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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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博士

"十九大"明确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重点;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更亲临香港,见证发改委与粤港澳三地政府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充分显示中央高度重视粤港澳区域的未来发展。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及商贸中心,在推动大湾区未来具体规划可担当关键角色。我今年亦特意就如何善用香港优势促进湾区发展提出多项政协提案建议,包括透过深化创科产业合作、建立湾区自由贸易港、并探讨由国家级领导统筹具体规划,全面提升发展功能与效率,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和多元发展的重要枢纽。

构建大河套区创新走廊

香港与深圳两地政府已落实共同发展落马洲河套区创新及科技园。该区位于港深边界,既处“一国"之内,又在深圳之边、"港制"之中,享有"一国"和"两制"双重优势,是驱动大湾区创新与科技发展的重要据点。建议可把毗邻河套的深圳河两岸一些片区也纳入,并将福田保税区改造成科技产业后勤和孵化基地,进一步提升河套区未来发展规模,形成大河套区创新发展走廊,透过加强知识产权保障和适当优惠政策,促进区内要素自由流动,布局区域协同创新环境,推动大湾区发展成为国家级创新科技、研发与应用中心。

港深两地可研究成立管理局,为大河套区整体规划制订具体分工,并给予区内科技人员及认可人士便利出入境工作安排、取消跨境科研拨款限制及免征进口科研设备关税等,为拓展大湾区创科发展做好基础准备。

支援大湾区自贸港发展

"十九大"报告亦提出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作为世界开放水准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法律制度健全、资讯自由流通、资本市场成熟、基础建设完善和跨国人才滙聚,相关优势可成为大湾区自贸港发展的重要参照。中央可探讨以香港为蓝本,支持前海、南沙、横琴等自贸区升级为自由贸易港,加强与包括港澳地区的境外商贸、资金与人才自由流动,为香港及全球优秀人才进驻提供便利措施,并考虑在税务架构和优惠等方面与香港看齐。

当局亦可研究在前海、南沙等自贸港设立人民币在岸及离岸中心,与香港携手探索拓宽境外人民币双向流动通道,吸引更多香港主流及新兴金融机构进驻,打造多元化跨境金融产品与服务。在促进贸易便利化发展方面,可参照香港报关模式,实施免进出口关税政策安排,并为吸引更多海内外企业进驻提供便利、规范和高效的管理制度和经营环境,特别是支持港商争取相关市场的准入国民待遇。

由国家级领导统筹大湾区发展

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各项规划建设有效落实执行,并在促进全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功能,中央有必要把大湾区规划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鉴于粤港澳涉及不同社会制度和经济体系,亦是独立关税区,而且三地的主政官员级别均相当高,因此宜加强大湾区管理的顶层设计,由中央政府牵头成立大湾区统筹委员会,由一位国家级高层领导亲自挂帅,督导落实整体发展规划,并统筹国务院发改委、相关中央部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负责区内重大合作事项的研究决策、协调具体执行工作推动区内各城市融合,避免重复建设。

事实上,中总和本港工商界均殷切期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能尽快落实执行,为港商的经营拓展提供庞大新机遇。我们将积极推动粤港澳三地企业家、商会和工商团体加强联系,构建企业家合作平台,探讨如何推动工商企业更有效参与湾区建设,并与相关政府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协助反映业界诉求,为企业抓紧大湾区发展机遇提供全面支援。

原文刊载于香港中华总商会月刊《商荟》2018年3月号,请按此阅览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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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访问中亚四国和东盟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并在2013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是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利用中国自身发展优势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其他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伟大创举。

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在2014年发布的《亚洲发展展望报告》里面指出,虽然亚洲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其仍然是全球主要国家中增速最快的区域,尤其是该区域主要经济体正在执行的改革措施将继续推动该区域领衔全球经济增长,因此亚洲区域是实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

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相应的配套设施,然而目前亚洲国家在基础设施上依然存在巨大的不足。根据亚开行的预测,2010-2020年亚太地区对基础设施的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互联互通的基本要求,而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资金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一是通信、供水和环卫设施等基础设施领域。沿线的中亚、东南亚等国家的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对基础设施的新增需求强烈。二是交通、港口等跨境通道领域。"一带一路"的畅通需要提升铁路、公路、管道等通道能力。三是能源、资源领域。"一带一路"跨越的地区能源和资源丰富,特别是中亚、俄罗斯等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开发潜力巨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差异较大,一些国家市场制度不完善,在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回报期长而且未来收益不确定的问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目前跨境金融合作的层次较低,大部分的贷款集中在油气资源开发,管道运输等能源领域,其他领域未能从中受益。因此,为了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亚洲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我们需要对融资进行总体的规划,构建以丝路基金为引导,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为重要支撑,以国内政策性银行、国内商业银行以及民间投资机构为主要基础的多元联动的融资机制。

充分发挥丝路基金的引导作用

2014年11月,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的重要讲话: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丝路基金成立的初衷是为“一带一路”服务,主要使命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丝路基金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它的包容性和多元化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提供丰富的融资渠道和方式,可以吸引有资金实力、有知识和管理经验的银行和投资机构参与,多方汇聚就可以优势互补,博采众长。丝路基金的定位是中长期的开发投资基金,注重合作项目,更注重中长期的效益和回报。不同于以往股权投资7~10年的投资周期,丝路基金的投资期限能够到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可以满足一些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丝路基金首期资本金100亿美元(首期注入的资本为美元),这主要是便于国内外投资者通过市场化方式加入进来,外汇储备通过其投资平台出资65亿美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亦分别出资15亿、15亿和5亿美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相信会有更多的资本进入。

2015年4月20日,丝路基金、三峡集团及巴基斯坦私营电力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在伊斯兰堡共同签署了《关于联合开发巴基斯坦水电项目的谅解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谅解备忘录》),该项目是丝路基金注册成立后投资的首个项目。根据《谅解备忘录》,丝路基金将投资入股由三峡集团控股的三峡南亚公司,为巴基斯坦清洁能源开发、包括该公司的首个水电项目——吉拉姆河卡洛特水电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电力行业是巴基斯坦政府未来十年发展规划中优先支持的投资领域,丝路基金首个对外投资项目落地巴基斯坦的电力项目,标志着丝路基金开展实质性投资运作迈出了重要一步,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表明丝路基金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使命。从项目运营管理模式来看,卡洛特水电站计划采用"建设—经营—转让"(BOT)模式运作,于2015年底开工建设,2020年投入运营,运营期30年,到期后无偿转让给巴基斯坦政府;从项目融资方式来看,丝路基金投资卡洛特水电站,采取的是股权加债权的方式:一是投资三峡南亚公司部分股权,为项目提供资本金支持。在该项目中,丝路基金和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同为三峡南亚公司股东;二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牵头并与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组成银团,向项目提供贷款资金支持;从控制风险方面来看,通过股权加债权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通过股权锁定长期投资的高额回报,获取一定股份,参与公司治理,提高投资收益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债权获取优先清偿权,有助于控制风险。丝路基金不是援助性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逐利的,因此丝路基金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要评估项目的风险,平衡好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

然而,就丝路基金目前的设计规模来看,即使不断加入新的投融资机构,其资金也难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上万亿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充分发挥丝路基金的引导作用,为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国内政策性银行、国内商业银行以及民间投资机构等投资指引方向,通过不同方式吸纳调动各方资金,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丝路基金的资金是政策性质,象征性和号召力较强,因此当丝路基金决定投资某一项目时,就为外界传递一种积极的信号,这时商业资本的逐利性和风险规避性决定了当其发现这一项目有政府保障而且有利可图的时候,商业资本就会参与项目投资,这样就可以吸引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进来。丝路基金还可以通过吸纳境内外资金支持战略开发项目,充分依托政府信用,向境内外金融市场发行“一带一路”倡议专项债券,引导外汇储备、社保、保险、主权财富基金等参与"一带一路"投资。

充分认识国内政策性和商业性银行以及投资机构的基础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目众多,在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而且需要有专门的海外项目投融资的知识和经验。

国内政策性银行的资金为政策性质,国家信用担保,并且本身资金实力雄厚,可以对大型、长期的项目提供融资服务。虽然政策性银行的境外服务网络不多,但是其合作代理行较多,因此可以通过信贷产品的发行为"一带一路"融资服务。如201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一带一路"周边29个国家累计贷款超过1200亿美元,其中向巴基斯坦的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提供了约8亿美元融资支持,随后还将为其提供多达十亿美元的融资支持,这可以有力的促进巴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2014年,国家开发银行向"一带一路"周边29个国家累计贷款超过1200亿美元,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已与世界6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区域、次区域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在中长期投融资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可以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有益支持。除了本身的项目贷款,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还应该积极的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提供贷款支持,帮助企业进行项目的建设融资。

商业银行的信用较好,筹资能力较强,对于"一带一路"中的一些大型项目可以采取银团贷款的方式为其提供融资服务,也可以利用自身境外网点众多,牌照比较齐全等优势,为"一带一路"各种项目和各个企业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如可以利用人民币发放境外贷款降低融资成本或者也可以在离岸市场开发新的避险产品,帮助境外企业降低汇兑风险。因此我们要积极发挥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重要作用。2015年,中国银行将为"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提供不低于200亿美元的授信支持,而中国建设银行也已确立相关项目资金需求约2000亿元。中国工商银行借助其境外网络优势,如今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的1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20家分支机构,并与700多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其在2014年支持的"一带一路"境外项目已达到73个,总金额达109亿美元,业务遍及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且目前中国工商银行已经储备了131个"一带一路"的重大项目,支持项目投资额高达1588亿美元,涉及电力、交通、油气、矿产、电信、机械、园区建设、农业等行业,基本实现了对"走出去"重点行业的全面覆盖。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投")是中国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在丝路基金首期资本金100亿美元中,中投出资15亿美元,超过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出资额。中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角色",在全球资本布局、海外商业网络等多方面拥有独特优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积极发挥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重要作用。

另外,我们还要积极鼓励民间的投资机构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为"一带一路"建设添砖加瓦。目前中国最大的民营投资集团是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民投"),注册资本500亿元人民币,由中国59家知名的民营企业发起成立,参股股东均为大型民营企业。2015年3月27日,中民投宣布将带领数十家国内优势产业龙头民营企业,共同在印度尼西亚投资50亿美元建设中民投印尼产业园,且投资规模短期内将超过百亿美元,主要包括钢铁在内的水泥、镍矿、港口等四大产业项目,这是中民投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国家倡议、践行企业国际化的最新举措。民营企业在技术、管理、工艺等方面都具有比较大的优势,但是相比政府背景的银行和机构来说,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因此他们在选择投资项目时会事先对其进行详细的考察、论证,在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投资方案之后才会最终确定投资方案。这样就可以保证确定的项目在一定时间内基本上都能顺利完成,减少烂尾风险,可以有效的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我们应该摒弃以往参与跨国基础设施援助项目和部分工程承包项目中"政府主导"的观念,以更加"市场化"的运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信贷项目,加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步伐,创新公私合营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模式)。通过PPP模式既可以在不过度增加财政负担和不加税的情况下改善一国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也可以有效的"撬动"私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涉及到的能源、水和污水处理、运输和通讯等部门可充分发挥PPP模式的作用。

综上所述,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各个资金提供机构之间不是各自为战、相互竞争的关系,而是相互合作、协同发展的关系。为了推进项目融资的有效进行,我们要形成多方联动的融资机制。"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般项目都需要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相配合,在充分发挥丝路基金的引导作用的基础上,由丝路基金联合其他投资机构比如亚投行共同投资股权,中投也可以附加参与一部分股权投资,启动一些本来因缺少资本金而难于获得贷款的项目,然后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跟进发放贷款,由商业银行为项目参与企业提供银行业务,积极引进民间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多方联动,共同促进项目实施,有力的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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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

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的强劲势头在去年遭受重创。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投资)增长率达到了49.3%。

然而,监管当局去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资本外流。去年8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范了对境外直接投资的监管,并将对外投资划分成三个组别:受鼓励的投资、限制性的投资 和禁止性的投资。

受鼓励的投资组别包括对国家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的领域,例如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基础建设投资、高科技投资、先进制造业及研发投资等;受限制的投资组别包括对房地产、体育、酒店、娱乐及电影业的投资;而禁止的投资组别则包括赌博和色情行业。

监管当局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收紧措施证实是有效的。自2017年8月起,中国在房地产、体育和娱乐领域再也没有录得对外投资。与此同时,对大宗商品和能源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则开始上升。2017年,这些领域共占整体对外直接投资的49.4%,远超2016年的29%。

尽管去年对外直接投资全面下降,当局仍然继续强调他们对发展「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决心。因此,内地去年对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总额仍然跟2016年持平,而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所占比率亦从2016年的8%上升至2017年的12%。

当局对海外投资的选择性限制措施,导致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超出了私营企业,因为前者的海外投资项目大多与政府偏好的「一带一路」投资相关。此外,他们在国际建筑项目中也独具优势,有更多机会作出建筑相关的投资。

然而,这些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国有银行资金的支持,这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公平竞争环境的关注。

展望未来,中国内地的对外直接投资机遇与挑战并存。值得鼓舞的是,尽管全球民粹主义抬头,惟很多国家对境外投资的态度在过去两年持续改善。我们的研究发现,与2015年相比,海外媒体对中国投资境外基建的情绪在2017年有所提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同样存在于政府主导的项目。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成立了价值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以促进基建投资。此外,北京以500亿美元的资金分别创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2015年,国家也设立了中拉合作基金和中拉产能合作基金,以促进与拉美国家的合作。随着经济合作和基础建设融资与日俱增,中国对这些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会显着增加。因此,拉美国家将得到更多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今后也将出现更多的双边借贷和投资项目。

然而,中国对外投资也面对内外挑战。近年,日益升温的反全球化运动令国际大环境增添不确定因素。美国已多次表示对中国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技术的行为不满。欧盟也发布了审查外资的新框架,避免外资在某些敏感行业进行敌意收购。该框架目前获得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随着中国在商业、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力日益增加,澳洲近期也表示将收紧电力设施和农业土地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

尽管全球环境动荡不稳,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长远仍会有所增长。这是因为当局正不断推进「一带一路」项目,同时也支持中国企业对外收购先进技术和战略性资产。另外,基于中国内地与金砖国家的合作日趋频繁,预期双方的投资和贸易联系也将不断加强,而国家的众多产业也将受惠。这些政府倡导的措施将有助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并扩大中国商品和服务的海外市场,为中国企业创造更多商机。

在贴息融资的支持下,工程与建筑、设计、铁路信号系统与机车车辆、钢铁机械、航太及防御等领域将于短期内得益。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港口运营、铁路和其他的公共设施将会从中国内地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双边投资中获益。此外,矿业、运输基础设施、制造和信息传讯等领域也会受惠。

内地对外投资的领域将从房地产、酒店和娱乐行业转向基础设施领域,并继续由国有企业支配。中期来说,由政府主导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计划不仅可推动基建相关投资,而且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这些举措也将增加人民币在基建项目和贸易投资中的使用,从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原文刊载于香港总商会《工商月刊》2018年4月号,请按此阅览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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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印度多次公开质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却慢慢成为相关基建资金的一大受惠国。

照片: 亚投行出资协助印度中央邦改善落后的道路网络。
亚投行出资协助印度中央邦改善落后的道路网络。
照片: 亚投行出资协助印度中央邦改善落后的道路网络。
亚投行出资协助印度中央邦改善落后的道路网络。

今年6月,总部设于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在孟买举行第三届理事会年会,不少人都对选址大感意外。然而,这个决定不但符合该行的长远愿景,也充分体现其近期的投资趋向。印度过去多次公开抨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质疑背后暗藏政治动机,可是过去一年多以来,中印双方却携手投资多个基建项目,而亚投行正是主要的投资工具。

事实上,印度是亚投行第二大股东,仅在中国之后,近期更是最大得益者之一。截至目前为止,亚投行合共批出53亿美元贷款,当中印度项目获得约13亿美元,占总贷款额约四分之一。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是一位学者,也曾经是银行高层,在6月25日的年会开幕礼上谈到该行与「一带一路」的关系:「除了正式合作外,亚投行的成员国也参与各种各样的地区基建及贸易安排,『一带一路』便是最明显的例子。」

金立群也出席了7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法治合作国际论坛,并在致辞时重申上述观点:「我认为,亚投行投资的所有项目都与『一带一路』息息相关。」

亚投行至今共批准了28个投资项目,当中7个位于印度,包括两项为当地基建而设的基金,以及5个发展项目,全部都可为「一带一路」带来助益。现时,该行正审批另外5项与印度有关的投资。

在基建基金方面,今年6月24日,亚投行通过向印度政府主导的国家投资及基建基金第一期注资1亿美元,令基金总额达7亿美元,用作投资当地各项基建项目,解决现时部分工程面对的资金不足问题。North Haven India Infrastructure Fund则是一个由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管理的私募基金,集资目标为7.5亿至10亿美元,亚投行已承诺注资1.5亿美元。

印度中央邦农村道路发展计划是最新一个获亚投行注资的项目。中央邦是印度第二大邦,不过也是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上述项目将斥资5.02亿美元,改善邦内道路网络,预计可惠及5,640条村庄约150万居民,让他们更易前往各地,享用教育、医疗及零售设施。

中央邦农村道路发展计划规模浩大,包括为10,000公里长的现有道路铺盖路面物料,又会兴建全长510公里的新道路,并设立市政辅助设施,管理及维护建成后的道路网络。为实现这些目标,亚投行同意投资1.4亿美元,另外2.1亿美元来自世界银行,余下金额则由印度政府承担。

亚投行又决定注资3.29亿美元,与印度古吉拉特邦政府携手落实当地的农村道路计划。该行还参与印度两项以改善输电设施为目标的项目,包括为安德拉邦的无间断全民供电计划提供1.6亿美元资金,大幅改善当地输电网络。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及安德拉邦政府都是该项目的出资方。

另外,亚投行承诺提供1亿美元,协助印度第11大邦泰米尔纳德邦落实当地的输电系统强化计划。该项目的资金来源还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及印度电网公司(Power Grid Corporation)。

班加罗尔地铁计划第六线发展工程是亚投行目前在印度的最大投资项目。工程旨在拓展班加罗尔的现有地铁系统,包括发展全长22公里的新路线,以及兴建18个新车站,预计总成本达17.85亿美元。现时,亚投行已承诺出资3.35亿美元,欧洲投资银行及印度政府也会提供资金。

特约记者 Geoff de Freitas 孟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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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刚与中国签署14项「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之后也须更加积极与印度保持睦邻友好关系。

照片: 跨越喜马拉雅的贸易路线十分重要,尼泊尔得以成为「一带一路」主要合作伙伴。
跨越喜马拉雅的贸易路线十分重要,尼泊尔得以成为「一带一路」主要合作伙伴。
照片: 跨越喜马拉雅的贸易路线十分重要,尼泊尔得以成为「一带一路」主要合作伙伴。
跨越喜马拉雅的贸易路线十分重要,尼泊尔得以成为「一带一路」主要合作伙伴。

上月,尼泊尔新当选总理奥利(Khadga Prasad Sharma Oli)往访北京,行程为期5天,相信已为「一带一路」合作敞开大门,而14个相关项目现已获尼泊尔政府批准动工。此外,该国多个已动工的水力发电站项目也重新启动。根据中国与尼泊尔签署的多项谅解备忘录,这些新项目旨在提升两国的跨境联系。

两国在奥利结束访华行程后发表声明,同意「加快落实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口岸、公路、铁路、航空及通信等方面的互联互通,打造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中国总理李克强与奥利举行会谈,并表示:「希望短期内能与尼泊尔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不过,整体而言,奥利访华的最重要成果,是允许中国青藏铁路网络由现时邻近尼泊尔边境的终点站延伸至加德满都,把尼泊尔首都与拉萨连接起来,继而通往广大的中国铁路网。虽然这个铁路延伸项目尚有多方面未有最终定案,但中国已同意提供资助,以深入研究铁路延线的可行性。

这项初步研究将于下个月完成,随后将进行更为深入的评核,为期两年。铁路延线项目将须铺设总长度约540公里的路轨,预期于2025年通车。

根据现时估计,铁路延线项目的最终成本由25亿美元至80亿美元不等。鉴于尼泊尔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仅多于200亿美元,该国应难以独力承担全部成本。尼泊尔寻求融资的对象自然是两大邻邦,即中国及印度,期望两国可以为这项庞大的基建升级工程以及多个已动工能源项目出资。若由尼泊尔独自出资,将为往后数代国民带来沉重债务负担,直至22世纪才有望产生回报。

从上述问题可见,尼泊尔在寻求经济发展时,也要在中印两大邻邦之间取得平衡,不能过分靠拢或疏远任何一方。不过,中印两国一直互相竞争,合作较少。长久以来,印度差不多垄断了尼泊尔的对外及内部贸易,但尼泊尔政府官员已明言,力求推动贸易多元化政策,但印度政府对此不以为然,令当地形势更加复杂。

不过,当前局势未有阻止中国公然拢络这个人口达3,000万的内陆邻国,而印度对尼泊尔的援助金额却相形见绌。举例来说,2017年,中国承诺提供83亿美元支援尼泊尔的基建及能源发展项目,较同期印度提供的3.17亿美元多逾26倍。

中国投资尼泊尔虽有众多挑战,但潜在回报却十分吸引。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西部落后地区(包括西藏及新疆)开拓新市场,所以,开通一条经尼泊尔至印度的畅通贸易路线显然是一项优先要务。

为此,中国官员已提出建立中尼印经济走廊的构思,相当于中国-巴基斯坦-印度经济走廊建议。目前为止,印度拒绝参与其中。事实上,毗邻尼泊尔边境的北方邦是印度主要的食品生产及制造枢纽之一,若有一条直接通往中国的路线,显然对当地有利。鉴于三国都可以从经济走廊中受惠,因此仍然大有可能达成三方互联互通贸易协定。

特约记者 Geoff de Freitas 加德满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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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迟至2007年才开始大规模直接投资。但在过去的10多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一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呈现出如下特点:

1. 持续快速增长趋势

从流量看,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统计,200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OFDI流量仅2.02亿美元,2015年飙升到189.3亿美元,同比增长38.6%,年均增速高达46.0%,比同期中国OFDI总流量年均38.8%的增速快7.2个百分点,占中国OFDI总流量的比例也从 7.1%上升至 13%。从存量看,2003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13.2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4%,2015年,这一指标飙升为1156.8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0.5%,2003年-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投资存量年均增速高达45.2%,比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增速快11.4个百分点。

2. 近邻化分布趋势

近些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先近后远的特征。按照规模大小,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最集中地区依次为东南亚、北亚(俄罗斯和蒙古)、中东、中亚和南亚,除中东地区外,均为我国邻国。其中东盟10国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最集中的地区。

3. 集聚化趋势

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金额有明显集聚化趋势。截至2015年,有15个国家承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20亿美元。据此,作者计算了首位国家集中度等指标。结果发现,无论是首位国家集中度、前3名国家集中度、前5名国家集中度,还是前10名、前15名国家集中度都基本随着时间序列的推进,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化趋势。

4.东道国排名变化大,与大宗商品价格涨落保持一致性的顺周期性趋势

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还出现了东道国年度排名变化比较大,与大宗商品价格涨落保持较明显一致性等顺经济周期性特征。从流量上看,2014年有10个国家承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超过了5亿美元,但在2015年,只有8个国家超过了5亿美元,除新加坡、俄罗斯、印尼、阿联酋和老挝5国外,巴基斯坦、泰国、伊朗、马来西亚和蒙古5国直接出局,新增了印度、土耳其、越南3国。而资源丰富的中亚、北亚和西亚地区,近年来随着大宗商品价格走软,已经变成了我国主要的撤资地区,其中哈萨克斯坦撤资25.1亿美元,伊朗撤资5.5亿美元,分别名列我国总撤资榜的第2位和第4位。这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非常明显的顺周期性,这种结构并不利于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取稳定的资源供给。从存量看,东道国排名也显现出明显的变化。2015年,承接我国OFDI存量累计超过40亿美元的国家一共有8个,依次是:新加坡、俄罗斯、印尼、哈萨克斯坦、老挝、阿联酋、缅甸、巴基斯坦。其中,阿联酋进步最大,从第14位前进到了第6位;蒙古则退步最大,从第7位退到了第10位;哈萨克斯坦虽然只从第3位退到了第4位,但对其投资存量大幅下降了32.4%。

5. 产业多元化和升级化趋势

近十年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行业结构呈现多元化和升级化趋势。从三次产业角度划分,我国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农业、能源、金属、化学、其他工业和公用事业等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比虽仅15.6%,但其占比不断提升。其中2005年-2011年,第三产业占比平均为7.6%;2012年-2016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占比升至24.9%,2012年和2016年上半年占比还分别升至34.2%和35.1%,产业升级特征明显。如表5所示,中国投资是先从能源、化学等行业起步,2006年开始扩展到农业、金属、交通、地产等行业,2007-2009年又拓展至科技教育、金融等更高技术含量行业,2012-2013年开始涉足娱乐和旅游等服务业,2015年以后还涉足公用事业,呈现出从资源导向到资金密集型行业,进而升级到高科技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趋势。

总体来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还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中国对其投资尚比较有限。目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主要流向有较稳定合作机制的周边国家,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中的新加坡、印尼、缅甸和老挝等国,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成员国及印度、巴基斯坦、蒙古等观察员国。值得提到的是,近年来中国对老挝、缅甸、柬埔寨和蒙古等欠发达邻国的直接投资有了较大增长,但对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制度环境也更为稳健的东欧诸国以及东盟中的马来西亚、泰国直接投资的重视程度则明显不够。当然,由于近年来主权纠纷,中国对菲律宾、越南的直接投资也不多。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处地缘政治敏感区和风险集中带,这使得我国OFDI面临的问题比较多,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

1.空间分布不合理,大多数东道国投资环境不好

鉴于中国OFDI有近邻化趋势,而这些国家投资环境却大多不太理想。根据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2016年所编制的"丝路信息化指数","一带一路"国家总体得分均不高,其中得分最高的为新加坡,评分为7.05;排名最低的国家为不丹,评分仅为2.93。从地区分布来看,中东欧国家信息化投资环境最为成熟,平均得分在4.88分,但我国对其投资非常少。东南亚居其次,平均得分4.81,是我国对外投资分布最多的地区。独联体国家平均得分排名第三,但除俄罗斯外,我国对其直接投资都不多。中东和中亚国家虽普遍在能源资源方面具有强大保障能力,也是我国直接投资分布较集中的地区,但其平均得分分别为4.47和4.03。南亚国家平均值仅为3.62,大多数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非常薄弱,但近几年我国对其投资却增长很快。很显然,中国OFDI这种空间布局不是太好,有重构必要。

2.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集中,投资失败案件比较高

长期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行业分布一直比较集中。据Merger market数据,在2005年至2016年6月这段时间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国并购的行业分类数据中,排名前五名的行业分别是能源(占比55.6%)、金属开采及冶炼业(占比11.6%)、交通制造业(占比8.2%)、地产业(占比6.8%),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资源寻求型特征,资源类并购占比67.2%。虽然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已经开始多元化,但总体尚未形成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行业结构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OFDI,中国获得了大量的资源补给,缓解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资源不足问题;另一方面,便利资源的获得,也会弱化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随着近些年美联储不断加息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明显下滑,这不仅使相关产业投资不断萎缩,也使东道国对我国资本的疑虑不断加重,中国OFDI风险不断累积。据Heritage Fundation统计,从2005年至2016年上半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失败案件51宗,失败金额686.8亿美元,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占比。其中能源业投资失败占比69.5%;金属业占比9.2%;而且从年度数据看,这些行业的投资失败事件出现最为频繁。

3."走出去"企业多为国有企业,而且主要是央企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仍处于初期阶段,以"道路联通",即基建、运输等项目为主。但从投资规模来看,央企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投资的主力军,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只能发挥补充性作用。据Heritage Foundation统计,截至2016 年上半年,央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型项目投资的存量为1333.1亿美元,占中国对“一带一路”大型项目投资总量的69.3%。与那些具备丰富投资经验的跨国公司和开发银行相比,中国企业甄别有利可图的项目和控制风险的能力更差。随着海外基础设施贷款迅速增加,由于信息披露较慢,还款期更长,这些投资未来可能会为中国金融体系带来新一轮资产质量问题。

4.培育竞争对手,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由于缺乏管理、技术、品牌和渠道等竞争优势,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时,只是一味依赖国内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就比较容易培养竞争对手,导致国内相关产业出现"空心化"现象。例如纺织业,随着我国对越南、印度投资力度的加大,当地兴起的相关竞争企业越来越多,这些发展中国家企业在美国等第三市场的份额越来越高,进而导致我国纺织产业竞争优势不断下降,甚至导致一定程度的产业空心化。类似的行业还有家电、箱包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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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英中贸易协会与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联合发表一份新报告,全面探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鸿图大计。该报告旨在为英国公司提供实用指南,以便发掘「一带一路」商机。报告分为多个章节,内容简明扼要,涉及7个主要领域及13个主要地区,帮助有关公司了解所属行业可以把握的机遇,以及应该如何作出部署。

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Barbara Woodward):

「英国公司应可担当重要角色.....新市场将打开大门,而新供应链将改变全球货物运输的途径。」

详情参见:www.cbbc.org/sectors/one-belt,-one-road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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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中国

主要发现汇总

  • 自2014年以来,中国大陆企业在医药领域的海外投资呈大幅增长态势,交易量上升6倍多,交易金额复合年增长率高达85%,于2017年上半年达43.53亿美元(约289.5亿元人民币)。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内并购交易市场火热导致优质标的数量减少但估值升高,因此国内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海外,寻求估值合理的收购标的;另一方面是人民币近年来面临贬值压力,驱使国内企业选择收购海外资产。
  • 民营企业主导海外医药并购市场,近三年来交易总额高达国有企业的21倍。该现象与我国政府大力鼓励社会办医,促使民营企业在医疗健康市场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相一致。
  • 具体至行业方面,较医疗器械产业而言,国内企业更多地选择在生物制药产业进行海外投机交易。但无论哪个细分产业,国内企业从事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将海外的优质医疗资源或业务模式引进国内,加速其国内医疗健康业务战略布局,同时将收购的作为海外开拓市场的平台。
  • 在投资地区方面,中国企业依然倾向于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大健康产业,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药科技、平台和品牌,并有巨大而成熟的消费者市场。
  • 相较于国内企业并购而言,海外企业来华开展医药领域投资的交易数量及金额都小得多,显示目前在医药投资领域,更多是我国企业"走出去",而非将海外资源"引进来",主要原因是国内医药企业的研发能力尚存较大提升空间。


未来展望

  • 中央政府于2017年8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表示要"重点推进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境外投资","加强与境外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合作,鼓励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均为国内企业参与海外医药领域投资交易,尤其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提供良好政策基础。因此,国内企业出境开展医药领域投资交易的势头预计将继续增长。
  • 受"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亚太区有望成为中国投资者日渐关注的新兴投资目的地。同时,在欧美国家和地区,国内投资者特别是民营企业,可能在海外投资面临更大的压力及挑战。例如,在收购高科技等敏感行业方面,2016年2月,出于对美国当局的监管压力,美国某半导体生产企业就拒绝了华润集团旗下公司价价值26亿美元的收购邀约。
  • 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将可能有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医药领域,尤其是促进国内养老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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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 CITY BUSINESS Magazine

沉寂百年之后,曾经的中亚通衢今天再次华丽登临历史的舞台。就此,城大商学院杂志编缉Eric Collins探幽索隐古代丝绸之路的缘起,并追寻二十一世纪新丝绸之路的深意所在。

逶迤崎岖的丝绸之路,发端古远,绵延至今。自中国而起,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驿路的中心点撒马尔罕,再经中亚细亚大草原,抵地中海之滨而迄,悠长的丝绸之路无疑是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开山鼻祖。驮满香料、丝绸、香水和宝石的骆驼队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冉冉穿行,引发几许浪漫遐思。然而,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通道?何人何物循何路何往?流通其上的仅止于商品货物,抑或也盛载著文化和思想的迁移?史上丝路之意蕴几许深长?与当今中国发展政策「一带一路」之间又有何联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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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 (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美国的主要智库开始真正把“一带一路”当回事了。近日,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举办了有关“一带一路”和中美关系的研讨会。CSIS还展开了“重新连接亚洲研究计划”。布鲁金斯学会、美国进步中心、全国亚洲研究局(NBR)等机构学者也开始了对“一带一路”的研究,甚至设立了专门的研究项目。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倡议的“过度反应”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了阻碍。实际上,华盛顿原本可以有更适当和更聪明的回应方式。对于总部位于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政府以达不到管理和贷款方面的“全球最高标准”等为借口,费劲地劝说欧洲盟友不要加入这一机制,但最终英国、德国、法国等不顾美国阻力选择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

对此,曾供职于世界银行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称,美国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建立的机制会削弱美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堪称对美国的可贵冲击。沃尔夫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是有益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世界需要新的机制,不会仅仅因为美国不参与就停止前进。

4月13日,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华盛顿与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签署了双方首份联合融资框架协议。这份协议可以让这两个机构共同资助开发项目,标志着两家国际机构在应对世界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此前,亚投行还与美国和日本主导的亚开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以及英国国际发展部达成合作共识,共同为项目融资。亚投行预计今年将批准约12亿美元融资,包括支持修建在中亚和巴基斯坦的交通道路。

亚投行更多的是对北京的考验而不是针对美国的所谓胜利。这是中国人首次尝试在国际发展领域提供公共产品,表明了中国对全球治理中多边主义的积极拥抱。中国领导人有充分的动机,支持亚投行以符合“精干、廉洁、绿色”原则的方式发展。亚投行被期待能更有效率,不容忍腐败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亚投行希望在其注册资本达到与世界银行同等规模时,雇员仅为后者的三分之一。

未来十年全球基础设施融资需求高达10万亿美元,亚投行与世行、亚开行等多边开发机构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并不存在竞争。金立群多次强调,美国公司不会被排除在亚投行业务范围之外。曾经在世界银行任职近30年的美国律师娜塔莉.利希藤斯坦很早就被热情地聘请为亚投行的顾问。亚投行重视的是人才资质和能力,而非这个人持哪国护照。

在“一带一路”方面,北京对美国也保持着开放的态度。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明确表示欢迎美国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中来。

为了促进阿富汗经济发展以及中亚和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美国在2011年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到了2014年,“新丝绸之路”计划进一步聚焦四个主要领域,即发展地区能源市场、促进贸易和交通、提升海关和边境管控、加强商业和人员联系。这与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目标非常相近,两者存在相互对接的可能性。

事实上,中美近年已经在阿富汗事务上进行了开拓性的合作,现在需要大胆地再向前一步。双方可以共同支持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升级边境设施、推动过境贸易协定谈判等。中美还可以在“中亚地区经济合作”(CAREC)等多边框架下开展合作。去年6月,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官员就如何使“新丝绸之路”计划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互为补充展开商讨。

北京并不奢望奥巴马政府会热情支持“一带一路”,但希望美国方面认真地对待中美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巨大潜力。“一带一路”为此提供了一个窗口。美国不应对中国提出的任何倡议都过度反应,它们并非零和游戏。正如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何汉里所言,一个更成功和自信的美国应该更冷静地面对中国的崛起,在国际发展领域,华盛顿不必紧张,它应当有信心采取另一种态度─让中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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