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動中的亞洲秩序與中國影響力分析

2017年12月05日

徐晏卓

中國成為亞洲乃至世界性大國已不再是一個有爭議性的議題。現有文獻充分討論了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政治影響力對亞洲乃至全球秩序的衝擊和影響。一些研究比較樂觀地認為中國的崛起代表著"非西方世界"對美國主導下以民主和市場為金科玉律的國際秩序的反思,以及國際秩序公平化的大趨勢。中國在亞洲的領導作用將促進地區主義為基礎的亞洲秩序的轉變。另外一些研究人員比較悲觀地強調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對於現有亞洲格局不可避免的挑戰和衝擊以及由此引發的安全危機和治理危機,挑戰了以美國為中心的同盟體制,以及亞洲海洋國家和半島國家佔據優勢的海權。也有更多的研究介於兩者之間認為中國的崛起並不會大幅度顛覆現有的亞洲秩序,而是為其注入新的元素, 未來中國將成為亞洲秩序中最核心的成員,但隨之而來的大國角色的調整和轉換,可能引發相當長時期的動盪和磨合。這些研究廣泛探討了中國對亞洲秩序未來發展三種趨勢(美國為中心的溫和霸權體制;亞洲新強權的出現和正在興起的次區域主義)的影響,並從中美和周邊國家的視角分別予以政策建議。這些文獻的共同點是明確了中國在未來亞洲秩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地位,以及隨著中國外交愈發"奮發有為"對亞洲秩序不可避免的衝擊和影響,但是對中國在未來區域秩序中位置的判斷往往基於中國的經濟和軍事能力,而直接推定中國擁有的經濟和軍事資源會轉化為中國對周邊亞洲國家的影響力,以實現中國在亞洲的利益訴求,比如正向地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或負向地在亞洲地區爭霸。但中國所擁有的政治資源、經濟實力和軍事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轉化為亞洲國家對中國崛起後亞洲秩序變化的認同,多大程度上可以協助中國完成其既定目標,又或者中國不斷增強的國家實力是否反而成為其對周邊國家影響力的負資產,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維度和答案。本文選取"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戰略與周邊國家對中國重回亞洲中心位置的亞洲新秩序認同為例,旨在評估中國將其不斷增長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轉化為影響力的能力,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

一、確定中國的影響能力

1. 理論框架

社會學者基斯特賴布(Keith Tribe)在解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關於權力的經典論述時提出"一個行為體的權力資源可能會被利用與轉化成利己成果,但未必能夠完全轉化或者完全得以利用"。他的論述抽象地指出了行為體實力與影響力之間存在的轉化以及不對等轉化關係。政治學者考克斯(Robert W. Cox)和雅各布森(Harold R. Jacobson)在其解讀國家國際影響力的著作中對於影響力的定義與社會學者看法相類似,認為影響力實際上是一種"實質"(actuality),其大小取決於被影響者多大程度可為施加影響者改變自身的行為以服務於施加影響者的目標。該定義將影響力這一抽象的概念和其模糊的衡量標準具體化,實物化。在國家層面,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於1990年將"權力"的論述延伸,提出了被廣泛關注的"軟權力"概念。根據奈的定義,"軟權力"是"使其他人想要你想要的後果"的能力。具體而言,奈認為其所提出的"軟權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識形態或政治價值觀念感召力及塑造國際規則和決定政治議題的能力,但他沒有解釋清楚"軟權力"與其相對應的"硬權力"之間的界限以及兩者之間的轉化關係。國際關係學者吳翠玲(Evelyn Goh)在其國家影響力的文章中把"軟權力"與"硬權力"銜接起來,認為權力是一種資源,而影響力則是資源的運用。而在如何衡量一個國家的影響力方面,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理論學者鮑德溫(David Baldwin)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視角。他在其著作中指出,當前衡量國際權力關係最大的缺失在於沒有明確範圍、重要性以及其導向的結果,而是過分誇大了權力資源對這三者的轉換。相比於一般的財富和物質轉移,將權力資源轉化為影響力是間接的,也是不完全對等的。為了將權力資源的轉化具體化,鮑德溫在該文章中不僅指出了權力資源轉化為實際影響力的局限性,同時將實際影響力的衡量指標具體分為三個方面,即範圍、權重和主導性。

通過上述的文獻綜述可以得出以下幾個推論:首先國家影響力不等同於國家的重要性,衡量一個國家的影響力並不僅僅是該國的實力和國際存在(也就是鮑德溫提出的權重和範圍),而且還應包括該國對於其他國家的吸引力,以及影響其他國家服務於本國戰略的能力(即鮑德溫提出的主導性)。第二,國家影響力不同於國家的實力,一個國家不斷增長的資源和能力並不一定會轉化為該國的影響力。不同國家的國家實力轉化成國家影響力的能力並不相同。國際社會中不乏以小搏大的案例。第三,國家影響力不同於國家能力(state power)(或國家影響能力),國家能力強調的是施加影響國對於本國自然資源、工業能力、軍事準備等實力要素的使用和轉化,而國家影響力的衡量不僅取決於施加影響方,同樣需要關注被影響國家或地區。國家實力轉化為國家影響力的能力不僅與施加影響國的國家能力有關,而且與受影響國的既有利益和戰略息息相關。第四,一國對其他國家的影響是國家"硬權力"與"軟權力"綜合運用的結果,很難將兩者割裂。比如,經濟實力就是一個介於"硬"和"軟"之間的地帶。

因此,本文認為衡量一個國家對於某個地區的影響力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橫向和縱向分析。1) 施加影響國的戰略目標與受影響國家的利益關係:與本國利益無直接相關性;關係到本國的經濟福利;關係到本國的國家安全。2) 施加影響國自身的影響能力: 範圍;權重;主導性。3) 施加影響國家所願意投入的資源:威望資源;引導說服;威懾。由於同一國家在同一地區和同一時間段內的自身影響力相對比較固定,因此,第1和3項標準的六個影響因素更具變動性。理論上這六項標準可以導出9種組合,具體上實施方式和效果取決於施加影響國與受影響國雙方的意願和投入的資源。儘管很顯然,與受影響國家利益關聯度低或者利好的訴求,更容易實施成功,但這一理論框架依然可以驗證一下三點內容:1. 表面上看來在國際事務中,綜合性大國具有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優勢,可以使用讓利、施壓、威懾等方式促使中小國家服務於自身的戰略或利益,但反過來中小國家同樣具有相當的實力促進或者削弱大國所實施的戰略規劃。2. 施加影響國家投入資源的升級(從威望到威懾)是否意味著受影響國家更容易聽從或屈服?3. 哪些因素是國家影響力實施的關鍵。

2. 中國的國家影響能力解析

結合上文的理論框架分析,本文在衡量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中,首先需要從範圍、權重和主導性三個方面入手確定中國在該地區的能力。而後再根據中國在該地區欲施加影響力的意願和受影響國家的接受度,具體衡量中國將國家資源產出為國家影響力的能力。因此,在分析"一帶一路"戰略與中國形塑亞洲影響力這一案例之前,先要確定中國在亞洲地區所擁有的影響能力。在本文中,範圍指的是中國在亞洲國家存在的格局和延伸的觸角,權重指的是中國在亞洲國家存在的意義和重要性,而主導性則指的是大體上中國在亞洲國家存在的方式和引導亞洲國家服務於本國戰略規劃的能力。當然這三個指標本身頗具主觀性且在不斷變動中,但為了更好地解釋"一帶一路"戰略與亞洲國家對中國形塑亞洲秩序的接受度這個案例,本文則假定中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能力這一指標在此案例分析期間為固定的,由此為基礎進一步將關注點投入到施加影響國與受影響國雙方的意志和意願。

首先,在衡量中國在亞洲影響範圍方面,最先受關注的通常是中國在經濟領域的影響範圍。一般研究認為中國已經與周邊國家建立了緊密的經濟聯繫,這一聯繫改變了本區域的政治經濟格局。潘峰華等借助社會網絡分析工具得出結論認為,"中國與周邊國家存在不平等的經濟依賴度;貿易網絡存在較為明顯的核心—邊緣結構;中國在周邊貿易網絡中佔據主導地位,經濟影響力不斷上升"。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在亞洲地區經濟比重的攀升以及與周邊國家產業鏈的增強,其也在通過進一步推動亞洲國家間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強在本地區經濟引擎的地位和延伸在本地區的經濟觸角,比如加入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成立絲路基金,設立亞投行等。鐘騰飛在對比亞洲開發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於亞洲的定義後認為,隨著中國在亞洲經濟比重的增加和中日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亞洲地緣經濟的範圍也在不斷擴大,亞洲的定義不僅包括傳統的中亞、東亞、南亞、東南亞和西亞等五個區域,還包括太平洋國家,其概念更接近"亞洲─太平洋"。在安全領域,一般認為中國推動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是其超越"東亞中心"地緣區域認知的表現,此後中國開始積極推進與周邊國家的經濟紐帶,參與構建地區安全機制,全面規劃與構建以中國為中心的周邊區域。2015年美國在其海上戰略綱領性文件中首次提出"印度洋─亞洲─太平洋"地區概念,儘管這一概念隱含著美日地緣政治的觀念,旨在防止中國在印度洋拓展勢力,但反過來看這也反映了美國亞太同盟體系正以一種更廣闊的視角看待中國的周邊地區。總之,中國根據自身的實力和發展,在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逐步擴展了在亞洲地區的存在和影響範圍。

第二,在衡量權重方面,從經濟領域來看,亞洲國家與中國經濟的緊密聯繫不僅提高了中國在亞洲地區的經濟比重,同時也大幅增加了中國在亞洲國家的經濟重要性。外匯儲備、出口能力、吸引外資和國內市場等方面的優勢和中國製造、中國投資的突出表現也為中國在亞洲積累了大量的國際經濟影響能力。在外交政策領域,大部分中國學者都同意中國的聲音、意見和主張受到了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的重視,區域事務的處理與區域爭端的解決也離不開中國的態度和協助。此外,中國在亞洲區域組織和區域多邊會議中的角色和地位,比如近年來成功舉辦了APEC峰會、亞信峰會;通過瀾湄合作補充已有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推動成立亞投行等等,不僅提高了中國對亞洲事務的參與度,更有助於中國增強在亞洲的重要性。也有學者指出近年來中國提升了周邊國家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倡導命運共同體的外交理念意在為亞洲發展中國家謀利,為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發聲,這將增加了中國外交的權重。在軍事領域,由於中國奉行不結盟原則,未如美國一般向盟友提供安全保障或大量的軍事援助,也像俄羅斯一般向其他國家轉讓或出售大量軍備和技術,因此中國在軍事上對周邊國家的權重比較有限。在政治制度和文化領域,中國具有不同於西方的國內政治體制和傳統文化,其獨特的發展經驗和傳統文化智慧受到周邊國家的關注。近年來,中國還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強中國當代文化的"軟權力",比如製作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在烏鎮召開世界互聯網大會等。但畢竟國際社會的話語權還掌握在西方國家手裡,中國的政治文化語境也不同於西方國家,因此,中國在這一領域的權重也比較有限。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中國在亞洲經濟、外交領域成績斐然,但對於受影響國家來說,經濟、外交與軍事、政治對該國的重要性顯然不同,大部分國家在兩者不得不進行取捨的時候,一般會傾向於後者。這就解釋了為何在中國已經成為大部分亞洲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的情況下,亞洲地區依然出現了"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二元格局。因此,經濟上的成就和指標可以充分反映中國經濟在亞洲的權重,但並不能簡單地將之聯繫成中國主導亞洲事務的能力,更不能直接推定為中國的國家影響力。此外,權重帶來的影響結果可以是正向,也可以是負向,比如有學者認為批評中國或者美國再平衡政策的制定也是中國國際影響度提升的體現。本文認為中國被批評是地區國家對中國外交和發展的重視,體現的是中國在亞洲的權重,而中國的影響力則應局限於事物朝著積極或者有利中國的方向發展。

第三,在主導性方面,一些學者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國內的外交和國民情緒開始彌漫著一種勝利主義的心態,不僅期望華盛頓包容中國的第二大國地位,而且希望隨著中國對外實力的增加,中國可以較嚴厲和更容易地處置圍繞中國的多個較小的麻煩製造者。但隨著中國的崛起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加深,這些預期並未在短期內得以實現。根據2015年國防白皮書,美國持續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日本大幅調整軍事安全政策;鄰國在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上向華挑戰;朝鮮半島局勢不穩定均對中國的周邊安全造成不利影響。這間接顯示了中國主導周邊安全局勢的能力有限。此外,一般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參與亞洲區域組織的議程設置能力依然較弱,甚至與印度和韓國等依然各有千秋,這與我國十四億人口基數和國家實力並不相符,且在國際輿論中的"軟權力"不足。

更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安全領域主導力的局限性也逐漸對中國的優勢經濟領域造成衝擊。近期,美國不僅加強與其盟友的聯繫,更主動與東盟國家建立夥伴關係,並推動了一系列區域合作機制試圖將中國排擠到區域治理之外,比如次湄公河倡議;美國-東盟峰會;TPP等。儘管在經濟領域中國倡導的是廣泛的貿易協定但還是有不少亞洲國家選擇加入高標準的TPP,這其中不僅包括相對發達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甚至還包括經濟實力相對較弱的越南、老撾、泰國和印度等國家。這些跡象顯示中國主導周邊國家的能力與國家實力不匹配,不僅在其權重較弱的軍事安全領域,甚至在其優勢的經濟領域仍然很難主導區域治理機制。

按照本文的分類將國家影響能力細化為範圍、權重和主導性三個方面,那麼中國在亞洲的影響範圍、權重與主導性之間;以及經濟、外交領域的影響力與政治、軍事、安全的影響力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目前,儘管中國的國家實力使得中國在亞洲的觸角延伸廣泛,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中國運用這一實力設置議程,影響亞洲國家的能力仍顯得不足。在這一綜合判定的基礎上,下文將以"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戰略與亞洲國家對中國重回亞洲中心位置的亞洲新秩序認可度為例,進一步分析在中國實力與亞洲影響能力不匹配的情況下,中國作為施加影響國家對亞洲受影響國家的影響力如何,並嘗試通過分析哪些因素會左右中國施加影響力。

二、"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戰略分析

確定中國在亞洲的影響能力後,這一部分將以"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為例,從中國的戰略目標、戰略手段與亞洲國家的利益關係兩個層面進一步分析中國的亞洲影響力。

1. "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戰略目標

2013年10月24日、2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此次會議是2006年以來我國首次召開的針對外交政策的重要會議,也是自1949年以來第一個針對周邊外交的座談會。這次會議距離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僅相隔一個多月時間,充分顯示了亞洲周邊國家在"一帶一路"這一中長期戰略中被提升到與大國同等甚至更重要的位置,可以說亞洲國家是 "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基礎和關鍵。中國對亞洲國家實施影響力的大小決定了"一帶一路"推進順利與否。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本文認為中國構想的亞洲秩序可以具體細化到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區域戰略目標的擴大與完善。對"一帶一路"這一歷史概念的傳承和超越顯示了中國在強盛時期不同於西方"霸道"的"王道"治理邏輯,在現今體現了中國重拾大國地位的宏偉戰略目標以及中國崛起後與周邊國家利益共贏的歷史經驗和外交政策良意。在歷史上"絲綢之路"商路以中國為中心向外輻射,不僅展開了沿線國家的商品貿易往來,同時也由沿線國家共同保障和維護商路通道的安全。而商路通道的拓展與延伸,與中國的自身的經濟繁榮和沿線國家的社會穩定密不可分。因此可以推論這一歷史概念的再演繹包括了兩個含義,即經濟範圍與運用經濟實力提升影響力。一方面,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經驗都集中在內部資源與內部經濟結構的調整,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經濟發展的範疇將擴大到對整個區域和經濟帶資源的整合和結構調整,這無疑將進一步提高中國在亞洲的影響範圍和權重。另一方面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與亞洲周邊國家的往來是以經濟為先導,外交也是以經濟合作的方式為主。在現有"一帶一路"戰略框架下,為了與周邊國家創造更為全面和平衡的交往模式,外交,安全和軟實力等因素並重提升到與經濟並重的位置。

第二,與亞洲國家關係的轉變。在前兩任政府執政過程中,中國的外交戰略更多的著眼於大國政治與全球視野,亞洲周邊國家相比較之下有些冷門。在"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下,亞洲周邊國家被置於與大國同樣重要位置,與大國的關係也被放置到亞洲地區內重新審視。比如,與日本、俄羅斯和印度的關係從以往的大國政治逐漸轉變成為在亞洲多邊框架下的區域關係,中國與這三國的政治經貿往來也在東盟+3,南亞區域合作聯盟,上海合作組織和東亞峰會等東亞,南亞和中亞的多邊框架下進行。

第三,重拾中國亞洲中心國家的位置。"一帶一路"戰略將中國置於亞洲泛區域關係的中心位置,但這一中心位置並非封閉和排他性的,相反中方的態度是開放和包容的。儘管美國和俄羅斯並不屬於亞洲國家,但中國認可與其在亞洲周邊地區共存的現實。中方一直倡導的"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正是為了避免"一帶一路"倡議淪為大國零和政治遊戲。外交部長王毅將其解釋為"以合作取代對抗,以共贏取代獨佔,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贏者通吃那一套"。

2. "一帶一路"的亞洲戰略環境

"一帶一路"戰略於2013年提出,經過2014年廣泛的宣傳到2015年已經進入實施階段。中國逐步推進"一帶一路"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對亞洲周邊國家和地區秩序造成了影響和衝擊。表一使用了ABS亞洲風向標第三波和第四波調查數據資料,用以分析中國實施"一帶一路"的亞洲戰略環境。ABS亞洲風向標第三波數據調查在2010-2012年間開展,而第四波數據調查則於2014-2016年開展,期間的民意動態變化恰好可以反映中國在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前後,亞洲國家的民意變化。根據表一的數據,亞洲國家普遍認為中國在亞洲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在未來十年最有希望成為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國家。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絕大多數亞洲國家民眾支持中國是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國家這一看法的比率有所提高。對比未來十年與現在,所有亞洲國家認為中國將成為最具影響力國家的比率都有明顯大幅提升。這一趨勢體現了中國在亞洲被廣泛認可的影響能力,且這一影響能力在"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後有了穩步的提升。而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亞洲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認為美國是亞洲最具影響力國家的比率與認為是中國的基本持平。這反映了亞洲國家對於中美在亞洲地區共存的認可,但與此同時他們並沒有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做出非此即彼地選擇。隨著時間的推移認為美國是最具影響力國家的比率開始降低。此外,亞洲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普遍認為中國對本地區和本國帶來了積極的影響。在"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後,亞洲國家認為中國對本國帶來積極影響的比率有所提升,而對本地區所帶來的積極影響比率反而有所下降。這幾組數據的比率和趨勢顯示,亞洲國家對"一帶一路"戰略基本持積極的態度,認可其對本國的積極影響卻對本地區積極影響存疑,反映了亞洲國家不願錯過”一帶一路“戰略對本國經濟帶來的機會同時也對這一戰略對本地區格局帶來的影響在安全上表示擔憂。也就是說在短期內,"一帶一路"戰略並不能很快的改善目前亞洲"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的二元格局。然而儘管當前亞洲國家更傾向於處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但在中長期看來,亞洲國家一般認為中國有希望取代美國成為本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國家,而美國的影響力隨之下降。這也意味著"一帶一路"戰略在中長期看來有可能有助於中國形塑以中國為中心國家的亞洲秩序。

3. "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戰略手段分析

"一帶一路"戰略在形塑中國為中心亞洲秩序的過程中所使用的戰略手段可以分為三個層面:歷史概念的傳承;國內外的連接以及大國關係的博弈。歷史概念的傳承主要使用威望的戰略手段;國內外的連接主要使用經濟引導的戰略手段;而與大國關係的博弈主要使用的仍是引導,並逐步升級到主動防衛,但並未完全使用威懾的戰略手段。這個三個層面被亞洲國家的接受程度決定了中國亞洲影響力-主導性方面的能力。下文將從這三個方面入手分析這三方面戰略手段實施與受影響國家的接受度。

首先,"一帶一路"是一個歷史概念,很多學者認為重提這一概念蘊含了中華文明歷史上王道思想超越西方現代國際秩序維度的"軟權力"。根據表一的數據,與中華文化更接近的國家,比如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和韓國,以及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馬來西亞對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以及中國對本地區的積極作用更為認可和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與中華文化圈文化距離較遠的國家,比如菲律賓和緬甸等國對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和對亞洲的積極作用認可度較低。這一文化背景下的數據差異顯示亞洲國家對歷史概念的解讀與中方不盡相同。部分亞洲國家擔心“一帶一路”戰略下的亞洲秩序是中國意在恢復華夷秩序,本國恐淪為藩屬國的地位。此外,歷史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時期,是一個強大、先進、統一的中國與一個相對落後無序的亞洲,而當前"一帶一路"戰略的背景卻是一個正在崛起過程中的中國與一個文化身份認同各異,歷史問題仍未妥善解決的亞洲。因此,使用這一歷史概念形塑亞洲秩序需要處理的不僅是經濟領域與亞洲國家的聯動,更重要的是增強亞洲國家對中華文化圈和歷史史觀的認可和認同。

第二,"一帶一路"戰略是以中國為起點向多個方向延伸連接歐亞沿線國家。根據表一數據,亞洲國家在"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後更為認可中國對本國的積極影響,但對中國對本地區的積極影響認可度有所下降。這從另外一個方面驗證了很多學者提出的亞洲經濟安全二元格局現象。從對本國積極影響度的數據來看,經濟發展預期較好的國家,比如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對中國對本國經濟影響的看法比較積極,而相反經濟發展預期較差的國家和地區,比如菲律賓、蒙古和台灣地區對中國對本國經濟影響的看法比較消極。這一數據趨勢隱含著一個潛在的問題,儘管亞洲國家普遍認可"一帶一路"戰略為本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但對本國經濟消極的看法也與中國綁定在一起使得中國很容易成為亞洲國家國內經濟問題的"替罪羊"。

第三,與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不同,亞洲不再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相反它已經與全球體系緊密的連接在一起。儘管"一帶一路"戰略所形塑的亞洲秩序是一個開放、包容的亞洲,且尊重傳統域外大國,包括美國和俄羅斯在這一區域的存在和地位,但與中國的互聯互通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或削弱了部分國家與域外大國固有的連接方式和聯繫緊密度。表一的數據顯示在"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後,亞洲國家對中國對本國的積極影響度有所提升,而對本地區的積極影響看法有所下降,同時反映了亞洲對中國作為亞洲中心國家所產生的風險存在一定擔憂。也就是說儘管亞洲國家對與中國戰略對接有信心,對中國對本國的積極作用認可,但對與中國一道分擔亞洲區域風險的模式存在疑慮,對中美在亞洲共存持懷疑態度。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戰略資源投入的升級,比如在南海問題中從以往的經濟合作擴大到加強區域防衛,並沒有帶來主導這一事務能力的增加。不僅一些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借助大國之間的博弈試圖以小搏大,一些與中國沒有太多安全利益衝突的國家也隨著中國戰略資源投入的升級對中國主導區域秩序產生消極看法。從表一數據來看,東南亞國家中,不僅在領土爭端問題上態度強硬的菲律賓和越南不認可中國對亞洲的積極作用,與中國沒有領土爭端的新加坡、泰國和柬埔寨在2014年以來認可中國對亞洲積極作用的比率也有所下降。

三、中國對亞洲影響力評述

中外學者的分析和民意調查數據均顯示中國在亞洲具有相當的影響能力,但這一影響能力往往集中在影響範圍與權重上,在主導性方面中國影響亞洲的能力比較有限。且中國在經濟領域和外交領域的影響能力較強,而在政治文化和軍事領域的影響能力較弱。在評述"一帶一路"戰略形塑亞洲秩序這一案例上,儘管在該戰略提出後中國的影響能力得到穩步增強,但在影響範圍、權重和主導性之間影響能力的不平衡與經濟、外交和政治、軍事影響能力的不平衡表現尤為突出。因為,在分析"一帶一路"形塑亞洲秩序的過程中,衡量中國亞洲影響能力的參照對象是美國,而不是中國過去的狀況或者其他亞洲中等強國。這勢必對崛起中的中國的國家影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別是近年來美國在亞太的防衛心理越發嚴重,認為中國在亞洲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的正當行為是"強硬"和"挑釁",通過其軍事和政治話語權的優勢,在亞洲國家取得了相當的影響力,削弱了中國憑藉自身實力解決亞洲事務的能力。但衡量中國亞洲影響力不單單是中美影響能力的比拼,而是對現有資源實力運用的能力的分析。因此,以案例為基礎衡量中國國家影響力不僅需要評估中國的國家影響能力,而且要分析受影響國家的態度以及中國為實現戰略目標所投入的資源和手段。

對於除了大國盟友之外的大部分亞洲國家來說,作為一個自主的國家行為體,其決策是基於各自國家利益權衡後的舉措,而不是遵循中美任何一方的態度。這表現在對於與亞洲國家利益相對較為無關的議題,比如中國的內政問題,這些國家往往尊重中國的態度和立場。這樣的尊重和支持與中國的國家實力運用並沒有太大的關聯,因為在中國尚未崛起的時候,亞洲國家也一貫尊重中國在內政問題上的主張和立場。也就是說在中國與美國在影響能力仍有差距的前提下,增強亞洲影響力的關鍵並不在於中美短期影響能力差距的縮小,而在於亞洲受影響國家的態度。就目前的數據調查結果看,中國國家實力增強後,亞洲國家普遍樂於借助中方提供的發展機會,對"一帶一路"帶來的經濟合作普遍表示歡迎。但在涉及本國政治和安全利益的問題上,這些國家並沒有因為中國實力的增強,而在一些與中國有安全利益衝突的問題上有所收斂,相反一些中小國家反而表現出了更強硬的態度。如果說菲律賓等盟友國家強硬的態度是美國圍堵中國縱容亞洲中小國家的結果,那麼一些原本較為溫和國家的強硬態度則反映了中國對亞洲國家政治安全影響力的不足,缺乏安全議題的議程設置能力和運用實力服務於自身安全利益的能力。

針對中國實力與亞洲影響力不平衡的現象,中國在實施"一帶一路"過程中採取了增加威望,說服引導到主動防衛的戰略手段。在穩步增加中國影響範圍和權重的基礎上,其"王道思想"的治理思維對於距離儒家文化圈文化距離較近的國家產生一定影響力,但對於那些距離儒家文化圈文化距離較遠或者一直試圖擺脫儒家影響的國家並未有足夠的說服力。引導經濟合作共贏的戰略手段對於經濟發展預期較好的國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作用,但容易被一些經濟衰退的國家當作國內經濟的"替罪羊"。其使用介於引導與威懾之間的主動防衛戰略手段,並未隨著中國戰略手段的升級而產生相應的影響力,相反應該警惕這一戰略手段所產生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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