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大商学院》杂志总编辑高贤思

梁日昌是香港鞋业总会会长，也是城大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生。梁先生此前荣获2016年度伦敦GG2领袖人物大奖颁发的年度企业家奖。他投身制鞋业多年，先后在广东和埃塞俄比亚开设厂房，他的创业故事同时反映出制造业迁离中国的现况。访谈中，梁先生分享了他在埃塞俄比亚开办鞋厂的故事。

起初，这里有些习俗是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梁日昌娓娓道来。

他的工人曾经跟他说，「如果今晚没月亮，我们就明天见。但是如果新月冒出来了，我们就不能来。」

如果碰上在这个时间你刚好要赶上在周末前生产二百双高级品牌皮鞋并将之托运到米兰去，那埃塞俄比亚看起来真不是开拓事业的好地方了。

「于是那天晚上，」梁继续回忆道，「我就走出屋外看，没有新月。我心想太好了，送米兰的鞋没问题了！但第二天当我回到工厂，却发觉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问，人都在哪儿？他们告诉我说有人看到了新月，不过并非在埃塞俄比亚，而是在麦加。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们说，哦，人人都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埃塞俄比亚欢迎你！工人要庆祝下周即将到来的开斋节，米兰的时尚皮鞋只好等着。哪止这些，其他问题还陆续有来。

「斋戒期对我们的影响非常之大。在日出之后、日落之前回教徒都不能进食，可是在斋月里我们的工厂仍维持生产，上班时会有人累得昏倒。刚开始时，我们都不知所措，现在我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设立了一间工人休息室，让他们累了可以歇一会。」

世界工厂

相比他在东莞那些令人信赖的工厂，这里实在是相去甚远。

九十年代初，梁的事业刚起步，那时的东莞是世界工厂。从冷气机到真空保鲜袋，全都是在东莞生产的。而重工业则开设在大城市里，像船舶和汽车行业就在上海。中国一个国家，彷佛包揽了所有东西的制造。

可是投资环境出现变化了。工人工资上涨，地价也大幅攀升。于是，制造商开始物色其他地方。

「每个行业都会迁往最好的地方去寻求发展。制衣业是最先撤离的，带扣等配件很容易进口，而且制衣业不需要很强的配套行业去支援，所以他们尝试把生产搬到别的地方，斯里兰卡、越南、马来西亚都试过，现在是缅甸。」

玩具行业则稍为复杂，它结合了注塑、模具制造和电子等工序。「一般而言，它的前期工序仍然留在国内，但基本上大部分的生产程序已被迁往印尼。」

电子行业的生态系统更庞大，这包括了零部件制造、电路板印刷、注塑模具制造等行业。如果牵涉到同时搬迁两至三家专业工厂，事情就会复杂得多。所以大量的高端制造，特别是那些较易于实现自动化以节省劳动力的行业，目前仍然还留在中国生产。

进入埃塞俄比亚

「我有个义大利合伙人，他有一天跟我说，想到埃塞俄比亚去采购皮革。从那天开始足有两年之久， 他不停地跟我唠叨，叫我跟他一起去，最后我只好去了。」

「埃塞俄比亚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正面。」梁忆述说。

「当地人乐天开怀，让我大感意外，要知道过去二三十年来，他们饱受战乱之苦。他们拥有的东西不多，当时那里连手机也没有。」

「我在埃塞俄比亚的第一宗生意是在那里购买皮革，这样可以与当地建立联系。之后我给那里的国营鞋厂下过几张生产加工的订单。他们的手艺蛮不错的，我们也感到满意。积累了两年经验之后，我们决定在那里开设自己的工厂。」

物流

埃塞俄比亚是内陆国家，所以运输物流是个大挑战。

「从中国运过来的机器设备，共花了六个月才抵步。先是经过海路到达吉布地港，然后经陆路到达阿的斯阿贝巴。当时的吉布地港的港口设施管理，还未达到国际标准。」

「现在好多了，全程只需要35天，吉布地到阿的斯阿贝巴之间新开通的铁路线，让跨境运输大为改善。」

原材料和零件供应对交货期影响重大，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所以，梁先生已在当地建立起一套海运、空运相结合的混合方案。

生产制造

在非洲开设工场也是个挑战，远不像在国内，对很多事情能够掌握预见。

「中国从前是个成熟的农业社会，依照季节变换耕作，我们亦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因农历新年所造成的生产停顿是最长的，虽然官方假期只有三天，但工人一般都休假两周，这是可以理解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工人何时离开、何时回来。这些都已成惯例。」

而在埃塞俄比亚，调整和适应还是花了不少时间。

「他们的新年在九月。官方假期是一天，实际上却延长至一周。此外，这里的两个主要族群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但彼此都过对方的节日，所以生产制造的日程编排就更加困难。」

工作心态

过去，埃塞俄比亚部分地区是游牧社会，人们要调整心态、生活节奏去适应工厂工作要求，过程也是颇费周折的。

「放牧的人把牲畜赶到山坡上吃草，自己只要坐在树荫下，看着牲口就行。上山这段路、坐在树荫里看牲口，对他们来说都是工作。他们觉得这就是工作──干活不干活，也是工作。」

「就这样他们进了工厂。动也罢、不动也罢，做也罢、不做也罢，在他们看来都是在工作。这就是他们最初的心态，得花点时间才能改变。」

时间也是另一个问题。几乎所有埃塞俄比亚人用的都是一套十二小时制的计时法，一个周期从1点到12点由黎明开始到黄昏结束，另一个就是从黄昏到黎明。

「日出起床，日落回家。『加班』的概念让他们困惑不已，他们是真的不理解加班这回事！」

智能手机来了

但变化来得很快。最近三到四年，来自中国的年轻企业家把智能手机的制造带进了埃塞俄比亚。「中国的年轻人非常进取，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梁说。

「他们购入机器，然后运到阿的斯阿贝巴，组成一条生产线。这是套老旧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但他们买得便宜，用来制造适合当地市场的智能手机。」

结果是，移动电话的使用率在埃塞俄比亚腾飞了。

「他们的手机售价大概相等于当地的半个月工资。」按照梁的说法，智能手机就彷如特洛伊木马，攻进了埃塞俄比亚人的心：「当他们开始使用手机，他们就变得现代得多了，因为想要更多的东西，所以就愿意工作时间更长一些。简简单单的一部手机，带来的是巨大改变。现在他们对加班丝毫也不介怀！拿到工资后，他们会尽情享受。」

埃塞俄比亚制造

「刚刚在埃塞俄比亚投产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客户会抗拒『埃塞俄比亚制造』。起初三年，买家给我的订单很少。他们翻来覆去地检查产品，不想冒风险。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们希望买到的鞋，品质能有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

时移世易，现在梁在埃塞俄比亚生产的鞋比在广东的还要多30%。

「短线产品还是在广东生产为佳，但2万以上的量产就可以放到埃塞俄比亚去了。」

这样的生产分配是他的策略部署。他解释道：「在阿的斯阿贝巴，新鞋款初投入生产时效率偏低，一个新款大约需要一周之后始能赶上正常进度。」

关系紧张

埃塞俄比亚是联邦制政府，有别于中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制。阿的斯阿贝巴的人口虽有300多万，城市的规模还是相对较小。过去十年间，中国公司修建了大量道路，现在城市正向周边地区扩展。但这也引发了不少问题。

「我在两个地方设有工厂，其中一个离机场非常近，另一个则需大约1小时40分钟的车程。但六个月前，一条新开通的公路将时间缩短到30分钟。政府希望扩大首都的面积，获得更多土地，建造更多公共房屋。由于道路通畅，地价也变得越来越高。市政府与省级和村级领导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最终导致罢工。联邦政府与省政府观点相左，部份省份希望增加自己在国会里的议席。」

「罢工期间，我从中国请来的管工很担心他们的自身安全，但我们的工人担保说，他们罢工只不过是要在村长与市政府的抗争中，表达对村长的支持而已。」

非洲的工作机会

梁日昌近日在伦敦荣获2016年度GG2领导人物大奖之年度企业家大奖。

「我在埃塞俄比亚的工作与英国的脱欧考量颇有关系。我对评委们说，要应对欧洲难民危机，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帮助像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这样的非洲和中东国家发展自身经济，而并非聚焦于如何阻止难民跨越地中海。」

「有些埃塞俄比亚人甚至考虑坐小船到土耳其。我在尽力帮助他们把家园建设得更好，创造更多工作机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我夺得这个大奖，恰恰是回应了英国在脱欧公投中所关注的移民和难民问题。」

每年九月到十二月，是赶制美国春季市场订单的制造高峰期，梁在埃塞俄比亚雇用的当地工人多达1700人，还未算上30多名中国管工。今后，他有计划把业务扩展到埃塞俄比亚的邻近国家吗？

「作为一家中小企业，我不可能把摊子铺得太大。如果能在埃塞俄比亚做好，对我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工商管理博士课程

这些日子，每个月梁日昌都要在香港、阿的斯阿贝巴和伦敦的家之间穿梭往来，因为他在忙碌的工作之中，报名参加了城大商学院的工商管理博士课程。他的博士论文顺理成章地以埃塞俄比亚为主题，研究为何发展中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和低成本劳动力，但所获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很少。

「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问题是资源和物流，所以依赖理论 (Dependency Theory)非常适用，还有就是如何整合所有资源，以建立成功的业务。」

为了追随自己的愿景，梁正在努力跨越文化和地理上的距离。工作概念与守时观念、基础设施与物流，凡此种种的差异，再加上政治的不稳定性，为他带来充满挑战的人生。正如梁自己所说：「工商管理博士课程所讨论的，件件都是我在埃塞俄比亚遇到的烦恼事！」

原文刊载于城大商学院《CITY BUSINESS Magazine (2017春季)》，请按此阅览原文。

《中美聚焦│文摘》主编张平

在中国看来，习近平主席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4月在佛罗里达会晤后，中美关系的基础更加稳固了。这一峰会的成果之一"百日行动计划"已收获早期成果，驱散了贸易战担忧。尽管当初奥巴马政府对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态度冷淡，但特朗普派出了一名高级顾问前往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避免朝鲜半岛事态失控，北京和华盛顿的合作比以往更为紧密。

中美双边关系中小波折依然存在：5月美国海军"杜威"号驱逐舰在南海执行了"例行"航行自由行动，这是特朗普上台后首次；同一个月内，中国战机两次升空在中国沿海拦截美国飞机；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虽然被搁置，但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两国媒体、政界、智库以及公众都在频繁谈论这样一个前景：更加自信的中国将填补美国总统特朗普政策倡议造成的全球领导力真空。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提出"美国优先"、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这些似乎都指向一个更加孤立主义的美国。一些人似乎已转向中国，希望中国能采取行动成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守护者，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啦啦队长。

这种希望和期待多少有被夸大之嫌。中国有自己的目标：推动经济增长，管理一系列国内优先事项，包括减少贫困以及实施对其经济有直接影响的"一带一路"地区基础设施计划。中国的全球角色虽然日益重要，但仍将受制于其能力，并需要与国内优先事项协调。

目前来看，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准备在管理双边关系和全球议题上冲撞美国。相反，中国似乎愿意遵守现有国际治理架构的既定规则。诸如"一带一路"这样的中国倡议旨在改善全球制度、发掘新机遇。我们的特约撰稿人包道格和陈懋修认为，在国际秩序的诸多方面，中国大体上是一个规则接受者而非规则制定者。

本期的重点评论是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参加了5月13-14日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他呼吁在执行这一倡议时应加强预期管理，培养集体认同感。保罗塞达礼和齐思源认为，这一倡议可以被视为是崛起中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丝路体系"的一部分，和美国打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共生关系。

本期文摘的另一主题是中美百日贸易谈判。何伟文认为，"早期收获"值得称赞。但他进一步指出在百日行动计划之外，高科技、能源、钢铁，以及基础设施融资也存在潜力巨大的合作机遇。克里斯托麦克纳利分析了中美贸易谈判的交易性策略，认为这一策略将导致僵局。

原文刊载于《中美聚焦│文摘》2017年6月号总第一期，请按此阅览原文。

香港城市大学甄洁明博士

毫无疑问，2017年的全球化之路注定是坎坷不平的。有许多前所未有的大事悬而未决。众所周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议题是巨大的障碍，对全球化带来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边界开放与强化经济合作为基础，提供了一个大相迳庭的愿景。时间将会证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究竟哪一方会更具影响力。我们是在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还是说，我们将见证全球化浴火重生？

特朗普政权

在平稳的克林顿─布殊─奥巴马时代，全球化进程也曾遭遇过一些大挫折，程度上却难以跟目前的情况相比。自2017年1月以后，美国的国际政策作出了重大变化，大幅度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以特朗普为首的行政当局，一如既往地批评前任总统的贸易政策和移民政策，未能以促进美国的权益为依归，也忽视了美国工人的福祉。因此，特朗普当局新出台的政策，对全球化的贸易和移民两个方面都作出了重大限制。

贸易限制

特朗普兑现了他的其中一个竞选承诺，就是他就任总统后不久便签署了退出《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的总统备忘录。他还有意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进行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自1994年以来对北美经济整合具有关键意义的贸易协定，在此协议下，墨西哥对美一半以上的出口商品以及美国对墨西哥三分之一的出口商品获豁免关税，该协定还建立起加美墨走廊，通过电信、铁路、管道基础设施，大大加强了三个成员国之间的联系。不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2205条规定列明，成员国可于发出6个月通知后，退出这个协定。

特朗普反对《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协议对美国的就业产生影响。贸易自由化使美国的大企业得以将生产外判，这随之引发争议，认为这样会导致美国的就业机会流失，并降低了美国工人工资。然而，这种看法至少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的三个重要的特征事实。

首先，自由贸易总体上能够增加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因为自由贸易降低了生活必需品如服装和包装食品等产品的成本，还拓阔了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品选择范围。第二，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这些行业需要的是具高技能的人力资源，有别于制造业所需的低技能劳动人口。与发展中国家展开在第二产业的竞争，并非是维护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一项适当战略，广受认同的理论认为，创新和技术改良才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第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表明，任何产品都会经历由三个阶段构成的生命周期。第一个是「新产品」阶段，在这个阶段，产品由先进国家(例如美国)动用大量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研发出来，并以较高的价格推出市场，发明产品的国家占有绝大多数的出口量。第二是「成熟产品」阶段，来自其他先进国家的消费需求，带动了需求增长，于是发明国便在这些国家建立生产设施，发明国销售到这些先进国家的出口量因而逐步减少。最后一个阶段是「标准化产品」阶段，此阶段的产品生产更加标准化，导致价格降低，发明国会利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南亚国家)的低生产成本，将生产外判予这些国家。在这个阶段，发明国成为进口国。

按照上述理论，将生产程序外判予发展中国家，是产品生命周期中一个自然过程。为了维持出口总量，发明国应该将关注点放在新产品的持续研发上，而不是对成熟产品的生产加以限制，因为这恰恰与其国家的最佳经济利益是相抵触的。总括而言，期望在退出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后，便能够将工厂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无疑是水中捞月。相反，这会导致直接投资重新布局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时还有可能遭到受影响国家的经济报复。

货币操纵指控

特朗普政府还威胁说，要对那些被认定为「破坏全球贸易规则」的国家采取强硬措施。他们特别指出有意把那些据说是「从事不公平竞争」的出口大国带上法庭，这其中包括了中国。特朗普指控中国操纵本国货币以获得贸易优势，如果这个指控得以证实，其他国家就有理由对中国的出口施加贸易限制。然而，2017年2月28日，特朗普针对中国提出的货币操纵指控，却被美国自己的财政部所否认。事实上，从最近20年中国的名义汇率图表看来，2014年之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保持升值趋势，并没有证据显示中国主动进行了单边干预，以拉低货币价值。

实际上，特朗普限制贸易、限制移民的激进想法并非毫无隐患。如果美国挑起贸易战，受影响的国家很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中国在过去就采取了类似的报复行动。2009年，美国对中国的轮胎出口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随即作出反应，对美国的食品出口采取了反倾销措施。同时，针对中国的任何贸易指控都必须取得世界贸易组织(WTO)所作出的正式争议裁决，这是一个基于WTO过往判例的流程。

移民限制

特朗普在其上任的首90天，已经签署了多项总统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后来变成六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入境90天，这些国家分别是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美国后来将伊拉克从名单中剔除)。尽管特朗普未来的贸易和移民政策尚未明朗，但一般意见认为，美国会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并将导致经济势力重新洗牌。国际贸易受挫的国家有可能会寻找新的经济伙伴，设法保住自己的贸易地位。「一带一路」计划恰好为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提供了机会。

英国脱欧

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震惊世界，将英国推上了脱离欧盟的不归路。欧盟目前共有28个成员国，其中19个国家加入了欧元体系。脱离欧盟将使英国丧失参与欧盟单一市场的四大自由：货物的自由流动、服务的自由流动、人员包括工人的自由流动，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些巨大转变将会随着英国与欧洲理事会达成退出协定，或者在其向欧洲理事会发出退欧盟意向通知后两年生效。

在英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缔结新的贸易和经济协议之前，由于丧失了在欧盟单一市场的准入权利，英国对欧洲单一市场的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额，特别是对英国至关重要的金融服务行业，将会显着下降。2014年，英国在金融和保险行业的贸易顺差累计达到200亿英镑，这主要归功于英国拥有欧盟的准入权利， 让英国银行和投资公司能够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或是无需额外审批而直接提供跨境服务， 为欧洲经济区的客户提供服务。不仅如此，英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欧元交易中心(2016 年英国占全球欧元交易的45%)的地位也会遭受欧洲中央银行的挑战。欧洲中央银行的「当地政策」要求以欧元计价的贸易，必须通过位于欧元区的中央对手结算所(Central Counterparty Clearing Houses)进行清算。普华永道一份研究报告估计，英国脱欧将导致英国金融服务行业损失七至十万个工作岗位。未来英国与欧盟之间新的贸易协定仍然悬而未决，这也是对当前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反制。

一带一路

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以宣导经济合作为前题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说是反其道而行。2013年，由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的「一带一路」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跨区域基础设施开发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非洲、中亚、东欧、中东、俄罗斯、南非以及东南亚诸多国家联系起来，这些国家覆盖的总人口大约是44亿，而美国的人口是三亿、整个欧盟是五亿，全球是74亿人口(2016 年的资料)。这个计划涉猎的范畴甚广，大量基础建设工程不单涵盖通讯、道路、电力和铁路等网路，还包括港口设施、空港设施、IT 基础设施、零售与配送网路等。「一带一路」被广泛接受和认可，成为对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对抗力量。「一带一路」将欧亚大陆希望脱贫的国家连接起来，吸引基础设施开发的投资财团，与中国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

2017年全球化进程面临许多重大挑战，但国与国之间仍热切寻求更多合作关系的开展。归根究柢，各国都需要联合起来实现多赢局面，不仅是为了促进相互的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提倡有序管治及环境保护。对于欧亚和非洲大陆，「一带一路」是一个出路。

原文刊载于城大商学院《CITY BUSINESS Magazine (2017春季)》，请按此阅览原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

备受期待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已经圆满结束，并达成相当数量的协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闭幕式上宣布中国将在2019年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这标志着论坛作为崭新的更紧密的国际合作平台实现了制度化。作为这一重要事件的正式参与者，我目睹了所有与会者浓厚的兴趣与热情，以及媒体对论坛本身及其积极成果的称颂。

与过去几年一些国际媒体和观察人士的怀疑相反，所有与我交谈过的与会者都对论坛交口称赞，赞扬中国为把"一带一路"愿景转变为具体蓝图和非凡成果而作出的不懈努力。在我看来，反对者的预期之所以与我在会上听到的高度评价形成反差，有三个原因。首先，论坛期间展现给人们的所有"一带一路"倡议成果，包括五大关键领域76个项目中的270多个具体成果，都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提升了两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获益感，使它们增强了信心，消除了最初的疑虑。第二，基于"广泛磋商、共同奉献、共享利益"原则的新国际合作理念——即"新丝路精神"，我自己管它叫"一带一路倡议原则"──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管理规范已渐成形，起到了让所有利益攸关方放心的作用。第三，"一带一路"倡议如今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等其他主要发展议程对接，表明北京的努力旨在补充和加强现有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而不是另起炉灶。所以，该倡议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加强现有的多边合作引路。

作为一个里程碑事件，首届论坛不只是现状评估，更重要的是合理规划，扩大国际合作。为引导"一带一路"倡议取得更大成功，我认为应在以下方面作出更大努力：

首先，加强预期管理，也即是说，塑造、协调和稳定国内国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期望将使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最大化，让潜在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四年的成就和经验清楚地表明，作为一项时空跨度大的"世纪工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承诺提供巨大的近期与潜在商业机会和经济利益，也会带来各种政治、经济和安全风险及不稳定。作为市场实体，企业应在把握每一个可用机会之间取得平衡，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作为政策实体，各国政府应有效并定期就“一带一路”倡议的信息与政策进行沟通，帮助市场实体减少决策失误。

其次，减少"一带一路"倡议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制约至关重要。一方面，历史表明，国际合作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这种合作能否实质性降低拥有不同政策、规则、标准和法律的伙伴之间的交易成本，这种成本也叫制度交易成本。这也是为什么永远要先进行政府层面的政策磋商，为什么政策、规则和标准的"对接"被当作加强进一步合作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作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手段之一的政府层面政策磋商涉及潜在的资源再分配和各方利益再调整，除非有广泛的社会共识和认可，否则注定遭遇极大的阻力。

因此，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促进民心相通和增进文化、教育、科技、智库及个人交流建立共识与信心，就变得具有战略意义。就像中医理论说的，打开人体经络才能保证气血运行顺畅。促进民心相通是降低交易成本的社会基础，它有助于协调各利益攸关方的政策、规则和标准。

第三，维持"一带一路"倡议公共产品的提供。像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工程需要稳定的公共产品供应，其中包括和平环境和健全的机制，以便创造积极的"溢出"效应。因此，项目中的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要有所投入。各国政府应带头努力进行政策协调和战略配合，提供足够的安全和法律保障。与此同时，国际组织、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应积极参与贸易、投资连通方面的政策磋商，推动规则制定更加透明和普惠，扩大"一带一路"合作的制度溢出效应。"一带一路"倡议下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还需要招募优秀的思考者和创新者提供智力支持，创建一个"智力丝路"。

最后，必须培养集体认同感。人类社会进化史表明，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奋斗经历是集体认同的基础，集体认同得到强化，可以减少甚至化解利益冲突和观念冲突。协调政策磋商、贸易促进、基础设施联通、金融合作和人员交流，将使这一伟大历史工程中的所有利益攸关方提高责任共担意识，增加互信。这不仅是突破利益至上的传统国际政治模式的有效途径，也是努力建立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请按此阅览原文。

香港城市大学陈友华教授

面对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中国制造业出现转移至美国和东南亚的现象。城大商学院管理科学系主任兼讲座教授陈友华撰文探讨个中缘由、制造业转移的最新走势，以至中国投资如何促进美国经济复苏。

还是美国候任总统的特朗普于2017年1月与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马云会面时，以其招牌式口吻声称「这是个很棒的会谈」。他们讨论的正是这位即将接掌大权的白宫新主人最感兴趣的话题──美国的就业问题。翌日见报的新闻头条标题是，为美国创造一百万个就业岗位。

「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小企业。」马云在会面结束后对记者说：「我们特别讨论了.....支持一百万家小企业的话题，特别是在美国中西部一带。

马云表示，阿里巴巴的业务扩张将集中在服装、葡萄酒和水果等产品，尤其重视东南亚和美国中西部市场的贸易。

毫无疑问，阿里巴巴气势惊人，在2015年参与其商业平台的活跃卖家已超过1000万个，据其内部估计，阿里巴巴已经在中国的零售市场创造了1500万个以上的工作岗位。

美国制造业回流进度停滞不前，而中国在美投资却蓬勃增长，是这次会面的背景。2012年以后，中国在美投资每年都超越在其他地区的投资，在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在美国经济中达到创纪录的180亿美元，涉及的领域涵盖娱乐事业、微电子、资讯科技、家电及酒店业等。这些投资除了透过财务上的合并和收购，还包括了在棕地或绿色地块兴建新的制造工厂。

世界工厂？

早在2010年，彭博商业周刊就曾刊文《工厂何以纷纷撤离中国》。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指出，搬迁浪潮始于2012年，那一年中国服务业首次超越制造业，成为占国内生产总值最大比重的第一产业，被认为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里程碑。

鲁政委认为，「形势日趋严峻，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当我们唱好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上日益重要的角色时，实际上这情况已经发生，那是2012年的事情了。」鲁并指出，中国的高税率及高土地成本是驱逐厂商逃离中国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制造业基地的确正在变革。低端制造正逐渐转移到越南和印尼等的东南亚国家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与此同时，自动化技术日益发达，推动着高增值的产品制造业发展。中国制造业的全盛期已成明日黄花，那是上世纪80、90年代，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那些年。那段时间，中国制造基地的增长与美国制造业后退有直接的关联。部分消息来源认为，2001-2013年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相当于美国320 万个工作岗位总值。制造业倾向于撤离经济发达地区，而十年的时间已经让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东南亚的繁荣

政治和经济的多重因素交叠，正在形成另一个关键性的转移──离开中国。太平洋两岸的政府政策在发挥作用。在中国，北京正在鼓励劳动力密集的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以便北京转型发展高增值产业与自动化业务。在美国，特朗普总统提议可能要在两国之间设立关税作为贸易屏障，并且提倡「在美制造」。问题来了，究竟谁来制造？

对中国而言，新政策意味着制鞋及制衣业的重要性将会降低。越南从中国手中接过这些行业，成为耐克运动鞋的最大生产国。东南亚国家向欧盟、美国和日本的服装出口，近年增长强劲，与中国的出口表现形成强烈对比。以台湾最大的服装公司儒鸿企业为例，随着日益困难的商务环境和飙升的工资成本，正在撤出中国。

高科技领域也受到影响。三星把超过50%的智能手机安排在越南组装，并且有一间新的三星工厂正在当地兴建中。据报导，三星将会把80%的中国生产量转移到越南。此等巨型企业离开中国之后，与之相关的供应链伙伴早晚也会离开，接着便会是第二层的关联企业及零件供应商。由此而产生的涟漪效应就是，越南公司在电子相关工业的投资大幅增加。

撤退潮

与中国制造业撤退潮紧密相伴的，是中国的外向投资迅猛发展。2016年首11个月的投资，较上一年同期相比增加了50%，其中制造业投资占中国海外收购超过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民营企业的投资增长只有3.1%。

外界对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能够达成一致的心理预期，加速了上述供应链的转移。TPP将促使越南转化成开放型经济体，并成为外商直接投资(FDI)更乐于选择的投资地。鉴于其他东盟国家也有意加入此协定，一种类似于1990 年代的珠三角模式正在破土而出，包括像印尼等新兴国家纷纷引入经济刺激措施，吸引鼓励外国投资，其汇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准。整个地区自信满满，要利用低成本的优势，将珠三角取而代之，成为世界低成本制造中心。

不过，今年一月特朗普总统不问青红皂白地带领美国退出TPP后，各国面向美国的出口业务前景因而添上阴霾。短期来看，美国本土投资回流以及外国在美的直接投资，将为美国多经济注入新动力。在这疑雾重重的贸易环境下，只有一件事是毫无悬念的，那就是这些制造厂商不会再回到中国。

FDI超过投资回流

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制造业重生的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发挥的作用看起来比热炒的美国资本向本国回流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科尔尼管理谘询公司合伙人Patrick Van den Bossche指出：「美资回流现象一度被很多人视为制造业决定性转变的先导，但或许这只不过是一时的偶发现象。」Patrick是2016年4月出版的《回流指数研究》报告的联合作者，这份报告直言，那些易受工资成本上升影响的行业已经离开中国，只是它们并没有回流美国，而是在其他亚洲国家成功落户。越南是受惠的新兴国家之一，它吞噬了大部分从中国流出的制造业市场，特别是服装行业。2015年美国从越南进口的制成品几乎是2010年的三倍。

一日可达

在整个美国，中国的投资正在为制造业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在中国制造生产近60年后，天源服装公司成为第一家在美国阿肯色州开设工场的中国服装厂商，缩短与顾客之间的距离是其主要动机。

「我们的位置处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中点，卡车一天的行程能够覆盖60%的美国人口。」阿肯色州经济发展委员会执行总监Mike Preston表示。

天源还有五家工厂在中国运作，但它已将北美视为其最大的市场机会。阿肯色州是美国重要的棉花产地，其生态系统对于纺织和制衣厂商来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投资激励措施也很到位。作为对投资当地的鼓励，天源获得100万美元的基础设施资助，50万美元是作为培训的配套资金，另外还有每年3.9%的退税，相当于每年160万美元。这是一个双赢局面，当天源的工厂改造完成后，将于2017 年下半年投入生产，预计届时将会雇用400名美国员工。

投资外流的另一个着名企业，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玻璃。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曹德旺说：「在美国，土地基本上是免费的，电力的价格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的价格则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福耀玻璃计划于本年在美国开设第三家工厂，届时其在美国投资总额将达到10亿美元。

机器人潮

的确，美国的制造业正在重新走向繁荣，并在2016年创下史无前例的新纪录。奇怪的是，这个成就并没有大肆张扬，其原因在于自动化。与1987年相比，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增加了85%，但雇用的工人却只有当时的三分之二。在眼下民粹主义政治家们承诺把工作机会拿回美国的氛围下，这个事实显得有点碍眼。

下一个问题是，由谁来制造机器人？根据国际机械人联合会的资料显示，中国早在2013年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号召发起「机器人革命」。到2016年底，中国计划要取代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用家。中国正把机器人的用途扩大到工业生产之外，包括农业和其他的应用范围。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大量机器人正投入自动化生产的队伍当中。这情况尤见于在富裕的东部沿海省份，单广东省而言，已计划在2015-2017年间向自动化领域投资80亿美元。结果是什么？雇用更少的工人，却获取更高的生产率。

告别「中国制造」？

没有人预期制造业会从中国富裕的沿海地区销声匿迹。要在其他地方建立起从纺织到电子等各行各业的一套复杂的供应商网路，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事，需要经年累月的努力。

《全球采购趋势调查》是一个面向全球采购经理进行的综合调查，对风险环境及采购趋势作出评估。调查资料显示，中国作为低成本采购目标地域的地位正在减弱。

「2016年，认为中国是低成本采购目的地的人数比例首次降到50%以下。」IHS马基特经济师Paul Robinson表示：「与2012年调查时的70%相比，这是很显着的下降。」

将中国视为全球供应链中枢的人越来越多。但对部份领域，比如化工、塑胶和纺纱这类能源消耗量高、人手需求少的行业而言，迁移到美国能够降低成本。特朗普总统经常挂在嘴边的减少企业税倡议，正好进一步提高他们到美国发展的意欲。

很多中国公司计划将高端工作留在中国沿海，而将不太复杂的工序转移到别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西向扩张奠定了外向发展的格局，与此同时，中亚也在热情地向企业招手。

美国品牌

去年11月，一家标志性的美国制造商启动了从中国重返美国的行动，或许特朗普赢得选举就是促成其事的最后一把推动力。Trans-Lux公司是历史悠久的制造业传奇，它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电子显示屏幕的制造商。是电子资讯显示屏技术的先驱，早在1923年就在纽交所安装了他们的系统。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些显示屏幕都是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制造的。现在，他们把生产线搬回美国，好处似乎远不止降低成本这一点。

「与1997年相比，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运输成本更像洪水猛兽，要设置新厂房扩大生产殊不容易。」Trans-Lux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J.M.Allain表示。

「重返美国在经济上很有意义。」除此以外，还有更深一重的理由：「不管怎麽说，一个『美国制造』的标签更能为产品增添声誉。」随着中国制造企业跨越太平洋而来，在重振美国品牌过程中，显然这家公司不会是孤身上路的独行者。

2016年创记录的中国在美投资个案

1月 大连万达集团以35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电影制作及投资公司传奇影业(Legendary Entertainment)，是迄今中国与荷里活最大的一宗交易。

4月 由中信资本、华创投资、金石投资等组成的中国企业财团以19亿美元收购了豪威科技(Omnivision Technologies)，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采用的相机感测器就是由这间公司研发的。

4月 天津天海以60.7亿美元收购英迈(Ingram Micro)，创下迄今以来中国公司收购美国资讯技术公司的最高金额记录。

6月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56亿美元购入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的家电部门，迅速扩大海尔在美国市场占有率。

9月 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的安邦保险完成了作价65亿美元的战略酒店集团(Strategic Hotels and Resorts)收购。

10月 海航集团同意支付64.9亿美元，从私募基金黑石集团(Black Stone Group)手中换取25%的希尔顿股权。此项交易是海航集团力图强化其全球旅游业务的策略手段之一。

在美国进行的中国制造

中国企业已经通过不同行业进入美国制造业。

造纸业：2014年6月，山东泉林纸业宣布将投资约20亿美元在维珍尼亚州里奇蒙市建设纸浆和造纸工厂。

纺织业：科尔集团已投资2.18亿美元在南卡罗来纳州建设棉纱工厂，并正在「棉花为王」的地方进行招聘。

工程机械业：三一重工在乔治亚州投资6000万美元，设立办公室及建造工程机械制造厂。

电脑：联想集团于2013年6月在北卡罗来纳州开设了一个电脑生产工厂。

汽车零部件业：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万向集团，在美国的14个州开设了28家工厂，雇员人数达6500人。

制衣业：2016年10月，中国服装制造商天源服装公司投资2000万美元，生产Adidas、Reebok、Armani等品牌服装──这是首家在美国生产服装的中国制造商。

造纸业：2016年4月，中国纸品企业太阳纸业表示，其位于南阿肯色州的首间北美工厂正式开业，投资超过10亿美元，用以建设一座全新的生物制品厂房，可为当地创造250个工作岗位。

钢管业：天津钢管集团以超过10亿美元投资德州一家钢管工厂，预料每年钢管生产量可达50万公吨，用于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系统。

原文刊载于城大商学院《CITY BUSINESS Magazine (2017春季)》，请按此阅览原文。

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索拉布古普塔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期间，在阿斯塔纳宣布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五点倡议。一个月后，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他又宣布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

5月14-15日，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总统来到北京，与27位其他国家或政府首脑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和习主席共同商讨未来计划。早在2015年5月，"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计划就已发布，列出了指导原则、合作优先事项和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完全实现之后，大规模高速公路、铁路、连接通道(既包括实体的也包括数字的)，以及一系列港口基础设施和蓝色经济项目，将通过南亚、东南亚、中亚和中东从路上和海上将中国与欧洲和非洲连接在一起。这一倡议被称为"世纪工程"实不为过。

这一倡议的逻辑既简单又具革命性。通过复兴代表着和平与合作、开放与包容、互鉴与互利精神的古代丝绸之路，中国渴求守护并巩固其曾参与构建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秩序。同样，通过复兴支撑这些古代贸易路线的精神，中国也渴望书写并分享全球发展中更为灿烂的新篇章，那是令中国实现快速崛起并令数亿人脱贫的增长模式。在全球经济缺乏增长动能的当下，对增长和发展的强调正当其时。

中国和其他中等收入、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产能共享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要素。批评者称之为向易受影响的邻国悄悄倾泻过剩和过时产能的举措。但这种批评是错误的。相反，这种产能合作受到了中国1978年之后工业发展升级成功模式的启发。这一模式以两大原则为前提。

首先，作为一个农业型、劳动力丰富、资本和资源稀缺的经济体，中国的工业结构需要符合其既有(而非偏好)要素禀赋。快速启动增长的投资，特别是对人力资源和有形资本而非软性制度建设的直接投资，同样应当符合短期国内现实而非抽象的发达国家处方或普适模型。当这种对人力资源和有形资本积累的投资转化为增长和减贫的良性循环时，工业将需要升级其现有结构，并以与中国发展速度类似的速率向产业价值链上游攀升。

其次，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力量是最主要的资源配置机制。不过，由于基础设施缺陷、制度短板、寻租以及普遍缺乏竞争，工业化导向的发展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力量主导。积极的产业政策是必要的补充。当工业部门沿着产品精细化阶梯上攀之际，政府的干预及其对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提升同样需要进化以支持制造业的这种升级。在中国获得中等收入地位之前，这种积极政策和生产结构之间的共生关系需要灵活地与该国的快速发展水平相适应。

中国30年来产能管理的成功肇始于改革开放后从其外国合作伙伴那里接收的国际产能转移。过去15年来，电子、建筑材料、铁路设备、航空和海上工程等领域积累了大量竞争优势。通过将这些生产线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组成部分向国外转移，中国可以传递经验，并帮助其发展中和欠发达合作伙伴创造就业、提升工业产能并促进增长，正如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实现快速工业发展那样。

在中亚，这种产能合作包括共同融资并建设具有战略价值的跨境运输走廊、工业和数字物流中心，以及化肥和合成燃料工厂。在非洲，产能合作可以打破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源不足和金融短缺等发展瓶颈。通过推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还能帮助这些国家减少对作为单一增长驱动力的大宗商品出口的过度依赖。

正如将东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低工资的中国所引发的良性经济循环的意义远不止资本积累一样，中国和非洲的产能合作和转移同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转移工业产能和世界级基础设施并不是批评者所说的新殖民主义，它将降低非洲交易成本，并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所指出的，令这些国家在它们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领域释放螺旋式增长与发展的动能。

支撑"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式设计、远大的抱负和长期愿景证明了习主席将和平发展提升为中国经济外交重心的决心。2013年11月举行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发布的改革文件提及"一带"和"一路"概念，也证实了转型是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尤其是需要改变其驱动经济增长的成功但过时的生产者模式。这个如今中国正试图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同伴的模式，正是35年前的1978年11月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所倡导的。35年之后，如果"一带"和"一路"成为习近平的不朽遗产，那么他必须拥有40年前邓所展示出的政治智慧和热情，来实现中国增长模式转向消费驱动的再平衡。当中国最终成为其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伙伴日益精巧的工业出口品的"最终消费者"时，"一带一路"倡议才会真正确立各国发展战略，找到互补性双赢优势，并实现其构想的令大多数人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愿景。海外的成功必须首先来自国内的成功。

请按此阅览原文。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院长严厚民教授

值此保护主义情绪弥漫北大西洋两岸之际，城大商学院院长严厚民教授撰文分析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策略何以能够通过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促进欧亚大陆的互通与合作，中国又是如何出人意表地以全球自由贸易捍卫者的形象现身于国际舞台。

当前的全球化局面势必改弦换辙，重新布局。英国脱欧之期迫近，以及特朗普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都标志着于过去二百年来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的这两个国家已然改变初衷，保护主义行将取代自由贸易，成为新的口号。在全球化进入新时代之际，另一教人意外的是，捍卫自由贸易的火炬正交到中国的手上。

欧洲正处于变化的局面。欧盟四大自由──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这四大自由流动，对于英国人民而言，是过犹不及。在这个欧洲大陆上，国家之间经济发达程度迥异，四大自由中的第四个，即边境开放的现实，最终被英国以极震撼的脱欧公投严辞拒绝了，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会不会以英国为榜样，仍须观望欧洲各国今年的选举结果。

围墙 vs 开放市场

在大西洋彼岸，特朗普总统要「美国优先」。作为新保护主义思潮的象征，边境围墙正在修建当中。彼得．纳瓦罗获委任领导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他所采取的战略就是重新检视所有现有的贸易协议，并将不可取的予以废除。这意味着美国将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 说不，至少或需重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另一边厢，在一月份举办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力赞全球化和市场开放带来的好处。在英国脱欧当前，又遇上「美国优先」的混乱局面下，中国的「一带一路」(OBOR) 发展策略，彷佛化身成为了全球自由贸易的防波堤。

首趟从中国直达英国的货运列车

无缝物流是自由贸易的核心。2017年1月，英国首相文翠珊为英国脱欧一锤定音，翌日伦敦便迎来了首趟从中国直达英国的货运列车。这班列车历时18 天，走过1万2 千公里，经历两次换轨，途经哈萨克、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比利时和法国，最后穿过英伦海峡进入英国，带来了34个集装箱、价值四百万英镑的服装，并生动地印证着「一带一路」已经延伸到英国和欧洲大都会的心脏地带。直接接通中国和欧洲国家的铁路专线有14条， 这条路线仅仅只是其中之一。

互利共赢格局

「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以倡导欧亚互联互通与协作为目标的国家发展战略。在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于2015年3月发表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所使用的语言与特朗普常挂嘴边的保护主义口吻完全不同。这个倡议讲求的是合作互利，追求的是相互合作的「利益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从而充分发挥各方的智慧和创造力、优势与潜力。根据北京的说法，这是一种经典的互利共赢格局。「一带一路」能够培育协作关系，发挥各国在技术、管理和资源等各自的优势。总而言之，「一带一路」的愿景就是改革生产结构。中国高品质服务及资源将沿着「一带一路」流向各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为各方带来利益。

政府和民间资本合作

新丝绸之路背后的动力，来自经过实践检验的政府和民间资本合作 (PPP) 模式，这有见于各地大型项目大多以PPP 模式进行。根据证监会与国家发改委于2016年12月联合发布的声明，已成立至少两年的PPP 基础设施项目可通过发行资产抵押债券，进行融资。鉴于国内已有超过1万个PPP 项目，投资总额逾1.85 万亿美元，政府和民间资本合作模式势必于不久的将来在新丝绸之路中发挥重大作用。

选择PPP 模式有几个主要原因。首先，PPP 是筹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资金与管理的卓越载体，其透明的投标机制有助筛选「一带一路」项目，而具体实施形式亦有多种，诸如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建造—运营—转移) 或特许经营等，可按不同项目的需要而定。其次，风险管理是PPP 模式极具优势的另一领域，由于政府在法律相关的风险管理方面较为擅长，而民间资本则在财务风险和运营风险的管理方面较为卓越，两者可互补长短。最后一点是，由于「一带一路」项目属长期性质，项目周期一般达20到30年，由政府充当担保人的角色，对推动项目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线变面的多元化走向

由于北美、太平洋地区和英国都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并有转向保护主义的趋势，因此， 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主要增长点。中国正发挥现有优势去推动「一带一路」，事实上GDP 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很多都位于「一带一路」走廊地带，而中国正正是这些国家的最大交易伙伴。除此之外，「一带一路」的欧洲终点地区也是重要的增长点，这也正是直达货运专列发挥作用的地方。

然而，这绝非纯粹是一个展现「东方生产、西方消费」传统供应链系统的变奏。最近涌现的金融技术、推陈出新的物流系统、多管道行销应用，以及无所不在的电子商务，导致在生产营销过程中出现更多碎片化和多样化的需求。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正在走向全球化，这是一个由线变面的多元化走向。

制造业流失，真的带来损失？

作为这个进程的一部分，旧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国家正在努力自我提升，盼重新成为主要生产国。以处于南亚制造业领先地位的孟加拉为例，在过去六年，其年均GDP 增长超过6%，多达1.6亿的国民已经享受到强劲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大量服装制造厂从中国迁移到当地，以贸易保护主义的思维看来，一定会将其视为对当前制造业大国的威胁。但中国真的为此而蒙受损失吗？

作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原料进口国，中国拥有高度自动化的纺织品加工业，并且其产能更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制造行业向孟加拉转移，实际上让中国的纺织品出口从中受益。中国得以释放过剩产能，加速制造行业朝向高增值行业的转型。从经典供应链的角度看，将生产制造过程搬到低成本国家，能够提升整个供应链的效率。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助降低物流和贸易成本，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马歇尔计划

与1946年美国马歇尔计划和2014年欧盟容克计划这两个环球项目相比，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对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坊间意见毁誉参半。有些人认为美国扮演了慈善家角色，帮助遭受战火蹂躏的欧洲重新站稳脚步。有些人则认为这只是个权宜之计，是为美国开创市场，因为这个计划只是将原有的工厂从军需品生产改为民用品生产而已。其中当然还有政治的考虑，就是在铁幕将要笼罩欧洲、苏联的扩张威胁迫在眉睫的时候，建立一个西方民主阵营。马歇尔计划通过提供金融、技术和设施等支持，强化了美国对欧洲的领导地位，同时建立了很多国际性的制度和体系，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这个计划为强化欧洲合作树立了榜样，并且被后来的欧盟奉为圭臬，直到今天，其影响力仍然存在。

容克计划

2014年出台的容克计划，背景则大为不同。这是一个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其设计初衷是释放政府资本和私人资本作为对「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经过七年的经济停滞之后， 此计划希望透过投资能源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社会福利性产业，以推动欧洲经济。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计划似乎已取得积极成果：对实体经济进行战略投资的欧洲基金会已经成立起来，首18个月已有累计1383亿欧元的新增投资投入到27个成员国。至于中期作用现在仍未有定论，欧洲始终还未摆脱危机。希腊和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数量庞大的叙利亚和非洲难民难以融入社会，对欧洲多元文化主义产生严峻冲击。展望未来，停滞不前的欧洲经济以及迅速崛起的民族主义政党，再加上甚嚣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无不威胁着该地区的统一。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的区别在于前者并非针对危机而提出的。当然，中国经济在2009年后开始放缓，「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视为振兴中国萎靡不振的国营企业的举措。「一带一路」与前两个计划的共通之处在于其雄心勃勃而又涉猎广泛，它覆盖了亚洲、非洲和欧洲的60多个国家，包括许多经济环境迥异的发展中国家。有见于资金对建设基础设施至为重要，中国已经设立了丝路基金及亚洲投资银行，以鼓励私营公司投资，促进政策、贸易、金融、资本，以至基建项目的流动，进而连通多国人民。新丝绸之路旨在扩大区域经济，以创造共赢局面。

长期PPP 协议

「一带一路」的动力来自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签订的长期PPP 协议，用以提供公共服务和发展基础设施。双方都共同承担有责任，也享有回报。一般由擅长于分析、创新、运营和风险控制的私营企业提供资金。此外，通过长期PPP 营运合约也能为政府解决公共基础设施维护不足的问题。

PPP 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到目前为止， 国家财政部已经批准了232个示范项目，总投资额达到8025.4亿圆人民币。已申报的项目有9285个，总投资额为10.6万亿圆。总体而言，私人资本的项目参与程度约为40%。

香港

因应前述有关PPP 的性质特点，香港必能在当中担任重要角色。香港具备行之有效的金融与法律体系，加上成熟的物流和零售服务行业，可提供卓越融资、法律谘询、物流后勤等多元化平台，支援PPP 项目。与体制较落后的国家合作，香港更可分担「一带一路」领导的角色。除此之外，城市大学商学院也将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新的公共运输物流PPP卓越国际专家中心将开发「一带一路」的研究项目、国际政策简报，分享PPP最佳实践，以及公共运输物流领域的PPP 国际标准。

商贸巨轮

有人说，一部犹太人的历史等于半部西方文明史，一部河南历史等于半部中国史，一部丝绸之路的历史等于半部全球一体化的历史。然而，丝绸之路并不只限于历史。新的篇章正在书写，在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一带一路」的倡议、基础设施、贸易、金融和资本，润滑着世界商贸巨轮向前推动。与北大西洋保护主义潮流背道而驰的「一带一路」计划，有仍在增长的中国经济的驱动与支持，必将为全球的经济增长作出关键贡献。世界全球化形势行将重新布局，中国和丝绸之路国家将成为保证商贸之轮持续运转的关键轴心。

原文刊载于城大商学院《CITY BUSINESS Magazine (2017春季)》，请按此阅览原文。

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

这真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随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崛起，"先进国家"相对衰落，全球力量趋同加速，力量平衡继续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这一宏大图景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多棱镜，透过它，对世界今天与明天更加清醒的认识——包括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全球自由秩序的未来——在我们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来。

自由秩序出现危机

毫无疑问，一段时间以来"自由民主世界"发生着一场危机，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出现了"黑天鹅事件"。这些事件给西方世界的政治生态系统带来极大破坏，削弱了曾经作为美国主导的战后世界自由秩序基石的中间派和进步力量。

对自由秩序和自由民主的挑战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主要是来自内部，并带来了由美国主导和定义的自由秩序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等诸多疑问。

在内部挑战当中，首先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公信力丧失，这促使许多国家转而向东方特别是中国寻求新思想、新观念。

其次自然就是"特朗普现象"及其在欧洲国家的复制版，虽然在欧洲面临欧盟解体深渊之际法国的大选结果让人松了口气。

特朗普总统上任已经四个多月，其间，他的声明、行动以及深夜发的推特让国内外的人们觉得美国有可能不再担当世界自由秩序的担保人。他关于美国衰落的观点，他对规则和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本能蔑视，都让人无法错过和无视。那么问题来了：美国还会在这个全球化新时代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吗？或者说，它会退回到美国传统权宜之计──孤立主义吗？这也是为什么弗兰西斯福山在谈到和写到基于自由民主的秩序迅速消失时会不厌其烦地一再追问："我们还生活在自由的国际秩序之中吗？"

中国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国家发展战略，也是中国带给全球治理的创新举措，它为有关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扩大合作提供了重大机会。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的成功广受好评，证明它受到全世界的欢迎。论坛结束时与中国就"一带一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及地区和国际组织)增加到68个。

然而，"一带一路"也受到深深的怀疑，一些西方人士把这一倡议说成中国试图扩大其政治经济影响的势力范围，要用隐秘的议程推翻现有的自由民主国际体系。

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两件完全不相关的事。自由民主和西方语境定义的自由秩序的确陷入了危机，因为它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用来，或者被滥用于将西方治理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而不顾这些国家的国内条件，这其中就包括"华盛顿共识"和"国家保护责任"。西方国家自己的资本所有者也如影随形，尽可能多地从社会攫取利润，无视它带给部分国人尤其是非技术性工人的负面影响。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他着名的《21世纪资本论》中对这一丑恶现象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富人与穷人之间差距的扩大，冲突的加剧，都被归咎于全球化本身，而那些国家政府没有能够解决好这一显而易见问题的事实，被有意地忘掉了。

这是中国主动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什么如此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

至少有两件事使"一带一路"成为有吸引力的建议。一是，这一国际合作新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包括作出巨大努力减少和消除贫困的国内治理的成功。过去40年中国已经成功使7亿多人脱贫。

另一个就是，中国的成功来自于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事实，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为此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证。换句话说，中国并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提供的、有时被西方国家强加的治理模式。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以及众多先进工业国家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不能被简单复制，但中国提供了经济增长与良好全球治理的一个替代模式。"一带一路"就是实实在在的例子。

习主席在"一带一路"论坛上郑重承诺，新丝绸之路将是"具有包容性和文明融合的和平、繁荣与创新之路"。"一带一路"还可以成为应对和平赤字、治理赤字和发展赤字等严峻全球性挑战的一个方向。

很显然，"一带一路"与西方某些学者专家所说的自由秩序或自由民主衰落与否无关。如果"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的未来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它蕴含机会，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使全球化成为一个更平等也因此更持久地让各国共享利益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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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创新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所　杨秋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之前，中国就一直与东南亚，尤其是东盟各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随着2015年底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成，这个有着6.4亿人口的全球第七大经济体将会带来一个拥有广阔发展潜力的大市场。东盟经济共同体日趋成熟的经贸发展正好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基础，而"一带一路"倡议也将东盟各国界定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和优先地区。可以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东盟经济体的贸易市场都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东盟经济体对其各国成员的经济贸易状况改善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其成员间的经济贸易状况依然呈现出严重分化的状况，而东盟成员国与中国的贸易总量也十分不平衡。

从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在东盟各国的非金融类对外贸易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和中国的贸易额占中国-东盟总贸易额的95%以上，而中国与缅甸、柬埔寨、文莱和老挝的贸易额不足5%。

世界银行的经商指数也从侧面佐证了东盟各国在贸易发展上的不均。从2015年与2016年的经商指数数据来看，缅甸、柬埔寨、文莱、老挝在经商环境上有些许改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的经商指数在合理的波动范围内。泰国受其国内政局不稳的影响，经商指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如果从经商指数的排名来看，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贸易环境良好，位于世界前列。印尼、缅甸、柬埔寨、文莱、老挝的贸易环境虽然依然处于靠后的位置，但相比2015年已有小幅改善。越南与菲律宾的排名有小幅下滑，而泰国的排名下滑非常严重。

目前，"一带一路"已经确立了六大经济走廊，其中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恰好覆盖了东盟沿线各国。因此，在"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发展导向型的战略下，如何处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投资贸易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企业趋利的天性，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直是中资企业的主要贸易投资地，但是这两个国家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基础建设需求较小。

泰国、菲律宾和越南在投资上需要考虑到各国的政治风险。泰国近些年政局的持续动荡给整个国家的经商环境蒙上了一层阴影，而菲律宾和越南也在南海问题上正在与我国进行政治角力。

文莱作为一个富裕的小国，拥有良好的贸易基础。但其主要贸易伙伴为日本、韩国和东盟各国，且企业间竞争十分激烈。国内企业需要仔细考量其市场的进入难度。

柬埔寨、缅甸和老挝都还是传统的农业国，与我国贸易往来较少。虽然这三国看似在投资贸易，基建合作方面潜力巨大。但是其落后的市场条件，不完善的法规与金融市场难免对企业的发展形成制约。而且，在中国对柬埔寨长期进行经济援助的情况下，在项目谈判中如何权衡中国，合作国与第三方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由于东盟与我国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确实拥有良好的投资贸易优势。但东盟各国千差万别的经济，政治形势也注定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多方利益权衡的过程。面对我国政府与企业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如何更好的协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是每个经济走廊都会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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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华总商会月刊《商荟》

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可通过其地理位置、开放的经济体制、广泛的人脉网络和专业服务与国际接轨等多方面优势，在配合“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响应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第15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早前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工商翘楚及专家学者集思广益，共同探讨如何透过“一带一路”积极推进国际合作。本会会长蔡冠深应邀担任论坛的主题演讲嘉宾，深入剖析香港在“一带一路”之下如何发挥独特的优势和功能，并就与内地企业联合“走出去”提出一些看法。

香港联系人角色难取替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家已先后跟沿线经济体签订多项基建合作协议，这些国家不少都是发展中国家， 缺乏资金发展基建，蔡冠深认为，香港正好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通过企业发债、上市集资、银团贷款等，为“一带一路”的基建项目提供融资安排。他相信，随着“一带一路”不断发展，未来使用人民币交易和投资的情况将越来越多，香港作为境外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可善用庞大的人民币存量，为沿线的投融资项目提供更多元化的人民币金融和财务配套服务。

金融以外，专业服务管理和支援亦有助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发展。蔡冠深指出，香港的会计、法律、建筑、项目管理等专业服务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可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支持，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将内地的产能沿“一带一路”投放到国际市场。

他举例，香港的铁路营运发展成熟，除提供本地铁路服务，也有参与内地及海外的铁路营运或管理，加上香港的铁路营运特色，是将铁路系统融入商业地产项目(如办公室和商场)作综合发展，能为项目长远营运提供足够资金。香港在交通营运管理的先进经验，不但能促进区内人流、物流互动，更可以把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产业有效地联系起来，帮助沿线基建项目持续发展，并推动国际产能进一步合作。

推动企业联合“走出去”

香港在“一带一路”除发挥金融和专业服务的“超级联系人”功能之外，蔡冠深认为，香港亦担当投资者和营运者的角色。特别是在东盟地区，港商多年来在东盟国家有着庞大投资，到 2015 年为止，港商在东盟的累计投资总额超过1.4 万亿美元，是当地主要的外来投资来源。他指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东盟与香港和内地的贸易和投资往来愈益频繁，港商在东盟地区发挥的作用将更见明显。

东盟在2015 年底成立“东盟经济共同体”，进一步推进东盟十国经济一体化发展；美国新总统就任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出现变数，这为中国牵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亚太自贸区，或带来正面推动。

蔡冠深表示，这些提倡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框架将为香港、内地和东盟企业深化合作提供机遇。但他亦指出，虽然港商在东盟地区拥有良好网络，但毕竟大多是中小企业，相反内地企业规模庞大、生产能力高，如能配合港商在产品研发设计、市场推广、开拓销售渠道等领域的优势，定可携手 “走出去”，在东盟寻找更大商机。

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中心”

近年跨境电子商贸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与创新发展的新动力。蔡冠深预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贸往来频密，区内中产壮大，网络覆盖率进一步提高，网上消费将更为普遍。目前，东南亚市场已成为互联网巨头包括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拓展海外市场的战略据点。

蔡冠深期望，香港与内地和东南亚企业能加强电子商贸领域的合作，携手拓展东南亚电商市场。他并曾向中央提议把支持香港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中心”纳入国家规划，将可带动内地和香港物流业升级，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产业更紧密地合作发展。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

香港作为国家联系世界的 “南大门”，是海上丝路的重要节点。蔡冠深强调，要全面发挥香港的功能和地理优势，加强跟周边的广东和澳门合作非常重要，因此他力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以配合“一带一路”发展的观点。

蔡冠深指出，他一直支持粤港澳必须加强合作，才能把三地在“一带一路”发展中的优势最好地发挥出来。他在去年政协提案，便建议加快推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把三地的功能和定位分配好，例如广东负责高端产业发展、香港提供专业服务、澳门发展特色商务旅游，把整个湾区从广州、前海、南沙、横琴到香港、澳门连在一起，彼此优势互补，并通过“一带一路”部署，更有效地与内地企业共同“走出去”。

蔡冠深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经贸潜力，足以媲美日本的大东京湾、美国的纽约都会区和三藩市湾区，更可透过广东自贸区建设加强粤港澳企业合作，提升不同行业在“一带一路”的参与程度，长远更可以推动大湾区与东盟地区进一步接轨。

香港既是国际城市，如纽约和伦敦，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蔡冠深重申，香港应当发挥背靠祖国和“一国两制”的优势，配合国家在基础建设和实体产业的硬实力，再加上香港在金融及专业服务等方面的软实力，定能在“一带一路”的拓展过程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与内地企业一起开拓千载难逢的商机。

原文刊载于香港中华总商会月刊《商荟》2017年1月号，请按此阅览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