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华盛顿大学阿米塔伊伊兹欧尼

丝绸之路再次登上新闻头条。约30位各国领导人最近在北京参加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商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倡议。已有68个国家和中国签署协议加入这一倡议，据称中国将为此投资近1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已被称为"世纪工程"。

对这一倡议的反复宣传令美国官员感到不悦，他们视其为改头换脸的地缘政治。特朗普的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最近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属于“进攻性”的中国投资。科茨还表示，这一倡议背后的目的是中国"通过基础设施项目来扩大其在亚洲的战略影响力和经济作用"。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金融和经济学教授富兰克林艾伦认为："这是一项经济倡议，但中国将趁机扩张其军事基地。"《经济学人》杂志视“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贸易领袖的尝试。

另一种戒备心不那么强的观点认为，整个项目被严重夸大了。关于投资的统计包含了之前已经启动的项目。一些项目(例如在缅甸和巴基斯坦的)已经失败，并令中国投资者损失了大部分投资。此外，正如美国在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或进行投资时发现的那样，这些措施往往招致憎恨而非提升影响力。并且，如果中国真的促进了中亚基础设施发展，并由此促进了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将令这一地区民众受益极大，并帮助相关国家实现稳定。

在决定如何回应"一带一路"倡议时，西方应当进行一项重要的战略评估：美国及其盟友是否计划阻止中国影响力的任何提升，或仅遏制那些中国利用武力控制他国的行动？

至关重要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崛起的中国类似于一波上涨的能量，相较于通过全方位阻断来封锁这股能量的战略，允许这股能量以不危害、甚至有利于国际秩序的方式扩张的战略更可能获得成功。执行这一战略意味着包容中国获得更大影响力的愿望，但阻止其胁迫行为。

区分影响力和胁迫至关重要。尽管中国很可能提升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但其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不应被视同于进攻性。影响力把在既定情境下如何行动的决定权留给了被影响者，而胁迫则杜绝了这种选择，并强迫被胁迫者服从胁迫者的偏好。例如，在欧盟事务上，德国相较于其他欧盟成员国拥有更大影响力，但这并没有让德国成为一个进攻方，更不用提地区霸权。在过去，美国是西半球霸权国家，恐吓那些不遵守其指令的国家。但现在，尽管美国对本地区大多数国家仍有较其他国家更大的影响力，但美国不再具有进攻性，也不再是霸权国家。因此，依照只否定进攻性行为的战略，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容忍本地区的胁迫行为(这将违反长期以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原则)。但是，当中国的行为被限制在寻求增加本地区影响力范围内时──例如通过公共外交、贸易、投资或文化交流，以及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大规模投资──那么美国应用相同的方式来应对，而非增强军力并暗示威胁动用军力。对于试图维持现状者(留给一个崛起的中国释放其增长能量的狭小空间)，以及试图收缩者(基于某种"美国优先"战略从亚洲后撤)来说，这都是更为合适的战略。

上述分析假设一个霸权和一个有影响力国家之间存在明确的区别。霸权的字典定义糅合了影响力和支配力。霸权的最佳定义是一个国家阻止其他国家(在其施加霸权的任何领域)作出霸权反对的决定的能力。相反，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仅能令其他国家在面对本国或其他国家偏好时，更多考虑有影响力国家的偏好。区分这些概念，凸显出两种战略的重要不同：其一寻求阻止中国变成一个支配性国家，其二寻求否定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没有理由反对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将有助于为建造公路、铁路、港口、大桥和输油管道融资。即便中国因此在亚洲获得了额外的影响力(这并非一定会发生)，也没有理由提高警惕。例如，自从美国在布什政府期间偏向印度之后，中国在巴基斯坦获得了更多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增加却几乎没有改变该地区的基本地缘政治格局。

诚然，如果爆发战争，一条发展成熟的丝绸之路或将令封锁中国──这是很多美国军事规划人士所呼吁的、比入侵大陆少具攻击性的策略──变得更加困难。不过，允许中国获得经济影响力而非军事支配力，并确保一条可以获得必要资源的必要通路，将令战争的风险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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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工业发展面貌正经历新一轮改变。自上世纪末先进国家大规模把生产活动转移往低成本地区，亚洲的工业生产活动大幅增加，特别是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不过，中国内地的投资环境近年亦开始转变，劳动力及生产成本上涨等问题正促使一些外资和本地企业调整业务策略，他们一方面转移部分生产往其它亚洲地区，同时升级内地业务，以提升竞争力。

粤港企业重整业务布局

在广东省从事生产及贸易的粤港企业，其实在多年前已开始采取不同策略应对珠三角投资环境转变，包括转移部分生产和采购活动往中国内地其它较低成本地区，少部分则选择同时前往东南亚等属于「一带一路」的地区设厂生产，或在当地采购各种商品和原材料，希望利用外部资源降低成本。不过，随着近年全球和内地市场增长放缓，以及来自其它低成本地区的竞争日益激烈，粤港企业更进一步在控制成本以外制订策略转型升级，从劳动力密集转往高增值业务方向发展，希望在中、长期而言达到业务可持续发展目的。

当中不少企业积极投资自动化生产，一方面纾缓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因应国际市场需求日趋严格，希望通过自动化设备生产更高质量和更高精密度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一些企业则加强投资科技研发，争取发展高技术业务，也有部分选择开发自家品牌以提升产品价值。随着全球化步伐加速，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日益精细，以致全球供应链发展转趋复杂，粤港企业亦因应不断转变的外部环境调整策略，务求达到更理想的转型升级效果。

中国/亚洲供应链日渐发展

珠三角拥有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和丰富的生产性支援服务，大部分海外地区难以相比。因此，粤港企业在规划未来业务时，大多继续选择在珠三角及广东省和邻近地区，保留甚至进一步发展较高增值和较高技术的生产业务。与此同时，随着亚洲其它低成本地区的工业活动日渐增加，中国与亚洲、包括东盟等地已逐渐建立紧密的供应链关系，为粤港企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和采购空间。

目前不少企业从珠三角及中国其它地区运送大量工业物料，前往亚洲及其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支援当地的工业生产，部分更向这些低成本地区转移生产和进行采购活动。有关企业在这些地区生产或采购的产品一方面会销往先进国家，同时会把相关的工业物料、零部件等运返珠三角等地以支援内地较高端的生产活动。随着亚洲地区分工日渐明显，中国和亚洲不同地区的上、下游供应商和生产商之间的贸易关系日趋密切，也刺激亚洲地区内部贸易快速扩张。

优化区域业务布局

由于亚洲较低成本地区普遍只拥有基本的生产条件，物流及其它配套服务有待提升，并且缺乏技术人才，所以企业转移生产大多局限较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工序，以及产品生命周期较长的轻工产品和零部件。除工资成本外，企业在海外生产亦须顾及运输物流、物料供应和管理等整体成本，加上跨区安排涉及较长的周转时间，需要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才能配合企业把握多变的国际市场商机。因此企业部署海外生产时，宜从多方面考虑因素出发，例如是否有利开发当地市场。而欧、美及其它出口市场实施的贸易壁垒和关税优惠，亦可以影响相关企业的区域生产和采购布局。

总括而言，在竞争越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以及全球供应链发展不断演变的情况下，粤港企业已不再是单靠降低直接生产成本，而是积极采用转型升级、提升业务价值策略，同时考虑市场需求及整体成本效益，优化区域业务布局以增强竞争力。

在这背景下，粤港两地可加强合作，制订合适政策促进两地企业进一步发展，例如引导他们聚焦应用智能制造技术以协助产业进一步升级，同时推进两地企业的科技合作、加速科研成果商业化；此外，粤港须进一步完善两地之间的运输物流网络，便利两地企业更有效布局他们的区域业务，并且鼓励企业携手「走出去」发掘「一带一路」商机，利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制订长远发展策略和控制风险，进一步连结亚洲日渐发展的区域供应链，更好利用不同地区资源开拓内地和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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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亚吉铁路)是中国在非洲一项最新的投资项目。随著「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这类投资项目的数量必定会不断增加，但中国与非洲的发展规划是否协调一致？

吉布提是非洲最小的国家之一，而埃塞俄比亚素来被视为东非之角的经济龙头，现在，两国均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受益者。「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导的大规模国际基建及贸易发展计划。

吉布提国土虽小，但其港口位处红海入口的战略位置，举足轻重。吉布提有大量外国军队驻扎，当中包括美国在非洲的最大军事基地。相比之下，埃塞俄比亚作为非洲第二人口大国，是区内的经济发展亮点。

尽管两个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但现已被亚吉铁路联系起来。亚吉铁路主要由中国建设和投资，并由中国中铁和中国土木工程集团负责兴建，2016年10月正式通车，成为非洲首条跨境电气化铁路。整项工程造价达4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融资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

埃塞俄比亚地处内陆，而亚吉铁路全长750公里，大大改善了该国的进出口运输交通。最重要的是，亚的斯亚贝巴与吉布提港之间的公路运输路程，原本需时7天，现在则大幅缩减至10个小时。该铁路是中国与非洲战略合作的成果，被视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蒙巴萨－内罗毕铁路(蒙内铁路)是另一项由中国出资/主导的项目，今年6月亦投入运作。蒙内铁路全长485公里，实为一个价值140亿美元的标准轨距铁路网络的第一期工程。该铁路网络规模远超蒙内铁路，最终将由肯尼亚延伸至乌干达，再抵达卢旺达。

上述铁路网络落成后，中国制造的商品可望透过蒙巴萨港打开东非多个内陆市场。中国对矿产的依赖程度正日益加深，而该项目料将改善非洲矿产出口的供应链。

中国在非洲已展开众多工程项目，上述铁路是其中两个最新项目。早于1970年代，中国在非洲已兴建坦赞铁路，把内陆的赞比亚及其产铜带与坦桑尼亚的三兰港连接起来。当时坦赞铁路是中国在非洲最大型的援助项目。

最近，中国承诺向非洲各国多个大型基建项目作出投资，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元素。显然，中国希望在非洲的经济发展中担当重要角色，而这一方针势必提高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商业版图。

在2015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慷慨地承诺将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其中大部分资金将投入若干大型基建项目，包括新的埃塞－吉布提铁路和东非海岸一系列港口升级工程。

对于中国的策略，约翰内斯堡大学孔子学院政治分析员David Monyae评论道：「中国无条件进行投资及商业活动，成功提升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营造了北京政府乐意支持非洲发展的印象。」

不过，其他分析员则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此事，断言「一带一路」乃中国打造一个全球贸易集团并建立「势力范围」的手段。南非安全研究所顾问Peter Fabricius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习近平可能正利用一个偶然的机遇，务求扩大中国作为世界龙头大国的经济及政治影响力。衆所周知，美国由奉行孤立主义的特朗普出任总统，在全球事务中逐步退却，因此中方正善加利用当前的时机。」

Fabricius与其他分析员均认为，有明显迹象显示国际市场正形成全新的经济秩序。理由之一是，除美国和法国等多个国家之外，中国最近亦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

然而，其余人士则不同意非洲各地进行的「一带一路」项目乃是中国为暗地里聚集势力而作出的举措。相反，他们坚信非洲人口达10亿，中国在东非的投资纯粹是为了建立更广阔的贸易网络，旨在进一步打开非洲的消费市场。因此，有关人士认为，推进「一带一路」之目的应是透过改善贸易通路促进共同发展。

至于地缘政治野心和全球贸易网络扩大二者能否真正分开而论，仍有讨论空间。无论实况如何，南非著名商业记者Peter Bruce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巨大，引人注目，而其影响力的扩张速度极快。」

不少人认为，关键问题是适用于中国的方案是否亦适用于非洲。代表整个非洲大陆55个国家的非洲联盟对此表示乐观。非盟早已表明，欢迎中国合作参与非洲的基础设施和技术项目。

南非经济学家Greg Mills的见解或多或少解释了非盟热忱背后的原因，他指出：「中国的承包商和企业愿意接受西方业界大多不会考虑的工作地点和条件。」

中国非洲制造

然而，非洲吸引中国投资者之处不止于基建。世界银行表示，由于中国工资预期上升，导致成本压力上涨，因此估计中国将对外输出8,600万个低技能制造业工作岗位。预料非洲最终将成为这一轮劳动力需求转移的主要受益者。

对于这一转变，Mills说：「低技术、劳力密集型制造活动实际上不能在中国进行。随着中国经济逐渐向上爬升，非洲确实有望把握有关的劳动力需求机遇。」

纺织业是正经历这一进程的产业。中国已将部分纺织业生产设施迁往非洲，其中在东非的埃塞俄比亚，中国重金投资了若干大型制造业项目，而该国势将成为非洲的制衣中心。

埃塞俄比亚原本已是非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该国一直实行低劳动成本政策，以维持竞争优势。目前，该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附近一个工业园区凭借低/零关税措施及廉价的劳动力，已吸引约80家中国纺织企业进驻。事实上，中国相对的薪酬水平比埃塞俄比亚高15倍。中国浙江省鞋履制造商华坚集团同样投入了大量资金在园区内兴建大型厂房，目前员工总数超过3,000人。

总体来说，主要由中国出资的运输基建改善项目令整个非洲地区的制造业效率均得到提升。例如，亚吉铁路开通后，过去被陆地环绕的埃塞俄比亚现有直通港口的交通路线。

因此，据说其他几个非洲国家，尤其是摩洛哥、南非、喀麦隆和多哥，都在争取北京的关注。鉴于中国企业已经在非洲创造了约60万个就业机会，自然所有非洲国家都希望把握「一带一路」可能带来的机遇。

中国明显认为，输出部分制造业岗位将有助一些非洲国家进一步实现自给自足。不过，反对者坚称，中国乃在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对非洲许多合作伙伴国的高压统治和管治不善等问题视若无睹。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忧虑，惟综观全球经济环境，商品价格收入下滑将成为长远趋势，无可否认，非洲各国如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扩大制造业。中国方面，显然有意利用非洲的这一需求。

最后，与所有其他投资者一样，中国希望确保其投资取得良好回报，对非洲基建项目的投资更明显地反映了这个目标。对此Bruce特别指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无一不为其带来某种形式的利益，或是政治利益，或是经济利益。」

与数年前中国的情况无异，非洲热切希望更全面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人相信，「一带一路」如果可以促进非洲的发展及带动当地经济，那么只会对非洲大陆有利。

特约记者　Mark Ronan　开普敦报道

Fung Business Intelligence

2017年5月15日，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闭幕。与会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签署了圆桌峰会联合公报，各国之间形成了270多项具体成果清单，成绩喜人。为期两天的论坛以“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为主题，吸引了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约1,500名代表参加，包括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今年中国最高规格的外交盛会，也是自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合作倡议以来，中国为此召开的首次国际会议。经过三年多的发展，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论坛的闭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在2019年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受古代丝绸之路的启发，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亚洲、欧洲、非洲以及其他地区的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它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参与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开放型合作平台，以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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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推动中国境外合作园区发展的角色和机遇

从上述亚洲经济贸易合作区个案可以看到，合作区不仅有利内地企业「走出去」发展海外业务，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销售机会，亦有利企业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和其他优势，结合在内地原有的生产活动，完善整体的生产布局。与此同时，随着东南亚投资及生产增加，已逐步建立起连接中国的区域供应链网络，且发展越趋紧密和复杂，推动商贸物流和贸易发展。

有关合作区发展同时亦可为香港提供对外投资机会。综观上述个案，除香港的生产商和贸易商，特别是中小企业可以考虑选择这些合作区作为平台切入当地市场，或建立据点利用当地生产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外，在香港从事房屋及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包括货柜码头规划营运、物流仓储管理及物流等服务业者，亦可考虑与合作区合作，投资或提供相关的服务，促进有关合作区的持续发展和竞争优势。

园区发展挑战及香港服务

投资分析及尽职调查

东盟十国的经济及人口结构各有不同，各国的劳动市场、工资、经济发展水平、投资政策及优惠亦不尽相同。虽然大部分东盟国家均以产业园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吸引投资的主要工具，但个别园区的实际生产环境和条件亦可能差别甚大，例如产业园区的位置、当地的供应链情况、周边的物流设施和服务水平、内陆和国际运输是否有效率、环保要求、技术及非技术劳动力供应是否充足、本地技术和管理人员培训等，最终会影响园区持续发展的能力和竞争力。

因此投资者在计划投资和选址时，必须做好相关国家、地区及政策评估，保障园区发展能够与当地中长期发展规划对接，减少因投资项目未能得到政府支持而出现的潜在风险，或难以与当地政府协调和磋商，取得相关政策优惠及其他配套支援。不过大部分企业均表示对「一带一路」沿綫较落后的投资地点，包括部分东盟国家，在政治、文化和法律环境方面认识不足，加上这些国家的资讯不够透明，难以确保投资项目符合有关国家的法律要求，以及评估有关投资的中长期效益和潜在风险，需要寻找专业的服务支援。

香港的有关服务业者不仅熟悉先进国家的法律及投资环境，同时可凭藉其广泛的国际网络，为内地企业前往新兴或「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进行有效的风险评估，并针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提供策略性建议，并对关键或敏感议题进行专项调查，例如对投资地的环保政策、税务优惠项目等，可帮助投资者控制风险，并在落实投资后确保项目可持续发展。

园区规划及管理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估计，东盟地区共有超过1,000个经济特区，其中包括893个工业园。单是在越南目前就有超过320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园区，流入越南的外商直接投资约一半落户在工业园，可见工业园之间的竞争非常大。综观亚洲地区的工业园区，部分设计欠佳，以致园区出现过于挤迫和有交通堵塞情况，部分老式园区缺乏适当的环境设计，不但绿化空间和民生康乐设施欠奉，亦间接导致不少劳工、污染和社会问题。但另一极端是部分工业园区过于超前发展，规模及设施远超实际需求，以致进驻园区的企业需要承担非常高昂的管理费，要不就是由政府或发展商补贴。

此外，部分新兴发展国家或政府指定的新经济区或工业园位于比较偏远地区，担当着引领发展增长的作用，园区投资者或发展商不能只关注园区本身的发展，亦必须处理和提供园区连接周边地区和主要港口的交通及其他基建设施。以越南龙江工业园为例，因应「胡志明市－中良高速公路」在2010年通车，园区管理公司正积极提升园区的内部道路系统，并加快与当地政府谈判，希望促进园区连接高速公路的道路建设，以提升园区整体的运输和物流配送效率。

香港是基建及房地产服务枢纽，有超过2,100家达国际水平的建筑设计、测量及工程服务企业，拥有不少香港及海外业务的发展经验，能够配合内地在海外发展各类型产业园区，提供全面的项目顾问和管理服务，包括在建筑设计、工程监理、政府与发展商的协作、基建设施发展、污水及废物处理等方面提供策略性建议。即使大型如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区的项目，香港的服务业也可以把参与大型综合社区发展和基建与土地整合利用的经验，为项目增值和注入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概念。

园区管理方面，根据东盟经济特区发展及合作方针，园区发展商和营运商是可以分开的。专业的营运服务商不但能提供应有的物业管理及招租服务、水电等公用事业服务和废物及污水处理等，还会提供其他增值服务如培训中心、医疗、托儿、交通和人员招聘等服务。香港除了本地的专业物业管理服务公司外，也有很多大型的国际管理服务和顾问公司。他们除了提供优秀的管理营运服务，不少也建立了跨国的客户网络群，能够有效为园区招揽客户、配对需求。从过去环球各个产业园区的发展经验所见，园区如能配合定位找到合适的基础投资者对发展产业集群非常有利。

环保服务

虽然「一带一路」国家多属低至中等发展经济体，但随着逐步踏入工业化发展，当地越来越多民众关注工业化带来的污染问题，迫使政府规划者和开发商在有关工业发展项目更注意环境保护。事实上，环境评估已成为不少合作区的投资要求之一，而且这些经济合作区主要建立在未曾开发或农村地方，工业发展难免对环境造成影响，而中国内地企业在环保方面仍有待提高正面形象，部分合作区附近居民针对一些中资企业带来污染的抗议行动偶有发生，对合作区的长远发展带来一定影响。而且，规划及兴建有关环保的基建设施需时，亦需进行足够投资，若不能赶及有关合作区发展项目，可能产生难以挽回的环境和污染问题。香港的环保产业擅长提供达国际水平的废物废水处理、污染控制、资源节约等环保服务，以及先进的环境管理经验，在国际享有良好声誉，可为有关合作区发展提供各种环保服务，以及符合先进国家标准环境评估、环保建筑/系统设计，和相关的谘询服务。

生产性及物流服务

「一带一路」国家大多缺乏生产关键和其他工业物料、零部件等，并且缺少技术工人、技术员、工程师等人才，一方面倚赖进口有关物料以支持生产营运，同时需要不同的技术人员提供生产性的技术支援。香港拥有广泛的国际物流网络，能有效联系内地、「一带一路」国家和其他重要生产基地的货物运输网络，不但随时可得到内地和区内庞大的生产物料支援，并且香港的科技应用和生产技术人才济济，加上便利的交通运输网络，能随时为内地企业设在「一带一路」合作区的生产设施，同时提供广泛的关键零部件、工业物料和技术性的支援。

此外，因应供应链趋全球化发展，工业园区要吸引企业投资发展产业集群，便要规划发展相关的运输物流服务，以迎合企业对全球及区域供应链管理快速反应的高效运作生产模式下的严格物流配送要求。以马中关丹产业园区为例，园区与关丹港合作发展保税区以吸引加工出口型的重工业和高科技产业投资，关丹港因此未来发展重点便要提升处理集装箱业务的能力和完善港口物流服务。香港业界在集装箱码头的运作流程设计、操作系统和资讯技术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包括利用相关基建配套、设备布局及先进的运作流程，提升港口的整体营运效率的经验和业绩，包括在参与深圳特区发展的经验，正好能够协助关丹港发展国际货物和集装箱运输业务。

融资及保险服务

中国在海外发展的产业园区以企业为投资主体，虽然通过确认考核和年度考核的园区可以申请中央的专项资金资助和融资服务，但大部分资金仍需在市场募集。香港作为全球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资金来源和融资产品多元丰富，能够配对和融通不同回报年期、不同汇率及资产风险的资金及保险需求。加上香港作为亚太区的重要商贸平台，拥有良好的法律制度、资金及资讯自由流通、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一应俱全等优势。中国内地企业投资「一带一路」国家时，可利用香港的专业项目估值、可持续发展评估服务，用以引进外部资金，为海外投资项目及其他业务进行融资，并且通过香港作为地区总部的优势，利用香港高效的营商环境，协调内地、亚洲以至其他「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提升整体的营运效率。而且，香港的服务平台可为内地企业提供多种投资方式选择，包括利用私募股权投资资金，并利用香港的国际网络寻找境外伙伴，进行股权联合投资或其他股份制合作，帮助内地投资者分散风险，并借助投资伙伴的优势超越本身限制，结合企业原有的知识和专长产生协同作用，在投资「一带一路」时扩阔业务领域。

总结

香港服务业者多年来协助不少内地企业，处理在香港和海外市场的贸易及投资业务。香港在支援内地企业投资海外方面拥有优势，例如资金流通、丰富的国际通讯资源，以及具国际水平的专业服务，包括金融、法律、税务、可持续经营风险评估、国际认证检测等专业服务一应俱全，是内地企业投资海外的重要跳板。所以，随着内地推进「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进一步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海外，对外投资活动，包括中国境外合作投资产业园区将越趋增加。中国内地企业在项目总承包的优势比较突出，但香港相关专业及商业服务在个别专门细分项目有其过人之处，加上国际经验丰富、掌握和分析海外资讯的能力较强。加强香港服务业与内地投资企业合作将有利中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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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erformance, Lessons Learned and Implications for Zone Development. Akinci G and Crittle J, 2008, World Bank

 

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园区发展报告 (1)

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园区发展报告 (2)

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园区发展报告 (3)

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园区发展报告 (4)

马来西亚马中关丹产业园

马来西亚是东盟主要的经济体之一，亦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綫的重要门户，现正与中国加强产业合作，包括分别在中国广西钦州(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和马来西亚关丹(马中关丹产业园区，MCKIP)建立了两个合作产业园区，借着这「两国双园」的合作模式，希望加强区域供应链管理，推动两国产业集群发展，促进马中两国的贸易和投资往来，同时组建「港口联盟」，希望通过试验共同清关、信息共享等合作机制，提高海关效率以加快中马两国的贸易往来。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及主要投资地点之一，2016年中马双边贸易达884亿美元。

税务及资金优惠

除马来西亚现行的优惠措施外，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与东海岸经济区发展委员会，共同制订为入驻MCKIP园区的投资者提供特别优惠(受有关条款和条件约束)，包括：

• 从获得法定收入的年度算起，豁免公司所得税100%，为期15年，或在5年内发生的合资格资本支出可获100%投资免税额。(马来西亚现行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4%。)
• 马中关丹产业园区的合资格知识工作者所得税率为15%，直到2020年12月31日。(马来西亚现行一般个人所得税最高税阶税率为28%。)
• 原材料、零部件、厂房和机械设备豁免进口关税和销售税。
• 用于发展的土地或建筑物的转让或租赁免征印花税。
• 投资者可向首相署公共私人合伙单位(Unit Kerjasama Awam-Swasta)，申请高达项目成本10%或2亿令吉(以较低者为准)的促进基金，以资助基础设施的建设。

港口及物流服务

距离MCKIP仅10公里的关丹港，是马东经济区的对外运输物流门户。关丹港目前主要处理附近工业区生产的散货和杂货，包括钢管、加工木材、胶合板、铁矿石、化肥、棕榈油、植物油、矿物油和石化产品，及处理北根汽车工业园(Pekan Automotive Industrial Park)的汽车零部件运输。

关丹港现正积极发展新的码头，规划增强港口的散货和集装货柜处理能力，并与MCKIP合作发展保税区以增加港口及产业园区的业务内涵，特别是希望利用保税设施，吸引加工出口型的重工业及高科技业者投资设厂生产，藉以推动集装箱运输业务，成为马东的重要集装货柜转运港口。关丹港扩建工程一期将继续处理散货的进出口业务，预计可在2018年底完成。二期扩充项目则主要集中兴建深水码头，处理大规模的远洋集装货柜运输业务。预计在所有扩建完成后，关丹港可停靠及处理高达20万载重吨船只，包括可搭载18,000个标准货柜(TEUs)的远洋货柜船，为港口使用者提供覆盖东盟及国际市场的集装箱进出口运输服务。

关丹港现时由关丹港口财团(Kuantan Port Consortium Sdn. Bhd.)经营，已建立全球航运网络，在当地经营的主要航运公司包括长荣海运、怡和船务、马来西亚国际船运、太平船务(Pacific International Lines)，主要为MCKIP和关丹港口工业区(Kuantan Port Industrial Area)、格宾工业区(Gebeng Industrial Estate)及北根汽车工业园等提供服务。

不过关丹港口财团向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表示，现时关丹港不但欠缺集装货柜业务，亦欠缺营运保税设施和符合国际海关互助操作经验，所以亟欲寻求香港及其他具经验的投资者合作，以发展集装箱港口业务。特别是香港业者在集装箱码头的运作流程设计、操作系统和资讯技术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包括利用相关基建配套、设备布局及先进的运作流程，提升港口的整体营运效率，能协助关丹港进一步发展国际货物和集装箱运输业务。

 

未来规划

2016年6月，关丹港获马来西亚财政部批准设立自由区港口，筹划在部分港口地区、包括MCKIP园区部分地段设立保税区域，在保税区内的经济活动毋须缴纳关税、消费税、销售税或服务税，并且为园区生产企业提供多种增值服务，包括转运、贸易、拆箱分销、检验检测、重新包装及标贴等。在这背景下，关丹港将促进MCKIP逐步发展成为协助投资者开发马来西亚以至东盟市场的理想平台。

有关远洋集装货柜运输服务及保税港发展，可协助MCKIP吸引中国内地企业前往当地投资发展，一方面可帮助他们结合中国与马来西亚各自在土地、能源及生产物料等各方面优势，完善在亚太区内的整体生产布局，同时进一步拓展出口市场。除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整体生产成本，更可帮助他们规避外国贸易壁垒，例如欧盟与美国等地针对源自中国内地部分金属及钢制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等。

但要达到有关目的，不仅原材料、生产地点和货物产地来源等环节须符合受欧美进口国相关贸易措施限制产品的规定，并且在保税安排、货柜码头操作、国际贸易清关程序及报关系统等方面，亦须同时符合国际海关组织的相关协定和进口国的要求。目前中国与马来西亚正在组建的「港口联盟」，包括大连、上海、宁波、钦州、广州、福州、厦门、深圳、海南和太仓等10个中国港口，和马来西亚的巴生港(Port Klang)、马六甲(Malacca)、槟城、柔佛(Johor)、关丹和民都鲁(Bintulu)等6个港口合作，可望减少两国货物跨境运输的总体时间和成本。但在与其他地区港口及海关对接方面，则有待进一步发展。

而且，有关规划亦须考虑预留空间，及先行发展前期的配套设施，以便在长远而言随着园区发展，可应对高科技和高增值产品出口对运输和物流服务需求。可以预期，MCKIP的出口货物将随着未来的投资项目逐步落成，会由重工产品扩展到其他领域，例如微电子、生物医药、化工产品等项目，应衍生超越现时对货物运输和物流服务的需求。所以，不单只在海关、保税、货物检验检测等方面须及早规划相应设施和操作规则以促进MCKIP的产业发展，亦须筹划相应的物流设施，例如冷冻仓、危险仓和综合性的分销配送设施，应用与国际接轨的新一代资讯管理系统等，不但提升运输物流效率，同时因应供应链趋全球化发展，迎合亚太区和其他海外客户在高效运作生产模式下的严格物流配送要求。无论在规划和实际营运，均极需要具经验的港口管理和规划的投资者，和专业的物流服务业者支援。而MCKIP和关丹港有关发展，可为香港业者提供参与机会。

现时MCKIP的重工业和科技产业投资者大部分来自中资企业及部分马来西亚投资者，但园区其实也欢迎来自东盟国家以及其他外资企业入园发展。例如关丹港的扩建和有关基础建设项目，和MCKIP三期发展多用途区域，均需要额外投资在物流设施、商业地产开发、住宅管理和酒店服务等领域。一方面，MCKIP可为香港及区内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机会，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为内地及其他投资者提供项目融资、风险管理等服务，并利用丰富的国际市场资源收集市场信息，帮助投资者降低投资风险。

中国目前是世界对外投资的主要来源地之一，2015年更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对外投资者。越来越多内地企业自行或通过收购合并到海外直接投资，以开拓新市场或取得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促进企业长远发展。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服务平台，可为内地企业投资MCKIP提供一站式金融和其他专业服务。例如投资马来西亚的内地企业可利用香港引进外部资金，为有关投资项目进行境外融资，取得更多资金支援集团的长远业务发展，并且利用香港既深且广的金融市场，选择合适的融资渠道优化资金来源组合，以降低整体融资成本，通过MCKIP开发东盟以至世界市场。

 

目前在MCKIP投资的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司，计划通过在MCKIP设立生产设施，开发东盟和国际市场对钢材不断增长的需求。这家综合的现代化钢厂将采用先进的中国技术和制造工序，引入自动化生产设备生产高质素的高碳钢棒材、綫材和H型钢，在生产过程采用绿色措施以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为当地劳工提供培训，提高他们的冶金技术。诚然，香港的金融服务业者可为这些投资项目直接提供融资服务，但香港其实也可为内地投资者提供多种其他投资选择，帮助他们与外国同业合作，包括重工业和科技产业等领域，利用在MCKIP的投资扩大海外市场提升实力。

例如在香港一些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可利用其在全球广泛的商业联系，替内地投资者寻找外国伙伴，通过股权联合投资(equity co-investment)或其他方式的股份制合作，为意欲拓展海外业务，但同时希望控制风险的内地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选择。通过与联合投资者合作，内地企业不仅可以得到投资伙伴分担风险的好处，更能产生协同作用，得以借助投资伙伴的优势，进军新的业务领域，推动业务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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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园区发展报告 (1)

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园区发展报告 (2)

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园区发展报告 (3)

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园区发展报告 (5)

越南龙江工业园

越南与中国西南地区边境接壤，是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2016年中越双边的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约达882亿美元，占中国与东盟整体贸易总额约20%。除一般贸易外，近年不少中国企业前往越南投资设厂生产，中越之间在纺织服装和电子产品等行业已逐步迈向产业链上下游合作，进一步带动中国上游产品出口往越南。2015年中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金额达5.6亿美元，约为2010年投资金额的1.8倍，截至2015年末中国在越南的直接投资存量为33.7亿美元。中国在越南投资的厂商，除可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降低成本，亦可配合他们在中国以至亚太地区的整体生产布局发展。

越南目前有超过320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园区。2016年中，在工业园区的累计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1,500亿美元(注册金额)，约占流入越南外商直接投资的一半。虽然越南多个省份都设有工业园区管理局，提供单一窗口服务，帮助投资者选择最适合的工业园区，不过大型工业园区大多由私营公司独立经营和管理，外商可直接与工业园区的管理公司洽商，了解企业在工业园内可享受的政策。

其中，位于越南前江省的龙江工业园(LJIP)，是由中国浙江前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发的综合性工业园，属浙江省「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项目。前江省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东面毗邻越南主要商业城市 - 胡志明市。2015年底流入前江省的外来直接投资(FDI)累计15.3亿美元，累计外来投资项目78个，占流入越南全国FDI累计金额0.5%。

根据越南统计局数字，前江省约有173万人口，其中28万为城镇居民，其余145万为农村人口。LJIP位处前江省的新福县(Tan Phuoc District)，属农村地带，据该园区估计，在LJIP 15公里半径范围内的人口约有80至100万人，可为LJIP提供大量及年轻的劳动力。

税务及成本优势

进驻LJIP的企业，可享有长达15年的企业所得税税务优惠。此外，从事加工出口企业，可同时按越南有关规定登记以享受进口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豁免进口物料供加工生产作出口用途的进口税及增值税，而相关的生产机器和设备进口可同享优惠。[1]

在越南工业园区投资享有的税务优惠：企业所得税

• 现行标准税率：20%(2016年1月1日起)
• 税务优惠：
  -     首15年享有10%优惠税率；加上
  -     4年税务假期(由首年盈利年开始计算)，和
  -     其后9年企业所得税减半

据了解，现时在LJIP园区的企业，主要从事出口加工业务，部分生产的消费品出口到欧、美及亚洲市场，但更多是生产工业物料或半制成品，一方面供应中国内地及东南亚一带的下游生产商，亦有部分是销往越南其他厂商作进一步生产及出口用途。这些加工活动主要倚赖进口各类原材料，所以越南豁免有关进口税收优惠对他们至为重要。

LJIP便利的运输网络及高效的物流服务亦可帮助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LJIP与胡志明市相距只有约50公里，园区旁边是「胡志明市－中良高速公路」(HCM city – Trung Luong Highway)[2]除连接胡志明市外，亦可直通邻近的西贡港(Saigon seaport)、协福港(Hiep Phuoc seaport)(相距LJIP约50公里)和Bourbon港(相距LJIP约35公里)，进出口货物运输相对便利。

劳动力及上游产业配套

企业前往越南投资设厂生产，除了要选择适合的工业园区外，亦须注意越南的整体投资环境情况。特别在劳动力供应方面，目前越南的最低工资处于每月200美元以下，加上法定的各种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强制性费用，和个别雇员的经验、资质等考虑，企业负担的实际劳工成本大约由每人每月200至250美元开始，相对中国内地不少地区仍较便宜，而且越南的员工大多以35岁以下为主。不过据LJIP的介绍，目前在园区附近的本地劳动力供应，主要是农民工人，他们大多缺乏在现代工厂工作经验，而且前江省当地亦欠缺熟练工人、技术员工等人才供应。

根据越南统计局数字，越南整体近80%的劳动力没有正式学历资格，只有9%是大学毕业生，及11%的人曾接受中学教育或职业培训。此外，越南只有21%正在就业的雇员曾接受至少3个月的技术培训，大部分则停留在非技术工人的水平。[3] 因此，在越南投资的厂商若果需要从事较复杂的生产工序，或进行半自动或全自动化生产，可能需要倚赖中国内地或邻近地区，向越南的厂房提供各类管理、培训及技术支援。

此外，越南缺乏支援性产业，缺少生产各类工业原材料和上游生产物料，以及加工生产所需的设备、模具等。越南政府已决定推出鼓励政策，提供资金支持支援性产业发展，但根据有关规划，至2020年越南本地支援性产业供应亦只能满足45%的本地生产需求[4]。此外，越南缺乏技术设计和工程人员，企业要在越南投资研发，提高自行设计和制造有关生产设备的能力亦可能会有一定挑战。目前在LJIP投资的厂商，一般需要兼顾生产物料及制成品的进口和出口事宜，同时亦需注意有关投资项目是否可以取得有效的技术支援。

 

政策风险

LJIP及越南有关部门指出，越南在引进外来投资取态方面，继续欢迎中国内地企业，但在部分环节难免受到国际政治及一些反华情绪影响，所以内地投资者须确保其营运能符合越南当地的法律法规要求，同时符合当地国情，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问题。

其中必须注意的是，相对欧、美等先进国家，越南仍未完全具备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制度，对外来投资的法律法规可能仍未臻完善，相关政府部门亦未必具有管理较为复杂的外来投资经验，虽然这不一定影响对投资项目的审批进程，但却有可能在落实投资后，若有关项目出现不符合当地情况，或对一些行业、环节造成影响等，政府才对有关投资添加限制，甚至要求重新谈判，可能会使投资者大失预算，直接影响整个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在环保方面，越南市民越来越关注工业污染问题，政府亦强调在招商引资以外须要兼顾环境保护，而污染问题在农村地区尤为敏感，有关示威活动时有所闻。事实上，越南近年颁布不少国家排放标准，以限制各经济体的污染物排放；越南新的「环境保护法」自2014年生效后，不少工业项目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在经济区、工业园区等开展的活动必须符合相关的环境和排放标准。而LJIP亦表明入园企业必须遵守有关环保规定，严格杜绝偷排、乱丢废物行为。[5]

企业在策划有关投资时，除了要通过当局要求的环评和符合排放规定外，亦须了解投资地的具体环境情况，并顾及附近居民的感受，在有需要时主动向当地有关政府部门、投资伙伴等提供符合国际环境标准的意见，以便双方能在规划前期便能全盘审视整个项目的环境需要，磋商能达致双赢的投资计划，而不是单单符合法律的最低要求；加上内地企业在环保方面相对缺乏正面形象，更须加强在环保方面的尽职调查，同时审视越南的法律法规以及当地的实际情况，以避免日后不必要的麻烦。

投资者亦须注意越南的外商投资政策和经营环境变化，以保证投资项目可持续发展。例如越南在上世纪末开放之初，不断吸纳外商投资在劳动力密集及较低增值的产业，但近年部分外商已开始在越南投资较高技术含量的生产业务，包括源自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跨国企业，虽然有关投资性质大部分仍属出口加工，但越南政府在不同场合已多次表示，希望引导外商投资在较高增值和高技术产业，并且避免吸收过时技术和高污染生产，以促进产业现代化发展。所以投资者可能在规划未来投资时，须考虑有关项目是否配合越南产业在中短期可能出现的变化，以便取得相关政策优惠及其他产业配套支援，而不是单单参照越南目前甚至是过去的对外投资政策而作出决定。

因应越南持续推进各项基础建设，在越南的投资者可参考政府的长远发展蓝图，为他们的发展项目作出较长远的规划，包括各项设施系统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对接、物流安排、整体供应链规划等。例如，因应上述「胡志明市－中良高速公路」的开通，LJIP正积极提升园区的内部道路系统，并加快与当地政府谈判，希望促进园区连接高速公路的道路建设，以提升园区整体的运输和物流配送效率。

 

投资者若在项目规划初期已全盘考虑有关发展，除可保证项目的竞争力不落后于人，亦可配合当地发展享受越南有关政策优惠、便利，并且避免在落实投资后，再与政府重开谈判而影响投资项目进展。而且，越南仍有不少有关行政和官僚方面的问题尚待解决，若果投资项目缺乏全盘计划并留下灰色地带，在日后与政府谈判时难免受到这些行政问题困扰，对投资者在时间和金钱方面带来影响。当然，越南政府决心消除这些制度问题以提高行政效率，但预计这些问题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香港的专业服务业者可通过他们广泛的国际网络，获取越南资讯及有关投资项目的详细资料，除了审阅投资项目的历史及静态数据，更可为越南的投资项目前景作出专业评估，为有关投资计划提供详尽的优势及弱项分析，以便准确地预测未来的表现、风险，及作出全面的策略性投资建议。在环境保护方面，香港亦拥有丰富国际经验的服务团队，可为内地企业在越南的投资项目提供度身订造的解决方案，切合投资者的需要和符合当地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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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多详情请参阅香港贸发局于2017年3月发表的研究文章：越南建立优惠区抵销投资成本

[2] 「胡志明市－中良高速公路」全长62公里，在2010年通车，主要连接胡志明市、前江省和湄公河三角洲其他地方。

[3] 更多详情请参阅香港贸发局于2017年4月发表的研究文章：越南年轻的劳动力衍生殷切的生产服务需求

[4] 资料来源：“Vietnam’s Master Plan on Support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to 2020, Vision to 2030”

[5] 更多详情请参阅香港贸发局于2017年4月发表的研究文章：越南对环境服务需求日增

 

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园区发展报告 (1)

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园区发展报告 (3)

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园区发展报告 (4)

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园区发展报告 (5)

背景

中国现正推动「一带一路」发展，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发展战略。2015年3月，中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愿景与行动」)，倡议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以便推动沿綫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愿景与行动」特别表明，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希望与亚洲、欧洲、非洲等沿綫国家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以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包括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磋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便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同时要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用以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包括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希望与「一带一路」国家携手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概况

中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始于2006年，主要是由中国商务部牵头，与政治稳定且与中国关系较好的国家政府达成共识，然后以国内审批通过的企业为建设经营主体，由该企业与国外政府协议和签约，在有关国家投资建设、或与所在国企业共同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完善、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的产业园区，再由该企业开展对外招商，吸引国内、所在国和其他外国相关企业入区投资发展，形成产业集群，并建立相对完善的产业链，这种发展模式相当于中国企业以集群、抱团方式，集体对外进行直接投资和经贸合作。

为进一步创新和推动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完善建设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服务工作，2013年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制订了《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确认考核和年度考核管理办法》。有关《管理办法》的合作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资控股企业(以下称实施企业)，通过在境外设立的中资控股的独立法人机构(以下称建区企业)，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产业园区。

申请确认考核的合作区应有利于中国优势产业「走出去」，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有利于利用资源，提高资源配置能力；有利于建立商贸物流网络，拓展贸易发展空间；有利于开展技术合作，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有利于促进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外国伙伴实现互利共赢等。

根据《管理办法》通过确认考核或年度考核的合作区，可申请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资助，包括相关金融机构对符合国家政策规定和贷款条件的建区和入区企业，积极提供必要的授信支持和配套金融服务。

据2013年《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关于支持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商务部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建立合作区项目协调和信息共享等联合工作机制，为符合条件的合作区实施企业、入区企业提供投融资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具体措施包括国家开发银行根据国家对外发展战略的需要，支持国内产业集群「走出去」，为合作区建设提供投融资等服务，同时积极探讨依托境外金融机构信用、项目自身及其他资产抵质押、土地出让应收账款质押等模式，为合作区实施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通过与东道国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合作，以转贷款、银团贷款等方式，为入园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中国商务部数字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已在36个国家建设合作区77个，累计投资241.9亿美元，入区企业1,522家，总产值702.8亿美元。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成效尤其显着。「一带一路」沿綫国家大多处于工业化发展初期，具良好市场发展潜力，和强烈吸引外商投资意愿。中国现时在20个「一带一路」国家正在建设56个合作区，占所有在建的境外合作区总数72.7%，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职位约18万个，促进合作区所在国的工业化和相关产业发展，特别是轻纺、家电、钢铁、建材、化工、汽车、机械、矿产品等重点产业发展和升级。[1]

亚洲经济贸易合作区个案

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区遍及欧洲、亚洲和非洲等地，不同地点合作区在资源、市场、交通运输、基建等方面各具优势。当中亚洲地区更是中国开展「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重点地区之一。顺应大部分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近年积极以工业园等经济特区模式吸引投资，推动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中国更可把经济贸易合作建设作为重要推动力，加强与东南亚地区合作，构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中小型企业而言，他们似乎也较乐意聚焦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机会。无论是前往东南亚直接投资设厂从事加工贸易、与当地伙伴开展产能合作，或发掘当地的工业物料和消费市场等，均受到中小企业青睐。事实上，东南亚国家近年工业生产迅速扩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已逐渐与中国建立紧密的供应链关系。

根据香港贸发局研究部2016年中在华南地区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的内地企业(83%)表示希望前往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发掘「一带一路」商机，其次是前往南亚(27%)、中欧及东欧(24%)等地。他们希望增加销售各类产品往「一带一路」市场(88%)，部分企业则希望前往当地投资设厂生产(36%)，或在当地采购各类消费品/食品或原材料等(35%)。

中国目前在东盟投资并通过考核的合作区包括：(1)中国印度尼西亚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2)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3)柬埔寨经济特区；(4)泰中罗勇工业园；和(5)越南龙江工业园。另外，由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政府共同开创的「两国双园」国际产能合作新模式，分别在马来西亚关丹和中国广西钦州建立两个产业园区，有望成为中国政府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先行探索和实践的经济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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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园区发展报告 (2)

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园区发展报告 (3)

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园区发展报告 (4)

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园区发展报告 (5)

香港中华总商会月刊《商荟》

“一带一路”促进沿线国家的基建联系、贸易与产业、金融整合等不同领域的合作，对专业服务需求十分殷切，香港专业服务享誉国际，如何从“一带一路”商机中分一杯羹。

李芝兰：香港专业建构中国软实力

“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多番强调国家的综合实力，提醒国民综合实力由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结合，两者同样重要。“一带一路”是目前中国最宏大的策略，在这个框架下，中国必须继续建构自身软实力，促进和沿线国家的合作，巩固各方的互利关系。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政策学系教授李芝兰曾撰文分析香港于“一带一路”国策下的定位，倡议香港以其专业服务优势为国家软实力贡献。最近，她与其研究团队获得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资助计划拨款，研究有关香港专业服务业在“一带一路”的角色及其可持续发展，并组建跨学科应用研究平台“香港持续发展研究枢纽”，连结大学与社会业界。

软硬实力兼备：可亲的狮子

探讨香港与国家软实力的关系之前，先要理解何谓软实力。李芝兰解释，软实力一向是比较倾向学术性质的概念，公众必须清楚了解其含义，才有利日后讨论。“所谓软实力，就是一种相对于硬实力的概念。何谓硬实力？古时代，各势力利益矛盾，又或理念不合，通常以武力解决问题，强者胜，弱者败；现代社会不会老是打仗，改用经济制裁，某弱国不听话，某强国就不跟她做生意，弱国唯有就范。”简言之，硬实力就是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以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等强硬手段逼使别人，虽然时有效用，但总归难以收服人心。李芝兰说：“软实力刚好相反，不是武力，不是财力，而是吸引力。以交友比喻，怯于你武力而交往的说不上朋友，受你财力引诱的也说不上朋友，唯有真心喜欢和你相处，被你魅力吸引的才是朋友。”从国际政治层面看，中国培养软实力的结果，就是建构出受别国欣赏的文化内涵和形象，从而提升地区内的影响力。

2014年3月，习近平到访法国，提起“拿破仑的名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李芝兰认为，中国如要透过“一带一路”向世界宣扬“可亲、可喜、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程序理性相当重要。当中国与别国出现矛盾时，只要坚守程序公义，理性处理冲突，自然得人敬重，而香港则可于此方面尽一分力。

德勤2016年全球软实力报告指出，香港的软实力位列亚洲城市第一位。香港的人才来自世界各地，77万人从事知识型产业，分别来自39个不同地区，全球与香港有直接联系的院校和企业高达3,491间，有业务往来的国家达79个，任何企业来香港都可以轻易找到对应的协作伙伴。

促成“一带一路”项目在港签订合约

“我们可以想像，未来'一带一路'商业项目、大型基建项目会愈来愈多。这些项目可于香港完成合约签订，在香港法律体系的框架下，处理日后的法律问题。”李芝兰补充，香港法律制度声誉良好，闻名海外。国际市场信任香港法律专业，愿意把项目托付我们负责，此为香港的软实力。一直以来，香港担当着中国对世界的视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资流进中国，近十年更积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是香港长久以来的角色，我们此方面的基础很强，日后亦需做得更好。”

李芝兰表示，软实力作为一个经济体的吸引力，通常来自国家自身的文化魅力。国与国之间交流，如何在外交沟通、贸易往来上展现文化魅力，则是一种艺术，个中要求比一般生意复杂得多。但她认为香港已具备相当浓厚的文化氛围，加上专业服务素质优秀，有条件发展成为“一带一路”软实力枢纽。“举例说，某个项目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某地段将会发展新基建，当地的邻里关系会受影响。从前，政府和商人可能不太理会这些，但现在我们要体现文化魅力，就总不能忽视邻里关系等种种细节。香港的社区关系管理经验丰富，拥有充足人才，可以从中帮忙协商。”她继续说明，香港的社工相当专业，过往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都是参考香港，证明香港在这些专业范畴的领先地位。

李芝兰亦指出，所有项目都会涉及风险，刚才提到的例子就属于社区风险，若不谨慎处理，可以引起民怨，甚或激发示威。其它风险例如商业风险、管理风险、主权风险等都需注意。她指出，处理风险的最佳方法是避免风险发生。“对比中国，香港的仲裁与和解更为专业，这方面的技术需要进一步加强，未来可以藉此规避很多'一带一路'项目的风险。”

“一带一路”的国际法框架

各国的法律基础不尽相同，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时，由于两地法律见解差异而失利的事件时有发生。中国也不例外，苹果公司、New Balance、著名篮球前运动员米高佐敦都曾先后就商业法律问题与中国的企业和局方争议。李芝兰指出，“一带一路”将启动多个项目，涉及金额无可估量，因此需要事先解决法律差异所带来的潜在问题。事实上，国际上一直有人推动发展一套模范商业法，当两国商业法出现矛盾时，双方可以参照这套模范再作判断，有利达成协议。“联合国也有推动相关工作，模范商业法的作用在于harmonisation（促进协调），减轻由于两国商业法的矛盾所产生的冲突。”

李芝兰强调，中国如要建立适应“一带一路”的国际法框架，需预先考虑各种商业交易的风险。“在'一带一路'的大格局下，我们可以预见一些超大型项目，它们的合约方不会是企业，而是政府。过往曾经发生过一种意外：由于某国政府换届，新政府不跟从前任政府路线，故前任政府所签订的合约都失效。这种主权风险便是建立国际法框架时必须考虑。”她认为，香港是健全的法律中心，应该更积极参与这方面的“一带一路”事务。香港可先在研究方面着手，预先衡量沿线各国风险，避开风险高的时间与地方。

迎合“一带一路”的发展大潮流，香港的专业服务大派用场。李芝兰强调，香港专业服务将为面向世界的“中国品牌”锦上添花，增加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令香港的国际声誉更上层楼，更能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独有优势。

刘炳章：专业界别在“一带一路”大有作为

谈到“一带一路”如何为香港专业服务带来机遇，相信不少人业界中人亦感知易行难。香港专业联盟主席刘炳章走访“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切切实实在当地考察，目的是探讨香港专业界如何透过“一带一路”开拓发展。

港专业服务补“一带一路”所缺

英国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保护主义及民粹主义抬头等，在如此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下，刘炳章指出，中国不可再一味跟随欧美国家的脚步走，也要创造出自己的游戏规则。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与东盟十国的自由贸易协议等应运而生，渐渐拓展一条新路线，“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倡。

“'一带一路'覆盖全球四成人口，目前这些国家合计的GDP不高，意味潜力相当巨大，香港正好从中寻找商机。”刘炳章作为“老香港”，坦言香港优势众多，“香港早已发展成为国际自由港是为先发优势；'一国两制'是为社会体制优势；香港是海上丝路的起点是为地域优势；资讯流通、人才库、完善法制和业务道德亦给予别人信心。”他强调，香港服务相当专业，能够提供顶级的专业服务，恰恰这是“一带一路”国家所缺乏，特别是金融服务方面，香港可以弥补不足。

紧随国企开拓商机

早前刘炳章曾与时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前往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地交流，又与时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考察缅甸、宁夏自治区的银川，今年2月到访印尼、柬埔寨，足迹布满“一带一路”国家，对于选择往哪个国家发展或有何注意事项，亦有一番见地。

香港专业服务界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有何窍门，刘炳章回应道：“国企、央企。”他指出，基本上香港的专业人士参与国企、央企的项目，都可以在极低风险的情况下提供服务及收取费用。同时切忌“大贪”，每个国家都涉足，应集中一些具潜力的市场。“不要打算赚取当地企业的费用，而是赚国企、央企的费用，如此成功机会高、现金量风险低。简单来说，赚取美金或人民币，不赚当地货币，避免货币贬值的风险。”

同时，刘炳章鼓励香港专业服务界善用已有的人脉关系，“一带一路”国家当中有不少同乡会、工商社团的组织，如能加以运用，必可早着先机。“记得数年前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到访马来西亚，期间与居住当地的港人见面，发现当中大部分是工程师，可见香港输出专业人才之多。”

商机固然吸引，但刘炳章亦提醒，要到“一带一路”发展必须克服一连串问题，应及早了解及作准备。“首要问题是文化差异，不少中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属回教国家，禁忌繁多，初到者要小心注意；其次是市场风险，如早前缅甸政府更替后便否决原已落实的水库计划；客户风险，如当地没有设立保贷保险局这类机构，万一遇上有问题客户亦毫无保障，还有就是货币风险、市场讯息风险等。”

尽管如此，但机遇往往是风险的双生儿，刘炳章仍然鼓励香港专业服务界及早到当地发展。早前他到匈牙利、波兰、德国等欧洲国家考察，发现不少内地企业已进驻其中，由最初每年赚300、400万美元，至现时十倍增长以千万计，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良好，香港企业可趁势加入其中，提供专业服务。

参考经验 早着先机

去年哈萨克斯坦之行，刘炳章得悉当地拟兴建一条长达65公里的轻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借贷18亿美元，西班牙公司提供车卡，中国交通建设、中国铁建等亦已就位，万事俱备，只欠管理配合，最终他们找来港铁输出管理专才。“毕竟港铁在斯德哥尔摩、伦敦、悉尼、墨尔本输出营运铁路的服务，经验、水平俱备。这个例子说明，香港输出专业服务是大有可为。”

近年港铁业务遍及北京、天津、深圳等内地城市，香港机管局亦有份兴建珠海机场及虹桥机场，可见香港的专业界别遍布世界，有先例可循，为进军“一带一路”市场累积经验。

刘炳章引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去年5月在香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提及，尼泊尔和柬埔寨的两个基建项目均引入香港顾问谘询公司承担项目监理任务，其后尼泊尔发生大地震，大量建筑物倒塌，由香港公司监理的项目却基本完好无缺，充分体现香港专业服务的优良品质，足证香港专业服务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大有可为。

政府宜担当主导角色

刘炳章坦言，政府奉行一贯小政府、大市场的原则，忧虑支援个别行业却被其它行业诟病，极其量协助构建平台，让企业自由交流。然而，他认为此举在当前环境下并不足够，期望政府多为业界充当游说、联系的角色，遇上规模宏大的商业计划，或需透过政府对政府的洽商方可完成。业界努力之余，刘炳章期望政府能够改变思维，多走几步，主动协助业界“找生意、寻出路”。

原文刊载于香港中华总商会月刊《商荟》2017年3月号，请按此阅览原文。

东欧国家波兰期望恢复向中国内地出口家禽，并在「一带一路」上扮演重要角色。

波兰的家禽生产商期望于本月底前，恢复出口家禽到中国。鉴于波兰西部及南部的农场爆发禽流感疫症，中国于去年12月禁止从波兰进口家禽。

技术上，在最后一宗禽流感通报个案发生之后3个月，波兰才可以恢复出口家禽到中国。自今年3月15日以来，波兰未再出现禽流感个案。

5月初，波兰国家家禽协会(National Poultry Council)数名代表与中国多家大型家禽分销商曾在香港开会，商讨恢复对中国出口家禽的事宜。

近期，波兰的家禽产量增加，促使该国物色新的出口目的地，而中国是最兴旺的国际家禽市场之一。整体而言，由于某些家禽产品仅在中国大有市场，在其他市场根本没有销路，尤其是鸡脚，因此，波兰特别重视对中国的家禽出口业务。

根据波兰国家家禽协会，若果可以恢复对中国出口家禽，到2020年，波兰与中国的家禽贸易额将超过5.60亿美元。在中国颁发禁令前，波兰对中国的家禽出口额每年约8,400万美元。

波兰国家家禽协会指出，波兰是新兴的欧盟主要家禽生产枢纽之一。目前，该国的家禽年产量约250万吨，当中40%用作出口。在出口家禽中，约80%是出口到欧盟其他成员国。

另一方面，波兰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寄予厚望，期望可以积极参与其中，特别是筹备中的波兰中央机场项目。波兰希望项目可以成为加强中欧贸易联系的重点工程。

除了航空货运交通外，波兰中央机场项目亦包括兴建多条快速铁路、综合运输走廊、专属经济区以及为区内的能源基建进行全面升级。波兰中央机场项目的潜在效益对推动「一带一路」大有帮助。为求该项目得以落实，预料波兰将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寻求资金援助。

目前，波兰有意成为中国通往欧洲的大门，积极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尤其是具投资价值的范畴，包括游艇及名牌家具，并物色双方共同得益的投资机遇，如环保技术、医疗和采矿设备、化妆品以及信息科技领域。

华沙顾问办事处　Anna Dowgial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