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地
經濟學人智庫
經過36年的改革，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貿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但在多數時候卻並沒有在貿易治理中承擔強勢主導作用，而是選擇融入現有體系。隨著2013年「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OBOR)計劃的推出以及由中國牽頭並主要投資的新多邊金融機構的成立，中國的國際經濟政策可能已經經過了一次轉折。
這是否標誌著中國要開始結束與現有貿易和投資治理機構的接觸？如果中國即將追求國際貿易自由化的新範式，這其中意味著什麼？此份報告審視了中國新經濟外交對於區域和全球貿易自由化以及商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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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志寰博士 (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
「一帶一路」是中國在全球經濟新環境下制定的國家戰略，突破了傳統合作理念和方式，將開啟國際合作的新格局，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亦將為香港提供新的發展機遇。
「一帶一路」的四大創新
一帶一路的合作理念和方式有四大創新：
「一帶一路」以運輸通道和互聯互通為紐帶、以多形式合作機制為動力、打造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突破傳統區域合作理念，實現經濟合作理念和模式創新。
「一帶一路」建設新歐亞大陸橋、中蒙俄、中巴等六大經濟走廊，為全球資金和人才提供用武之地。
「一帶一路」沿線分別簽訂備忘錄和路線圖，實行「一國一策」，提供國際合作新範例。
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機構，籌集建設資金。
如果「一帶一路」順利推進，20年後該區域經濟總量將佔全球一半，形成「絲路半球」，成為新的全球經濟重心和財富增長源頭。
「一帶一路」帶來五大發展機遇
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可以發揮綜合優勢，獲得新的發展機遇：
基建投資和管理平台。「一帶一路」將帶動沿線基建投資強勁增長，香港可以優先選擇與中國貿易緊密、政治穩定、跨境合作完善、產業互補性高的國家，參與基建投資與管理。
沿線國家資源豐富，石油、天然氣儲藏量大，開發價值高，石油化工、冶金及深加工、採礦、機械製造和電子等產業將加快發展，將為香港企業帶來業務機會。
未來十年中國與絲路沿線國家雙邊貿易額將超過2.6萬億美元，香港可以發揮傳統貿易、保稅貿易、離岸貿易以及國際轉口轉運貿易等優勢，推進「一帶一路」貿易與物流暢通。
配合中資企業到絲路沿線投資。「一帶一路」推動中國企業到絲路沿線投資，去年相關直接投資達148億美元。香港企業可以為中企提供融資、顧問諮詢、會計、工程等專業服務，發揮各自優勢，提高投資項目成功率。
香港金融業的優勢和機會。香港可以加快建設服務六大經濟走廊的綜合金融平台，制定綜合金融服務方案。香港應爭取成為亞投行等機構的海外主要營運中心和首要國際融資平台，為其提供國際性人才。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可為「一帶一路」提供人民幣金融產品和多樣化的資產配置工具，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離岸市場功能。
抓機會不能忽視風險，要有效管理「一帶一路」相關的政治、經濟風險，趨利避害，提高核心競爭力。
原文刊載於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2016年8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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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華永道
普華永道研究報告對「一帶一路」倡議下各國的資本專案和交易活動進行了回顧。報告顯示，2016年七項核心基礎設施領域（公用事業、交通、電信、社會、建設、能源和環境）的專案與交易總額超過了4,940億美元。其中，中國佔總量的三分之一，「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與地區佔三分之二。
- 報告還指出，2016年經濟呈活躍景象，基礎設施項目總量和平均金額均有提升。
- 在中國，平均專案規模上漲了14%，主要得益於政府和公共部門對基礎設施這項支柱經濟政策的大力支持。
- 併購活動在總量和金額上均有下跌，反映出對品質的重視和對專案經濟性的重新關注。
報告也揭示了「一帶一路」區域資本專案規模的較大增長，平均項目價值較2015年上漲了47%。
請按此前往"普華永道"網站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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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
內地的「一帶一路」戰略旨在透過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超過60個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合作，促進地區經濟發展。該戰略提出「五通」 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及民心相通，其中又以基建發展為主的設施聯通作為重中之重。
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角色
「一帶一路」沿線覆蓋逾60個國家，涉及複雜的企業財資運作，當中包括現金流管理、外匯、跨境支忖、風險和責任控制等因素，因此需要一個地區企業財資中心，以集中所有財資功能，讓跨國企業提升運作效率、減少外匯風險，以及在財資運作上實現規模經濟。
香港是亞洲領先的企業財資中心，其優勢在於擁有完善的金融基建，包括但不限於其具深度和流通性的外匯和貨幣市場、不設資本限制、穩定和自由的匯率，以及匯聚了世界各地頂尖的銀行。此外，香港擁有簡單而具競爭力的稅制、普通法制度、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人口和商業專才，以及世界級的運輸和電訊基建。更重要的是，香港毗鄰中國內地，加上作為領先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使其成為實現「一帶一路」 項目的理想地點。基於上述種種原因，香港顯然是許多企業尤其是中國企業在亞洲集資的首選市場。
新加坡是亞洲另一領先的企業財資中心，與香港有許多共通之處。與香港相比，新加坡更能吸引主要從事東南亞和印度業務的企業。當地亦為企業財資中心提供8％的優惠稅率， 並為全球各地的財資企業推出多項獎勵措施。另外，新加坡簽署了80項避免雙重課稅協定，而香港迄今卻只簽訂了少於40項，這方面的優勢明顯拋離香港。
財資業務能否有效運作，地理位置為關鍵的考慮因素。倫敦雖然是國際企業財資中心，但由於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距甚遠，所以在這方面較為遜色。
相比之下，對於正在拓展全球業務的中國公司(包括參與 「一帶一路」項目的公司)來說，香港是設立財資中心的理想地點，亦是跨國企業進行財資活動的首選地點，因為愈來愈多貿易以人民幣進行交易。
如前所述，「一帶一路」項目需要對外融資，以填補巨大的資金差額。債務融資或債務證券化是有效的途徑，為該等項目提供資金。有別於股本融資，這個方案讓各地政府保留對公共項目的控制權，同時亦為長期投資者提供保證回報。
這個融資方式的另一好處，是可促進「一帶一路」戰略的另一主要目標，即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要鼓勵非居民企業和投資者持有和使用人民幣，就要有一個具規模、市場主導的人民幣債券市場。缺乏龐大而流通的離岸資本市場(債券、 股票、衍生工具和貨幣市場)，窒礙了人民幣走出去的進程。內地急需盡快建立具規模的離岸債券市場，或開放其在岸債券市場。然而，由於後者仍然受到嚴格的監管，而且以公債為主，在可見的未來不大可能滿足投資者的需求。
這正好是香港可參與其中的一環。香港具備發展成熟的金融基建，有利債務證券化和項目融資。香港亦是多元化的債券投資和發行基地，外幣債務佔本地市場的比例接近一半。 儘管新加坡的情況與我們近似，香港的優勝之處在於其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的規模較大。
此外，香港擁有廣泛多元的投資者基地，包括201個認可機構、158間保險和再保險公司，以及594個在香港依法成立的證監會認可基金。值得留意的是，2014年，超過七成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即總值約2.3萬億美元，均來自海外投資者。
相比新加坡和倫敦等全球約20個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香港亦被視為基建投資的主要離岸人民幣債券中心，包括結構型債券和基建債券。2015年年底，本港的未償還點心債券總 額約3,680億元人民幣，遠超以約500億元人民幣(2015年第二季）位列第二的對手新加坡。鑒於2015年本港的離岸人民幣貸存比率仍然處於29.4％的甚低水平(相對於約70％的整體貸款比率)，本地市場亦對多元化和長遠的投資工具如債券有殷切的需求。再者，隨著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基建持續改善，將有助吸引環球投資者來港買賣債券。
建議
香港政府應游說亞投行於本港設立財資中心。此舉將引起群聚效應(cluster effect)，鼓勵其他已設立或有意設立財資中心的企業，選擇落戶香港，財資交易在同一地點進行，將提高成本效益。
雖然香港政府已為在香港成立的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提供優惠稅率，其利潤可按現行利得稅率的50％課稅(即8.25%)，但在現時的制度下，企業財資中心須為獨立法團，或符合安全港規則。本會認為應撒銷此項規定，讓跨國企業無須為享有稅務優惠而改變企業架構，否則這將削弱稅務優惠帶來的效益，無法達致預期的目標。
另外，香港政府應與更多地區簽訂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以提升競爭力，拉近與新加坡的距離。現時，約47個與新加坡簽訂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國家，並未與香港簽訂有關協定，當中大部分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應成立特別小組，帶領並監督整個談判過程，旨在加快擴大香港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網絡。
債務融資中心
鑒於「一帶一路」項目為債務融資帶來龐大商機，香港因此獲得難能可貴的機會，以建立規模與英國相當的債務市場。香港政府應與私人機構合作，積極游說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及絲路基金在香港發行外幣債券、點心債券及基建債券。香港金融管理局轄下的「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職能應擴大至包括市場推廣的角色，吸引更多企業在港進行債務融資活動。
香港政府應考慮提供稅務優惠(例如計算利得稅時扣除利息收入)，以鼓勵企業持有債券。這包括擴大稅務寬免範圍，使不同政府及多邊機構所發行的債務票據(不論任何貨幣)，其相關利息收入和買賣利潤可獲稅務寬免。現時，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根據《稅務條例》(第112章)第14A條及26A條，寬減來自若干債務票據的利息收入及買賣利潤的利得稅課稅。當中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發行的人民幣債券、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香港政府債券，以及多邊代理機構發行的港元債務票據。此外，對於特定基金為基建項目發行的債券，政府亦可考慮豁免相關利息收入及買賣利潤的利得稅。
原文刊載於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2016年9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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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 Advisory Group
2013年9月，才剛剛當選為中共總書記10個月、國家主席6個月的習近平就展開了其中亞之行。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的納紮爾巴耶夫大學，習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意在將歐亞大陸整合為一體的“一帶一路”倡議，該倡議包括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兩部分。自此，"一帶一路"倡議成為中國經濟與政治外交的基石，意圖借此將中國影響力拓展到歐亞大陸、非洲及世界其它地區。
開發銀行網
在"一帶一路"名義下，中國組建了一系列投資開發銀行，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亞投行"現在已經有57個成員國，這其中包括美國在歐洲的主要盟國以及韓國和東盟的所有成員。中國還是“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5個創始成員國之一。僅這3家機構，就已經匯聚了2400億美元的啟動資金。中國政府除了向這三家國際機構提供資金外，還通過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向外提供了62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而這些項目並不在"一帶一路"宣佈的正式項目之中。自從中國2013年宣佈“一帶一路”倡議後，中國建設銀行每年都提供400億美元貸款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同時還與新加坡國家開發董事會合作，向"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東南亞國家投資了額外的220億美元項目。
2016年8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總結"一帶一路"倡議取得的成就時稱，中國已經與超過100家的政府和國際組織簽署了投資項目協議。"一帶一路"也被外界稱為"第二個馬歇爾計劃"，擁躉們指出，實際上"一帶一路"的規模是"馬歇爾計劃"的12倍，它橫貫整個歐亞大陸，範圍覆蓋了自中國東部至大西洋以及西歐多個內陸港口的廣袤地區。
正在實施和籌劃中的重大項目
"一帶一路"倡議中包含的項目以遠東為起點、通過東南亞和中亞兩條路徑進入歐洲、中東和非洲。通過橫跨大陸的鐵路和公路網，將"海上絲綢之路"和"路上絲綢之路"連接一起。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一部分，中國對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巨大。近年來，中國在非洲投資的項目已經超過1000個，在非洲修建了2200公里的鐵路和3300公里的公路。在習近平主席的南美之旅中，中國官員已經開始與當地政府協商修建東起巴西大西洋沿岸，西至秘魯的太平洋海岸的跨大陸鐵路項目了。
在歐亞大陸，中國最大的國有運輸公司—中國遠洋運輸公司於2016年8月10日收購了希臘比雷埃夫斯港51%的股份，並對該港進行了現代化工程改造。
"一帶一路"的中心項目就是修建連接歐亞大陸的貨運與客運鐵路網。這些鐵路沿著三條歐洲大陸走廊延伸，將中國東部與西歐連接在一起。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修建的高速鐵路比全世界的總和都要多。其中一些項目只是簡單地將各地區之間的鐵路連成網絡，最顯著的成果就是中歐之間已經建成並運行的數條跨洲鐵路線，如西安至比利時、義烏到馬德里、中國東部到德國杜伊斯堡(位於魯爾河和萊茵河的匯合處)鐵路線。最近，中國東部到伊朗的鐵路線成功開通，兩地運行時間縮短到14天，這節省了2/3的運輸時間，極大地降低了商品成本。
規劃中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包含的項目範圍非常廣泛，將直接影響到全世界65%的人口、佔世界GDP的三分之一、涵蓋全球貨物與服務的四分之一、佔世界已經探明的能源供應的四分之三。這就意味著每年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的經濟活動將涉及到44億人口、資金將達到21萬億美元。
要在全球推進這些宏大的鐵路建設項目，只有依靠中國國企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國政府已經提議要出資修建連接巴西和秘魯的鐵路，由於要穿越亞馬遜叢林和安第斯山脈，單單這一個項目就需要資金2500億美元。作為將"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連接為一體的項目，中國正在修建貝爾格萊德和布達佩斯之間的高鐵線路。通過穿越東南歐的鐵路和公路網，中國將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口與多瑙河谷連接在一起。中國還正在投標美國籌劃中的聖地亞哥至洛杉磯的高鐵項目，準備為該項目出資一半。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項目之一，中國正在修建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初始費用已經投入了16億美元。該港口也是"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的匯合點之一，還是包括運輸液化天然氣的更大的能源網線的重要節點之一。作為"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中國計劃為修建"中巴經濟走廊"投資460億美元資金，這比自1970年以來巴基斯坦接受的所有外國直接投資總和都要多。
中國的財政資源能夠滿足所有的資金和管理需求嗎?
中國的外匯儲備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劇烈下降後，目前已經穩定下來。至2016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外匯儲備額為3.18萬億美元。中國有足夠的資金用於滿足其"一帶一路"計劃的雄心，而且也已經清楚地表明願意將錢投資在所需要的地方。通過多邊開發基金和中國對"一帶一路"項目的直接投資，有相當一批令人矚目的長期信貸資金已經到位。但據世界銀行和其它一些國際機構估算，單單亞洲地區，為了填補"基礎設施建設缺口"，每年就需要2-3萬億美元的資金。就算把中國以及其它那些新成立的多邊開發基金的資金全部加起來，也只能滿足一部分資金需求，至少在未來十年內都是如此。
然而，2015年，德國發展研究院的研究報告《資助全球開發：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做出結論稱，如果能夠合理地運用信貸手段，再加上與其它多邊開發基金合作，只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一家就能在短時期內每年籌集發放340億美元的開發貸款。也就是說，這要比剛剛閉幕的金磚國家印度“果阿峰會”宣佈的25億美元貸款額的十倍還要多。從這個角度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已經與歐洲投資銀行實力相當。2012年，歐洲投資銀行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投資了320億美元，當時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地區開發銀行。
德國的研究報告為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提供了很多的參考意見和指導說明。比如說，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提供的貸款規模不能太少，否則就沒有意義。衡量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作用的另一個指標是它是否能夠創造金融槓桿，把政府資金和私人資金吸引進來，共同為項目提供資金。
報告還稱：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還應該將國內、地區以及世界銀行看作天然合作夥伴。事實上，無論是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還是"亞投行"的設立，都反映出一種發展趨勢，即無論是地區性的，還是國家級的公共開發銀行都得到了更多重視。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共識，考慮到私人金融系統在投資實體經濟方面的局限性，運營良好的公共開發銀行能夠起到正面積極作用，特別是在需要大筆、長期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因為這些項目往往需要長時間的運營，投資方才能獲得盈利，而私人銀行一般不願意借出此類貸款的，特別是在貧窮國家中。[1]
關於評估中國"一帶一路"項目可行性的第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就是，這些新成立的開發銀行，如"亞投行"、絲路基金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是否能夠達到或超過國際標準。從第一開始，奧巴馬政府就對中國提議建立的這些機構能否達到國際標準持保留意見。在英國宣佈加入"亞投行"後，美國國安委在英國《衛報》上發表聲明稱："美國對亞投行的立場是清晰和一貫的。無論是美國還是全球其他的主要經濟體均同意，在全球範圍內增加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是迫切的。我們認為，任何新成立的多邊機構都應該達到並符合世界銀行和其它地區開發銀行的高標準"。經過多輪討論，我們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能否在管理水平、環保與社會責任方面達到世界高標準存疑……"亞投行"能否完善現有結構、能否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有效並肩合作，這對國際社會而言均存在重大利益。[2]
現在，18個月已經過去了，現在看來，當初對亞投行的那些懷疑、保留意見都有些誇大其詞。由於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加入了亞投行，全面參與了銀行的管理結構設計與人事安排，他們已經在參與的過程中將國際標準和模式帶進了亞投行。
由前墨西哥總統埃內斯托•塞迪略擔任主席的塞迪略委員會[3]曾經對世界銀行改革提出建議，世界銀行應該簡化對關鍵貸款的審批手續，這樣可以降低高昂的人工成本，縮短項目等待審批的時間。亞投行在設計自己的章程時也吸納了這些改革建議。
安全與地緣政治挑戰
在亞投行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解決了管理運營問題後，為了確保"一帶一路"所有項目能夠取得成功，還有與安全和地緣政治因素相關的一系列艱巨挑戰需要克服，至少在運行的初期階段難以避免。與這些挑戰相比，結構性問題或短期資金短缺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中巴經濟走廊"本身就是應對安全和地緣政治挑戰的最好詮釋。該走廊通過鐵路、公路將巴基斯坦與中國西部省份相連，包含的項目有修建許多石油和天然氣管線和其它很多基礎設施項目。但走廊沿線至少有“東突”恐怖組織、巴基斯坦塔利班和俾路支斯坦分離武裝分子等三支武裝組織在活動，面臨的安全挑戰極為艱巨。該項目現在進展緩慢，因為巴基斯坦的安全部隊連修建公路、鐵路和石油管線的中國工人的安全都無法保證。另外，規劃中的中巴經濟走廊還要穿過巴控克什米爾地區，這又引起印度不滿。金磚五國峰會今年在印度召開，印度政府在公開場合選擇強調五國的共同利益，但在印度總理莫迪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雙邊會見中，則主要圍繞兩個問題展開爭論。一個是中國反對印度加入"核供應國集團"。二是中國反對印度推動的《關於國際恐怖主義的全面公約》的批約工作，這個問題自1996年開始就是令聯合國安理會頭疼的難題。雖然印度聲稱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在2001年襲擊印度議會大廈、策劃2008年孟買大屠殺以及2016年在克什米爾發動恐怖襲擊都是由巴基斯坦政府幕後支持操縱的，要對巴基斯坦進行經濟制裁，但作為巴基斯坦的盟友，中國對此卻一直保持沉默。
在2016年10月16日出版的《金磚國家郵報》上，印度德里中國研究所研究員鄭嘉賓建議莫迪政府可以採取更積極的方式解決這些爭端，比如說印度公開宣佈加入"中巴經濟走廊"項目，這樣就可以使印度在中巴推進經濟發展時也分得一杯羹，也能更好地保護印度安全利益。他聲稱，如果印度政府這樣做，就能轉變中國反對印度加入"核供應國集團"的立場。中巴之間加強貿易紐帶最終會使印度得利。中國已經主動提出要投資莫迪政府的招牌倡議─"品牌印度"，還答應對印度投資的伊朗恰赫巴哈爾港（位於阿拉伯海）注資[4]。
中國、印度、巴基斯坦三國之間的複雜關係只是中國與其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關係的縮影之一。中國的領導人對此也心中有數。中國社科院的許奉先最近寫道，"一帶一路"倡議能否成功的最大挑戰就是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和沿途的安全挑戰。他稱，"中巴經濟走廊"將是一個試驗場，看經濟發展帶來的利益能否勝過民族矛盾與衝突?[5]
中國國內經濟的發展情況也是決定"一帶一路"戰略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在未來十年，中國的GDP將保持6.5—7%的增長速度。也有一些分析家預測，由於中國國企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國內債務總額持續保持高位，在加上龐大的影子銀行和工資增長壓力(在過去十年，中國工資年增長率亞洲最高，達到10%)、建設真正的社會保障體系要求等因素，中國經濟未來十年將陷入混亂。布魯金斯學會的大衛•道羅在2015年7月的研究報告中稱，"一帶一路"倡議對解決中國國企產能過剩問題幾乎起不了什麼作用。[6]
但同樣在這份報告裡，還有近期麥肯錫集團所做的一份報告中均稱，"一帶一路"倡議與奧巴馬政府推動的TPP之間的衝突有點誇大其詞。其實兩者可以互相補充，即TPP為未來跨太平洋貿易提供"軟件"服務，"一帶一路"通過投資基礎設施為經濟增長提供"硬件"服務。[7]
世界主要大國對中國倡導"一帶一路"的內在動機感到不安，這才是對該倡議提出各種懷疑的潛在原因。習近平主席聲稱要將"一帶一路"打造稱"雙贏"的新模式，目的就是要建立全球"命運共同體"。
但是，在華盛頓和新德里看來，中國對瓜達爾港的建設就是為了讓其充當中國日益強大的海軍潛艇部隊基地，目的就是將中國海軍的投送能力擴展到印度洋。
在整個西方社會，對中俄正在形成的地緣政治聯盟日益感到不安。最近數月，中俄海軍已經在太平洋東北部聯合開展了許多軍事演習。而且，中俄之間已經簽署了將"一帶一路"與俄羅斯的遠東開發計劃相結合的初步協議，最近還簽署了一份價值400億美元的天然氣大單。俄羅斯牽頭的“歐亞經濟聯盟”也已經與中國的"一帶一路"簽署了合作協議，雙方同意在雙邊貿易中使用本幣結算，繞過了美元作為國際能源貿易儲備貨幣的作用。
中國優先? 還是真正的"雙贏"?
今年，習近平主席訪問西雅圖和華盛頓時，他向美國大公司的總裁們保證，中國仍然是現有國際金融結構中負責任玩家。他舉例說，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通過堅定持有美國巨額政府債券，中國在穩定美元地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中國政府一再安撫世界，但大家仍然對中國想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的掩護，實現其長期的地緣戰略野心感到不安。中國在2010年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的同時，在南海問題上採取了強硬舉動，這讓域內的小國家不得不在追求擴大與中國的投資貿易合作的同時，還尋求美國的軍事保證。
2500多年以前，中國偉大的軍事戰略家孫子曾經在《孫子兵法》中寫道"百戰百勝不是最終目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為了實現其雄心勃勃的"第二個馬歇爾計劃"，中國領導人正在努力讓全世界相信，中國正在致力於推進全球系統改革，而非在"一帶一路"的偽裝下只追求"中國利益優先"。
- 德國發展研究院政策文件《資助全球發展：金磚國家開發銀行》；2013年第13號文件；作者斯蒂芬尼•格瑞夫斯•瓊斯
- 《美國對英國加入中國領銜的亞投行的怒火》，作者尼古拉斯•瓦特、鮑爾•路易斯和塔尼亞•布瑞尼甘；《衛報》，2015年3月12日
- 《為21世紀的世界銀行再加油》；世界銀行管理現代化高級委員會報告；2009年10月期。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NEWS/Resources/WBGoveranceCOMMISSIONNREPORT.pdf
- 《印度與"一帶一路"：其實並不複雜》選自《金磚國家郵報》，2016年10月16日，鄭嘉賓。http://thebricspost.com/india-and-obor-its-not-complicated/
- 《中國習近平"一帶一路"的關鍵項目會失敗》，選自《時代雜誌》2016年8月18日。作者查理•坎貝爾
- 《中國作為地區和全球力量的崛起：亞投行和"一帶一路"》；作者：大衛•道羅；布魯金斯學會，2015年7月15日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chinas-rise-as-a-regional-and-global-power-the-aiib-and-the-one-belt-one-road/
- 《中國的"一帶一路"：能夠重塑全球貿易?》麥肯錫集團播客；2016年7月，西西莉亞•馬澤察、凱文•斯尼達和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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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
自中國於三年前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以來，這個橫跨三大洲的宏圖大計已引起了全球的注視，尤其是沿線的多個亞洲國家。對香港而言，這個計劃帶來了龐大的機遇，但問題仍然在於如何掌握先機。面對物流、地理和政治方面的種種挑戰，外界一直討論「一帶一路」戰略的成效。總商會主席吳天海為第二屆年度「中國日報亞洲領袖圓桌論壇」致開幕詞時表示，這些都是切實的考慮，但計劃一旦取得進展，香港將可受惠於沿線的貿易流通和市場開放。
他說：「縱觀歷史，經濟增長總是與貿易流通和市場開放息息相關。香港的成功全賴貿易流通和市場開放。近年，香港愈趨保守封閉，不及以往開放，甚至近乎『保護主義』。過去百多年來，香港向全球各地開放市場，以『換取』全球各地向我們開放市場。我們的市場規模細小，必須不斷開發新市場。」
吳天海呼籲香港以更開放的態度看待「一帶一路」。他說：「無論我們是否參與其中，『一帶一路』都會不斷推進。我們或可選擇不參與，但最終將落後於其他地區。香港是否對外開放通商？抑或是一個封閉的市場？」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樞紐，擁有發展成熟的金融服務業，我們能把這項優勢同時應用於「一帶一路」戰略。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說：「如缺乏資金，『一帶一路』及其龐大的基建項目便只能停留在構想階段，無法落實。縱觀多方面的因素，香港能夠協助實踐這個願景。」
香港的金融專業知識並不僅限於傳統的範疇，例如伊斯蘭金融已成為發展中的一大領域。他補充道：「過去兩年我們成功發行兩批伊斯蘭債券，向全球展示了本港有能力推出伊斯蘭金融產品，並管理它們的融資需求。觀乎支持『一帶一路』的伊斯蘭國家的數目，這個趨勢只會有助於我們的未來發展。」
梁振英亦公布全新的支援計劃，協助海外專業人士。政府已撥款2億港元推行「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旨在支援與境外專業人士合作進行的非牟利項目，並促進研究和推廣活動，以推動業界發展。
另外，政府去年12月推出獎學金計劃，以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學生來港升學。「一帶一路」獎學金計劃已率先在印尼推行，並剛於近日擴展至馬來西亞。
梁特首說：「計劃正逐步推展至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我們剛把計劃擴展到馬來西亞，從下一個學年開始，為在港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馬來西亞學生提供10個獎學金名額。我們歡迎商界參與，合力提供『一帶一路』獎學金。」
他認為機遇處處，但需要多下些工夫，才能把訊息傳開。「如何讓所有人抓緊機遇？那就要加強推廣。事實上，很多人已看到『一帶一路』的機遇，但他們或許仍需了解更多。」
梁振英又指，現時已有許多港人在海外就業。「現有30萬人在內地工作，相等於8％的勞動人口。愈來愈多年青的香港建築師正向印度叩門，並前赴馬來西亞和印尼工作。」
多位講者亦敦促港府更積極尋求與其他國家加強聯繫，並締結協定。
前海創新研究院院長陳坤耀教授說：「香港可以充當超級聯繫人，但聯繫的對象和方式為何？如能找到答案，我們就可以集中資源。」
陳教授告誡：「怎樣聯繫？答案很簡單，你必須先找出聯繫對象，否則永遠無法建立聯繫。香港所欠的是一位夥伴，前海自由貿易區在多方面都可作為我們的夥伴，該市被中央政府劃 為支援樞紐，並正試行金融創新。香港仍未了解到前海的重要性。」
國泰航空公司行政總裁朱國樑指出：「政府可在優化簽證、貿易協定、稅務協定和新的航空服務協定等方面多做點工作。」
香港亦被視為地區聯繫人，把內地與鄰近國家聯繫起來。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博士說：「經香港前往東盟國家會比較暢順，因為情況有時會較為敏感，例如越南。」
梁振英展望「一帶一路」可為各方締造多贏局面，呼籲香港各界同心協力，令香港成為重要的樞紐。「政府、商界和社會必須團結一致，推動香港成為『一帶一路』上及『一帶一路』國家與中國內地之間的『重要樞紐』和『超級聯繫人』，令人人受惠其中。」
原文刊載於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2017年1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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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
匈牙利積極吸引中國投資者於當地設立歐洲業務樞紐，已逐漸取得成果。為抓緊「一帶一路」所創造的機遇，兩國正建立良好合作基礎，發展前景預期將更為樂觀。
匈牙利外交及貿易部部長 Peter Szijjarto對匈牙利與中國及香港的關係充滿信心，認為有助該國參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他在12月訪港時向《工商月刊》表示：「匈牙利與香港是現代絲綢之路的兩個終點，香港是東段的終點，而我們則是西段的終點，這給予雙方加強合作的機會。」
內地不少大企業，如華為及比亞迪，已將歐洲總部設於匈牙利。匈牙利自2013年起推行「東向政策」，積極尋求內地投資，由於當地利得稅率只有9%，加上勞動生產力高，內地企業在該國的投資額已達37億美元。
他説：「隨著內地企業在歐洲的發展愈來愈成功，他們希望能在歐洲站穩陣腳。資金正由東向西流，我們期望資金可投資在匈牙利。」
匈牙利吸引的中國投資者數目愈來愈多，令匈牙利受到部分歐盟成員國的批評，不過Szijjarto對此並不擔心，而且堅定支持政府政策。
「這是競爭。大國不願看到我們或其他中歐國家與中國做生意。大家都在爭取更多投資，而我們正取得優勢。」他續説：「除非他們和我們一樣，積極向外尋求商機，並集中更多精力與中國做生意，否則我們將在這個競爭中繼續領先。」
他相信香港能促進貿易及投資由東向西的流動，但他認為匈牙利需要多做工作，以提高香港各界對當地的認識。在訪港期間，Szijjarto於12月1日與香港政府簽署協議，設立雙邊工作假期計劃，兩地年齡介乎18至30歲的青年可申請工作假期簽證，在匈牙利或香港逗留一年時間，期間可工作最長6個月以賺取旅費。協議將於2017年7月1日起生效，雙方每年各有 200個名額。
他説：「我這次來港的主要目的，是簽署工作假期協議。我也希望盡快與香港完成談判，讓更多匈牙利食品獲准出口至香港市場。」
匈牙利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但其地理位置與香港相距甚遠，難以在數量上競爭，不過Szijjarto相信該國有潛質在質量上取勝。他説：「我們目前獲許出口家禽及豬肉到香港，進展順利。我們不久前獲准出口小牛肉，並快將與當局就兔肉及羊肉的出口逹成協議。」
對匈牙利而言，農產品出口增長固然錦上添花，更重要的是與香港簽訂保障雙方投資的協議，如此下來，該國15%個人入息稅率及9%利得稅率對香港投資者將更具吸引力。協議讓匈牙利更有機會發展成為內地「一帶一路」的終點。
匈牙利已申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預期申請將於2017年初通過。他說：「布達佩斯至貝爾格勒的鐵路將進行現代化工程，相信能夠促進基礎建設發展。待工程完成後，該鐵路將成為把中國貨物從希臘皮拉魯斯港口運送到歐洲中部及西部的最快路徑。」
該鐵路可讓車身長達740米的貨運火車行駛，時速達160公里。
北京往來布達佩斯的直航航線於2015年5月正式開通，前往匈牙利的內地旅客數目因此上升30%，而匈牙利對內地的出口亦增加22%。
Szijjarto總結道：「我已向香港官員提出開通香港往來匈牙利的直航航班，他們亦承諾會向國泰航空反映意見。若然最終能夠成事，我們當然會十分高興。」
原文刊載於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2017年1月號，請按此閱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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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Dentons
一帶一路項目是中國彰顯其世界經濟強國地位的重點項目之一。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起了一帶一路項目，顯示了這個亞洲強國加快對外投資以及鞏固國際地位的宏偉目標。一帶一路項目在地理位置上主要分為兩個方向。一個是陸上絲綢之路，從中國到西歐，貫穿南亞和東南亞、俄羅斯、波斯灣、中東、北非、地中海以及周邊地區。這被稱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另一個是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東部沿海，經過中國南海和南太平洋，向西通過印度洋，到達歐洲的地中海 …
結論：絲綢之路是用黃金鋪成的嗎？
無論從哪方面考量，一帶一路戰略都是全球範圍內繼二戰馬歇爾計劃之後範圍最廣、影響最大的經濟戰略。有許多關於一帶一路戰略能否成功的評論。對於像這樣規模的戰略，人們最終會通過項目成果來評價它。目前可以預計的是中國將不會缺乏一帶一路需求的資源。習近平主席的執政水平必將與一帶一路戰略的成功緊密相連，這樣的壓力或許很多人會望而卻步，但習近平主席及其團隊很明確地表現了積極的態度。這也為對一帶一路成功抱有很大期望的沿線國家增強了信心。
即使有最好的目標和奮鬥計劃，一帶一路必然面臨著諸多挑戰，例如上文討論過的這種體量的項目必然會帶來的幾項明顯的挑戰。
然而一帶一路戰略為各方帶來的好處也是目前不可估量的，不僅惠及中國及其人民，也將使得一帶一路選擇與中國合作的沿線國家獲益，包括經濟、政治、戰略、文化和社會方面的利益。對一些國家來說這些利益甚至將改變它們的現代歷史進程。原本需要幾個世紀才能完成的基礎設施如今將加速完成，隨之而來的利益也將不可估量。
因此我們的答案是積極的，對於中國和願意參與、共享這項倡議成果的國家來說，絲綢之路確實有可能是黃金鋪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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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法斯集團
世界貿易籠罩在貿易保護主義的威脅下
在經歷連續2年的全球增長趨緩後，2017年的增長前景略有改觀(從2.5%升至2.7%)。這一回升主要由新興國家企業復甦帶動(增長率4.1%)，而這要歸功於巴西和俄羅斯的反彈勢頭抵消了中國經濟減速的影響。發達國家的增長率則穩定在1.6%。
全球貿易一派蕭瑟氣象(預計2017年增長2.4%，2008到2015年間平均增長率為2.2%，但2002到2007年間平均增長率達7.0%)，而隨著唐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可能捲土重來，令本就惡劣的形勢雪上加霜。短期來看，這些措施在本週期結束時對美國經濟的影響(+1.8%)將小於那些對美國出口權重較高的國家，如：中美洲國家(尤其是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墨西哥和厄瓜多)和部分亞洲國家(如越南和泰國)。
鑑於墨西哥對出口美國的依賴性較強(佔該國GDP的7%)，在通膨抬頭而投資減退的情形下，科法斯擬將其國家風險評級降為B。而阿根廷相比之下"川普效應"有較強耐受性，在度過艱難的頭一年後，有望從其改革中獲益。因此，科法斯將阿根廷國家評級升為B級。
2017年全球政治風險將達史無前例的高度
在2017年，政治風險仍將是需要加以關注的重中之重。
發達經濟體中，歐洲正陷入極大的政治變數之中，多場決定性的選戰結果難測，而英國脫歐的具體條款細節仍有待推敲。在過去一年間，科法斯歐洲政治風險指數迅速攀升，德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和英國的平均增幅達13個百分點。如果未來出現與英國脫歐公投相似規模的大型政局動盪，歐洲的平均增長率將被拖慢0.5個百分點。
而在社會不滿情緒蔓延和安全風險驟升的推波助瀾之下，新興國家的政治風險也高於以往。在主要新興經濟體中，獨立國家國協成員國(由於俄羅斯關係，2016年指數為100%中的63%)和北非/中東地區(土耳其與沙烏地阿拉伯同為62%)的風險最高，而南非評級下調至C則可部分歸咎於經濟增長極度低迷的背景下，其政治和社會失望情緒的蔓延。
包括恐怖攻擊、衝突和謀殺在內的安全風險是政治風險指數中的一個新增因素。不出所料的是，這些風險最高的國家便是俄羅斯和土耳其。
信用風險：高額企業債是新興國家銀行業的一大威脅
這類信用風險的增長在不同國家可表現出不同的形式。
發達經濟體的企業破產水平應可繼續下降。但負面狀況在於企業創建數量通常低於金融危機前水平(2015年與危機前峰值相比，德國為-19.8%，美國為-5.1%，義大利為-4.1%)。銀行傾向給予高負債企業的貸款而忽略快速增長的年輕企業，令他們無法獲得應有資源。
企業過度負債是新興國家面臨的另一大問題。中國的企業負債水平最高(相當於GDP的160%以上)，2015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第二季度期間，這一債務又增長了GDP的12%。俄羅斯、印度、巴西和中國的銀行業壞帳劇增，信貸條件日益趨緊。
歐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貿易風險評級上調
自2015年中以來，科法斯首次在國家風險評估中給予更多評級上調而非下調。
西班牙評級上調至A3，而冰島和賽普勒斯(資本管控相關風險降低)的評級分別為A2和B。在科法斯進行評估的160個國家中，中歐諸國的評級持續改善。愛沙尼亞(A2)、塞爾維亞(B)和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C)等國的企業環境和經濟增長均有改善，已達較滿意水平。得益於適度的經濟增長和銀行業的持續鞏固，保加利亞(A4)的復甦勢頭也已穩固。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較小國家的處境相比較大經濟體要更為有利。表現最好的兩個國家是迦納(B)(在12月通過了民主成熟度測試，公共財政管理水平較好)和肯亞(A4)(獲益於旅遊業和公共投資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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