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一帶一路"建設金融支持的特徵、挑戰與對策

宋爽: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助理研究員
王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世界能源室主任研究員

中國金融支持"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挑戰
 
(一) 中國承擔大量的融資壓力和風險

"一帶一路"倡議雖然旨在推動沿線國家共同發展,但在實施過程中卻是我國承擔了主要的融資壓力和風險。如前所述,"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四年來,我國在沿線國家提供的金融支持已超過3000億美元,涵蓋了基礎設施、資源能源領域的許多大型項目。其中相當部分由中國金融機構主要出資甚至唯一出資,導致我國承擔了"一帶一路"建設的大部分資金壓力和風險。例如,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在沿線國家開展的最大貸款項目之一,俄羅斯Yamal液化氣公司的生產線項目,就是由進出口銀行和國開行聯合提供了高達120億美元的貸款,佔該項目貸款融資總額的74%。再如,絲路基金雖然一直對國際合作持開放態度,但到目前為止也僅在兩個項目中加入了銀團貸款的融資方式,而在哈薩克斯坦設立的中哈產能合作專項基金則由其獨自出資。
 
從更深層次來看,沿線國家政府財力不足和危機後國際金融機構業務收縮,是造成中國獨自承擔巨大融資壓力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多為發展中國家,政府財政實力比較薄弱。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沿線約一半國家的外債與GDP之比已經超過60%的警戒線,如吉爾吉斯斯坦、烏克蘭、格魯吉亞和蒙古等國甚至已經超過100%。通常而言,東道國政府應當作為基礎設施項目的主要投資者,因為這類項目建成後將對國家經濟產生巨大的外部性效益。然而,中國卻成為沿線貧困國家項目的主要出資人,同時無法享受項目的外部性收益,因此承受了大量額外的風險。另一方面,發達國家金融機構都在危機後收縮業務,對海外大型項目貸款越發慎重。國際金融機構本來就對投資週期長、收益率低的基礎設施項目興趣不高,而金融危機後監管約束的強化使其在缺乏公開透明商業環境和國際通行市場規則的發展中國家放貸更加謹慎。因此,我國金融機構難以找到志同道合願幫助發展中國家進步的國際金融機構,來共同融資、分擔風險。

(二) 國內私營資本參與程度不高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項目的金融支持仍以官方資本為主,私營資本的參與程度較低。從前面分析中可以看到,國有大型銀行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發起設立的投資基金一直是"一帶一路"項目的主要資金來源。這不僅容易在沿線國家引發經濟安全憂慮(非商業動機)和道德風險,也不利於金融機構之間的公平競爭。首先,資金接受國的政府和民眾很可能質疑中國官方背景的金融支持具有政治動機,甚至危害其國家經濟安全,從而對"一帶一路"倡議產生抵觸情緒,並出台一些帶有防範意圖的政策和法規。其次,部分國家可能會將我國官方提供的金融支持視為援助資金,為一些高風險項目爭取融資,或在獲得融資後對項目疏於管理,從而將我國資金置於較大風險中。最後,如果國有金融機構在為沿線項目提供金融支持的過程中總是處於優勢地位,也不利於它們持續性地改進治理結構和運營效率。

同時,國內私營金融機構在參與沿線項目的資金活動時也面臨著諸多瓶頸。一方面,私營金融機構的業務規模和資金實力都遠遜於國有機構。從年報數據對比來看,作為民營背景商業銀行中的佼佼者,民生銀行2016年的營業收入和資產規模分別為1552億元和5.9萬億元,遠落後於工商銀行的6759億元和24萬億元。因此,私營金融機構通常很難像其國有對手一樣獨立為海外大型項目提供融資。另一方面,國有金融機構在業務過程中也缺少向私營機構開放的機制。從Dealogic數據庫的銀團貸款信息來看,國開行、進出口銀行等活躍在"一帶一路"融資前線的國有金融機構,在開展銀團貸款時主要的合作對象也是中國銀行、工商銀行等國有大行,很少見到私營金融機構的參與。此外,私營金融機構還面臨著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雖然國有銀行和絲路基金都建立了自己的項目儲備庫,但是這些信息並不向私營機構開放。

而且,當前官方資金主導的"一帶一路"融資支持更偏向國有企業,針對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的融資機制尚未形成。以絲路基金為例,其最初的兩筆投資就是入股三峽集團和中化集團的控股子公司,以支持它們在巴基斯坦開展Karot水電項目和在意大利收購Pirelli輪胎公司。雖然少數民營企業已經參與"一帶一路"的投資基金體系,但是這些民營基金無論在數量還是規模上都與官方背景的基金存在很大差距。而政府性投資基金對民營企業的開放程度不高、使用情況不透明,難以有效撬動民營資本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類似地,在國有政策性銀行和大型商業銀行主導的"一帶一路"貸款體系中,民營企業由於規模和業績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對稱等市場缺陷,也很難獲得有力的資金支持以參與"一帶一路"沿線的投資項目和公私合營項目。

(三) 資本市場未能發揮有效作用

中國主要通過銀行貸款和股權投資基金向"一帶一路"沿線項目提供金融支持,企業依託資本市場開展直接融資的比例很低,不利於融資風險的疏散。這一方面與國內資本市場開放程度不高密切相關。目前,我國僅允許境外機構和企業在境內資本市場上發行熊貓債。雖然這一市場最早在2005年開始試點,但是直到2015年才加快了開放步伐。根據萬得數據,截至2017年11月,已有約48家境外機構和企業在我國發行了2000多億元熊貓債。不過,發行主體多為外國政府、國際金融機構和國內企業的海外子公司,像俄羅斯鋁業聯合公司這樣的沿線國家企業主體還很罕見。這主要是因為國內資本市場制度和金融基礎設施還存在局限性,例如:企業跨境發行面臨著信用評級體系、會計審計標準的國際一致性等問題,而資本賬戶管制和匯率的不確定性也限制了境外企業前來發債。

另一方面,通過國際資本市場為"一帶一路"項目融資也面臨著諸多挑戰。首先,多數沿線國家落後的資本市場難以滿足境外企業的融資需求。除新加坡、印度、以色列、俄羅斯和少數中東歐國家擁有規模較大、開放較深的資本市場以外,多數沿線國家還處於商業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國內資本市場孱弱且封閉,缺乏針對境外主體證券發行的法律法規。其次,我國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面臨著較高的融資成本和風險。企業的信用評級通常以國家主權信用評級為上限,我國主權信用評級長期低於英國、德國等傳統發達國家,而2017年穆迪和標普又先後將我國評級下調,進一步增加了中資企業海外融資的難度和成本。而且,我國企業在國際融資時通常需要以美元、歐元等第三方貨幣計價,因而還面臨著較高的匯率風險。最後,我國努力推行的絲路債券也面臨重重困難。由於絲路債券可能涉及多個項目或國家,因此如何建立一個各方認同的發行體系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為了實現絲路債券在沿線各國的自由流動和交易,又需要沿線國家都具有足夠深度及流動性的債券二級市場。

(四) 區域分佈和行業結構不平衡

中國對"一帶一路"項目的金融支持存在比較嚴重的佈局不平衡問題,區域風險和行業風險過於集中。如前所述,我國金融機構支持的項目多位於距離臨近、資源豐富的區域(國家),其中相當部分面臨著較高的國別風險。根據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排名,在獲得中國資金支持最多的東盟地區,印尼、越南、柬埔寨、老撾和緬甸均排在100名之後。有些國家還曾因政局動盪、政黨輪替導致項目受阻,如一波三折的中泰"大米換鐵路"項目和歷經曲折的菲律賓北呂宋鐵路項目。同時,中國提供大量能源貸款的國家也普遍具有較差的風險評級,如巴基斯坦、土庫曼斯坦、柬埔寨等。雖然中國在這些國家提供貸款時常常要求他們以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等資源的出口收入作為擔保,以適當規避貸款風險。但是,隨著近年來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市場走低,這種做法實際上使中資銀行面臨著雙重風險:一是擔保品價值的下跌;二是借款國出口減少和財政收入下降所導致的貨幣貶值與美元償付能力的下降。

與此同時,中國資金支持的沿線項目大多分佈在能源和基礎設施領域,也導致行業風險太過集中。特別是金融危機後,中國在這些行業提供的海外貸款規模已超過世界銀行和一些主要的區域性多邊開發機構,從而面臨著較高的經濟、政治乃至社會風險。雖然能源和基礎設施項目符合"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方向,並且有助於保障我國的長期能源安全,但是也存在資金投入大、回收週期長、政治敏感性強等問題,蘊含著較高的經濟和政治風險。另外,許多大型工程和資源利用項目還易引發有關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的爭議,潛在的社會風險不容忽視。在一些沿線國家,已經出現過由燃煤電廠建設引起的示威遊行和警民衝突。這無疑將對銀行的資產收益和聲譽產生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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