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博士

"十九大"明確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重點；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更親臨香港，見證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充分顯示中央高度重視粵港澳區域的未來發展。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貿中心，在推動大灣區未來具體規劃可擔當關鍵角色。我今年亦特意就如何善用香港優勢促進灣區發展提出多項政協提案建議，包括透過深化創科產業合作、建立灣區自由貿易港、並探討由國家級領導統籌具體規劃，全面提升發展功能與效率，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國家經濟持續增長和多元發展的重要樞紐。

構建大河套區創新走廊

香港與深圳兩地政府已落實共同發展落馬洲河套區創新及科技園。該區位於港深邊界，既處“一國＂之內，又在深圳之邊、"港制"之中，享有"一國"和"兩制"雙重優勢，是驅動大灣區創新與科技發展的重要據點。建議可把毗鄰河套的深圳河兩岸一些片區也納入，並將福田保稅區改造成科技產業後勤和孵化基地，進一步提升河套區未來發展規模，形成大河套區創新發展走廊，透過加強知識產權保障和適當優惠政策，促進區內要素自由流動，佈局區域協同創新環境，推動大灣區發展成為國家級創新科技、研發與應用中心。

港深兩地可研究成立管理局，為大河套區整體規劃制訂具體分工，並給予區內科技人員及認可人士便利出入境工作安排、取消跨境科研撥款限制及免徵進口科研設備關稅等，為拓展大灣區創科發展做好基礎準備。

支援大灣區自貿港發展

"十九大"報告亦提出要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作為世界開放水準最高的特殊經濟功能區。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法律制度健全、資訊自由流通、資本市場成熟、基礎建設完善和跨國人才滙聚，相關優勢可成為大灣區自貿港發展的重要參照。中央可探討以香港為藍本，支持前海、南沙、橫琴等自貿區升級為自由貿易港，加強與包括港澳地區的境外商貿、資金與人才自由流動，為香港及全球優秀人才進駐提供便利措施，並考慮在稅務架構和優惠等方面與香港看齊。

當局亦可研究在前海、南沙等自貿港設立人民幣在岸及離岸中心，與香港攜手探索拓寬境外人民幣雙向流動通道，吸引更多香港主流及新興金融機構進駐，打造多元化跨境金融產品與服務。在促進貿易便利化發展方面，可參照香港報關模式，實施免進出口關稅政策安排，並為吸引更多海內外企業進駐提供便利、規範和高效的管理制度和經營環境，特別是支持港商爭取相關市場的准入國民待遇。

由國家級領導統籌大灣區發展

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各項規劃建設有效落實執行，並在促進全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關鍵功能，中央有必要把大灣區規劃正式納入國家發展戰略。鑒於粵港澳涉及不同社會制度和經濟體系，亦是獨立關稅區，而且三地的主政官員級別均相當高，因此宜加強大灣區管理的頂層設計，由中央政府牽頭成立大灣區統籌委員會，由一位國家級高層領導親自掛帥，督導落實整體發展規劃，並統籌國務院發改委、相關中央部委和粵港澳三地政府，負責區內重大合作事項的研究決策、協調具體執行工作推動區內各城市融合，避免重複建設。

事實上，中總和本港工商界均殷切期待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能盡快落實執行，為港商的經營拓展提供龐大新機遇。我們將積極推動粵港澳三地企業家、商會和工商團體加強聯繫，構建企業家合作平台，探討如何推動工商企業更有效參與灣區建設，並與相關政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協助反映業界訴求，為企業抓緊大灣區發展機遇提供全面支援。

原文刊載於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2018年3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中國外經貿企業服務網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訪問中亞四國和東盟期間，先後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並在2013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進一步明確提出："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是時代的要求，是把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國家利益結合起來，利用中國自身發展優勢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帶動其他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偉大創舉。

亞洲開發銀行(簡稱"亞開行")在2014年發佈的《亞洲發展展望報告》裡面指出，雖然亞洲區域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其仍然是全球主要國家中增速最快的區域，尤其是該區域主要經濟體正在執行的改革措施將繼續推動該區域領銜全球經濟增長，因此亞洲區域是實行"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

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相應的配套設施，然而目前亞洲國家在基礎設施上依然存在巨大的不足。根據亞開行的預測，2010-2020年亞太地區對基礎設施的需求高達8萬億美元。基礎設施的建設是支持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實現"一帶一路"倡議互聯互通的基本要求，而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巨額資金的支持。

"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的資金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領域：一是通信、供水和環衛設施等基礎設施領域。沿線的中亞、東南亞等國家的基礎設施較為落後，對基礎設施的新增需求強烈。二是交通、港口等跨境通道領域。"一帶一路"的暢通需要提升鐵路、公路、管道等通道能力。三是能源、資源領域。"一帶一路"跨越的地區能源和資源豐富，特別是中亞、俄羅斯等地區蘊藏著豐富的礦產、石油、天然氣等資源，開發潛力巨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雖然經濟發展迅速，但是差異較大，一些國家市場制度不完善，在這些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存在資金需求量大，投資回報期長而且未來收益不確定的問題。與此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目前跨境金融合作的層次較低，大部分的貸款集中在油氣資源開發，管道運輸等能源領域，其他領域未能從中受益。因此，為了順利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為"一帶一路"沿線特別是亞洲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我們需要對融資進行總體的規劃，構建以絲路基金為引導，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為重要支撐，以國內政策性銀行、國內商業銀行以及民間投資機構為主要基礎的多元聯動的融資機制。

充分發揮絲路基金的引導作用

2014年11月，在加強互聯互通夥伴關係對話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聯通引領發展夥伴聚焦合作》的重要講話：中國將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絲路基金成立的初衷是為“一帶一路”服務，主要使命是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產業合作等有關項目提供投融資支持。絲路基金是一個開放的平臺，它的包容性和多元化可以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提供豐富的融資渠道和方式，可以吸引有資金實力、有知識和管理經驗的銀行和投資機構參與，多方匯聚就可以優勢互補，博採眾長。絲路基金的定位是中長期的開發投資基金，注重合作項目，更注重中長期的效益和回報。不同於以往股權投資7~10年的投資週期，絲路基金的投資期限能夠到1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可以滿足一些發展中國家中長期的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需求。絲路基金首期資本金100億美元(首期注入的資本為美元)，這主要是便於國內外投資者通過市場化方式加入進來，外匯儲備通過其投資平臺出資65億美元，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亦分別出資15億、15億和5億美元。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推進，相信會有更多的資本進入。

2015年4月20日，絲路基金、三峽集團及巴基斯坦私營電力和基礎設施委員會在伊斯蘭堡共同簽署了《關於聯合開發巴基斯坦水電項目的諒解合作備忘錄》(以下簡稱《諒解備忘錄》)，該項目是絲路基金註冊成立後投資的首個項目。根據《諒解備忘錄》，絲路基金將投資入股由三峽集團控股的三峽南亞公司，為巴基斯坦清潔能源開發、包括該公司的首個水電項目——吉拉姆河卡洛特水電項目提供資金支持。電力行業是巴基斯坦政府未來十年發展規劃中優先支持的投資領域，絲路基金首個對外投資項目落地巴基斯坦的電力項目，標誌著絲路基金開展實質性投資運作邁出了重要一步，而"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旗艦，表明絲路基金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使命。從項目運營管理模式來看，卡洛特水電站計劃採用"建設—經營—轉讓"(BOT)模式運作，於2015年底開工建設，2020年投入運營，運營期30年，到期後無償轉讓給巴基斯坦政府；從項目融資方式來看，絲路基金投資卡洛特水電站，採取的是股權加債權的方式：一是投資三峽南亞公司部分股權，為項目提供資本金支持。在該項目中，絲路基金和世界銀行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同為三峽南亞公司股東；二是由中國進出口銀行牽頭並與國家開發銀行、國際金融公司組成銀團，向項目提供貸款資金支持；從控制風險方面來看，通過股權加債權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通過股權鎖定長期投資的高額回報，獲取一定股份，參與公司治理，提高投資收益的確定性，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債權獲取優先清償權，有助於控制風險。絲路基金不是援助性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逐利的，因此絲路基金在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同時要評估項目的風險，平衡好風險和收益之間的關係。

然而，就絲路基金目前的設計規模來看，即使不斷加入新的投融資機構，其資金也難以滿足"一帶一路"沿線上萬億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需求，因此我們有必要充分發揮絲路基金的引導作用，為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以及國內政策性銀行、國內商業銀行以及民間投資機構等投資指引方向，通過不同方式吸納調動各方資金，服務"一帶一路"建設。

絲路基金的資金是政策性質，象徵性和號召力較強，因此當絲路基金決定投資某一項目時，就為外界傳遞一種積極的信號，這時商業資本的逐利性和風險規避性決定了當其發現這一項目有政府保障而且有利可圖的時候，商業資本就會參與項目投資，這樣就可以吸引國際金融機構以及商業性金融機構參與進來。絲路基金還可以通過吸納境內外資金支持戰略開發項目，充分依託政府信用，向境內外金融市場發行“一帶一路”倡議專項債券，引導外匯儲備、社保、保險、主權財富基金等參與"一帶一路"投資。

充分認識國內政策性和商業性銀行以及投資機構的基礎作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目眾多，在這些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不僅需要巨大的資金，而且需要有專門的海外項目投融資的知識和經驗。

國內政策性銀行的資金為政策性質，國家信用擔保，並且本身資金實力雄厚，可以對大型、長期的項目提供融資服務。雖然政策性銀行的境外服務網絡不多，但是其合作代理行較多，因此可以通過信貸產品的發行為"一帶一路"融資服務。如2014年中國進出口銀行對"一帶一路"周邊29個國家累計貸款超過1200億美元，其中向巴基斯坦的能源和基礎設施領域提供了約8億美元融資支持，隨後還將為其提供多達十億美元的融資支持，這可以有力的促進巴基斯坦基礎設施建設，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2014年，國家開發銀行向"一帶一路"周邊29個國家累計貸款超過1200億美元，目前國家開發銀行已與世界69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多家區域、次區域金融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在中長期投融資方面具有顯著優勢，可以為"一帶一路"基礎設施的建設提供有益支持。除了本身的項目貸款，中國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還應該積極的支持有實力的中國企業"走出去"，為企業開展對外投資提供貸款支持，幫助企業進行項目的建設融資。

商業銀行的信用較好，籌資能力較強，對於"一帶一路"中的一些大型項目可以採取銀團貸款的方式為其提供融資服務，也可以利用自身境外網點眾多，牌照比較齊全等優勢，為"一帶一路"各種項目和各個企業提供各種金融服務，如可以利用人民幣發放境外貸款降低融資成本或者也可以在離岸市場開發新的避險產品，幫助境外企業降低匯兌風險。因此我們要積極發揮商業銀行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的重要作用。2015年，中國銀行將為"一帶一路"相關項目提供不低於200億美元的授信支持，而中國建設銀行也已確立相關項目資金需求約2000億元。中國工商銀行借助其境外網絡優勢，如今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的18個國家和地區擁有120家分支機搆，並與700多家銀行建立了代理行關係，其在2014年支持的"一帶一路"境外項目已達到73個，總金額達109億美元，業務遍及33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而且目前中國工商銀行已經儲備了131個"一帶一路"的重大項目，支持項目投資額高達1588億美元，涉及電力、交通、油氣、礦產、電信、機械、園區建設、農業等行業，基本實現了對"走出去"重點行業的全面覆蓋。

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簡稱"中投")是中國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在絲路基金首期資本金100億美元中，中投出資15億美元，超過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的出資額。中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國家角色"，在全球資本佈局、海外商業網絡等多方面擁有獨特優勢，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積極發揮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的重要作用。

另外，我們還要積極鼓勵民間的投資機構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為"一帶一路"建設添磚加瓦。目前中國最大的民營投資集團是中國民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民投")，註冊資本500億元人民幣，由中國59家知名的民營企業發起成立，參股股東均為大型民營企業。2015年3月27日，中民投宣佈將帶領數十家國內優勢產業龍頭民營企業，共同在印度尼西亞投資50億美元建設中民投印尼產業園，且投資規模短期內將超過百億美元，主要包括鋼鐵在內的水泥、鎳礦、港口等四大產業項目，這是中民投貫徹落實"一帶一路"國家倡議、踐行企業國際化的最新舉措。民營企業在技術、管理、工藝等方面都具有比較大的優勢，但是相比政府背景的銀行和機構來說，抵禦風險的能力較低，因此他們在選擇投資項目時會事先對其進行詳細的考察、論證，在形成一套比較成熟的投資方案之後才會最終確定投資方案。這樣就可以保證確定的項目在一定時間內基本上都能順利完成，減少爛尾風險，可以有效的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

我們應該摒棄以往參與跨國基礎設施援助項目和部分工程承包項目中"政府主導"的觀念，以更加"市場化"的運作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因此要鼓勵民間資本參與"一帶一路"信貸項目，加快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步伐，創新公私合營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簡稱PPP模式)。通過PPP模式既可以在不過度增加財政負擔和不加稅的情況下改善一國基礎設施建設並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也可以有效的"撬動"私營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建設，所以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涉及到的能源、水和污水處理、運輸和通訊等部門可充分發揮PPP模式的作用。

綜上所述，助力"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各個資金提供機構之間不是各自為戰、相互競爭的關係，而是相互合作、協同發展的關係。為了推進項目融資的有效進行，我們要形成多方聯動的融資機制。"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一般項目都需要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相配合，在充分發揮絲路基金的引導作用的基礎上，由絲路基金聯合其他投資機構比如亞投行共同投資股權，中投也可以附加參與一部分股權投資，啟動一些本來因缺少資本金而難於獲得貸款的項目，然後由中國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跟進發放貸款，由商業銀行為項目參與企業提供銀行業務，積極引進民間資本參與項目建設，多方聯動，共同促進項目實施，有力的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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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對外銀行亞洲首席經濟學家夏樂

中國內地對外直接投資的強勁勢頭在去年遭受重創。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投資)增長率達到了49.3%。

然而，監管當局去年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資本外流。去年8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規範了對境外直接投資的監管，並將對外投資劃分成三個組別：受鼓勵的投資、限制性的投資 和禁止性的投資。

受鼓勵的投資組別包括對國家的發展和經濟增長有重要意義的領域，例如與「一帶一路」相關的基礎建設投資、高科技投資、先進製造業及研發投資等；受限制的投資組別包括對房地產、體育、酒店、娛樂及電影業的投資；而禁止的投資組別則包括賭博和色情行業。

監管當局對海外直接投資的收緊措施證實是有效的。自2017年8月起，中國在房地產、體育和娛樂領域再也沒有錄得對外投資。與此同時，對大宗商品和能源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比例則開始上升。2017年，這些領域共佔整體對外直接投資的49.4%，遠超2016年的29%。

儘管去年對外直接投資全面下降，當局仍然繼續強調他們對發展「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決心。因此，內地去年對65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總額仍然跟2016年持平，而對「一帶一路」國家投資的所佔比率亦從2016年的8%上升至2017年的12%。

當局對海外投資的選擇性限制措施，導致國有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超出了私營企業，因為前者的海外投資項目大多與政府偏好的「一帶一路」投資相關。此外，他們在國際建築項目中也獨具優勢，有更多機會作出建築相關的投資。

然而，這些國有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國有銀行資金的支持，這引起了國際社會對公平競爭環境的關注。

展望未來，中國內地的對外直接投資機遇與挑戰並存。值得鼓舞的是，儘管全球民粹主義抬頭，惟很多國家對境外投資的態度在過去兩年持續改善。我們的研究發現，與2015年相比，海外媒體對中國投資境外基建的情緒在2017年有所提升。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機遇同樣存在於政府主導的項目。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成立了價值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以促進基建投資。此外，北京以500億美元的資金分別創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和新金磚國家開發銀行。

2015年，國家也設立了中拉合作基金和中拉產能合作基金，以促進與拉美國家的合作。隨著經濟合作和基礎建設融資與日俱增，中國對這些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將會顯著增加。因此，拉美國家將得到更多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今後也將出現更多的雙邊借貸和投資項目。

然而，中國對外投資也面對內外挑戰。近年，日益升溫的反全球化運動令國際大環境增添不確定因素。美國已多次表示對中國利用對外直接投資獲取技術的行為不滿。歐盟也發布了審查外資的新框架，避免外資在某些敏感行業進行敵意收購。該框架目前獲得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支持。隨著中國在商業、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影響力日益增加，澳洲近期也表示將收緊電力設施和農業土地領域的外國直接投資。

儘管全球環境動盪不穩，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長遠仍會有所增長。這是因為當局正不斷推進「一帶一路」項目，同時也支持中國企業對外收購先進技術和戰略性資產。另外，基於中國內地與金磚國家的合作日趨頻繁，預期雙方的投資和貿易聯繫也將不斷加強，而國家的眾多產業也將受惠。這些政府倡導的措施將有助促進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並擴大中國商品和服務的海外市場，為中國企業創造更多商機。

在貼息融資的支持下，工程與建築、設計、鐵路信號系統與機車車輛、鋼鐵機械、航太及防禦等領域將於短期內得益。從中長期來看，我們認為港口運營、鐵路和其他的公共設施將會從中國內地與「一帶一路」國家的雙邊投資中獲益。此外，礦業、運輸基礎設施、製造和信息傳訊等領域也會受惠。

內地對外投資的領域將從房地產、酒店和娛樂行業轉向基礎設施領域，並繼續由國有企業支配。中期來說，由政府主導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等計劃不僅可推動基建相關投資，而且促進雙邊貿易的發展。這些舉措也將增加人民幣在基建項目和貿易投資中的使用，從而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原文刊載於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2018年4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雖然印度多次公開質疑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動機，卻慢慢成為相關基建資金的一大受惠國。

亞投行出資協助印度中央邦改善落後的道路網絡。

今年6月，總部設於北京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在孟買舉行第三屆理事會年會，不少人都對選址大感意外。然而，這個決定不但符合該行的長遠願景，也充分體現其近期的投資趨向。印度過去多次公開抨擊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質疑背後暗藏政治動機，可是過去一年多以來，中印雙方卻攜手投資多個基建項目，而亞投行正是主要的投資工具。

事實上，印度是亞投行第二大股東，僅在中國之後，近期更是最大得益者之一。截至目前為止，亞投行合共批出53億美元貸款，當中印度項目獲得約13億美元，佔總貸款額約四分之一。

亞投行行長金立群是一位學者，也曾經是銀行高層，在6月25日的年會開幕禮上談到該行與「一帶一路」的關係：「除了正式合作外，亞投行的成員國也參與各種各樣的地區基建及貿易安排，『一帶一路』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金立群也出席了7月2日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法治合作國際論壇，並在致辭時重申上述觀點：「我認為，亞投行投資的所有項目都與『一帶一路』息息相關。」

亞投行至今共批准了28個投資項目，當中7個位於印度，包括兩項為當地基建而設的基金，以及5個發展項目，全部都可為「一帶一路」帶來助益。現時，該行正審批另外5項與印度有關的投資。

在基建基金方面，今年6月24日，亞投行通過向印度政府主導的國家投資及基建基金第一期注資1億美元，令基金總額達7億美元，用作投資當地各項基建項目，解決現時部分工程面對的資金不足問題。North Haven India Infrastructure Fund則是一個由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管理的私募基金，集資目標為7.5億至10億美元，亞投行已承諾注資1.5億美元。

印度中央邦農村道路發展計劃是最新一個獲亞投行注資的項目。中央邦是印度第二大邦，不過也是最貧困的地區之一。上述項目將斥資5.02億美元，改善邦內道路網絡，預計可惠及5,640條村莊約150萬居民，讓他們更易前往各地，享用教育、醫療及零售設施。

中央邦農村道路發展計劃規模浩大，包括為10,000公里長的現有道路鋪蓋路面物料，又會興建全長510公里的新道路，並設立市政輔助設施，管理及維護建成後的道路網絡。為實現這些目標，亞投行同意投資1.4億美元，另外2.1億美元來自世界銀行，餘下金額則由印度政府承擔。

亞投行又決定注資3.29億美元，與印度古吉拉特邦政府攜手落實當地的農村道路計劃。該行還參與印度兩項以改善輸電設施為目標的項目，包括為安德拉邦的無間斷全民供電計劃提供1.6億美元資金，大幅改善當地輸電網絡。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及安德拉邦政府都是該項目的出資方。

另外，亞投行承諾提供1億美元，協助印度第11大邦泰米爾納德邦落實當地的輸電系統強化計劃。該項目的資金來源還包括亞洲開發銀行及印度電網公司(Power Grid Corporation)。

班加羅爾地鐵計劃第六線發展工程是亞投行目前在印度的最大投資項目。工程旨在拓展班加羅爾的現有地鐵系統，包括發展全長22公里的新路線，以及興建18個新車站，預計總成本達17.85億美元。現時，亞投行已承諾出資3.35億美元，歐洲投資銀行及印度政府也會提供資金。

特約記者　Geoff de Freitas　孟買報道

尼泊爾剛與中國簽署14項「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之後也須更加積極與印度保持睦鄰友好關係。

跨越喜馬拉雅的貿易路線十分重要，尼泊爾得以成為「一帶一路」主要合作夥伴。

上月，尼泊爾新當選總理奧利(Khadga Prasad Sharma Oli)往訪北京，行程為期5天，相信已為「一帶一路」合作敞開大門，而14個相關項目現已獲尼泊爾政府批准動工。此外，該國多個已動工的水力發電站項目也重新啟動。根據中國與尼泊爾簽署的多項諒解備忘錄，這些新項目旨在提升兩國的跨境聯繫。

兩國在奧利結束訪華行程後發表聲明，同意「加快落實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開展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加強口岸、公路、鐵路、航空及通訊等方面的互聯互通，打造跨喜馬拉雅立體互聯互通網絡。」中國總理李克強與奧利舉行會談，並表示：「希望短期內能與尼泊爾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不過，整體而言，奧利訪華的最重要成果，是允許中國青藏鐵路網絡由現時鄰近尼泊爾邊境的終點站延伸至加德滿都，把尼泊爾首都與拉薩連接起來，繼而通往廣大的中國鐵路網。雖然這個鐵路延伸項目尚有多方面未有最終定案，但中國已同意提供資助，以深入研究鐵路延線的可行性。

這項初步研究將於下個月完成，隨後將進行更為深入的評核，為期兩年。鐵路延線項目將須鋪設總長度約540公里的路軌，預期於2025年通車。

根據現時估計，鐵路延線項目的最終成本由25億美元至80億美元不等。鑒於尼泊爾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僅多於200億美元，該國應難以獨力承擔全部成本。尼泊爾尋求融資的對象自然是兩大鄰邦，即中國及印度，期望兩國可以為這項龐大的基建升級工程以及多個已動工能源項目出資。若由尼泊爾獨自出資，將為往後數代國民帶來沉重債務負擔，直至22世紀才有望產生回報。

從上述問題可見，尼泊爾在尋求經濟發展時，也要在中印兩大鄰邦之間取得平衡，不能過分靠攏或疏遠任何一方。不過，中印兩國一直互相競爭，合作較少。長久以來，印度差不多壟斷了尼泊爾的對外及內部貿易，但尼泊爾政府官員已明言，力求推動貿易多元化政策，但印度政府對此不以為然，令當地形勢更加複雜。

不過，當前局勢未有阻止中國公然攏絡這個人口達3,000萬的內陸鄰國，而印度對尼泊爾的援助金額卻相形見絀。舉例來說，2017年，中國承諾提供83億美元支援尼泊爾的基建及能源發展項目，較同期印度提供的3.17億美元多逾26倍。

中國投資尼泊爾雖有眾多挑戰，但潛在回報卻十分吸引。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目標之一是為西部落後地區(包括西藏及新疆)開拓新市場，所以，開通一條經尼泊爾至印度的暢通貿易路線顯然是一項優先要務。

為此，中國官員已提出建立中尼印經濟走廊的構思，相當於中國-巴基斯坦-印度經濟走廊建議。目前為止，印度拒絕參與其中。事實上，毗鄰尼泊爾邊境的北方邦是印度主要的食品生產及製造樞紐之一，若有一條直接通往中國的路線，顯然對當地有利。鑒於三國都可以從經濟走廊中受惠，因此仍然大有可能達成三方互聯互通貿易協定。

特約記者　Geoff de Freitas　加德滿都報道

中國外經貿企業服務網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現狀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起步較晚，遲至2007年才開始大規模直接投資。但在過去的10多年間，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一直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呈現出如下特點：

1. 持續快速增長趨勢

從流量看，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統計，2003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OFDI流量僅2.02億美元，2015年飆升到189.3億美元，同比增長38.6%，年均增速高達46.0%，比同期中國OFDI總流量年均38.8%的增速快7.2個百分點，占中國OFDI總流量的比例也從 7.1%上升至 13%。從存量看，2003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存量為13.2億美元，佔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4%，2015年，這一指標飆升為1156.8億美元，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10.5%，2003年-2015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投資存量年均增速高達45.2%，比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增速快11.4個百分點。

2. 近鄰化分佈趨勢

近些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在空間分佈上，呈現出先近後遠的特徵。按照規模大小，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最集中地區依次為東南亞、北亞(俄羅斯和蒙古)、中東、中亞和南亞，除中東地區外，均為我國鄰國。其中東盟10國是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最集中的地區。

3. 集聚化趨勢

從空間分佈來看，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金額有明顯集聚化趨勢。截至2015年，有15個國家承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20億美元。據此，作者計算了首位國家集中度等指標。結果發現，無論是首位國家集中度、前3名國家集中度、前5名國家集中度，還是前10名、前15名國家集中度都基本隨著時間序列的推進，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集聚化趨勢。

4．東道國排名變化大，與大宗商品價格漲落保持一致性的順週期性趨勢

近年來，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還出現了東道國年度排名變化比較大，與大宗商品價格漲落保持較明顯一致性等順經濟週期性特徵。從流量上看，2014年有10個國家承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超過了5億美元，但在2015年，只有8個國家超過了5億美元，除新加坡、俄羅斯、印尼、阿聯酋和老撾5國外，巴基斯坦、泰國、伊朗、馬來西亞和蒙古5國直接出局，新增了印度、土耳其、越南3國。而資源豐富的中亞、北亞和西亞地區，近年來隨著大宗商品價格走軟，已經變成了我國主要的撤資地區，其中哈薩克斯坦撤資25.1億美元，伊朗撤資5.5億美元，分別名列我國總撤資榜的第2位和第4位。這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非常明顯的順週期性，這種結構並不利於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獲取穩定的資源供給。從存量看，東道國排名也顯現出明顯的變化。2015年，承接我國OFDI存量累計超過40億美元的國家一共有8個，依次是：新加坡、俄羅斯、印尼、哈薩克斯坦、老撾、阿聯酋、緬甸、巴基斯坦。其中，阿聯酋進步最大，從第14位前進到了第6位；蒙古則退步最大，從第7位退到了第10位；哈薩克斯坦雖然只從第3位退到了第4位，但對其投資存量大幅下降了32.4%。

5. 產業多元化和升級化趨勢

近十年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行業結構呈現多元化和升級化趨勢。從三次產業角度劃分，我國直接投資主要分佈在農業、能源、金屬、化學、其他工業和公用事業等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占比雖僅15.6%，但其佔比不斷提升。其中2005年-2011年，第三產業佔比平均為7.6%；2012年-2016年上半年，第三產業佔比升至24.9%，2012年和2016年上半年佔比還分別升至34.2%和35.1%，產業升級特徵明顯。如表5所示，中國投資是先從能源、化學等行業起步，2006年開始擴展到農業、金屬、交通、地產等行業，2007-2009年又拓展至科技教育、金融等更高技術含量行業，2012-2013年開始涉足娛樂和旅遊等服務業，2015年以後還涉足公用事業，呈現出從資源導向到資金密集型行業，進而升級到高科技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趨勢。

總體來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目前還不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中國對其投資尚比較有限。目前中國對"一帶一路"投資主要流向有較穩定合作機制的周邊國家，例如中國東盟自貿區中的新加坡、印尼、緬甸和老撾等國，上海合作組織中的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等成員國及印度、巴基斯坦、蒙古等觀察員國。值得提到的是，近年來中國對老撾、緬甸、柬埔寨和蒙古等欠發達鄰國的直接投資有了較大增長，但對經濟發展水平更高、制度環境也更為穩健的東歐諸國以及東盟中的馬來西亞、泰國直接投資的重視程度則明顯不夠。當然，由於近年來主權糾紛，中國對菲律賓、越南的直接投資也不多。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中存在的問題

鑒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處地緣政治敏感區和風險集中帶，這使得我國OFDI面臨的問題比較多，具體說來，主要表現在：

1．空間分佈不合理，大多數東道國投資環境不好

鑒於中國OFDI有近鄰化趨勢，而這些國家投資環境卻大多不太理想。根據中國電子科學研究院2016年所編制的"絲路信息化指數"，"一帶一路"國家總體得分均不高，其中得分最高的為新加坡，評分為7.05；排名最低的國家為不丹，評分僅為2.93。從地區分佈來看，中東歐國家信息化投資環境最為成熟，平均得分在4.88分，但我國對其投資非常少。東南亞居其次，平均得分4.81，是我國對外投資分佈最多的地區。獨聯體國家平均得分排名第三，但除俄羅斯外，我國對其直接投資都不多。中東和中亞國家雖普遍在能源資源方面具有強大保障能力，也是我國直接投資分佈較集中的地區，但其平均得分分別為4.47和4.03。南亞國家平均值僅為3.62，大多數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非常薄弱，但近幾年我國對其投資卻增長很快。很顯然，中國OFDI這種空間佈局不是太好，有重構必要。

2．對外直接投資行業集中，投資失敗案件比較高

長期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的行業分佈一直比較集中。據Merger market數據，在2005年至2016年6月這段時間內，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跨國並購的行業分類數據中，排名前五名的行業分別是能源(佔比55.6%)、金屬開採及冶煉業(佔比11.6%)、交通製造業(佔比8.2%)、地產業(佔比6.8%)，表現出非常明顯的資源尋求型特徵，資源類並購佔比67.2%。雖然近年來，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投資已經開始多元化，但總體尚未形成規模。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行業結構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通過OFDI，中國獲得了大量的資源補給，緩解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導致的資源不足問題；另一方面，便利資源的獲得，也會弱化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動力。隨著近些年美聯儲不斷加息和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明顯下滑，這不僅使相關產業投資不斷萎縮，也使東道國對我國資本的疑慮不斷加重，中國OFDI風險不斷累積。據Heritage Fundation統計，從2005年至2016年上半年，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投資失敗案件51宗，失敗金額686.8億美元，明顯高於其他地區佔比。其中能源業投資失敗佔比69.5%；金屬業佔比9.2%；而且從年度數據看，這些行業的投資失敗事件出現最為頻繁。

3．"走出去"企業多為國有企業，而且主要是央企

目前"一帶一路"建設仍處於初期階段，以"道路聯通"，即基建、運輸等項目為主。但從投資規模來看，央企是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投資的主力軍，地方企業和民營企業只能發揮補充性作用。據Heritage Foundation統計，截至2016 年上半年，央企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型項目投資的存量為1333.1億美元，佔中國對“一帶一路”大型項目投資總量的69.3%。與那些具備豐富投資經驗的跨國公司和開發銀行相比，中國企業甄別有利可圖的項目和控制風險的能力更差。隨著海外基礎設施貸款迅速增加，由於信息披露較慢，還款期更長，這些投資未來可能會為中國金融體系帶來新一輪資產質量問題。

4．培育競爭對手，可能導致產業"空心化"

長期以來，中國企業由於缺乏管理、技術、品牌和渠道等競爭優勢，面對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時，只是一味依賴國內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因此，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就比較容易培養競爭對手，導致國內相關產業出現"空心化"現象。例如紡織業，隨著我國對越南、印度投資力度的加大，當地興起的相關競爭企業越來越多，這些發展中國家企業在美國等第三市場的份額越來越高，進而導致我國紡織產業競爭優勢不斷下降，甚至導致一定程度的產業空心化。類似的行業還有家電、箱包等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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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英中貿易協會與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聯合發表一份新報告，全面探討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鴻圖大計。該報告旨在為英國公司提供實用指南，以便發掘「一帶一路」商機。報告分為多個章節，內容簡明扼要，涉及7個主要領域及13個主要地區，幫助有關公司瞭解所屬行業可以把握的機遇，以及應該如何作出部署。

英國駐華大使吳百納(Barbara Woodward)：

「英國公司應可擔當重要角色.....新市場將打開大門，而新供應鏈將改變全球貨物運輸的途徑。」

詳情參見：www.cbbc.org/sectors/one-belt,-one-road (英文)

普華永道中國

主要發現匯總

• 自2014年以來，中國大陸企業在醫藥領域的海外投資呈大幅增長態勢，交易量上升6倍多，交易金額複合年增長率高達85%，於2017年上半年達43.53億美元(約289.5億元人民幣)。造成該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國內並購交易市場火熱導致優質標的數量減少但估值升高，因此國內企業紛紛將目光投向海外，尋求估值合理的收購標的；另一方面是人民幣近年來面臨貶值壓力，驅使國內企業選擇收購海外資產。

• 民營企業主導海外醫藥並購市場，近三年來交易總額高達國有企業的21倍。該現象與我國政府大力鼓勵社會辦醫，促使民營企業在醫療健康市場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相一致。

• 具體至行業方面，較醫療器械產業而言，國內企業更多地選擇在生物製藥產業進行海外投機交易。但無論哪個細分產業，國內企業從事海外投資的主要目的是將海外的優質醫療資源或業務模式引進國內，加速其國內醫療健康業務戰略佈局，同時將收購的作為海外開拓市場的平台。

• 在投資地區方面，中國企業依然傾向於在歐美發達國家和地區投資大健康產業，原因主要是這些國家和地區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醫藥科技、平台和品牌，並有巨大而成熟的消費者市場。

• 相較於國內企業並購而言，海外企業來華開展醫藥領域投資的交易數量及金額都小得多，顯示目前在醫藥投資領域，更多是我國企業"走出去"，而非將海外資源"引進來"，主要原因是國內醫藥企業的研發能力尚存較大提升空間。

未來展望

• 中央政府於2017年8月發佈《關於進一步引導和規範境外投資方向指導意見的通知》，明確表示要"重點推進有利於'一帶一路'建設和周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境外投資"，"加強與境外高新技術和先進製造業企業的投資合作，鼓勵在境外設立研發中心"，均為國內企業參與海外醫藥領域投資交易，尤其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提供良好政策基礎。因此，國內企業出境開展醫藥領域投資交易的勢頭預計將繼續增長。

• 受"一帶一路"戰略的影響，亞太區有望成為中國投資者日漸關注的新興投資目的地。同時，在歐美國家和地區，國內投資者特別是民營企業，可能在海外投資面臨更大的壓力及挑戰。例如，在收購高科技等敏感行業方面，2016年2月，出於對美國當局的監管壓力，美國某半導體生產企業就拒絕了華潤集團旗下公司價價值26億美元的收購邀約。

• 同時，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持續推進，將可能有越來越多的海外投資者來華投資醫藥領域，尤其是促進國內養老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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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 CITY BUSINESS Magazine

沉寂百年之後，曾經的中亞通衢今天再次華麗登臨歷史的舞台。就此，城大商學院雜誌編緝Eric Collins探幽索隱古代絲綢之路的緣起，並追尋二十一世紀新絲綢之路的深意所在。

逶迤崎嶇的絲綢之路，發端古遠，綿延至今。自中國而起，穿越塔克拉瑪幹沙漠到達驛路的中心點撒馬爾罕，再經中亞細亞大草原，抵地中海之濱而迄，悠長的絲綢之路無疑是當今世界全球化的開山鼻祖。馱滿香料、絲綢、香水和寶石的駱駝隊在中國和歐洲之間冉冉穿行，引發幾許浪漫遐思。然而，這究竟是一條怎樣的通道？何人何物循何路何往？流通其上的僅止於商品貨物，抑或也盛載着文化和思想的遷移？史上絲路之意蘊幾許深長？與當今中國發展政策「一帶一路」之間又有何聯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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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明昊 (中國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美國的主要智庫開始真正把“一帶一路”當回事了。近日，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合作舉辦了有關“一帶一路”和中美關係的研討會。CSIS還展開了“重新連接亞洲研究計劃”。布魯金斯學會、美國進步中心、全國亞洲研究局(NBR)等機構學者也開始了對“一帶一路”的研究，甚至設立了專門的研究項目。

近年來，美國對中國倡議的“過度反應”給中美關係發展帶來了阻礙。實際上，華盛頓原本可以有更適當和更聰明的回應方式。對於總部位於北京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美國政府以達不到管理和貸款方面的“全球最高標準”等為借口，費勁地勸說歐洲盟友不要加入這一機制，但最終英國、德國、法國等不顧美國阻力選擇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

對此，曾供職於世界銀行的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稱，美國真正擔心的是中國建立的機制會削弱美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英國決定加入亞投行堪稱對美國的可貴衝擊。沃爾夫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是有益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世界需要新的機制，不會僅僅因為美國不參與就停止前進。

4月13日，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華盛頓與世界銀行行長金墉簽署了雙方首份聯合融資框架協議。這份協議可以讓這兩個機構共同資助開發項目，標誌着兩家國際機構在應對世界巨大的基礎設施需求方面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此前，亞投行還與美國和日本主導的亞開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以及英國國際發展部達成合作共識，共同為項目融資。亞投行預計今年將批准約12億美元融資，包括支持修建在中亞和巴基斯坦的交通道路。

亞投行更多的是對北京的考驗而不是針對美國的所謂勝利。這是中國人首次嘗試在國際發展領域提供公共產品，表明了中國對全球治理中多邊主義的積極擁抱。中國領導人有充分的動機，支持亞投行以符合“精干、廉潔、綠色”原則的方式發展。亞投行被期待能更有效率，不容忍腐敗和促進可持續發展。尤其是，亞投行希望在其註冊資本達到與世界銀行同等規模時，僱員僅為後者的三分之一。

未來十年全球基礎設施融資需求高達10萬億美元，亞投行與世行、亞開行等多邊開發機構擁有廣闊的合作空間，並不存在競爭。金立群多次強調，美國公司不會被排除在亞投行業務範圍之外。曾經在世界銀行任職近30年的美國律師娜塔莉.利希籐斯坦很早就被熱情地聘請為亞投行的顧問。亞投行重視的是人才資質和能力，而非這個人持哪國護照。

在“一帶一路”方面，北京對美國也保持著開放的態度。2015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期間，明確表示歡迎美國參與到“一帶一路”的合作中來。

為了促進阿富汗經濟發展以及中亞和南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美國在2011年提出“新絲綢之路”計劃。到了2014年，“新絲綢之路”計劃進一步聚焦四個主要領域，即發展地區能源市場、促進貿易和交通、提升海關和邊境管控、加強商業和人員聯繫。這與中國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目標非常相近，兩者存在相互對接的可能性。

事實上，中美近年已經在阿富汗事務上進行了開拓性的合作，現在需要大膽地再向前一步。雙方可以共同支持電網等基礎設施建設、升級邊境設施、推動過境貿易協定談判等。中美還可以在“中亞地區經濟合作”(CAREC)等多邊框架下開展合作。去年6月，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與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官員就如何使“新絲綢之路”計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互為補充展開商討。

北京並不奢望奧巴馬政府會熱情支持“一帶一路”，但希望美國方面認真地對待中美構建全球發展伙伴關係的巨大潛力。“一帶一路”為此提供了一個窗口。美國不應對中國提出的任何倡議都過度反應，它們並非零和遊戲。正如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何漢里所言，一個更成功和自信的美國應該更冷靜地面對中國的崛起，在國際發展領域，華盛頓不必緊張，它應當有信心採取另一種態度─讓中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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