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中的亚洲秩序与中国影响力分析

2017年12月05日

徐晏卓

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性大国已不再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议题。现有文献充分讨论了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对亚洲乃至全球秩序的冲击和影响。一些研究比较乐观地认为中国的崛起代表着"非西方世界"对美国主导下以民主和市场为金科玉律的国际秩序的反思,以及国际秩序公平化的大趋势。中国在亚洲的领导作用将促进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的转变。另外一些研究人员比较悲观地强调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对于现有亚洲格局不可避免的挑战和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安全危机和治理危机,挑战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制,以及亚洲海洋国家和半岛国家占据优势的海权。也有更多的研究介于两者之间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会大幅度颠覆现有的亚洲秩序,而是为其注入新的元素, 未来中国将成为亚洲秩序中最核心的成员,但随之而来的大国角色的调整和转换,可能引发相当长时期的动荡和磨合。这些研究广泛探讨了中国对亚洲秩序未来发展三种趋势(美国为中心的温和霸权体制;亚洲新强权的出现和正在兴起的次区域主义)的影响,并从中美和周边国家的视角分别予以政策建议。这些文献的共同点是明确了中国在未来亚洲秩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地位,以及随着中国外交愈发"奋发有为"对亚洲秩序不可避免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对中国在未来区域秩序中位置的判断往往基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能力,而直接推定中国拥有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会转化为中国对周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以实现中国在亚洲的利益诉求,比如正向地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或负向地在亚洲地区争霸。但中国所拥有的政治资源、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化为亚洲国家对中国崛起后亚洲秩序变化的认同,多大程度上可以协助中国完成其既定目标,又或者中国不断增强的国家实力是否反而成为其对周边国家影响力的负资产,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维度和答案。本文选取"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战略与周边国家对中国重回亚洲中心位置的亚洲新秩序认同为例,旨在评估中国将其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转化为影响力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一、确定中国的影响能力

1. 理论框架

社会学者基斯特赖布(Keith Tribe)在解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权力的经典论述时提出"一个行为体的权力资源可能会被利用与转化成利己成果,但未必能够完全转化或者完全得以利用"。他的论述抽象地指出了行为体实力与影响力之间存在的转化以及不对等转化关系。政治学者考克斯(Robert W. Cox)和雅各布森(Harold R. Jacobson)在其解读国家国际影响力的着作中对于影响力的定义与社会学者看法相类似,认为影响力实际上是一种"实质"(actuality),其大小取决于被影响者多大程度可为施加影响者改变自身的行为以服务于施加影响者的目标。该定义将影响力这一抽象的概念和其模糊的衡量标准具体化,实物化。在国家层面,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于1990年将"权力"的论述延伸,提出了被广泛关注的"软权力"概念。根据奈的定义,"软权力"是"使其他人想要你想要的后果"的能力。具体而言,奈认为其所提出的"软权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感召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但他没有解释清楚"软权力"与其相对应的"硬权力"之间的界限以及两者之间的转化关系。国际关系学者吴翠玲(Evelyn Goh)在其国家影响力的文章中把"软权力"与"硬权力"衔接起来,认为权力是一种资源,而影响力则是资源的运用。而在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方面,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理论学者鲍德温(David Baldwin)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他在其着作中指出,当前衡量国际权力关系最大的缺失在于没有明确范围、重要性以及其导向的结果,而是过分夸大了权力资源对这三者的转换。相比于一般的财富和物质转移,将权力资源转化为影响力是间接的,也是不完全对等的。为了将权力资源的转化具体化,鲍德温在该文章中不仅指出了权力资源转化为实际影响力的局限性,同时将实际影响力的衡量指标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即范围、权重和主导性。

通过上述的文献综述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推论:首先国家影响力不等同于国家的重要性,衡量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并不仅仅是该国的实力和国际存在(也就是鲍德温提出的权重和范围),而且还应包括该国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以及影响其他国家服务于本国战略的能力(即鲍德温提出的主导性)。第二,国家影响力不同于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不断增长的资源和能力并不一定会转化为该国的影响力。不同国家的国家实力转化成国家影响力的能力并不相同。国际社会中不乏以小搏大的案例。第三,国家影响力不同于国家能力(state power)(或国家影响能力),国家能力强调的是施加影响国对于本国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等实力要素的使用和转化,而国家影响力的衡量不仅取决于施加影响方,同样需要关注被影响国家或地区。国家实力转化为国家影响力的能力不仅与施加影响国的国家能力有关,而且与受影响国的既有利益和战略息息相关。第四,一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国家"硬权力"与"软权力"综合运用的结果,很难将两者割裂。比如,经济实力就是一个介于"硬"和"软"之间的地带。

因此,本文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对于某个地区的影响力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横向和纵向分析。1) 施加影响国的战略目标与受影响国家的利益关系:与本国利益无直接相关性;关系到本国的经济福利;关系到本国的国家安全。2) 施加影响国自身的影响能力: 范围;权重;主导性。3) 施加影响国家所愿意投入的资源:威望资源;引导说服;威慑。由于同一国家在同一地区和同一时间段内的自身影响力相对比较固定,因此,第1和3项标准的六个影响因素更具变动性。理论上这六项标准可以导出9种组合,具体上实施方式和效果取决于施加影响国与受影响国双方的意愿和投入的资源。尽管很显然,与受影响国家利益关联度低或者利好的诉求,更容易实施成功,但这一理论框架依然可以验证一下三点内容:1. 表面上看来在国际事务中,综合性大国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可以使用让利、施压、威慑等方式促使中小国家服务于自身的战略或利益,但反过来中小国家同样具有相当的实力促进或者削弱大国所实施的战略规划。2. 施加影响国家投入资源的升级(从威望到威慑)是否意味着受影响国家更容易听从或屈服?3. 哪些因素是国家影响力实施的关键。

2. 中国的国家影响能力解析

结合上文的理论框架分析,本文在衡量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中,首先需要从范围、权重和主导性三个方面入手确定中国在该地区的能力。而后再根据中国在该地区欲施加影响力的意愿和受影响国家的接受度,具体衡量中国将国家资源产出为国家影响力的能力。因此,在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形塑亚洲影响力这一案例之前,先要确定中国在亚洲地区所拥有的影响能力。在本文中,范围指的是中国在亚洲国家存在的格局和延伸的触角,权重指的是中国在亚洲国家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而主导性则指的是大体上中国在亚洲国家存在的方式和引导亚洲国家服务于本国战略规划的能力。当然这三个指标本身颇具主观性且在不断变动中,但为了更好地解释"一带一路"战略与亚洲国家对中国形塑亚洲秩序的接受度这个案例,本文则假定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能力这一指标在此案例分析期间为固定的,由此为基础进一步将关注点投入到施加影响国与受影响国双方的意志和意愿。

首先,在衡量中国在亚洲影响范围方面,最先受关注的通常是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范围。一般研究认为中国已经与周边国家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这一联系改变了本区域的政治经济格局。潘峰华等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不平等的经济依赖度;贸易网络存在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在周边贸易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在亚洲地区经济比重的攀升以及与周边国家产业链的增强,其也在通过进一步推动亚洲国家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在本地区经济引擎的地位和延伸在本地区的经济触角,比如加入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成立丝路基金,设立亚投行等。钟腾飞在对比亚洲开发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亚洲的定义后认为,随着中国在亚洲经济比重的增加和中日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亚洲地缘经济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亚洲的定义不仅包括传统的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和西亚等五个区域,还包括太平洋国家,其概念更接近"亚洲─太平洋"。在安全领域,一般认为中国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其超越"东亚中心"地缘区域认知的表现,此后中国开始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纽带,参与构建地区安全机制,全面规划与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周边区域。2015年美国在其海上战略纲领性文件中首次提出"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概念,尽管这一概念隐含着美日地缘政治的观念,旨在防止中国在印度洋拓展势力,但反过来看这也反映了美国亚太同盟体系正以一种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周边地区。总之,中国根据自身的实力和发展,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逐步扩展了在亚洲地区的存在和影响范围。

第二,在衡量权重方面,从经济领域来看,亚洲国家与中国经济的紧密联系不仅提高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经济比重,同时也大幅增加了中国在亚洲国家的经济重要性。外汇储备、出口能力、吸引外资和国内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和中国制造、中国投资的突出表现也为中国在亚洲积累了大量的国际经济影响能力。在外交政策领域,大部分中国学者都同意中国的声音、意见和主张受到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重视,区域事务的处理与区域争端的解决也离不开中国的态度和协助。此外,中国在亚洲区域组织和区域多边会议中的角色和地位,比如近年来成功举办了APEC峰会、亚信峰会;通过澜湄合作补充已有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推动成立亚投行等等,不仅提高了中国对亚洲事务的参与度,更有助于中国增强在亚洲的重要性。也有学者指出近年来中国提升了周边国家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倡导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意在为亚洲发展中国家谋利,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声,这将增加了中国外交的权重。在军事领域,由于中国奉行不结盟原则,未如美国一般向盟友提供安全保障或大量的军事援助,也像俄罗斯一般向其他国家转让或出售大量军备和技术,因此中国在军事上对周边国家的权重比较有限。在政治制度和文化领域,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国内政治体制和传统文化,其独特的发展经验和传统文化智慧受到周边国家的关注。近年来,中国还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强中国当代文化的"软权力",比如制作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乌镇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等。但毕竟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还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也不同于西方国家,因此,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权重也比较有限。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在亚洲经济、外交领域成绩斐然,但对于受影响国家来说,经济、外交与军事、政治对该国的重要性显然不同,大部分国家在两者不得不进行取舍的时候,一般会倾向于后者。这就解释了为何在中国已经成为大部分亚洲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的情况下,亚洲地区依然出现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格局。因此,经济上的成就和指标可以充分反映中国经济在亚洲的权重,但并不能简单地将之联系成中国主导亚洲事务的能力,更不能直接推定为中国的国家影响力。此外,权重带来的影响结果可以是正向,也可以是负向,比如有学者认为批评中国或者美国再平衡政策的制定也是中国国际影响度提升的体现。本文认为中国被批评是地区国家对中国外交和发展的重视,体现的是中国在亚洲的权重,而中国的影响力则应局限于事物朝着积极或者有利中国的方向发展。

第三,在主导性方面,一些学者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国内的外交和国民情绪开始弥漫着一种胜利主义的心态,不仅期望华盛顿包容中国的第二大国地位,而且希望随着中国对外实力的增加,中国可以较严厉和更容易地处置围绕中国的多个较小的麻烦制造者。但随着中国的崛起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加深,这些预期并未在短期内得以实现。根据2015年国防白皮书,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邻国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向华挑战;朝鲜半岛局势不稳定均对中国的周边安全造成不利影响。这间接显示了中国主导周边安全局势的能力有限。此外,一般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参与亚洲区域组织的议程设置能力依然较弱,甚至与印度和韩国等依然各有千秋,这与我国十四亿人口基数和国家实力并不相符,且在国际舆论中的"软权力"不足。

更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安全领域主导力的局限性也逐渐对中国的优势经济领域造成冲击。近期,美国不仅加强与其盟友的联系,更主动与东盟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并推动了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试图将中国排挤到区域治理之外,比如次湄公河倡议;美国-东盟峰会;TPP等。尽管在经济领域中国倡导的是广泛的贸易协定但还是有不少亚洲国家选择加入高标准的TPP,这其中不仅包括相对发达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甚至还包括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越南、老挝、泰国和印度等国家。这些迹象显示中国主导周边国家的能力与国家实力不匹配,不仅在其权重较弱的军事安全领域,甚至在其优势的经济领域仍然很难主导区域治理机制。

按照本文的分类将国家影响能力细化为范围、权重和主导性三个方面,那么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范围、权重与主导性之间;以及经济、外交领域的影响力与政治、军事、安全的影响力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尽管中国的国家实力使得中国在亚洲的触角延伸广泛,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中国运用这一实力设置议程,影响亚洲国家的能力仍显得不足。在这一综合判定的基础上,下文将以"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战略与亚洲国家对中国重回亚洲中心位置的亚洲新秩序认可度为例,进一步分析在中国实力与亚洲影响能力不匹配的情况下,中国作为施加影响国家对亚洲受影响国家的影响力如何,并尝试通过分析哪些因素会左右中国施加影响力。

二、"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战略分析

确定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能力后,这一部分将以"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为例,从中国的战略目标、战略手段与亚洲国家的利益关系两个层面进一步分析中国的亚洲影响力。

1. "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战略目标

2013年10月24日、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是2006年以来我国首次召开的针对外交政策的重要会议,也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个针对周边外交的座谈会。这次会议距离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仅相隔一个多月时间,充分显示了亚洲周边国家在"一带一路"这一中长期战略中被提升到与大国同等甚至更重要的位置,可以说亚洲国家是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础和关键。中国对亚洲国家实施影响力的大小决定了"一带一路"推进顺利与否。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本文认为中国构想的亚洲秩序可以具体细化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区域战略目标的扩大与完善。对"一带一路"这一历史概念的传承和超越显示了中国在强盛时期不同于西方"霸道"的"王道"治理逻辑,在现今体现了中国重拾大国地位的宏伟战略目标以及中国崛起后与周边国家利益共赢的历史经验和外交政策良意。在历史上"丝绸之路"商路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不仅展开了沿线国家的商品贸易往来,同时也由沿线国家共同保障和维护商路通道的安全。而商路通道的拓展与延伸,与中国的自身的经济繁荣和沿线国家的社会稳定密不可分。因此可以推论这一历史概念的再演绎包括了两个含义,即经济范围与运用经济实力提升影响力。一方面,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经验都集中在内部资源与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经济发展的范畴将扩大到对整个区域和经济带资源的整合和结构调整,这无疑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范围和权重。另一方面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往来是以经济为先导,外交也是以经济合作的方式为主。在现有"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为了与周边国家创造更为全面和平衡的交往模式,外交,安全和软实力等因素并重提升到与经济并重的位置。

第二,与亚洲国家关系的转变。在前两任政府执政过程中,中国的外交战略更多的着眼于大国政治与全球视野,亚洲周边国家相比较之下有些冷门。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亚洲周边国家被置于与大国同样重要位置,与大国的关系也被放置到亚洲地区内重新审视。比如,与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从以往的大国政治逐渐转变成为在亚洲多边框架下的区域关系,中国与这三国的政治经贸往来也在东盟+3,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峰会等东亚,南亚和中亚的多边框架下进行。

第三,重拾中国亚洲中心国家的位置。"一带一路"战略将中国置于亚洲泛区域关系的中心位置,但这一中心位置并非封闭和排他性的,相反中方的态度是开放和包容的。尽管美国和俄罗斯并不属于亚洲国家,但中国认可与其在亚洲周边地区共存的现实。中方一直倡导的"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是为了避免"一带一路"倡议沦为大国零和政治游戏。外交部长王毅将其解释为"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

2. "一带一路"的亚洲战略环境

"一带一路"战略于2013年提出,经过2014年广泛的宣传到2015年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中国逐步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秩序造成了影响和冲击。表一使用了ABS亚洲风向标第三波和第四波调查数据资料,用以分析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亚洲战略环境。ABS亚洲风向标第三波数据调查在2010-2012年间开展,而第四波数据调查则于2014-2016年开展,期间的民意动态变化恰好可以反映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前后,亚洲国家的民意变化。根据表一的数据,亚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在亚洲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未来十年最有希望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绝大多数亚洲国家民众支持中国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这一看法的比率有所提高。对比未来十年与现在,所有亚洲国家认为中国将成为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率都有明显大幅提升。这一趋势体现了中国在亚洲被广泛认可的影响能力,且这一影响能力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有了稳步的提升。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认为美国是亚洲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率与认为是中国的基本持平。这反映了亚洲国家对于中美在亚洲地区共存的认可,但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非此即彼地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认为美国是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率开始降低。此外,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对本地区和本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亚洲国家认为中国对本国带来积极影响的比率有所提升,而对本地区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比率反而有所下降。这几组数据的比率和趋势显示,亚洲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基本持积极的态度,认可其对本国的积极影响却对本地区积极影响存疑,反映了亚洲国家不愿错过”一带一路“战略对本国经济带来的机会同时也对这一战略对本地区格局带来的影响在安全上表示担忧。也就是说在短期内,"一带一路"战略并不能很快的改善目前亚洲"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格局。然而尽管当前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处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但在中长期看来,亚洲国家一般认为中国有希望取代美国成为本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而美国的影响力随之下降。这也意味着"一带一路"战略在中长期看来有可能有助于中国形塑以中国为中心国家的亚洲秩序。

3. "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战略手段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在形塑中国为中心亚洲秩序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战略手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历史概念的传承;国内外的连接以及大国关系的博弈。历史概念的传承主要使用威望的战略手段;国内外的连接主要使用经济引导的战略手段;而与大国关系的博弈主要使用的仍是引导,并逐步升级到主动防卫,但并未完全使用威慑的战略手段。这个三个层面被亚洲国家的接受程度决定了中国亚洲影响力-主导性方面的能力。下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分析这三方面战略手段实施与受影响国家的接受度。

首先,"一带一路"是一个历史概念,很多学者认为重提这一概念蕴含了中华文明历史上王道思想超越西方现代国际秩序维度的"软权力"。根据表一的数据,与中华文化更接近的国家,比如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和韩国,以及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马来西亚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对本地区的积极作用更为认可和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与中华文化圈文化距离较远的国家,比如菲律宾和缅甸等国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和对亚洲的积极作用认可度较低。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数据差异显示亚洲国家对历史概念的解读与中方不尽相同。部分亚洲国家担心“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亚洲秩序是中国意在恢复华夷秩序,本国恐沦为藩属国的地位。此外,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是一个强大、先进、统一的中国与一个相对落后无序的亚洲,而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却是一个正在崛起过程中的中国与一个文化身份认同各异,历史问题仍未妥善解决的亚洲。因此,使用这一历史概念形塑亚洲秩序需要处理的不仅是经济领域与亚洲国家的联动,更重要的是增强亚洲国家对中华文化圈和历史史观的认可和认同。

第二,"一带一路"战略是以中国为起点向多个方向延伸连接欧亚沿线国家。根据表一数据,亚洲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更为认可中国对本国的积极影响,但对中国对本地区的积极影响认可度有所下降。这从另外一个方面验证了很多学者提出的亚洲经济安全二元格局现象。从对本国积极影响度的数据来看,经济发展预期较好的国家,比如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对中国对本国经济影响的看法比较积极,而相反经济发展预期较差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菲律宾、蒙古和台湾地区对中国对本国经济影响的看法比较消极。这一数据趋势隐含着一个潜在的问题,尽管亚洲国家普遍认可"一带一路"战略为本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但对本国经济消极的看法也与中国绑定在一起使得中国很容易成为亚洲国家国内经济问题的"替罪羊"。

第三,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同,亚洲不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相反它已经与全球体系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尽管"一带一路"战略所形塑的亚洲秩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亚洲,且尊重传统域外大国,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一区域的存在和地位,但与中国的互联互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削弱了部分国家与域外大国固有的连接方式和联系紧密度。表一的数据显示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亚洲国家对中国对本国的积极影响度有所提升,而对本地区的积极影响看法有所下降,同时反映了亚洲对中国作为亚洲中心国家所产生的风险存在一定担忧。也就是说尽管亚洲国家对与中国战略对接有信心,对中国对本国的积极作用认可,但对与中国一道分担亚洲区域风险的模式存在疑虑,对中美在亚洲共存持怀疑态度。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战略资源投入的升级,比如在南海问题中从以往的经济合作扩大到加强区域防卫,并没有带来主导这一事务能力的增加。不仅一些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借助大国之间的博弈试图以小搏大,一些与中国没有太多安全利益冲突的国家也随着中国战略资源投入的升级对中国主导区域秩序产生消极看法。从表一数据来看,东南亚国家中,不仅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态度强硬的菲律宾和越南不认可中国对亚洲的积极作用,与中国没有领土争端的新加坡、泰国和柬埔寨在2014年以来认可中国对亚洲积极作用的比率也有所下降。

三、中国对亚洲影响力评述

中外学者的分析和民意调查数据均显示中国在亚洲具有相当的影响能力,但这一影响能力往往集中在影响范围与权重上,在主导性方面中国影响亚洲的能力比较有限。且中国在经济领域和外交领域的影响能力较强,而在政治文化和军事领域的影响能力较弱。在评述"一带一路"战略形塑亚洲秩序这一案例上,尽管在该战略提出后中国的影响能力得到稳步增强,但在影响范围、权重和主导性之间影响能力的不平衡与经济、外交和政治、军事影响能力的不平衡表现尤为突出。因为,在分析"一带一路"形塑亚洲秩序的过程中,衡量中国亚洲影响能力的参照对象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过去的状况或者其他亚洲中等强国。这势必对崛起中的中国的国家影响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在亚太的防卫心理越发严重,认为中国在亚洲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正当行为是"强硬"和"挑衅",通过其军事和政治话语权的优势,在亚洲国家取得了相当的影响力,削弱了中国凭藉自身实力解决亚洲事务的能力。但衡量中国亚洲影响力不单单是中美影响能力的比拼,而是对现有资源实力运用的能力的分析。因此,以案例为基础衡量中国国家影响力不仅需要评估中国的国家影响能力,而且要分析受影响国家的态度以及中国为实现战略目标所投入的资源和手段。

对于除了大国盟友之外的大部分亚洲国家来说,作为一个自主的国家行为体,其决策是基于各自国家利益权衡后的举措,而不是遵循中美任何一方的态度。这表现在对于与亚洲国家利益相对较为无关的议题,比如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些国家往往尊重中国的态度和立场。这样的尊重和支持与中国的国家实力运用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因为在中国尚未崛起的时候,亚洲国家也一贯尊重中国在内政问题上的主张和立场。也就是说在中国与美国在影响能力仍有差距的前提下,增强亚洲影响力的关键并不在于中美短期影响能力差距的缩小,而在于亚洲受影响国家的态度。就目前的数据调查结果看,中国国家实力增强后,亚洲国家普遍乐于借助中方提供的发展机会,对"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合作普遍表示欢迎。但在涉及本国政治和安全利益的问题上,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中国实力的增强,而在一些与中国有安全利益冲突的问题上有所收敛,相反一些中小国家反而表现出了更强硬的态度。如果说菲律宾等盟友国家强硬的态度是美国围堵中国纵容亚洲中小国家的结果,那么一些原本较为温和国家的强硬态度则反映了中国对亚洲国家政治安全影响力的不足,缺乏安全议题的议程设置能力和运用实力服务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能力。

针对中国实力与亚洲影响力不平衡的现象,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采取了增加威望,说服引导到主动防卫的战略手段。在稳步增加中国影响范围和权重的基础上,其"王道思想"的治理思维对于距离儒家文化圈文化距离较近的国家产生一定影响力,但对于那些距离儒家文化圈文化距离较远或者一直试图摆脱儒家影响的国家并未有足够的说服力。引导经济合作共赢的战略手段对于经济发展预期较好的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但容易被一些经济衰退的国家当作国内经济的"替罪羊"。其使用介于引导与威慑之间的主动防卫战略手段,并未随着中国战略手段的升级而产生相应的影响力,相反应该警惕这一战略手段所产生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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