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勤中國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於2017年3月被正式納入政府工作報告，定位為跨行政區的國家級統一規劃，隨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將其列入2018年的重點工作。為深入發掘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在制度創新、城市共融、產業協同與技術創新等領域的相關趨勢，德勤走訪了大灣區內各行各業的領先企業，深入進行調研分析。今日，集成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特點，優勢，以及企業可以如何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中蘊含的巨大商機的德勤白皮書《從"世界工廠"到"世界級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議》隆重發佈。德勤對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中國世界級灣區充滿期待，對灣區經濟的蓬勃發展充滿信心。

目前，發展成熟的世界三大灣區分別是美國紐約灣區、美國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三大灣區的核心定位各不相同。德勤分析顯示，對照世界三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最有可能成為下一個世界級頂級灣區，其擁有的占地面積、常住人口、經濟總量增速、港口吞吐量和機場通航量均超過現有三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立足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規模、需求和實力，以不足全國5%的人口創造了全國12%的經濟總量，粵港澳大灣區的"深港核心區"更是全國人口密度、資金密度、國際專利密度最高的區域。

德勤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許思濤認為："灣區經濟不僅早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更是各國競爭力和創新能力的新載體。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既是中國準確把握國際競爭新焦點的前瞻性戰略，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和接軌全球經濟的新支點。粵港澳地區橫跨'一國兩制三關稅區'，其政策制定要以中央和粵港澳三地協商的方式推進。這種由上至下與多方協商的特點，決定了粵港澳需要共同探索灣區經濟的'中國模式'，由政府與市場交織推進灣區發展規劃，超越原有的'一國兩制三關稅區'制度的複雜性，充分利用制度的多樣性重塑灣區經濟發展模式，為其提供有別於其他世界級灣區的制度創新的可能性。"

粵港澳大灣區是基於過去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基礎，打破行政區劃壁壘，打造創新統領城市群，實現產業融合發展的升級版規劃。粵港澳合作雖然不是新概念，但是，灣區發展規劃要從區域經濟合作上升到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國家戰略，向粵港澳三地政府提出了加強系統性制度構建的合作新要求，推動生產要素，人流、資金流、信息流在灣區內的快速流動和高效配置。德勤在白皮書中強調稱，制度的複雜性體現在制度的多樣性和互補性，抓住制度創新的契機並加以合理利用，或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特有優勢。

許思濤補充道："大灣區的發展無疑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鼓勵和制度創新，也離不開市場自下而上的推動，二者的融合將在頂層設計、城市集群發展、產業協同和創新驅動四個層面上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完成從願景到現實的轉化。"

德勤中國"一帶一路"服務領導合夥人施能自表示："國家發改委在去年7月公佈了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的六個重點方向，其中之一是助力'一帶一路'倡議，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和經貿合作，進一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打造CEPA升級版。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粵港澳自身各具優勢，可以分工合作，相互協同，發揮更大作用。 比如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可以成為參與'一帶一路'企業的海外財資中心，在融資、資金的全球管理上發揮作用；粵港澳三地的機場、港口如能深入合作，建成全產業鏈的新型國際航運中心， 對接東南亞、南亞及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進一步促進'一帶一路'上的貿易暢通和人員往來；整合香港、深圳、廣州等地的教育和研發資源，大灣區可以引領科技創新和高端製造業，將中國製造的高端裝備、中國科技標準帶到'一帶一路'國家。"

德勤在白皮書中指出，大灣區城市群應強調在地理空間上進行統一的戰略規劃和資源配置，打造城市互聯互通的跨城市生活圈，突出城市自身特色與功能定位，借助體制的多樣性，尋找資源配置和生產要素的最佳組合，最大程度地發揮集聚效應、分工效應、協作效應和規模效應。

德勤中國華南區主管合夥人周志賢總結道："粵港澳大灣區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和接軌世界經濟的新支點，它的發展進一步明確中國以城市群發展協調區域經濟的大方向。相對中國的其他四大主要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毗鄰港澳，具備獨特的地理優勢。此外，香港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僅可以為大灣區內城市帶來大市場的規模效應，它自身的市場經濟運作與管理經驗還可以為區內各個城市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借鑒。大灣區的部分城市目前仍處於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時期，據我們瞭解，企業在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巨大機遇的同時，更需要廣泛多元的專業服務支持。德勤將積極配合，致力為華南區企業提供最佳支持，共同打造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向世界級灣區的蓬勃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的五大特點

1. 制度多樣性：粵港澳地區橫跨"一國兩制三關稅區"，除了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還有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廣東自貿區的南沙、前海蛇口和橫琴三個片區。自由港、特別行政區、經濟特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在大灣區的制度疊加效應，為貿易和產業合作提供了廣闊的選擇空間。
2. 產業結構偏重製造業：粵港澳大灣區仍然處於工業經濟階段向服務經濟轉型的時期，目前，製造業的比重較大。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第三產業的比重為62%，而已經進入創新經濟的美國紐約、美國舊金山和日本東京三大世界級灣區的第三產業比重均在八成以上。雖然深圳、香港等個別城市已經具備了創新經濟和服務經濟的特徵，但是，區內的大多數城市仍處於進入高端製造業和服務業的轉型過程中，大灣區的整體效應和影響力仍有待提升。
3. 基礎設施繼續完善：中國城市公共交通市場化改革強調，區域間互聯互通以"多式聯運"為核心，港澳地區在區域內交通配套整合上最具改革條件，陸海空"多式聯運"將有效地提高貨物周轉率，降低運輸成本。粵港澳大灣區在城際鐵路與城市軌道交通的客運發展領域已經領先全國其他地區，但在精度上仍具備成長的空間，特別是在信息化管理的協調統一方面，尚需打破固有的壁壘。
4. 城市分工進一步細化：大灣區內的很多城市間主導產業差異化程度尚不明顯，需進一步細化和明確城市的核心定位，整合產業集群，用產業鏈的思維參與全球化競爭。
5. 創新潛力有待深挖：大灣區內擁有多家國內知名高校，深圳更是擁有眾多的高新科技企業、高校人才資源和創投機構。未來，大灣區可以通過建立企業和大學、科研機構的聯盟等平臺，縮短新技術從研究到應用的過程，減少溝通成本，尋求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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