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总商会《工商月刊》

自中国于三年前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这个横跨三大洲的宏图大计已引起了全球的注视，尤其是沿线的多个亚洲国家。对香港而言，这个计划带来了庞大的机遇，但问题仍然在于如何掌握先机。面对物流、地理和政治方面的种种挑战，外界一直讨论「一带一路」战略的成效。总商会主席吴天海为第二届年度「中国日报亚洲领袖圆桌论坛」致开幕词时表示，这些都是切实的考虑，但计划一旦取得进展，香港将可受惠于沿线的贸易流通和市场开放。

他说：「纵观历史，经济增长总是与贸易流通和市场开放息息相关。香港的成功全赖贸易流通和市场开放。近年，香港愈趋保守封闭，不及以往开放，甚至近乎『保护主义』。过去百多年来，香港向全球各地开放市场，以『换取』全球各地向我们开放市场。我们的市场规模细小，必须不断开发新市场。」

吴天海呼吁香港以更开放的态度看待「一带一路」。他说：「无论我们是否参与其中，『一带一路』都会不断推进。我们或可选择不参与，但最终将落后于其他地区。香港是否对外开放通商？抑或是一个封闭的市场？」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枢纽，拥有发展成熟的金融服务业，我们能把这项优势同时应用于「一带一路」战略。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说：「如缺乏资金，『一带一路』及其庞大的基建项目便只能停留在构想阶段，无法落实。纵观多方面的因素，香港能够协助实践这个愿景。」

香港的金融专业知识并不仅限于传统的范畴，例如伊斯兰金融已成为发展中的一大领域。他补充道：「过去两年我们成功发行两批伊斯兰债券，向全球展示了本港有能力推出伊斯兰金融产品，并管理它们的融资需求。观乎支持『一带一路』的伊斯兰国家的数目，这个趋势只会有助于我们的未来发展。」

梁振英亦公布全新的支援计划，协助海外专业人士。政府已拨款2亿港元推行「专业服务协进支援计划」，旨在支援与境外专业人士合作进行的非牟利项目，并促进研究和推广活动，以推动业界发展。

另外，政府去年12月推出奖学金计划，以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来港升学。「一带一路」奖学金计划已率先在印尼推行，并刚于近日扩展至马来西亚。

梁特首说：「计划正逐步推展至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们刚把计划扩展到马来西亚，从下一个学年开始，为在港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的马来西亚学生提供10个奖学金名额。我们欢迎商界参与，合力提供『一带一路』奖学金。」

他认为机遇处处，但需要多下些工夫，才能把讯息传开。「如何让所有人抓紧机遇？那就要加强推广。事实上，很多人已看到『一带一路』的机遇，但他们或许仍需了解更多。」

梁振英又指，现时已有许多港人在海外就业。「现有30万人在内地工作，相等于8％的劳动人口。愈来愈多年青的香港建筑师正向印度叩门，并前赴马来西亚和印尼工作。」

多位讲者亦敦促港府更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加强联系，并缔结协定。

前海创新研究院院长陈坤耀教授说：「香港可以充当超级联系人，但联系的对象和方式为何？如能找到答案，我们就可以集中资源。」

陈教授告诫：「怎样联系？答案很简单，你必须先找出联系对象，否则永远无法建立联系。香港所欠的是一位伙伴，前海自由贸易区在多方面都可作为我们的伙伴，该市被中央政府划 为支援枢纽，并正试行金融创新。香港仍未了解到前海的重要性。」

国泰航空公司行政总裁朱国梁指出：「政府可在优化签证、贸易协定、税务协定和新的航空服务协定等方面多做点工作。」

香港亦被视为地区联系人，把内地与邻近国家联系起来。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博士说：「经香港前往东盟国家会比较畅顺，因为情况有时会较为敏感，例如越南。」

梁振英展望「一带一路」可为各方缔造多赢局面，呼吁香港各界同心协力，令香港成为重要的枢纽。「政府、商界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推动香港成为『一带一路』上及『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内地之间的『重要枢纽』和『超级联系人』，令人人受惠其中。」

原文刊载于香港总商会《工商月刊》2017年1月号，请按此阅览原文。

香港总商会《工商月刊》

匈牙利积极吸引中国投资者于当地设立欧洲业务枢纽，已逐渐取得成果。为抓紧「一带一路」所创造的机遇，两国正建立良好合作基础，发展前景预期将更为乐观。

匈牙利外交及贸易部部长 Peter Szijjarto对匈牙利与中国及香港的关系充满信心，认为有助该国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他在12月访港时向《工商月刊》表示：「匈牙利与香港是现代丝绸之路的两个终点，香港是东段的终点，而我们则是西段的终点，这给予双方加强合作的机会。」

内地不少大企业，如华为及比亚迪，已将欧洲总部设于匈牙利。匈牙利自2013年起推行「东向政策」，积极寻求内地投资，由于当地利得税率只有9%，加上劳动生产力高，内地企业在该国的投资额已达37亿美元。

他説：「随着内地企业在欧洲的发展愈来愈成功，他们希望能在欧洲站稳阵脚。资金正由东向西流，我们期望资金可投资在匈牙利。」

匈牙利吸引的中国投资者数目愈来愈多，令匈牙利受到部分欧盟成员国的批评，不过Szijjarto对此并不担心，而且坚定支持政府政策。

「这是竞争。大国不愿看到我们或其他中欧国家与中国做生意。大家都在争取更多投资，而我们正取得优势。」他续説：「除非他们和我们一样，积极向外寻求商机，并集中更多精力与中国做生意，否则我们将在这个竞争中继续领先。」

他相信香港能促进贸易及投资由东向西的流动，但他认为匈牙利需要多做工作，以提高香港各界对当地的认识。在访港期间，Szijjarto于12月1日与香港政府签署协议，设立双边工作假期计划，两地年龄介乎18至30岁的青年可申请工作假期签证，在匈牙利或香港逗留一年时间，期间可工作最长6个月以赚取旅费。协议将于2017年7月1日起生效，双方每年各有 200个名额。

他説：「我这次来港的主要目的，是签署工作假期协议。我也希望尽快与香港完成谈判，让更多匈牙利食品获准出口至香港市场。」

匈牙利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但其地理位置与香港相距甚远，难以在数量上竞争，不过Szijjarto相信该国有潜质在质量上取胜。他説：「我们目前获许出口家禽及猪肉到香港，进展顺利。我们不久前获准出口小牛肉，并快将与当局就兔肉及羊肉的出口逹成协议。」

对匈牙利而言，农产品出口增长固然锦上添花，更重要的是与香港签订保障双方投资的协议，如此下来，该国15%个人入息税率及9%利得税率对香港投资者将更具吸引力。协议让匈牙利更有机会发展成为内地「一带一路」的终点。

匈牙利已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预期申请将于2017年初通过。他说：「布达佩斯至贝尔格勒的铁路将进行现代化工程，相信能够促进基础建设发展。待工程完成后，该铁路将成为把中国货物从希腊皮拉鲁斯港口运送到欧洲中部及西部的最快路径。」

该铁路可让车身长达740米的货运火车行驶，时速达160公里。

北京往来布达佩斯的直航航线于2015年5月正式开通，前往匈牙利的内地旅客数目因此上升30%，而匈牙利对内地的出口亦增加22%。

Szijjarto总结道：「我已向香港官员提出开通香港往来匈牙利的直航航班，他们亦承诺会向国泰航空反映意见。若然最终能够成事，我们当然会十分高兴。」

原文刊载于香港总商会《工商月刊》2017年1月号，请按此阅览原文。

大成Dentons

一带一路项目是中国彰显其世界经济强国地位的重点项目之一。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了一带一路项目，显示了这个亚洲强国加快对外投资以及巩固国际地位的宏伟目标。一带一路项目在地理位置上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到西欧，贯穿南亚和东南亚、俄罗斯、波斯湾、中东、北非、地中海以及周边地区。这被称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部沿海，经过中国南海和南太平洋，向西通过印度洋，到达欧洲的地中海 …

结论：丝绸之路是用黄金铺成的吗？

无论从哪方面考量，一带一路战略都是全球范围内继二战马歇尔计划之后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经济战略。有许多关于一带一路战略能否成功的评论。对于像这样规模的战略，人们最终会通过项目成果来评价它。目前可以预计的是中国将不会缺乏一带一路需求的资源。习近平主席的执政水平必将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紧密相连，这样的压力或许很多人会望而却步，但习近平主席及其团队很明确地表现了积极的态度。这也为对一带一路成功抱有很大期望的沿线国家增强了信心。

即使有最好的目标和奋斗计划，一带一路必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上文讨论过的这种体量的项目必然会带来的几项明显的挑战。

然而一带一路战略为各方带来的好处也是目前不可估量的，不仅惠及中国及其人民，也将使得一带一路选择与中国合作的沿线国家获益，包括经济、政治、战略、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利益。对一些国家来说这些利益甚至将改变它们的现代历史进程。原本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基础设施如今将加速完成，随之而来的利益也将不可估量。

因此我们的答案是积极的，对于中国和愿意参与、共享这项倡议成果的国家来说，丝绸之路确实有可能是黄金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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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法斯集团

世界贸易笼罩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下

在经历连续2年的全球增长趋缓后，2017年的增长前景略有改观(从2.5%升至2.7%)。这一回升主要由新兴国家企业复苏带动(增长率4.1%)，而这要归功于巴西和俄罗斯的反弹势头抵消了中国经济减速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则稳定在1.6%。

全球贸易一派萧瑟气象(预计2017年增长2.4%，2008到2015年间平均增长率为2.2%，但2002到2007年间平均增长率达7.0%)，而随着唐纳·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可能卷土重来，令本就恶劣的形势雪上加霜。短期来看，这些措施在本周期结束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1.8%)将小于那些对美国出口权重较高的国家，如：中美洲国家(尤其是宏都拉斯、萨尔瓦多、墨西哥和厄瓜多)和部分亚洲国家(如越南和泰国)。

鉴于墨西哥对出口美国的依赖性较强(占该国GDP的7%)，在通膨抬头而投资减退的情形下，科法斯拟将其国家风险评级降为B。而阿根廷相比之下"川普效应"有较强耐受性，在度过艰难的头一年后，有望从其改革中获益。因此，科法斯将阿根廷国家评级升为B级。

2017年全球政治风险将达史无前例的高度

在2017年，政治风险仍将是需要加以关注的重中之重。

发达经济体中，欧洲正陷入极大的政治变数之中，多场决定性的选战结果难测，而英国脱欧的具体条款细节仍有待推敲。在过去一年间，科法斯欧洲政治风险指数迅速攀升，德国、法国、义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的平均增幅达13个百分点。如果未来出现与英国脱欧公投相似规模的大型政局动荡，欧洲的平均增长率将被拖慢0.5个百分点。

而在社会不满情绪蔓延和安全风险骤升的推波助澜之下，新兴国家的政治风险也高于以往。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独立国家国协成员国(由于俄罗斯关系，2016年指数为100%中的63%)和北非/中东地区(土耳其与沙乌地阿拉伯同为62%)的风险最高，而南非评级下调至C则可部分归咎于经济增长极度低迷的背景下，其政治和社会失望情绪的蔓延。

包括恐怖攻击、冲突和谋杀在内的安全风险是政治风险指数中的一个新增因素。不出所料的是，这些风险最高的国家便是俄罗斯和土耳其。

信用风险：高额企业债是新兴国家银行业的一大威胁

这类信用风险的增长在不同国家可表现出不同的形式。

发达经济体的企业破产水平应可继续下降。但负面状况在于企业创建数量通常低于金融危机前水平(2015年与危机前峰值相比，德国为-19.8%，美国为-5.1%，义大利为-4.1%)。银行倾向给予高负债企业的贷款而忽略快速增长的年轻企业，令他们无法获得应有资源。

企业过度负债是新兴国家面临的另一大问题。中国的企业负债水平最高(相当于GDP的160%以上)，2015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第二季度期间，这一债务又增长了GDP的12%。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的银行业坏帐剧增，信贷条件日益趋紧。

欧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贸易风险评级上调

自2015年中以来，科法斯首次在国家风险评估中给予更多评级上调而非下调。

西班牙评级上调至A3，而冰岛和赛普勒斯(资本管控相关风险降低)的评级分别为A2和B。在科法斯进行评估的160个国家中，中欧诸国的评级持续改善。爱沙尼亚(A2)、塞尔维亚(B)和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C)等国的企业环境和经济增长均有改善，已达较满意水平。得益于适度的经济增长和银行业的持续巩固，保加利亚(A4)的复苏势头也已稳固。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较小国家的处境相比较大经济体要更为有利。表现最好的两个国家是迦纳(B)(在12月通过了民主成熟度测试，公共财政管理水平较好)和肯亚(A4)(获益于旅游业和公共投资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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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华总商会月刊《商荟》

特首在《施政报告》多番提及“一带一路”发展之后，如今相关话题已广为大众谈论。新国策蕴藏无穷机遇，对本地法律界而言，当然亦不例外。

在迈向大国的路途上，实施“一带一路”国策是重要的一步。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认为，大国不应只在乎船坚炮利，更应关注文化水平、政法制度、人民质素等。“一带一路”国策配合开放型经济体系，推进民主法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改善民生，完全符合大国崛起的步伐。

“一带一路”独特之处
梁爱诗指，从前区域合作上中国每每处于被动位置，“一带一路”使中国变得主动。原因首先在于它没有预设的规章，只要双方同意，毋须多方面的协调。而且，“一带一路”理念开放包容，互利互赢，不设门槛、不排他。

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合作的领域甚为多元化，包括基建、金融、服务、能源、环保、航运、物流、科技等，而丝路基金、亚投行、TPP、国际金融机构和开发性的金融基金，可为这些国家按需要提供其缺乏的资金和技能。这些活动不只为这些国家带来发展和机遇，对中国来说，亦极为重要。

体现一国两制
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梁爱诗指出香港享有不少优点：它既与国家一体，又实行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当中也包括了人民币离岸中心。香港也是中西方文化桥梁，具培育创意产业的新优势。在此基础下，梁爱诗深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走出去”战略是香港法律界的重大机遇。

香港法律优势明显
在可见将来，国家在“一带一路”概念下发展，过程必然会涉及大量合同。梁爱诗认为，凭藉香港既有法律地位，可以争取合同的适用法，争取香港法院和其他机构成为合同纠纷解决地，与内地和他国同行一道，贡献本地律师的智慧和努力。

她续指，香港律师对中西法律细节娴熟，而且自70 年代以来，香港的法律服务已对外开放，世界各国的律师多在香港设有分行，客户随时取得外国法律谘询。他们也藉香港踏入内地市场。香港律师不仅对普通法系国家比较了解，对大陆法系也不生疏，包括对伊斯兰国家的法律体系和融资方式，也渐有认识。而且香港律师还有双语的便利，他们有能力对合同双方不同要求精准分析，并与中国客户分享，协助他们作出准确的判断。

此外，梁爱诗更提到香港律师在与各国商界交往过程中，大量接触到各地商人，明白其需要，故他们是优质中介，其参与可以避免双方误解、增进相互理解，有效地促成双方的谈判。

她更赞扬香港国际法律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公正，程序规则齐全，案件处置严谨、按章办事，完全与国际惯例接轨。故香港有力为国家“一带一路”和“走出去”大战略，构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法律纠纷解决中心。她建议，香港可建立专门服务“一带一路”的法律纠纷处理中心。

放眼未来 寻觅机遇
前瞻未来，梁爱诗认为大家不应该期望“一带一路”能迎来即时利益，因为只有业界本身才最了解如何利用这次机遇。她期望各行业提出建议，提请政府纳入《施政报告》，并要求中央政府把建议纳入“十三五”规划，然后再予推动。情况一如CEPA，有赖大家主动寻找机会。

原文刊载于香港中华总商会月刊《商荟》2016年7月号，请按此阅览全文。

金杜律师事务所

到底有多少「一带一路」投标方研究合同草稿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并对此提出详细的意见？没有多少。然而，这一条款却是合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因为「一带一路」项目很容易遭遇各种索赔，毕竟当中许多项目都在带有高度政治、经营和法律风险的国家进行。如果各方没法达成和解，则他们将需要依赖争议解决条款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

各方总是自动以「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英格兰仲裁」、「新加坡仲裁」、「新加坡法律」等字眼起草合同，因为这就是他们习以为常的做法。但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务必要妥善考虑这些是否真是最适当的条款。

「一带一路」投标方很有必要停下来仔细考虑争议解决条款，并决定是否需要找到发包人和/或贷款人，向他们解释为何更慎重地考虑争议解决条款是一种更利于所有相关各方的做法。有些发包人/贷款人将会说：「不，我们不修改这一条款」。但另一些有可能会被说服(也许是为交换其他让步的条件)。

毫无疑问，「一带一路」项目的争议解决条款应把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主要模式。国际当事方更倾向于仲裁的原因在于：私密性强；不像法院程序那么正式；且更容易在不同管辖区强制执行。但是仲裁地选在哪里？以及根据哪个管辖区的法律仲裁呢？

一个好的争议解决条款应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 仲裁在哪里进行？

对于「一带一路」项目，通常观点认为，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贸仲委仲裁，抑或是「一带一路」东道国仲裁，都无法足够中立到令各方都能接受(至少会有一方无法接受)。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各方常选择在伦敦或新加坡(有时是斯德哥尔摩或巴黎)仲裁。不过，何不在香港仲裁呢？香港受惠于「一国两制」的法律制度，因此依旧是一个普通法管辖区，不仅拥有行事高效独立的普通法法官，也拥有专业水平位居全球前列的终审法院。

但「一带一路」东道国经常说，「我们会担心香港，因为它不是完全独立于中国的」。东道国在此犯了严重错误。这也显示出东道国实际上并不明白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倒是对东道国的「一带一路」参与方自己大有裨益。为什么呢？因为内地政府和香港政府之间订有特殊的安排，即，《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安排》」)。根据这项《安排》的规定，如任何一方未遵守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另一方可向相关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香港裁决。

最高人民法院已指令下一级法院在决定拒绝根据《安排》强制执行香港裁决时必须事先向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请示，并交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准予强制执行。言下之意是，未经事先上报，一概不会拒绝准予根据《安排》强制执行香港裁决。

换言之，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对东道国一方的有利之处在于，相较于在伦敦、新加坡、斯德哥尔摩或巴黎作出的裁决而言，香港裁决将会享有更优越的强制执行权利。对于中国参与方而言，香港也有明显的吸引力，这不仅体现为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更是因为香港拥有无懈可击的法治、处理案件时的办事效率、可供选择的多元化仲裁机构和仲裁规则，以及文化上的接近性。

• 管辖法律

中立的法律(例如，香港、英格兰及威尔士或新加坡法律)可被选作管辖实体争议的法律。在订明香港作为仲裁地的同时，考虑选择上述实体法也毫无问题。例如，一方可使用争议解决条款订明香港仲裁，同时选择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作为管辖法律…

请按此阅览原文。

徐晏卓

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性大国已不再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议题。现有文献充分讨论了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对亚洲乃至全球秩序的冲击和影响。一些研究比较乐观地认为中国的崛起代表着"非西方世界"对美国主导下以民主和市场为金科玉律的国际秩序的反思，以及国际秩序公平化的大趋势。中国在亚洲的领导作用将促进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的转变。另外一些研究人员比较悲观地强调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对于现有亚洲格局不可避免的挑战和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安全危机和治理危机，挑战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制，以及亚洲海洋国家和半岛国家占据优势的海权。也有更多的研究介于两者之间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会大幅度颠覆现有的亚洲秩序，而是为其注入新的元素， 未来中国将成为亚洲秩序中最核心的成员，但随之而来的大国角色的调整和转换，可能引发相当长时期的动荡和磨合。这些研究广泛探讨了中国对亚洲秩序未来发展三种趋势(美国为中心的温和霸权体制；亚洲新强权的出现和正在兴起的次区域主义)的影响，并从中美和周边国家的视角分别予以政策建议。这些文献的共同点是明确了中国在未来亚洲秩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地位，以及随着中国外交愈发"奋发有为"对亚洲秩序不可避免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对中国在未来区域秩序中位置的判断往往基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能力，而直接推定中国拥有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会转化为中国对周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以实现中国在亚洲的利益诉求，比如正向地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或负向地在亚洲地区争霸。但中国所拥有的政治资源、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化为亚洲国家对中国崛起后亚洲秩序变化的认同，多大程度上可以协助中国完成其既定目标，又或者中国不断增强的国家实力是否反而成为其对周边国家影响力的负资产，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维度和答案。本文选取"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战略与周边国家对中国重回亚洲中心位置的亚洲新秩序认同为例，旨在评估中国将其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转化为影响力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一、确定中国的影响能力

1. 理论框架

社会学者基斯特赖布(Keith Tribe)在解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权力的经典论述时提出"一个行为体的权力资源可能会被利用与转化成利己成果，但未必能够完全转化或者完全得以利用"。他的论述抽象地指出了行为体实力与影响力之间存在的转化以及不对等转化关系。政治学者考克斯(Robert W. Cox)和雅各布森(Harold R. Jacobson)在其解读国家国际影响力的着作中对于影响力的定义与社会学者看法相类似，认为影响力实际上是一种"实质"(actuality)，其大小取决于被影响者多大程度可为施加影响者改变自身的行为以服务于施加影响者的目标。该定义将影响力这一抽象的概念和其模糊的衡量标准具体化，实物化。在国家层面，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于1990年将"权力"的论述延伸，提出了被广泛关注的"软权力"概念。根据奈的定义，"软权力"是"使其他人想要你想要的后果"的能力。具体而言，奈认为其所提出的"软权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感召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但他没有解释清楚"软权力"与其相对应的"硬权力"之间的界限以及两者之间的转化关系。国际关系学者吴翠玲(Evelyn Goh)在其国家影响力的文章中把"软权力"与"硬权力"衔接起来，认为权力是一种资源，而影响力则是资源的运用。而在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方面，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理论学者鲍德温(David Baldwin)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他在其着作中指出，当前衡量国际权力关系最大的缺失在于没有明确范围、重要性以及其导向的结果，而是过分夸大了权力资源对这三者的转换。相比于一般的财富和物质转移，将权力资源转化为影响力是间接的，也是不完全对等的。为了将权力资源的转化具体化，鲍德温在该文章中不仅指出了权力资源转化为实际影响力的局限性，同时将实际影响力的衡量指标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即范围、权重和主导性。

通过上述的文献综述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推论：首先国家影响力不等同于国家的重要性，衡量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并不仅仅是该国的实力和国际存在(也就是鲍德温提出的权重和范围)，而且还应包括该国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以及影响其他国家服务于本国战略的能力(即鲍德温提出的主导性)。第二，国家影响力不同于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不断增长的资源和能力并不一定会转化为该国的影响力。不同国家的国家实力转化成国家影响力的能力并不相同。国际社会中不乏以小搏大的案例。第三，国家影响力不同于国家能力(state power)(或国家影响能力)，国家能力强调的是施加影响国对于本国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等实力要素的使用和转化，而国家影响力的衡量不仅取决于施加影响方，同样需要关注被影响国家或地区。国家实力转化为国家影响力的能力不仅与施加影响国的国家能力有关，而且与受影响国的既有利益和战略息息相关。第四，一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国家"硬权力"与"软权力"综合运用的结果，很难将两者割裂。比如，经济实力就是一个介于"硬"和"软"之间的地带。

因此，本文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对于某个地区的影响力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横向和纵向分析。1) 施加影响国的战略目标与受影响国家的利益关系：与本国利益无直接相关性；关系到本国的经济福利；关系到本国的国家安全。2) 施加影响国自身的影响能力: 范围；权重；主导性。3) 施加影响国家所愿意投入的资源：威望资源；引导说服；威慑。由于同一国家在同一地区和同一时间段内的自身影响力相对比较固定，因此，第1和3项标准的六个影响因素更具变动性。理论上这六项标准可以导出9种组合，具体上实施方式和效果取决于施加影响国与受影响国双方的意愿和投入的资源。尽管很显然，与受影响国家利益关联度低或者利好的诉求，更容易实施成功，但这一理论框架依然可以验证一下三点内容：1. 表面上看来在国际事务中，综合性大国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可以使用让利、施压、威慑等方式促使中小国家服务于自身的战略或利益，但反过来中小国家同样具有相当的实力促进或者削弱大国所实施的战略规划。2. 施加影响国家投入资源的升级(从威望到威慑)是否意味着受影响国家更容易听从或屈服？3. 哪些因素是国家影响力实施的关键。

2. 中国的国家影响能力解析

结合上文的理论框架分析，本文在衡量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中，首先需要从范围、权重和主导性三个方面入手确定中国在该地区的能力。而后再根据中国在该地区欲施加影响力的意愿和受影响国家的接受度，具体衡量中国将国家资源产出为国家影响力的能力。因此，在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形塑亚洲影响力这一案例之前，先要确定中国在亚洲地区所拥有的影响能力。在本文中，范围指的是中国在亚洲国家存在的格局和延伸的触角，权重指的是中国在亚洲国家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而主导性则指的是大体上中国在亚洲国家存在的方式和引导亚洲国家服务于本国战略规划的能力。当然这三个指标本身颇具主观性且在不断变动中，但为了更好地解释"一带一路"战略与亚洲国家对中国形塑亚洲秩序的接受度这个案例，本文则假定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能力这一指标在此案例分析期间为固定的，由此为基础进一步将关注点投入到施加影响国与受影响国双方的意志和意愿。

首先，在衡量中国在亚洲影响范围方面，最先受关注的通常是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范围。一般研究认为中国已经与周边国家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这一联系改变了本区域的政治经济格局。潘峰华等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不平等的经济依赖度;贸易网络存在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在周边贸易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在亚洲地区经济比重的攀升以及与周边国家产业链的增强，其也在通过进一步推动亚洲国家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在本地区经济引擎的地位和延伸在本地区的经济触角，比如加入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成立丝路基金，设立亚投行等。钟腾飞在对比亚洲开发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亚洲的定义后认为，随着中国在亚洲经济比重的增加和中日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亚洲地缘经济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亚洲的定义不仅包括传统的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和西亚等五个区域，还包括太平洋国家，其概念更接近"亚洲─太平洋"。在安全领域，一般认为中国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其超越"东亚中心"地缘区域认知的表现，此后中国开始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纽带，参与构建地区安全机制，全面规划与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周边区域。2015年美国在其海上战略纲领性文件中首次提出"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概念，尽管这一概念隐含着美日地缘政治的观念，旨在防止中国在印度洋拓展势力，但反过来看这也反映了美国亚太同盟体系正以一种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周边地区。总之，中国根据自身的实力和发展，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逐步扩展了在亚洲地区的存在和影响范围。

第二，在衡量权重方面，从经济领域来看，亚洲国家与中国经济的紧密联系不仅提高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经济比重，同时也大幅增加了中国在亚洲国家的经济重要性。外汇储备、出口能力、吸引外资和国内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和中国制造、中国投资的突出表现也为中国在亚洲积累了大量的国际经济影响能力。在外交政策领域，大部分中国学者都同意中国的声音、意见和主张受到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重视，区域事务的处理与区域争端的解决也离不开中国的态度和协助。此外，中国在亚洲区域组织和区域多边会议中的角色和地位，比如近年来成功举办了APEC峰会、亚信峰会；通过澜湄合作补充已有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推动成立亚投行等等，不仅提高了中国对亚洲事务的参与度，更有助于中国增强在亚洲的重要性。也有学者指出近年来中国提升了周边国家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倡导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意在为亚洲发展中国家谋利，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声，这将增加了中国外交的权重。在军事领域，由于中国奉行不结盟原则，未如美国一般向盟友提供安全保障或大量的军事援助，也像俄罗斯一般向其他国家转让或出售大量军备和技术，因此中国在军事上对周边国家的权重比较有限。在政治制度和文化领域，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国内政治体制和传统文化，其独特的发展经验和传统文化智慧受到周边国家的关注。近年来，中国还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强中国当代文化的"软权力"，比如制作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乌镇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等。但毕竟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还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也不同于西方国家，因此，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权重也比较有限。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在亚洲经济、外交领域成绩斐然，但对于受影响国家来说，经济、外交与军事、政治对该国的重要性显然不同，大部分国家在两者不得不进行取舍的时候，一般会倾向于后者。这就解释了为何在中国已经成为大部分亚洲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的情况下，亚洲地区依然出现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格局。因此，经济上的成就和指标可以充分反映中国经济在亚洲的权重，但并不能简单地将之联系成中国主导亚洲事务的能力，更不能直接推定为中国的国家影响力。此外，权重带来的影响结果可以是正向，也可以是负向，比如有学者认为批评中国或者美国再平衡政策的制定也是中国国际影响度提升的体现。本文认为中国被批评是地区国家对中国外交和发展的重视，体现的是中国在亚洲的权重，而中国的影响力则应局限于事物朝着积极或者有利中国的方向发展。

第三，在主导性方面，一些学者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国内的外交和国民情绪开始弥漫着一种胜利主义的心态，不仅期望华盛顿包容中国的第二大国地位，而且希望随着中国对外实力的增加，中国可以较严厉和更容易地处置围绕中国的多个较小的麻烦制造者。但随着中国的崛起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加深，这些预期并未在短期内得以实现。根据2015年国防白皮书，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邻国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向华挑战；朝鲜半岛局势不稳定均对中国的周边安全造成不利影响。这间接显示了中国主导周边安全局势的能力有限。此外，一般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参与亚洲区域组织的议程设置能力依然较弱，甚至与印度和韩国等依然各有千秋，这与我国十四亿人口基数和国家实力并不相符，且在国际舆论中的"软权力"不足。

更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安全领域主导力的局限性也逐渐对中国的优势经济领域造成冲击。近期，美国不仅加强与其盟友的联系，更主动与东盟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并推动了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试图将中国排挤到区域治理之外，比如次湄公河倡议；美国-东盟峰会；TPP等。尽管在经济领域中国倡导的是广泛的贸易协定但还是有不少亚洲国家选择加入高标准的TPP，这其中不仅包括相对发达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甚至还包括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越南、老挝、泰国和印度等国家。这些迹象显示中国主导周边国家的能力与国家实力不匹配，不仅在其权重较弱的军事安全领域，甚至在其优势的经济领域仍然很难主导区域治理机制。

按照本文的分类将国家影响能力细化为范围、权重和主导性三个方面，那么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范围、权重与主导性之间；以及经济、外交领域的影响力与政治、军事、安全的影响力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尽管中国的国家实力使得中国在亚洲的触角延伸广泛，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中国运用这一实力设置议程，影响亚洲国家的能力仍显得不足。在这一综合判定的基础上，下文将以"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战略与亚洲国家对中国重回亚洲中心位置的亚洲新秩序认可度为例，进一步分析在中国实力与亚洲影响能力不匹配的情况下，中国作为施加影响国家对亚洲受影响国家的影响力如何，并尝试通过分析哪些因素会左右中国施加影响力。

二、"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战略分析

确定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能力后，这一部分将以"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为例，从中国的战略目标、战略手段与亚洲国家的利益关系两个层面进一步分析中国的亚洲影响力。

1. "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战略目标

2013年10月24日、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是2006年以来我国首次召开的针对外交政策的重要会议，也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个针对周边外交的座谈会。这次会议距离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仅相隔一个多月时间，充分显示了亚洲周边国家在"一带一路"这一中长期战略中被提升到与大国同等甚至更重要的位置，可以说亚洲国家是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础和关键。中国对亚洲国家实施影响力的大小决定了"一带一路"推进顺利与否。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本文认为中国构想的亚洲秩序可以具体细化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区域战略目标的扩大与完善。对"一带一路"这一历史概念的传承和超越显示了中国在强盛时期不同于西方"霸道"的"王道"治理逻辑，在现今体现了中国重拾大国地位的宏伟战略目标以及中国崛起后与周边国家利益共赢的历史经验和外交政策良意。在历史上"丝绸之路"商路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不仅展开了沿线国家的商品贸易往来，同时也由沿线国家共同保障和维护商路通道的安全。而商路通道的拓展与延伸，与中国的自身的经济繁荣和沿线国家的社会稳定密不可分。因此可以推论这一历史概念的再演绎包括了两个含义，即经济范围与运用经济实力提升影响力。一方面，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经验都集中在内部资源与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经济发展的范畴将扩大到对整个区域和经济带资源的整合和结构调整，这无疑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范围和权重。另一方面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往来是以经济为先导，外交也是以经济合作的方式为主。在现有"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为了与周边国家创造更为全面和平衡的交往模式，外交，安全和软实力等因素并重提升到与经济并重的位置。

第二，与亚洲国家关系的转变。在前两任政府执政过程中，中国的外交战略更多的着眼于大国政治与全球视野，亚洲周边国家相比较之下有些冷门。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亚洲周边国家被置于与大国同样重要位置，与大国的关系也被放置到亚洲地区内重新审视。比如，与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从以往的大国政治逐渐转变成为在亚洲多边框架下的区域关系，中国与这三国的政治经贸往来也在东盟+3，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峰会等东亚，南亚和中亚的多边框架下进行。

第三，重拾中国亚洲中心国家的位置。"一带一路"战略将中国置于亚洲泛区域关系的中心位置，但这一中心位置并非封闭和排他性的，相反中方的态度是开放和包容的。尽管美国和俄罗斯并不属于亚洲国家，但中国认可与其在亚洲周边地区共存的现实。中方一直倡导的"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是为了避免"一带一路"倡议沦为大国零和政治游戏。外交部长王毅将其解释为"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

2. "一带一路"的亚洲战略环境

"一带一路"战略于2013年提出，经过2014年广泛的宣传到2015年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中国逐步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秩序造成了影响和冲击。表一使用了ABS亚洲风向标第三波和第四波调查数据资料，用以分析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亚洲战略环境。ABS亚洲风向标第三波数据调查在2010-2012年间开展，而第四波数据调查则于2014-2016年开展，期间的民意动态变化恰好可以反映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前后，亚洲国家的民意变化。根据表一的数据，亚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在亚洲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未来十年最有希望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绝大多数亚洲国家民众支持中国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这一看法的比率有所提高。对比未来十年与现在，所有亚洲国家认为中国将成为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率都有明显大幅提升。这一趋势体现了中国在亚洲被广泛认可的影响能力，且这一影响能力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有了稳步的提升。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认为美国是亚洲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率与认为是中国的基本持平。这反映了亚洲国家对于中美在亚洲地区共存的认可，但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非此即彼地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认为美国是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率开始降低。此外，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对本地区和本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亚洲国家认为中国对本国带来积极影响的比率有所提升，而对本地区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比率反而有所下降。这几组数据的比率和趋势显示，亚洲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基本持积极的态度，认可其对本国的积极影响却对本地区积极影响存疑，反映了亚洲国家不愿错过”一带一路“战略对本国经济带来的机会同时也对这一战略对本地区格局带来的影响在安全上表示担忧。也就是说在短期内，"一带一路"战略并不能很快的改善目前亚洲"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格局。然而尽管当前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处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但在中长期看来，亚洲国家一般认为中国有希望取代美国成为本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而美国的影响力随之下降。这也意味着"一带一路"战略在中长期看来有可能有助于中国形塑以中国为中心国家的亚洲秩序。

3. "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战略手段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在形塑中国为中心亚洲秩序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战略手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历史概念的传承；国内外的连接以及大国关系的博弈。历史概念的传承主要使用威望的战略手段；国内外的连接主要使用经济引导的战略手段；而与大国关系的博弈主要使用的仍是引导，并逐步升级到主动防卫，但并未完全使用威慑的战略手段。这个三个层面被亚洲国家的接受程度决定了中国亚洲影响力-主导性方面的能力。下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分析这三方面战略手段实施与受影响国家的接受度。

首先，"一带一路"是一个历史概念，很多学者认为重提这一概念蕴含了中华文明历史上王道思想超越西方现代国际秩序维度的"软权力"。根据表一的数据，与中华文化更接近的国家，比如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和韩国，以及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马来西亚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对本地区的积极作用更为认可和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与中华文化圈文化距离较远的国家，比如菲律宾和缅甸等国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和对亚洲的积极作用认可度较低。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数据差异显示亚洲国家对历史概念的解读与中方不尽相同。部分亚洲国家担心“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亚洲秩序是中国意在恢复华夷秩序，本国恐沦为藩属国的地位。此外，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是一个强大、先进、统一的中国与一个相对落后无序的亚洲，而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却是一个正在崛起过程中的中国与一个文化身份认同各异，历史问题仍未妥善解决的亚洲。因此，使用这一历史概念形塑亚洲秩序需要处理的不仅是经济领域与亚洲国家的联动，更重要的是增强亚洲国家对中华文化圈和历史史观的认可和认同。

第二，"一带一路"战略是以中国为起点向多个方向延伸连接欧亚沿线国家。根据表一数据，亚洲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更为认可中国对本国的积极影响，但对中国对本地区的积极影响认可度有所下降。这从另外一个方面验证了很多学者提出的亚洲经济安全二元格局现象。从对本国积极影响度的数据来看，经济发展预期较好的国家，比如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对中国对本国经济影响的看法比较积极，而相反经济发展预期较差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菲律宾、蒙古和台湾地区对中国对本国经济影响的看法比较消极。这一数据趋势隐含着一个潜在的问题，尽管亚洲国家普遍认可"一带一路"战略为本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但对本国经济消极的看法也与中国绑定在一起使得中国很容易成为亚洲国家国内经济问题的"替罪羊"。

第三，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同，亚洲不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相反它已经与全球体系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尽管"一带一路"战略所形塑的亚洲秩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亚洲，且尊重传统域外大国，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一区域的存在和地位，但与中国的互联互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削弱了部分国家与域外大国固有的连接方式和联系紧密度。表一的数据显示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亚洲国家对中国对本国的积极影响度有所提升，而对本地区的积极影响看法有所下降，同时反映了亚洲对中国作为亚洲中心国家所产生的风险存在一定担忧。也就是说尽管亚洲国家对与中国战略对接有信心，对中国对本国的积极作用认可，但对与中国一道分担亚洲区域风险的模式存在疑虑，对中美在亚洲共存持怀疑态度。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战略资源投入的升级，比如在南海问题中从以往的经济合作扩大到加强区域防卫，并没有带来主导这一事务能力的增加。不仅一些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借助大国之间的博弈试图以小搏大，一些与中国没有太多安全利益冲突的国家也随着中国战略资源投入的升级对中国主导区域秩序产生消极看法。从表一数据来看，东南亚国家中，不仅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态度强硬的菲律宾和越南不认可中国对亚洲的积极作用，与中国没有领土争端的新加坡、泰国和柬埔寨在2014年以来认可中国对亚洲积极作用的比率也有所下降。

三、中国对亚洲影响力评述

中外学者的分析和民意调查数据均显示中国在亚洲具有相当的影响能力，但这一影响能力往往集中在影响范围与权重上，在主导性方面中国影响亚洲的能力比较有限。且中国在经济领域和外交领域的影响能力较强，而在政治文化和军事领域的影响能力较弱。在评述"一带一路"战略形塑亚洲秩序这一案例上，尽管在该战略提出后中国的影响能力得到稳步增强，但在影响范围、权重和主导性之间影响能力的不平衡与经济、外交和政治、军事影响能力的不平衡表现尤为突出。因为，在分析"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过程中，衡量中国亚洲影响能力的参照对象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过去的状况或者其他亚洲中等强国。这势必对崛起中的中国的国家影响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在亚太的防卫心理越发严重，认为中国在亚洲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正当行为是"强硬"和"挑衅"，通过其军事和政治话语权的优势，在亚洲国家取得了相当的影响力，削弱了中国凭藉自身实力解决亚洲事务的能力。但衡量中国亚洲影响力不单单是中美影响能力的比拼，而是对现有资源实力运用的能力的分析。因此，以案例为基础衡量中国国家影响力不仅需要评估中国的国家影响能力，而且要分析受影响国家的态度以及中国为实现战略目标所投入的资源和手段。

对于除了大国盟友之外的大部分亚洲国家来说，作为一个自主的国家行为体，其决策是基于各自国家利益权衡后的举措，而不是遵循中美任何一方的态度。这表现在对于与亚洲国家利益相对较为无关的议题，比如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些国家往往尊重中国的态度和立场。这样的尊重和支持与中国的国家实力运用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因为在中国尚未崛起的时候，亚洲国家也一贯尊重中国在内政问题上的主张和立场。也就是说在中国与美国在影响能力仍有差距的前提下，增强亚洲影响力的关键并不在于中美短期影响能力差距的缩小，而在于亚洲受影响国家的态度。就目前的数据调查结果看，中国国家实力增强后，亚洲国家普遍乐于借助中方提供的发展机会，对"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合作普遍表示欢迎。但在涉及本国政治和安全利益的问题上，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中国实力的增强，而在一些与中国有安全利益冲突的问题上有所收敛，相反一些中小国家反而表现出了更强硬的态度。如果说菲律宾等盟友国家强硬的态度是美国围堵中国纵容亚洲中小国家的结果，那么一些原本较为温和国家的强硬态度则反映了中国对亚洲国家政治安全影响力的不足，缺乏安全议题的议程设置能力和运用实力服务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能力。

针对中国实力与亚洲影响力不平衡的现象，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采取了增加威望，说服引导到主动防卫的战略手段。在稳步增加中国影响范围和权重的基础上，其"王道思想"的治理思维对于距离儒家文化圈文化距离较近的国家产生一定影响力，但对于那些距离儒家文化圈文化距离较远或者一直试图摆脱儒家影响的国家并未有足够的说服力。引导经济合作共赢的战略手段对于经济发展预期较好的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但容易被一些经济衰退的国家当作国内经济的"替罪羊"。其使用介于引导与威慑之间的主动防卫战略手段，并未随着中国战略手段的升级而产生相应的影响力，相反应该警惕这一战略手段所产生的副作用。

请按此阅览原文。

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企业融资部主管 黄耀和

在数个世纪前，丝绸之路曾是横跨古代中国与欧亚各国间通商经贸的重要桥梁；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为这条举足轻重的经济走廊赋予了全新的责任。这条现代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旨在重塑欧亚大陆经济格局，加强新兴市场的商业合作与贸易往来。

「一带一路」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组成，这两条「丝绸之路」将推动中国与亚欧邻国之间的互信，促进双方的经贸合作。

「一带一路」提出后，一连串的发展项目相继实行。其中，位于「一带一路」战略中心地带的陕西省，是推动贸易及促进文化交流的关键中枢。该省率先制定基于原产地证书的免税政策，减免了生产于或出口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品海关关税。

除政策支持外，财政支持也随即到位。2014年，中国投入400亿美元成立丝绸之路基金，用于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次年，中国再斥资400亿美元于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各国开展的基建项目提供资金援助。在「一带一路」战略诞生至今的四年中，中国积极开展多项发展项目，其中包括总长420公里的中国老挝铁路，以及耗资14亿美元的斯里兰卡港口城项目。

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迅速发展的同时，外界对战略背后的真正目标表示质疑，指「一带一路」不过是中国为求扩张自身领导力的政治手段及地缘政治产物。然而，此等指责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近期新闻大相径庭。

简而言之，「一带一路」并非外媒所指的政治工具，而是一个吸引各国共同参与、共同获利的贸易平台。「一带一路」的长期目标是开拓更多贸易往来，增加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促进文化交流。

2017年4月，一辆载满30多个集装箱的货运列车，将英国制造的产品从伦敦送往中国义乌。铁路为过往高昂的空运费用及耗时的海路运输提供折衷的形式，有助英国拓展贸易网络，这将对两年内正式脱欧后的英国经济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在促进沿线各国双边贸易合作的同时，也改变了亚洲的政治局势。今年4月，印度政府再为孟加拉国提供高额贷款── 一笔高达5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用作建设国防及重点基建项目。事实上，印度一直致力投资其基建项目，在中国宣布「一带一路」战略后，印度的竞争力更大幅提升。至今，印度已为孟加拉17个基建工程提供资金援助，项目涉及新机场和高速铁路的建设。「一带一路」的发展也促使印度表明其与地域大国竞争的胆识，以及在当今亚洲经济局势下争取话事权的决心。

最重要的是，「一带一路」的核心目标并非仅仅是基础建设项目，亦非一个纯粹的投资平台。政策的另一重点是把中国古典文学传播海外，尽管工作目前仍在起步阶段，但自2014年丝绸书香项目成立以来，中国已与斯里兰卡等地建立了双边古典文学互译的合作关系。加上中国正向190多个国家出口古典名着，可望将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沿路各国广泛传播，也带领亚洲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更上一层楼。

在此基础上，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将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地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多条国际货运航线的中心，香港将充分利用其「一国两制」的政治特色，积极辅助中国开拓商机，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香港连续22年荣获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殊荣，在资本市场累积了大量投资经验，也将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起重要的参考作用。而不容忽视的是，香港在过去二十年来，一直维持中西文化荟萃的独特文化环境，其成功的城市管理方式可为未来将中国文化融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作作为借镜。

长远来看，「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由于医院规模日益强大，医疗业务有望持续增长；国内对电力需求日增，亦将加速能源业发展。而发展潜力最大的则是铁路建设业。当中旨在联结亚欧的铁路系统，将大大缩减中国与欧洲消费者市场的货运时间。从较宏观的经济角度而言，企业并购基础设施的市场将有所回暖。尽管增速放缓，但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的影响下，可望成熟稳健的中国经济将有助促进「一带一路」市场实现更高风险但更高回报的可持续增长。

原文刊载于香港总商会《工商月刊》2017年5月号，请按此阅览原文。

《城大商学院》杂志总编辑高贤思

梁日昌是香港鞋业总会会长，也是城大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生。梁先生此前荣获2016年度伦敦GG2领袖人物大奖颁发的年度企业家奖。他投身制鞋业多年，先后在广东和埃塞俄比亚开设厂房，他的创业故事同时反映出制造业迁离中国的现况。访谈中，梁先生分享了他在埃塞俄比亚开办鞋厂的故事。

起初，这里有些习俗是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梁日昌娓娓道来。

他的工人曾经跟他说，「如果今晚没月亮，我们就明天见。但是如果新月冒出来了，我们就不能来。」

如果碰上在这个时间你刚好要赶上在周末前生产二百双高级品牌皮鞋并将之托运到米兰去，那埃塞俄比亚看起来真不是开拓事业的好地方了。

「于是那天晚上，」梁继续回忆道，「我就走出屋外看，没有新月。我心想太好了，送米兰的鞋没问题了！但第二天当我回到工厂，却发觉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问，人都在哪儿？他们告诉我说有人看到了新月，不过并非在埃塞俄比亚，而是在麦加。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们说，哦，人人都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埃塞俄比亚欢迎你！工人要庆祝下周即将到来的开斋节，米兰的时尚皮鞋只好等着。哪止这些，其他问题还陆续有来。

「斋戒期对我们的影响非常之大。在日出之后、日落之前回教徒都不能进食，可是在斋月里我们的工厂仍维持生产，上班时会有人累得昏倒。刚开始时，我们都不知所措，现在我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设立了一间工人休息室，让他们累了可以歇一会。」

世界工厂

相比他在东莞那些令人信赖的工厂，这里实在是相去甚远。

九十年代初，梁的事业刚起步，那时的东莞是世界工厂。从冷气机到真空保鲜袋，全都是在东莞生产的。而重工业则开设在大城市里，像船舶和汽车行业就在上海。中国一个国家，彷佛包揽了所有东西的制造。

可是投资环境出现变化了。工人工资上涨，地价也大幅攀升。于是，制造商开始物色其他地方。

「每个行业都会迁往最好的地方去寻求发展。制衣业是最先撤离的，带扣等配件很容易进口，而且制衣业不需要很强的配套行业去支援，所以他们尝试把生产搬到别的地方，斯里兰卡、越南、马来西亚都试过，现在是缅甸。」

玩具行业则稍为复杂，它结合了注塑、模具制造和电子等工序。「一般而言，它的前期工序仍然留在国内，但基本上大部分的生产程序已被迁往印尼。」

电子行业的生态系统更庞大，这包括了零部件制造、电路板印刷、注塑模具制造等行业。如果牵涉到同时搬迁两至三家专业工厂，事情就会复杂得多。所以大量的高端制造，特别是那些较易于实现自动化以节省劳动力的行业，目前仍然还留在中国生产。

进入埃塞俄比亚

「我有个义大利合伙人，他有一天跟我说，想到埃塞俄比亚去采购皮革。从那天开始足有两年之久， 他不停地跟我唠叨，叫我跟他一起去，最后我只好去了。」

「埃塞俄比亚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正面。」梁忆述说。

「当地人乐天开怀，让我大感意外，要知道过去二三十年来，他们饱受战乱之苦。他们拥有的东西不多，当时那里连手机也没有。」

「我在埃塞俄比亚的第一宗生意是在那里购买皮革，这样可以与当地建立联系。之后我给那里的国营鞋厂下过几张生产加工的订单。他们的手艺蛮不错的，我们也感到满意。积累了两年经验之后，我们决定在那里开设自己的工厂。」

物流

埃塞俄比亚是内陆国家，所以运输物流是个大挑战。

「从中国运过来的机器设备，共花了六个月才抵步。先是经过海路到达吉布地港，然后经陆路到达阿的斯阿贝巴。当时的吉布地港的港口设施管理，还未达到国际标准。」

「现在好多了，全程只需要35天，吉布地到阿的斯阿贝巴之间新开通的铁路线，让跨境运输大为改善。」

原材料和零件供应对交货期影响重大，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所以，梁先生已在当地建立起一套海运、空运相结合的混合方案。

生产制造

在非洲开设工场也是个挑战，远不像在国内，对很多事情能够掌握预见。

「中国从前是个成熟的农业社会，依照季节变换耕作，我们亦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因农历新年所造成的生产停顿是最长的，虽然官方假期只有三天，但工人一般都休假两周，这是可以理解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工人何时离开、何时回来。这些都已成惯例。」

而在埃塞俄比亚，调整和适应还是花了不少时间。

「他们的新年在九月。官方假期是一天，实际上却延长至一周。此外，这里的两个主要族群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但彼此都过对方的节日，所以生产制造的日程编排就更加困难。」

工作心态

过去，埃塞俄比亚部分地区是游牧社会，人们要调整心态、生活节奏去适应工厂工作要求，过程也是颇费周折的。

「放牧的人把牲畜赶到山坡上吃草，自己只要坐在树荫下，看着牲口就行。上山这段路、坐在树荫里看牲口，对他们来说都是工作。他们觉得这就是工作──干活不干活，也是工作。」

「就这样他们进了工厂。动也罢、不动也罢，做也罢、不做也罢，在他们看来都是在工作。这就是他们最初的心态，得花点时间才能改变。」

时间也是另一个问题。几乎所有埃塞俄比亚人用的都是一套十二小时制的计时法，一个周期从1点到12点由黎明开始到黄昏结束，另一个就是从黄昏到黎明。

「日出起床，日落回家。『加班』的概念让他们困惑不已，他们是真的不理解加班这回事！」

智能手机来了

但变化来得很快。最近三到四年，来自中国的年轻企业家把智能手机的制造带进了埃塞俄比亚。「中国的年轻人非常进取，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梁说。

「他们购入机器，然后运到阿的斯阿贝巴，组成一条生产线。这是套老旧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但他们买得便宜，用来制造适合当地市场的智能手机。」

结果是，移动电话的使用率在埃塞俄比亚腾飞了。

「他们的手机售价大概相等于当地的半个月工资。」按照梁的说法，智能手机就彷如特洛伊木马，攻进了埃塞俄比亚人的心：「当他们开始使用手机，他们就变得现代得多了，因为想要更多的东西，所以就愿意工作时间更长一些。简简单单的一部手机，带来的是巨大改变。现在他们对加班丝毫也不介怀！拿到工资后，他们会尽情享受。」

埃塞俄比亚制造

「刚刚在埃塞俄比亚投产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客户会抗拒『埃塞俄比亚制造』。起初三年，买家给我的订单很少。他们翻来覆去地检查产品，不想冒风险。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们希望买到的鞋，品质能有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

时移世易，现在梁在埃塞俄比亚生产的鞋比在广东的还要多30%。

「短线产品还是在广东生产为佳，但2万以上的量产就可以放到埃塞俄比亚去了。」

这样的生产分配是他的策略部署。他解释道：「在阿的斯阿贝巴，新鞋款初投入生产时效率偏低，一个新款大约需要一周之后始能赶上正常进度。」

关系紧张

埃塞俄比亚是联邦制政府，有别于中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制。阿的斯阿贝巴的人口虽有300多万，城市的规模还是相对较小。过去十年间，中国公司修建了大量道路，现在城市正向周边地区扩展。但这也引发了不少问题。

「我在两个地方设有工厂，其中一个离机场非常近，另一个则需大约1小时40分钟的车程。但六个月前，一条新开通的公路将时间缩短到30分钟。政府希望扩大首都的面积，获得更多土地，建造更多公共房屋。由于道路通畅，地价也变得越来越高。市政府与省级和村级领导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最终导致罢工。联邦政府与省政府观点相左，部份省份希望增加自己在国会里的议席。」

「罢工期间，我从中国请来的管工很担心他们的自身安全，但我们的工人担保说，他们罢工只不过是要在村长与市政府的抗争中，表达对村长的支持而已。」

非洲的工作机会

梁日昌近日在伦敦荣获2016年度GG2领导人物大奖之年度企业家大奖。

「我在埃塞俄比亚的工作与英国的脱欧考量颇有关系。我对评委们说，要应对欧洲难民危机，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帮助像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这样的非洲和中东国家发展自身经济，而并非聚焦于如何阻止难民跨越地中海。」

「有些埃塞俄比亚人甚至考虑坐小船到土耳其。我在尽力帮助他们把家园建设得更好，创造更多工作机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我夺得这个大奖，恰恰是回应了英国在脱欧公投中所关注的移民和难民问题。」

每年九月到十二月，是赶制美国春季市场订单的制造高峰期，梁在埃塞俄比亚雇用的当地工人多达1700人，还未算上30多名中国管工。今后，他有计划把业务扩展到埃塞俄比亚的邻近国家吗？

「作为一家中小企业，我不可能把摊子铺得太大。如果能在埃塞俄比亚做好，对我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工商管理博士课程

这些日子，每个月梁日昌都要在香港、阿的斯阿贝巴和伦敦的家之间穿梭往来，因为他在忙碌的工作之中，报名参加了城大商学院的工商管理博士课程。他的博士论文顺理成章地以埃塞俄比亚为主题，研究为何发展中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和低成本劳动力，但所获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很少。

「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问题是资源和物流，所以依赖理论 (Dependency Theory)非常适用，还有就是如何整合所有资源，以建立成功的业务。」

为了追随自己的愿景，梁正在努力跨越文化和地理上的距离。工作概念与守时观念、基础设施与物流，凡此种种的差异，再加上政治的不稳定性，为他带来充满挑战的人生。正如梁自己所说：「工商管理博士课程所讨论的，件件都是我在埃塞俄比亚遇到的烦恼事！」

原文刊载于城大商学院《CITY BUSINESS Magazine (2017春季)》，请按此阅览原文。

《中美聚焦│文摘》主编张平

在中国看来，习近平主席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4月在佛罗里达会晤后，中美关系的基础更加稳固了。这一峰会的成果之一"百日行动计划"已收获早期成果，驱散了贸易战担忧。尽管当初奥巴马政府对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态度冷淡，但特朗普派出了一名高级顾问前往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避免朝鲜半岛事态失控，北京和华盛顿的合作比以往更为紧密。

中美双边关系中小波折依然存在：5月美国海军"杜威"号驱逐舰在南海执行了"例行"航行自由行动，这是特朗普上台后首次；同一个月内，中国战机两次升空在中国沿海拦截美国飞机；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虽然被搁置，但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两国媒体、政界、智库以及公众都在频繁谈论这样一个前景：更加自信的中国将填补美国总统特朗普政策倡议造成的全球领导力真空。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提出"美国优先"、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这些似乎都指向一个更加孤立主义的美国。一些人似乎已转向中国，希望中国能采取行动成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守护者，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啦啦队长。

这种希望和期待多少有被夸大之嫌。中国有自己的目标：推动经济增长，管理一系列国内优先事项，包括减少贫困以及实施对其经济有直接影响的"一带一路"地区基础设施计划。中国的全球角色虽然日益重要，但仍将受制于其能力，并需要与国内优先事项协调。

目前来看，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准备在管理双边关系和全球议题上冲撞美国。相反，中国似乎愿意遵守现有国际治理架构的既定规则。诸如"一带一路"这样的中国倡议旨在改善全球制度、发掘新机遇。我们的特约撰稿人包道格和陈懋修认为，在国际秩序的诸多方面，中国大体上是一个规则接受者而非规则制定者。

本期的重点评论是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参加了5月13-14日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他呼吁在执行这一倡议时应加强预期管理，培养集体认同感。保罗塞达礼和齐思源认为，这一倡议可以被视为是崛起中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丝路体系"的一部分，和美国打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共生关系。

本期文摘的另一主题是中美百日贸易谈判。何伟文认为，"早期收获"值得称赞。但他进一步指出在百日行动计划之外，高科技、能源、钢铁，以及基础设施融资也存在潜力巨大的合作机遇。克里斯托麦克纳利分析了中美贸易谈判的交易性策略，认为这一策略将导致僵局。

原文刊载于《中美聚焦│文摘》2017年6月号总第一期，请按此阅览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