，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跨國並購的行業分類數據中，排名前五名的行業分別是能源(佔比55.6%)、金屬開採及冶煉業(佔比11.6%)、交通製造業(佔比8.2%)、地產業(佔比6.8%)，表現出非常明顯的資源尋求型特徵，資源類並購佔比67.2%。雖然近年來，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投資已經開始多元化，但總體尚未形成規模。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行業結構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通過OFDI，中國獲得了大量的資源補給，緩解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導致的資源不足問題；另一方面，便利資源的獲得，也會弱化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動力。隨著近些年美聯儲不斷加息和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明顯下滑，這不僅使相關產業投資不斷萎縮，也使東道國對我國資本的疑慮不斷加重，中國OFDI風險不斷累積。據Heritage Fundation統計，從2005年至2016年上半年，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投資失敗案件51宗，失敗金額686.8億美元，明顯高於其他地區佔比。其中能源業投資失敗佔比69.5%；金屬業佔比9.2%；而且從年度數據看，這些行業的投資失敗事件出現最為頻繁。

3．"走出去"企業多為國有企業，而且主要是央企

目前"一帶一路"建設仍處於初期階段，以"道路聯通"，即基建、運輸等項目為主。但從投資規模來看，央企是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投資的主力軍，地方企業和民營企業只能發揮補充性作用。據Heritage Foundation統計，截至2016 年上半年，央企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型項目投資的存量為1333.1億美元，佔中國對“一帶一路”大型項目投資總量的69.3%。與那些具備豐富投資經驗的跨國公司和開發銀行相比，中國企業甄別有利可圖的項目和控制風險的能力更差。隨著海外基礎設施貸款迅速增加，由於信息披露較慢，還款期更長，這些投資未來可能會為中國金融體系帶來新一輪資產質量問題。

4．培育競爭對手，可能導致產業"空心化"

長期以來，中國企業由於缺乏管理、技術、品牌和渠道等競爭優勢，面對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時，只是一味依賴國內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因此，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就比較容易培養競爭對手，導致國內相關產業出現"空心化"現象。例如紡織業，隨著我國對越南、印度投資力度的加大，當地興起的相關競爭企業越來越多，這些發展中國家企業在美國等第三市場的份額越來越高，進而導致我國紡織產業競爭優勢不斷下降，甚至導致一定程度的產業空心化。類似的行業還有家電、箱包等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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