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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杜律师事务所Paul Starr (合伙人) 和James McKenzie (资深律师) 撰写

王文英博士和Sarah Grimmer就一带一路倡议交换意见,包括该倡议将如何影响香港仲裁,及该倡议对相应的各个仲裁中心的作用和影响。

Paul Starr,金杜香港争议解决和基础设施团队领导人,James McKenzie,金杜香港资深律师,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CIETAC HK)秘书长王文英博士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秘书长Sarah Grimmer谈话。

一带一路倡议和香港

当您听到"一带一路"时,您认为这一倡议将为您的机构带来什么?

文英:一带一路倡议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世界各地的数十亿人和沿线60多个国家,这也创造了机会,巩固并提升香港作为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中心和争议解决中心的角色。由此也为包括CIETAC HK在内的香港争议解决服务机构创造了更多机会,中方和一带一路国家往往会考虑到香港的特殊性而选择其作为仲裁地。

香港将亚洲地区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在该倡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CIETAC HK的成立本身体现了贸仲会对香港在本地区的重要性的认可。香港的许多行业将发挥更大作用,也会从该倡议中获益。

香港的确是一座桥梁,事实上,香港政府将香港称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超级接口"。从HKIAC的角度来看,香港在“连接”方面尤为重要意味着什么?

Sarah:香港具有独立法律体系和司法机构,涵盖金融、财会、建造业和法律等领域的广泛专业服务网络,双语性,地理位置毗邻中国大陆等特点, 因而格外重要。该倡议下的投资项目将会有很大一部分取道香港,尤其是会通过香港成立的实体来进行。因此,香港是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中心。

单从法律行业来看,香港有1000多名大律师和6700多名执业律师,同时香港还是领先的国际仲裁地之一(在2015年由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国际仲裁学院及伟凯律师事务所共同进行的调查中入选为世界最理想的仲裁地第三位和亚洲第一位)。香港的龙头机构HKIAC和其他香港的仲裁机构,以及提供法律和仲裁服务的个人,需要思考他们的服务将如何契合一带一路的背景要求并推广服务。

思及香港的服务,两位所代表的机构要对俄罗斯或非洲的公司传达怎样的信息?这些公司先前只采用英国的仲裁体系,现在参与到一带一路项目之中,考虑将香港作为仲裁地。香港又有什么优势?

Sarah:许多公司正在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与中国公司做生意,它们应该预见到中方可能会选择在中国进行仲裁,或依据中国法律管辖相关仲裁。外方应当就在中国大陆进行仲裁意味着什么和/或中国法特点寻求意见。考虑到香港现代的仲裁法规及其独立的法律体系和司法机构,外方往往更愿意将香港作为仲裁地。同时,中国企业也愿意在香港进行仲裁,因此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折中方案。

在谈判仲裁条款时,熟悉普通法和英国仲裁体系的公司将会认为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或依据香港法律进行管辖极具吸引力,因为香港的普通法体系受到英国法律的很大影响。香港拥有大量的法律专业人才、独立的司法机构(包括最高法院来自其他普通法法域的非常任法官)和先进的仲裁规则,因此对于寻求与中国企业达成折中方案的各相关方而言,香港是可选的辖区。因在其他法域受到制裁,俄方企业尤其关注在亚洲寻求更多业务机会和和争议解决服务,俄方企业就时常向我们谘询服务。

文英: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中央政府会为香港的稳定、发展和繁荣提供支持。另一方面,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拥有包括终审权在内的独立司法权力。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和合同引起的争议而言,香港仍然是独立和中立的仲裁地。

香港仍然适用普通法,因此香港和英格兰、威尔士的仲裁实践具有相似性。但同时,香港也能够包容不同法律和文化背景的相关方和执业人员以解决争议。香港还为挑选仲裁员的各方提供较多选择,因为许多经验丰富的仲裁员就在香港居住或者在工作。

一带一路和争议解决

当然,另一层面的问题是,很多一带一路国家包含高度的法律和政治风险。您认为通过仲裁解决一带一路争议相较于其他争议解决方法,比如诉讼这样的方法而言,好处和坏处分别是什么?


Sarah:提交仲裁解决争议,避免了在不适用法治或法院并不独立审判的法域进行诉讼的风险。一些一带一路项目规模很大,涉及国家利益,因此不在当地法院进行争议至关重要。

此外,仲裁的一大优点是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一带一路争议将涉及中方,这意味着裁决可能针对中国资产在中国大陆执行。我们知道,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HKIAC和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在中国大陆的执行率很高。近期研究表明,在中国的执行率有所提高,尤其是实施报告系统之后,只有在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情况下才能拒绝执行仲裁裁决。香港法院执行过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仲裁裁决,外方可以放心。

文英:我同意,香港的仲裁裁决的执行率向来很高。中国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因此根据该公约,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可以在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得以执行。同时,近半数一带一路国家国内的仲裁法体系都包含《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仲裁法有一定的协调和统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香港的仲裁裁决能在中国大陆得以很好的执行。举个例子,就在最近,2016年12月13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中国大陆执行了由CIETAC HK作出的仲裁裁决,证明了中国大陆法院执行CIETAC HK裁决的能力。

这是令人鼓舞的发展。在"倾向于仲裁"的法域,比如香港,解决一带一路争议,对仲裁裁决的执行和寻求临时救济的能力而言有多重要?

文英:比如根据中国大陆的仲裁法规定,仲裁庭不得作出采取临时救济措施的裁定。在香港,根据《仲裁条例》,法院可作出救济的命令,仲裁庭也可以在需要时批准采取临时措施,以保护仲裁当事人的迫切利益。

临时救济十分重要,首先,可以在胜诉方赢得裁决时    ,推动裁决最终得以执行,免得裁决变成一纸空文。其次,临时救济可以推动争端各方讨论和解途径,从而更高效地解决争议。香港是着名的倾向于仲裁的法域,在寻求临时救济方面拥有全部的常见优点,同时,仲裁庭作出的临时救济的命令也能得以执行。

考虑到众多一带一路国家的运作风险和信贷风险,您认为在搭建投资平台或起草争议解决条款时,投资人应该考虑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Sarah:相对于在当地法院解决争议,投资人应当选择提交仲裁。投资人应当确保与一个特定项目相关的多份文书中的仲裁条款相互兼容。各方应当使用兼容的示范条款,且应考虑采用适用于所有相关合同的争议解决总条款。

我们现在向客户提供的谘询服务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投资条约权利的。当投资人在搭建其一带一路投资结构时,关于这些潜在的权利应当考虑什么?

Sarah:投资人和东道国应当了解适用于其投资的双边和/或多边投资条约,并为寻求条约保障决定如何搭建投资结构。这应该在争议出现前完成,包括评估是否可以通过应用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其他条约的规定。

投资条约往往包含争议解决条款,按照《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等将投资国之间争议提交仲裁。HKIAC已经主持了多个投资者-国家仲裁程序,并自1986年起按照《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管理仲裁,依据其独立的程序指引进行仲裁。而且,HKIAC提供的仲裁庭秘书服务对大型复杂案件尤为有利(投资者-国家仲裁往往属这类案件)。HKIAC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近期推出了"免费聆讯空间"倡议,免费向涉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列为发展援助受援国(70%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为该类国家)的仲裁涉事方提供聆讯设施。对于一些当事方而言,可以在聆讯设施上节省开支这一点将成为他们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香港的一个因素。

文英:要根据投资条约获得保护,参与投资的当事人或公司应符合"投资人"的资格。许多条约将"投资人"定义为拥有所在国家国籍的自然人或公司。不同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的定义有别,投资人应当随时核对相关条约的对应要求。尽管各个投资条约使用不同方法决定公司或个人是否为"外国的",有意利用投资条约的各方应当证明自身具有条约缔约国的国籍。

一带一路和CIETAC HK / HKIAC

为鼓励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方通过贵中心解决争议,现在正在采取什么措施?


Sarah:2017年及之后,HKIAC将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积极作用。今年我们计划访问多个一带一路国家,向当地合同方说明承办一带一路项目时需要注意的关键事项。比如,在签订由中国国企出资的建造工程合同时,相关方应了解什么?同时涉及签订产能合同的中国实体的呢?如果项目由中国金融机构出资,不论是基础设施银行、私募股权公司或主权国家基金,相关方应了解什么?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时,相关方应当有这样一些实际的考虑。

由于一带一路项目的性质,由此引发的争议往往涉及多个合同和多个涉事方,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他国家的公共实体、私募基金和国有企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能会涉及包含重要政治因素的高风险争议。

《2013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规则")是为应对多方和多个合同争议的情景而设计的,如一带一路项目引发的争议——具体是,我们的规则允许针对多个合同整合、合并和启动单一仲裁,还允许默认委任选项。我们的规则条款还包括允许快速程序、紧急仲裁员程序和允许选择决定仲裁庭费用的方法,以节省开支。为帮助仲裁庭处理大型争议,HKIAC还提供基于多语种秘书处的仲裁庭秘书服务。他们有商事和投资仲裁的经验,也可以使用中英双语工作。

HKIAC最近发布了关于其程序所耗费的平均时长和费用的数据,表明在这两方面,其在大型国际仲裁机构中享有领先地位。HKIAC还拥有众多称职的中英双语仲裁员,可供涉事方和机构任命。

文英:CIETAC HK目前依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版)》审理案件。该规则良好地结合了中国和国际的仲裁实践,完美契合一带一路倡议下公司间的潜在商事争议的要求。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年里,不同机构的仲裁规则有所融合。然而,机构间的实践有一些显着的区别,比如在调解、裁决的审议和案件管理系统方面存在区别。

CIETAC HK在保持相对高效的仲裁程序方面享有较好声誉。2015年,自任命仲裁员起,其作出裁决的平均时长为115天。今年五月,CIETAC HK将更新其仲裁员人才库,增加其一带一路相关仲裁员资源,以提高其解决一带一路相关争议的能力。

在提供聆讯设施方面,两位认为各自的机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Sarah:HKIAC在香港商业中心区提供现代聆讯设施。在位置、性价比、员工能力和IT服务方面被票选为2015年和2016年国际最佳仲裁机构。此外,我之前也提到,HKIAC为在本机构进行仲裁的OECD官方发展援助受援国的仲裁涉事方提供免费聆讯空间。

文英:CIETAC拥有强大的全球网络,使得我们可以立即在中国和其他多个法域提供聆讯设施。CIETAC HK拥有充足的聆讯设施资源,可不断适应跨境聆讯的需求。两年内,CIETAC HK将迁移至法律枢纽(律政司提出的一个绝佳倡议),我们想与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

对于CIETAC HK审理的传统商事仲裁案件,如果我们观察CIETAC的费用表就可以发现,CIETAC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不另外收取涉事方聆讯费用的国际仲裁机构之一。

我们谈到过一些关于投资人在选择仲裁地和仲裁机构中扮演的角色的内容。另外一个重要参与方是"资助人"。从机构的角度来看,资助人在选择争议解决条款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及为推广资助实体,您的机构在做什么?

Sarah:第三方资助人的主要关切是在程序中获得回报,不论是通过仲裁裁决还是和解协议获得。因此,最终裁决的有效执行便至关重要,选择经验丰富的仲裁员和采用现代规则的机构将极大地有助于确保裁决有效、可执行。我们在双方参与事件和指导用户方面与第三方资助人密切合作,我们还成立了特别工作组,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法规改革进行谘询,因为改革与香港的第三方资助规定相关。

文英:是的,当然我们在中国花费大量时间与这些群体进行沟通。我们认识到,作为资助方,他们在选择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

您的机构在联系这些组织机构、鼓励它们选择您的机构和香港作为仲裁地方面做了什么努力?

Sarah:我们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向中国国企推广我们的业务。比如,圣诞节前一周,我们接待了中国国企和香港仲裁中心的三个大型代表团。在中国大陆时,HKIAC的工作人员经常与承包商和出资人会面,以了解他们在不同交易中的处境,向他们推广HKIAC规则和服务。我们还在香港举行了一带一路研讨会,在中国对外投资对象国法域举行一带一路路演。

文英:我们将会针对不同投资人举办商事仲裁、知识产权争议、建筑争议等相关的活动,包括研讨会、模拟仲裁和谈判讲习会等。我们也与商会、政府、仲裁员协会一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仲裁服务对象就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的可能性进行沟通。

考虑之前关于资金的全部讨论,似乎谈论《仲裁条例》有关第三方资助的改革很切题。从您的机构的角度来看,改革将对一带一路相关的仲裁造成什么影响?

Sarah:条例改革将使得香港在仲裁的第三方资助方面与其他主要法域接轨。这是积极的进步,香港作为仲裁地也将更具吸引力。一些当事方(不论是无资产的当事方还是使用第三方资助作为资本和资金流动性管理的方式的专业实体)可能不希望以传统的方式获得争议解决资助,因此第三方资助安排就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文英:香港政府将推动香港成为亚太地区的领先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作为长期政策。近年来,第三方资助仲裁在多个法域越来越普遍。

《仲裁条例》修订案将允许第三方资助仲裁和调解程序,这对于香港的争议解决服务业而言是好消息。第三方资助将为意在提起仲裁案件的当事方提供更多选择。CIETAC HK在其工作组成员的协助下起草了指南,帮助当事方考虑仲裁资助时,了解各方和仲裁员应知悉的事项。

最后,两位如何看待未来CIETAC HK和HKIAC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参与?

文英: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CIETAC HK就已经是解决中国相关跨境商事争议的一大选择。随着投资和贸易量的不断增长,CIETAC HK将在这两方面引起的争议解决中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Sarah:2017年及以后,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HKIAC外联和能力建设工作的重要部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HKIAC已经为一带一路法域设计了路演,已经在菲律宾举行了路演。今年,我们还会去蒙古和其他法域。我们对推广香港成为解决一带一路相关争议的选择感到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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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激烈竞争市场环境,以及工资和原材料成本上涨等问题,部分中国内地企业正考虑转移生产往较低成本地区营运。可是,也有不少企业选择采取转型升级策略,增强竞争力以应对各种挑战。广东省佛山市的南海区远山汽车设备有限公司(下称「远山」),正积极提升自动化生产设备,同时制订策略性的生产布局,希望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引进机械人解决技术员短缺问题

远山从事的汽车举升机/液压设备的研发和制造业务,主要倚赖技术和质量取胜。随着外部环境转变,一些内地企业正转移生产方法以降低成本,但远山却积极增强研发能力,并引进焊接机械人和其他自动化生产设备,包括经改造的电脑数控(CNC)锯床、冲床和自动送料设备,一方面纾缓技术员短缺问题,同时加强制造高技术及高质量产品能力。

远山的代表向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指出:「汽车举升机生产属资本及技术密集型制造活动,所需的非技术工人数量很少,反而需要聘用熟练的『师傅』级技术员从事焊接和装嵌工序,但转移生产往海外低成本地区,往往不能解决技术员短缺问题。而且,有关作业需取得上游供应商在原材料方面的支援,包括优质铝材、钢铁等供应,利用合适的机械和生产设备,配合完善的质量控制系统,以保证产品能符合内地和海外市场严格的技术和质量要求。

相片:汽车举升机生产属资本及技术密集型制造活动。
汽车举升机生产属资本及技术密集型制造活动。
相片:汽车举升机生产属资本及技术密集型制造活动。
汽车举升机生产属资本及技术密集型制造活动。
相片:远山的焊接机械人化生产设备。
远山的焊接机械人化生产设备。
相片:远山的焊接机械人化生产设备。
远山的焊接机械人化生产设备。

「在东南亚部分低成本地区,其实也欠缺技术工人,而且当地原材料供应链仍有待发展,如利用中国生产的金属物料维持当地生产,所涉及的运输成本不菲,若只为了享受当地较低的非技术劳工成本而进行迁移,可能得不偿失。事实上,广东省拥有成熟的供应链及物流配套服务,为解决技术员供应不足问题,远山近年开始引进自动焊接机械人,并与一些高校、技术学院合作,以培训更多操作机械人和自动生产线的技术人才。」

不过,远山其实已在美国建立生产线,利用自动化设备生产和组装举升机及液压产品,并预计在2017年下半年正式投产,有关产品主要供应北美、南美和欧洲市场。这些举措显然不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是通过在美国组装降低有关产品(或原材料)进口美国的关税,及为当地客户提供更好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同时利用当地完善的物流网络降低物流成本和运输时间,以支援邻近美国其他市场的销售活动。

远山在1999年成立,目前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高技术、管理人才团队。产品包括具专利技术的单柱、双柱、四柱和剪式汽车举升机,均按美国标准协会(ANSI)及/或欧盟CE等技术标准设计、制造,达到相关质量检测标准,这些产品主要出口往海外市场,2016年该公司销售额约达1,700万美元。

 

(注:上文是香港贸发局与广东省商务厅合作研究项目全球供应链转移与粤港产业发展关系的企业个案之一。更多详情,请参考前述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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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发展促使区域供应链不断整合,不少在中国内地从事生产的企业近年积极「走出去」,转移部分生产业务往东南亚及其他地区,以应对内地生产成本上升挑战,优化整体生产布局。总部位于香港的联泰控股有限公司(下称「联泰」)执行副总裁陈祖恒先生指出,企业亦须考虑生产成本以外的一系列因素,例如外国贸易措施、转移生产地的供应链状况,和最终客户需求等,才能有效提升整体的生产及营运效率。

相片:联泰积极提升整体的生产及营运效率。(相片由联泰提供)
联泰积极提升整体的生产及营运效率。(相片由联泰提供)
相片:联泰积极提升整体的生产及营运效率。(相片由联泰提供)
联泰积极提升整体的生产及营运效率。(相片由联泰提供)

贸易优惠影响生产布局

陈祖恒先生对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表示:「劳动力和土地供应等当然会直接影响生产成本,但外国给予部分生产地的贸易优惠,亦可能对降低产品出口外国市场成本起关键作用。例如输往欧美的成衣及手袋等产品,一般进口关税率可高达双位数字(视乎产品而定),不过,若果能享受关税减免,有关好处可能超过减省生产成本的幅度。」

他举例:「受惠于美国放宽普及特惠关税制度(GSP),缅甸及柬埔寨等受惠国所生产的皮包产品出口至美国,现已获免关税待遇。另外,根据个别不同的GSP协议或自由贸易协定,两地出口手袋产品至欧盟、日本及中国等,亦获得免关税待遇。为把握机会,联泰近年于菲律宾及柬埔寨致力提高产能,并整合部分成衣生产设施转为生产皮包,加快在当地发展手袋制造业务,以享受有关税务优惠。」

提供策略性生产服务

联泰是全球领先的消费品生产及供应链集团之一,现时在香港交易所上市。联泰专业生产休闲服、时装及毛衣等成衣,和时款手袋、背包等配饰产品,利用具竞争力的价格、高质量、快速回应等优势,为国际知名品牌提供原设备制造(OEM)和原设计生产(ODM)服务。该公司业务策略之一,包括在中国内地、菲律宾、柬埔寨、越南、印尼等建立区域性生产网络,利用不同地点的生产优势,为客户提供策略性的生产服务。

相片:联泰在越南设立的生产线。(相片由联泰提供)
联泰在越南设立的生产线。(相片由联泰提供)
相片:联泰在越南设立的生产线。(相片由联泰提供)
联泰在越南设立的生产线。(相片由联泰提供)
相片:联泰在菲律宾设立的生产线。(相片由联泰提供)
联泰在菲律宾设立的生产线。(相片由联泰提供)
相片:联泰在菲律宾设立的生产线。(相片由联泰提供)
联泰在菲律宾设立的生产线。(相片由联泰提供)

联泰于上世纪80年代在香港开展成衣生产业务,并在广东省的东莞、番禺、梅州等建立生产网络。随着近年内地生产成本上升、出现劳动力不足等问题,联泰在过去十年已逐步在东南亚布局生产活动,以降低生产成本和享受当地的关税优惠。

陈先生补充:「不是每一个低成本地区都适合承接从内地转移的生产,视乎个别企业及实际情况而定。例如部分『一带一路』国家不是热门的外来投资接收地,企业可能不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本地文化,又不熟悉当地的劳工和生产支援情况,直接影响前往这些地点投资设厂的可行性。而且,低成本可能是因为缺乏供应链/生产物料支援、较差的交通基建和运输物流服务的结果。此外,部分国家拥有不俗的非技术劳动力供应,但缺乏熟练工人和技术人才,难以承接较高质量和高增值生产活动的业务。」

符合国际客户的业务发展

「生产因素以外,客户要求亦至关重要。国际知名品牌客户均快速回应市场变化,特别是近年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不同品牌竞相追逐消费者有限的购买力,相继提升产品的设计、用料、质量水平等,他们大多愿意把有关生产留在中国内地和其他拥有较成熟供应链的生产地,以便快速回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但对于部分较标准、或生命周期较长产品,例如一些T恤、内衣和运动型包袋,客户可能较着重低成本而愿意承担较高的生产风险、较长的生产周期,有关生产便可能需要转移到低成本的较落后的生产地点,例如孟加拉和埃塞俄比亚。」

联泰成功之道,除了有效利用中国内地和其他海外生产地点的不同优势,以满足客户不同要求外,亦积极配合客户的整体品牌发展策略。特别是知名品牌十分注重他们的品牌和企业形象,要求生产商严格实践企业公民责任;而联泰致力遵守各生产地的法律法规,确保符合相应的劳工和道德标准,并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以符合客户要求,达致业务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注:上文是香港贸发局与广东省商务厅合作研究项目全球供应链转移与粤港产业发展关系的企业个案之一。更多详情,请参考前述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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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快速发展,不少区内企业以及跨国公司相继调整业务策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投资环境。位于香港的腾讯科技亚太有限公司(下称「腾讯亚太」),主要从事资讯科技及电源产品业务,近年亦加紧整合其中国内地的生产活动,包括升级在广东省的生产设施,同时强化其深圳设计中心的研发能力,并转移部分零部件生产往较低成本的菲律宾厂房。腾讯亚太希望在未来进一步利用东南亚国家低廉的劳动力,生产电源零部件以支援其广东省的生产业务,利用不同地区优势精确布局生产业务,以便更好服务亚洲地区及欧美市场客户。

升级中国生产业务

腾讯亚太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张锦雄先生表示,生产成本优势以外,不少东南亚国家其实只拥有简单的生产条件和供应链体系。相对而言,中国内地拥有成熟的电子产品集群,零部件及生产支援服务一应俱全,技术人才充裕,无论在物料供应、模具设计制造、技术支援和提供解决方案等,均能有效为内地和区内的下游生产客户提供全面服务。所以,中国在可见将来仍会是该公司发展生产业务的主要地区。

张先生向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表示:「面对内地生产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等问题,腾讯亚太多年前已转移深圳的生产业务往中山厂房,以降低生产成本,并积极利用内地的科技资源强化深圳设计中心的研发能力。事实上,公司近年进一步升级中山厂房、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已大大纾缓劳动力不足问题,而公司亦可从事更高技术的生产活动。此外,公司更前往位处广东省西面较偏远的罗定市建立生产线,利用当地较充裕的劳动力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来扩充产能。」

相片:中国正面对生产成本上涨问题。
中国正面对生产成本上涨问题。
相片:中国正面对生产成本上涨问题。
中国正面对生产成本上涨问题。
相片:不少东南亚国家只拥有简单的生产条件。
不少东南亚国家只拥有简单的生产条件。
相片:不少东南亚国家只拥有简单的生产条件。
不少东南亚国家只拥有简单的生产条件。

为分散生产过分集中内地的风险,美国雅特生科技集团(腾讯亚太的母公司)在多年前通过该公司并购在菲律宾地区拥有厂房。面对目前内地生产成本上涨问题,菲律宾厂房无疑为该公司提供另一选项。张先生解释,菲律宾雇员拥有不俗的英语水平,能有效与香港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管理人员沟通,又因厂房员工流失率相对偏低,工人就业稳定有助生产管理及人才培训。加上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交通运输便利,物流成本位于合理区间,致使雅特生科技近年不断扩充菲律宾厂房产能,享受当地较低的生产成本优势生产电子零部件,以支援广东省的生产业务。

精确部署生产业务

「无论在供应链、生产配套和支援服务,以至技术人才供应方面,菲律宾仍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公司主要利用当地的劳动力资源,来生产相对劳动力密集的电源零部件,和需求比较稳定的电源供应器。至于中山和罗定生产线,在珠三角成熟供应链的支援下,主要负责生产高技术和广泛的终端产品。此外,公司亦加强工程设计,使产品能更多利用标准零部件以配合自动化生产要求,一方面减少在内地雇用非技术工人的需要,同时更多利用菲律宾的低成本劳动力生产电源零部件,善用不同地区优势精确部署生产业务,达到为下游客户提供具成本效益产品的目的。」

腾讯亚太是美国雅特生科技集团(Artesyn Embedded Technologies Inc.)成员之一,主力负责中国内地的生产业务。美国雅特生科技集团是高可靠性电源转换和嵌入式计算解决方案设计和制造先行者,其解决方案和产品适用于通讯、计算、医疗、军事、航太和工业自动化等多种行业和领域,并且是全球从事嵌入式电源业务最大的企业之一,为客户提供标准型的 AC-DC 产品,和多种 DC-DC 电源转换产品。该集团目前在全球拥有超过 20,000 名员工,10个卓越的工程中心、4个世界顶级的制造工厂以及全球销售和支援办事处。

 

(注:上文是香港贸发局与广东省商务厅合作研究项目全球供应链转移与粤港产业发展关系的企业个案之一。更多详情,请参考前述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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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杜律师事务所Max Bonnell (合伙人) Ruimin Gao (律师)和Erin Eckhoff (律师)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策计划,旨在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五大线路,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60多个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覆盖近44亿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63%,经济总量逾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这一宏大的倡议预计将带动大量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但是与之相伴的是无法预知的风险。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年底宣布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签署超过600份工程项目合同。未来将会签署更多跨境合同,特别是在2010–2020 期间,预计仅在亚洲就需要约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除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项目外,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物流和海事领域也可能迎来大力发展。

"一带一路"带来的重大机遇,同时也伴随着出现法律争议的重大风险,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商事合同的签署国双方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差异显着。出现争议时,金融风险方面的不确定性和发生争议时的其他不利影响威胁着每一项跨境交易。

我们将讨论跨境商事争议中的三大风险,提出预防和降低风险的策略,从而能在"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中充分获益。

风险1:不熟悉外国法院和法律

商事当事方将争议提交至外国法院会感到忧虑不安,因为这会引发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适用什么法律?法官是否公正?判决是否会在国外得到承认?这些风险与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商事关系尤为密切。对于不希望面对不熟悉的法院系统解决跨境争议的当事方,国际仲裁会带来很多帮助,尤其是在法院判决的可执行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当事方可自由选择争议适用的法律,审理地点、法庭成员、甚至是仲裁语言。在商业投资之初做好选择,会切实提高跨境商业活动的确定性。

在选择仲裁地点时,选择对仲裁友好的司法管辖区非常重要,因为在争议中,争议均由仲裁地(即进行仲裁程序的司法管辖区)法院进行监管。提供的支持包括向证人发出传票或出具第三方的文件,授予紧急救济或禁令救济。通常也是由仲裁地法院作出上诉判决或搁置诉讼程序的决定。对于"一带一路"投资者,沿线多个司法管辖区都是仲裁的理想选择,包括新加坡、香港和悉尼。这些司法管辖区通常拥有成熟的仲裁机构和普通法传统。

风险2:仲裁结果的不确定性和对声誉的不利影响

商事当事方面临不确定性的另一大方面在于争议结果:何时能解决争议,以及将作出什么终局裁决?而国际仲裁在这方面的一大优势在于,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即为终局裁决,对当事各方均有约束力,法院仅会出于有限的特定理由(大多为程序性理由)撤销裁决。仲裁裁决的这一相对确定性与国内法院作出的判决形成对比,法院判决通常会经过多级上诉或司法审查,这就伴随着时间和成本的耗费。

不确定性的另一个方面在于争议可能会对当事方的声誉造成潜在不利影响。良好的品牌声誉对正在进行交易和贸易的商事当事方至关重要。因此,当事方为避免负面公共影响,通常倾向将争议和终局裁决,特别是不利裁决予以保密。诉讼程序通常在公开法庭进行,判决也会公开。而仲裁则是保密的,以非公开方式进行,因此对于涉及商业秘密或保密商事交易、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案件,通常更多采用仲裁方式。

风险3:执行面临挑战

即使商事一方在争议中获得有利结果,风险仍然存在。判决或裁决最终要得以执行,如果无法有效执行,那么之前整个争议解决过程就失去意义,因此执行是争议中最重要的环节。

采用国际仲裁解决争议的一大优点在于仲裁裁决可以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的150多个缔约国获得执行。这相较于执行法院判决有明显优势,因为执行法院判决有赖于判决同时得到两国承认,通常需要有立法或其他法律基础。此外,不同国家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程序差异显着,这经常会为申请执行的当事方带来难度。

当事方在准备商业合同时,如果希望在《纽约公约》的150多个缔约国中的一国或多国执行仲裁裁决,应选择采用国际仲裁。而在起草仲裁条款时,当事方必须确保选择的仲裁所在地也为《纽约公约》缔约国。因为只有在《纽约公约》缔约国作出的仲裁裁决才能在另一缔约国获得执行。

国际仲裁之所以成为解决"一带一路"相关合同争议的理想选择,还在于全球范围内执行仲裁裁决相对宽松的态度。中国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7月发布的一份《意见》规定,应依法及时承认有关"一带一路"的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了相对宽松的态度。 最高人民法院还表示,非常支持利用国际商事和海事仲裁解决有关"一带一路"产生的跨境争议。

对企业的启发

"一带一路"作为开拓性的倡议将满载机遇,中国对基础设施的境外投资会重塑国际贸易和关系。不过,从机遇中获益还需要以恰当的方式管理相伴的风险。对此,国际仲裁可以使商事当事方有效降低风险、解决争议,最终促进商贸发展。

从根本上而言,国际仲裁捍卫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和法治规则,同时国际仲裁也是当事方所确定和熟悉的,从而可以按照各方的偏好和背景有针对性地制定争议解决程序。因此,纵然国际仲裁无法保证在每项仲裁中都获得有利结果,在面对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传统和文化差异显着的合作伙伴时,国际仲裁无疑是可供选择的最理想的争议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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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泰国的曼谷–廊开铁路动工,亚洲区的高速铁路网络计划亦迈进一步。

照片:高速铁路能否为泰国旅游业及经济发展带来回报?
高速铁路能否为泰国旅游业及经济发展带来回报?
照片:高速铁路能否为泰国旅游业及经济发展带来回报?
高速铁路能否为泰国旅游业及经济发展带来回报?

泰国的曼谷–廊开(Nong Khai)高速铁路项目是亚洲高铁网络计划的关键部分,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其中第一期工程是区内铁路网络不可或缺的衔接部分,上月初已获泰国政府正式授权动工。

昆明–老挝铁路是区域网络另一重要部分,工程曾经大为延误,但终在去年展开。最近,印尼亦批准兴建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此外,新加坡–吉隆坡铁路亦将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展开招标程序,项目预计于2026年前完成,届时两地之间的铁路车程只需90分钟。

曼谷–廊开高速铁路项目工程为期4年,造价1,790亿泰铢(53亿美元)。铁路全长253公里,连接曼谷及通往邻国老挝的门户城市呵叻(Nakhon Ratchasima)。铁路沿线共设6个车站,分别是挽赐(Bang Sue)、廊曼(Don Mueang)、阿瑜陀耶(Ayutthaya)、北标(Saraburi)、巴冲(Pak Chong)及呵叻。

事实上,这条铁路只是项目三期工程中的第一期,日后铁路将接驳至廊开,最后连接北标府的景溪县(Kaeng Khoi)及罗勇府(Rayong)的麦普塔普特港(Map Ta Phut)。现时,第二及第三期工程尚未确定竣工时间表。

虽然第一期工程的资金主要源自泰国国内,但泰国政府据报正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磋商,希望为采购铁路的高速列车取得融资。泰国计划由当地公司兴建路轨,而中国则供应列车及信号系统,并提供技术支援。

当局的长远目标是打造穿梭亚洲的高速铁路网络,旅客从曼谷前往老挝首都永珍只需4小时。铁路将从老挝延伸至中国西南部的昆明,与内地迅速扩展的城际高铁网络接轨。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高铁路轨合计长约22,000公里。泰国的高铁网络亦从曼谷向南伸展,并将大大缩短前往吉隆坡及新加坡所需时间。

虽然泰国在磋商及多项审批程序方面进展缓慢,且出现连番延误,但当局发展高铁网络的决心依旧,并相信铁路将为日后经济发展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2017年首季,泰国经济受惠于出口回升,录得3.3%增长,是近4年单季最高纪录。不过,虽然数据回升,但自2014年开始,泰国的经济增长始终较区内各国缓慢。

2016年,泰国的经济增长率为3.2%。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7年该国的经济增长率为3.5%,2018年将上升至3.6%。不过,这些数字仍然低于东盟的预计平均增长率,与泰国2012年录得的7.2%增长亦有明显差距。

泰国地理位置优越,是经济可望持续复苏的有利因素。泰国位处东南亚中心位置,毗邻缅甸、老挝、柬埔寨及马来西亚;其中,马来西亚又与坐拥全球第二繁忙港口的新加坡接壤。同时,东盟经济共同体宪章保证人员、产品及资本自由移动;泰国人口约6,900万,物流设施及金融制度发展成熟,大有条件享受个中好处。

此外,泰国亦期望铁路连接的改善有助推动旅游业发展。现时,旅游业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约11%。当局致力把国家发展成「东南亚旅游枢纽」,并已就此取得相当进展。例如,2016年,到访泰国的旅客总数达3,260万人次,带来16,400亿泰铢收益。现时,泰国希望继续吸引更多来自中国、印度及东盟各国的高消费旅客。

泰国旅游局相信,中国二三线城市将是新一代内地旅客的主要来源,因此在该些城市加强宣传泰国作为度假胜地的魅力。去年,泰国接待了约880万中国旅客及约860万东盟旅客。2017年上半年,泰国的进境旅客总数按年上升,但来自中国的旅客人数却下跌了3.83%。

很多人认为,中国旅客人数下跌是泰国政府打击「零团费」旅行团所致。以往,中国旅客参加团费低廉的旅行团,但被只收取佣金的导游强迫购买昂贵商品及于贵价餐厅用膳。不过,虽然人数下跌,但中国仍然是泰国最大的旅客来源,远远抛离其他国家;随后是马来西亚、韩国及老挝。

泰国积极参与亚洲区高铁计划,日后有望成为东南亚高铁网络的连接枢纽。在泰国的推动下,区内的铁路运输转型也迈出重要一步,对于亚洲区的旅游业及进出口商而言,无疑是一大喜讯。

特约记者 Geoff de Freitas 曼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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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华盛顿大学阿米塔伊伊兹欧尼

丝绸之路再次登上新闻头条。约30位各国领导人最近在北京参加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商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倡议。已有68个国家和中国签署协议加入这一倡议,据称中国将为此投资近1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已被称为"世纪工程"。

对这一倡议的反复宣传令美国官员感到不悦,他们视其为改头换脸的地缘政治。特朗普的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最近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属于“进攻性”的中国投资。科茨还表示,这一倡议背后的目的是中国"通过基础设施项目来扩大其在亚洲的战略影响力和经济作用"。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金融和经济学教授富兰克林艾伦认为:"这是一项经济倡议,但中国将趁机扩张其军事基地。"《经济学人》杂志视“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贸易领袖的尝试。

另一种戒备心不那么强的观点认为,整个项目被严重夸大了。关于投资的统计包含了之前已经启动的项目。一些项目(例如在缅甸和巴基斯坦的)已经失败,并令中国投资者损失了大部分投资。此外,正如美国在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或进行投资时发现的那样,这些措施往往招致憎恨而非提升影响力。并且,如果中国真的促进了中亚基础设施发展,并由此促进了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将令这一地区民众受益极大,并帮助相关国家实现稳定。

在决定如何回应"一带一路"倡议时,西方应当进行一项重要的战略评估:美国及其盟友是否计划阻止中国影响力的任何提升,或仅遏制那些中国利用武力控制他国的行动?

至关重要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崛起的中国类似于一波上涨的能量,相较于通过全方位阻断来封锁这股能量的战略,允许这股能量以不危害、甚至有利于国际秩序的方式扩张的战略更可能获得成功。执行这一战略意味着包容中国获得更大影响力的愿望,但阻止其胁迫行为。

区分影响力和胁迫至关重要。尽管中国很可能提升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但其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不应被视同于进攻性。影响力把在既定情境下如何行动的决定权留给了被影响者,而胁迫则杜绝了这种选择,并强迫被胁迫者服从胁迫者的偏好。例如,在欧盟事务上,德国相较于其他欧盟成员国拥有更大影响力,但这并没有让德国成为一个进攻方,更不用提地区霸权。在过去,美国是西半球霸权国家,恐吓那些不遵守其指令的国家。但现在,尽管美国对本地区大多数国家仍有较其他国家更大的影响力,但美国不再具有进攻性,也不再是霸权国家。因此,依照只否定进攻性行为的战略,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容忍本地区的胁迫行为(这将违反长期以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原则)。但是,当中国的行为被限制在寻求增加本地区影响力范围内时──例如通过公共外交、贸易、投资或文化交流,以及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大规模投资──那么美国应用相同的方式来应对,而非增强军力并暗示威胁动用军力。对于试图维持现状者(留给一个崛起的中国释放其增长能量的狭小空间),以及试图收缩者(基于某种"美国优先"战略从亚洲后撤)来说,这都是更为合适的战略。

上述分析假设一个霸权和一个有影响力国家之间存在明确的区别。霸权的字典定义糅合了影响力和支配力。霸权的最佳定义是一个国家阻止其他国家(在其施加霸权的任何领域)作出霸权反对的决定的能力。相反,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仅能令其他国家在面对本国或其他国家偏好时,更多考虑有影响力国家的偏好。区分这些概念,凸显出两种战略的重要不同:其一寻求阻止中国变成一个支配性国家,其二寻求否定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没有理由反对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将有助于为建造公路、铁路、港口、大桥和输油管道融资。即便中国因此在亚洲获得了额外的影响力(这并非一定会发生),也没有理由提高警惕。例如,自从美国在布什政府期间偏向印度之后,中国在巴基斯坦获得了更多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增加却几乎没有改变该地区的基本地缘政治格局。

诚然,如果爆发战争,一条发展成熟的丝绸之路或将令封锁中国──这是很多美国军事规划人士所呼吁的、比入侵大陆少具攻击性的策略──变得更加困难。不过,允许中国获得经济影响力而非军事支配力,并确保一条可以获得必要资源的必要通路,将令战争的风险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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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工业发展面貌正经历新一轮改变。自上世纪末先进国家大规模把生产活动转移往低成本地区,亚洲的工业生产活动大幅增加,特别是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不过,中国内地的投资环境近年亦开始转变,劳动力及生产成本上涨等问题正促使一些外资和本地企业调整业务策略,他们一方面转移部分生产往其它亚洲地区,同时升级内地业务,以提升竞争力。

粤港企业重整业务布局

在广东省从事生产及贸易的粤港企业,其实在多年前已开始采取不同策略应对珠三角投资环境转变,包括转移部分生产和采购活动往中国内地其它较低成本地区,少部分则选择同时前往东南亚等属于「一带一路」的地区设厂生产,或在当地采购各种商品和原材料,希望利用外部资源降低成本。不过,随着近年全球和内地市场增长放缓,以及来自其它低成本地区的竞争日益激烈,粤港企业更进一步在控制成本以外制订策略转型升级,从劳动力密集转往高增值业务方向发展,希望在中、长期而言达到业务可持续发展目的。

相片﹕粤港两地可加强合作协助产业进一步升级(一)。
粤港两地可加强合作协助产业进一步升级(一)。
相片﹕粤港两地可加强合作协助产业进一步升级(一)。
粤港两地可加强合作协助产业进一步升级(一)。
相片﹕粤港两地可加强合作协助产业进一步升级(二)。
粤港两地可加强合作协助产业进一步升级(二)。
相片﹕粤港两地可加强合作协助产业进一步升级(二)。
粤港两地可加强合作协助产业进一步升级(二)。

当中不少企业积极投资自动化生产,一方面缓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因应国际市场需求日趋严格,希望通过自动化设备生产更高质量和更高精密度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一些企业则加强投资科技研发,争取发展高技术业务,也有部分选择开发自家品牌以提升产品价值。随着全球化步伐加速,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日益精细,以致全球供应链发展转趋复杂,粤港企业亦因应不断转变的外部环境调整策略,务求达到更理想的转型升级效果。

中国/亚洲供应链日渐发展

珠三角拥有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和丰富的生产性支援服务,大部分海外地区难以相比。因此,粤港企业在规划未来业务时,大多继续选择在珠三角及广东省和邻近地区,保留甚至进一步发展较高增值和较高技术的生产业务。与此同时,随着亚洲其它低成本地区的工业活动日渐增加,中国与亚洲、包括东盟等地已逐渐建立紧密的供应链关系,为粤港企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和采购空间。

目前不少企业从珠三角及中国其它地区运送大量工业物料,前往亚洲及其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支援当地的工业生产,部分更向这些低成本地区转移生产和进行采购活动。有关企业在这些地区生产或采购的产品一方面会销往先进国家,同时会把相关的工业物料、零部件等运返珠三角等地以支援内地较高端的生产活动。随着亚洲地区分工日渐明显,中国和亚洲不同地区的上、下游供应商和生产商之间的贸易关系日趋密切,也刺激亚洲地区内部贸易快速扩张。

相片﹕中国与亚洲供应链日渐发展(一)。
中国与亚洲供应链日渐发展(一)。
相片﹕中国与亚洲供应链日渐发展(一)。
中国与亚洲供应链日渐发展(一)。
相片﹕中国与亚洲供应链日渐发展(二)。
中国与亚洲供应链日渐发展(二)。
相片﹕中国与亚洲供应链日渐发展(二)。
中国与亚洲供应链日渐发展(二)。

优化区域业务布局

由于亚洲较低成本地区普遍只拥有基本的生产条件,物流及其它配套服务有待提升,并且缺乏技术人才,所以企业转移生产大多局限较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工序,以及产品生命周期较长的轻工产品和零部件。除工资成本外,企业在海外生产亦须顾及运输物流、物料供应和管理等整体成本,加上跨区安排涉及较长的周转时间,需要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才能配合企业把握多变的国际市场商机。因此企业部署海外生产时,宜从多方面考虑因素出发,例如是否有利开发当地市场。而欧、美及其它出口市场实施的贸易壁垒和关税优惠,亦可以影响相关企业的区域生产和采购布局。

总括而言,在竞争越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以及全球供应链发展不断演变的情况下,粤港企业已不再是单靠降低直接生产成本,而是积极采用转型升级、提升业务价值策略,同时考虑市场需求及整体成本效益,优化区域业务布局以增强竞争力。

在这背景下,粤港两地可加强合作,制订合适政策促进两地企业进一步发展,例如引导他们聚焦应用智能制造技术以协助产业进一步升级,同时推进两地企业的科技合作、加速科研成果商业化;此外,粤港须进一步完善两地之间的运输物流网络,便利两地企业更有效布局他们的区域业务,并且鼓励企业携手「走出去」发掘「一带一路」商机,利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制订长远发展策略和控制风险,进一步连结亚洲日渐发展的区域供应链,更好利用不同地区资源开拓内地和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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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亚吉铁路)是中国在非洲一项最新的投资项目。随著「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这类投资项目的数量必定会不断增加,但中国与非洲的发展规划是否协调一致?

照片: 中非合作进行全长485公里的蒙内铁路建设工程。
中非合作进行全长485公里的蒙内铁路建设工程。
照片: 中非合作进行全长485公里的蒙内铁路建设工程。
中非合作进行全长485公里的蒙内铁路建设工程。

吉布提是非洲最小的国家之一,而埃塞俄比亚素来被视为东非之角的经济龙头,现在,两国均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受益者。「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导的大规模国际基建及贸易发展计划。

吉布提国土虽小,但其港口位处红海入口的战略位置,举足轻重。吉布提有大量外国军队驻扎,当中包括美国在非洲的最大军事基地。相比之下,埃塞俄比亚作为非洲第二人口大国,是区内的经济发展亮点。

尽管两个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但现已被亚吉铁路联系起来。亚吉铁路主要由中国建设和投资,并由中国中铁和中国土木工程集团负责兴建,2016年10月正式通车,成为非洲首条跨境电气化铁路。整项工程造价达4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融资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

埃塞俄比亚地处内陆,而亚吉铁路全长750公里,大大改善了该国的进出口运输交通。最重要的是,亚的斯亚贝巴与吉布提港之间的公路运输路程,原本需时7天,现在则大幅缩减至10个小时。该铁路是中国与非洲战略合作的成果,被视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蒙巴萨-内罗毕铁路(蒙内铁路)是另一项由中国出资/主导的项目,今年6月亦投入运作。蒙内铁路全长485公里,实为一个价值140亿美元的标准轨距铁路网络的第一期工程。该铁路网络规模远超蒙内铁路,最终将由肯尼亚延伸至乌干达,再抵达卢旺达。

上述铁路网络落成后,中国制造的商品可望透过蒙巴萨港打开东非多个内陆市场。中国对矿产的依赖程度正日益加深,而该项目料将改善非洲矿产出口的供应链。

中国在非洲已展开众多工程项目,上述铁路是其中两个最新项目。早于1970年代,中国在非洲已兴建坦赞铁路,把内陆的赞比亚及其产铜带与坦桑尼亚的三兰港连接起来。当时坦赞铁路是中国在非洲最大型的援助项目。

最近,中国承诺向非洲各国多个大型基建项目作出投资,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元素。显然,中国希望在非洲的经济发展中担当重要角色,而这一方针势必提高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商业版图。

在2015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慷慨地承诺将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其中大部分资金将投入若干大型基建项目,包括新的埃塞-吉布提铁路和东非海岸一系列港口升级工程。

对于中国的策略,约翰内斯堡大学孔子学院政治分析员David Monyae评论道:「中国无条件进行投资及商业活动,成功提升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营造了北京政府乐意支持非洲发展的印象。」

照片: 1970年代兴建的坦赞铁路是中国最初在非洲进行的投资项目之一。
1970年代兴建的坦赞铁路是中国最初在非洲进行的投资项目之一。
照片: 1970年代兴建的坦赞铁路是中国最初在非洲进行的投资项目之一。
1970年代兴建的坦赞铁路是中国最初在非洲进行的投资项目之一。

不过,其他分析员则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此事,断言「一带一路」乃中国打造一个全球贸易集团并建立「势力范围」的手段。南非安全研究所顾问Peter Fabricius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习近平可能正利用一个偶然的机遇,务求扩大中国作为世界龙头大国的经济及政治影响力。衆所周知,美国由奉行孤立主义的特朗普出任总统,在全球事务中逐步退却,因此中方正善加利用当前的时机。」

Fabricius与其他分析员均认为,有明显迹象显示国际市场正形成全新的经济秩序。理由之一是,除美国和法国等多个国家之外,中国最近亦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

然而,其余人士则不同意非洲各地进行的「一带一路」项目乃是中国为暗地里聚集势力而作出的举措。相反,他们坚信非洲人口达10亿,中国在东非的投资纯粹是为了建立更广阔的贸易网络,旨在进一步打开非洲的消费市场。因此,有关人士认为,推进「一带一路」之目的应是透过改善贸易通路促进共同发展。

至于地缘政治野心和全球贸易网络扩大二者能否真正分开而论,仍有讨论空间。无论实况如何,南非著名商业记者Peter Bruce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巨大,引人注目,而其影响力的扩张速度极快。」

不少人认为,关键问题是适用于中国的方案是否亦适用于非洲。代表整个非洲大陆55个国家的非洲联盟对此表示乐观。非盟早已表明,欢迎中国合作参与非洲的基础设施和技术项目。

南非经济学家Greg Mills的见解或多或少解释了非盟热忱背后的原因,他指出:「中国的承包商和企业愿意接受西方业界大多不会考虑的工作地点和条件。」

中国非洲制造

然而,非洲吸引中国投资者之处不止于基建。世界银行表示,由于中国工资预期上升,导致成本压力上涨,因此估计中国将对外输出8,600万个低技能制造业工作岗位。预料非洲最终将成为这一轮劳动力需求转移的主要受益者。

对于这一转变,Mills说:「低技术、劳力密集型制造活动实际上不能在中国进行。随着中国经济逐渐向上爬升,非洲确实有望把握有关的劳动力需求机遇。」

纺织业是正经历这一进程的产业。中国已将部分纺织业生产设施迁往非洲,其中在东非的埃塞俄比亚,中国重金投资了若干大型制造业项目,而该国势将成为非洲的制衣中心。

埃塞俄比亚原本已是非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该国一直实行低劳动成本政策,以维持竞争优势。目前,该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附近一个工业园区凭借低/零关税措施及廉价的劳动力,已吸引约80家中国纺织企业进驻。事实上,中国相对的薪酬水平比埃塞俄比亚高15倍。中国浙江省鞋履制造商华坚集团同样投入了大量资金在园区内兴建大型厂房,目前员工总数超过3,000人。

总体来说,主要由中国出资的运输基建改善项目令整个非洲地区的制造业效率均得到提升。例如,亚吉铁路开通后,过去被陆地环绕的埃塞俄比亚现有直通港口的交通路线。

因此,据说其他几个非洲国家,尤其是摩洛哥、南非、喀麦隆和多哥,都在争取北京的关注。鉴于中国企业已经在非洲创造了约60万个就业机会,自然所有非洲国家都希望把握「一带一路」可能带来的机遇。

中国明显认为,输出部分制造业岗位将有助一些非洲国家进一步实现自给自足。不过,反对者坚称,中国乃在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对非洲许多合作伙伴国的高压统治和管治不善等问题视若无睹。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忧虑,惟综观全球经济环境,商品价格收入下滑将成为长远趋势,无可否认,非洲各国如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扩大制造业。中国方面,显然有意利用非洲的这一需求。

最后,与所有其他投资者一样,中国希望确保其投资取得良好回报,对非洲基建项目的投资更明显地反映了这个目标。对此Bruce特别指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无一不为其带来某种形式的利益,或是政治利益,或是经济利益。」

照片: 生产业务迁移:华坚集团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制鞋厂是否代表未来发展趋势?
生产业务迁移:华坚集团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制鞋厂是否代表未来发展趋势?
照片: 生产业务迁移:华坚集团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制鞋厂是否代表未来发展趋势?
生产业务迁移:华坚集团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制鞋厂是否代表未来发展趋势?

与数年前中国的情况无异,非洲热切希望更全面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人相信,「一带一路」如果可以促进非洲的发展及带动当地经济,那么只会对非洲大陆有利。

特约记者 Mark Ronan 开普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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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g Business Intelligence

2017年5月15日,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闭幕。与会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签署了圆桌峰会联合公报,各国之间形成了270多项具体成果清单,成绩喜人。为期两天的论坛以“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为主题,吸引了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约1,500名代表参加,包括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今年中国最高规格的外交盛会,也是自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合作倡议以来,中国为此召开的首次国际会议。经过三年多的发展,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论坛的闭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在2019年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受古代丝绸之路的启发,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亚洲、欧洲、非洲以及其他地区的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它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参与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开放型合作平台,以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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