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林士清

一带一路涵盖65个核心国家，覆盖面积约5539km2，约占全球总面积的41.3%；惠及46.7亿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66.9%；区域经济总量达27.4万亿美元，占据全球经济总量的38.2%。然而，一带一路倡议以国有企业至当地市场投资基础建设为主，对于中国大陆中小企业出口至当地市场的物流障碍仍高；此外，中国大陆亦缺乏日本在投资市场的物流网联盟，以及韩国KOTRA设置海外共同物流中心协助韩商降低物流成本。是以，一带一路倡议尚缺乏物流运筹产业提升发展的清晰途径，笔者建议可参照第三方物流(3PL)引入一带一路，并兼论中国大陆物流运筹业之发展。

一带一路(B&R) 泛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the Belt and Road, B&R" refers to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OBOR")，该倡议将涵盖26个国家及地区44亿人口，预计产生21万亿美元的经济成果，分别约占全球总量之62.5%及29.5%，堪称全世界最长的经济走廊。

值得注意的是 ，针对一带一路之英译争议，中国大陆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其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对「一带一路」英文译法进行了统一的规范，减少坊间对一带一路英译的落差。在对外公文中，统一将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英文全称译为「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一带一路」简称译为「the Belt and Road」，英文缩写用「B&R」。

一带一路具有连结欧亚大陆经贸板块之战略思维，当中两端的东亚、欧洲经济发展势头较好，而中亚、中东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加上产业分工体系的不合理，但是彼此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从横向而言，贯穿中国、中亚及西亚；纵来看，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不断向中亚、东协、南亚等地延伸。此将改变中国区域发展版图，强调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产业承接与转移，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理念倡议大于实体机制

一带一路并非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一套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仰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有的双边及多边机制，藉以协助既有的区域合作平台。不过，中国对所投资的涉外项目的管理上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团队不但参与修建基础设施，还参与日后的管理，不像之前建完即完成任务，交给当地人管理。当然，中国的「一带一路」的一些项目也受到一些有关国家的抵制，拒绝参加或是不合作。

针对《经济学人》对一带一路的评论，表示中国的古丝绸之路自七世纪时是一条连接中国和中亚、中东、非洲以及欧洲的古代通商要道，也是中国经济和外交扩张的重要通路。迄今，从中国的陆地板块及海洋板块向西延伸之一带一路多数沿线国家，尚处在工业化初期发展阶段，不少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能源、矿产等资源型行业，中国大陆国有企业将率先在工程基建、建筑建材、交通运输、旅游餐饮等领域，带动对沿线国家的产品、设备、劳务和投资的输出。但是，同时中小企业由于数量众多，机制先进，通过国际贸易和海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形成了对特定地区行业的深入了解。

中国物流运筹业之国际化途径

一带一路倡议贯穿亚欧非大陆，连结东亚经济圈及欧洲经济圈，中间腹地广大，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从欧亚大陆板块的地缘经济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自古以来中国历经不同朝代更替，但国力强盛之时都有影响周边地区的能量，一带一路是否为衡量中国国力再次复苏的指标，端视其政策执行后的影响。

一带一路之经贸合作其实有助于扩展物流产业的发展，包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沿线区域内之双边贸易及投资量将持续扩张，因彼此贸易投资量的扩张将带来物流量的扩大，加强建设一带一路的沿线区域海陆空基础设施，遂成为重中之重，为中国大陆物流国际化途径创造了两项利基：一是电力、公路、港口、铁道等基础设施，有机会成为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在沿线国家经营的优势来源，工程承包项目的持续增长将拉动工程物流市场，从而提供新的成长空间。其次，伴随区域互联互通的建设快速成长及扩散，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运将增加新的航线及班次，陆水联运通道将不断地打通，而一带一路区域内的航空货运之规模将不断地扩张，包含集装箱运输、散杂货运输及航空货代业务等国际物流将快速成长。

为强化中国出口产品之竞争优势及突破中国物流业国际业化能量尚浅之困境，可透过「第三方物流」(3PL)机制引入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思维，强化中国大陆中小企业出口及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余，亦可提供高水平的物流服务外包、以减少企业对物流设施的投资、克服内部劳动力效率不高等问题。事实上，观察物流运筹功能日趋复杂化和全球化、库存单位的增加、流通渠道的脆弱性和产品周期的缩短，以及透过第三方物流适当的政策设计，相关应用有利于整合及供应链的建立，并实践中国物流国际化途径。

第三方物流(3PL)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连结

中国大陆物流业目前缺乏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物流企业，而且物流业本身亦缺乏深入的合作及交流，无法提供中国企业出口至海外市场降低物流成本及提高价值之后盾，中国大陆物流行为单一但服务标准并不一致，成为中国大陆物流业无法迅速国际化的制约，故可透过「第三方物流」机制来筛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当地物流商。

所谓的第三方物流(Third Party Logistics，简称3PL)，也称作委外物流(logistics outsourcing)或是合约物流(contract logistics)，第三方物流基础若完善还可抢先步入第四方物流的契机。第四方物流(Fourth party logistics)是一个供应链的集成商，一般情况下，政府为促进地区物流产业发展，会领头搭建第四方物流平台提供共享及发布信息服务，可以说是供需双方及第三方物流的领导力量。它不仅是物流的利益方，而是通过拥有的信息技术、整合能力以及其他资源，提供一套完整的供应链解决方案，并以此获取一定的利润。

第三方物流特征有四：(1) 有提供现代化、系统物流服务之企业素质；(2) 可以向货主提供包括供应链物流在内的全程物流服务和客制化服务的物流活动；(3)不是货主与物流服务提供商偶然的、一次性的物流服务活动，而是一种采取委托 承包形式的长期业务外包形式的物流活动；(4) 不是向货主提供一般性物流服务，而是提供增值物流服务的现代化物流活动。针对中国大陆物流产业科技化及国际化之发展契机，笔者建议途径有四。

第三方物流(3PL)对一带一路经贸战略之启发

中国大陆必须考量全球运筹与国际物流，以及一带一路地区之市场特性，估空运及海运成本、当地物流业者合作筛选、国内中小企业之意愿。最重要者乃挑选适当的营运据点，而此据点必须同时符合转运中心及发货仓库的功能，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可考量迪拜(阿联)，因其具备转运中心之功能，可辐射中东市场、南亚市场、北非市场、俄罗斯市场等，倘若当地物流配送体系发展完善，皆可优先考虑选择之。

透过具备政府公信力之机构与当地零售连锁大型通路业者合作，符合转运中心及发货仓库功能之据点可优先选择，并对于中国企业提供整合式出口物流服务。推动出口贸易或拓销新兴市场之战略规划，未必全然是企业厂商之需求或行为，更需要配合有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推动。例如，韩国中小企业利用KOTRA进入海外目标市场时，可享有低于市价的优惠物流费用，当地物流业者甚至可以提供更多的加值及额外服务，有增加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一般而言，行销业务上业者最需要者乃当地市场分析，并协助其建立原物料采购及仓储设施，进而规划产品促销活动及收取货款；配送业务方面，业者希望提供流通加工服务、配送及发货中心服务，甚至在退货及维修等售后服务；资讯科技方面，业者希望提供及时货物追踪服务、仓储保全监控及资讯流通平台之建立等。尤甚，为扩大中国大陆出口商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市场的占有率。尤甚，中小企业经过长期对外贸易的经验和技术积累，其小批量制造技术和多功能的机器设备，较为适合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要；劳动密集型技术以及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基础上经过改造的技术和设备，符合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偏好；就地取材的技术较为容易受到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偏好。

结论

一带一路是否常被国际社会上质疑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暂且不论，笔者倒是推荐《经济学人》杂志的说法，「一带一路」 之所以举世瞩目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宏伟巨大，据官方数字，总价值8900万美元，其中包括通过缅甸把中国西南部和孟加拉湾连接在一起的天然气管道，以及从北京通往德国交通枢纽杜伊斯堡的铁路线等，其国家投资累计金额达4兆美元；其次，一带一路计划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被看作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外交顾问杨洁篪的话说，一带一路可以让中国到2020年成为「小康社会」，而到2050年则称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习近平也把「一带一路」看作是扩张中国商业触角和软实力的途径。它也在习近平的大外交政策中扮演核心角色。同时，它也符合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的理念；第三，一带一路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对美国以及世界贸易的传统思维提出了挑战，特别在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恐促使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当道。

一带一路乃中小企业基于全球化价值链(GVC )重构之重要机遇。探究一带一路之经贸合作之方式可归纳为三：首先，以企业(国营、民营、大中小)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包含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其次，政府政策作为配套，为企业向海外拓展创造有利条件；第三，遵循国际通行规范，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导向。最后，笔者认为通路、通航和通商等畅通遂为一带一路解决战略问题的关键，例如，一带主要是从通路着手，通路所推进的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提升空间更大，其对接的是西部广阔的腹地，将在交通设施建设和油气管道建设；又例如，一路着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以国内外的港口为支点建设，推动各种规格的自贸协定谈判，可从上海和泉州湄洲湾港的超级深水港为依托建设国际中转港，带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掌控国际贸易主导权、议价权和配置权。

请按此阅览原文。

来源：新华财金社

国务院日前印发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7个自贸区总体方案，7省市分别举行挂牌仪式。加上此前设立的4个，全国11个自贸试验区从沿海最发达、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向东北、内陆地区延展，形成了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的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分析人士认为，新挂牌的7个自贸区将分工探索内陆开放先行先试的方方面面。

根据公布的信息，辽宁着力打造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整体竞争力；浙江将大力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河南探索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湖北继续发挥在"中部崛起"战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示范作用；重庆着眼"战略支点"和"连接点"定位，带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四川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实现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陕西将探索内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批自贸区除浙江属于东部地区，其他六个都属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表示，这是因为自贸试验区要向全国推广复制经验，如果有中西部地区的，有东北地区的，就新华社Xinhua News Agency 5 能形成一些经验，进行风险测试，有助于在全国范围更高层次、更广泛领域进行推广，增加试点试验的针对性。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郝红梅认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具有一定的范围、具有可控性，其自主开放适用于国内规章，没有国际上的外部压力，风险相对可控，也便于压力测试与调整。

此间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在发展模式上，第三批自贸试验区的定位更加成熟化、差异化，不仅细化了作为自贸试验区的功能定位，还全面承接国家多个重大战略。

在重庆果园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交汇于此。这里有一张特殊的地图："渝新欧"铁路横贯亚欧大陆，在果园港与长江相连。搭乘"渝新欧"而来的欧洲货物，可沿长江黄金水道直接出海。作为地处内陆的自贸区，重庆自贸区的最大特点是依托自贸区的制度创新，构建相对于"海洋贸易规则"而言的"陆上贸易规则"。重庆自贸区办公室主任李谦说，自贸区将利用政策创新空间，做大"渝新欧"的货运量，建立"硬件无缝衔接，软件规则统一"的多式联运物流体系。

"河南不靠海，不沿边，打开世界靠蓝天，提出货运枢纽高瞻远瞩。"河南机场集团总经理助理雷红丽的评价点出了河南自贸区的定位特点。目前，以郑州为重要节点，郑州机场已经实现了"一点连三洲，一线串欧美"，将三大洲货运贯通，郑州机场覆盖全球的航空货运网络骨架已基本形成。

地处西北，陕西自贸区的设立不但有助于为内陆型地区开展自由贸易探索路径，形成示范引领作用，还能激活陕西在"一带一路"中的区位优势和文化资源优势，形成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特色。

"第三批自贸区涉及东北、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地区，形成全国性的试验区布点，对于国家开放型经济发展具有整体助推作用。"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卢山冰说。

"自贸试验区不是拼政策洼地，而是要打造制度高地。"中国贸促会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说，任何一个地方建设自贸试验区，都要既对标国际规范的模式去做，又要结合当地优势和特色推进。

"规则的灵活性和制度的创新性，有助于这些省份更好地利用其战略区位和基础设施，培育高端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和更自由的营商环境。"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约翰卡萨达认为，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真正接轨世界"。

原文链接

资料提供 

香港总商会《工商月刊》

内地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透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该战略提出「五通」 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及民心相通，其中又以基建发展为主的设施联通作为重中之重。
 
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角色

「一带一路」沿线覆盖逾60个国家，涉及复杂的企业财资运作，当中包括现金流管理、外汇、跨境支忖、风险和责任控制等因素，因此需要一个地区企业财资中心，以集中所有财资功能，让跨国企业提升运作效率、减少外汇风险，以及在财资运作上实现规模经济。 

香港是亚洲领先的企业财资中心，其优势在于拥有完善的金融基建，包括但不限于其具深度和流通性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不设资本限制、稳定和自由的汇率，以及汇聚了世界各地顶尖的银行。此外，香港拥有简单而具竞争力的税制、普通法制度、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口和商业专才，以及世界级的运输和电讯基建。更重要的是，香港毗邻中国内地，加上作为领先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使其成为实现「一带一路」 项目的理想地点。基于上述种种原因，香港显然是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在亚洲集资的首选市场。

新加坡是亚洲另一领先的企业财资中心，与香港有许多共通之处。与香港相比，新加坡更能吸引主要从事东南亚和印度业务的企业。当地亦为企业财资中心提供8％的优惠税率， 并为全球各地的财资企业推出多项奖励措施。另外，新加坡签署了80项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而香港迄今却只签订了少于40项，这方面的优势明显抛离香港。

财资业务能否有效运作，地理位置为关键的考虑因素。伦敦虽然是国际企业财资中心，但由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距甚远，所以在这方面较为逊色。

相比之下，对于正在拓展全球业务的中国公司(包括参与 「一带一路」项目的公司)来说，香港是设立财资中心的理想地点，亦是跨国企业进行财资活动的首选地点，因为愈来愈多贸易以人民币进行交易。

如前所述，「一带一路」项目需要对外融资，以填补巨大的资金差额。债务融资或债务证券化是有效的途径，为该等项目提供资金。有别于股本融资，这个方案让各地政府保留对公共项目的控制权，同时亦为长期投资者提供保证回报。

这个融资方式的另一好处，是可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另一主要目标，即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鼓励非居民企业和投资者持有和使用人民币，就要有一个具规模、市场主导的人民币债券市场。缺乏庞大而流通的离岸资本市场(债券、 股票、衍生工具和货币市场)，窒碍了人民币走出去的进程。内地急需尽快建立具规模的离岸债券市场，或开放其在岸债券市场。然而，由于后者仍然受到严格的监管，而且以公债为主，在可见的未来不大可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这正好是香港可参与其中的一环。香港具备发展成熟的金融基建，有利债务证券化和项目融资。香港亦是多元化的债券投资和发行基地，外币债务占本地市场的比例接近一半。 尽管新加坡的情况与我们近似，香港的优胜之处在于其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规模较大。

此外，香港拥有广泛多元的投资者基地，包括201个认可机构、158间保险和再保险公司，以及594个在香港依法成立的证监会认可基金。值得留意的是，2014年，超过七成的基金管理业务合计资产，即总值约2.3万亿美元，均来自海外投资者。

相比新加坡和伦敦等全球约20个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香港亦被视为基建投资的主要离岸人民币债券中心，包括结构型债券和基建债券。2015年年底，本港的未偿还点心债券总 额约3,680亿元人民币，远超以约500亿元人民币(2015年第二季）位列第二的对手新加坡。鉴于2015年本港的离岸人民币贷存比率仍然处于29.4％的甚低水平(相对于约70％的整体贷款比率)，本地市场亦对多元化和长远的投资工具如债券有殷切的需求。再者，随着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基建持续改善，将有助吸引环球投资者来港买卖债券。

建议

香港政府应游说亚投行于本港设立财资中心。此举将引起群聚效应(cluster effect)，鼓励其他已设立或有意设立财资中心的企业，选择落户香港，财资交易在同一地点进行，将提高成本效益。

虽然香港政府已为在香港成立的合资格企业财资中心提供优惠税率，其利润可按现行利得税率的50％课税(即8.25%)，但在现时的制度下，企业财资中心须为独立法团，或符合安全港规则。本会认为应撒销此项规定，让跨国企业无须为享有税务优惠而改变企业架构，否则这将削弱税务优惠带来的效益，无法达致预期的目标。

另外，香港政府应与更多地区签订避免双重课税协定，以提升竞争力，拉近与新加坡的距离。现时，约47个与新加坡签订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并未与香港签订有关协定，当中大部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应成立特别小组，带领并监督整个谈判过程，旨在加快扩大香港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网络。

债务融资中心

鉴于「一带一路」项目为债务融资带来庞大商机，香港因此获得难能可贵的机会，以建立规模与英国相当的债务市场。香港政府应与私人机构合作，积极游说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及丝路基金在香港发行外币债券、点心债券及基建债券。香港金融管理局辖下的「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职能应扩大至包括市场推广的角色，吸引更多企业在港进行债务融资活动。

香港政府应考虑提供税务优惠(例如计算利得税时扣除利息收入)，以鼓励企业持有债券。这包括扩大税务宽免范围，使不同政府及多边机构所发行的债务票据(不论任何货币)，其相关利息收入和买卖利润可获税务宽免。现时，合资格债务票据计划根据《税务条例》(第112章)第14A条及26A条，宽减来自若干债务票据的利息收入及买卖利润的利得税课税。当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外汇基金票据及债券、香港政府债券，以及多边代理机构发行的港元债务票据。此外，对于特定基金为基建项目发行的债券，政府亦可考虑豁免相关利息收入及买卖利润的利得税。

原文刊载于香港总商会《工商月刊》2016年9月号，请按此阅览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