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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广泛支持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与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正式将"一带一路"列为中国新一轮"走出去"战略重点。"一带一路"横跨三大洲，贯通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独联体、西亚北非和中东欧7大区域，涵盖66个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达21万亿美元，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沿线绝大多数国家属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经济发展后发优势强劲，与中国经济具有良好的互补性；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十分落后，是目前制约中国与沿线各国深度合作与共同发展的薄弱环节。为此，《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从而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之多、跨越空间之广前无古人，沿线各国在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必然给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带来无法回避的风险和挑战。为此，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和投资需求潜力，探讨中国面临的投资合作机遇、外在风险与自身挑战，提出应对思路和策略选择，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构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投资的进展与挑战

(一)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投资的进展

从投资规模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合作规模日益加强。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3987份，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1%，同比增长7.4%；完成营业额692.7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完成营业额总额的44.9%，同比增加7.6%。2016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8158份，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同比增长3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同比增长9.7%。

从区位分布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中东欧地区吸引中国投资的起点较低，但增长迅速，未来潜力巨大。根据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6》，2015年，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老挝、孟加拉、泰国、越南、埃及和土耳其是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承包工程领域十个最大的国别市场，其中东南亚国家5个，南亚国家2个，西亚北非国家3个，中国与这十个国家新签合同额合计570.2亿美元，占“一带一路”市场的61.5%；完成营业额合计352.2亿美元，占"一带一路"市场的50.8%。

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力、交通和房屋建筑是目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领域。根据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6》，2015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中，电力工程建占27.4%，交通运输建设占16.2%，房屋建筑项目占15.7%。目前，中国企业参与投资合作的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二期、卡拉奇高速公路、中老铁路已开工建设，土耳其东西高铁、匈塞铁路等项目也正顺利推进，这些项目的推进将有效地改善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有力带动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关系发展势头良好，经济结构互补优势明显，现有的合作机制趋向成熟稳定，现有的合作基础也越来越稳固扎实，这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的设施相通和共同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强大助力。但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战略的具体规划和实施还需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中国企业对沿线基础设施供求状况了解、投资环境适应、风险程度把握、相关信息分析、资金市场运作等都缺乏经验，战略的推进实施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这里既有来自于沿线东道国的外在风险，也有来自于中国的自身挑战，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非经济方面的因素。

(二)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投资的外在风险

大部分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市场机制不健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经济结构单一，市场化程度低、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管理水平落后、经济稳定性差、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也有一些国家国内市场封闭，与中国经济依赖度较低，外资进入难度大。如果选择对上述问题十分严重的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很难依靠市场机制来投资运营，因此会对国内投资企业的利益和分配带来潜在风险。

部分国家政治风险较高，投资环境较差。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北非等地区的部分国家地缘政治复杂、政权更迭频繁，再加上宗教、民族矛盾突出以及地缘政治敏感导致部分地区武装摩擦和冲突不断，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盛行，区域政治风险极高，投资环境恶化。而"一带一路"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项目能否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作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对华关系状况，两者的矛盾必然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投资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由于当地政局不稳，中泰高铁计划流产，中缅密松大坝工程被叫停，中国在利比亚、伊拉克、乌克兰、叙利亚等国的投资也遭遇到困境和损失。

主权争端局部凸显，政治互信不容乐观。东南亚、南亚等部分国家与我国存在有关领土和领海主权的争端问题，再加上美、日等战略实施区域外因素的干扰，不仅可能激化既有矛盾，引发沿线国家更多的安全疑虑，甚至还会引爆局部的地缘冲突；少数国家与我国缺乏政治互信，再加上西方大国宣扬的"中国威胁论"，导致一些国家对中国推行实施和平发展战略心存疑虑；还有些国家担心中国企业投资会冲击当地传统产业，破坏当地的资源与环境，等等。这些争端和矛盾可能会使"一带一路"所依托的稳定发展环境遭受破坏，对中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造成压力和挑战。

各国利益和制度环境的差异加大协调难度与风险。"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与合作建设涉及相关多国的利益，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利益目标，即使同一国家内部的各级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利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要顺利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必须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促使各国以及各主体间的利益能够保持一致性。因此，中国对沿线基础设施投资必然要承受较高的协调成本和投资风险；另外，沿线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社会体制、法律和政策体系等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国家之间的协调难度，从而也加大了基建企业的投资风险。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通过借用"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对中国海外投资风险进行评级，其中包括"一带一路"沿线35个国家的风险评级。评级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风险较高，其中政治风险是最大的潜在风险，而经济基础薄弱则是最大的掣肘。从总的评级结果来看，低风险级别仅有新加坡一个国家；中等风险级别包括26个国家，占35个国家的74%；高风险级别有8个国家，分别为西亚北非的伊拉克和埃及，独联体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南亚的孟加拉，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三)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投资的自身挑战
 
"走出去"起步晚，企业经验不足。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才刚刚起步，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周期长，设备移动性能要求高，工程难点大，资金需求量大，基建企业大规模"走出去"跨国经营管理、大范围国际拓展与合作等经验尚且不足，特别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从原有的工程建设承包向股权投融资方向转变过程中，缺乏成熟完善的运作机制，从而制约了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中国企业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缺乏更多融资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资金需求量较大，但目前融资渠道单一，虽然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成立并投入运营，但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企业海外融资中，只有少部分企业选择境外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大部分境外项目融资支持都是以主权借款和以能源、资源做抵押的借款，而且融资规模比较小；国内金融机构开展外汇贷款的意愿不强，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非常有限，而且与国际相比，国内融资成本比较高，这又进一步加大了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

国际化专业人才缺乏，专业中介机构能力不强。由于语言限制、文化差异、以及国内专业人才培养不够等因素的影响，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的涉外会计、律师、谘询等中介机构的发展程度较低，专业能力不强，特别是涉及国际调研、项目设计、信息谘询和风险评估等方面能力不足且缺乏国际经验，这些都会影响中国对外进行大规模和高水平的基础设施投资。

部分中国企业过于急功近利，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一些国内企业只注重短期利益，缺乏对项目现实合理性的评判，不顾及项目的前景和当地财政实力，盲目签约，导致项目停产，如中铁在委内瑞拉的高铁项目如今已变成废墟，75亿美元打了水漂。还有一些企业在国内习惯了不顾及自然生态环境，只关注经济利益，并将这套陈旧的思维模式运用到"走出去"对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中，忽视当地民众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导致投资项目屡屡被叫停。如商务部牵头、中国企业投资1.8亿美元的墨西哥"坎昆龙城"项目，因乱砍乱伐当地森林而墨西哥环境保护署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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