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爾剛與中國簽署14項「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之後也須更加積極與印度保持睦鄰友好關係。

跨越喜馬拉雅的貿易路線十分重要，尼泊爾得以成為「一帶一路」主要合作夥伴。

上月，尼泊爾新當選總理奧利(Khadga Prasad Sharma Oli)往訪北京，行程為期5天，相信已為「一帶一路」合作敞開大門，而14個相關項目現已獲尼泊爾政府批准動工。此外，該國多個已動工的水力發電站項目也重新啟動。根據中國與尼泊爾簽署的多項諒解備忘錄，這些新項目旨在提升兩國的跨境聯繫。

兩國在奧利結束訪華行程後發表聲明，同意「加快落實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開展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加強口岸、公路、鐵路、航空及通訊等方面的互聯互通，打造跨喜馬拉雅立體互聯互通網絡。」中國總理李克強與奧利舉行會談，並表示：「希望短期內能與尼泊爾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不過，整體而言，奧利訪華的最重要成果，是允許中國青藏鐵路網絡由現時鄰近尼泊爾邊境的終點站延伸至加德滿都，把尼泊爾首都與拉薩連接起來，繼而通往廣大的中國鐵路網。雖然這個鐵路延伸項目尚有多方面未有最終定案，但中國已同意提供資助，以深入研究鐵路延線的可行性。

這項初步研究將於下個月完成，隨後將進行更為深入的評核，為期兩年。鐵路延線項目將須鋪設總長度約540公里的路軌，預期於2025年通車。

根據現時估計，鐵路延線項目的最終成本由25億美元至80億美元不等。鑒於尼泊爾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僅多於200億美元，該國應難以獨力承擔全部成本。尼泊爾尋求融資的對象自然是兩大鄰邦，即中國及印度，期望兩國可以為這項龐大的基建升級工程以及多個已動工能源項目出資。若由尼泊爾獨自出資，將為往後數代國民帶來沉重債務負擔，直至22世紀才有望產生回報。

從上述問題可見，尼泊爾在尋求經濟發展時，也要在中印兩大鄰邦之間取得平衡，不能過分靠攏或疏遠任何一方。不過，中印兩國一直互相競爭，合作較少。長久以來，印度差不多壟斷了尼泊爾的對外及內部貿易，但尼泊爾政府官員已明言，力求推動貿易多元化政策，但印度政府對此不以為然，令當地形勢更加複雜。

不過，當前局勢未有阻止中國公然攏絡這個人口達3,000萬的內陸鄰國，而印度對尼泊爾的援助金額卻相形見絀。舉例來說，2017年，中國承諾提供83億美元支援尼泊爾的基建及能源發展項目，較同期印度提供的3.17億美元多逾26倍。

中國投資尼泊爾雖有眾多挑戰，但潛在回報卻十分吸引。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目標之一是為西部落後地區(包括西藏及新疆)開拓新市場，所以，開通一條經尼泊爾至印度的暢通貿易路線顯然是一項優先要務。

為此，中國官員已提出建立中尼印經濟走廊的構思，相當於中國-巴基斯坦-印度經濟走廊建議。目前為止，印度拒絕參與其中。事實上，毗鄰尼泊爾邊境的北方邦是印度主要的食品生產及製造樞紐之一，若有一條直接通往中國的路線，顯然對當地有利。鑒於三國都可以從經濟走廊中受惠，因此仍然大有可能達成三方互聯互通貿易協定。

特約記者　Geoff de Freitas　加德滿都報道

中國外經貿企業服務網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現狀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起步較晚，遲至2007年才開始大規模直接投資。但在過去的10多年間，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一直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呈現出如下特點：

1. 持續快速增長趨勢

從流量看，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統計，2003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OFDI流量僅2.02億美元，2015年飆升到189.3億美元，同比增長38.6%，年均增速高達46.0%，比同期中國OFDI總流量年均38.8%的增速快7.2個百分點，占中國OFDI總流量的比例也從 7.1%上升至 13%。從存量看，2003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存量為13.2億美元，佔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4%，2015年，這一指標飆升為1156.8億美元，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10.5%，2003年-2015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投資存量年均增速高達45.2%，比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增速快11.4個百分點。

2. 近鄰化分佈趨勢

近些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在空間分佈上，呈現出先近後遠的特徵。按照規模大小，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最集中地區依次為東南亞、北亞(俄羅斯和蒙古)、中東、中亞和南亞，除中東地區外，均為我國鄰國。其中東盟10國是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最集中的地區。

3. 集聚化趨勢

從空間分佈來看，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金額有明顯集聚化趨勢。截至2015年，有15個國家承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20億美元。據此，作者計算了首位國家集中度等指標。結果發現，無論是首位國家集中度、前3名國家集中度、前5名國家集中度，還是前10名、前15名國家集中度都基本隨著時間序列的推進，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集聚化趨勢。

4．東道國排名變化大，與大宗商品價格漲落保持一致性的順週期性趨勢

近年來，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還出現了東道國年度排名變化比較大，與大宗商品價格漲落保持較明顯一致性等順經濟週期性特徵。從流量上看，2014年有10個國家承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超過了5億美元，但在2015年，只有8個國家超過了5億美元，除新加坡、俄羅斯、印尼、阿聯酋和老撾5國外，巴基斯坦、泰國、伊朗、馬來西亞和蒙古5國直接出局，新增了印度、土耳其、越南3國。而資源豐富的中亞、北亞和西亞地區，近年來隨著大宗商品價格走軟，已經變成了我國主要的撤資地區，其中哈薩克斯坦撤資25.1億美元，伊朗撤資5.5億美元，分別名列我國總撤資榜的第2位和第4位。這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非常明顯的順週期性，這種結構並不利於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獲取穩定的資源供給。從存量看，東道國排名也顯現出明顯的變化。2015年，承接我國OFDI存量累計超過40億美元的國家一共有8個，依次是：新加坡、俄羅斯、印尼、哈薩克斯坦、老撾、阿聯酋、緬甸、巴基斯坦。其中，阿聯酋進步最大，從第14位前進到了第6位；蒙古則退步最大，從第7位退到了第10位；哈薩克斯坦雖然只從第3位退到了第4位，但對其投資存量大幅下降了32.4%。

5. 產業多元化和升級化趨勢

近十年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行業結構呈現多元化和升級化趨勢。從三次產業角度劃分，我國直接投資主要分佈在農業、能源、金屬、化學、其他工業和公用事業等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占比雖僅15.6%，但其佔比不斷提升。其中2005年-2011年，第三產業佔比平均為7.6%；2012年-2016年上半年，第三產業佔比升至24.9%，2012年和2016年上半年佔比還分別升至34.2%和35.1%，產業升級特徵明顯。如表5所示，中國投資是先從能源、化學等行業起步，2006年開始擴展到農業、金屬、交通、地產等行業，2007-2009年又拓展至科技教育、金融等更高技術含量行業，2012-2013年開始涉足娛樂和旅遊等服務業，2015年以後還涉足公用事業，呈現出從資源導向到資金密集型行業，進而升級到高科技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趨勢。

總體來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目前還不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中國對其投資尚比較有限。目前中國對"一帶一路"投資主要流向有較穩定合作機制的周邊國家，例如中國東盟自貿區中的新加坡、印尼、緬甸和老撾等國，上海合作組織中的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等成員國及印度、巴基斯坦、蒙古等觀察員國。值得提到的是，近年來中國對老撾、緬甸、柬埔寨和蒙古等欠發達鄰國的直接投資有了較大增長，但對經濟發展水平更高、制度環境也更為穩健的東歐諸國以及東盟中的馬來西亞、泰國直接投資的重視程度則明顯不夠。當然，由於近年來主權糾紛，中國對菲律賓、越南的直接投資也不多。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中存在的問題

鑒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處地緣政治敏感區和風險集中帶，這使得我國OFDI面臨的問題比較多，具體說來，主要表現在：

1．空間分佈不合理，大多數東道國投資環境不好

鑒於中國OFDI有近鄰化趨勢，而這些國家投資環境卻大多不太理想。根據中國電子科學研究院2016年所編制的"絲路信息化指數"，"一帶一路"國家總體得分均不高，其中得分最高的為新加坡，評分為7.05；排名最低的國家為不丹，評分僅為2.93。從地區分佈來看，中東歐國家信息化投資環境最為成熟，平均得分在4.88分，但我國對其投資非常少。東南亞居其次，平均得分4.81，是我國對外投資分佈最多的地區。獨聯體國家平均得分排名第三，但除俄羅斯外，我國對其直接投資都不多。中東和中亞國家雖普遍在能源資源方面具有強大保障能力，也是我國直接投資分佈較集中的地區，但其平均得分分別為4.47和4.03。南亞國家平均值僅為3.62，大多數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非常薄弱，但近幾年我國對其投資卻增長很快。很顯然，中國OFDI這種空間佈局不是太好，有重構必要。

2．對外直接投資行業集中，投資失敗案件比較高

長期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的行業分佈一直比較集中。據Merger market數據，在2005年至2016年6月這段時間內，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跨國並購的行業分類數據中，排名前五名的行業分別是能源(佔比55.6%)、金屬開採及冶煉業(佔比11.6%)、交通製造業(佔比8.2%)、地產業(佔比6.8%)，表現出非常明顯的資源尋求型特徵，資源類並購佔比67.2%。雖然近年來，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投資已經開始多元化，但總體尚未形成規模。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行業結構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通過OFDI，中國獲得了大量的資源補給，緩解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導致的資源不足問題；另一方面，便利資源的獲得，也會弱化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動力。隨著近些年美聯儲不斷加息和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明顯下滑，這不僅使相關產業投資不斷萎縮，也使東道國對我國資本的疑慮不斷加重，中國OFDI風險不斷累積。據Heritage Fundation統計，從2005年至2016年上半年，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投資失敗案件51宗，失敗金額686.8億美元，明顯高於其他地區佔比。其中能源業投資失敗佔比69.5%；金屬業佔比9.2%；而且從年度數據看，這些行業的投資失敗事件出現最為頻繁。

3．"走出去"企業多為國有企業，而且主要是央企

目前"一帶一路"建設仍處於初期階段，以"道路聯通"，即基建、運輸等項目為主。但從投資規模來看，央企是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投資的主力軍，地方企業和民營企業只能發揮補充性作用。據Heritage Foundation統計，截至2016 年上半年，央企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型項目投資的存量為1333.1億美元，佔中國對“一帶一路”大型項目投資總量的69.3%。與那些具備豐富投資經驗的跨國公司和開發銀行相比，中國企業甄別有利可圖的項目和控制風險的能力更差。隨著海外基礎設施貸款迅速增加，由於信息披露較慢，還款期更長，這些投資未來可能會為中國金融體系帶來新一輪資產質量問題。

4．培育競爭對手，可能導致產業"空心化"

長期以來，中國企業由於缺乏管理、技術、品牌和渠道等競爭優勢，面對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時，只是一味依賴國內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因此，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就比較容易培養競爭對手，導致國內相關產業出現"空心化"現象。例如紡織業，隨著我國對越南、印度投資力度的加大，當地興起的相關競爭企業越來越多，這些發展中國家企業在美國等第三市場的份額越來越高，進而導致我國紡織產業競爭優勢不斷下降，甚至導致一定程度的產業空心化。類似的行業還有家電、箱包等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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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英中貿易協會與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聯合發表一份新報告，全面探討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鴻圖大計。該報告旨在為英國公司提供實用指南，以便發掘「一帶一路」商機。報告分為多個章節，內容簡明扼要，涉及7個主要領域及13個主要地區，幫助有關公司瞭解所屬行業可以把握的機遇，以及應該如何作出部署。

英國駐華大使吳百納(Barbara Woodward)：

「英國公司應可擔當重要角色.....新市場將打開大門，而新供應鏈將改變全球貨物運輸的途徑。」

詳情參見：www.cbbc.org/sectors/one-belt,-one-road (英文)

普華永道中國

主要發現匯總

• 自2014年以來，中國大陸企業在醫藥領域的海外投資呈大幅增長態勢，交易量上升6倍多，交易金額複合年增長率高達85%，於2017年上半年達43.53億美元(約289.5億元人民幣)。造成該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國內並購交易市場火熱導致優質標的數量減少但估值升高，因此國內企業紛紛將目光投向海外，尋求估值合理的收購標的；另一方面是人民幣近年來面臨貶值壓力，驅使國內企業選擇收購海外資產。

• 民營企業主導海外醫藥並購市場，近三年來交易總額高達國有企業的21倍。該現象與我國政府大力鼓勵社會辦醫，促使民營企業在醫療健康市場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相一致。

• 具體至行業方面，較醫療器械產業而言，國內企業更多地選擇在生物製藥產業進行海外投機交易。但無論哪個細分產業，國內企業從事海外投資的主要目的是將海外的優質醫療資源或業務模式引進國內，加速其國內醫療健康業務戰略佈局，同時將收購的作為海外開拓市場的平台。

• 在投資地區方面，中國企業依然傾向於在歐美發達國家和地區投資大健康產業，原因主要是這些國家和地區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醫藥科技、平台和品牌，並有巨大而成熟的消費者市場。

• 相較於國內企業並購而言，海外企業來華開展醫藥領域投資的交易數量及金額都小得多，顯示目前在醫藥投資領域，更多是我國企業"走出去"，而非將海外資源"引進來"，主要原因是國內醫藥企業的研發能力尚存較大提升空間。

未來展望

• 中央政府於2017年8月發佈《關於進一步引導和規範境外投資方向指導意見的通知》，明確表示要"重點推進有利於'一帶一路'建設和周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境外投資"，"加強與境外高新技術和先進製造業企業的投資合作，鼓勵在境外設立研發中心"，均為國內企業參與海外醫藥領域投資交易，尤其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提供良好政策基礎。因此，國內企業出境開展醫藥領域投資交易的勢頭預計將繼續增長。

• 受"一帶一路"戰略的影響，亞太區有望成為中國投資者日漸關注的新興投資目的地。同時，在歐美國家和地區，國內投資者特別是民營企業，可能在海外投資面臨更大的壓力及挑戰。例如，在收購高科技等敏感行業方面，2016年2月，出於對美國當局的監管壓力，美國某半導體生產企業就拒絕了華潤集團旗下公司價價值26億美元的收購邀約。

• 同時，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持續推進，將可能有越來越多的海外投資者來華投資醫藥領域，尤其是促進國內養老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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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 CITY BUSINESS Magazine

沉寂百年之後，曾經的中亞通衢今天再次華麗登臨歷史的舞台。就此，城大商學院雜誌編緝Eric Collins探幽索隱古代絲綢之路的緣起，並追尋二十一世紀新絲綢之路的深意所在。

逶迤崎嶇的絲綢之路，發端古遠，綿延至今。自中國而起，穿越塔克拉瑪幹沙漠到達驛路的中心點撒馬爾罕，再經中亞細亞大草原，抵地中海之濱而迄，悠長的絲綢之路無疑是當今世界全球化的開山鼻祖。馱滿香料、絲綢、香水和寶石的駱駝隊在中國和歐洲之間冉冉穿行，引發幾許浪漫遐思。然而，這究竟是一條怎樣的通道？何人何物循何路何往？流通其上的僅止於商品貨物，抑或也盛載着文化和思想的遷移？史上絲路之意蘊幾許深長？與當今中國發展政策「一帶一路」之間又有何聯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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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明昊 (中國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美國的主要智庫開始真正把“一帶一路”當回事了。近日，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合作舉辦了有關“一帶一路”和中美關係的研討會。CSIS還展開了“重新連接亞洲研究計劃”。布魯金斯學會、美國進步中心、全國亞洲研究局(NBR)等機構學者也開始了對“一帶一路”的研究，甚至設立了專門的研究項目。

近年來，美國對中國倡議的“過度反應”給中美關係發展帶來了阻礙。實際上，華盛頓原本可以有更適當和更聰明的回應方式。對於總部位於北京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美國政府以達不到管理和貸款方面的“全球最高標準”等為借口，費勁地勸說歐洲盟友不要加入這一機制，但最終英國、德國、法國等不顧美國阻力選擇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

對此，曾供職於世界銀行的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稱，美國真正擔心的是中國建立的機制會削弱美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英國決定加入亞投行堪稱對美國的可貴衝擊。沃爾夫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是有益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世界需要新的機制，不會僅僅因為美國不參與就停止前進。

4月13日，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華盛頓與世界銀行行長金墉簽署了雙方首份聯合融資框架協議。這份協議可以讓這兩個機構共同資助開發項目，標誌着兩家國際機構在應對世界巨大的基礎設施需求方面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此前，亞投行還與美國和日本主導的亞開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以及英國國際發展部達成合作共識，共同為項目融資。亞投行預計今年將批准約12億美元融資，包括支持修建在中亞和巴基斯坦的交通道路。

亞投行更多的是對北京的考驗而不是針對美國的所謂勝利。這是中國人首次嘗試在國際發展領域提供公共產品，表明了中國對全球治理中多邊主義的積極擁抱。中國領導人有充分的動機，支持亞投行以符合“精干、廉潔、綠色”原則的方式發展。亞投行被期待能更有效率，不容忍腐敗和促進可持續發展。尤其是，亞投行希望在其註冊資本達到與世界銀行同等規模時，僱員僅為後者的三分之一。

未來十年全球基礎設施融資需求高達10萬億美元，亞投行與世行、亞開行等多邊開發機構擁有廣闊的合作空間，並不存在競爭。金立群多次強調，美國公司不會被排除在亞投行業務範圍之外。曾經在世界銀行任職近30年的美國律師娜塔莉.利希籐斯坦很早就被熱情地聘請為亞投行的顧問。亞投行重視的是人才資質和能力，而非這個人持哪國護照。

在“一帶一路”方面，北京對美國也保持著開放的態度。2015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期間，明確表示歡迎美國參與到“一帶一路”的合作中來。

為了促進阿富汗經濟發展以及中亞和南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美國在2011年提出“新絲綢之路”計劃。到了2014年，“新絲綢之路”計劃進一步聚焦四個主要領域，即發展地區能源市場、促進貿易和交通、提升海關和邊境管控、加強商業和人員聯繫。這與中國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目標非常相近，兩者存在相互對接的可能性。

事實上，中美近年已經在阿富汗事務上進行了開拓性的合作，現在需要大膽地再向前一步。雙方可以共同支持電網等基礎設施建設、升級邊境設施、推動過境貿易協定談判等。中美還可以在“中亞地區經濟合作”(CAREC)等多邊框架下開展合作。去年6月，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與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官員就如何使“新絲綢之路”計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互為補充展開商討。

北京並不奢望奧巴馬政府會熱情支持“一帶一路”，但希望美國方面認真地對待中美構建全球發展伙伴關係的巨大潛力。“一帶一路”為此提供了一個窗口。美國不應對中國提出的任何倡議都過度反應，它們並非零和遊戲。正如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何漢里所言，一個更成功和自信的美國應該更冷靜地面對中國的崛起，在國際發展領域，華盛頓不必緊張，它應當有信心採取另一種態度─讓中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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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企業網絡組織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或英文簡稱「OBOR」倡議)已成為當今中國在全球經濟中角色的最為熱門的話題之一。經濟學人企業網絡組織撰寫出版的《「一帶一路」: 經濟版圖》─文旨在深化這一課題的研究，啟發各方深入思考並探討「一帶一路」戰略的影響。為此，報告對「一帶一路」倡議涉及的七個重要地區和國家─非洲、中亞、東歐、中東、俄羅斯、南亞和東南亞─的相關情況做了分析介紹。

由於「一帶一路」戰略尤為重視基礎設施的開發和建設，因此在地區分析章節中列舉了各地區相關基礎設施項目，其目的並不在於全面介紹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狀況，而在於通過典型個案揭示相關地區基礎設施開發活動的特點。為確保所提供數據的透明度和可核實性，經濟學人企業網絡組織採用了世界銀行、InfraPPP、CG/LA Infrastructure《戰略100強：2016年全球基礎設施報告》等公開來源提供的數據，數據和相關信息的截止時間為2016年2-3月。地區分析章節中還對區內國家的基礎設施需求做了概述，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介紹了「一帶一路」重要項目的進展、成果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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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年開端在「兩會」。中國發展受舉世關注，一年一度的「兩會」則已成為世界觀察中國的重要窗口。今年「兩會」，更加象徵着「十三五」規劃的開展。趁此時刻，分析其中內容，將有助香港企業早着先機。

竇樹華: 凝聚共識有利建設小康社會

對剛閉幕的「兩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竇樹華予以甚高評價。他認為今年的「兩會」為做好2016年工作準備部署，同時有助凝聚大眾的智慧和力量，以便「十三五」開局更為順暢。大會期間，代表們訂立了新發展理念，集思廣益以解決問題。「兩會」期間的積極作風傳播到社會上，將更有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更有效凝聚廣泛共識。

「兩會」成效卓著

竇樹華指出，「兩會」對國家及大眾的影響主要有兩點。首先，「兩會」為國家訂立共同目標，發揚民主意識。而會議的各項成果，也體現大眾意見所向。其次，「兩會」是中國形象的窗口，有助外國全面了解中國。他認為，本屆「兩會」在重點領域立法上力創新猷，同時也加強監督，推進了地方和人大工作。

首部《慈善法》意義重大

竇樹華同時也談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下稱《慈善法》)是貫徹中央依法治國，是推進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要法律，《慈善法》的實施意義重大。

《慈善法》聯繫國家慈善事業和扶貧工作，通過慈善力求深入扶貧。而且，《慈善法》着重慈善制度的頂層設計， 是中國慈善事業第一部法律，對慈善事業的機制及體制規範極為重要，從中國的實際需要出發，並借鑒世界各國的經驗，而且通過深入諮詢而得到公信力。最後，《慈善法》通過常委會決議以後，提交大會審議，為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常榮軍: 政協必須積極建言獻策和參政議政

在世界經濟發展乏力、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情況下，鼓舞士氣、堅定信心尤為重要。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常榮軍強調，「兩會」上委員參政議政的積極表現，乃源於政府對委員意見的重視，以及委員對政府工作的信心。其中，「十三五」規劃中涉及到的港澳部分，更是為香港澳門未來發展指明方向。

提案質優 具建設性

常榮軍認為，今次「兩會」是展望「十三五」規劃的藍圖，具有重大意義。「十三五」規劃是實現中國第一個百年目標。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來自全面改革，要凝聚各方力量，畫出最大「同心圓」。常榮軍讚揚本屆「兩會」的提案質量頗高，大部分經過深入調查及研究，甚具建設性。

根本解決履職問題

對於政協如何發揮建言獻策和參政議政作用，以及委員如何積極履職的問題，常榮軍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他引述流傳於政協間的一句話:「年委員、季常委、月主席。」那是指: 政協主、副主席一個月開一次會，常委一個季度開一次會，委員一年開一次會。為解決此現象，遂有「1420」之策。其中的「1」是一次全會，「4」是2次專題議政常委會議和2次專題協商會，「20」是全年舉行了20次雙周協商座談會。

港澳須把握機遇

他提到， 不少港澳委員向他表示「十三五」規劃給港澳地區未來的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港澳地區要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到「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的實施當中，當好內地與國際市場接軌的「超級連絡人」。他特別引述委員長張德江在與港澳委員座談的話，強調了信心之重要，並指出幾點希望，包括: 進一步堅定對國家發展和「一國兩制」的信心；排除干擾，抓緊新機遇，把精力集中到發展: 珍視法治，維護穩定。

最後，他認為「兩會」必須好好發揮橋樑作用，在分歧之中達成共識。他還引述政協主席俞正聲的話，指出廣大政協委員要積極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踐，務求使群眾感到致力為民的政協委員，一直如在身邊。

劉世錦: 「供給側改革」 重點「去產能」

在「十三五」 規劃下，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向如何成為不少人關心的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認為，目前中國經濟依然面臨着較大的下行壓力。

劉世錦研究日本、韓國、香港、台灣等多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發現經過長時間經濟增長以後，當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以後，無一例外地出現增長速度回落。因此，他推斷中國亦會依走勢於2013年前後，由高速增長變為中速增長。而六年時間過去，這個推論已然成為現今的「新常態」。

供求不同步致產能過剩

到底經濟增速何時觸底？劉世錦指出，觸底的時機需要從需求側及供應側兩方面判斷。他認為，從需求側來看，中國經濟基本已經穩住，預測的準確時間為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在供應側方面，出口、房地產都呈負增長，但建材、鋼鐵、石化等工業的下降速度比較慢，從而出現嚴重過剩產能。過剩產能的結果是工業品出口價格(PPI)超過47個月呈現負增長，工業盈利增長速度亦見負增長。

劉世錦表示，解決方法是去除多餘產能，讓PPI與相應利潤俱回升，而這正是供給側改革的出發點。他指出:  「供給側改革第一點就是去產能，只有達成這點，中國的供給側與需求側才能匹配，方可同時到底。」

提升效率最為關鍵

供給側改革核心問題在於提高效率，劉世錦指出，現時內地缺少市場主導的價格調整機制，因此應該創造一個更有利競爭的環境，讓市場自行調降價格，而非由官方主導。

他並建議，內地應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減少及消除各類型經濟泡沫。他又認為，應在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培育創新環境，官方不宜干預太多，但就必須在保護產權上着力，特別是智慧財產權。

觸底後「大L 加小W 」走勢

至於觸底後的形勢，劉世錦認為，觸底後實現L型比較可能出現，意味增速不會再繼續下行；但同時將有可能出現一些小波動，形成「大L 加小W」的新增長平台。他估計這情況應會維持十年或更長。

劉世錦強調:「供給側改革將是一場持久戰，必須使國企、土地、財稅、金融、社保、政府職能轉換等領域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為有品質、有效益、沒水分、可持續的增長打下牢固基礎。」

汪同三: 發展成績斐然但矛盾浮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汪同三分析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謂內地於多個層面上達成「十二五」預訂目標，但在發展同時卻存在不少隱憂。

「十二五」發展里程碑

201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7.7萬億元，增長6.9%，汪同三表示，中國GDP現在已是日本兩倍，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預測十年之內，中國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汪同三指出，「十二五」在結構調整方面取得重要進展，服務業成為國內第一大產業，消費則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國內城鎮化比率已超逾50%，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增長速度放緩

但他直言，不少國內外問題亦陸續浮現，為未來發展帶來考驗。目前世界經濟復甦乏力，汪同三預測，2015年世界經濟增速不會超過3%。國際貿易增長亦同樣低迷，對中國外需影響巨大。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導向分化，令國家的外部環境不確定因素由此增加。
 
國內方面，汪同三認為經濟具下行壓力，去年四個季度的GDP季度增長速度不斷下降。投資方面，去年增長乏力，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回落2.9%。汪同三又關注進出口貿易量的下跌:「不管以人民幣或美元計算， 去年內地進出口總額都出現下降。」

個別企業經營困難

另一個內部問題是地區和行業走勢分化，汪同三謂，各地區GDP增速差異明顯，重慶達11%；遼寧卻只有3%。而不同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走勢也有明顯差距，中部地區投資增長15.2%；東北地區則更下降11.1%。內地高新產業增長較快，利潤亦更高；但煤炭、鋼鐵等資源型行業則出現明顯利潤降幅。

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的問題亦反映在國有企業利潤總額上。去年國企利潤總額2.30萬億元，較之前一年下降6.7%。對比中央國企下降5.6%，地方跌幅達9.1%，更為嚴峻。汪同三解釋，經濟放緩連帶使各地工資指導線上漲幅度減緩，北京與上海的工資增長基準線分別下降1.5%及2%。

財政收支現矛盾

他又指出，去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52,217億元；而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則為175,768億元。此消彼長下，支出比收入多23,551億元，造成財政收支矛盾。

汪同三認為，內地金融領域存在風險隱患:「股市匯市波動明顯，一線城市與其他城市，特別是三四線城市，房價出現明顯分化，一線城市房價較快上漲，而三四線城市去庫存困難較多。」而去年外匯儲備下降13%，減少數千億美元，其中2月單月已減少額逾千億美元，亦反映其中不穩定性。

劉兆佳: 港參與「一帶一路」大勢所趨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剖析「一帶一路」對於香港的重要性，認為「長遠而言，關係到香港日後的發展速度、方式和方向，也關係到香港在國家和國際上的位置、角色和功能。」

劉兆佳指出，「一帶一路」一方面是國家因應國際格局的變化和本身發展需要而作出的主動和積極回應；另一方面則反過來改變現有的國際格局， 一旦成功的話，國際格局和國際關係將會出現丕變。於此情況下，亞洲的世界重要性將會提高，中國成為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國家，而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世界則會逐步終結。他認為，此時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會較為平等。他又形容「一帶一路」為「中國應對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的『西進』戰略」，目的在於為中國開拓更廣闊的戰略空間，讓中國的持續崛起有更雄厚的基礎。

香港對西方經濟依賴將減少

隨着國際格局的變化，香港的國際地位和角色亦產生相應變化。劉兆佳分析，倘若「一帶一路」成功，亞洲將成為世界經濟的重心和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香港發展將更多來自亞洲，尤其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西方經濟的萎靡不振及各種貿易壁壘將令香港對西方經濟的依賴不斷減少。

劉兆佳補充，隨着「一帶一路」催生的歐亞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香港將會獲得更多新的發展機遇、服務對象、就業機會和更重要的國際地位或角色，發揮新的功能和作出新的貢獻，有利鞏固和發展「一國兩制」，也有利促進港人與內地同胞的關係。

港人須因應變化調整心態

劉兆佳說:「港人必須明白香港處身的國內環境和國際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轉變，要保持過去和維持現狀都不可能。港人必須因應外圍情況的變化而作出心態上和行為上的調整。過去輕視亞洲和過分依附西方的傾向需要作出適當的調校和平衡。」他強調，儘管「一帶一路」 短期內對香港的影響和衝擊有限，但對香港的未來極為重要，關係到香港能否保持繁榮穩定發展、對國家的價值以及日後的國際地位。

對於香港參與「一帶一路」遇到的挑戰，劉兆佳表示，儘管「反對勢力」 及「本土主義者」提出質疑和設置障礙，但必須明白的是閉關自守和排外主張不利香港，也違反世界發展大勢。他建議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致力向港人講解「一國兩制」對香港的重大意義和克服反對者的阻撓。

原文刊載於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商薈》2016年5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安永

2015年對中國投資者而言意義非凡。適逢全球市場動蕩加劇，中國經濟增長放緩，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創五年來新低，跌至6.9%。可是，去年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卻逆市猛增13.3%，創下1,395.3億美元的歷史新高。過去五年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約為7.4%，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復合增長率卻高達16.9%。對此，安永預計中國不斷壯大的對外投資未來有望成為驅動本國經濟增長、加速全球化的新動力。 步入2016年，全球經濟復蘇態勢仍不明朗，然而2016年首季度中國對外投資熱度始終不減，其中中國化工430億美元收購瑞士先正達更成為中企史上最大海外並購交易。…
 
隨著各項國家戰略的全面推進，中國企業海外擴張正迎來新機遇。不過機遇與風險往往並存，投資國的經濟和地緣政治風險、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都會給製造業「出海」帶來不確定性。要實現製造大國的全球夢想，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需要的是智慧與勇於突破。

請按此閱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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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商會

自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之後，「一帶一路」的創新概念便受到了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密切關注，在香港業界也引起了很多討論。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發揮積極作用。

「走出去」
由於一些投資目的地國家和地區乃新興經濟體或發展中國家，他們的法律制度相對沒有那麼健全，可能為投資者帶來挑戰，例如對外商投資徵收較高的所得稅，或對某些涉及國際稅收的概念，比如常設機構等定義，未有參照國際慣例，甚至比國際慣常做法更加嚴格。

這些因素都可能令中國企業「走出去」時，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並引發稅收爭議。在這背景下，我們建議企業應考慮「走出去」的項目特點，並配合國家之間和本國的稅收法規，做好前期的稅收籌劃工作，從而減輕稅務負擔。

另外，「一帶一路」沿線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環境還不太明朗。所以，大型國內企業或會作為主導，與其他企業一同探索投資機會。

以中國與白俄羅斯合作的工業園為例，該園區將會為投資者提供「10+10」的稅收優惠模式，即入園企業自註冊之日起十年免繳各項公司稅收，十年期滿後下一個十年內稅收減半。此外，入園企業的員工亦可獲得稅收優惠，以及在企業設立和後續運營中享用「一站式」服務。目前，中國一拖、中興、華為、招商局等六家企業已經確定進駐，並簽訂了入園協定，另有十多家企業對入園表示濃厚興趣，正在研究入園方案。

香港作為「超級聯絡人」

儘管有亞投行、絲路基金、國開行等中國政府參與主導的資金支援，「一帶一路」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仍存在較大的資金缺口，根據市場普遍說法約為八萬億美元。

目前已經有一些香港金融保險機構積極參與這些「一帶一路」的項目，並充分發揮他們在金融服務業的經驗和優勢，通過開展跨境併購貸款、工程項目貸款、國際保理等業務，並綜合利用普通債務型、優先債務型等多種投融資組合，為企業融資提供多元化的選擇。

另一方面，香港憑藉獨一無二的經濟地位和地理位置，這個「超級聯絡人」在整個「一帶一路」藍圖中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作為投資平台，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雙邊稅收協定所提供的稅務優惠，將可為投資者帶來較高的稅務效益。

企業面對多地域運營、多幣種資金和跨境供應鏈所帶來的挑戰時，還可利用香港作為交通樞紐、國際金融中心及通往西方門戶的優勢，以提升其國際管理水平，並拓展全球市場網絡。事實上，很多中國企業已在香港構建了投融資平台，或正在考慮利用香港平台「走出去」。

在「一帶一路」政策這個備受矚目的背景下，中國企業「走出去」已經演變為一套結合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的機制。在複雜的外圍經濟環境下，伴隨產品、專案、投資和人員「走出去」的，還有日趨嚴苛的國際稅收環境。要妥善處理這些問題，將需要企業家、政府官員和各方專業人士集思廣益，共同努力。

原文刊載於香港總商會月刊《工商月刊》2016年1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