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院長嚴厚民教授

值此保護主義情緒瀰漫北大西洋兩岸之際，城大商學院院長嚴厚民教授撰文分析中國的「一帶一路」發展策略何以能夠通過利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促進歐亞大陸的互通與合作，中國又是如何出人意表地以全球自由貿易捍衛者的形象現身於國際舞台。

當前的全球化局面勢必改弦換轍，重新佈局。英國脫歐之期迫近，以及特朗普就任新一屆美國總統，都標誌著於過去二百年來高舉自由貿易旗幟的這兩個國家已然改變初衷，保護主義行將取代自由貿易，成為新的口號。在全球化進入新時代之際，另一教人意外的是，捍衛自由貿易的火炬正交到中國的手上。

歐洲正處於變化的局面。歐盟四大自由──商品、服務、資本和人員這四大自由流動，對於英國人民而言，是過猶不及。在這個歐洲大陸上，國家之間經濟發達程度迥異，四大自由中的第四個，即邊境開放的現實，最終被英國以極震撼的脫歐公投嚴辭拒絕了，歐洲其他國家的人民會不會以英國為榜樣，仍須觀望歐洲各國今年的選舉結果。

圍牆 vs 開放市場

在大西洋彼岸，特朗普總統要「美國優先」。作為新保護主義思潮的象徵，邊境圍牆正在修建當中。彼得．納瓦羅獲委任領導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他所採取的戰略就是重新檢視所有現有的貿易協議，並將不可取的予以廢除。這意味著美國將向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 說不，至少或需重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另一邊廂，在一月份舉辦的達沃斯經濟論壇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力讚全球化和市場開放帶來的好處。在英國脫歐當前，又遇上「美國優先」的混亂局面下，中國的「一帶一路」(OBOR) 發展策略，彷彿化身成為了全球自由貿易的防波堤。

首趟從中國直達英國的貨運列車

無縫物流是自由貿易的核心。2017年1月，英國首相文翠珊為英國脫歐一錘定音，翌日倫敦便迎來了首趟從中國直達英國的貨運列車。這班列車歷時18 天，走過1萬2 千公里，經歷兩次換軌，途經哈薩克、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德國、比利時和法國，最後穿過英倫海峽進入英國，帶來了34個集裝箱、價值四百萬英鎊的服裝，並生動地印證著「一帶一路」已經延伸到英國和歐洲大都會的心臟地帶。直接接通中國和歐洲國家的鐵路專線有14條， 這條路線僅僅只是其中之一。

互利共贏格局

「一帶一路」的核心是以倡導歐亞互聯互通與協作為目標的國家發展戰略。在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於2015年3月發表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所使用的語言與特朗普常掛嘴邊的保護主義口吻完全不同。這個倡議講求的是合作互利，追求的是相互合作的「利益契合點」和「最大公約數」，從而充分發揮各方的智慧和創造力、優勢與潛力。根據北京的說法，這是一種經典的互利共贏格局。「一帶一路」能夠培育協作關係，發揮各國在技術、管理和資源等各自的優勢。總而言之，「一帶一路」的願景就是改革生產結構。中國高品質服務及資源將沿著「一帶一路」流向各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為各方帶來利益。

政府和民間資本合作

新絲綢之路背後的動力，來自經過實踐檢驗的政府和民間資本合作 (PPP) 模式，這有見於各地大型項目大多以PPP 模式進行。根據證監會與國家發改委於2016年12月聯合發佈的聲明，已成立至少兩年的PPP 基礎設施項目可通過發行資產抵押債券，進行融資。鑒於國內已有超過1萬個PPP 項目，投資總額逾1.85 萬億美元，政府和民間資本合作模式勢必於不久的將來在新絲綢之路中發揮重大作用。

選擇PPP 模式有幾個主要原因。首先，PPP 是籌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資金與管理的卓越載體，其透明的投標機制有助篩選「一帶一路」項目，而具體實施形式亦有多種，諸如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建造—運營—轉移) 或特許經營等，可按不同項目的需要而定。其次，風險管理是PPP 模式極具優勢的另一領域，由於政府在法律相關的風險管理方面較為擅長，而民間資本則在財務風險和運營風險的管理方面較為卓越，兩者可互補長短。最後一點是，由於「一帶一路」項目屬長期性質，項目週期一般達20到30年，由政府充當擔保人的角色，對推動項目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線變面的多元化走向

由於北美、太平洋地區和英國都面臨許多不確定性因素，並有轉向保護主義的趨勢，因此， 以中國為核心的「一帶一路」成為了國際貿易的主要增長點。中國正發揮現有優勢去推動「一帶一路」，事實上GDP 增長最快的國家中很多都位於「一帶一路」走廊地帶，而中國正正是這些國家的最大交易夥伴。除此之外，「一帶一路」的歐洲終點地區也是重要的增長點，這也正是直達貨運專列發揮作用的地方。

然而，這絕非純粹是一個展現「東方生產、西方消費」傳統供應鏈系統的變奏。最近湧現的金融技術、推陳出新的物流系統、多管道行銷應用，以及無所不在的電子商務，導致在生產營銷過程中出現更多碎片化和多樣化的需求。無論是生產，還是消費都正在走向全球化，這是一個由線變面的多元化走向。

製造業流失，真的帶來損失？

作為這個進程的一部分，舊絲綢之路沿線的許多國家正在努力自我提升，盼重新成為主要生產國。以處於南亞製造業領先地位的孟加拉為例，在過去六年，其年均GDP 增長超過6%，多達1.6億的國民已經享受到強勁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大量服裝製造廠從中國遷移到當地，以貿易保護主義的思維看來，一定會將其視為對當前製造業大國的威脅。但中國真的為此而蒙受損失嗎？

作為世界最大的紡織原料進口國，中國擁有高度自動化的紡織品加工業，並且其產能更出現供過於求的狀況。製造行業向孟加拉轉移，實際上讓中國的紡織品出口從中受益。中國得以釋放過剩產能，加速製造行業朝向高增值行業的轉型。從經典供應鏈的角度看，將生產製造過程搬到低成本國家，能夠提升整個供應鏈的效率。與此同時，「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投資有助降低物流和貿易成本，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馬歇爾計劃

與1946年美國馬歇爾計劃和2014年歐盟容克計劃這兩個環球項目相比，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一帶一路」？對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馬歇爾計劃，坊間意見毀譽參半。有些人認為美國扮演了慈善家角色，幫助遭受戰火蹂躪的歐洲重新站穩腳步。有些人則認為這只是個權宜之計，是為美國開創市場，因為這個計劃只是將原有的工廠從軍需品生產改為民用品生產而已。其中當然還有政治的考慮，就是在鐵幕將要籠罩歐洲、蘇聯的擴張威脅迫在眉睫的時候，建立一個西方民主陣營。馬歇爾計劃通過提供金融、技術和設施等支持，強化了美國對歐洲的領導地位，同時建立了很多國際性的制度和體系，並且一直沿用至今。這個計劃為強化歐洲合作樹立了榜樣，並且被後來的歐盟奉為圭臬，直到今天，其影響力仍然存在。

容克計劃

2014年出台的容克計劃，背景則大為不同。這是一個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其設計初衷是釋放政府資本和私人資本作為對「實體經濟」的長期投資。經過七年的經濟停滯之後， 此計劃希望透過投資能源與交通運輸基礎設施，以及其他社會福利性產業，以推動歐洲經濟。從目前的情况看來，計劃似乎已取得積極成果：對實體經濟進行戰略投資的歐洲基金會已經成立起來，首18個月已有累計1383億歐元的新增投資投入到27個成員國。至於中期作用現在仍未有定論，歐洲始終還未擺脫危機。希臘和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創下歷史最高紀錄，數量龐大的敘利亞和非洲難民難以融入社會，對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產生嚴峻衝擊。展望未來，停滯不前的歐洲經濟以及迅速崛起的民族主義政黨，再加上甚囂塵上的貿易保護主義，無不威脅著該地區的統一。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與馬歇爾計劃的區別在於前者並非針對危機而提出的。當然，中國經濟在2009年後開始放緩，「一帶一路」倡議可以視為振興中國萎靡不振的國營企業的舉措。「一帶一路」與前兩個計劃的共通之處在於其雄心勃勃而又涉獵廣泛，它覆蓋了亞洲、非洲和歐洲的60多個國家，包括許多經濟環境迥異的發展中國家。有見於資金對建設基礎設施至為重要，中國已經設立了絲路基金及亞洲投資銀行，以鼓勵私營公司投資，促進政策、貿易、金融、資本，以至基建項目的流動，進而連通多國人民。新絲綢之路旨在擴大區域經濟，以創造共贏局面。

長期PPP 協議

「一帶一路」的動力來自政府與私營企業之間簽訂的長期PPP 協議，用以提供公共服務和發展基礎設施。雙方都共同承擔有責任，也享有回報。一般由擅長於分析、創新、運營和風險控制的私營企業提供資金。此外，通過長期PPP 營運合約也能為政府解決公共基礎設施維護不足的問題。

PPP 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到目前為止， 國家財政部已經批准了232個示範項目，總投資額達到8025.4億圓人民幣。已申報的項目有9285個，總投資額為10.6萬億圓。總體而言，私人資本的項目參與程度約為40%。

香港

因應前述有關PPP 的性質特點，香港必能在當中擔任重要角色。香港具備行之有效的金融與法律體系，加上成熟的物流和零售服務行業，可提供卓越融資、法律諮詢、物流後勤等多元化平台，支援PPP 項目。與體制較落後的國家合作，香港更可分擔「一帶一路」領導的角色。除此之外，城市大學商學院也將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新的公共運輸物流PPP卓越國際專家中心將開發「一帶一路」的研究項目、國際政策簡報，分享PPP最佳實踐，以及公共運輸物流領域的PPP 國際標準。

商貿巨輪

有人說，一部猶太人的歷史等於半部西方文明史，一部河南歷史等於半部中國史，一部絲綢之路的歷史等於半部全球一體化的歷史。然而，絲綢之路並不只限於歷史。新的篇章正在書寫，在這個四分五裂的世界，「一帶一路」的倡議、基礎設施、貿易、金融和資本，潤滑著世界商貿巨輪向前推動。與北大西洋保護主義潮流背道而馳的「一帶一路」計劃，有仍在增長的中國經濟的驅動與支持，必將為全球的經濟增長作出關鍵貢獻。世界全球化形勢行將重新佈局，中國和絲綢之路國家將成為保證商貿之輪持續運轉的關鍵軸心。

原文刊載於城大商學院《CITY BUSINESS Magazine (2017春季)》，請按此閱覽原文。

中國前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

這真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隨着大批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崛起，"先進國家"相對衰落，全球力量趨同加速，力量平衡繼續對發展中國家有利。這一宏大圖景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多稜鏡，透過它，對世界今天與明天更加清醒的認識——包括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全球自由秩序的未來——在我們腦海裡清晰地浮現出來。

自由秩序出現危機

毫無疑問，一段時間以來"自由民主世界"發生着一場危機，美國和許多歐洲國家出現了"黑天鵝事件"。這些事件給西方世界的政治生態系統帶來極大破壞，削弱了曾經作為美國主導的戰後世界自由秩序基石的中間派和進步力量。

對自由秩序和自由民主的挑戰既來自內部也來自外部，主要是來自內部，並帶來了由美國主導和定義的自由秩序能否繼續存在下去等諸多疑問。

在內部挑戰當中，首先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作為全球經濟治理理念的經濟新自由主義公信力喪失，這促使許多國家轉而向東方特別是中國尋求新思想、新觀念。

其次自然就是"特朗普現象"及其在歐洲國家的複製版，雖然在歐洲面臨歐盟解體深淵之際法國的大選結果讓人鬆了口氣。

特朗普總統上任已經四個多月，其間，他的聲明、行動以及深夜發的推特讓國內外的人們覺得美國有可能不再擔當世界自由秩序的擔保人。他關於美國衰落的觀點，他對規則和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奉為圭臬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本能蔑視，都讓人無法錯過和無視。那麼問題來了：美國還會在這個全球化新時代繼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嗎？或者說，它會退回到美國傳統權宜之計──孤立主義嗎？這也是為什麼弗蘭西斯福山在談到和寫到基於自由民主的秩序迅速消失時會不厭其煩地一再追問："我們還生活在自由的國際秩序之中嗎？"

中國提供了另一種選擇？

"一帶一路"倡議既是國家發展戰略，也是中國帶給全球治理的創新舉措，它為有關國家在平等互利基礎上擴大合作提供了重大機會。北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的成功廣受好評，證明它受到全世界的歡迎。論壇結束時與中國就"一帶一路"簽署諒解備忘錄的國家(及地區和國際組織)增加到68個。

然而，"一帶一路"也受到深深的懷疑，一些西方人士把這一倡議說成中國試圖擴大其政治經濟影響的勢力範圍，要用隱秘的議程推翻現有的自由民主國際體系。

這裡我們必須區分兩件完全不相關的事。自由民主和西方語境定義的自由秩序的確陷入了危機，因為它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被用來，或者被濫用於將西方治理模式強加給其他國家，而不顧這些國家的國內條件，這其中就包括"華盛頓共識"和"國家保護責任"。西方國家自己的資本所有者也如影隨形，儘可能多地從社會攫取利潤，無視它帶給部分國人尤其是非技術性工人的負面影響。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他著名的《21世紀資本論》中對這一醜惡現象作了非常詳細的描述。

富人與窮人之間差距的擴大，衝突的加劇，都被歸咎於全球化本身，而那些國家政府沒有能夠解決好這一顯而易見問題的事實，被有意地忘掉了。

這是中國主動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為什麼如此受歡迎的另一個原因。

至少有兩件事使"一帶一路"成為有吸引力的建議。一是，這一國際合作新理念深深植根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功，包括作出巨大努力減少和消除貧困的國內治理的成功。過去40年中國已經成功使7億多人脫貧。

另一個就是，中國的成功來自於走自己的發展道路這一事實，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為此提供了強大的制度保證。換句話說，中國並沒有遵循新自由主義提供的、有時被西方國家強加的治理模式。其他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以及眾多先進工業國家得出的結論是，雖然不能被簡單複製，但中國提供了經濟增長與良好全球治理的一個替代模式。"一帶一路"就是實實在在的例子。

習主席在"一帶一路"論壇上鄭重承諾，新絲綢之路將是"具有包容性和文明融合的和平、繁榮與創新之路"。"一帶一路"還可以成為應對和平赤字、治理赤字和發展赤字等嚴峻全球性挑戰的一個方向。

很顯然，"一帶一路"與西方某些學者專家所說的自由秩序或自由民主衰落與否無關。如果"一帶一路"對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的未來有什麼貢獻的話，那就是它蘊含機會，推動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使全球化成為一個更平等也因此更持久地讓各國共享利益的進程。

請按此閱覽原文。

前海創新研究院"一帶一路"研究所　楊秋語

在"一帶一路"倡議落地之前，中國就一直與東南亞，尤其是東盟各國保持著密切的貿易聯繫。隨著2015年底東盟經濟共同體的建成，這個有著6.4億人口的全球第七大經濟體將會帶來一個擁有廣闊發展潛力的大市場。東盟經濟共同體日趨成熟的經貿發展正好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基礎，而"一帶一路"倡議也將東盟各國界定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和優先地區。可以說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東盟經濟體的貿易市場都將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雖然東盟經濟體對其各國成員的經濟貿易狀況改善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其成員間的經濟貿易狀況依然呈現出嚴重分化的狀況，而東盟成員國與中國的貿易總量也十分不平衡。

從商務部的統計數據來看，我國在東盟各國的非金融類對外貿易投資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印尼和馬來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越南和中國的貿易額占中國-東盟總貿易額的95%以上，而中國與緬甸、柬埔寨、文萊和老撾的貿易額不足5%。

世界銀行的經商指數也從側面佐證了東盟各國在貿易發展上的不均。從2015年與2016年的經商指數數據來看，緬甸、柬埔寨、文萊、老撾在經商環境上有些許改善。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的經商指數在合理的波動範圍內。泰國受其國內政局不穩的影響，經商指數有較大幅度的下降。

如果從經商指數的排名來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貿易環境良好，位於世界前列。印尼、緬甸、柬埔寨、文萊、老撾的貿易環境雖然依然處於靠後的位置，但相比2015年已有小幅改善。越南與菲律賓的排名有小幅下滑，而泰國的排名下滑非常嚴重。

目前，"一帶一路"已經確立了六大經濟走廊，其中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恰好覆蓋了東盟沿線各國。因此，在"一帶一路"這樣一個發展導向型的戰略下，如何處理中國與東盟各國的投資貿易關係就顯得尤為重要。

基於企業趨利的天性，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一直是中資企業的主要貿易投資地，但是這兩個國家基礎設施相對完善，基礎建設需求較小。

泰國、菲律賓和越南在投資上需要考慮到各國的政治風險。泰國近些年政局的持續動盪給整個國家的經商環境蒙上了一層陰影，而菲律賓和越南也在南海問題上正在與我國進行政治角力。

文萊作為一個富裕的小國，擁有良好的貿易基礎。但其主要貿易夥伴為日本、韓國和東盟各國，且企業間競爭十分激烈。國內企業需要仔細考量其市場的進入難度。

柬埔寨、緬甸和老撾都還是傳統的農業國，與我國貿易往來較少。雖然這三國看似在投資貿易，基建合作方面潛力巨大。但是其落後的市場條件，不完善的法規與金融市場難免對企業的發展形成制約。而且，在中國對柬埔寨長期進行經濟援助的情況下，在項目談判中如何權衡中國，合作國與第三方國家的共同利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由於東盟與我國在經濟上的緊密聯繫，"一帶一路"倡議在該地區確實擁有良好的投資貿易優勢。但東盟各國千差萬別的經濟，政治形勢也註定了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個複雜的多方利益權衡的過程。面對我國政府與企業間不同的利益訴求，如何更好的協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將是每個經濟走廊都會面臨的問題。

請按此閱覽原文。

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

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節點，可通過其地理位置、開放的經濟體制、廣泛的人脈網絡和專業服務與國際接軌等多方面優勢，在配合“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

為響應國家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第15屆中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論壇早前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央政府相關部門領導、工商翹楚及專家學者集思廣益，共同探討如何透過“一帶一路”積極推進國際合作。本會會長蔡冠深應邀擔任論壇的主題演講嘉賓，深入剖析香港在“一帶一路”之下如何發揮獨特的優勢和功能，並就與內地企業聯合“走出去”提出一些看法。

香港聯繫人角色難取替

“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國家已先後跟沿線經濟體簽訂多項基建合作協議，這些國家不少都是發展中國家， 缺乏資金發展基建，蔡冠深認為，香港正好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通過企業發債、上市集資、銀團貸款等，為“一帶一路”的基建項目提供融資安排。他相信，隨着“一帶一路”不斷發展，未來使用人民幣交易和投資的情況將越來越多，香港作為境外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可善用龐大的人民幣存量，為沿線的投融資項目提供更多元化的人民幣金融和財務配套服務。

金融以外，專業服務管理和支援亦有助推動“一帶一路”項目發展。蔡冠深指出，香港的會計、法律、建築、項目管理等專業服務獲國際社會廣泛認同，可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專業支持，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並將內地的產能沿“一帶一路”投放到國際市場。

他舉例，香港的鐵路營運發展成熟，除提供本地鐵路服務，也有參與內地及海外的鐵路營運或管理，加上香港的鐵路營運特色，是將鐵路系統融入商業地產項目(如辦公室和商場)作綜合發展，能為項目長遠營運提供足夠資金。香港在交通營運管理的先進經驗，不但能促進區內人流、物流互動，更可以把內地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建產業有效地聯繫起來，幫助沿線基建項目持續發展，並推動國際產能進一步合作。

推動企業聯合“走出去”

香港在“一帶一路”除發揮金融和專業服務的“超級聯繫人”功能之外，蔡冠深認為，香港亦擔當投資者和營運者的角色。特別是在東盟地區，港商多年來在東盟國家有着龐大投資，到 2015 年為止，港商在東盟的累計投資總額超過1.4 萬億美元，是當地主要的外來投資來源。他指出，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東盟與香港和內地的貿易和投資往來愈益頻繁，港商在東盟地區發揮的作用將更見明顯。

東盟在2015 年底成立“東盟經濟共同體”，進一步推進東盟十國經濟一體化發展；美國新總統就任令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出現變數，這為中國牽頭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和亞太自貿區，或帶來正面推動。

蔡冠深表示，這些提倡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框架將為香港、內地和東盟企業深化合作提供機遇。但他亦指出，雖然港商在東盟地區擁有良好網絡，但畢竟大多是中小企業，相反內地企業規模龐大、生產能力高，如能配合港商在產品研發設計、市場推廣、開拓銷售渠道等領域的優勢，定可攜手 “走出去”，在東盟尋找更大商機。

建立“跨境電子商務中心”

近年跨境電子商貿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與創新發展的新動力。蔡冠深預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商貿往來頻密，區內中產壯大，網絡覆蓋率進一步提高，網上消費將更為普遍。目前，東南亞市場已成為互聯網巨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等拓展海外市場的戰略據點。

蔡冠深期望，香港與內地和東南亞企業能加強電子商貿領域的合作，攜手拓展東南亞電商市場。他並曾向中央提議把支持香港建立“跨境電子商務中心”納入國家規劃，將可帶動內地和香港物流業升級，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沿線產業更緊密地合作發展。

構建“粵港澳大灣區”

香港作為國家聯繫世界的 “南大門”，是海上絲路的重要節點。蔡冠深強調，要全面發揮香港的功能和地理優勢，加強跟周邊的廣東和澳門合作非常重要，因此他力推構建“粵港澳大灣區”，以配合“一帶一路”發展的觀點。

蔡冠深指出，他一直支持粵港澳必須加強合作，才能把三地在“一帶一路”發展中的優勢最好地發揮出來。他在去年政協提案，便建議加快推動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把三地的功能和定位分配好，例如廣東負責高端產業發展、香港提供專業服務、澳門發展特色商務旅遊，把整個灣區從廣州、前海、南沙、橫琴到香港、澳門連在一起，彼此優勢互補，並通過“一帶一路”部署，更有效地與內地企業共同“走出去”。

蔡冠深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經貿潛力，足以媲美日本的大東京灣、美國的紐約都會區和三藩市灣區，更可透過廣東自貿區建設加強粵港澳企業合作，提升不同行業在“一帶一路”的參與程度，長遠更可以推動大灣區與東盟地區進一步接軌。

香港既是國際城市，如紐約和倫敦，更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蔡冠深重申，香港應當發揮背靠祖國和“一國兩制”的優勢，配合國家在基礎建設和實體產業的硬實力，再加上香港在金融及專業服務等方面的軟實力，定能在“一帶一路”的拓展過程中，發揮“引進來、走出去”的作用，與內地企業一起開拓千載難逢的商機。

原文刊載於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2017年1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中國近期積極增加對泰國的投資，讓兩國攜手實現共同經濟目標。

泰國《東部經濟走廊法》今年5月正式生效，為實現「泰國4.0」發展策略寫下重要一頁。近年，中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支持世界各地基建發展，促進國際貿易融通。自2017年起，泰國政府連番推出措施，讓國家經濟策略與「一帶一路」接軌，而「泰國4.0」計劃預料也會與「一帶一路」產生相輔相成的作用。同時，兩國經貿往來日趨頻繁，也讓雙方合作的官僚阻力大幅減少。

上月，泰國總理巴育在官方發言中特別指出東部經濟走廊計劃與「一帶一路」產生的協同效應：「東部經濟走廊計劃應與『一帶一路』緊密連接，也要積極配合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甚至《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等區域倡議，為各方締造雙贏局面，合情合理，絕對毋庸置疑。」

中泰兩國為促進雙方合作的協同效應，發揮最大效益，同意攜手成立經濟發展組織，一同探討未來路向。今年6月22日，第一屆中泰智庫論壇於北京舉行，主辦機構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論壇雲集兩國80多位資深學者及高級政府官員，討論落實上述經濟計劃的最佳方法，以產生互惠互利效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在論壇結束後表示，泰國的發展策略提倡創新，與「一帶一路」的目標十分脗合，而中泰兩國都同樣期望加強與世界各國的聯繫，推動工業升級轉型。

高培勇認為，基建、電訊、數碼經濟、能源及互聯網技術是中泰雙邊合作的五大領域，也是兩國未來至少5年的優先合作重點。

泰國東部經濟走廊計劃的發展重點，是在北柳、春武里及羅勇等東部3個府發展5個經濟集群。其中，東部空港城是現時的優先發展項目之一，主要目標是提升烏塔保國際機場，並加建更多設施，以滿足更龐大的客運需求。現時，到訪泰國的旅客中，內地旅客數目居首。

東部經濟走廊計劃另一核心項目是於羅勇府旺川谷(Wangchan Valley)發展一個大型研發園區，即東部創新經濟走廊，隨後再發展其他項目，包括泰國數碼園、智能產業園及合美樂東海岸工業區第四期等。泰國政府計劃興建多條鐵路，並擴充空運貨站及強化港口設施，為這些園區提供完善配套，促進持久發展。

現時，中國在東部經濟走廊計劃的落實過程中擔當重大角色，包括運用「一帶一路」資金牽頭興建一條以曼谷為起點的高速鐵路，經老撾連接至華南地區。另外，截至現時為止，超過80家內地公司已在泰中工業園設立生產設施、研發中心或營運樞紐。

截至2016年年底，中國已對東部經濟走廊計劃投資超過300億美元。隨著中泰兩國各自的發展策略進一步互相配合，未來數月中國對泰國的投資額料將繼續上揚。

特約記者　Geoff de Freitas　曼谷報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宋爽

隨著11月29日李克強總理結束對匈牙利正式訪問，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又上層樓。中國─中東歐"16+1合作"機制已建立五年有餘，合作力度不斷加大，已成為具有重要影響的跨區域合作機制。五年來，中國企業對中東歐16國的累計投資從30億美元增長到90多億美元，中國從中東歐國家進口農產品的年均增長率超過10%，貝爾格萊德跨多瑙河大橋、匈塞鐵路、波羅的海高鐵等一批標誌性的基礎設施項目相繼啟動。作為投資、貿易、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支撐，金融合作在"16+1合作"平台下也穩步推進，並取得豐碩成果。

一、五年來金融合作碩果累累

金融合作一直是"16+1合作"的重要方面，在首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上就確定了設立總額100億美元專項貸款、發起設立"中國─中東歐投資合作基金"和探討貨幣互換、跨境貿易本幣結算等三項重要的金融合作舉措。此後，每年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時都會繼續強化金融合作，使雙方的金融合作進一步拓展至互相投資對方銀行間債券市場、在中東歐國家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成立中國─中東歐國家銀聯體等多樣領域。如今，"16+1合作"機制下的金融合作已經在金融機構、金融市場、投資基金、貨幣互換與本幣結算、多邊開發性金融和金融監管等方面取得顯著進展。

在金融機構互設與合作方面，中國銀行已先後在波蘭華沙、匈牙利布達佩斯和捷克布拉格等地設立分行，在塞爾維亞設立分支機搆；中國工商銀行在華沙和布拉格設立分行，並於2016年11月成立中國-中東歐金融控股公司；中國建設銀行也在華沙設立分行。此外，中國銀聯與中國銀行匈牙利分行於2017年1月合作發行了匈牙利福林、人民幣雙幣芯片借記卡。與此同時，中東歐國家金融機構也開始進入我國市場，匈牙利儲蓄商業銀行就於2017年10月在北京設立了代表處。

在投資基金方面，中國─中東歐投資合作基金一期順利展開，並啟動二期基金募集。中國─中東歐投資合作基金由中國進出口銀行作為主發起人，有限合夥人還包括匈牙利進出口銀行等中東歐國家金融機構，重點支持中東歐16國基礎設施、電信、能源、製造、教育及醫療等領域的發展。一期基金於2014年年初正式運營，封閉金額為4.35億美元，已在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展開投資。在本屆中國─中東歐國家經貿論壇上，李克強總理宣佈二期基金已完成設立，募集資金10億美元。

貨幣互換與本幣結算也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金融合作的重點方向。在貨幣互換方面，中國人民銀行在2013年9月分別與匈牙利央行、阿爾巴尼亞央行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此後又於2016年6月與塞爾維亞央行簽署中塞雙邊本幣互換協議，2016年9月與匈牙利央行續簽中匈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在本幣使用方面，中國銀行匈牙利分行於2015年6月獲准擔任匈牙利人民幣清算行，成為中東歐地區首家人民幣指定清算行。

在多邊開發性金融合作方面，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一直是中國與中東歐合作的重要平台。繼2016年6月波蘭成為亞投行正式成員後，羅馬尼亞於2017年5月成為意向新成員，匈牙利則于6月成為正式成員。此外，國家開發銀行(國開行)倡議設立的"中國-中東歐銀聯體"也於2017年11月正式成立，國開行將提供20億等值歐元開發性金融合作貸款。在此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14家中東歐國家金融機構與國開行簽署合作協議，加入中國─中東歐銀聯體。

在金融監管合作方面，我國各級監管部門與中東歐多國相關部門達成了監管合作協議。中國人民銀行已經與捷克國家銀行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中國銀監會與捷克中央銀行、立陶宛中央銀行、匈牙利中央銀行、波蘭銀行監管委員會等主要中東歐國家金融監管部門簽署了監管合作諒解備忘錄和監管合作協議，中國證監會與羅馬尼亞國家證券委員會、立陶宛銀行、波蘭金融監督管理局等簽署了證券期貨監管合作諒解備忘錄。此外，2015年5月在上海舉行了中亞、黑海及巴爾幹地區央行行長會議組織第33屆行長會，2018年還將在布達佩斯舉辦中國-中東歐國家央行行長會議。

二、與"一帶一路"倡議相輔相成

雖然中國-中東歐"16+1合作"機制的建立早於"一帶一路"倡議，但是如今二者已經有機結合，相輔相成。正如習近平主席多次指出的，要將"16+1合作"打造成"一帶一路"倡議融入歐洲經濟圈的重要承接地，推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果率先在中東歐落地。在此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的講話中，李克強總理強調了做大經貿規模、做好互聯互通、做強創新合作、做實金融支撐和做深人文交流五個重要合作方面，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五通"內容一脈相承，異曲同工。

一方面，"16+1合作"逐漸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標杆"，對"一帶一路"建設具有推動和示範作用。由於地處"一帶一路"北線遠端，中東歐國家雖然經濟制度穩定、營商環境良好，在"一帶一路"建設推進過程中卻常常面臨著鞭長莫及的窘境。"16+1合作"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建立了重要的跨區域機合作機制，不僅有助於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在中東歐次區域展開，還能夠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產生示範效應。就貸款和投資基金而言，在“16+1合作”平台上提出的專門面向中東歐國家的100億美元專項貸款和中國-中東歐投資合作基金,就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中國向中東歐國家金融支持機制不足的問題，推動了一批基礎設施建設、高新技術、綠色經濟項目的開展，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標杆項目。就債券市場而言，波蘭和匈牙利先後在我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熊貓債，佔據目前在中國發行熊貓債的三個"一帶一路"沿線主權國家的兩席，對沿線國家進入我國債券市場融資支持"一帶一路"建設起到示範作用。此外，"16+1合作"機制下推動的貨幣互換、開發性金融和金融監管合作，都對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進資金融通具有重要的示範意義。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倡議已經逐漸成為"16+1合作"的戰略支撐，對"16+1合作"機制深化帶來機遇、提供支持。"16+1合作"作為中國開展的眾多跨區域合作機制之一，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迎來新機遇，金融合作的理念和形式不斷創新。例如，2016年11月工商銀行設立中國─中東歐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並將發起設立100億歐元的中國─中東歐基金，以彌補雙方產能合作的融資短板。2017年11月，國開行牽頭發起設立中國─中東歐國家銀聯體，成為"16+1合作"框架下重要的多邊金融合作平台，國開行將提供20億等值歐元開發性金融合作貸款。同時，"一帶一路"倡議下的部分金融資源也被用於支持"16+1合作"機制。2016年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裡加綱要》中就指出，鼓勵包括絲路基金在內的中方金融機構積極拓展在中東歐地區的投資與合作，為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提供金融支持。2017年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布達佩斯綱要》則進一步提出，歡迎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設立"一帶一路"專項貸款、絲路基金與歐洲投資基金推動設立中歐共同投資基金，將相關資金用於中國─中東歐國家有關項目。

三、繼續深化“16+1合作”金融機制

中國與中東歐國家"16+1合作"機制已經搭建起良好基礎，取得了豐富成果。展望未來，雙方應基於各自的優勢和需求，繼續推進互利共贏的新型多雙邊合作關係。在金融層面，中國應與中東歐國家一起繼續創新合作方式，整合各類金融工具，建立更加全面、深入的金融合作機制。

首先，加強對中國─中東歐國家經貿合作的金融支持。"深化經貿金融合作"是此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的主題之一，足見經貿合作的重要意義。長期以來，中國在與中東歐國家貿易中都處於絕對順差優勢，未來“平衡發展”必將成為雙方貿易合作的主題。隨著中國加大對中東歐國家在農業、食品、飲料等優勢產品的進口，我國金融機構可積極憑藉多年來在供應鏈金融、互聯網金融等方面積累的服務經驗，促進中東歐企業對中國的貿易便利化。同時，根據雙方國家貿易拓展進程，適時擴大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貨幣互換和人民幣貿易結算，鼓勵中資銀行在中東歐國家設立更多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中心，以降低匯率風險。此外，為服務中國與中東歐國家企業開展跨境貿易和投資活動，應鼓勵雙方金融機構互相進入開拓業務，並加強相關金融基礎設施的建立。

其次，擴展對中國─中東歐國家互聯互通的金融支持。李克強總理在此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上指出，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是中東歐國家重要發展議程，也是"16＋1合作"的優先方向。目前我國對中東歐國家基礎設施項目的資金主要通過銀行貸款和投資基金予以支持，下一階段可進一步拓展資本市場對中東歐國家基礎設施項目的融資支持，以引入更加多元化的資金，分散風險。一是繼續支持中東歐國家和企業到中國發行熊貓債，鼓勵融資主體將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建設。二是歡迎中東歐國家和企業利用國際債券市場發行絲路債券，特別是開展以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債券融資，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國際債券市場融資機制的完善。三是發展中東歐國家債券市場的項目債融資機制，推動"16+1合作"下債券市場聯通，鼓勵在中東歐國家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的中資企業發行項目債。

最後，強化雙方在多邊開發性金融領域的合作。開發性金融應在跨區域合作中發揮先導作用，因此下一階段可繼續推進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多雙邊開發性金融合作以及區域開發性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第一，落實中國-中東歐銀行聯合體的作用，加強國家開發銀行與匈牙利開發銀行、立陶宛公共投資發展署等中東歐國家政策性銀行、開發性金融機構之間的多雙邊開發性金融合作。第二，加強亞投行與中東歐國家及相關區域多邊開發銀行的合作，歡迎更多中東歐國家加入亞投行，推動亞投行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歐洲投資銀行等區域開發性金融機構展開合作。第三，促進絲路基金和歐洲投資基金的合作，儘快落實雙方在促進共同投資框架備忘錄中提到的“中歐共同投資基金”，以支持歐洲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中小企業與中國對接合作。

原文刊載於《財經國家週刊》2018年第3期，請按此閱覽原文。

香港禮德齊伯禮律師行高級律師劉洋

香港特區政府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2017年12月14日簽署了《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安排》)，是香港進一步參與「一帶一路」的藍圖。

《安排》明確表示支持建立香港成為國際法律樞紐和亞太區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從而為「一帶一路」提供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為切實落實《安排》下的政策及一系列針對香港的優惠政策，香港特區政府與法律界亟需商討以制定具體措施。因此，香港未來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把握中央政府管轄下的優惠政策，充分利用香港高度自治的優勢，吸引更多內地和海外企業使用香港的法律和爭端解決服務處理與「一帶一路」有關商業交易引起的爭議。

鼓勵中國企業選擇香港作為爭議解決地點

隨著貿易全球化和「一帶一路」不斷發展，跨境交易更加活躍。因此，與跨境投資和國際貿易有關的爭議數量將相應增加。試想像一宗交易中，一方是中國企業，另一方是海外企業，海外企業總是會找海外仲裁機構解決潛在的合同糾紛，因為海外企業普遍不理解內地的法律制度及仲裁機構，對它們亦缺乏信任。相反，中國企業也不願意到海外解決爭議，還會擔心法律費用高昂。在這種情況下，香港作為中國唯一的普通法管轄區，受到《基本法》的保障，地理位置獨特，東西方文化融合，無疑是可為各方接受的理想仲裁地點。

隨著中國企業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討價還價的能力逐漸增強，「留在家中」處理跨境投資和交易爭議是必然的選擇。因此，香港特區政府應該建立跨部門工作組，積極與負責與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溝通的國家部門和組織建立合作機制。工作組應以向各類中國企業推廣香港的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為目標，鼓勵這些企業選擇香港作為商業爭議的仲裁地點。

為香港的仲裁裁決在內地獲承承認和執行提供條件

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預計內地及自由貿易區將會有更多的外資企業及外商獨資企業落戶。根據中國現行法例，若兩家公司同意在海外進行仲裁(包括香港)，相關仲裁裁決很可能不被中國法院承認和執行。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文件，為「一帶一路」提供司法協助和保護。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提到，支持「一帶一路」各方解決爭議。因此，香港特區政府應與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內地部門進行磋商，提出相關司法解釋，確認在上述情況下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的執行不會受到影響。若能成事，將吸引更多的商業合同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點，因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仲裁中心的地位，同時有助改善中國內地的整體營商環境。

請按此閱覽原文。

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會長蘇紹聰

2017年12月，香港特區政府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簽署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安排》)。

《安排》突顯了香港在特定重要領域的獨特優勢，勾勒了香港在「一帶一路」長遠發展中的角色。《安排》中的26項條款，詳列了中央政府在金融投資、基礎設施和海事服務、經貿和爭議解決方面向香港提供的支持和合作機遇。

香港擁有所需人才和專業知識，因而在「一帶一路」中擔當重要角色。香港將作為超級平台，協助跨境限制投資活動、基礎建設項目融資及實施管理(包括諮詢、項目監督、維護、保險、環保)等。《安排》鼓勵內地企業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與香港企業合作，以香港作為邁向國際的平台。《安排》亦包括進一步向香港開放內地市場和加強《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條款，並支持香港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作為雙向開放平台，便利國際及內地投資者進出大灣區城市。《安排》確認了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海運和航空服務以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

《安排》亦為香港未來參與「一帶一路」設定了方向，將影響未來數個世代。隨著發展的推進，對專業服務的需求將會增加。法律界必須作好準備，適時把握機遇。

然而，有指香港特區政府往往只著重法律專業的爭議解決能力，其宣傳偏重仲裁服務，但除了仲裁外，香港律師提供的服務涵蓋資本市場、銀行金融、併購、房地產和建築、保險、航運等諸多領域。《安排》的主要措施顯示，在許多這些領域，法律服務支援將需求殷切。

每當有合適機會，律師會均向國際社會推廣香港提供的全面法律服務。此外，考慮到「一帶一路」相關項目大部分屬跨司法管轄區，律師會將推出更多跨境交易培訓課程，讓我們的從業人員具備必要的技能。

此外，律師會一直致力加強香港作為世界級法律服務提供者的品牌形象。這涵蓋各方面的工作，包括通過對會員進行相關有效培訓，以保持專業水平，及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分享我們的專業法律培訓。

「一帶一路」為各新興經濟體的法律服務市場帶來了巨大機遇。律師會一直致力開拓這些新興市場，向它們推廣香港律師提供的優質服務。2017年5月12日，律師協會召開了首屆「一帶一路」論壇，吸引了650多人參加。論壇為會員創造平台，向海外司法管轄區的潛在商業夥伴展示他們的能力和建立聯繫。在會議期間，來自24個司法管轄區的39個律師協會共同簽署了《香港宣言》，承諾致力推動法律界的利益，充分利用「一帶一路」帶來的商機。

今年，律師會將於9月28日舉辦第二屆「一帶一路」論壇，主題為「人工智能、區塊鍊和雲端」。科技浪潮已席捲全球，以至法律和道德要求可能因科技創新而被忽略。2018年論壇將重點關注建設智慧型「一帶一路」的法律和道德挑戰。一如去年，2018年論壇亦將邀請「一帶一路」沿線的海外同業參加，讓會員擴闊網絡，與海外同業建立聯繫和進行專業交流。2018年論壇的詳情將適時公佈，有興趣參加者，請記下這個日子。

請按此閱覽原文。

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意圖存有疑慮，令「一帶一路」項目在東南亞的開展受阻。

「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南亞的進展不如在南亞及中亞般順利，原因之一是南海局勢持續緊張，一些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意圖存有疑慮。

現時，東盟10國一方面關注中國在南海的政治意圖，另一方面又期望進一步加強對華貿易關係。外界普遍認同，東南亞可以受惠於一帶一路倡議的投資項目。亞洲開發銀行估計，由現在到2020年，東南亞需要投資1萬億美元發展基礎建設，才能保持現有的經濟增長水平。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戰略研究室主任薛力說明一帶一路倡議面對的挑戰。他認為，中國招攬東南亞國家的工作做得不夠多。相反，這些國家對中國的疑懼卻有增無減。

對東南亞國家來說，新加坡—昆明鐵路就像一個試驗場。這條高鐵路線將貫穿老撾、泰國及馬來西亞，以新加坡為終點，全長逾3,000公里。不過，至今工程進展並非如中國所願。

老撾段的興建工程已經延期。由於老撾未能負擔70億美元的工程費用，因此很可能由中國全數支付。泰國方面，談判已經中斷，現在泰國政府只願意興建部分路段，不會延伸到老撾邊境。而且，泰國打算自行融資，拒絕中國參與。

新加坡—馬來西亞延線的工程合約將於明年決定花落誰家，現時以多家中國及日本公司呼聲最高。不過，一些東南亞國家不滿中國要求過分，融資條件不利。2014年，緬甸以興建工程會影響當地環境為由，退出鐵路項目。

印尼亦出現類似情況。雅加達—萬隆高鐵項目總值51億美元，被視為一帶一路倡議取得初步成功的例證，但現在也許需要更多資金才可完成工程。此外，印尼不滿中國漁船闖入該國水域，但已嘗試低調處理，表示純屬「海洋資源爭端」，以免令中國投資者卻步。相比之下，菲律賓的態度較為強硬，主要原因是中國並非主要貿易夥伴。現時，在東盟成員國之中，菲律賓和越南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背後意圖疑慮最大。

新加坡在南海不涉及直接的利害關係，依然十分支持一帶一路倡議。今年3月，新加坡總理公署部長陳振聲強調，一帶一路倡議十分重要，有利加強與中國及鄰國的聯繫。

陳振聲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帶來大量機遇，讓新加坡以至廣大東南亞地區的商界與中國加強合作。中國與東南亞及世界其他地區越趨融合，合作越多，對東南亞乃至全球經濟越是有利。

今年，中國與新加坡簽署了多項備忘錄。4月，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與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簽訂備忘錄，向參與一帶一路項目的中國和新加坡公司提供300億美元。現時，兩家機構正與約30家公司商討基建及電訊發展項目。

在6月，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與中國工商銀行簽署另一項備忘錄，提供900億美元支援參與一帶一路項目的新加坡公司。

特約記者　Ronald Hee　新加坡報道

香港中文大學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

摘要

粵港澳大灣區內一共有11個城市——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慶、惠州和江門。2016年大灣區的總人口為6千8百萬，總境內生產總值 (GDP) 為1.39萬億美元，而人均GDP為20,412美元。英國現時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人口與大灣區相若，而GDP則差不多兩倍於大灣區。以大灣區經濟現時增長的速度，十年最少可以翻一番，大灣區經濟規模在十年後應可超越英國，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

大灣區內城市各有所長，應當邁向經濟一體化，才能高效利用它各個城市的資源，充分發揮它們的潛力和經濟互補性，實現規模報酬，協調各城市各自專門化、分工協作與有序發展，避免重複建設與惡性競爭，構造正和與多贏局面。要組合大灣區的經濟，應當考慮在區內成立試點自由貿易區，先行先試。經濟要一體化，就必須做到在大灣區內四通。就是：貨物與服務流通、人員流通、資金流通與資訊流通。大灣區內的基礎建設，應當都可以相互共用。港深齊心協力合作，可以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全球創新、創投與融資中心。大灣區最終可成為一個超巨型的國際大都會，而屆時人均GDP也會超過4萬美元，進入發展經濟體行列！

1.引言

粵港澳大灣區內一共有11個城市——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慶、惠州和江門。2016年大灣區的總人口為6千8百萬，總境內生產總值 (GDP) 為1.39萬億美元，而人均GDP為20,412美元。現時大家都很關心中國能否脫離中等收入陷阱，其實大灣區早已經超過中等收入經濟體的門檻了。粵港澳大灣區內11個城市各有所長，但需要協調，多元分工與有序發展，避免重複建設與惡性競爭。大灣區的總和大於其所有部分的總和。這不是零和遊戲，一定可以做到正和與多贏！

香港基本上已經沒有製造業，尤其是高科技製造業，但擁有世界級的研究型大學，可以為大灣區培養科技、工程與醫療人才以及供應研發服務，尤其是基礎研究。香港亦有強大與國際化的金融業，可以支援其它大灣區城市的政府與企業，以發行債券或股票方式，在香港籌集資金發展，以及走出去到海外投資。香港亦有豐富的創意人才，可支持創意產業，例如電影業，在大灣區內發展。

澳門是以博彩業與旅遊業為主，還有會議與展覽業務，但它的經濟需要更多元化。

廣州是廣東省的省會，是政治與經濟中心，有重工業（例如汽車製造業）、輕工業與服務業，也有一流的大學（例如中山大學與華南理工學院），也是廣東省的運輸樞紐。

深圳有非常成功的高科技企業，例如華為、中興、比亞迪與華大基因等等，在研發方面有大量投入，也有蓬勃發展的深圳證券交易所，主要服務民企，但在高等教育與醫療方面，還相對比較不足。

珠海有製造業（例如電子儀器及機械），亦有可加強利用的國際機場。港珠澳大橋通車後，應當有更高速的發展。

佛山是全國出口商品的綜合基地之一，產品包括家用電器、電子、紡織、塑膠、皮革、食品、陶瓷、服裝、印刷、建材、鑄造與機械等，主要以輕工業為主。

中山是消閒中心，港珠澳大橋通車後，也會成為香港與澳門的市郊，適宜港澳市民長期居住。

東莞正在轉型過程中，從中小型輕工業轉為高科技企業的後院，支援大灣區高科技產業的持續發展。中山是消閒中心，港珠澳大橋通車後，也會成為香港與澳門的市郊，適宜港澳市民長期居住。

肇慶是歷史文化名城，也是優秀的旅遊城市，人均GDP現時較低，有大幅度增長的潛力。

惠州有電子製造業與石化工業，還有大量發展的空間。

江門是紡織服裝、化學纖維、食品、皮革與紙制產品主要生產基地之一，可供應大灣區內外市場。

大灣區內這十一個城市之間，除了地理鄰接之外，還有方言、文化、歷史與鄉土、血緣的關係，同時它們的經濟互補性大於經濟競爭性，應當比較容易協調合作，創造多贏。

2.願景

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的總人口為6千8百萬，總境內生產總值為1.39萬億美元，而人均GDP為20,412美元。英國現時（2016年）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人口為6千5百1十萬，境內生產總值為2.63萬億美元，而人均GDP為40,399美元。英國人口與大灣區相若，而GDP則差不多兩倍於大灣區。以大灣區經濟現時增長的速度，十年最少可以翻一番，而英國經濟增長相對緩慢，在加上脫歐影響，大灣區到2027年就可以趕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而大灣區人均GDP也會超過4萬美元，進入發展經濟體行列！大灣區最終會成為一個超巨型的國際大都會。

3.大灣區的機遇與挑戰

粵港澳大灣區的總和應可大於其所有部分的總和。大灣區應當邁向經濟一體化，才能高效利用它各個城市的資源，充分發揮它們的潛力和經濟互補性，實現規模報酬，構造正和與多贏局面。假使大灣區經濟能一體化，它的增長速度會比現時更高。要組合大灣區的經濟，應當考慮在區內成立試點自由貿易區，先行先試。當然，還有廣東省自己本身的自由貿易區，比大灣區要更大。希望能夠在大灣區裡面先試點成立自由貿易區，再逐漸延伸到整個粵港澳。

經濟要一體化，就必須做到在大灣區內四通。什麼叫四通？就是：貨物與服務流通、人員流通、資金流通與資訊流通。大家都說紐約大灣區、東京大灣區與三藩市大灣區都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榜樣，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能做到這四通，沒有限制，這是粵港澳大灣區所缺乏的。大灣區要做到全面四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除了需要所有十一個城市齊心通力合作外，也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領導和支持，才有可能做得成功，但也需要一段比較長的磨合時期（最少五到十年），假如在這段時間內能夠做到四通，就非常不錯了。

4.大灣區經濟一體化——四通：貨物與服務流通、人員流通、資金流通與資訊流通

貨物與服務流通

貨物在大灣區中能夠自由流通，至為重要，若需要重重檢查，則費時失事。這個問題可以通過建立大灣區試點自由貿易區，引進高科技的辦法來解決，讓在大灣區內生產的商品，在區內可以全免關稅、自由流通。準備跨境往來，從港澳到大灣區內其它城市，或從大灣區內其它城市到港澳的商品，可以預先設置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無線頻率鑒定）”) 標記。RFID是一種可附在商品上的電子標記，可證明原產地，以便於在大灣區內可以自由通行。RFID亦可記載其它資料，例如價格、生產日期、適用時期、商品成分、質素驗證與曾否課稅等等。

港澳地區運到境內大灣區外地區的商品，可在港澳預檢並預付關稅，以RFID標記證明，經保稅密封運輸工具直接送到大灣區外地區。無RFID標記證明已預付關稅之商品，在進入大灣區外境內地區，就必須完稅，這是在高科技時代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從境內大灣區外地區運到港澳地區的商品，亦可以經過RFID標記證明，在內地預檢並如有需要預繳法定稅款後，自由進入港澳。

貨物流通做成功之後，可以進一步考慮服務業的流通。在大灣區內每個城市的合格服務業經營者，應可申請到其它城市註冊，提供服務，但需要完全符合其它城市的資格要求，並嚴格遵守其它城市的法律與規章。

人員流通

首先，在大灣區內各內地城市有正式戶籍的居民，都可以向香港或澳門特區政府分別申請港澳通行證，獲得批准之後，可以憑證自由往來港澳，比照現時港澳有永久居住權的中國公民，可以申請通行證，憑證自由往來內地。但這並不包括長期居留，長期居留還需要另行申請。為方便人員流通，也可考慮允許港澳居民在大灣區內各內地城市，成立香港或澳門子弟學校，也允許大灣區各內地城市居民在港澳成立內地子弟學校。現時在內地的台商子弟學校，就是先例。

其次，是資格互認，專業資格可以在大灣區內實行互認，標準可以用大灣區內各城市現行標準之中之最高標準，一旦獲得通過，該專業人員可以在大灣區內所有的城市服務。專業可以包括工程、會計、設計、醫療、看護與法律等等，其中法律可能是最困難的，因為需要同時達到港澳與內地的最高標準。大學學位與其它學歷也都可以按各城市之最高標準互認。

第三，是稅負理順。港澳與大灣區內內地城市永久居民跨境就業時，除了避免雙重課稅之外（但也應避免雙重不課稅），其它與就業有關的負擔，例如“強積金”與“四險一金”，可以按該僱員之永久居留地辦法處理，這樣就比較簡單化。（例如香港永久居民在境內大灣區任職，其內地僱主可為該僱員向香港強積金供款，而不需要供內地的四險一金。內地大灣區永久居民在港澳任職時，僱主亦可為該僱員向其永久居留地付需要的四險一金，而不須付港澳的強積金或退休金或其它不是必須的保險。）在大灣區內各城市有正式戶籍的學術與研究人員，跨境在大灣區其它城市工作時，可以豁免當地（包括中央政府與港澳）個人所得稅三年，只需繳付永久居留地的個人所得稅，以鼓勵大灣區內學術與研究人員交流、促進合作創新。中央政府與澳門特區政府之間已有此協議。在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尚未達成協議之前，可能需要大灣區地方政府暫時補貼。

第四，假如大灣區人員跨境流通需要暢順，就必須實行“一地兩檢”。一地兩檢，甚至一地多檢，不乏世界先例：從加拿大去美國，是在加拿大先驗證；從瑞士到法國，從歐洲大陸坐特快車 (Eurostar) 到倫敦，也是一地兩檢。現時假如從香港乘車經深圳灣到深圳，過境時就是實行一地兩檢，香港的進出口關卡就設在深圳那邊。假如不推行一地兩檢，所有連接大灣區的跨境基建工程，成效會大打折扣，也是資源的浪費。期望“一地兩檢”能早日落實。

其實，“一地兩檢”的主要受惠者是香港居民。在“一地兩檢”之下，香港居民乘高鐵可直接來往內地各大城市，不必在中途下車受檢；不然的話，香港需要派遣官員，分駐內地各大城市高鐵車站，預先檢查高鐵乘客之後，乘客才能上直通車赴港。另外也方便內地各大城市訪港旅客，無論是商務或旅遊，鼓勵他們多來香港，促進香港經濟持續繁榮。

此外，在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車之後，可以考慮“三地車”的安排。已有粵港兩地牌的汽車，如有需要，可向澳門特區政府申請在澳門行駛的牌照。已有粵澳兩地牌的汽車，如有需要，亦可向香港特區政府申請在香港行駛的牌照。假如有需要控制跨境車輛流量，可以利用跨境牌照費來調整，讓最有需要在粵港澳三地往來的車輛（例如大型公共汽車），能優先獲得三地牌，也可考慮引進臨時三地牌，只能在短時期內作一次往來使用。

資金流通

在大灣區內，應當全面實行國民待遇。跨城市投資與在本城市投資，只要合法，都一視同仁。資金在大灣區內，無論是人民幣、港幣、澳門幣、美元、歐元或是其他貨幣，除了牽涉到資本帳戶下資金從境內非大灣區進出大灣區時，均可隨時自由流動，經常帳戶下資金流動更是完全沒有限制。

資本帳戶下資金從境內非大灣區進入大灣區內內地城市時，不受限制，但要轉到境外，就必須先存放在商業銀行戶口裡一年以上，並需經核准後方可。就是說：在境內大灣區外的資金，轉到大灣區裡面，要存放一年以上，才能夠繼續轉到境外。這是一個權宜辦法，要不然，就等於全國內地資本帳戶下流出境外變成完全沒有管制了。同樣地，資本帳戶下資金從境外進入境內大灣區內內地城市時，亦不受限制，但要轉到境內非大灣區，也必須存放在商業銀行戶口裡一年以上，並需經核准後，才能再轉到境內非大灣區。現款於銀行入存或提出，超過十萬元人民幣等值，就必須登記日期、數目、來源和去處。這其實主要是倚靠高科技，就是說：每筆銀行存款都有數碼數據注明原始來源地、存入、轉帳和提出的日期。

資訊流通

資訊一致，是經濟效率最優化的重要條件。資訊在大灣區內互聯網上，經過用戶實名登記後，可以考慮開放，因為完全可以追蹤。電視與電台新聞報導（例如天氣預告），在大灣區內，經過實際負責人實名註冊登記後，亦可以考慮開放。其它媒體、書籍與文化產品，經實際負責人實名註冊並志願受檢合格通過後，亦可以考慮開放在大灣區內自由流通。

原文刊載於2017年8月，請按此閱覽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